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考学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同我以往见过的女孩都不一样，并非因为性格、外貌或是其他有特别之处，只是因为她在与我第一次见面中便提出了写信的请求。书信中，我常提及自己的写作，对此她很感兴趣。她问我写些什么。我说，公众号。

　　事实的确如此，二〇一九年的我早已停写小说了一段时间，每日仅有的写作也只是在日记本上胡言乱语。那些日子，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写日记是我最大的文学创作。一次，我无意间向房东提及了我曾经的小说。他说，要不帮我写公众号吧，给稿费的。我答应了。推文内容轻松，只需偶尔打些中介广告，除此以外的内容全凭我自个喜好。自此，我在公众号里谈村上春树、太宰治、志贺直哉。直到第三方广告商的介入，他们让我别写这些了，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不感兴趣，让我改写招生简章、考学指南、旅游方针。我照做了，那时的我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人类价值观是毫无根据的，生命没有意义，我怀疑且支持每一个论据，最终却陷入了一种毫无意义的虚妄之中。正如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说的“我们既无力作恶亦无力为善”，我既没有非黑即白的观念，也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只是被周围的人推着走，渐渐没入深渊也不得而知。

　　在此后与女孩的信件里，也不知是出乎玩笑，还是真心，我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好想卧轨啊”，她在回信中没有显得太惊讶，反倒同我讲起了她的摄影、版画以及一些不可示人的癖好。我称之为“艺术”。艺术是凭借技巧、意愿、想象力、经验等综合人为因素的融合与平衡，以创作隐含美学的表达模式，也是将个人或群体的体验沉淀与展现过程投射于他人的过程。女孩同我说，我们渴求共鸣，但应该先找到自己。自此，我重新提起笔，在虚构中寻找真我，照着电影的路子写了不少的文章，意图将哲思与冲突贯穿文章的始末，希望每一个读完小说的人都能被我的才思所征服。由此，写了一批主题先行的文章，后知后觉自己写得很糟，才发现，我将小说写得太像小说了，异化了小说中的时代、环境、人物，编造了一切，却丢失了“真”。我的“假”深入骨髓，我甚至在日记中写下了大量的谎言，但同时我又为自己开脱。例如，我从不相信“人性本善”，婴儿从出生开始便是邪恶的，就如同我们永远不用去教一个孩子撒谎。在我初始的日记写作中，我竟无意识地编写谎言，而且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长一段日子，我甚至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内在的那个“我”。

　　究其原因，我始终对人抱有悲观的想法，哪怕只是托付情绪，都有些许不放心。《徒然草》中有提及，“人心是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对此，我深信不疑。我总害怕读者不同程度的误读，我害怕我仅有的善意会被曲解，精心构思的巧思被忽略。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又恰恰靠不同的误读而建立。各自只是“输出者”与“输入者”，将虚幻的海市蜃楼投射于他人。所收集、听取的消息也只是自己感兴趣的。以至于我每每由于自己的作品与人争辩，哪怕是积极地互换观点，我也不愿多说什么。这并非出于我的宽容，而是自我保护式的情商。说到底我是一个冷漠的人，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事与物，至于其他，无关紧要。

　　直至某一天，我忽地开了窍，意识到了自己的刻薄和愚蠢。于是着手写《杀手皇后》，开始我贴近生活写作的第一次尝试。我几乎一五一十地将我的生活搬进了小说，借由写作希望自己能离真实近一些。在《杀手皇后》中，我借用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将“本我”、“自我”与“超我”分别融入三个角色中，浅显地探讨了如何以个人形式将苦闷化解，独自承受还是向外宣泄，却发现将真诚代入小说并没有那么简单。写作期间我状态极差，我生怕自己以这一种赤裸裸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后，却遭受了误读和不认同，届时读者将我与作品中的人物视作重叠，将我的形象单一化。就像我考学期间初读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后的一段时间，一度以为太宰治的真名就叫“叶藏”。

　　今年八月，一路磕磕绊绊，我终于写完了《杀手皇后》，开始动笔《鱼，鱼，鱼》。

　　《鱼，鱼，鱼》中，对于真假的切换我渐渐自如，“我”与“圆”的童年经历也是我的亲生经历，我将其一分为二安插其中。从头到尾写得都顺畅无比，却在文章行至三分之二时发现我的误读并未挥去，我起初打算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使二人分手，甚至不惜想要让“圆”调戏文中的“我”。但很快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我似乎从未询问过“我”与“圆”的意愿，只是倾力地写，将我的感受强加于他们。就像小时候写小人书一样，喜欢当上帝，总喜欢莫名其妙地把人写死，最后安排上悲剧。为了避免落入俗套，我还翻看了不少的小说，最后关于二人结局的处理灵感来源于宫本辉的《烧船》。文末寂静的黑夜因为烧船而燃起熊熊大火，珠慧把她的生日礼物，一只18K金的窄手镯，扔进了未熄的炭火中。我的处理也是如此，对于悲伤的表现，我并未太过戏剧化、强调情感的迸发，而是以一种内化的形式，注重个体的鲜活，相对含蓄内敛。当我们重视小说中的角色时，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让人物自行活动起来。

　　回想起创作《鱼，鱼，鱼》的初衷。起初，我只想在故事中设置一条主线。那段时间，我每天无所事事窝在屋子里重看岩井俊二的电影，中间反复刷了几次《四月物语》。我满脑子只想写一篇纯爱小说，没有琐碎，没有纷争，在脑海中闪过的唯有夏日的蝉鸣和清凉的海风。但出于私心，我增加了一条副线：对于童年记忆的追寻。文中我借由三条鱼为线索，将散落的记忆一一串联，三条鱼的指明也非常清晰，分别是鲸鱼、锦鲤和石斑鱼，且再一次对应了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但“我”与“圆”之间关于“鱼”的意象理解却始终存在偏差，他们二者仿佛置身于两个相邻的玻璃罩中，做着亲密互动，孤独的个体永远无法温暖到彼此。

　　而最后坠水的桥段则完全来源于我的生活。那是一个除夕夜，我站在石板桥上点燃烟花向后退去，不小心落入了河流之中。不过遗憾的是，河流湍急，那个夜晚我并未欣赏到被自己放飞的烟花。作为现实遗憾的补足，我试图以一次坠水来唤醒主人公的记忆，故此写下了这个结尾。也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安妮·埃尔诺的授奖词：“勇敢而敏锐地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对此，我深表赞同。

　　大约在考学的时候，我反复做了一个梦。梦中，所有人都生活在大海深处，由于海水无法传送各自的信息，唯有抚摸游经的鲸鱼才能将情绪传递，隔洋传语。而曾经的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的孤冷与自傲秉性，终是化作海水，在我与世人之间砌起了高墙，令我成为了孤独的个体。可同时我又深知自己的不完整，渴望被爱，却不见鲸鱼的踪迹。

　　前段时间搬家，翻箱倒柜中我又寻到了曾经与那女孩的一封封回信。直到现在，我仍会回想起，那一个个挑灯写信的夜晚，在那密集的字里行间，她是否会对我写下的内容有所误读，而她所写内容又有否被我曲解，对此我不得而知。而如今，我摒弃我的傲慢与偏见，以局部映照整体，再一次地让写作回归于自身。我告诉自己，这次大胆地去抚摸拥抱鲸鱼吧，以赤诚之心将笔再一次紧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