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朱惠最近正打离婚，我老早跟她挑明了，啥也不要，孩子给我就行。她算开明，挺理解人，满足了我半拉条件，同意我净身出户，但孩子说啥都得跟妈，姓也要跟着改，她说姓朱有帝王命。我俩因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更不乐意坐下来好好商量。或许都觉得走到最后，没啥沟通的必要了，所以也就有意无意地厮磨着双方最后的气力。我觉得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前两天为这事，我去了她单位一趟，才知道她已经辞职了，过段时间会离开青岛，去重庆。早听别人说，跟她好的那家电池厂老板要给她在那儿买个江景房，看船来船往。我是不行，晕船，一碰水面就想吐。
这些天我没回家，一直在报社分配的宿舍住着。领导说怕我寂寞，每天都给我安排值班，说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我明白咋回事，也懒得反抗，无非是坐在旮旯里等电话，渴了喝茶水，困了眯一觉，醒了抽根烟，挺自在的。精神了，再泡个大碗面，一片氤氲中，啥不愉快都能忘了。我没偷懒，值班的时候，还真接了几个电话：一星期前，有个赤脚医生说自己被宇宙飞船带走了几天，回来之后，发现屁股上卡了个外星戳，每到下雨阴天就痒痒；昨天，即墨田横岛上有个农户，说自己家母猪带着崽子跑了。这些事儿我都哼哈答应着，然后在纸上糊弄写几笔。版面不够了，拿这样的东西凑数，读者还真能乐此不疲地看下去。
那一晚，还没到下班点儿，大雨突然而至。绛紫色的天空瞬时被充满，水珠默契地连成大片，迅猛地敲击着玻璃，企图破窗而入似的。领导要求抓紧下班，办公室像个被捅的蜂窝，嗡嗡一阵，之后重归寂静，只剩我一个了。伴着雷鸣，我看了会儿报纸，主要是A2版，因为气象局又蒙错了，预报说今天晴，降水概率百分之一。我啜了口茶水，兀自傻乐，嘲讽别人的时候，却没意识到，自己同样可悲。
我2003年从中文系毕业，怀着满腔热忱进了青岛这家发行量最可观的报社。报社本地人居多，只有我一个是东北来的。平日相处，大家面上算说得过去，可落到实际工作，总能察觉出不少难以言表的别扭。我知道，有些恶意和偏见的枝蔓，是从心而生的，断不掉，逃不脱。我也清楚，纵使我采写再厉害，也得不到什么尊重，在别人眼里，我不过是个盲流子，可我总是幻想写出几篇好稿子，长志气。多年以前，我使劲考出了东北，怎么也没承想，祖上的地盘没人愿意接纳我。好在感情还算顺利，大学同学朱惠一直都跟着我，我们在市北区贷款买了个房，不大，但顺着窗户能瞅见海，干净，敞亮。年头多了，她澄澈的海看腻歪了，喜欢起浑浊的江河。我能理解，毕竟我在报社这些年，职级和工资基本没变过。她在一家家电企业跑市场，一年一个台阶，嗖嗖嗖地窜上去，钱不少赚，接触的世界也比我丰富得多。我俩早不在一趟线上了。
我不知道为啥又想起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为了让脑子清亮点儿，我点了根烟，均匀地呼起气来。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我拎起话筒，起初里头没人回应，我以为是小孩无端的恶作剧，便扫兴地把话筒往下扣。在触碰到挂断键前，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出来，都市报吗，我有个新闻线索。
我按照惯常的流程回复着他，一边假模假式地夹着电话，一边在纸上漫不经心地划拉。他说他要起飞，打算过些日子在石老人海水浴场出发。我说，勇气可嘉，值得期待。他仿佛没听到我在讲什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接着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通。雨声大，再加上没用心听，我只注意到他收尾的时候说了一句，如果行的话，采访采访我，顺便给我照张相吧。我机械地说了句可以，在留下他的号码后，挂了电话。
这头儿电话刚挂，那头儿朱惠就发来短信：关于孩子的事儿，想明白了么？我合上手机，咂摸一阵儿，回复她：孩子我指定要。我等了半天，她没搭理我，估计正在那头儿埋怨我的执拗吧。我不再自讨没趣，吃了片安眠药，睡下了。本想着一觉整到天亮，但接连不断的梦让我的睡眠支离破碎。刚迷糊那阵儿，我梦见马涛归了我，我俩正悠哉游哉地在中山公园的湖面上划着船。斜阳照着船体，水面起着涟漪，画面温馨又有暖意。没一会儿，朱惠闯入梦境。她会凌波微步，挺立在水面，渐渐向我们逼近。我清晰地看见她正恶狠狠地瞪着我。我舔舔嘴唇，沿着她悬浮的身体看了下去，她手里提溜一把冒着刃光的菜刀，脚下泛着顺时针转动的漩涡。上下打量一番之后，我不寒而栗，下意识地蹬起脚踏船，希望尽快驶到对岸。但我不管怎么用力，脚掌之下都是软绵绵的。桨纹丝不动，焦灼在原地化为徒劳。
我额头满是汗珠，猛的一下坐起来了。十二点十五了，月亮还没升到最高处，光泄得满地都是，我没开灯，就着亮儿下地，喝了口水，撒了泡尿，之后把电池从万能充上抠了下来，安入手机。朱惠依旧没动静。夏夜的青岛很潮热，凉席也跟着发黏，我像只坠入蛛网的飞虫，粘在上面，动，不自在，静，更难受。我眯缝着眼，回想着刚才的梦，嘴里嘟囔着自己也记不起来的话，想差不多了，就仔细听着外头蛐蛐儿近乎平直的调子，困意很快再度袭来。梦续上了。朱惠迫近船体，马涛像个受惊的小驴，吱唔吱唔地哀叫，我听得心疼，却束手无策。也不知怎的，平日里瘦小干枯的朱惠在这太虚幻境中，竟变得如此有震慑力，令人畏惧。她登船了，船左摇右晃，像是遭遇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她一把攫住马涛，团吧了两下，揣进兜里，据为己有。之后眼里闪出坚毅的光亮，没等我反应，刀朝着我砍来。我无处躲藏，只得祈祷死得好看一些。
跟电视剧似的，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会飞的男人救走了我。上升的过程中，风又大又冷，我只顾着打哆嗦，根本顾不上看清他的容貌。等渐渐平稳了，我似乎也忘了这事儿。眼前实在太美。我们与鹰并驾齐驱，广袤的穹顶没有云彩，连负责点缀的细碎的那种都不复存在。只余下一大片蔚蓝，教人分不清那是天空的原色，还是映照出的海面的倒影。书上说，蓝色使人抑郁，以前我深信不疑，此刻，我不再笃信，因为我感到了无尽的欢愉与轻松，以及视觉疲劳。我的思想开始下沉，我发困了，就要睡去。敢在空中睡，完全是出于对飞行者的信任。我观察他有一阵了，他似乎是个老手，娴熟，专注，又稳健，一切显得游刃有余。在滑行了许久后，我们在海中央的荒岛落地。我一个趔趄，脚掌陷进绵软而湿润的沙滩。等抬起头再看，那人已消失不见。他自始至终没露过脸，他长啥样，我真没印象了，连登个报感谢一下都没有机会了。我突然想起，在空中，我好像隐约听见他说了几句话：如果行的话，采访采访我，顺便给我照张相吧。
我踹开薄被，像是被什么召唤了，扑腾一下起来。五点四十五。天已经大亮，街上仍阒寂无人，偶有收拾垃圾的车驶过，留下醒神的《欢乐颂》和一股衰腐的臭味。我从床底下抽出搪瓷脸盆，端起牙缸，肩上搭着手巾，去水房抹擦了把脸。洗完，我用刮脸扒儿对着镜子剃坚硬而顽固的胡须，边剃我边寻思，或许我该给昨晚那个神秘人回个电话。我喝了碗甜沫儿，吃了俩韭菜馅饼，到了报社。打更的老头儿正划拉院儿，见我来了，急匆匆地扎进屋里，拿了个信封给我。我笑么呵地谢过他，拆开一看，是法院的传票。我挠挠头，上楼了，在楼梯间收到了朱惠的短信：我不想弄得太难看，没办法，只能起诉了。我没回复，径直走到工位，从纸篓里翻出昨天记下的那个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接得很快，好像对方在时刻等待着。问清楚他的住所后，我坐着公交出发了。约莫能有一个小时，我到了城南区，一个叫作桃林的村子。村子不大，被高速路分割成了两块，村东头儿，住的是本地人和稍微有点儿头脸的做买卖的。村西面，残破而芜杂，人和土地都是。房子歪七扭八，茅屋，土房，彩钢房都有，长势不好的油菜充斥其间，一片虚假的绿意。我记得报上前段时间说，这里将成为重点开发区。可能是我记错了。我下车打听起来，有个本地人，用泛着蛤蜊味的普通话告诉我，这片地，来往行走的大多是外来人口，行业也多以农民、小贩为主。我记在本上，权当是写报道的背景材料。
我点了根烟，再次拨通电话，电话那头儿说马上来接我。我说好，然后笑了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儿等待戈多的意思。我掐灭烟，用脚下的土坷垃又碾了两下，之后掏出手机，找出那个名叫“老婆”的联系人，发了俩字：好的。发信提示声刚结束，有个陌生人朝我走来了。他穿着深蓝的工服，样式有点儿像中山装，兜儿很多，多得都不知道能盛装些什么。这我倒不好奇，我觉得讶异的地儿是，大夏天捂个长袖，不得长痱子啊。这还不算，他戴着线手套，没等我观察完他，右手就递过来了，猝不及防。我和他握了握手，他手的质感和我不大一样，我没理会，工人应该都这样。他清了清嗓子，自我介绍说，我叫孙宗信，叫我老孙就行，我在那边儿的晨晨冰棍厂上班。他抬起手，指示着厂区的方向。我点点头，问了声好，之后掏出张名片给他。他食指和拇指谨慎地捏着，生怕弄脏了纸面，眼睛曲起来，眯成一条缝，念出我的名字，马炎。我说，对，这段时间还得多麻烦你了。他说，你要这么说，外道了，明明是我给你添麻烦了。我听他口音有点儿熟悉，问了句，东北的么？他掏出盒还没开封的泰山烟，手套用力一碾，撕开包装，整盒递给我，说，是，来，先抽一根吧。我接过去，点着了，和他扯了几句东北。我离开那里实在太久了，很多记忆都埋葬掉了，我只说了些人尽皆知的事情。尽管这样，他听得还是很耐心，听完，问了句，你也东北人么？我下意识地摇摇头，说，不是。然后不带一丝愧怍地，假冒成知识分子，又补充了一句，东北，蛮好的一个地方。我模仿起社里的人说话，普通话夹杂着当地土话。我说，咱们聊正事，你要飞，对吧？他说，对，要不咱先去我家看看？我说好，之后跟在他后面，穿过水泥路，走入砂石之中。
砂石路边有蔬菜大棚和被塑料纸扣着的发酵了的动物粪便，孙宗信见我时不时捏两下鼻子，很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摆摆手，示意他接着往前走。走了能有五分钟，一栋砖房出现在眼前。我问，是那儿么？他点点头，说，嗯呢，到了。他加紧迈了两步，轻拽开一层纱窗门，用身体侧边倚着，打开了第二层木头门鼻子上的锁，憨笑着说，住这地方，苍蝇多，没有纱窗，不行。他扬着手，让我进了屋。屋外阳光丰沛，屋里却被黑暗笼罩，我的眼睛适应了一小会儿，才得以看清房子的构造。其实说不上什么构造，整间屋子就是四四方方的，撑死能有十平米。陈设相当简陋，除了一铺看上去很硌人的炕和一张顶着蹭不掉的油污的餐桌外，只有地下几个随意摆放的小马扎算得上家具。屋内墙壁四周都贴上了报纸，我猜是为了防潮。在努力呈现出秩序的文字和图片之间，有一块小得可怜的窗，光和希望都从那里进来。他用手拍打了两下印着大红牡丹的被单，飘起一层浮土，他说，有点儿埋汰，你先坐这儿，那啥，我给你切块儿西瓜吃，凉快儿凉快儿。我靠在炕沿，两腿搭在边上，并没有坐下去，这样就沾不到灰。他从厨灶边儿拎起菜刀，用卫生纸捻来捻去，完后对着瓜的中间切了下去。我把视线移开，为的是待会儿吃的时候不用联想处理瓜的场面。移了也就能有几寸的距离，我瞄见了一沓书和几张剪报。我拿起来，问，这能看么？我先斩后奏了，他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他说，这都是以前，没啥值得看的。剪报能有十来张，有的纸已经泛黄发硬了。没有什么敌得过时间。我审讯似的，边看边问。我说，你还造过汽车呢？他说，对，前些年的事儿。豆腐块儿大的版面上密密麻麻地写满文字，没什么可读性，标题还算可以，不过只是借用了一个常识：工人版卡尔·本茨在青岛。我说，能给我讲讲这段么？他递给我一块儿西瓜，说，行，你先吃，这瓜好，本地瓜，沙瓤的。他用发黑的黄毛巾擦着手，说，其实没啥好说的，就是那年闲着没事儿，从厂房里弄了点儿边角料，完后拼拼凑凑，最后添上个摩托车发动机就上路了，没跑多远让交警抓住了，要不然也不能上报啊。我问，那车现在还有么？他啃了口西瓜，说，记者拍完照片，交警给没收了。说完，他把瓜皮内壁啃得只剩白瓤。我说，挺扯淡。他笑笑，说，我听你说话，也有股东北味儿啊。我说，可能被你带偏了。接着我话锋一转，问，你这方面的技术从哪儿学的？他黏湿的双手在工服上蹭了两下，然后从刚才那沓剪报里抽出一张，是篇社论，褒奖长春某汽车厂的。他说，当年就在这儿学的，算是偷师吧，黑瞎子掰苞米，学一点儿忘一点儿，机械这东西，还得亲自摸索，跟人这一辈子似的，瞎碰。我说，你还挺有心，这表扬集体的文章，都留着呢。他说，毕竟以前是那里的一分子，再说了，一个人干不成大事，还得靠集体。我撇撇嘴，没作声。
他带我出了门，往前又走了一段，是一片空地。他说，你等我一会儿。等他的间歇，我环顾四周，无意间瞥见了空地旁伫立的一个个紧凑的墓碑，这是片儿坟茔地，日后我的脚下会有死人埋入，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紧接着不远处传来一阵轮子与地面的摩擦声。他推出来一个高约五米的木架，说这就是他的练习场。我心说，敢情这是旱地拔葱啊。我从脑海里随便打捞出一些赞美的词句，接着抿了抿嘴，说，行，要不咱先这样，保持联系。他点点头，从内兜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顺进我的兜里，说，马记者，我没啥能耐，这点儿小意思，后续的事儿还多多指望你了。我平生第一次因为职业收到好处，着实有点儿不习惯。我没往外掏。我的理解中，这不是钱，是尊重，不论对我，还是对别的。我说，你有进展了，随时跟我讲，打我手机号吧，我最近有点儿私事，不一定总在报社。他说，好，那我送送你。我摆摆手，说，用不着，我原路返回就行，来时的道儿，我能记住。我疾步而去，走了很远，还能听见背后传来的洪亮的声音，马记者，路上注意点儿，慢点儿哈。
回社里已是下午，正赶上开选题会，我的题目是《翼人》，讲一个想飞的工人。主编像是烫了嘴，一直嘶嘶地抽凉气，末了，他摇晃脑袋，看着身旁的“哼哈二将”（两位副主编）说，其实马炎说的这个也并不是不可以啊，但要有新意啊，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去挖掘这个人的故事啊，这就需要马炎你充分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了啊，这样吧，你就主要去跟采这块儿，明年奥帆赛的事儿你不用管了啊。我没争辩，露出了淡淡的笑容，以示赞同，我心里明镜儿似的。我手机的短信提示音好像掐着点儿，正赶着下会的时间响了。
朱惠：明晚找个地儿见一面，律师会来。
我：老地方，锅贴店，想吃了。
朱惠：挑个正式的地儿。
我：旁边茶馆。
我那晚睡得不错，没做梦，天大亮了都没醒来，我寻思了半天，想不通为啥一直失眠的我能收获这个美妙的夜，或许婚姻的问题不容许清醒，亦或许我只是累了。由于睡得饱，白天在社里我很精神，翻了翻过往的新闻，发现没有这种脑子抽筋、想要上天的人。也正常，人们更偏爱贴地行走，鲜少有人妄图离开地面。再说了，就算是真想上天，挣点儿钱、买张机票不就完事儿了，何必为此呕心沥血？我越来越觉得孙宗信有点儿意思了。
晚上，我提前到了栈桥，先到锅贴店点了二两黄花鱼馅儿的，吃得满嘴油亮，才动身进入茶馆。朱惠和律师已经在了。她没和我有眼神交流，轻咳了几声之后，问我想点点儿什么。我扫了眼菜单，主要是看右边的价格，都老贵，喝一杯顶我大半个星期工资了。我硬着头皮挑了个中等价位的，还没等着和服务员说出品名，就被朱惠抢先了。她语气有点儿不耐烦，冲着服务员说了句，龙井吧，跟我们这个一样。说完，她白了我一眼，说，犹犹豫豫，我请，咱们直奔主题，这是胡律师。她旁边的男人递给我一张名片，我双手接过来，看都没看，放在了桌边。律师像流水线工人，从皮质斜挎包里掏出文件夹，打开，递到我跟前。他带点儿口音，说，您看看吧，如果放弃抚养权，我的当事人能承诺给您这些。他顿了一下，补充说，并且撤诉。我嘴一撇，啜了口茶，说了句，这茶正经不错。我象征性地翻了翻，之后将文件推了回去，说，打官司吧，走法律程序，输了我认。朱惠嗤了一声，带着表演意味，长叹口气，说，你就是头犟牛，你说说，孩子跟你能有什么好处啊？我说，别管咋的，我能保证比跟你强就是了。她耸了耸肩，说，这你还真比不了，我都不用说大事儿，就以后朱涛想出国留个学你都负担不起。我说，他叫马涛，注意一下。空气里的茶香平添了一股燃尽的鞭炮味儿。律师接过话茬，理性陈述起我抚养孩子的利弊，准确地说，只有弊。说完，他放低声音，又说自己在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奉劝我，最好还是选择让步，以他专业的视角来看，我能赢的几率微乎其微。我没忍住，打了个嗝，有点儿腥味。我捂上嘴，说，谢谢朋友，无意冒犯，这个问题实在是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要不您先撤退，我和朱惠私聊一会儿。律师看了眼朱惠，悻悻地离开了。
送走律师，朱惠平整好裙子，重新坐定，说，既然问题解决不了，法庭见。我说，可以，咱俩聊两句别的呗。她瞅了眼手上的表，表是名牌，我见过，但叫不上来名儿。我说，要着急就先走，不是什么要紧事。她侧歪脑袋，捋两下头发，说，抓紧吧，天儿不早了。我咽口唾沫，问，你还记得咱当初咋有的马涛么？她哼了一声，记得啊，到北京旅行结婚，除了看看天安门，剩下一天屋没出，天天就是在宾馆里做，那阵仗，想没孩子都难。我露齿而笑，估计看上去有些猥琐，不能赖我，平日看上去端庄雅致的朱惠能说这样带点儿俏皮意味的话，的确惹人发笑。我反问道，那你知道我为啥那么卖力气地整么？她嘴巴扁着，不知道。我说，那时候单纯，我寻思早点儿有个孩子，能拴住你，你比我上进，优秀得多，我早预料到会有这天。她没作声，喝了口茶，下咽的动作有些刻意。我说，后来，我看开了，凡事不能强求，你做的买卖是这样，咱俩搭伙过日子也是，所以呢，咱平心静气地把事办了，马涛最开始因我而来，把他留给我呢，也算是情理之中。我没等话说完，她茶杯里的水就泼到我脸上了，留下句没得聊和二百块钱。朱惠甩着愤怒的肩，走了。
服务员见状，急匆匆过来，递了块毛巾给我，在确认我没有大碍后，她把桌子收拾一空，杯子连带那二百块钱，一道拿走了。约莫十来分钟，茶馆打烊，整条街跟着安静起来。我徘徊在空荡荡的大路上，漫无目的地张望，路灯成排，亮得孤独，它们笔直地延伸至海边，在远处一明一灭，如同坠入水中的繁星。我往尽头走去，在路边摊上买了碗馄饨，又在即将关门的超市拎了两袋扎啤和一盒将军烟。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到了栈桥跟前儿，晚上景点已经关了，只有零星几个游客拿着一次性富士机对着回澜阁按快门。咔——嚓。他们在赌，如果赢了，那片风景会永久地刻录在底片之上。我曾那样干过，输了，彻头彻尾。我倚靠在栏杆下，听着涛声，吃着粘在一起又再次分离的面皮与肉馅，不时顺两口劣质酒。在勾兑出的泡沫里，我渐渐离开大地，漂浮到空中，检视着与败局相伴而来的废旧记忆。那些已渐斑驳的碎屑般的物事平时只存在于暗房，没有办法显现图像，彩的，黑白的，不论怎样努力都不行。但此刻，它们全然而至。
毕业那年夏至，我和朱惠就是在这片海订的婚。当时我用刚收到的第一笔稿费买了个日本进口的理光照相机。有天深夜，我给朱惠拨电话，跟她吵吵着说我肚子疼，想让她陪着去看看。她二话没说，借了辆小电驴子，往我的宿舍冲。等到了，她汗吧流水的，一头乌发粘在额前，问我咋样了。我说，感觉好点儿了，可能憋住气了，要不陪我溜达溜达，顺顺。她明显有些疲惫，还是应了。完后我俩沿着一半沙土、一半柏油的大路往东走。那边有海，天亮过后，还能有日出。我们婚后有段时间很拮据，朱惠常鼓励我说，只要一直往东走，生活定会有盼头。她撒谎了。也不知道我俩拉手晃荡了多久，就到栈桥的围栏前了。一片寂然。我从褪色的牛皮包里掏出相机，提议给她拍张照片。她鄙夷地看看我，问，这么黑，能照上么？我说，赌一把，你摆个姿势，我看看。她很配合地靠坐在护栏的铁链上，托着腮，很乖巧，有些僵硬。我说，你笑笑。她嘴扁着，说，累，笑不出来。我说，那我今晚向你求婚，你能笑出来么？涛声吞没了我的话。她问，你说啥？我说，处对象处够了，咱结婚吧。我眼见着她的表情失控了，在她笑哭难辨的时刻，我按动快门，闪光灯绽放出焰火般的光。就那么，我俩决定领证了。过程很草率，现在回想起来，却挺有滋味。人不都这样么，擅长将过去微不足道的事儿浪漫化，再无限放大。
刚要有点儿迷糊，我手机响了。是孙宗信。他上来先表示歉意，说这么晚打电话不太应该，但他实在是没忍住，想跟我分享一下喜悦。我问，啥好事啊？他说，应该能第一次试飞了。我说，这也没两天，你这是大跃进啊。他的笑声在电话里滋啦滋啦响，响了能有好一阵儿，他才开口说，主要是这些天厂子不忙，我没去上班，大把时间可以练习飞行。我说，挺好，天时地利人和，你先占了个人和，这么的，你今晚好好睡，我明天一早去找你。他欣然答应，我挂了电话，之后在街边打了辆出租，迷迷糊糊地回到宿舍，倒头睡下。
第二天到桃林，已经快十一点。孙宗信见了我，比上次兴奋得多，他比比划划地讲着自己的想法。他白话得很投入，灼热的日光逼得他的汗珠从脸上噼噼啪啪地掉落，这跟他依旧穿工服戴线手套有关系。我终于没忍住，问了一嘴，老孙，这么热的天，怎么还这身打扮呢？听到我的发问，上一秒还口若悬河的他顿了一下，眼睛使劲眨巴眨巴，说，干我这个活儿，一不小心就容易把机油蹭身上，不好洗，穿衣服能好点儿，穿习惯了，脱不下去。我嗯了一声。我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人，我能判断出，他刚才的那一番托辞，话里带着临场发挥的闪躲。我说，衣服脏了，回家让媳妇去洗呗，多大点儿事？他点上根烟，说，就我这样儿，自己都整不活，还想养媳妇？我说，娶媳妇又不是单纯地看有钱没钱，还得看个人魅力，我觉得你这方面挺好。他说，马记者你可真会闹笑儿啊，我听你肚子叫唤了，咱找地儿先吃饭，顺便唠会正经嗑儿。
他带我穿过村口的牌匾，那个意味着外来者与土著的分界。我们进了一家村子把头儿的饭店，灯箱上写着“都朋小酒楼”。孙宗信指着门头说，这是家东北菜，老板我认识，戴个小眼镜，挺好一人儿，鹤岗出来的，不太会做买卖，不过菜整得确实挺好。他猛地意识到自己好像说了些无用的话，立刻收住，转了个话头儿，说，马记者，这你能吃习惯不？要这个不行，咱往里走走，换一家，吃海鲜啥的。我说，这就可以，我爱吃东北菜。没到饭点儿，店里还没上人，老板给我俩安排在一个包间，之后张罗我俩点菜。我把这个权力给了孙宗信。他手蘸唾沫，翻着菜单，报起菜名，锅包肉，地三鲜，蒜香骨，辣炒蛤蜊，家拌凉。他身子一侧，看了看点菜的水单，说，这才五个，再来一个，凑个双儿。小眼镜说，够了，两人吃不了，这些能不能吃完都两说。我说，是，老板说得对，不够再加。孙宗信摩挲几下胡茬，说，行吧，五福临门，挺好。我笑着说，你还挺讲究。他嘴里说着穷讲究，手上拎起茶壶，倒水来汆烫餐具。整套流程完事儿了，他给我俩的杯子分别斟上茶。他说，这茶不错，别家都用隔夜的，他家良心，崂山绿茶，现沏现喝。我吞了一大口，囫囵下肚，感觉跟朱惠喝的那个龙井味儿差不太多。我扒开一次性筷子，整齐地放在碟上，猛地想起主编的一番话。我说，老孙，我们领导挺重视你这事儿，你得好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他龇牙笑笑，说，我能有啥故事，全是事故，你随便写写得了。我说，那能行么，这不是胡来的，你别绷着，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用不着太严肃。他嗯了一声，完后像鼹鼠似的，啃了块儿排骨，啃完挨个儿手指头嘬一遍，之后正正身子，说，我捋一捋啊。我说，不着急。我把两节崭新的五号电池塞进录音笔，按开了。孙宗信在听到噔的一声后，打了个哆嗦，一声叹息，时空在话语里倒转了。
1996年，孙宗信中专毕业，他被分到了长春某汽车厂。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得的事儿，去报到的那天，全屯子的人都夹道欢送这个毛头小子，连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都在队列之内。鞭炮在空中噼啪炸响，绸子做的大红花在他胸前上下晃动，屁大点儿的孩子开着道，簇拥着这个靠学习走出穷乡僻壤的英雄。孙宗信看到，人们的眼神里满怀期待，期待着祖辈未曾期待过的东西。
进了厂，他从学徒工开始干。那时候时兴师傅带徒弟，孙宗信的师傅叫马国华，是大庆人，从油田调过来的，原来是个职位不低的干部，但听说因为太耿直，在一次会议上触怒了上级，所以被下调了。他平时话不多，但喝上酒就立马变了一个人儿，过往的辉煌被他说了又说，就连有耐性的孙宗信听到后来，都有点儿腻烦了。但他打心里感激这位师傅。“要是没有他，就不能有后来的我。”孙宗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三件事。头一件事儿不大，但足以影响他一生。孙宗信掌握的所有活计几乎都是马国华亲授的，组装零碎儿，浇铸模具等等，这些手艺让他有了吃饭的家伙事儿。第二件，算是马国华间接影响的，有段时间闹下岗，那些可有可无的工种都仓皇失措，挖门盗洞找地方送礼，以求保住饭碗。孙宗信那时候一点儿也不慌，有技术的工人在任何时代都高枕无忧。“如果不是马国华实打实地教我，那我可能早就废了。”第三件事，是马国华解决了孙宗信的婚姻大事，他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他，师傅变成了老丈人。做完了这三件事儿，马国华溘然长逝。不过，临了的那天他还是颇具传奇性的，孙宗信回忆说：“他嘴上挂着笑，往土里下葬的时候，身体还有余温，直到现在，谁都解释不了咋回事儿。”老丈人走了没多久，孙宗信的孩子下生了。但这个新生命，过了一生日还不会冒话儿，他带着去医院一查，发现是个天生的聋哑人。出诊断结果的那晚，平日不抽烟不喝酒的他全都学会了。他自己一个人喝了一宿，喝到后来，干脆嚼着烟丝，用酒往下顺，像是吃药那样，他希望这样做能有麻醉的疗效。但事实却迥然相反。那是个寒冷的十月，天蒙蒙亮时，下了场意外的大雪，他裹紧皮搂儿，呼着哈气，冻清醒了。那一刻起，他决定接受叫作命运的东西。
噔噔噔。孙宗信被录音笔的响声打断。他瞟了一眼，问，咋的了这是？我说，八成是拿错电池，没电了，不要紧，你接着讲，我用速写本。他摆摆手，说，那先停了吧，等下回有电再说，咱先把饭吃利索了。我把录音笔的线缠到一块儿，说，那也行。说完，我俩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似的，也不说话，只顾闷头吃。等吃差不多了，孙宗信用大拇指抹了两下油亮的嘴唇，笑着说，吃饱了，喝足了，谁说咱也不服了。出门的时候，我随口问了孙宗信一句，老孙，你为啥这么执着想上天呢？他拍拍我的肩，说，先不唠这个。我问，那还能试飞吗？他眼神有些迷离，说，醉了，有点儿迷糊，不能酒驾。我说，你是不是压根就不飞啊，拿我搁这儿当礼拜天过呢？我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少，没必要陪你在这儿逗闷子。他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拍了又拍，说，兄弟，你放心，这家伙给你急的，东北话直往外蹦，我糊弄谁也不能糊弄你。他干呕了一下，吐出些秽物，擦擦嘴，接着说，我能造飞机，骨架用铝合金管，翅膀使尼龙布；我还能做飞行器，冰棍厂有淘汰下来的两冲程双缸的发动机，安好了，我能像窜天猴似的，咻的一下。他的手突然向上一甩，往我衬衣的兜里又塞了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塞完，他问，再等我一阵，能行不？我说，行吧，随时联系，回去的道儿挺黑，你慢点儿。
孙宗信倒不客气，没过几天，电话就打来了，他说自己训练的时候摔坏了，在人民医院。那天晚上九点半，我去病房探望他。他脑袋窝在纯白的枕头里，说，这房间不行啊，在走廊把头，阴气重。我说，你还在那儿美呢，人差点儿都去找阎王爷报到了吧。他说，要去早去了，不差这一天两天。我说，先别说这个了，我听大夫说，你这个胳膊，本来就是假肢，之前为啥不跟我说呢？他说，不太想提，我有点儿累。我说，好，不提就不提吧，这报道也没啥必要继续下去了。他喉结上下滑动，说，别的啊，明天你要有空，过来说吧。我说，那行，好好睡一觉，别寻思太多。我转身往外走的时候，他问，马记者，这新闻发出来，能火不？我没搭理他。
回了宿舍，我歪倒在床头，点了支烟，眼睛调到虚焦状态，不去想飞人的故事。但即使再抽离，也总会有东西让我重新对上焦，是那张马涛百日时候在八大关拍的照片。我衔着烟凑近，细瞅了瞅，胖嘟嘟的小子穿着开裆裤，戴了个遮阳帽，在日光下的草地上坐着，好像随时要倒，又好像永远不会倒。我感叹了一句，那么点个小玩意儿，如今已经长这么大了，真有意思。我又想起生马涛的日子，那天是青岛五十年不遇的极端天气，急电惊雷伴狂风骤雨，我们打的出租车开了很久，好像要前往地球的另一面，朱惠才能抵达医院去生产。医院外，天气不着消停，产房内，尚未降生的马涛同样不是省油的灯。大夫们观察了半天，发现他脐带出奇地短，如果贸然接生，很有可能给朱惠造成生命危险。于是他们给我递出来一份需要签字的文件，文件具体怎么写的我忘干净了，我只记得那是一张关于选择的纸，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我没犹豫，果决地在“保大人”那一栏上打了对钩，然后签下了名字。比起失去一个尚未谋面的新生命，我更畏惧朱惠离开我的生活。马涛命硬，偏执地想见这个世界，在朱惠和大夫的协力下，他挣脱母亲的躯壳，带着哭声冲出来了。随后，我在应允下走入产房，拉起朱惠的手，亲吻了她湿漉漉的面颊。大夫拍拍我，让我抱抱孩子。我咽口唾沫，看着那个血呼啦的小东西，说，先算了吧，有点儿磕碜，我出去抽根烟。自那往后，我对马涛总有种形容不上来的愧怍，我极力满足他所有的欲求，哪怕有时候是一些无理的想法，也都被我全然接纳。这一切，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放弃过他。所以这一次，说什么也得把他留住了。不过，我查了很多资料，确实如那位律师所言，现在那一纸文书的选择权利已经不属于我了。我掐灭烟，躺平，心想，尽力而为吧。
第二天到病房，孙宗信正在窗户边上吸溜小米粥，看他那样子，活像囚在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他见我进来，把塑料碗放到柜子上，一连气儿打了好几个哈欠，说，做了一宿梦，一直从天上往下掉，两眼一抹黑，也没人来救我。我说，我这不是来了么？我把果篮放下，坐到床边，扒开一根香蕉，递给他，问，好点没？他说，没啥事儿了，就是摔得有点儿疼。他囫囵个吞下香蕉，问我，带录音笔没？我掏出来，说，带了。他往后一靠，说，我给你讲讲胳膊的事儿。
孙宗信嘴上说着接受现实，但实际上仍旧为聋哑孩子的事儿而奔走，市里各大医院都跑遍了，歪门邪道和民间巫术也试了不少，可孩子始终不见好。那段时间，他的日程基本上是固定的：睁开眼去车间，把手里头的活儿忙差不多了，中午糊弄一口饭就骑摩托带孩子去求医问药；到了下午，他把孩子送回家后，再去厂里头，检查一遍该干的活儿，有疏漏就加会儿班，没啥问题就自己一人儿找个偏僻的小馆子，点俩素菜，喝瓶白酒，偶尔吃肉菜喝啤酒，但因为贵，也只能是偶尔。这样的境况差不多持续了两年，孙宗信每天都很疲惫，主要表现为困，同事说：“每回见到他都哈欠连天的，像是熬了几天几宿似的，感觉他站着都能睡着。”
有天，车间的小工请假，小组长孙宗信替班上去了，接手他不太熟悉的切割钢材的活儿。小工临走时，笑着对他说：“孙组长，这活儿很简单，按电钮就行，不用操心，看着点儿就妥。机器是苏联造的，把握着呢，绝对咬不着人。”孙宗信放心地让他走了，然后对照着操作说明，启动了电钮。他拔着身子，一面查数，一面将钢板送进机器，一块儿，两块儿，三块儿。等到第十几块儿的时候，孙宗信已经数不出来了，他慢慢合上了眼。紧接着，他又猛地睁开了布满血丝的眼。他眼看着自己的右胳膊被囫囵个儿削下去了。“我当时没感觉到疼，按停了钮之后，我还颤着手抽了根烟。”孙宗信回忆起这段经历，语气很平静，静得像无风无潮的海面。之后，他被送进职工医院，做了一整晚手术，啥也没保住，安义肢又不在他经济承受范围内，所以等媳妇和孩子进病房时，他病号服的右胳膊已经空荡着往里钻风了。媳妇绝望地扑倒在他丢失的胳膊上，边哭边埋冤他，说他当老好人，瞎替班，怎么不为家里和孩子想？孙宗信高声嚎了一嗓子，直接就镇住了她：“谁他妈为我想过啊，哭有鸡毛用，能把胳膊哭回来咋的？”
跟床板差不多高的孩子眼珠乱转，他听不见悲戚的声音，也道不出宽慰的话语，只能眼睁睁地瞅着，瞅着父亲的痛楚和母亲的无奈。可对年幼的他来说，即使看见了，又怎么能理解这个世界呢？孙宗信大口喘着气，用左手摸了摸媳妇的头，冲着孩子一笑，说：“都是老天爷给的，这胳膊没了，就是该着。”媳妇哭得更凶了，他不再安抚，硬挤出一张笑脸，孩子侧歪脑袋，回馈给他一个同样的笑容。
出院以后，孙宗信被调到后勤岗，福利待遇大不如前，但活儿很清闲。因为对机械感兴趣，他整天就泡在讲这些的书里头。隔年夏天，孙宗信已经能用左手单手完成一般家用电器的组装和修理了。于是，他跟厂里打了辞职报告，开了家个体的修理店，赶上九十年代初市里头不少家庭有家用电器，他的生意红火了一段。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他攒够了装义肢的钱，在市里医院接上了胳膊，尽管是假的。街坊邻居见了，觉得很玄妙，财富竟然能让肢体重新完整。他也因此时常跟别人打趣，说：“赶紧削尖了脑袋挣钱吧，想要啥都能有。”
孙宗信对这个花钱来的肢体颇为在意，每天都精心地拆卸和擦洗，就好像从那个上面还长得出新胳膊似的。他擦的时候，这年开春儿刚上小学的孩子就在边上看。孩子对这个陌生的组件充满了好奇，他打手语问父亲这是什么。孙宗信说：“你爹我是机器人变的，能拆装出很多这样的零件。你呀，好好念书，等长大了研究机器人。”孩子信以为真，点着头答应。但有一回，孙宗信因为假肢的事儿，揍了孩子一顿。“现在想想，没多点儿事儿，就是他在我假肢上用记号笔画了个图案，整不掉了。其实主要是我那时候修理店不好干，心焦，没处撒火儿，就照着他腚后打了几巴掌，要是知道后来能有那么一码事，我肯定不能那么干。”
孙宗信说的那一码事就是孩子的离家出走。孩子因为这事儿赌气，背着书包从家里跑了。当时孙宗信没觉得有什么：“小孩儿么，皮实，跑出去也就是装装样子，等回来大人一哄就没事儿了。”但谁承想，孩子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他慌了神，跟媳妇一起去派出所报了警。全城的搜索也没能找回这个聋哑小孩。孙宗信悔不当初，但一切已于事无补，他把买卖停了，开始新一轮漫无目的的寻找，这么过了两年，依旧没有什么音信。媳妇对他说：“要不咱们再要一个吧。”孙宗信很固执，否定了这个想法，每回只要媳妇提这个事儿，他就打她，打完了自己躲到一旁，往肚子里使劲灌酒，灌到自己的左胳膊和右胳膊一样没有知觉为止。
一九九九年末尾，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全市组织了一回“打拐行动”，每天电视上都循环播放被拐的妇女儿童信息。孙宗信注意到了其中一条，在四平的某县，有个被卖过去的男孩，是聋哑人。他赶忙去售票窗口买了最近一班的火车票，又换乘大客，到了县派出所。但发现，那并不是自己的孩子。他连夜返程，在黑暗中的平原上穿梭的绿皮车里，他想清楚了两件事。头一件，是离婚，他不想再耽搁女方了，他很遗憾，没有兑现承诺，愧对了马国华的知遇之恩；第二件是离开东北，至于去哪儿，他没有太成熟的想法。
回了家，他把情况和媳妇说明，然后平静地带着她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约莫过了三年，他媳妇跟一个丧偶的文化局副局长又生了一胎，啥毛病没有，也是男孩。那时的孙宗信已经来到青岛了。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他答应过孩子，说他期末要是考了双百，就带他去看海。至于为什么一定来青岛，他说：“这儿三面环海，除了陆地，全是海。”
我打断他，问，那为什么要飞上天呢，感觉这些都不挨边儿啊？他端起小米粥，用勺剜了一口，说，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是不是你手机在兜里震动呢，马记者？我掏出来，看了眼：老婆。我的手在接听键上悬停了几秒，然后我边往门外走，边按下键子。朱惠说，下周要开庭了，再想想么？我说，不用了，该咋办咋办，法庭好，不掺杂个人情感。她说，行，这样吧。说完，她停了一会儿，像是在思考些什么，又说，这周末马涛在少年宫有个航模比赛，你有空过来吧。我问清楚时间，挂上了电话，回了屋。孙宗信问，咋的了，马记者？你要是忙就走吧，别管我，我啥事儿没有，大夫刚才查房，说我今天能出院。我说，一点儿私事，不要紧，我帮你收拾。办完手续，我俩坐着公交车回了桃林。
这天，他依旧没有练习飞行的意思。晚上，他买了几根波尼亚烤肠，半扇拱嘴位置的猪头肉，两个炸鸡架，一斤撒盐的花生米，外带两提溜崂山啤酒。现成的东西摆上桌，他有点儿不好意思，说，马记者，我住的这地方偏，买不着啥好玩意儿，咱俩对付喝一顿，庆祝我大病初愈，行不？我掀起耷拉在炕沿上的被角，从容地坐下去，和他喝了起来。那晚，我们聊了很多事儿，也有可能只是一两件事翻来覆去说了很多遍。起初，我们都很谨慎，用话语试探着对方想说的和不想说的，但喝上了劲，两人就一股脑地把自己的状况倾吐而出。都憋得太久了。像是某种默契，我俩醒来后也都没有沿着昨晚话语的流向再去交谈，吃过早饭后，他去了厂里，厂里研究出了一种新的水果夹心冰棍。我也乘公交回了社里，奥帆赛的专题开始推进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星期天，我起了个大早，胡子刮得很干净，也把头一天晚上剃的头又清洗了一遍。我的形象，对自己来说，没什么太大意义，记者嘛，只要在笔头上漂亮些就能活下去。但对马涛来说，我必须要干净立整。我是他父亲。少年宫门口排了很长的队，高矮胖瘦，男女老幼，一般都是一家三口，所以我也很好认出哪个是马涛。我走到马涛跟前，弹了他一个脑瓜崩儿，他蹦起来老高，直往我怀里扑，喊着爸爸，我一面答应着，一面冲着朱惠点点头。我问了马涛几个有关航模比赛的问题，他像个小大人似的，一一作答，答完了，还反问我：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我说，你这表达能力，相当好了，说啥都能说明白，遗传你老爹了。朱惠轻咳了几声，示意我们一块儿进去。第一环节，先是航海模型的比拼，马涛面前有个微缩版的塑料池，四四方方地盛满了水，最边缘的地方用浮漂分割出了七个独立的空间。竞赛很简单，就是把自己组装好的船放进水里，让它按照自己的航向驶进不同的空间，最中心的是一百分，沿中心往外递减。马涛挺争气，三次成绩加到一块儿是290分，排名很靠前。之后，换到另外一块场地，是航天模型的比试环节，规则也和航海模型差不多，但需要选手的遥控。马涛跟着飞机不住地跑，累得短袖都紧紧贴在了身上，但成绩不是太理想。加上知识问答环节，最后马涛排名第四，与奖牌无缘。颁奖的时候，别人家小孩儿脸上都溢着笑容，而马涛一直拉着长脸。等到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声音能盖住哭声的时候，马涛的泪就抑制不住了。所以在离开场馆后，我和朱惠的任务就是轮番安抚他的情绪，一会儿我蹲着，朱惠俯着身，一会儿我们又调转过来，用程式化的语言连带着脑袋中为数不多的伟人故事来激励他。并不奏效。我想了想，单膝跪在地上跟马涛说，大儿子，先别哭，咱输了，这是事实，但是咱得知道为啥输，对不对？来，你告诉我，你哪个项目发挥得不好？他抹着泛红的眼睛，说，这还用问么？航天模型。我说，对，你老爹我还真认识一个这个领域的专家，我到时候领你拜访他一下，提升提升，咱们查漏补缺，明年再战，你觉得咋样？我挑了挑眉，他看了眼朱惠，朱惠眯缝着眼，很认真地点头。他说，那行，你可得说话算话。我说，骗小孩是这世界上最不道义的事儿，你爹我不干。他伸出小拇指，跟我拉钩，拉完了让他妈当见证人，说我要反悔就得带他吃好多好多顿肯德基。我说，没问题，那咱们现在就去吃一顿。到了肯德基，点餐员问我们点什么，我和朱惠异口同声地说，听孩子的。孩子脱口而出，全家桶。那时候，我多希望肯德基里也能奏国歌啊。吃完喝完，我们在附近的购物中心逛了会儿，马涛抱着剩下多半瓶的大百事可乐，夹在我和朱惠中间，一步一挪地穿过各个柜台。我拎着马涛的书包，朱惠提着给马涛买的篮球服，我俩也不说话，就静静地走着，好像这一路就能这么走下去似的。晚上，我在栈桥边上跟马涛作别，临走时，我请求路人帮我们拍一张合照，路人满脸鄙夷，问我这么晚了还能拍清楚么。我说，赌一把呗，灯这么亮，应该没问题。马涛龇着牙，说了声茄子。咔——嚓。我上最晚班的公交车时，他摇下桑塔纳的车窗，提醒我，要记得下周带他去找那个会飞的人。我眨眨眼，跟他说没问题。之后，我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
回了社，我忙活了两天其他稿件，趁着休息的间歇，给孙宗信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身体恢复得如何。还没等我开腔，他抢着说，我刚想给你拨电话，你要有空，下午过来，看我飞一把。我说，你可别骗我。他说，绝对不能。和前几回一样，孙宗信又食言了，生拉硬拽，把我拖到了都朋小酒楼。他说，吃点儿热乎饭，再喝顿酒，才能有劲上天。五瓶青啤下肚，我给他讲了我做过的那个梦。他认真听完，说，梦是反的，你儿子肯定归你，你自己能解救自己。我说，但愿吧。我掏出根烟，攥在手心，凑到跟前，问，换作是你，你咋整？他把烟从我的手心里薅出来，插进我嘴里，一手罩住我的嘴，一手按动火机，说，梦就是梦，犯不着较真儿。过了会儿，饭店里没什么人了，我把小眼镜的老板叫上桌，一起喝酒。我跟他勾肩搭背，感慨着，自打毕业后，我从没这么痛快过。起初，小眼镜话不多，随着肚子里酒精含量的上涨，他白话起来，趁着孙宗信出去上厕所的工夫，他眯着醉眼，手指指点点，跟我说，这老小子，也是个奇人，就是活得太憋屈了。他有一回喝醉了，跟我交过底，你知道他来青岛为了啥不？我说，不是因为他答应儿子要来这儿旅游看海么？他点着头，又问，那你知道他为啥总想上天么？等到我反问为啥的时候，孙宗信正进屋，小眼镜瞥见，把话咽了，用手拍了拍我的大腿，朝地下吐了口唾沫。孙宗信夹了一个凉鸡爪，鸡爪上带着冻儿，他吃的时候发出滋滋的声响。他啃了两口，问我，马记者，我这新闻发出去，能有多少人看？我说，那肯定海了去了，我要给你写一个深度报道，报刊亭都能卖空了。我搬弄出一些术语，云山雾罩地解释一通，他似懂非懂，然后嚼着脆骨，说，我也弄不明白，反正得让这帮人看看，我真能飞。我们三人一齐笑了，从昏黄的白炽灯下笑到黎明的朝阳里。
周一开庭，我穿戴齐整，很早到了法院。朱惠比我更早到。她穿一身很素雅的裙装，垫张报纸，坐在石阶边。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寒暄几句，陷入一阵沉默。我想化解尴尬，于是找了个借口去抽烟，刚到垃圾桶旁点上，她就跟过来了。她递给我一张条，说，这是我重庆的地址，以后你要是去那边出差，想看孩子，直接过来。我烟一掐，说，这不是没开庭么？马涛跟谁还不一定。她说，你自己最有数，人家法律都规定了，经济能力更强的那一方有抚养权；你都明白，就是不愿意接受，对吧？我说，我没有，我是觉得我能带马涛，马涛应该乐意跟我。她看了眼表，说，马涛还不到十岁，他的意愿现在还不在考虑范畴之内。说完，她踩着高跟鞋上楼了，我紧跟着也进去了。过了半上午，判了，我落败。出来的时候，朱惠让律师先走，她在门口等到我，说，抚养费不用你拿，你好好的就行，保重，折腾这么久，我真累了。我没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失败者的言辞总是没有说服力，缄默在这一刻是最好的选择。她的脸侧了过去，嘴唇紧闭着蠕动，胸腔鼓胀了一下，明显是叹了口气。我轻拍她，故作释然地笑笑，说，挺好，到了地方，安顿好了，知会一声，发短信就行，对了，离婚的事儿慢慢给马涛渗透吧。我伸出手，主动握住她的手，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鼻腔里充满了作别旧日的泪。她抽噎着问，不再见见马涛了？我说，先不了，等有机会的吧，我这当爹的也没当好。她说，那行，先这样吧，我回去收拾东西。她挎起包，上了车，按了下喇叭，走了。我猛地想起，我刚上班时为了寻找选题，到民政局门口蹲点，看那些结婚和离婚的人都什么样子。我记得那次看完，写了篇文章拿给朱惠看，朱惠撅着嘴，说她不相信离婚时候会那么平静，当时我也不信。
拿到离婚证的两天后，孙宗信到报社找我。他穿得很板正，先是问我判决结果咋样。我说不乐观。他让给我一支烟，略显笨拙地说句，也行，好歹翻篇了。说完，他又问我还愿不愿意再看他飞一次。我回答说，最后一回，你要再诓我，我指定揍你。他说，咋的都行，你今晚早点休息，明早石老人见。我想了想，说，要不我和你回去住吧，反正我没啥事儿。那一晚，我们躺下很早，我没怎么睡着。孙宗信的鼾声和梦话却始终交叠着，像是专属于他的夜曲。夜里两点半，门外响起一阵卡车引擎的轰鸣，我睁开酸涩的眼，问，咋回事儿？孙宗信扑棱一下坐起来，说，到点儿了，出发。他动作极其麻利，率先钻进车厢，和司机说了几句谢谢、辛苦之类的话，然后他坐到正当间，享受着这趟因他而起的旅程。我挨着窗户，摇下车窗，露出半条缝隙，让风进来。我看向外面，远处的星群被云翳遮住，残缺不全，缺牙儿的月亮也一直跟着我们，亮光穿过黑暗，射进车厢，照在孙宗信怀里紧抱着的手提箱上。我问他这是啥。他说，这一会儿给你，等我真上天了，你再打开看，能答应我不？我说，又不是小孩儿了，这点儿事肯定能做到。他说，那行，你眯一会儿吧，还得一阵儿。我合上眼，左眼皮一直跳，等我再睁开时，已经到石老人了。
我和朱惠来过石老人，那是我们念大学时第一次来青岛，报了个旅游团，第一站就是这儿。导游照本宣科地念着万年不变的导览语，说这儿有着一个凄美的故事，这块大石头是崂山脚下的一个渔民变的，他的女儿被龙王抢走，他只得终日守在海边，望眼欲穿。尽管海水没膝，背驼腰弓，他仍旧执着地守着，最后化为石柱。朱惠当时听了很感动，还在导游的鼓吹下买了个残次的纪念品。我笑话她感情泛滥，她说我不解风情。
五点左右，卡车停在了一条封闭的公路前。公路是前几年废弃掉的，但在山上，景致很好。下了车，孙宗信跺跺脚，从褪色的皮夹子里点了两张一百的，给了司机，说，麻烦了，赶紧找地儿吃点儿热乎的。孙宗信问我饿不饿，我摇摇头，说没胃口。他说，那飞完再吃，踏实。说完，他把皮箱交给我，又重复了一遍在车上跟我说的话。我嫌他磨叽，把箱子搁在了一边。他跟我指了指远处，说，我待会儿就在那儿了。太阳像枚蛋黄，嵌在海与天的交际线上，露着半拉小脑袋，积蓄着上升的力量。它身下的海水映照着它，形成一个橙红色“T”字，余下的都是碧色。清晨的海洋极为安宁，静得让人无暇去想那些琐碎的物事。我嗅着空气里新鲜而咸涩的味道，问他，为啥要在这儿飞呢？又为啥一定要起飞呢？他没作声，撸起袖子，露出了多年前，他儿子画的那个图案，那与假肢其他部分的陈旧显得格格不入，但我依旧看不清是什么。他笑了笑，向我鞠了一躬，说，马记者，记得多拍两张照，谢谢你了。
我掏出相机，不停地乱按着快门。镜头里的孙宗信从我眼前离去，渐渐隐成一个光斑。他没有任何能帮助飞行的工具，却能在天空行进，自由地奔向初生的太阳与消隐的月亮。我放下相机，再度看向海面，海面没有任何倒影，它足够干净，似乎容纳得了任何东西。太阳升至石老人的头顶，我打开了箱子，里面整齐地放着一叠剪报。但它们和我之前看到的简略文字不同，每张都配有图片，图片上是一个纯稚的小男孩，他眼睛很大很澄澈，像海水一样。他微笑着，笑得像海面的阳光那样具有暖意。他右手举过头顶，手里攥着一个会飞的玩具小人儿。这个寻人启事，不同的报纸都曾刊载过，上面注明：孩子听不清楚，讲不了话，他最爱干的事儿，是仰起下巴颏，看天。
我怔在原地，动弹不得。我蓦地意识到，他比我想象中更加嗜赌。他自始至终都愿意相信，终有一日，走失的孩子会在望天的那一瞬，瞧见爸爸。我想到马涛，想到我的失言，又想到未来我将要缺席的日子。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只感到脚下轻飘飘，软绵绵。我挪步到崖边，模仿着孙宗信方才的样子，张开手臂，迎向海风，坐了下来。
脚下空荡荡的，我打了个哆嗦，看向海面，潮水冲刷着那位化作石头的老人，他坚定地伫立于水中，眺望远方。远方没有别的，只是天连着海，海连着天，它们带着生机，相互依偎，并作一线。我也没有别的，只是孑然一人，再无凭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