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我和男友去东京。我们午后醒来，坐JR山手线闲逛，一周内行迹遍布山手线草绿色的路轨。那天的目的地是上野站，我们从附近美术馆出来，拐向公园里的一家星巴克。我们点了饮料，或许是拿铁，接着坐在暮蝉织鸣的树荫下出神。夏值鼎盛，樱树早已无花，隐于广袤的绿地之中。到了黄昏，暑气缓和下来，四面渐渐涌来散步的人。我们长久地坐着，不说话，也没有抽烟之类的习惯来填充眼前的空白。那是我们恋爱的第五年，往后剩余的时间不足一年。当时的我就像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人物，在某个充满随机性的时刻以顿悟的形式体验到青春行将终结。我被抛弃在一个与过去、未来都间离的时空，不知所措。

　　转眼，我们分手已近十年。那个燃烧着金色光芒的场景，距袁德音生活的当代东京也很遥远。读袁德音的小说《鱼，鱼，鱼》时，那些往日的碎片常常被小说中的描绘所唤醒。我对袁德音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出生于1999年，目前在日本留学，《鱼，鱼，鱼》是袁德音见刊的处女作。

　　小说《鱼，鱼，鱼》由主次双线构成，主线记叙了在东京留学的“我”与一位叫“圆”的男孩的交往始末，叙事空间基本与现实世界重合，随处可见真实的时代投影，如台风南玛登陆等。“我”和圆的关系，最终结束于圆为报考美校而退学。圆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与另一位神秘女孩相关，我与圆之间的暧昧也因她的存在而归于虚妄。另一条线则具有内化的倾向，侧重于书写“我”对一段童年记忆的追寻。那是一片梦中的“反光水面”，引领着“我”一路抽丝剥茧，不断返回记忆深处，寻找一些跨时间的线索：浙江的一条人工河、“我”的落水经历、我的头顶“光影交界”并看见“黑影掠过”。在记忆完全复苏之前，“我”反复质疑梦中画面的真实性，一度认为那处水面只是幻想的产物，到小说结尾才揭晓真相。

　　作为新人而言，小说主线的故事完成度已经很高。但更吸引我注意力的，却是追溯童年往事的副线。在追寻过程中，充当叙述者的女孩回忆起许多往事，唯独记不清和梦中那片水面究竟如何相关。她多次怀疑，也许这段记忆并不存在？也可能父母的记忆发生了偏差？偶尔，那段神秘的记忆又与她生活的当下时刻发生奇异的共振：

　　有时扔得一手灰去江边洗手，虽会看到禁止戏水的警语，也不管不顾，将手放入水面的那一刻，冰冰凉的，一种奇怪的感知使得我自身与手隔绝，像是在触及隐秘的回忆。

　　回忆如此隐秘，以至于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人，也不得不去寻找它。在这样的现象之下，无需任何说明，读者都能感到这段缺席的回忆的重要性。它像命运根节部位的一个绳结，等待那位来自未来的女孩重新发现它，再亲手解开。于是，当我们随女孩向童年深处渐进时，我们很难不被她的紧迫、忐忑、哀伤所感染，产生“那一刻将至”的共情之感。便是在此不知不觉之中，我们被引导走进女孩的内心，一切豁然开朗。我们看见这个完整的心理场域之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弥漫着一种原始的亲和气息：年三十的夜晚，爸爸因炸毁水缸而被妈妈要求在院外罚站，跨年时三人同去溪流间放烟花……我们几乎在瞬间明白，为什么她时常有“落空感”，以及她自己都未必清晰意识到的对于故乡与归属感的需求。

　　在我看来，这条小说副线刻画得非常成功，真正承担了小说的重量。对于小说的标准，有一条是我非常注重的：“真实”。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里讲到小说的真实，他认为小说真实与否应当交由读者来判断。因为小说在疑虑的阴影下移动，知道自己是个真实的谎言，知道自己可能随时不奏效——但仍然有那样的可能性，当一位读者“信仰”小说的真实时，它即拥有“真实”。我所定义的“真实”与伍德所说的“真实”相关，但视角立场略有偏差。首先，毫无疑问的是，这个“真实”与小说题材无关，绝不是现实主义或想象虚构层面的分类。其次，我认为一篇小说有义务使读者尽可能相信它的“真实”，尽管选择权最终还是在读者手里。第三，基于上述前提，我把小说的“真实”与否归因于作者与小说的关系。小说构建的是一个独立空间，它向任何虚构张开怀抱，魔法、想象力都能在小说里找到舞台，但这个空间本身是秩序井然的；作者每向这个空间中添加一笔，都使这个空间的秩序变得更为复杂，同时拧向一种统一性。“真实”的小说，要求作者与小说空间的秩序达到平衡。假如作者以自我的秩序过度干扰小说的空间秩序，小说会走向傲慢、自恋式的“虚假”；假如作者的自我秩序与小说的空间秩序无所交流，那么无论小说技巧多娴熟，不过是一件高级的赝品。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论述“真实”，是因为我相信袁德音是一位明白小说“真实”的作者。也正是因为他对“真实”的了解，虽然《鱼，鱼，鱼》的叙事风格中仍然有日系小说的影响痕迹，却能摆脱成为一篇日本文学仿作的危险命运。

　　小说《鱼，鱼，鱼》里，袁德音花了大量笔墨来书写“我”与圆的关系发展。乍看似沿袭纯爱小说的走向，通读以后，很容易察觉“我”对圆的心动还与他们共通的童年回忆有关。除了常规的电影、小说、音乐话题之外，他们相互倾诉童年轶事，在那片逝去的时光里探寻至关重要的东西——对圆来说是鲸鱼，对“我”来说是梦中水面。在小说中，可以看出“我”对于家乡的一种矛盾态度。

　　后来圆便没再和我谈起过家乡，他说一旦涉及到类似的话题，我就会变得很伤感，像是在凝视空气中的漂浮物，眼中有层看不透的迷雾渐渐由灰变黑，最后令人迷失其中。

　　“我”既渴望与人谈论故乡、在交流的过程中投入真挚之情，又对这样的谈话感到困惑。回看“我”的成长经历。“我”出生于浙江，四五岁因父母工作缘故，举家迁移至上海。三年级时，又回到浙江念书，因与环境不合而退宿。初中时逢拆迁，再度离乡。高中毕业初成人，又独自跨洋到东京留学。实际上，长期的辗转，让故乡在“我”的生活谱系中已然缺位。“我”曾对圆讲述过一种现实情形：

　　“说来惭愧，我是个没根的人。”……“逢年过节还是回去的，有时为了走亲戚，有时是去山里上坟，像是匆匆忙忙走个过场。其实很想去书城看书，到江边走走，在西施故里坐一个下午。也是讽刺，在老家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屋子，回去一趟住的也是酒店，两三天后又重回上海。”

　　结合前文所述的“落空感”，《鱼，鱼，鱼》的故事呈现出一副更清晰的面貌。袁德音想写的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而且是关于爱、孤独与归属感的三方量子纠缠。相比之下，爱反而是最表层的一种迹象。

　　让我们以这三个元素为标尺，重新进入文本：童年记忆佚失，随波逐流于当前的生活之中，“我”身上弥散着一种无根须的离散状态。为了缓释孤独，“我”试图使自身依附于爱，指望借助一个爱情的对象来获得归属感。然而，爱绝非一种怯懦者的工具。恰恰相反，爱是一项勇敢者才能驾驭的技艺，它要求一个人先抛开自己，并盲信自身能在他者的照耀下重现。在尘世间，爱固然是可能发生的，但它只能存在于一些瞬间之中。在爱的幻景破灭以后，“我”察觉到自己与圆的交汇原来很有限，“我们也并无什么交集”。“我”又回到孤独之中，感伤而百无聊赖。小说并未在此结束，万圣节之夜，“我”与朋友苏女士回到代代木公园附近的寺庙，准备夺回当初用来为爱许愿的绘马。一番追逐，“我”落入水中，终于看见了失去已久的童年景象——那一刻，柔软与平静收束而成，“我”终于明白自己千辛万苦追寻之物。

　　在小说《鱼，鱼，鱼》中，鲲、鲸鱼一类的大鱼意象时常浮现，亦有锦鲤、石斑鱼之类令人感到亲切的寻常鱼类。每种鱼对应的意象，作者并未进行清晰的讲述。它们轻盈地在小说里游动，吞吐一股淡淡的水韵。小说中，圆曾与“我”说过他在写一篇关于鲸鱼的小说，他“将鲸鱼暗喻为孤独，在剧情中具体化”。

　　然而，鲸鱼实际上并不会受缚于孤独。黛安·艾克曼在《鲸背月色》里引述过，海洋尚未被污染的远古时代，蓝鲸可以隔洋传语，与大洋另一岸的同类交流。叶嘉莹先生有感于此，写下诗句：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时隔十七年后，叶先生在诗中重提蓝鲸的意象：遥天如有蓝鲸在，好送余音入远波。我尤其喜欢这一句。至此境界，蓝鲸已不再寄望与同伴相会，它只寻求把音波送出去，一时有无反馈都没关系。在未来某个时刻，在超越它肉身之上的宇宙空间里，即便是沧海一粟，也终会与知己重逢。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