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崔健不唱摇滚。她说爸妈起名时，那位摇滚歌手还未红遍南北，绝无蹭热度的企图。我们共同入学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合办的文学创作班。宿舍一人一个单间，她就住我隔壁。

　　如今课都上完了，我在厦门，她在天津。我努力回想我们俩是怎么变熟的。不论我如何一次次纵身跳进脑海里打捞，结果想到的，都是一串串麻辣烫和烤肉在眼前变熟。

　　最初，是微凉秋日。在那间大概不到十平米的麻辣烫店，水气缭绕，门口的塑料布凝结着细长的水痕。屋内只有一张长条桌，桌面二三十个格子，里面浸着白萝卜魔芋猪肺鸡爪什么的，咕嘟嘟咕嘟嘟在你面前煮，在汤汁里扭来扭去求你吃。明知吃宵夜不好，吃宵夜会胖，可那店里扑腾出来的蒸气带着股香味，老能准确勾住窄路上管不住嘴的两个人——崔健和我。其他同学来读个书都瘦了，唯有我俩胖了些。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爱喝酒，还特别爱聚在一起以命相搏。跟崔健一起成为宵夜战士之后，我才明白了他们，不就是伤害自己的健康换取快乐嘛。这一串我吞了，剩下的你搞定！我们的关系是一顿顿吃慢慢积累的，腰围于是从S号变到L的友谊加大号。

　　然后，是连锁烤肉店，冬日晚上总来不及吃饭，我们到北师大上完课就回十里堡附近吃烧烤。烤得冒油的肥肠，包着肥肉的小腰，羊肉大串菠萝烤牛肋条蜜汁猪排掌中宝，统统放在烤盘上保温，发出细小的滋滋声。瓷碗里花蛤一只一只张开了嘴，灌进去酸菜和粉丝。我们吃，敞开吃。边吃边说话，一种注意力包裹了彼此的感觉，聊着聊着，好像还有人哭了。我们吃，结果吃到临近宿舍关门的时间却浑然不觉。

　　糟糕！一路手刀爆冲，还是晚了。大门紧锁。我还在想，怎么叫醒保安小哥，崔健已经“噌”的一下在半空中了，然后移形换影地转身，下爬，稳稳立于门内。她就像一片薄薄的涮肉，上去，下来，完事了。跟青春电影似的。那不就是我中学时想过，但从没做到的事吗？！我一时激动，也奋力爬上铁门。当我蹲在铁门的最高点，才发现上去容易，转身下去难，整个人就是一颗卡在叉子上的肉丸。作为一只从来没翻过墙爬过门、从小学体育就不及格的弱鸡，我脚软。崔健在门内娴熟冷静地指导我，左脚该放哪，右脚该放哪，可我已分不清哪只小短腿是左脚了。在冷风中犹豫三秒，我还是原路爬了回去……那晚，全靠崔健拍门，把保安小哥拍醒，门锁打开，我才一边赔礼道歉一边往里跑。这种孬孬的出场方式，好像比较适合我。那种大鹏展翅女侠亮相的方式，好像比较适合她。

　　刚入学那会儿，我感觉她颀长的身体里总是透露出一种断裂的气息。眉眼里不是真的亮色。后来知道，那时她从一段感情里撕扯而出，整个人裹挟着低气压。她坦诚自己每夜有许多的噩梦，有许多手从黑暗中奋力擒住她。受伤的女孩是不是都这样，平日嘴上都会说没事，但突然聊到哪一句，字与句的缝隙就成为悬崖峭壁，圆亮的眼泪就滚落下来。唉，如何靠近伤心的人呢。她仿佛退回一颗种子的形态，把自己埋进湿润晦暗的土里。她大概总是敢爱敢恨，但也会怨叹自己的不争气。永远不能完美的我们自己。但经过这一年，那些眼泪都浇灌进了无光的地下，我眼见着她重新破土出来，嫩笋一样地水灵鲜活。我绝不是在说她是一位软弱的人，而是每个人都有软弱时刻。比如我，我其实也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有时也想要歪倒在地上做一个哭唧唧的废柴，而那时候她便又扮起了那个乐观豁达的角色，出来拉我一把。诚实相对并坦然等待坏时候过去，这是她的坚韧。内心的风暴从来不比外在的容易，每次想到她这一年的挣扎与改变，我就想给她发面锦旗。

　　后来越来越熟，她知道随时肚子饿来找我就对了，我总会像老阿嬷那样囤积一大堆吃的。她总会说点吃点，吃点再拿点。她以天津人的语言天赋，告诉我这叫“贼不走空”。而我习惯闽南人的待客之道，她每次一到我房间，我就一杯杯地准备生椰拿铁、正山小种、五十铃抹茶。光喝不行，还要加点茶配，裹着巧克力的脆可颂或是刚烤出来的饱满蛋挞是最好。人家来坐，怎么可以饿？然后每次一串门我们都聊啊聊啊聊啊聊。女性之间的关系，大概需要用一斤一斤的话语，软的硬的，温的凉的，统统编织到一起成为一只裹身的毯子，或者精巧的燕窝，就是燕子口水筑成的那种。保证足料。

　　惭愧，说了半天都是吃。其实崔健业务很过硬的，小时候就拿过新概念第三届一等奖，这么说来，我少女时代还曾捧着她的文章读呢。毕业后她一直在做文学编辑，后来还拿了编辑奖。这个奖我每次拿出来大声夸她，她就很不好意思似的。

　　我俩凑一起，聊最多的就是文学。

　　崔健的心是一团烈火，她有自己对文学的看法，并忠实地坚持着。我也在与她的交流中，慢慢明晰自己的立场。我们的喜好和观点并不总是相同，但差异的存在就像夹在蛋糕和奶油间的鲜果，增加了风味。她是资深编辑，而我还是一个在学习中的写作者，有时候文章写出来还热乎着，就会端给她看一看。编辑就住我隔壁，什么叫现场评论，还能比这更现场吗？一旦切换到编辑状态，她就会突然变身成超级赛亚人，感觉身后有闪电在燃炸。我记得有好几次，我们盘腿坐在沙发上，讨论我的小说和诗歌哪里还需要改进。我简直心花怒放，每次有人这么认真读我的文章，我都特别开心。她的批评和建议，也给了我另外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作品。写作的路上需要这样诚实的朋友，让自己保持谦卑改进的心态。崔健也写作，她写了新的诗歌会给我看，脸上的表情小心翼翼，就像我想听她建议时那样，我们身份就对调了。她的诗里会说：“承诺我会拥有一个你的灯笼”或者是“木质楼梯的咯吱咯吱声，构成了古典的优良美德”。她的作品常有建筑感，又带着智识女性恒常的自我纠缠，缀满聪慧、忧伤、别扭、敏感。我常说，她开诗集发布会的时候，我要坐前排。

　　后来，事情越来越玄。我那阵子要是创作状态好，崔健都能感觉出来我在写作。我们明明隔着一堵墙呢。但后来，我好像也能分辨出她的状态了。她快乐的时候就添把柴，她阴云笼罩的时候，有时需要跟人聊，有时需要自己灭火，作为朋友，需以智慧来分辨。

　　我想过，我们心灵能靠近，或许正是因为两人都习惯与人保持距离。我们都在某些方面有些孤僻，要有独处的时空。一旦我们踏入那个结界，万物发出声响，一片树叶都有无穷意思，可就是不容许其他人类来搅扰。而我们，可以轻易辨认出对方需要独处的时刻，保持不打扰，让对方可以安心地用思绪为自己作茧，这是创作者互相之间的理解。虽然我俩都是宿舍附近红领巾公园的狂热爱好者，但从未结伴去，一次都没有。

　　公园像是我俩共同的朋友。我们都享受独自一人面对它的时刻。常常是沉默却感动地看肥嘟嘟的鸭子在阳光照暖的水里蹬着腿，看巨大的落日膨胀出金光，一点点坠入湖泊里。自然里的喜悦和悲伤常常交战。天气好的时候，崔健会告诉我一定要去公园走走。景色动人的时候，我会拍照给她。有时是透出光泽的红树叶向天空一路延烧，有时是满地野草干燥倒伏。许多创作的想法就在独行时，在植物和湖水的光芒里，一点一点融进心里。我在园中时，心里知道，这一天某个时段，我的朋友也在享受着这一方气息丰沛的水土，这又增添了彼此的快乐。

　　我们虽然尊重彼此的结界，但关键时刻，会记得站在对方身后。我记得有阵子，学校在选创作导师，我俩忐忑不安地互相安慰互相鼓劲，期待又怕受伤害。最后分别得到消息，说都能选到心仪导师的那一刻，我们这两位年纪加起来七十多岁的轻熟女，猛然抓住对方紧张到发凉的手指，双腿在地上蹦跳出剁剁剁的声音，然后开始在房间里尖叫着转圈圈。我们是衷心地为对方得偿所愿而感到狂喜。

　　如今已不用去北京上学，我躲在暖热的岛屿，因为不到一年发胖十五斤哭了三次。因为自己忍不住不吃又哭了三次。好像至今也没有变为成熟稳健的人。崔健和我依然保持着联系。她有时会分享她的猫。猫弯了。猫困了。猫又当大爷了。同时她也以她的专业和聪明，在写作和学业上给我许多帮助，靠谱又耐心。我知道在北方的那座城里，有崔健，左手提着真挚多汁的心，右手拉着一只文学工具箱，依然做我的邻舍。我性格里太多乘风而飞的东西，心情上下摆动，但何其感恩，总有朋友如同灵魂的锚，让我稳稳连接着大地。

　　我最近住海边，初冬风很大，凶猛地钻肚脐。这让我想起去年11月初，我和崔健去学校考试。天上落大雪。一出门，她直呼倒霉，我开心不已。那是北京的第一场新雪，我们从地铁出来，又嘎吱嘎吱狂走了半个小时。雪中跋涉久了，脚趾一根根变得麻木。我抬头，看见天空飘下慢动作的雪花，耳际只有风声和落雪声，四围一片发亮的洁白。前方突来一阵强风，劈头盖脸。

　　那一天，我们都没想到，不过才十一月，北京的天空就突然对我们翻脸。但不管。雪与狂风里，我们头发散乱眼睛眯成缝。但不管。我俩蜷缩着身体，禁不住靠在一起，却还是一步跟着一步地，毫不示弱地前进。

　　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就要一起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