或许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时间的流逝与时代的变换显得既迅疾又模糊，海量的信息对人的记忆所产生的近乎淹没与遮蔽的影响，既会让人容易不再敏感于时间与时代的流变，又会让人在某个蓦然回首的瞬间震惊于迭代导致的那种过于巨大的时空距离感。

　　也正因如此，当我读完刘旭的小说《翼人》时，就有了种奇怪的错觉，似乎其中的人与事更像发生在离当下有些遥远的年代，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或本世纪初，而不是2010年以后的。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似乎多少暗示了这篇小说的一个颇为关键的信息：叙事者“我”与那个要以飞行赢得媒体关注的孙宗信，其实都有着与时代脱节的落伍意味。

　　这种猜测当然会令人有些诧异。“我”是2003年大学毕业，而孙宗信是1996年中专毕业，这样算下来，孙宗信比“我”至少要年长三到四岁。“我”应是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而孙宗信则应是1978年左右生人，只差了三四岁，却是生自两个时代。到2010年左近，“我”也不过是三十出头，而孙宗信则是三十六七岁。两个人分明都处在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段，怎么就说他们与时代脱节和落伍了呢？

　　在小说的开篇部分，“我”除了面临妻子要求离婚的最后通牒，也交待了自己大学毕业后到海滨城市青岛的一家报社工作，成为一个颇不受领导和同事们待见的边缘记者的处境。与工作环境格格不入的“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既没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环境，也没有多少眷念故乡的意思，事业无所成就，收入也不值一提，整个就是一种无根而又无助的漂浮状态。但“我”又是个颇有自尊心和倔强的人，这不仅固化了他的那种跟报社环境格格不入的边缘人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他与积极上进的妻子关系的逐渐瓦解。作为一个既在不自觉地混着日子又有些不愿承认自己已然输掉人生的人，他最后拼力坚守的，就是在离婚过程中要争得儿子的抚养权。

　　跟“我”的那种被命运随手戏弄的经历相比，孙宗信所经历的则是一种被命运毁掉的人生——他中专毕业后就进入了大国企，长春某汽车厂，做了耿直的技术能人马国华的徒弟，学到了一身好手艺，还做了师父的女婿。但后来随着聋哑儿子的降生，他的整个生活就开启了通往毁掉的进程。尤其是儿子走失之后，孙宗信为了不耽误妻子选择了离婚，然后为了曾经对儿子做出的一个小小的承诺，来到了青岛，变成了飘零异乡的无所归依者。

　　无论是“我”的倔强，还是孙宗信的执拗，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都显得特别地不合时宜，也都是那种在现实中找不到可以依托的发力点的状态。“我”虽然是个报社记者，却是个边缘化的存在状态，既无资源也无话语权。为数不多的因为记者身份而获利的机会，就是出现在认识孙宗信之后，他接受了后者的微不足道的贿赂。按理说他们所处的时代，互联网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而他们显然都跟网络是疏离的。否则的话，孙宗信要飞这件事，即使还没有变成真实的事件，“我”只要用心写写，也是足以在网络上引发很多关注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由此可知，“我”作为报社的记者，跟这个时代的脱节有多么地严重，这也几乎就是他作为报社里的边缘人、事业上的不成功者和婚姻里的失意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特别麻木迟钝状态的象征。跟“我”的这种被抛弃的状态相比，孙宗信则近乎一种自我抛弃的状态。也正因如此，他们的相遇才会显得如此地诡异而又顺理成章。

　　对于处境尴尬的“我”来说，孙宗信的悲剧命运固然能多少引发他的一些同情，但从心理上讲，他还是保留着某种身份优越感的；自己的惨淡人生跟孙宗信的悲惨处境相比，似乎也还没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至少，他还可以在离婚事件中坚持拥有儿子的抚养权，尽管从现实条件上说他根本没有任何获胜的优势和机会。他不知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跟孙宗信的处境并无本质的区别，他注定要失去儿子的抚养权，他的净身出户将是彻底的，打败他的不是即将嫁给条件优越的企业家的妻子，也不是不待见他的报社领导和同事们，而是已然流行的异常现实又功利的社会价值观。

　　甚至，“我”都不知道，他争夺儿子抚养权这件事里所包含的父子情深，都无法跟孙宗信相提并论。后者尽管在儿子诞生后遭遇了两次重击——儿子天生聋哑，然后又走失，但他对儿子的那种深深的内疚和无尽的爱，以及无法化解的失子之剧痛，这几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之后所催生出来的那种自我牺牲的决绝——为了让生死未卜且不知流落何处的儿子有可能在报纸上看到他能飞的新闻——却是“我”所无法企及的。“我”不过是出于媒体人的猎奇心理来到孙宗信面前，只是想写出一篇能引发广泛关注的报道才走进孙宗信人生的最后时段的。尤其是到了小说末尾，当“我”终于见证了孙宗信的“飞”不过是以一死求得彻底解脱的行为时，支撑他的最后那点信念也随之崩溃了。

　　错误跟错误是不一样的，失败跟失败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的错误是那种被动处于边缘状态的混日子，那么孙宗信的错误则只是一次意外的情绪失控打了儿子，导致儿子离家出走；如果说“我”的失败有其必然的逻辑，那么孙宗信的失败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可是，很多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地不公平，必然的失败常常未必是没有未来的，但偶然的失败似乎总是更为彻底地没有未来。

　　“我”在拼力谋求儿子抚养权的过程中固然有对儿子的深爱，但实际上也掺杂着对离婚事件的应激反应，是不想面对和接受一场彻底的生活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心智上还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甚至还不能理智地面对婚姻失败的事实，以及儿子未来成长究竟怎样才更合适这样的具体问题。他更在乎的其实是自己的面子。在亲眼目睹孙宗信以那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他内心所受到的刺激和震撼固然是超乎其想象的，可是，这样的经历真的能让他有所觉悟吗？这还是个未知数。以他的心境状态，不仅还谈不上能清楚地认识自我的生，也认识不到但求一死对于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小说最后，“我”坐在孙宗信纵身跃下的悬崖边上，面对着茫茫大海，望着远方：“远方没有别的，只是天连着海，海连着天，它们带着生机，相互依偎，并作一线。我也没有别的，只是孑然一人，再无凭依。”

　　作者刘旭为这个小说命名为《翼人》，显然这个名字指向的只不过是虚妄的所在。在现实世界里，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只有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和处于非常无力状态下的成年人才会想象自己最好能生出羽翼，可以像鸟那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吧。可是，那些面对日常生活都倍感无力的成年人所能有的常常不过是不断下坠的状态，而且，他们通常都不大可能意识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有可能阻止其下坠的“羽翼”，只能是精神觉悟意义上的。

　　由于语言的关系，这篇小说通篇弥漫着浓郁的东北气息。作者对东北方言的运用自如，也让这篇小说的文本有种近乎悖论的气氛：鲜活多姿的东北方言所着力烘托的，却是极为悲伤的气息和氛围。尤其是那两个主人公，“我”和孙宗信，不管他们的经历是怎样地糟糕，但作为男人，他们其实都有某种坚硬的一面，或许，正是这种“坚硬”，才更让他们在面对现实时的无力感显得异常突兀，就像石头，正因其坚硬，才会不易变通，会在意外的重击之下忽然破碎。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