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酉死于三十二岁
1976年9月10日，一个平常的星期日。但这一天，是最高领袖病故的第二天，也是王申酉给他女友写情书的日子。
王申酉躲在防空洞的休息室里写情书，差不多两万字了，还没有写完。他要快一点写完它，下午就给女友看，不能再等了。
超过三十岁的王申酉还没结婚，这件事不是他唯一的心病。他在1962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十五六年也没有毕业，不是学习成绩不及格，而是因为他的思想“反动”；他还进过监狱一段时间，释放后继续在大学里监督改造，当清洁工，看防空洞，每月给十五元工资，身份是反革命分子。
长相端正的他，先后有过四个对象。前三个相处到快结婚的时候，大学保卫组（当时负责无产阶级专政的部门）就找到他的女友，告诉她们不能与反革命处对象，于是都吹了。第四个对象又处得挺好，这次王申酉主动找到保卫处，请他们别再把这事儿拆散了，没想到保卫处马上找到他的女友，告诉她，要与反革命划清界限。
王申酉急了，他必须写一封信挽留住女友，说清楚他的思想不是反革命思想。他相信，他的想法不是反革命的，而是从马克思著作中学到的世界观，以及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革命运动。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的女友永远也不会看到那份情书了——负责监督王申酉的人突然闯进来，要他把正在写的东西交出来。他把一部分情书塞进口中嚼碎咽下，把一部分撕碎冲进下水道，还有一部分被闯进来的人夺走，连他一起押送到保卫处。当天下午，他又被保卫处押送到上海公安机关，正式逮捕。
再过半年多，1977年4月里的一天，王申酉在判处死刑的当天被枪毙了。他是1945年出生，1977年死的，只活了三十二岁，还很年轻。
关于王申酉被捕之后到死去这段时间里的事情，有下面几种说法。
一是他写的情书已经缺了一大半，罪证不全了，办他案子的人想让他把这份情书再写出来。王申酉真的重写了一份，并且从情书的两万字扩展到“亲笔供词”的六万字。
五天里写了六万字，他差不多写了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并且洋洋洒洒。看过的人说，他不用翻看马克思原著，引用了多处，基本没有错漏。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的历史、现实中的问题，他谈得更充分，更具体和完整。他当然觉得从反彭德怀开始的革命运动，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出的事情，而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是挂着它的牌子。
他的自信，源于他学了太多的马克思著作。《资本论》通读了两三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读到第十三卷。据说，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笔记，吸干了十几瓶墨水，写钝了十几只笔尖。还有，为了查阅经典原著，他掌握了四门外语。
别人运用马克思著作的词句，是当作万应的灵丹妙方，用来宣传自己的观点。王申酉不把马克思主义当工具，而是当成一门科学。但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印出来的马克思著作也暂不发行了，据说是不能耽误学习最高领袖著作的政治运动。
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在王申酉那里可能会有。
那座师范大学里，这个学理科的“反革命”学生王申酉因此不断遭到批斗，说他刻苦攻读马克思著作，是准备在理论上进行反击，具有反革命意图，需要交待。
王申酉写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详细理解，是为了证明他不是反革命，但这种证明出了大问题：在办他案子的人看来，这恰恰相反，不但是反革命，而且是严重的反革命。
几年后，也有人把王申酉《亲笔供词》翻印给北京一位政治经济学的权威看，权威说：“王申酉已能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用自己简洁的语言谈清楚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十分难得的。他所提出的看法和主张，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或尚待实行的政策。”
不管谁说得对，有一点似乎能确定，王申酉的马克思主义，与那个时代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相互矛盾。从逻辑来说，二者不可能都正确，那么在办案子的人看来，王申酉没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只能是他错了。
在这样的语境里，杀了他算不上误杀。
二是他被捕后不久，就知道了国家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并且感到非常乐观。
最高领袖病故后，接过权力的过渡领袖做了一件大事，把最高领袖的遗孀和几名亲信抓了起来，把他们定为一个帮派，要他们承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
王申酉进监狱不久，得知那个帮派被粉碎的消息后，“从内心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感到高兴，日夜兴奋得无法宁静”。
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否以为那几个人搞坏了那场革命运动，搞坏了整个国家，但我们知道他十分喜悦，满怀着不久就会被释放的希望。他以为在那几个人的问题暴露之前，他“即使有活着的机会，也决不会有再回到社会上的可能了”，但是打倒了那几个人，还能有机会回到社会上去，“我一定一个人发挥两个人的力量，好好地为社会主义贡献我全部力量。”这几句话，写在他向看守者提出的书面请求之中，是他八点请求中的第三点。
我在设想，如果王申酉能够活下来，许多年后会不会感到当年这种想法的单纯和天真？许多年后，他可能会接受海德格尔解释学的循环观念，个别的事物在与整体的关联中才被理解，而整体只有在个别的事物中才得以展现。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个孤立事件，它与之前之后的事情一脉相连，因而深度质疑它的王申酉，也没有由于它的结束而获无罪释放。
王申酉之审判与王申酉之死刑的时间，是在搞坏了中国的那几个人被抓之后。几年后为他平反时，给有些人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尴尬：那几个可以承担罪责的人在王申酉事件之前就被抓，无法让他们承担这个事件的罪责了。
三是王申酉怎样被判处死刑的，也有不同说法。
有位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在一天内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王申酉不幸名在其中。”
为王申酉平反的负责人看到的档案表明：上海高院先后打了五次报告，都被市委退回来，还加了领导批示：“你们思想右倾”，“你们要很好作检查，思想右倾”，等等。在高院第六次报告中还提出两个方案：“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最后市委批了“死刑，立即执行”。
这两个说法不同，但不完全矛盾。那一天快速通过的56个死刑判决案中，不排除有被草率处死的个别案子，但也不排除王申酉被处死并不草率。
那一天为什么判了那么多死刑案？这也可能与王申酉一定要被处死有关。当时，是最高领袖病故后的特殊时期，需要从“追查政治谣言”和“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两个方面确保新时期平安无事，于是各地兴起了“严打反革命分子”的浪潮。
不管是“追查政治谣言”的角度，还是“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角度，王申酉都深陷其中，很难保命。
一杯咖啡拯救了香港
官府想不到的事件常常发生，让官府感到头痛。但是在百姓看来，有什么样的官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事件，这并不显得意外。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香港皇后码头广场上的警察越聚越多，很快站满了整个广场。接着，他们形成了大约五千人的列队，在狭窄的街上缓慢走着，前去湾仔警察总部请愿。两个多小时后，他们途经和记大厦时，一百多名警察控制不住心中怒火，直奔大厦六楼廉政公署执行处。
他们情绪激动，在走廊大声呼叫，惊动了廉署官员，五名外籍官员刚刚走出门外，立即被他们围起来殴打。这时的警察与搅乱治安的流氓失去了差别，他们乱推乱撞，拆下廉署招牌，捣毁廉署大门。那一天，廉署的几个办事处还接到警察送来的恐吓炸弹。
这就是1977年10月28日的香港警察捣毁廉政公署事件。
它成为所有香港媒体的头条新闻，不仅惊动了香港，也惊动了遥远的英国。那时候，香港人称英国为祖家，受英国派来的总督管辖。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绵延很久的殖民主义时代差不多已经结束。我这样说，是因为那些弱小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独立了，租界和租借地也已回归，但在人口最多的中国，还留了香港和澳门两块租借地，一定要租借到期时才会收回。此时的英国当然不希望香港太乱，在那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地方，五千名警察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是警务人员的四分之一；他们与总督直接控制的廉政公署对抗，也就是与政府对抗。
怎样解决这个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发现自己踏入了雷区，假如在处理上出错，挎着手枪的警察们可能会发生叛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香港警方的印象不好，他们之中的坏警察与官员一道贪污索贿，与黑社会一起分赃，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这种印象，来自几部香港电影，比如《雷洛传》、《跛豪》等。《雷洛传》中的雷洛，也曾是一身傲骨的警察新秀，后来撑大贪腐的胃口，终于无法停止。还有一些警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毒品与赌博成为零风险生意，黑社会挣了大钱，再送红包酬谢他们。《跛豪》中的主人公原型是个逃亡香港的内地人，他与黑心警察勾结起来，控制了走私白粉的渠道；在1974年被廉政公署抓捕前，他已经卖出3亿港币的毒品。
而我身边的一些人，即使没看过香港电影，也读过内地报纸上的报道，认为香港社会很糟，官员很贪，警察很烂。这怪不得我们，我们没有见过香港什么模样，除了相信报纸和电影的描述，还能相信什么？
还有，我们还按照我们身边的事情，想象看不见的事情。比如，欧洲人想象不出亚洲社会的麻烦，社会主义阵营也想象不出对立阵营的秩序；还比如我们看得见身边的社会状况，看得见身边的官员和警察，如果他们很好，也想象不出香港官员和警察整体变坏的样子。
香港确实官员很贪，警察很烂，黑社会很凶，但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情况。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问世，向贪腐的官员、警察、猖獗的黑社会宣战，那些人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
我看到的那些电影，恰是那段混乱岁月消逝的见证。
在我看来，社会腐败有两条看不见的定律：一是当社会经济急剧发展时，腐败亦获得急剧发展，如果不严加治理，后者会把前者引向邪路；二是腐败很容易治理，但要看腐败的获利者是谁，如果最大的获利者是政府，则腐败越来越严重。
这两条定律，一条是从现象到现象，一条是从现象到本质。香港的情形是夹在二者之间，经济发展引发腐败，政府又不是获利者，只要痛下决心反腐就行了。
转机出现在1974年，出现在一个叫葛柏的英籍高级警官那里。
据说此人是当时香港警方的第三号人物，他持有430万港元的财产；这笔钱如果都用来购买房屋，大约相当于后来十多亿港元的购买力，不算少了。该案是香港总督交办的案子，可就在调查之中，他逃回英国，因为英国没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可以定罪的法律。
民怨终于如火山爆发。无数民众到街上游行，喊出“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
此前的香港，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防治腐败的制度也订了不少，各类群体中都有自己的反腐机构，但那些都是虚设，无法阻挡腐败的社会浪潮。想一想也是，腐败者怎么可能自己查处自己？
香港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就成立了廉政公署，只对香港总督一人负责，不受任何人约束。
廉署公务员有权进入任何楼堂馆所，有权查阅任何账本和保险柜，有权调查一切官僚，冻结财产，武力拘捕嫌犯。那个逃回英国的葛柏，也被引渡回港，审判后进了监狱。
接下来，在香港历史上，出现一个贪腐官僚与警察的出逃高峰，比如《雷洛传》电影中的原型人物就逃往境外，而《跛豪》中的黑社会老大失去警方保护，很快被廉政公署逮捕。
我看到的资料说，从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至1977年警察们捣毁廉政公署，三年多时间里，被控涉嫌贪污的香港警务人员约二百六十人，有两名被拘留的警员畏罪自杀。仅1977 年 10 月，廉政公署先是拘捕一百四十名九龙区警官控以集体贪污罪，后来又拘捕三十多名。
警察捣毁廉政公署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1977年，六十岁的英国人麦理浩正担任香港总督。他个子很高，颇有风度，牛津大学毕业，从二十二岁起担任英国外交官，一直在亚洲工作；五十四岁时他担任香港第二十五任总督，还是任期最长的一位。
外交家麦理浩知道，“二战”后全世界去殖民化，英国在香港还保留着殖民地，并不是怎么光荣的一件事。当时的英国本土已建立福利社会，舆论也要求为香港提供善治，在这种大气候下，麦理浩做了一系列顺应世界主流价值的事情。比如，使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实行九年强迫免费基础教育，法定工人七天有薪假期，增加低价公共医疗，设劳工署调解劳资纠纷，设立分区的民政署以加强官民沟通、了解民意，高级公务员开始本地化，等等。
当然，他的改革中包括建立廉政公署。
怎样处理1977年的警察捣毁廉政公署事件，将反贪继续下去，成了对他执政以来的最大考验。
在那个骚乱的周末，麦理浩召集香港警方与军方领导人一起商议，结果却不理想。麦理浩指出时间紧急，担心警员愈来愈激动难以控制；警队指挥官认为由警方出面拘捕闹事警察，在行动上会有困难；英军高层强烈反对军队介入，认为由军队处理社会骚乱，是非常错误的选择。
最终，麦理浩运用他多年外交家的政治智慧，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11月5日，即捣毁廉署事件后一个星期，他使用总督的特赦权颁布了一项部分特赦令，对没有逃往境外、尚未被通缉和审问的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这是他在任时最困难的决定，但保证了香港社会没有崩溃，廉政公署继续大刀阔斧肃清腐败。
此后，有心贪腐的人都深深惧怕被请到廉政公署喝咖啡，香港也与新加坡一起，成为亚洲两个高效、透明、廉洁的地方。
你至少要有两个朋友
在长甸机械厂干了两年多，离开的时候就要到了。
我心里知道，它在我的情感里有着特殊的亲切感。
那个街道办事处开办的工厂，最初是为了安排城市里的职工家属就业，后来工厂扩大到二三百人后，当初的建厂者就当了厂长、副厂长和车间主任、副主任，成了领导阶层。
在我入厂时，占了职工大多数的是刑满释放与因病留城的人。刑满释放的人满脸笑容，认真工作，心满意足地挣一份养家的工资；而因病留城的小青年们，一边工作，一边等着更大一些的工厂招工，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这样一来，厂里的人际关系简单，几乎看不到什么利益冲突。
比如小边和小苏，都在厂里办公室工作。小边算是我的直接领导者，还是我那时见到的最聪明的人，很多事情都是她安排妥当了，再交给我去做。财会室的小苏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她更直率的人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爹有病住进急诊室的第二天，小边和小苏买了水果前去探望。正巧急诊室忙着抢救一个喝农药自杀的中年人，一盆又一盆水灌进去再让他吐出来，把人折腾得好惨，围观的人把路都堵住了。小苏急冲冲地冒出一句：那么多不想死的人不去救，在这费时间干啥？旁边立刻有人瞪了她一眼：你想死你死，我们当家属的还不想他死呢。小边被逗乐了，她知道小苏心是好的，一着急就说错话，赶紧拉着她挤出人群，绕另一条路进了急诊室。
和她俩差不多的是刘长海和王斌，都是我挺好的朋友。两人一样诚恳，但其中一个相当憨厚，心眼儿少，少得像天上的月亮；一个相当精明，心眼儿特别多，像天上的星星。与心眼儿少的朋友在一起是一种幸福，你有八个毛病都不挑你的错；与心眼儿多的在一起，更是一种幸福，我不用动脑筋考虑复杂的事啦。
他们在一起时总是打嘴仗，小边、小苏和我也经常搅合进来，一团混战，没个输赢，是那段时光里最开心的事情。也别小看了这斗嘴，挺能锻炼人的，比如说逻辑思维。我就找到一本书，名叫《故事里的逻辑》，认真读了几遍，弄懂了逻辑后，嘴就不那样笨了，有理的时候能讲得明白，没理的时候偶尔玩点诡辩术，也能有一些效果。
你至少要有两个朋友，一个憨厚的，一个精明的。这是你的朋友圈最合理的构成。如果有四个朋友，性别各占一半，憨厚和精明也各占一半，那就非常好了，与我在长甸机械厂的情况差不多了。
我们这些因病留城的青年人，嘻嘻哈哈地混着身边的日子。
比如钣金车间的小姜，有一次跟我开玩笑，把我的近视眼镜藏起来了；整个下午我什么都看不清楚，当然不能找遍每个车间，凑近每个年轻女孩的脸，看她是不是藏我眼镜的小姜。我找了一把扳手，把她的自行车前轮卸了下来，下班时她回不了家，就只能把眼镜还给我，再央求我把她的自行车修好。
能够在一起玩得愉快，是那时的生活里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电视接收机还不普及，一个城市也没有几台；电影院里几个月只有一两部电影，可能一部好的都没有，你还能干什么？
我们这些因病留城的青年，在这个安置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街办企业里，除了等待机会到更好的工作单位去，还能干什么？
算了一下，我从中学毕业已经四五年了。那些被驱赶到农村去的同学正陆续离开农村，当兵走了或抽调回城，分配到一些比较好的工厂。而我们这些因病留城的人，只能在街办工厂里干活，已经毫无成就感，低人一等，或者低人五六等了。
实际上，我们这些因病留城的年轻人，身体算是比较健康的。我至今不知道我朋友圈的几个人有什么疾病，他们的精神状态与身体状态一直都很好。在我们之间，没有人关心身边的人因为什么病留城，那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
我们不关心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长甸机械厂有一百多个青年人，我所知道的，只有两人后来结了婚，其他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比例太低啦，让我感到意外，却想不出是什么原因。
也可能是那时我们太单纯，只知道嘻嘻哈哈地玩儿。
和办公室的小高在一起挺开心。
她比我们小一两岁，南方人，出身于部队大院，心地单纯，也就是说接触社会不多。她父亲的部队虽然是一支建设部队，也与其他部队相似，国家供给的程度较高，生活上优于普通百姓，自身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小社会。这样一来，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很容易保持他们的单纯。
那时候，我觉得小高单纯的样子很可爱，许多年后的现在，则觉得我们那些人都很单纯，都很可爱。
记得她刚来厂里不久，就到了冬天。有一次，我们让她给办公室里的炉子点火；炉子里已经从下至上放好了报纸、木柴和煤块，在下面点火就行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圈从车间里回来，小高还在点火呢。她直接用火柴点上面的煤块，怎么也点不着。后来我们去小高家里，才看到部队大院有煤气和暖气，从来都不用生炉子。
小高可能是最早离开长甸机械厂的。父亲的部队迁走了，全家人都跟着迁走，去了南方。
接下来，长甸机械厂的青年人一个个离开，有的是在父母退休后享受一种就业政策，去了父母单位接班；有的是赶上招工，去了比长甸机械厂级别更高的工厂。
小边去了一家国营商店，还是在办公室工作，坐在我不认识的一个戴眼镜男子对面记账本。
小苏去了一家国营粮站，把称好的面粉倒进买粮人的口袋里，而她的脸上也蒙上了一层面粉的细末，显得更白。
刘长海当了维修工人，维修居民区内一个新建的巨型煤气罐，保证它的供气安全。
王斌去了铁路西边的一家工厂当焊管工人，是上班路程最远的一个，和我们见面的次数也渐渐少了。
小姜也离开长甸机械厂，大约八年后，我在一家房产公司安排维修值班的小黑板上，看到了她的名字。
我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早一些离开，1977年夏天就去了铁东区铆焊厂，在轧钢车间当工人。两年后又考上大学离开了鞍山，与他们的联系就更少了。
总地来说，长甸机械厂就像一个车站。你在那里等车的时间很长很长，你就成了车站的一部分，车站也成了你的一部分。
论劳动强度与性的关系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算结实，力气也不算小，可是，到了铁东区铆焊厂以后，没到一个月就累得受不了了。
我在的轧板车间里有很多铁板，厚的铁板、薄的铁板，以及烧红的铁板。我们的工作，是把厚的铁板变成烧红的铁板，再变成薄的铁板。
第一道工序，是到轧板车间外面的一个库房，把手掌厚的整张铁板剪切成一本杂志那么宽、一条裤子那么长的铁板料，用手推车运回车间里整齐地垛好。干这活儿要有力气，还要精力集中；厚铁板量好尺寸，在剪床上摆正方向，这时候把手缩回来，要不然，你的手指或手掌会随着铁板一起剪断。
第二道工序，是把铁板料在炉火中烧红之后，再把它们送到轧机上；两位师傅在轧机一前一后，用钳子夹住它们，喂到两个轧辊中反复碾轧，变成单人床大小的薄铁板。这需要技术，我和新来的临时工都干不了，只能把烧红的铁板料送到轧机上，再把轧好的薄铁板一叠叠拖走。
这个工序到处都是危险。对我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从炉中取出铁板时，突然从中涌出一堆铁板来。我就赶上了一次，身手敏捷地跳开了，但还是砸伤了左脚大脚趾，后来再生的趾甲从中间裂开，相互交错，几十年都没有恢复原状。
轧出来的薄板，是至少两张叠在一起的，这就有了第三道工序，把它们分开。薄板从一头撬开后竖立在地上，两名女工负责抓住两边，我抡起一把沉重的铁刀把它从中间劈开，一劈到底。
干这活儿最好的不是我，应当是中国古代的关羽将军，他在冷兵器时代擅长用刀，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也很有分量，干这活儿最合适。可是当时我笨得没有想到这一点。遇到特别顽固的薄板，我在心里喊过弗洛伊德，喊过尼采，喊过叔本华，喊过马克思，也喊过世界几大宗教的导师，向他们求助。让我记忆颇深的是，有一次在心里喊到基督，竟喊出声来，力量突然增大，把劈不开的薄板劈开了。
据我听到的消息，轧板车间里的老工人，女的不算，男的全部来自火车站的装卸队。他们身体健壮，耐力很强，可是干了四五年后，有三分之一因为伤病离开了这个车间，所以陆续进了几批正式工和临时工，顶替他们的岗位。
另有一种说法比较残酷一些，说是按照满洲帝国时的经验，干这些活的人都是青壮年中身体特棒的，干到十年左右，身体就不行了。在这个劳动场所，有烤脸的炉火、飞扬的粉尘、刺耳的噪音，还有浓烈的有毒气体，是用沥青块润滑轧辊时蒸发出来的。当然，还有临时出现的各种危险造成的突然伤亡。
老师傅告诉我，在满洲帝国那时候，干这活儿挣钱挺多，可是谁也不愿意来这里当轧钢驴子。这件事我相信，因为我眼前正在转动的轧机，就是满洲帝国时期留下来的。它有一块德文标牌，表示了它的出身。
当时蛮先进的，二战结束那年就落后了。老师傅是这样说的，他们还压低了声音说，那一年，苏联红军拆走了鞍山先进的重工业设备运往苏联，没拆这台轧机，它那时候就落后啦。
我们厂是个区办集体企业，不管从哪里弄来这样一台进口轧机，也算不错的了。多亏了这台轧机，让我有了每月三十八元的一份工资。这不算低了，教我中学美术课的韩国权老师也挣三十八元，好多年没涨过工资。那份工资是他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保障。
车间里经常有尖锐的哨音响起来，提醒你赶紧躲避一下。这时候，厂房里的天吊车，将要经过你的头顶。
驾驶天吊车的是名女工，她有三十多岁的样子，肤色比别人白，五官还算端正，是车间里二十多名女工之一。让我注意到她的，是她与车间里一个男青年的传闻。
传闻说那个男青年经常到她家里去住，两人之间实际上是那种睡在一起的男女关系。还有一种比较详细的说法，女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一年才能回来一次，她需要有个男人一起睡觉，就把那小伙子拉到自己床上去了。
如果这个传闻是真实的，从这件事上看，铁东区铆焊厂的工人师傅们挺宽容的，没有谁向厂里的保卫组告密，也没有谁当两人的面说起它。
如果告密了会怎么样？事情的结果不难想象，那两人可能丢掉工作，也可能被抓起来，因为“流氓罪”被送进监狱。要知道，在1977年的时候，“流氓罪”范围很宽，惩罚很重。
说个发生在1977年的真实事情吧。有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姓李，在老家已经结婚了，又离开家去城里卷烟厂做工。某天他去了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屋里，想发生男女之间那些事儿，女孩不同意，他就从屋里出来了，女孩也没有报警。后来，他跟厂里工友闲聊时，说起了这件事，也就是吹吹牛皮而已。没想到工友真把他给举报了，法院判了他十五年徒刑。
就像一些电影说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们车间可能发生过的事情，与这件事情也有雷同。不一样的是，一个是已婚女人成功地引诱了未婚男人，一个是已婚男人引诱未婚女人没有成功。
再作进一步的对比，不仅是我们车间的工人师傅比较宽容，我们的车间主任也够宽容的，并且还像许多年之后报纸上说的一个词语：人性化。
我这样说，也是源于一些事实。
在我去那个车间之前的春节前，车间主任提了些水果，去看望在家养病的一个老工人，也是他的师傅。敲开家门，师傅说老伴生病了在炕上躺着呢，不想让他进屋。但他硬是要进去，还硬是掀起了被子，要和老嫂子说几句话。这下子可坏了。被子里的人不是老嫂子，是本车间一名四十多岁的女职工，那一天她倒班休息，却跑到师傅家的被窝里去了。
在那个官方有意造成性压抑的时代，许多人都处于性压抑状态，但表达的方式不同。这一点，你如果像我一样，有幸看到当年警方审讯强奸犯的笔录就知道了。但我的车间主任是个好人，没有将这样的事情告发，仅仅在以后改变了他的工作方法：无论什么情况，绝不到本车间的职工家里访问。
许多年以后我读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略微有些惊讶。书中写到在极权社会里，官方仿佛有意纵容普通人的性行为，让人们的压抑情绪有一条释放的通道。当然，他那本书写得太早了，与此后若干年里实际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不同。
许多年后，我还会想起铁东区铆焊厂，想起与我同一班组的老师傅上班换劳作服时，往往“忘了”没有穿裤衩，忽然就赤身露体，让身边的女工一片惊呼。作为一种报复，女工们会联合起来，找一个开玩笑的机会，把那名老师傅按倒，衣服脱个精光。在一片哄笑声中，人们的性压抑得到了释放。
我的感觉是，从事劳动强度大、有伤亡危险的职业的人，性的需求高于他人。有一次，我甚至想到，这可以写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劳动强度与性需求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