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期  
      联合课堂
一桩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谋杀案 ——关于罗伟章长篇小说《隐秘史》的讨论
主持:王晴飞

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整理统稿:汪晨霏

一、传统生活与现代的标准

  王晴飞:罗伟章是这几年来很活跃也比较有异质性的一个作家,我们今天讨论他的《隐秘史》,当然也请同学们阅读了他以前的作品《声音史》和《寂静史》,看看能不能捕捉到罗伟章写作的特点。关于《隐秘史》,我先说一点,我感觉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桂平昌的“谋杀事件”以及由此带来的负罪感,这是小说情节方面的主线,但在主线之外,也有与罗伟章以前的创作——比如《声音史》《寂静史》——有很强延续性的东西,就是他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对于传统乡土完整生活的留恋,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对人的吸引甚至裹挟。我们如何理解他对这两种生活方式的看法,尤其是“现代”这个东西在罗伟章这里主要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罗伟章作品里体现出来的,是“现代”使我们失去了什么?请大家谈谈看法。

  林浩:好的,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在《声音史》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在《声音史》前几段就体现出了村庄的衰败基调:反复强调的“空院子”,模糊的光线,瓦片,野草,碎物与碎物碰撞的碎响。这些衰败的景象,尤其是那些碎响,在杨浪那里固执地补充成过去村庄的全貌。杨浪心里装着一出完整的千河口交响乐,这也让杨浪成为一个理念式的人物,他的存在就是作家对过去的追忆本身;他所听到、所发出的声音,是村庄的回忆、记忆,是传统乡土的生活痕迹与存活空间。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一些不合人物性格的情节,比如说杨浪为何会在课堂上模仿房校长搞出一出闹剧,可以原谅对杨浪来说“声音跟空气和食物一样”这样的设定。这个记忆空间的意义,作者让叙述者、杨浪和李兵老师,这三个人用哲学式的对话加以说明:“杨浪听见汗水泼洒的声音,同时又听见寒风呼啸雪花奔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构成同一个空间里的两种时间。其中有一种时间被留住了,成了时间外面的时间。”然后又说:“时间可以在时间的外面,世间之物,包括声音,也可以在时间的外面吗?”“‘世上的某些东西,’李兵老师曾经说,‘并不活在时间里,它们活在时间的外面,这样的东西被称为不朽。’”

  在《声音史》第13页,作者已经悄然透露了他对“现代”的理解:“在别人看来,这个世界不是声音太少,而是太多,太吵,太喧哗,而且越来越喧哗,可在杨浪那里不是。他太清楚声音不是在增加,而是在湮灭。每一种声音的湮灭,都让他的耳朵更荒凉一分。对他来说,每一个傍晚,都是一个被遗忘的人;每一个深夜,都是一个被遗忘的村庄。”在第31页,作者似乎直接为《声音史》的核心动机作了一个注脚:“自从有了新街,老街便如打入冷宫的妃子,或流落民间的贵妇,内里有一种怨,有一种落魄,却尽量克制,穿上素服,系上围裙,白天黑夜地操持起自己的生活。新街也可以叫作商业街,到而今,商业不一定是正头娘子,却一定是宠妃,被冷落的老街便只能听着辘辘远去的辇声,也只能想象别人如何受宠。”这样的表述,在《声音史》中还有很多,在《寂静史》中也是如此。小说写林安平的时候,他说他看了我一眼,“像我就是很糊涂、很可怜的人群中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对于罗伟章来说,“现代”就像是一个悄无声息却咄咄逼人的杀手。

  正如他自己在小说中所说,人活到某个时候是要往回走的,在往回走的路上他们发现那个残缺;作者关心的是如何在历史的发展中保存这种残缺,但往回走的人却也意外地带来了“现代”这个杀手,杀去了过去熟悉的村庄。“现代”往前走,过去就会遗失;“现代”往回走,过去也会被改变。所以我觉得作者对于“现代”,他是抱着一种无奈的态度,他也指出了乡土本身其实也不一定是很好的,所以在夏青和李成的绯闻中,作者还是借由绯闻揭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但是出于“爱大于恨”,作者让杨浪善意而谨慎地帮助掩盖了这些问题。杨浪就成了乡村美好一面的守陵人,他见证了乡村何以无人,也回答了村庄何以永恒。

  王晴飞:林浩说“现代”是“过去”的杀手。那你觉得在乡村与现代这组关系里,罗伟章想要的是什么,他不满意的是什么?

  林浩:我倒是觉得他不满的是那种残缺;至于这种残缺是好是坏,他似乎想要让它变成好的,但它其实也有坏的部分。他想要的是这种完整性,而不是说美好的一面。

  王晴飞:在他看来乡村生活是一种完整的、联动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对的就是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其实是分裂的、孤独的。

  蒋柳凝:我基本赞同林浩的观点,但除了“现代”让我们失去了什么之外,我还想站在现实的立场上谈一谈“现代”的正向作用。我认为杨浪包括杨浪所守护的乡村自足完满的形态只是作家理想中的一种存在。作家清醒地认知到,现实语境中,当裹挟着种种异质因素的“现代”与乡村遭遇时,作家理想的乡村的状态是脆弱的。除了杨浪,我们还需要看到乡村中的普通人面对“现代”的冲击时,他们内心的迷惘和矛盾。比如《声音史》中张胖子对待东升的矛盾态度。他希望东升在复杂浑浊的都市清白做人,却仍不可避免地想象东升已被外在的世界污染,成为可能的浪子。在张胖子看来,千河口以外的世界,约等于个人道德纯洁的坟墓,里面埋葬的是千河口代代相传的传统价值观。张胖子的矛盾显示出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被现代文明粉碎,呈现的是传统的价值秩序的载体——农民,在现代异质文化观念下遭受冲击,陷入失语的沉默状态。“现代”赋予他们农民的身份,他们对此无力抵抗,同时也在沉默的忍受中再三确证自己农民的身份,最终只能接受。到这里,似乎“现代”甚至可以视作导致乡村衰败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为乡村带来的尽是负面的影响,我相信作家同样看到了乡村与现代激烈碰撞融合之后孕育的新的可能性——主动拥抱“现代”并进行自觉的自我认知重构,尽管这一改造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极大痛苦,但相较于单纯地为已逝去且不可返回的旧的乡村世界唱响挽歌,书写乡村如何与现代互动互构并最终塑造新的生存方式才是更具现实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声音史》中以东升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在进入城市后出现了自我身份认知上的变化,其中隐藏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老一辈接受自己农民的身份并保持沉默或逃避的姿态不同,东升固然感到了那双隐形的“水靴”,但他渴望得到城市平等的对待,并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因此,以东升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的矛盾和痛苦就在:他们在身份认知上的觉醒和进步的要求同历史身份之间的对峙,使得他们尽管喊出自己内心的渴望,却无法真正摆脱历代相承的农民身份。个人自我认知的形成来自集体的评价,在一个强调个人是螺丝钉的集体主义的文化氛围下,个人或许无法撼动“现代”的压迫,但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个人的利益诉求和个性表达背后的反抗意识具有重造“现代”的可能性。当我们看到作家书写东升内心的挣扎和生存的困惑时,自然会返归我们自身,反思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思考何谓“现代”以及如何看待“现代”。我认为,这可以视作“现代”产生的一种正向引导。

  回到作品,除了东升这一群体,作品其实还指涉了更普遍意义上的现代人精神上的苦难。比如《声音史》中一些搬迁进城的村民,其生活的程序化、精神质地的空洞表明,当下城镇生活一旦失去与乡土之间隐秘的情感联系,就像缺水的树根,只能等待自己精神力的枯萎。作家透过这些搬迁的村民的生存状态,目的是呈现全体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至于从这种精神困境突围的可能途径,在我看来,作家借欧阳述有关民工潮的叙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于在一个慢节奏的生活状态里恢复现代社会中因遭受外力挤压而枯萎的现代人的精神力。但这并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仅仅是一种可供缓解的途径。因为无论如何,作者都深知,乡村融入“现代”并产生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存在方式都是历史的必然。既然这一历史的进程无法更改,那么作家在此时创造出杨浪这样的人,以他为载体向已逝去和正在逝去的年代投去悲悯的一瞥,其中应当是包含了作家的某种希望,即以杨浪这样执着收集声音并复现声音的人,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提供通向精神故乡并安置自己灵魂的可能,颇具人情味。

  王晴飞:我提一个问题,“现代”到底意味着什么?

  刘万宇:老师,我觉得在《声音史》里,“现代”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城市文明或者说城市化进程对乡村文明的侵蚀。虽然说乡村不一定完全代表着美好,但是城市形象的“罪恶”在作品中有迹可循。比如说原本在村里还可能会欺压别人,把杨浪叫成“那东西”的东升,进城以后全然没有了优越感和自信,原本敢递刀杀鬼的他,居然连去写字楼上厕所都不敢,他的自卑同时也体现在他谎称自己有复旦大学学历的行为上。同时,作者笔下的城市似乎以金钱为最大、也是最核心的价值标准,城市生活里面夜店最平等,因为夜店里面只看钱,所以好像很平等。

  蒋柳凝:我觉得无论是在都市还是乡村,“现代”是站在所有人对立面的一种时刻处于变动状态的生存观念的高度综合,它总是超越了人们现时的生存状态,让人感到如芒在背。东升进入城市后,其固有的农民意识使他感到与城市格格不入,但同时他也做出努力,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城市人,这是“现代”带来的激发人改变自己原有生存方式的契机。

  王晴飞:我把前面的意思表述得具体点。在罗伟章的小说里,城市或者说“现代”,它常常是没有正面出现的,作者常常没有正面去写,也没有具体的批评,但是我们时刻能够感受到有一个“现代”在侵蚀、碾压、解体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先搞清楚,对于罗伟章来说,如果他对“现代”感到威胁,感到不适和不满,那么这个让他不适和不满的“现代”到底指的是什么?

  吕彦霖:我同意王老师的观点。我觉得罗伟章心中有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这个理想的生存状态又指向他关于人应该怎样自我拯救的核心理念。在当下的社会文明中,罗伟章认为人应该是缓慢的、自然的,与自然相始终。在他看来,这种生活状态的典型就是杨浪。因为接近自然,他才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有很多东西不明白,所以这个声音就关闭了。还有一点,大家记不记得罗伟章在小说中间写了鸟的故事?老君山有很多鸟,城市的猎人来打鸟。城市里的男人打鸟,女人去接近小鸟和各种野生动物,似乎是非常心疼动物,实际上又会把它们吃掉。这种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隐喻着城乡之间的独特关系。我觉得罗伟章没有具体地指出现代文明或者城市文明的样子,他只是讲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乡村文明肯定会被城市文明所取代,他只是在小说中还原这个过程。与此同时,他又惋惜于这种乡村的“接地气”的、与自然相始终的、缓慢而有节奏的人格成长最终在乡村的城市化中被彻底摧毁。

  “现代”是什么?“现代”其实就是那种突变的生活的节奏。这种突变的生活节奏可以让淳朴的李逵在进城后去偷电缆。从一个有家园感的地方到一个没有家园感的地方,会迅速造成人格的变异。当然人格的变异也未必都是坏的,就像东升,他后来做了诗人,也算是发挥了文艺特长。但是他在回到故乡时,又发现故乡的“异化”,乡亲们浅薄、贪婪、毫无精神追求。他来自乡村,却没有变成乡村的迷恋者,没能发展出一套沈从文式的对立的“乡土诗学”。但是我觉得作者的想法跟沈从文的《边城》有点像,就像《边城》的结尾最终还是老船夫死掉、白塔倒掉,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罗伟章的小说毫无疑问地重复了这样的历史结局。罗伟章的三部曲强调的是一种对于生长方式、人的生产方式、人性格的形成方式、人的行为方式的追问,然后他认为那种合乎自然,合乎人性本身的,比较缓慢有节奏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他觉得他有必要去调和现代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对这个行为可能造成的结果显然又不是完全抱有希望。

  郭洪雷:晴飞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中国现当代作家写农村,除去大的历史进程,还有自己所属的“时代”,而每个时代又都有自己的历史新质。我们想这个问题时,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读这类小说,如贾平凹、莫言的小说,往前推的话,还有柳青、赵树理、沈从文、鲁迅等的作品。前面我们还讨论过一个跟罗伟章生活地域相近的小说家贺享雍。罗伟章是大巴山的,贺享雍是渠县的。真要想看出罗伟章的特殊性,必须把他放到历史脉络和时代背景里去思考其特殊。小说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原本它就是一个村子,后来在发展中“爆”起来了。

  吕彦霖:对,突然就“爆”起来了。

  郭洪雷:像这种农村突然“爆”起来的模式,莫言《丰乳肥臀》里也有,而罗伟章写的这个“乡土”又不一样,他所写的三层院好像被生活抛弃了、遗忘了,还剩几个留守在这里,各有各的原因。我提这个是什么用意?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乡土书写总的倾向的同时,也要看到每一个具体作家书写乡村时,因地域、时代、个人气质不同,所呈现的特点会不一样。每个作家笔下的乡村都不一样,罗伟章所写的其实是偏远大山里的小村子,甚至连小村子都谈不上,就是很小的院落,零散的几户人家,剩余的几个人。之所以说这些,就是强调具体化,强调特殊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实质性的东西。罗伟章写的时间和地域完全不一样。我看小说有个习惯,当它说到现实中的某条河或某座山时,我会去高德地图搜一搜,对位置有个大体的把握。

  吕彦霖:但是他跟贺享雍不同。我觉得他和贺享雍的不同就在于贺享雍更写实,而罗伟章在致力写实的基础上生产一种历史概括性。

  郭洪雷:贺享雍也写四川农村,他的写法比较传统。赵树理《三里湾》写“刀把地”,贺享雍的第一部也写了一块地。比较而言,罗伟章的路子很现代。

  吕彦霖:对,我觉得这点是很不同的。我们其实能在他的小说中看到比较强的概括历史的企图。

  郭洪雷: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除《声音史》外,我把罗伟章的书都买来了,看了一部分,觉得他也有跟贺享雍一样的地方,也有随着时代走的一面。这个不能否认。我更看重罗伟章作品揭示的问题,他写作的批判性和抒情性。

  王晴飞:抒情性一直很强。

  郭洪雷:对,罗伟章保持着时代性和文学性的平衡。

  王海晗:这就像郭老师讲的,判断一个作家,包括评论一个作品,需要把它放置在一个整体的时代脉络里面来审视,看它的特殊性。所以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就是罗伟章他所理解的、他感觉到的威胁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作者并不是具体地去说农村的哪些价值是特别好的或坏的,他并没有表现出非常对立的观念。作者其实更多地是感受到了城市所代表的这种现代文明的威胁。如果没有这种很强的威胁的话,我觉得他不至于去批判它,或者说去反对它。

  王晴飞:所以就像郭老师讲的,他写的已经是非常偏远、非常封闭的地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地方,仍然免不了“现代”的侵袭。就像沈从文《长河》里写的,虽然大家都不知道“新生活运动”是什么,但都感觉到“新生活”要来了,我认为类似的这种现代文明的强势,是罗伟章写作的一个很强的驱动力。另外,刚才刘万宇说到的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说城市里最平等的地方是夜店,因为这里只认钱。这就是“现代”强大得近乎唯一的衡量标准。我觉得这也是罗伟章对现代生活不满意的地方,是现代性给我们带来最痛苦的一个体验,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最后都要接受同一个标准的衡量,所有的价值都被碾平了。从罗伟章的很多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也正是这个标准吸引着农民,使他们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到城市去。罗伟章不一定是反现代的,但是他可能更希望保存更多的价值标准,像杨浪用声音去保留过去的生活,其实是在保存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和人的生活的多种可能性。我的理解是这样。

  吕彦霖:是的。他还复活了一遍,就是贵生快死的时候,他学那些人——那段特别有电影感——他把那些人的声音都学出来了,然后学到了一个老爷爷叫建勋,掰磨盘力大无穷。罗伟章说以前的人从没有吃饱过饭,但却有那么大力气,他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追忆往昔的美学冲动。

  王晴飞:对。当然我们也得看到,乡村其实是被“现代”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现代”,其实就没有现在文学里的乡村。有了现代生活,才会有与“现代”相对应的乡村生活。比如杨浪,他在“现代”的标准里,是一个无用的人,但实际上杨浪这样的人,即便是在乡村生活的系统里,也是“无用的”,在这一点上,乡村并不比城市更包容,甚至还远不如城市包容。所以我们说现代与传统,并不是说乡村代表的生活方式就更好。

  王海晗:杨浪这一人物形象是不是有点像波德莱尔笔下的“都市流浪人”?

  王晴飞:对,你可以这么讲。当然我们中国作家笔下的漫游者,和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也有很大不同。波德莱尔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往往有贵族气息,都是很有身份的人,而我们中国的“漫游者”往往是社会的失败者。其实是边缘人,被社会主流抛弃或者说无法纳入社会主流的人,大家也不妨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

  王海晗:我觉得作品的隐含作者,他的价值规范非常复杂,甚至是难以确定的。你看,虽然小说表达了对于乡村文明在都市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生活的同情,但我觉得其实罗伟章对于底层也是带有很强的一种批判性的。因为乡村文化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粗粝的状态,本身就存在着一种良莠不分的格局。由此看来,隐含作者对贵平昌的价值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去揣摩。从显在的故事情节来说,桂平昌受到了苟军的欺负,他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当然是需要寄寓同情的对象,但是桂平昌的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可解释的人性上的恶呢?有一个细节是小说中写到桂平昌非常嫉妒苟军,原因是苟军从小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不挨饿,理所当然地吃油腥,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欺负人。对这样一种朴素的民间底层的生存逻辑,包括弱肉强食的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与冷漠,我觉得罗伟章是持有批判意识的,他把这种底层社会的问题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了。扩大来说,乡民身上类似于“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它其实和现实的这样一种生存状况,包括刚才老师们说的大的城乡结构的变化等各种原因都是相关的,不能一味地去苛责,所以总体上是一个非常矛盾、非常复杂,甚至是无奈的态度。从这一点上来看,罗伟章的小说有点像百年前鲁迅写的乡土小说,有点透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价值观。

  刚才老师们讲到城乡之间的这样一个认识框架,我就想到了英国有个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他写过一本书叫作《乡村与城市》。雷蒙·威廉斯虽然写的是英国文学作品当中对乡村和城市的描写,以及有关城乡关系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对今天我们中国的乡土社会,包括乡土文学也是适用的。威廉斯在书中就驳斥了某些学者所坚持的缅怀旧日农村的“黄金时代”的论调。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并不等同于封建与愚昧,但同时也不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家园;城市虽然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但是并不处在进化链的顶端,并不代表一种先进的目标或者说范本。其实就罗伟章的这个作品而言,我觉得他表现的是一种理念上的拒绝,就是拒绝那种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的倾向。其实城乡之间的矛盾传达出来的是都市或者说工业化发展模式下的某种内在的精神危机,以及当我们试图去克服它时的一种无奈的精神状态,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王晴飞:海晗说到了《乡村与城市》,我的理解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乡村”,其实都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的,那条划分城乡的线也是不断移动的。比如新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都市的时候,小县城可能会被建构得很田园很传统,但这个小县城刚出现的时候,它可能是被理解为与乡土对立的“罪恶之都”的。永远有一个更早的“田园”,作为对于城市的批判物。

  吕彦霖:我认同海晗的观点。我总觉得罗伟章笔下的城市与乡村其实乃是通过这些人物讲一个天人交战的问题,就是“现代”把人从“天道”里甩脱出来,然后到底人应该怎么办?刚才晴飞老师说他有诗性的成分,这个诗性其实追问的就是人到底如何在自然中安身立命这个核心问题。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依赖的正是理性和道德,但是滥杀无辜动物,为了一时的兴趣去毁灭自然的人类,还有什么道德优越性?这是小说试图呈现的问题。罗伟章小说的维度比较丰富,价值观也比较复杂。

  郭洪雷:刚才我们谈得已经很好玩了,我来之前还没想这么多,聊着聊着好多东西就出来了。刚才我们说到波德莱尔的“拾垃圾者”,我突然想到杨浪是艺术家气质非常浓的一个人。他和他哥哥不一样,他哥哥非常现实。

  王晴飞:对,他哥哥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最符合这个时代的标准。

  郭洪雷:杨浪钟情于无用的声音,他是声音的收集者。刚才海晗说到隐含作者,隐含作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罗伟章肯定也出生在农村,对农村非常熟悉。他写了很多人,这些人到外面去闯荡,有各种各样的遭际,有像杨浪哥哥那样的成功者,并且不止一个,也有沉沦的、犯罪的。其中我注意到一个人,这就是东升。东升冒充复旦大学毕业生,实则是一种自我想象,这种想象引导他走上了写作的道路,甚至想成为一个诗人。这个人物很特殊,或许有罗伟章的精神投射和寄托。其实,贾平凹《高兴》以后的一系列乡村书写以及梁鸿对梁庄外出者命运的关注都提醒我们:走出乡村,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作奸犯科的,也有慢慢变成现代都市人的。就此而言,罗伟章的乡村书写并没有陷入简单的对立,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王晴飞:我前面的问题说到城市和乡村,传统和现代,其实像是一个陷阱,所以我后面拼命往回拉,想请大家讨论罗伟章的小说里到底什么是“现代”。这里的“现代”,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城市与乡土对立的模式来理解,至少在罗伟章这里,他的立场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郭洪雷:同学们还有什么想法说说?

  王澜汐:我认为作者是在找寻乡村的一种存在痕迹并且是通过刻意找寻痛苦这样一个方式来印证乡村存在的这种证据。例如孤寡老人丁婆婆自愿被一个幻想出来的婴儿啃奶而死,梁春因忍受不了长夜的孤独空虚自愿在身上去栽种“豁拉子”的痒。我觉得之前学长学姐们说得都很好,这部小说它表达的是乡村的一种消失与流逝,杨浪作为一个清醒的第三者的存在,他能够感受到乡村的一种消逝的走向,所以我认为杨浪是所有人物中最聪明的。就算所有人都理解不了他,他也能够乐在其中地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乡村存在的证据,并且能够痛苦又快乐地感受到乡村活着的生命状态的这样一个痕迹。

  沈梦:我想就王晴飞老师“乡村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建构出来的”这个问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声音史》里,杨浪的世界是由声音构成的。声音有许多形态。作品里提到:“口音是世上最隐秘的记忆,是不可翻译的天书,只有那些有着共同血脉的人才能继承,如同树叶对枝条的继承,枝条对躯干的继承。”民歌是口音继承里比较典型的一例。小说里,开火锅店的玉玲会唱民歌,火锅店开了小半年,县文化馆带着采集民歌的任务慕名而来。玉玲所唱的俗称“打闹歌”的歌曲,是民歌中的珍宝,最后被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是来自乡土的、原始的声音,凝聚了乡土的元素,充满生命力。然而,这种声音似乎只有经由“遗产”身份的确认,才能被归入有价值的范畴。是“现代”的发展让民歌成其为民歌,乡土成其为乡土。与声音一直被不断文明化、城市化的过程所同构的,是乡村人口的流失、乡村文化自身的消逝。《声音史》进行了一个形式上的革新,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加入了统计学的公式:“1.总人数(以某年为基准)-死亡的人=活着的人。2.活着的人-外出务工的年轻男女=老年男女、年轻女人和孩子。……”直接呈现了乡村人口向外的流动。现代的、理性的、客观的知识撕开了一以贯之的诗意的、飞扬的、灵动的抒情氛围,代表了城市所具备的强势入侵性,这是现代试图确证乡村文化正在消陨的一种方式。  

  吕彦霖:我觉得你说的内容很好,但是我觉得杨浪收集的声音和现代文明是相对立的,包括到最后他给他两个光棍兄弟进行的最末一次表演,其实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被抛弃的人,和被抛弃的事情。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当时找鸟,用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做的哨子。记不记得他们说鸟听到哨子是绝对不会来的,或者说只有一些傻鸟会过来,但是杨浪学鸟叫的时候,他把自身变成了鸟,也就是说杨浪身上或者说他搜集了很多声音,其实就是被现代文明排除在外、被抛弃的声音,我觉得它是作为这个新文明的一种参照存在的。我们不能讲它是对立面,只能讲它是个参照。但是你说杨浪有没有被文明化?也有,因为他所收纳的声音的范围变小了,因为这些人或者死了或者走了,然后他听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剩下的这些声音都被现代文明同化了,于是他听不到了。所以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以这么样一个身份存在的。

  王晴飞:说得挺有意思。

  郭洪雷:我想把这个话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都市和乡村,往深了再想想。乡村和城市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精神、心灵的问题,但它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的《声音史》也好,他的《隐秘史》也好,还有后边的《寂静史》,我们会发现他经营了一个维度,我们之前可能没太注意,那就是神的维度。我们说理解一个世界,总要考虑到天、地、神、人,人的因素我们注意到了,天地的因素我们注意到了,比如声音,我们理解声音,既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是自然的。所谓“神”就是指信仰的世界,它由有机、完整到破碎的过程。小说写了学校对面的四个神像的头被割掉,包括《隐秘史》也涉及到这样的问题,神像突然间被盗了。我们思考都市与乡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乡村里面,尤其在过去的乡村里面,精神世界、信仰世界、心灵世界中那些有机的完整的东西,一旦进入到都市的时候,就已经消失掉了,它归到什么地方?又归到晴飞刚才说的被某个标准统一化,那就是钱。那么这个佛头我拿到都市里边,以文物的方式,它已经由神的头颅变成了一个文物。所以说,存在着一个神的维度消散的问题。

  吕彦霖:郭老师讲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其实听到念佛的声音了。只有杨浪能听到。我记得他们的树也被砍了,林业局带着人来买树,但是因为老君山那边公路不太通而没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打造这个产业闭环,是因为没通公路。通了公路的话这一切都可以换成钱,换成普遍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刚才郭老师提到很多,其实他们被遗弃在外边,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某些通道——没通公路。文中写到了树,写到了佛像,写到了很多东西,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很爱笑的人后来因为矿难死了。后来杨浪能听到他在骨灰盒里笑。实际上他们中间有一个习俗是去收脚印,他死之后,就让他的孩子去他走过的每一家里边走一遍,把脚印收了,他才能去阴间,知道阴阳之隔,包括要贴明纸。这些我们现在也都没有了。

  郭洪雷:罗伟章虽然没在这地方用过多的笔墨,但他已经感受到、触及到了一些东西。

  王晴飞:他其实也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这种神性的缺失也就是对传统生活的祛魅,包括刚才沈梦讲的,和彦霖老师的意思并不冲突。她的意思是传统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里,它需要一个现代性的加冕或者说认证,才能够有价值。文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已经被取消了,需要“现代”来赋予,就像行医,不论医术怎么样,先要有行医资格证。

  吕彦霖:对,需要考证,没有证就是非法行医。

  王晴飞:现在考证决定一切,因为只有考证才可以建立一个普遍的唯一的标准,才可以把所有人拉到同一个评比标准里。

  吕彦霖:所以我觉得在罗伟章这个小说中,乡村只是一个介质,他尝试探讨的问题是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了郭老师说的那种精神维度,现代理性变成了宗教,变成了宰制一切的维度,但是罗伟章用这些被抛弃在外的人来质疑这个维度是不是唯一性的。

  郭洪雷:我们谈到这,我觉得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

  吕彦霖:但是我觉得这个让我挺喜欢,就在于我认为他不仅仅是满足于描述层面的,相反他有一个更高的——或者不能说高低——就是他的野心可能更大一点。他是在质疑这种用现代性话语宰制一切的现实世界,在这点上他仿佛和沈从文又有一点相近。

  郭洪雷:东方有什么要说的吗?观察了这么多期之后,我发现你还是比较猛烈的。

  闫东方:看《声音史》,特别喜欢他开头的序篇,因为这个序篇建立了很高的阅读期待。我总感觉这个小说一开始建立的是一个很抒情的或者说是哲理化的氛围,但是进入叙事部分的时候,却跳脱了小说的这种氛围,在阅读期待上,有一种高开低走的感觉。

  我看王老师提到他的小说经常表现对于传统乡土完整生活的留恋,对于这点我表示质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写饥饿,我觉得这是他反思乡村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我觉得他的留恋更多表现在序篇:“大清早,杨浪来到院子。/空院子。/空无一人的院子。”当作者使用类似诗句的断行方式写这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读出一种抒情的笔调,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留恋。但是叙事真正铺展的时候,又能感受到他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他确实不认可城市的现代文明,但另一方面他对于乡村文明的态度,也是有保留的。比如饥饿对于人的碾压,有人吃肉、有人没肉吃,其实包含了一种不平等关系在里面。后来写到为什么要杀苟军,桂平昌对苟军说你没受过苦,你爸是木匠,没怎么挨过饿,你还能吃到肉。这时候,食物的不平等甚至构成了杀人的动机。因为饥饿是一种很直接的生理性体验,我觉得这是他不会简单留恋乡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点。

  郭洪雷: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他写饥饿那部分是在杨浪的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往前推了几十年。

  王晴飞:在说乡村的时候,我特意加了个定语,就是他对乡村的“完整生活”的留恋。我的意思是,他留恋那个时候,是因为那时候人的生活是完整的,并不指向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

  郭洪雷:对。文中我们在读学校那段的时候,容易对校长有不良印象。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作者并没有一定要把爱憎落实。有些作家有一种情感倾向,就是对任何人,无论好人坏人,都能抱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

  王晴飞:但是这点也很有意思,实际上这校长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他一直跟着风潮。他当小学校长的时候就是成功的。比如他转业到了学校之后,是怎么迅速获得上级认可的呢?是通过烧山开荒完成上级的指标。

  吕彦霖:还有让下边的人去薅草。

  王晴飞:对,他退休了之后,也仍然不同于普通人。他纠集一群老头,给政府献计献策,他永远是成功的。罗伟章小说里最不喜欢这样的人,文学往往不喜欢成功人士。

  吕彦霖:他们就是每一步都能踩到点上,但是你看他干的事儿未必都是人事儿。

  郭洪雷:但是我发现作者放过了他。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作者恰恰写出了一种生活的真实。生活里边通常没有我们所说的恶有恶报,没有的。

  王晴飞:小说让他最后变成了一个成功的老头,或许就是作者对他的报复。

二、不合时宜的人

  王晴飞:与那些成功的人相比,罗伟章的小说更青睐那些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个社会、远在时代潮流之外的人,我姑且称之为不合时宜的人。像杨浪之类的人,别人都被城市吸引,而他们偏要留下来。这种走和留已经不是出于物质上的原因,因为罗伟章的小说会反复告诉我们,因为绝大多数人走了,所以剩下的土地非常多,老天就给了留下的人足够生存的食物,甚至都不用怎么劳动,像杨浪那样整天四处游荡都可以有足够的食物供他生存下去。所以出去,到城市去,不是或不仅仅是出于生存的理由,而是说明“现代”有一个很强的吸力,把人吸扯进去。罗伟章笔下的这类人不仅是《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中的这种乡村留守者,他在别的小说,包括在写城里人的时候,也会写到这种和社会有那么点格格不入,但又谈不上激烈对抗的人,我们怎么看这样的人呢?

  张楚悦:对于“不合时宜的人”,我先从直观感觉上作一个概括吧。我认为《寂静史》中的林安平是一种文化符号,《声音史》中的杨浪更多地是一种媒介符号,而《隐秘史》中的桂平昌就是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人。先说《寂静史》中的林安平吧,之所以说她是不合时宜者,是因为她相对于城市的商业文明是不合时宜的。林安平作为土家祭司,是土家文化的一种象征,而陈婷婷等人要把她塑造成巴人祭司,但她本人站在她固有的文化立场上拒绝这种改造。而之所以说林安平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因为我们能够发现,她的身上具有传奇色彩和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我认为小说对她的传奇因素的演绎,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她真实的个人史。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有很多伴随她的出生而出现的奇怪的现象,比如她姐姐的生病以及一些导致她父母想将她遗弃的事情(最后没有遗弃),但小说没有顺着这个逻辑来展开,而是将她作为土家文化的象征,在文化层面上讲述她是怎样拜师的,又是怎样坚守她内心的文化的。我起初很喜欢这部小说,但是小说后半部分突然开始写作为县文化馆员的何先文的情感经历,这给我带来了小说很“隔”的这样一种直观的阅读体验,就是,讲得很好的林安平的故事中怎么突然插入了何先文的故事?小说前半部分对林安平故事的讲述具有明显的“寻根”意味,小说在地域神秘美学的意味上与韩少功的《爸爸爸》有些相似之处,但是何先文故事的突然插入似乎有些唐突。《寂静史》以何先文和林安平失去联系作为结局,作者可能想借此言说真正的历史已经归于寂静,在刚才大家讨论的这种城市现代化潮流面前,作者感到无能为力。《寂静史》之所以塑造林安平这样一个形象、选择这样一种结局,其实是对能否坚持土家文化等传统乡村文化打上了一个问号,但在某种程度上,《寂静史》要表达的是真正的历史归于寂静。而如果联系《声音史》,我们可以发现,寂静可能也是声音的一种体现,只不过是另外一种体现的方式而已。

  再说《声音史》中的杨浪。之所以说他是不合时宜者,是因为他相对于城市文化和现实而言是不合时宜的。考虑到他对“声音”的演绎和它所发挥的作用,我认为杨浪是一个媒介符号。“声音”从内容层面来说,是对乡村及历史的记录;从叙述手法上看,它是小说的一个视角;在艺术上,我认为这种视角的选择便于多元素的缝缀。我注意到刚才吕老师说杨浪模仿声音的情节非常有电影感,所以以声音为视角进行叙述,既便于多元素的缝缀,又可以让乡村的人、物显得更加苍凉旷远。《声音史》之所以塑造杨浪这样一个不合时宜者,我认为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大家在上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提到的,城与乡这两个世界的对立;而另一个我认为是历史和现实两重时间的交错。从符号学的意义指向来说,一方面,杨浪模仿的声音的话语本身是话语的字面含义;另一方面,过去与现在通过声音实现了并置,也就是说,通过声音,历史和现实自然而然地缝缀在了一起。两重时间交错之后,作者借此强调时间流逝的必然性,就像大家所讨论的,面对现代化的进程,过去的消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所以作者想要凸显此在。也就是说,《声音史》通过对不合时宜者的塑造,进一步引导人们思考如何面对这样一种现代化的进程,但《声音史》这部小说并没有非常直接地给出答案。

  下面就到了《隐秘史》。这次讨论的三部小说中,我最先阅读的是《隐秘史》,我很难把这部小说想象成一部乡土小说,我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在桂平昌这个人物身上。我认为这部“隐秘史”就是桂平昌的心灵史。小说以桂平昌为中心,描写他的精神从沦丧到蜕变再到超越的过程。我和室友交流的时候发现,这部小说的结构很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在柏拉图的隐喻中,洞内有一个影子,哲学家走出洞穴来到外面的世界之后,发现这个影子实际上是一个可感的事物。《隐秘史》同样存在“洞内”和“洞外”两个世界。“洞内”的影子就相当于白骨,走出“洞穴”发现的这个可感事物就是苟军。在桂平昌的隐秘史的发展过程中,他之所以把白骨联想成苟军,是因为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性,从而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一种隐喻。换言之,桂平昌在洞内的时候认为是自己把苟军杀了,联系整部小说,我认为可以将桂平昌在洞内的心理视为一场梦,这段梦境的产生是由于他童年的一些创伤经历以及某些要素的缺失,从而需要精神补偿,所以他在梦境中认为是自己杀了苟军;当他走出洞穴之后,听同乡人说苟军没有死。但我认为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可靠,这可能也只是乡人的一面之词。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发现,桂平昌从“洞内”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杀了人,到“洞外”发现这个人并没有被自己所杀之后,他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与人性的和解,但他究竟是如何完成这样一种和解与救赎的,可能是由于我能力有限没有看懂,或者是作者有意弱化桂平昌的这一心理转变过程,想以含蓄的方式为读者留下思考、想象的空间,或者更具批判性地说,作者可能在驾驭这样一种情节上显得力不从心。“洞穴”隐喻是说人通过转向认识了事物的本质,那么《隐秘史》则是通过桂平昌对苟军由“死”到“活”的认识,理解了人性的某种状态。此外,对于桂平昌这样一个不合时宜者的塑造,也是对时代剪影的刻画,他是现实乡土世界中的一个小人物,小说就是对这样一个小人物心灵史的展现。所以就“新历史主义”的写作而言,小说中包含相对于“大历史”的“小历史”,即桂平昌的生活史之于大历史的流变,也包含相对于在明处的生活史的内心史,似乎是二十四史与野史的一种对照。最后,小说通过对桂平昌的精神错愕、现实阵痛、历史郁结的描写与揭示,引导人们思考人性的救赎,思考历史究竟是什么,以及何为真实。以上就是我对三位不合时宜者的看法。

  王晴飞:楚悦的表达能力和概括力都是很强的。小说对林安平的塑造是很讨巧的,她的身份非常特殊,而且带有传奇色彩,这样的人其实比较容易被写成一个在现代文化之外的人;罗伟章其他描写城市的小说中,也写到过这样的人,只不过对林安平的塑造难度会大一些。至于楚悦刚才讲到,《寂静史》后半部分的情节中插入了另外人物的故事,我想应该是为了从更多的视野与眼光来看林安平。比如林安平的同学陈婷婷可以视为林安平的反面,而“我”(何先文)可以视为介于林安平和陈婷婷之间的人。正如小说如果单写乡村与传统是没有意义的,要有一个现代和它相互映衬,才能够显出乡村的意义来,所以写林安平也需要与她差不多同龄的、融合在现代生活中的人进行对照,她的意义才能显现出来。楚悦还说到对林安平是否能够坚持既有的文化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觉得她能不能坚持其实不重要,因为她是一个“过时”的人,她的坚持也只是她个人的坚持而已,她所代表的文化已经消亡了。至于说到历史和真实,我认为《隐秘史》中用了很多很好玩的花招,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专门讨论。其他同学再谈一谈这种不合时宜的人吧。

  林浩:老师,我补充一下这位同学刚才讲到的《寂静史》的特征,这刚好可以呼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寂静史》讨论的正是一个历史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在《寂静史》中,真实的历史与被制造出来的历史,究竟哪个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更重要呢?小说最终选择了一种被虚构的、被捏造的历史假象,这也是小说最后一句说“我不再去联系林安平”的原因:我愧对于她,愧对于被忘却的历史真相。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不合时宜、甚至终被忘却的人?我注意到作者在写过去的人、过去的环境的时候,语言中一种偌大的诗意扑面而来,它并不来自叙述者或者人物,而是来自作者的主观意愿。作者把对“不合时宜”的敬意都用一句句诗裱了起来,比如《寂静史》的第一段,刚开始是非常日常的表述,但提到“供养”这一古老的词后,便展开了非日常的叙述:“那只胃早已割除,弃在历史的深处,被时间之水泡得发白。可跟它血肉相连的人,竟还鲜活明亮。”随后马上一转,回归现实:“这个人就坐在木桌的那一边,和我相距不过两米。”更典型的如描写过去的景象时,作者用的语言异常夸张:“出脚即河,河岸即山,河被山壁挤压,翻卷咆哮,杀气腾腾,而那山壁,刀砍斧削,如从云端垂落。”再如林安平的出生:“肉刚沾地,太阳的光芒打着卷,嗖嗖嗖,眨眼间从地上卷到天上。光芒一收,天昏地暗,电闪雷鸣。”还有更多,不再举例。这与林安平的奇异身份相贴合的同时,作者通过诗性语言给这些“不合时宜”的人、给“过去”附上了某种神秘力量,表达敬意。

  钟依菲:老师,我想讲一下杨浪。我认为杨浪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是一个具有明显隐喻意义的人物。传统的声音正在随着村庄的消失而消失,然而杨浪用他的超能力在虚空中又建造了一个村庄,甚至成为了桂平昌、李成、九弟、贵生等人的心理慰藉。但是作为在村庄中坚守到最后的几个人之一,杨浪却还不算是地道的农民,在其他村民看来,杨浪懒惰、孤僻、怪异,对于农民本该关心的庄稼并不上心,只收割当天要吃的量,也不结婚生子。他并没有被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牵着走。他虽然是乡村的记录者,但又有一些现代的特征,就像老师说的,他是精神流浪者的形象。说到这些不合时宜的人,我还想到了一个例外,就是小说中的杨峰。他和上面几人完全相反,他不是顽固地停留在过去,而是头也不回地朝远方走,对家乡和亲人不闻不问。这个人物较为完整的形象是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中徐徐展开的,他原先也是一个温暖的哥哥,他的冷漠是由杨浪的背叛,母亲的毒打和偏心造成的,以至于他飞黄腾达后,不捐助家乡一分钱,也不管自己的亲弟弟。用小说中的话说,杨峰是一个不认“根”的人。于是,小说中的乡愁在这里有了撕裂感,而且这个人物在小说中都没有切实出现过,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

  王晴飞:刚刚林浩说到隐喻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展开来说一说的。杨浪的塑造是可以深入讨论的。罗伟章在写他的理想人物的时候,其实都会过度地把一些文人化的东西加进去,而不是展现日常性。罗伟章并不是简单地褒扬乡土与传统,比如在他笔下的乡民身上,我们也会感受到很多并不传统的东西,比如他在《隐秘史》中提到的吴兴贵和陶玉夫妇:桂平昌的妻子陈国秀非常羡慕陶玉,但是吴兴贵和陶玉的夫妻生活实际上也不是典型的普通农民的老夫妻关系,其实更像现代的夫妻关系。而如前面所说的,杨浪即便在乡村生活里,也是独特的,不被人喜欢的。杨浪身上寄托的不仅仅是乡土,而是一种自外于潮流的特质,其中有很多文人化的成分。而且诗意不仅体现在表现杨浪这些人物的时候,作者在叙述时也有大量的隐喻。我看书时有勾画重要内容的习惯,但罗伟章的书我看完时基本全画上了——他每一句都那么用力,那么充满意味。当然,这些有意味的、充满诗意的语言和他的文化想象是一致的,符合他理想中的乡村和理想的生活,但我觉得有时用力过猛,有时太过于诗意,反而显得非常顺滑。

三、真实与虚构:桂平昌到底有没有杀人?

  王晴飞: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我们到现在一直没讨论这个小说的主线情节,或者说没有谈论这个小说里的“故事”,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非故事性的部分,其重要性并不比故事性的部分低。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小说情节中的一个悬疑问题,即桂平昌到底有没有杀了苟军,这也牵涉到桂平昌的罪与救赎的问题。

  郭洪雷:我先说吧。刚才楚悦说得很好,她对三个作品的类型有一个概括。她认为《隐秘史》不是一篇乡土小说,这也可以成立:它只是以乡土为背景写的一篇小说,说是心理小说也完全可以。而且根据刚才晴飞老师所说,这篇小说有一个很明显的优点,就是作者拾起了小说艺术史中为人重视的对某种不确定性的寻求,而且这种现实的不确定性会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凶手究竟是谁?是德米特里,还是他的养子或其他什么人?小说最后没有给出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而《隐秘史》中的这具尸骨究竟是不是苟军,苟军是不是桂平昌杀死的,杀死是事实性的还是心理性的?这篇小说试图营构某种不确定性,这是作者的努力,也是小说中很常见的一种手段。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中外小说中对谋杀的描写非常多,作者也会有很多种处理方式,我们可以延续晴飞老师提到的这一点,谈谈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刚才这位同学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你直接说。

  袁荣新:在对罗伟章“三史”的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了文本中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也延伸出了文本中两种矛盾的“声音”所构成的张力。这个现象是:《声音史》《隐秘史》中的杨浪、桂平昌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精神自审”的现象,但他们的“自审”叙述都不约而同地变轨,最终落在了对村庄往昔的“回忆”上,是不是可以由此展开一种对于人物乃至作者的精神结构分析?且看《隐秘史》中的桂平昌的精神走向:一个没有杀人的人是如何展开自审并最终怀疑、确认自己有罪的。桂平昌首先是在山洞中发现了存在的骸骨,于是逐渐展开了个人精神深处的质疑、焦虑,他回忆了自己同苟军不同时期的“矛盾”:包括童年时期的争端,自己结婚后苟军对自家“竹子”“巷道”的争夺,以及最终苟军对桂平昌和陈国秀的“羞辱”,正是一步步的回忆让他发现自己“杀了人”,其间伴随着一种无意识的自审,是一个逐渐发现自己罪恶的过程。但在最终桂平昌与骸骨的最后一次对话中,桂平昌自审的方向并没有朝向自己,反而变成了一场与老友的“回忆录”,他先是说自己比苟军早出生而多受了生活的煎熬,进而又说到老大娘的去世、村庄中人的离散。原本一场灵魂中酝酿待产的“精神热战”被消融于“回忆录”中。再看杨浪,杨浪作为一位能够感受到“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听音人”,却因为害怕失去奇特的能力而不敢结婚,与小社会脱离。不可忽视的是,他也存在着“自审”的现象:他也回忆起自己童年因为一次“举报”行动而失去了哥哥杨峰的信任,杨峰从此与他和村庄的命运渐行渐远。但读完《声音史》我也发现,这种自审的尖锐同样也被一种回忆式的怅惘所消融。文学史中有不少“自审”的经典范本,我这里举鲁迅的《秋夜》进行比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这个问题:“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这是象征一个人遭遇生命的挫折,可以不选择直面挫折,可以把自己寄托在未来甚至是过去这样一种“精神避难所”中,但随后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反抗绝望”的选择:枣树“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睒眼”,这样一种“自审”直面个人精神“分裂”,揭示了生命内面“反抗绝望”的热战。回到《隐秘史》和《声音史》的讨论,执着于此在的力量被充斥着悲悯情怀的回忆化解,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人物乃至作者自己也置身于两种精神传统的交锋之中,并且借助一种道家的“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的情怀来化解生命内面可怕的自审。我由此发现文本的语言里充斥着“自审”以及回忆性、诗性的“自我化解”两种张力。我认为这种“精神变轨”值得作为一种“症候”具体讨论。

  王晴飞:你说杨浪有道家的成分,我是相信的,他确实有种类似于“无为”的生活态度,他不仅自外于城市化、现代化的潮流,而且连传统社会的潮流都不参与的。

  郭洪雷:这位同学最后把自己的思考引向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到底是谁拯救了谁?

  王晴飞:郭老师前面对不确定性的论说很有意思。作者确实在制造一种不确定性,或者说是在模糊文学和现实的界限,这也给我们的阅读制造了一定的难度和趣味。我们讨论桂平昌到底有没有杀死苟军,并不是要得出一个结论,也不是说因为其中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就完全无法把握、无法理解它。我们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不同的答案也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这个小说形式上的一大特点是有两篇附录,与小说正文形成互文关系,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附录意味着什么?它对我们理解“苟军有没有死,桂平昌有没有杀人?”这个问题,有着怎样的作用?

  刘杨:小说具有不确定性的好处,是给阅读带来了不同的理解方式;就作家的写作来讲,便于容纳更多的内容。作者以此进行隐喻性的书写,要不断向小说中添加现实生活中那些缝隙性的内容。我认为罗伟章想表达或呈现的是,透过事件展现人物深层精神裂变和认知自我的心理过程。小说描写人物心理的篇幅并不长,不过作者希望将人物的心理写到极致。作者要把时间背后乡村人的生存逻辑,特别是他之前遭受到底线不断被挑战的事件,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震荡不断添加到文本中。小说让我们感觉到苟军可杀可未杀,但我倾向于理解为桂平昌还是把苟军杀掉了。

  王晴飞:这就很有意思了,前面楚悦也认为苟军是被桂平昌杀了,她说小说结尾有人看到苟军这个说法不可靠。刘杨老师也觉得苟军被杀了,大家有没有不同看法?

  林浩:我觉得没杀。

  王晴飞:同学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具体阐释一下你觉得没杀的理由。

  林浩:我是这么认为的,桂平昌为何能进入“异世界”?这是懦弱的他转化内心义愤的途径,让苟军死是他的欲望,然后再一步步在自己的记忆中勾画出整个行凶动机、过程与后事料理,并信以为真。这部小说写的也是这个心理过程,这是小说的叙事框架。当然,“隐秘”的还有陈国秀。陈国秀对苟军的恨和由此衍生出的畸形依恋,同样是无法载入“声音史”的。这让这部小说呈现出非常的意味,在客观现实与心理荒诞中不断反转(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内心想法不是某种现实的话)。由此,白骨才有了刚刚张楚悦同学说的“洞穴”的形而上的象征意义。也许它真的存在于千河口,但它更是桂平昌内心深处用来逃避自我的幻想空间。他无法消化苟军的强势,尤其是对陈国秀的那次抚摸,让他非常羞愧,同时他也羞愧于自己躲在厨房的懦弱。所以他只能把这种恨转化为这部小说运行的心理机制,所以我觉得苟军是没有死的。

  王晴飞:说得很好,沈幽你说说看。

  严沈幽:我认为苟军没有被杀死,甚至作了一个大胆的、有悬疑色彩的猜测:可能是吴兴贵和陶玉杀死了陶玉的丈夫,并将人骨放到了洞穴里。因为结合附录二中冉东的故事,冉东的母亲就是和情夫跑了并杀死了冉东的父亲。那在《隐秘史》当中,陶玉也是和吴兴贵私奔了,而且还有个儿子在城里,这一点是相对应的。同时,我认为《隐秘史》运用了限制视角,只以桂平昌的心理活动为主讲述,而限制了读者对吴兴贵和陶玉等人行动、心理的认识。我觉得有一些证据可以佐证我的猜测,比如桂平昌把洞口的草重新堆回去后,却在第二次去洞穴时发现上面多了一种草,这可能是吴兴贵和陶玉在发现别人发现了洞穴后,紧张之下所种或者顺手带来的;还有,吴兴贵歌声的消失也可能与他在觉察人骨被人发现后的紧张、焦虑之情有关。另外,我认为小说有一种梦幻的色彩,作者制造了一种朦胧的忧伤氛围,让杀人这件事情变得不那么残酷,反而有了荒诞的理由。对于如何理解以桂平昌之眼看到的“现实”这一问题,我认为通过幻想,桂平昌看到的“现实”其实是他内心积压已久的一种恶的爆发,他与苟军互为对门,就像是人内心的善恶两面,强弱之分、善恶转化如此之易。他幻想着自己杀死苟军,正是一种长期忍让的爆发,是一种面对苟军长期欺压、妻子长期无性、儿女不理状态下的反抗,这是他自己的一种治愈内心创痛的办法,而他在以为自己做错事以后内心的矛盾纠葛,和《罪与罚》相似。文中写到桂平昌和骷髅对话,这既是他与苟军的对话,更是与先祖们的对话,是在哀叹农村文明的衰败和消亡。

  王晴飞:嗯,说得非常好,基本上说服我了。

  刘杨:我补充一下心理机制的问题。其实小说是有点悬疑色彩的,而这种悬疑恰恰让你在读的过程中,特别是读到他的精神紧张感以后,觉得这个白骨是他发现的。如果按照正常的套路,白骨确实是他发现的,那么就应该不是他杀的。林浩刚才提到的善和恶,我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用强和弱来描述。从小说的审美机制上来看,原先苟军是一个强者,桂平昌是一个弱者,那么桂平昌是否只是在心理上完成了一个虐杀强者的过程?还是说他一直试图用这种心理机制掩盖现实中的行动?

  郭洪雷:我们能有不同的想法,说明罗伟章写得还可以。

  王晴飞:刘杨老师的意思是桂平昌用心理掩盖他真实的杀人是吧?这个很有意思。对一部作品,尤其是作者刻意制造了一些不确定性的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不同的观点代表我们对这部作品和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我来说说沈幽这个说法。首先,小说以桂平昌的视角讲述故事,很容易让读者去信任他,但是我们又能够发现,桂平昌的叙述其实是不可靠的,他是个精神病人。然后严沈幽还动用了附录二来证明她的观点,附录二中说“果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了这个东西”,也暗示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同样的故事,但其实附录二也不是完全可靠的,因为附录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另一个时空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信和不信都各有理由。沈幽有一个细节说得非常好,我阅读时没有注意到,她说悬疑色彩体现在吴兴贵不唱歌这个细节上,这也是罗伟章有意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线索——他不唱歌可能和白骨被发现有关?白骨消失会不会是吴兴贵等人意识到他们的藏尸之地被人发现了,然后把它转移了?而且沈幽说桂平昌之所以认为他杀了苟军,是因为他将自己认作一个弱者,他的内心有长期积压的冲突,但自己平时并未察觉,这可能也是小说在宣传的时候被当成“当代的《罪与罚》”的原因吧。这确实很像鲁迅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把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那么桂平昌内心被拷问的契机是什么呢?这个契机就是发现白骨,这时洞穴开始发挥其作用和功能:他发现洞穴后,以为是自己杀了苟军。沈幽所说的治愈功能我认为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被压抑的人,他的内心是很怯懦的,他是没有勇气去反抗的,而当他在想象里完成了一次谋杀后,他其实在某个层面解放了自己;但这还不够,另一个层面就是他继续往下审问自己,他在审问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内心是有恶的,是可能会杀人的。

  王海晗:其实原文中也有关键的信息能够佐证,描述桂平昌的心理活动时,小说是这么写的:“创造别人的死亡,也就创造了自己的死亡。”注意一下,作者这里用的是“创造”这一关键词:“他把自己的路走成断头路了。原本他不是这样想的,他以为创造这个人的死亡能够拯救自己。”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王老师刚才提到的治愈功能。

  王晴飞:对,他得有两步,他如果不杀苟军就到不了第二步。

  王海晗:然后结果却是更深地陷入了,也就是说,桂平昌借此发现了自己内心中的一种原罪。

  徐千千:我发现还有一个论据可以证明桂平昌杀死的那个人是自己这个观点。在《隐秘史》的四十四节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事物,只要对面而站,都互为镜子。人呢?人也是这样吗?苟军和桂平昌也是这样吗?苟军的心里,有种不可解释的恶,即使能解释一些,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桂平昌心里,有没有那种东西?”另外,第四十五节有一个“孪生的灵魂”的概念,小说中说:“两个身体都是这样。它们是如此地相似。它们有一个孪生的灵魂。……镜子死了,桂平昌才又是桂平昌了。”刚才刘老师说苟军的恶是强的,桂平昌的恶是弱的,我想是否可以说,桂平昌和苟军分居于恶的两面:苟军的恶是显性的,跋扈嚣张,就像他对作为弱者的桂平昌的欺凌;而桂平昌也有一种隐性的恶,只不过深藏于心,没有爆发而已。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刚才大家提到的《罪与罚》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否可以从复调的手法出发,把这具白骨作为双重镜像,这既是从桂平昌的主体而言的桂平昌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理,又是文本显性层面的桂平昌和苟军之间的关系。

  王晴飞:这个解读也很有意思。说到隐性,我之所以强调白骨的功能,是因为它是小说叙事的一个推动力,它造成了桂平昌反思的契机:本来桂平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对不起苟军,但是他在想象中——我说“想象中”的时候,就暴露了我是以他没有杀苟军为前提来讨论的——杀了苟军之后,他开始忏悔并进行反思:我真的从来没有对不起苟军吗?他发现有,而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意识到这点,才能不断地挖掘自己的内心。另外,我觉得洞穴中那具白骨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就是把它当成一面镜子来照自己。在《隐秘史》中,苟军其实就是桂平昌的那面镜子,或者说死了的苟军才是他的镜子,活着的苟军不行。

  郭洪雷:在小说中,桂平昌一度甚至不断地和白骨面对面,和白骨相拥而卧,成了一种“骨骸迷恋者”这样的形象。

  王晴飞:仇人变成了兄弟。别的同学再说说看,我们还可以再找别的证据,作者在文中其实还留下了其他线索。

  杜诗雨:老师,我认为不是桂平昌杀的。一是因为小说中提到这具尸骨的身高比苟军短一截;二是在桂平昌向白骨说村民们的近况时,尸骨说:“你说的这些人我都不认识。”这是尸骨来自外乡的一个证据。另外,小说中提到过私奔来的女人,她们的丈夫都会来找她们,但陶玉的丈夫一直都没有来找过她。这些有真实、有臆想的信息组合在一起,可能是在暗示这具尸骨是陶玉的前夫。

  王晴飞:对,所以这也跟他的叙述视角有关,因为一直是桂平昌在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很自然地会去相信他,而认为桂平昌没有杀人的判断,其实是建立在信任作者的设计的基础上。所以分歧在于我们选择相信桂平昌还是罗伟章。

  郭洪雷:这就是《小说修辞学》所说的“不可靠叙述者”。

  王晴飞:我提示一下,这部小说有两则附录,严沈幽刚才只讲了附录二里的故事。

  俞禾:我发现在附录二的后半部分有一段话:“将近两个月后,我老家那边传来消息:一对过了二十多年的夫妻,被公安逮捕了。这对夫妻合谋,杀死女人的前夫,把尸体藏进了一个隐秘的山洞。”这段话是从叙述者的视角进行阐述,是夫妻合谋杀了前夫。但是在附录一中,通过叙述者视角的转换,被杀者和杀人者的身份进行了调换,因此我认为两篇附录的关系是原型与改编的关系。古代小说文论中,小说有“三实七虚”的原则,通过这个原则,读者获得了情感上的真实。但是通过两篇附录可以看出,改编使得现实与故事的结局完全相反,读者虽然获得了情感上的真实,但是也消解了现实的真相与严肃性。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原型的改编?

  王晴飞:附录二我们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了,附录一是《最后半小时》这么一个小说,我们来看看附录一该如何理解,进而讨论一下这两篇附录与正文的关系。

  张楚悦:我认为在读完《隐秘史》后,读者的思考停留在对人性的探讨层面,但是阅读完两篇附录后,视线从对人性的探讨重新聚焦到文学层面,揭示了话语的虚构本质,小说中的有些故事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就像在“新历史主义”的观念中,历史是一种修辞。我认为两篇附录仿佛是“元小说”,也就是说,附录之于正文是后设话语的作用,是一种对叙述的叙述,因为附录二很明显是《隐秘史》的作者的创作谈。两篇附录的加入使得本就扑朔迷离的情节更加扑朔迷离,把对小说内蕴的思考推向多层次,也把对真实的思考推向深入,就是说,作者通过这种缠绕的感觉有意打破这种似真的幻觉,从而让读者知道小说是非常开放的、可供思考的空间。如果以上论述成立,那么作者是否在表达对真实性的怀疑?不论这个真实是艺术真实还是历史真实,因为有对真实性的怀疑,所以进行虚构,从而让读者意识到文学作品是虚构的,让我们意识到话语的虚构本质,简言之,他因为对真实性有怀疑,所以他有意去建构这样一种艺术真实。

  王晴飞:这点也是有的,作者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小说中存在虚构,比如附录二说到的那个谋杀事件并不发生在正文中的村庄,但是又会引导我们很自然地去类比,觉得正文故事中的白骨也是类似的情况。这是作者有意的引导,也是在模糊现实和文学的界限,有打破小说似真幻觉的意图,但我想可能不仅如此,比如附录一和正文会有什么关系?附录一是附录二中的青年作家所写的小说,等于是隐含作者告诉我们附录一的故事是虚构的。《隐秘史》的正文部分看似维持了真实的幻象,但是正文的前半部分是桂平昌的视角,在他的视角里,他杀死了苟军;而在正文的结尾,苟军出现了,这其实已经在否定前面的叙述。也就是说,叙述的不可靠性我们通过正文已经完全能够看得到了。作者时刻提醒我们叙述是不可靠的。

  刘杨:是叙事者不可靠,而且这部小说的隐含叙事者也是不可靠的。

  郭洪雷:我觉得后面涉及到一个技术问题,比如罗伟章创作这第三部小说,他是没有心理障碍的,而在以往的小说中,作家会植入一种心理障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强调人物视角,或者叫贴着人物写、盯着人物写,从沈从文、柳青一直到莫言,都在强调这点。也就是说,一个人物想表达某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是他自己说的,而不会是另一个人说的,作家是非常强调认识的。但在罗伟章的小说中,他随时可以进入任何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可能他写到的人物本身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个传统应该从哪里开始探索呢?其实柳青的《创业史》就是这样,在整个故事中,你很少见到什么障碍,也就是作者随时可以进入人物,他说梁三老汉就是梁三老汉,如果是梁三老汉讲这个故事,这一章就全部是梁三老汉讲的,直到第五章,才是以梁生宝的视角讲一段故事。所以说,这种可以自由进入人的心理和人的精神的手法恰恰是很现代的。之所以那个时候人们说柳青的《创业史》写得很好,是因为他已经在探索人物视角的问题。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是因为我最近在阅读《没有个性的人》,作者穆齐尔也是如此,对他而言,任何一个人物的精神世界都是敞开的,没有任何障碍,他可以进入到人物的世界中,完全靠精神进行叙事。我在罗伟章的作品里也看到了这种特征,虽然可能只是初具规模的一种探索和叙述,但他打破了以往叙述的一些禁忌。但这里是否存在限度?这种探索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以往很多小说家都很想告诉读者“这篇小说写的是真的”,即使后来大家知道所有的小说都是假的,这里也存在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而作家一旦破除旧有观念,这种探索本身便有了意义。对此我是持肯定态度的。

  王晴飞:这让我想到前面所说,小说中有大量诗意的、有意味的描写,我想是不是和这也有关系?作者可以随时进入每个人的内心,但我认为这也可能导致不同人物有着相同的内心,比如农民的内心想法也可以像哲学家一样,有时我会觉得这样的地方写得过于顺滑。我们再回到附录的讨论吧,大家怎么理解附录一中《最后半小时》和桂平昌故事之间的关系?

  张楚悦:作者是否在附录一中提供了一种更具终极价值的思考呢?我发现小说中多次提到芦苇荡:“芦苇荡曾经是我的乐园,是我短短一生中最深最痛的怀念。对芦苇荡的怀念,也是对我幼年的怀念,对我父亲的怀念。”甚至说:“如果死在芦苇荡里,也没什么可惜的了。”这可以理解为作者通过附录一的故事将对于人性、对于精神价值的思考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我认为附录一中的芦苇荡之于罗伟章的小说,相当于麦地之于海子的诗歌世界,而且附录一的主人公还是一个哲学系的高材生,这很难不让人往终极价值的层面思考。

  王晴飞:但是对于小说把这个人物设定成哲学系的高材生,我是有些担忧的,这种设定基于特定身份的刻板印象,好像因为主角是哲学系的高材生,这个小说就顺理成章地思考了一些哲学层面的问题。

  沈梦:我认为,小说是通过附录一进一步扩展了叙事的疆域,延伸了内涵。《隐秘史》的主体是写乡村,而附录一在写城市。作为哲学系高材生,“我”懦弱,善良,精神困顿,身心受创,兼有慈悲和恶念,一边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忏悔,一边又在为自己的犯罪寻找合理性,与桂平昌是异质同构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乡村的相通之处,人们内心有着类似的创痛,都渴望修复灵魂的伤痕。

  王晴飞:这也说明我们不能因为写了乡村生活就把它当成一般的乡土小说。在附录二的最后,当“我”得知青年作家冉冬的生父被母亲和奸夫所杀,再读附录一的小说《最后半小时》,“禁不住心惊肉跳”,对于冉冬对“我”的感谢有了新的理解。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附录一的故事: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冉冬的自我投射,他并没有真的实施谋杀他现实生活中类似于小说里妻子和上司这样的人,但在小说里体现出了内心欲望或怨恨,这时他看到了罗伟章笔下桂平昌的故事,我认为桂平昌的故事使他心中积压的怨恨得到了缓释,也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拯救,所以他才会对写桂平昌故事的这个人充满感激——他很感激小说给现实、给别人带来的影响。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林浩:老师,我有个想法,《声音史》保存的是千河口的面貌,《寂静史》保存的是千河口的文化,而《隐秘史》写的是人心的纠葛。从《声音史》到《寂静史》再到《隐秘史》,作者涉猎了乡土表象、文化、心灵的史。从表入里,意味着作家走向了人性的隐私与主体的沉思。可能是对乡土消失的焦虑,让罗伟章不得不赶紧往下深挖,而不是像通常作家那样,完成一个文化地域的构建。然而从《隐秘史》的附录来看,作者意犹未尽,或者说难以道尽。《隐秘史》的叙事力量是铺陈式的,层层推进,在附录中又形成了反向的迸发。其实我觉得如果不加上两个附录的话,故事也是完成了的,但是他加上两个附录之后,好像有一种想迫切把历史照进当下的想法,从而揭示历史和当下的某种共性,或形成宿命般的联系。这种共性,其实就是人的内心欲望的共性,这可能是保持乡土不流失的一种方式。此外,从叙述技巧的角度来看,这也让小说产生了更为丰富的延宕和阐释的空间。

  刘杨:可以这么理解。我对两个附录感到不满。我非常讨厌作家主动在文本中提供阐释小说的视角。他是在引导读者。小说写到这里完成以后,他认为作品的意义可能会被忽略,所以通过更显性的对照,让读者能够进一步阐释他的作品。作者是在引导我们打开文本的阐释空间,其实他的想法在这个作品里不让读者完全读懂或许更好,而附录二的结尾则体现出叙事者明显的提示。

  王晴飞:确实如此,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在理解叙述者想让我们理解的东西,但是在此之后我们还需要再对他作一个评判。附录和正文形成互文的方式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当然我也认为两个附录没有完全达到作者的预期。

  

  (责任编辑:钱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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