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旅行是一个热词。
对于旅行有研究的学者和作家，不计其数。但，倘若来一个理性的总结，思考旅行的终极意义，我想大凡旅行，它总逃不出三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选择目的地的意义（自由选择）；第二种意义，是在旅途中的意义（身在运动中）；第三种意义是目的地的意义，异乡的象征意义（身在陌生感中）。
先来说说选择的意义。
出发，意味着多种选择，以及选择时我可以进行一种即兴表演。在选择和即兴表演之间，横亘着多种由此组合产生的可能性。我可以选择短途——在市内旅行。杭州城区、杭州大市范围……稍远一点，那就成了城际旅行：在一天之内，往返杭州和县城，或者杭州和乡镇的那种轻旅行。那种旅行不用带很重的电脑、用于更换的衣服之类，我只需要背一个双肩包就可以。说走就走。晚上，甚至还可以回到杭城下沙（我购买年卡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游泳池）游泳。这种安排妙不可言。
我住在杭州下沙的城市果岭小区。这个小区的好处，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已经讲明。有一段时间，为了抵御越来越刻板的生活，我特立独行。有一个外人看来简直不敢相信的行为模式——我喜欢做短途铁路旅行，而且，我一般不提前买火车票，只有在“文海南路”地铁站上地铁之后，我才开始用手机里的12306软件购买火车票。从文海南路坐1号线地铁，需要10站才到离我最近的杭州东站。由于距离的原因，杭州城站、杭州南站以及杭州西站作为出发和回程到达站，基本上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我就在这大约二十五分钟里，不慌不忙地选择那些我可以去做短途旅行的城市。一般情况是，我的目的地是那些基建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譬如湖州、德清、富阳、桐庐），在这种距离发车30—50分钟左右的时间购买车票，会很有意思。有时候，充满偶然性；有时候，需要机遇和智慧；有时候，它蕴含着时间和文明世界或者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对于游客而言的吸引力，也蕴含着魅力指数和时间的关系、假期的关系、疫情后人们对待旅游的热切向往导致的“购票竞争力”。我选择出发时间为30—50分钟，是因为我的选项里面，到杭州东站的时间，与火车出发的时间，不能太长。譬如，在车站等一个小时这样的事，我是不愿意干的。而在疫情结束之后，杭州附近的那些特色区域（德清、富阳、桐庐、千岛湖）和一般县城（诸暨、嵊州、上虞）的这种得票几率是不一样的：后者更容易在瞬间买到，一般不会在距离发车时间半小时左右出现一票难求的状态。最最迷人的风景是，哪怕是最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譬如节假日的千岛湖，周末的桐庐和建德（梅城），雁荡山和楠溪江这样的景点，可谓一票难求，但是，发车前的10分钟之内，那些临时改变主意退票的乘客，还是会冒出来。这样，系统会在你万念俱灭的时候，突然像大海上的一座灯塔一样，冷不丁冒一张一等座票、二等座票出来。它这样显示“二等座仅剩一张”。手慢全无。手快的话，依然有可能被人捷足先登。你点进去，票子依然被别人锁定。这里面，依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别人在付款。另一种是，别人在犹豫。而锁定的时间尚没有到。这样，你再次等待命运在这件事上对你的恩惠。你可能到最后也买不到一张剩票，也有可能，机遇女神开恩于你。这就是在哪怕灰暗的时刻，依然有成功可能性的这种机遇游戏的魅力。
这种游戏其乐无穷。我多次沉迷其间。有时候，当文海南路地铁车厢的门一关，我的这种选择游戏就开始了。我旁若无人，像一个声音与乘客的树丛里安静的小鹿，做着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游戏。我通过这样的即兴买票，似乎也一举两得、歪打正着，做了一番城市的吸引力调研呢。
这样，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围绕杭州湾，造访了如下城市。
过去一年之内我的短途旅行
上海三趟
苏州三趟
嘉善一趟
海盐一趟
海宁五趟
湖州两趟
德清三趟
安吉一趟
富阳、桐庐、千岛湖各两趟
杭州上城区无数趟
杭州滨江无数趟
杭州萧山四趟
绍兴四趟
上虞四趟
余姚三趟
嵊州一趟
诸暨四趟
宁波三趟
舟山四趟
……
（还包括杭州、海宁、桐乡、湖州周边的一些乡镇，譬如崇福、乌镇、南浔等。）
2
第二种意义是在旅途中的意义。譬如，我2020年一次赴海宁旅行的叙事学——就充满了这种过程的意义。
之所以过程产生意义，是因为——大家都开始认识到——旅行是一种元叙事。它是关于叙事的叙事，是思考人类的叙事如何被创作出来的一种思想和行动系统。
现在，我就来讲讲我去海宁的旅程。
海宁离我所在的住宅区仅仅只有几百米距离，可以说，我生活在海宁和杭州的边界。只要一个步行，我就可以穿越两座城市的界线。每当我午后散步，或者去奥特莱斯这样的行为产生之时，我都会冒出来这个概念——我在穿越城市。但是，尔后，一种城市地界本身就是被制造出来的、毫无意义的这种思考，马上会覆盖之前产生的略微带有崇高意味的设想。我为自己的这个虚无主义的行为感到一种“无意义中的意义”的认同。叙事，从最本质的意义上来讲，也是无意义的，它的虚构或者建构，在本质上也是虚无的，因为，“正在创作一个艺术作品、正在写作一个故事”之中的“作品”和“故事”本身也是人类的发明。它不存在于文明或者文化之前，也不存在于语言之前。于是，任何故事都是虚无的这种事实，决定了跨越杭州和海宁地界这件事本身也显得荒谬。就像故事的结构（起承转合）也是荒诞的。它不存在于世界存在之前，它是人类发明的对于世界解释和认同的一个赝品。柏拉图说得对极了。
好了，我虚无地跨入了海宁。这个事实被我认同了。这个意象被我截获了。接下来，我只要在无意义中创造意义就行了。于是，我的这个行为就带上了古希腊悲剧的狂欢色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的海宁之行，在本质上而言，与阿伽门农的悲剧无异，与《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无异。它们都是无意义中的意义。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原先虚无的海宁之行，竟然一下子也不再显得无聊和虚无了。它带上了一种向死而生的神秘色彩。这会儿，柏拉图又被我遗弃了。在时光的沙滩中，我捡到了埃斯库罗斯这枚宝贵的贝壳。于是，我想到，我是在生活，正在经历生命中的一个十分有质感的存在。
3
在过程中，什么都可以发生。可以发生一部《西游记》，也可以是《聊斋志异》。甚至，你可以用“你遇见了一个玻璃拱廊”为题，写一段爱情的相遇。
你遇见了风雅的景观，遇见了如同典籍里的颜如玉。但是，这种景观不再一味是德波所谓被控制的“景观社会”里的“景观”，或者福柯所谓“全景监狱”里的某个被监控的景观，而是一种活性炭一样的东西，一旦它们被你拥有，你就是它们的主人。它们，甚至一种左右逢源——经过你与生活紧张的协商得来的一种有益之物，我们可以称其为随手拈来的“心灵景观”。
我住在下沙大学城北的果岭小区。当初选择这个地段的时候，有一个亮点我十分在意，那就是，它在城市的尽头，准确地说是与海宁交界。这个还不够，一般城市的尽头就意味着荒蛮和粗鄙，可是，果岭的位置不是，它坐落在钱塘江畔，于是，这个位置就有了十分有利的地理多元性。不仅来回校园十分便利，你早上跑步时可以有多种选择——既可以在钱塘江大坝上进行，也可以贴着海宁地界一个高尔夫球场南边的林荫小道进行（它足足有一公里多，你一个来回就是三公里的短跑路程）。你可以随便散散步就到了奥特莱斯购物，还可以享受那儿有点像世界公园般洋气的购物环境——有巨大的彩色玻璃穹顶的购物长廊。这种被本雅明和波德莱尔所叹赏的都市的气息，在海宁长安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竟然兀自开放，如同文明之花。你知道它是模仿之花。因为，拱廊是十九世纪法国现代化都市的象征，而今天的奥特莱斯，模仿了这种象征意味的（非东方的）建筑形式，说明它在骨子里是寻求一种与洋品牌相吻合的购物环境。好了，现在说说模仿的现代拱廊的好处。它明亮、开敞、公开，有点让你得意忘形。于是，你可以让你的思想撒撒野，让你的身体放飞一下，再在星巴克这样的地方来一杯咖啡，简直可以说嗨到了家。
许多时候，当我手捧一本书，在阅读的间隙朝这色彩斑斓的玻璃穹顶一望，我似乎会故意（像一个白痴般地）遗忘我在“何年何月何地”的现实性，我会故意傻点片刻，把自己想象成波德莱尔或者兰波，或者他们肉体的借尸还魂。我有这样的思想需要。然后，片刻之后我回眸此刻，我便又具有了雾里看花般的朦胧感和模糊感。我介于“非我”和“非他”之间，这种间性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此刻，波德莱尔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我在咀嚼别人诗句的时候，创作了另一种卞之琳意义上的诗歌。
4
是的，在多种选择背后可以催生诗意。
就说上班这件事吧。我可以有多种选择。第一种是乘坐校车。这个选择，意味着你可以开车或者打的到学校，把私家车停在学校，然后乘坐班车到达你教书育人的目的地。第二种选择，可以从果岭乘坐3190路公交车，到文海南路乘坐一号线地铁，再在客运中心换乘，坐九号线到杭海城际线，在桐九线下车，这个地点，离桐乡的高铁站就不远了。你可以随意安排余下的行程。当然，还有一种更为诗意的方式，你可以先在星星港湾这边的光头农家菜吃个午餐，那里有四五十块钱一条的水库白条鱼。吃完饭，你可以打个的到海宁火车站西乘动车到桐乡站，或者到杭海城际线的最近一站（譬如说余杭高铁站），再换成去桐乡的高铁。总之，有了这么多的选择，一路上大可以看看书、听听音乐。一个钟头不到，桐乡就在咫尺之间了。
是的，不是因为这些线路本身的内容是有趣的，而是你的选择是有趣的。趣味，就这样进入了生活空间，与你狭路相逢，你躲都躲不开。有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许多人都不明白，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情绪，是可以虚构的。而伴随着这种虚构，场景的要素也十分重要。
说白了，我为什么选择地铁上的一路呼啸，而不是快捷的直通车？是因为，地铁这个事物，实在可以就其开发出无穷的生活诗意。如果罗兰·巴特健在，他老人家一定会说，铁路至少有三层快乐和惊奇。第一层，就是它的物质性。它哐当哐当的声响，是一首世俗意义上的旋律和音符之诗。这种音符之诗的恰到好处在于，它是即兴的演奏。此刻你一个回忆的瞬间，一次感官意义上的意象，一次来不及汲取的童年意象，都会像井底之水桶一般让你（本来那么困难，现在一蹴而就地）打捞上来，如同意大利隐逸派诗人蒙塔莱笔下汲水的轱辘……你可以拥有回忆的世界。当然，如果你把回忆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进行一种混淆，那么——恭喜，你已经到达修行的最高等级了。因为，你刹那间的情商，如此高迈，让你抵达幻觉和现实世界的交叉口。（这个交叉口，多少伟大的作家都对此念念不忘，予以虚构，从关汉卿的《窦娥冤》、萨特的《禁闭》到加缪的《卡利古拉》。）你在两个地带穿行，而幸福如影随形。
第二层快乐是他者意义上的。在地铁上，我们总可以遇见那些心仪的面貌和心仪的姿态。请记住，你不能过于感官，而只能在地铁飘荡的万千意象中攫取那些碎片化的对你的记忆有滋养作用的部分（否则你会引火入魔）。你恰到好处地调和了情绪，也让自己抵达了一种生活情调所需要的混沌感和不清晰感。这种暂时脱离结论的感觉是如此美妙。你为斑斓的碎片所吸引，你为善意的一瞥所虚构（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你为一次开门这样的动作和意象的丰富性喜悦……总之，你体验了世界的丰富性。而让你幸福的是，它们都是你随意组接诗歌的一个零件，你随意地——宙斯一般运用这些意象碎片，将自己虚构成了上帝的门徒。于是，你到桐乡这样的世俗旅程，变成了上帝派遣你去完成一项使命一般的崇高行为。
第三层意义是聚合的意义。此刻，你不再想民间故事，不再想庸俗的电影故事，你不再体会教科书上戏剧的封闭性，而是，体会到了剧场的多样性和无处不在的生成性。你随手就可以聚合几个意象，让它们生成一首史蒂文斯《观察乌鸦的十三种方式》一般的诗歌。此刻，甚至假设——你可以让你的一件并不愉快的往事，聚合进一种悲剧感的氛围中，从而赋予它狂欢的味道和触觉。是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符号学家说过，世界可以是组合的（有逻辑和封闭性的），也可以是聚合的（诗意的、随意的、无逻辑性）。正是聚合的剧场效果，让你过去的六年零六个月时光，充满了一种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效果。它是你生命的现实。
5
在旅途中，一种哲学感油然而生，譬如，我发现——悲剧感具有一种实用价值。许多时候，我们人类在拥抱悲剧感，我们需要它，而不要摒弃它。
虽然，在生活中大家喜欢喜剧，电视剧的流行就说明了这点，一些年轻人追剧的热情可谓高矣。而且，大家喜欢的美剧、日剧和国产剧的叙事模式，大多数都是参照喜剧（成功路上坎坷和大团圆模式结合）的体制。
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逆向思维模式——因为，赫胥黎警告过我们——我们终究会毁灭于我们热爱的事物。喜剧如同麻醉剂，而悲剧是一帖苦口的良药，对我们今天的人类具有裨益。譬如，我认为，适时营造一种悲剧感，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但这句话有多少人认同呢？
下面请允许我申辩。
我的理由非常简单——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有了极大的便利，但有一个无处不在的现象，那就是，外面的世界，可以形容为巨大（轮船可以是万吨巨轮级别的，铁路可以豪迈到覆盖万里国土，高尔夫球场也是庞然大物，摩天大楼可以伟岸到令人震惊，从高处俯瞰城市也可以令人叹为观止），而我们的内在世界，有时候却越来越渺小、无能、封闭、卑鄙，令自己厌恶。由于这样的反差，现代人也时常产生“我是无用之人”“我是社会外的一粒气体颗粒”等诸如此类的叹息。久而久之，各种抑郁症和精神症状就容易产生。
面对这种现代性赋予我们的美与罪，我们何以应对？难道，外面的世界，真的是阻碍我们通向幸福的绊脚石吗？难道，心外无物——这古人的智慧修行方法，一个现代人就做不到了吗？于是，基于我们渺小感现状的，一种生活的哲学也需要随之呼之欲出。事实上我们的确需要智慧。
对于我，一个往返于杭州和桐乡的平凡之人来说，我的方法就是通过营造一定的悲剧感，来消弭生活中的种种负面情绪。
有人疑问：“悲剧感，怎么能够消弭负面情绪呢？它自己不也是一种负面情绪吗？”
“是的，”我将回答，但是，我会补充道，“此负面情绪不同于彼负面情绪，说得形象一点，这叫作两两相克的做法。”
“听起来有点道理，但关键是，那又如何做到呢？”
于是，我开始布道般喃喃自语了——
“就拿上班这件事来说，别人眼里它平凡无奇，可以说毫无波澜，但是，在一个生活的调香师那儿，就可以营造出风生水起的效果。”
现在来说说最近一次驱车去桐乡的情感效果。那是寒假的一天，雨暂时不下了，我打算去桐乡的公寓整理我的书架。那天，心情大好，因为一想到桐乡没有户籍的、凌乱的书籍就快被我这个“爸爸”收养和整理出人模人样的效果，我就开心。我打算不听平时惯听的FM96.8音乐调频，而是打开一个电影配乐的CD。结果，我又一次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悲剧感的氛围。电影的音乐，如果按照顺序，会依次从《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音乐之声》到《西区故事》《阿拉伯的劳伦斯》轮流播放，但是，当我的汽车进入杭申高速的嘉兴入口的时候，突然，一种雄壮的音乐声，把这种汽车驶入一个目的地明确的匝道的感觉，卷入了一种类似阿伽门农“归来”一般的悲剧感效应中。我知道这不关我此刻实际上洋溢的幸福感的实在，而是关于我情感的记忆系统。它们如同零件，丢三落四地兀自散布在我大脑的某个深处庭院，现在，一种雄壮的荷马史诗一样的音乐——也许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主题曲，把我卷入了一种天底下所有英雄归来的情绪节奏之中。于是，我的身体化身为曾经经历特洛伊战争的阿伽门农，也是未来《俄狄浦斯王》故事源头的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我在刹那间——在高速路规如此严格的地界，再一次让思维诗意化，走向了与一处悲剧共振的时间地带。这样的情绪陪伴着我，一直抵达桐乡的寓所才停止。我要说，用这种环境、音乐和地理，适时营造出的带着史诗感的悲剧，既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也是对我生命经历的抚慰。我每每想到这次经历，又一次会感到生命的满意。
这是一种夹缝中求浪漫的生活方式，一种在现代拥挤的社会里辟出一块农田，进行顽强耕作的行为艺术或者返真艺术。如果你不介意这种行为方式背后的“悲剧性”，那你有可能是一个特别不善于表演的传统人，你还没有被复杂的社会训练成一名可以与之对应、继而游刃有余生活的现代人
如果你首肯了我的——面对不堪、快速和暴力的时空流转现状而采取一种中庸之道，你也几乎认同了我的生活方式。
我的生活形态（外观）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是，相异的是一种观念——别人被生活牵着鼻子走，你牵着生活的鼻子走。
这年头，我依靠这种强大的引擎的牵引，可以让思绪抵达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事实上，这也是我可以到任何地方的一种动力和智慧——于是，我的足迹也遍布了五大洲（美洲、欧洲、非洲、澳洲、亚洲各国）。我成了一个在“行走的哲学”这件事上有点造诣的人。
倘若有人问：“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吗？”
我会皱眉故意让他多思考一会儿。
如果他终于悟道，说：“我看出来了。”
我也会故作停顿，再次鼓励他把话说完：“……”
于是，接下来就是我的收获。他说：“是一种对生活的悲剧感的营造，是把在世俗生活中已经被资本抽走的崇高感和悲剧感，重新召唤到我们本来无趣的生活中来的技巧。说到底，也是一种修行。一种不需要一分钱就能做到的对生活的和解。”
“你说得对极了，生活是值得膜拜的，正如生命。知道这一点，你就必须虔诚地活着，好好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而尊严，是需要自己的心灵建构的。”
“懂了，老师，是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充满仪式感和尊严感的生活看作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当作人，是我们自己建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不是等待救世主伸出援手。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援手这样的行为，是自欺欺人的。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可以挽救你于无尽的物质沉沦之中……”
因为他回答得如此精彩，我不再说话，只是点点头。
“好的，这一课得益匪浅，我将时刻牢记老师的教诲。”
“好吧，好好活着。三十年之后我们再相约吧。杭州老地方见。”
6
旅途的第三种意义，是目的地的意义。现在，我就来写目的地的诗学，一种称为海宁的叙事学。
海宁美好的地理结构和历史经验，正在给我一种故事意义上的营养。我在海宁之所以为海宁的地理感觉中，闻到了潮水的味道。钱塘江就在海宁的南部，而海宁的姿态就变成了裙摆比较悠长的一个少女静卧的姿态。这个意象如此美好。如果，我再深入腹地，譬如，在王国维故居留恋，于是，我会邂逅盐官这个古代重要的镇子。而地理之质感，正是海宁叙事（或者旅行）的一个描述对象。我可以在内心摊开一张白纸，将此刻盐官的天高云淡写进去，我也可以将八月秋高气爽时节海宁观潮的那种气氛编入我的盐官虚构故事中。这是故事的纬线。
如果我嗅觉灵敏，我一定闻得到王国维故居里透出的故纸堆的味道，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味道。我将去故居拜访这位清朝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我可以左看右看、横看竖看，打量王国维的性格里，如何将海宁潮水的故乡味道和一个朝廷，进行一番合理的虚构性糅合——如同揉面粉。我潜入了历史的氤氲之中，因此，有一阵子，我感到呼吸困难，几乎就要在获得深入某个海水下潜刻度的时候，晕厥过去。于是，我放弃，或者呼吸一口钱塘江的新鲜空气之后，再度潜水——这完全取决于我。在虚构某个事件（譬如一位诗人竟然在王国维故居杜撰一个当代的历史剧）中，我获得了具有太多饱和信息的陈年故事的细节——姑且称之为故事的经线。
好了，现在，我乘坐杭海城际轻轨，可以轻松地到达海宁长安或者桐九线，在这里我可以下车去桐乡。（改变一次下午旅行的方向，甚至改弦易辙，重新编织一个与之前构思的故事迥异的故事，甚至题材也可以更换。譬如，之前的故事是一个剧情故事，而现在的，是一个流浪故事；之前的，是一个家庭题材，现在的，则是一个友情故事——子虚乌有，但地理感和历史感的经纬之线，已经被我把握。我可以任意虚构。）但是，一种克制的自律，又让我继续旅程。我不是虚构了我去海宁吗？任何一次下车和中途的插曲，都是对上午时分虚构故事的那份崇高感的亵渎。想到“亵渎”两字，我打消了在桐九线下车的想法，甚至，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屏蔽了出轨去桐乡的“欲望”。我的故事一意孤行了。
海宁到了。但是，皮革城下或者海昌路下，又成为我编剧“一次旅行”的一个“结构性”的考量。如果我选择皮革城，意味着故事的结构可以稍微简单一点，故事也就不会一波三折，故事里主人公们的命运，也可以稍微少走一些弯路，变成一种煽情的偶像剧之类的平坦叙事。但是，如果我选择了在海昌路下车，我的故事的曲折程度显然就稍胜一筹。然而，我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也知道，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项。我的结构之思，会影响我的主题之呈现。同样，我应该更注重故事内容的这种技术，也因为我在此刻应该全神贯注地投入，竟然开小差而显得“脱域”。我会因为旁骛而让故事的流畅性和深刻性大打折扣。但是，这就是我。我本身的人格状态，决定了我的故事的伦理学深度。
但是，好在我有弥补的手段和措施。我可以乘坐公交车，遇见徐志摩的诗歌朗诵，遇见退休的海宁大伯大婶，遇见所有细琐的小事。一毛钱一毛钱的细节，堆积在从公交车里往外看的这种视角里面。我也可以选择，在公交车的某一个离终点还有几站的站点，来个突然的下车。（一种神经质的人物，被编织进了我的故事中，意味着性格这个要素的加强。）我可以散步去我所谓的终点（事实上，这一切均是虚构的），也可以——类似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者，再次故意地打开支付宝，来个滴滴快车的订单。我下公交车再上出租车这种无厘头行为，可以理解为在故事本该行云流水的叙述中一次次由于人物性格疾病（怪癖或嗜好）导致的人物弧度的增加，它们也决定了故事的风格和故事的结局。现在，经由我这种怪兮兮的行为，将一次旅程两刀三段；这种处理方法之后，可想而知，我的故事已经面目全非。
然后我就可以在海宁找一个旅馆或者咖啡馆了。它们大有讲究。因为如果选择旅馆，意味着我的故事将有夜晚这样的时间设定。而如果仅仅是咖啡馆，我将大概率地与故事说再见，而展现某个事件切片（俗话说的横断面）里的时间。它们有可能仅仅只是一天中的几个小时而已。但，无论如何选择，我的故事都会表面上只发生在一天之内，因为海宁之旅已经被我设定为一天的短期旅行了。我不可能推翻预设，在一天24小时的体制里，再天马行空，来个时间穿越——我写的题材，不允许我有时间穿越这样的情节产生。这一天的时间设定——聪明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么短的时间，既无可能写下史诗，也不可能进行伟大的艺术实践。话说回来，如果我有良好的戏剧写作训练——譬如得到莎士比亚的真传，我则真有可能写出更符合“三一律”的戏剧。但是，我是一个平庸的写作者。于是，接下来，我依靠的是物质的琐碎感，来完成我这个旅程的叙事。
我完全按照事物真相的反面来虚构我的细节——这一点倒是我的能耐。譬如，我写下“我打开锈迹斑斑的水龙头”，事实上，在海宁这座现代化之城，在旅馆里的水龙头，都是崭新崭新的，到处都是金属质感的光芒。我写下“在吱嘎吱嘎的席梦思床垫的音乐声中”，事实上，酒店的席梦思是一种现代的硬质材料做的，躺上去非常舒适。我现在的经验，完全与过去写作时一种程式化的经验和用词习惯——不相吻合。于是，写作的瓶颈期就来到了。我打开电视剧，刚好看到一部日本电影《镰仓物语》。这部电影里，也有写志怪传奇的作家写作瓶颈的时刻再现。我觉得，这一刻，我像及了这位镰仓，他带着学生辈分的老婆，来安家和写作。
在旅馆或者咖啡馆，我让我的思维躺平，一种新的构思竟然出现了。我冒出了改弦易辙的想法——用一个“后现代”的平面化碎片故事，来替代之前虚构的传统故事模式。我说到做到，磨刀霍霍就干了起来。我屡次去洗手间，不是因为喝了不干净的牛奶而感到肠胃不适，而是我需要频频洗热水澡。热水能够让我的血管得到放松，也能够让我的血管因为在一个时间范围内输送了足够的血液而让思维的状态得到改善。于是，我写出了庞德“湿漉漉的地铁之花”一般的词句，我兴奋极了，把海宁银泰城里的每一个店铺写进去，写完了海昌路银泰城里的店铺，我就写鹃湖边的银泰城的店铺，虽然它们极度相似，但是，其中也有差异，譬如，鹃湖边银泰城的店铺里，就没有浅草屋（我们知道，真正的日本料理的名称是“浅草君”）这家料理。但，在平面的后现代碎片化写作中，我之前的顾虑一扫而光。因为，后现代就意味着意象和结构的完全平等。在后现代的文本里面，形式就是内容，细节组成了强大的自我推动的力量。字句和字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让位于它们的当下性。而每个词汇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联系也似乎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一下子完全遗忘。
对于这一点，你可以说，忘恩负义，也可以说，一切推倒重来，但是，哪怕在这样的后现代思维中，一种故事的本能还是冒了出来。我面临住下来、第二天回到杭州，或者今晚就回杭的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我遗憾地发现，我是一个假冒的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事实上，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住下来，明天一早，我就可以去鹃湖晨跑了。这个湖泊如此美好，在我的心灵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在我数次去海宁的旅行中，这个横卧在海宁东郊的天然湖泊，其怡然自得的高贵姿态，已经深得我心）。“明天”，是的，它泄露了天机，意味着故事在我心里不死。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正面的情感，在我看来十分沮丧。因为，通过这个事实，我如此绝望地发现，我是一个平庸的骨子里想写出故事的“伪作家”。另外一重沮丧来自对我“本我”的再度发现。我愿意在第二天早晨去晨跑这件事，除了暴露了我的故事性原始冲动，还暴露了我的欲望和情感。我的跑步，其实是发生关系的一种提喻罢了。正是“与它发生一点关系”这种正当性的冲动，暴露了我还是一个具有封建思想的写作者。因为，在一刹那，我真的——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建构王宫和寝被——冒出了想占有她的某种原始冲动。哪怕它仅仅是水气和晨雾，事实上，它们也是一个亭亭女子的意象之碎片。骨子里，我想占有爱，而不是真的来呼吸这里的自然之气味。我是在无爱状态下对爱的寻找的冲动，才来的海宁。
我为此愿意重新构思我的这篇元故事/旅行记。
7
与海宁一样，桐乡也是一座散发着书香的城市。这里是茅盾、丰子恺和木心这些大文豪的故乡。处处是人文空间之美。在书香的气息上，桐乡堪比省城杭州。在杭州，可以在城市的角落，找到心灵的净土——那些个性化的书房，吾南书舍、先锋云夕图书馆、猫的天空之城西溪概念店、晓风书店、纯真年代……在桐乡，我也可以到处遇见城市书房。在这种氛围中，难怪我接二连三遭遇“书香的艳遇”。我读到了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这是一种奇遇，一个人的身体和一种光芒的邂逅。过去，我的生命如同为了这一次的邂逅而进行周密、重复的演习，一次又一次。我的慵懒、我的愚钝、我的歧路，都是为了这次生命中的相逢而做的铺垫，是的，我以我肉体作为依托我自身灵魂上升而不得不贴着肮脏的大地甘为牛马的代价。如果我在故乡，没有走出那个小圈子，我也就不会遇见这本书。如果我在中年之前飞黄腾达，在人生虚荣的成功之岔路上行走，那么，这本书也将是我的平行宇宙。我们之间，曾经隔着千山万水，现在，我一蹴而就便可以来到它丰泽的领地，啜饮它的甘泉，并且还可以在它文字的丛林里来个自由翱翔。想到这种邂逅，我是多么畅快啊！
在桐乡的生活，也是滋润的。譬如，我就养成了在下午时分喝下午茶，或者兀自思考的习惯。这种邂逅的欢喜，也只有在桐乡一样散发书香的城市里，才可以获得。上午的桐乡，是工作的气场；下午的桐乡，就是休闲的气场。为此，我愿意自己是一个下午时分的思考者。
我也熟悉了桐乡。我喜欢沿着复兴路运河河沿的栈道走（散步、小憩），我喜欢桐乡这座城市破晓和晚霞时分的（那些美好的）光线。这些光线，在一个热爱城市地理的人的记忆里，又与汕头、厦门、福州、漳州、广州、深圳、珠海、北海、南宁的光线汇合……我是如此热爱这些城市。这些城市，好比是我存折里的活期，沉甸甸的存款，可以随时支取。冬季的时候，我朝着这些热带的地方缓慢而又意志坚决地移动。
在所有的桐乡时光里，我尤其喜欢下午逼近黄昏时柔和的光线。譬如，在文教公寓、新卉广场、桐乡博物馆某个落地窗户的桌椅边，边看书边欣赏这些悄悄改变其情感属性的光线。有时候，我去石门镇的丰子恺故居，看古桥群，看石门老街上一个剃头匠的温馨手势，看远山淡影、黄昏还没有来临的这个时刻，看运河里航行着的粗狂的运输驳船。如同在杭城，我喜欢在西湖边、岳庙前、钱江畔或者类似嘉里中心、宜家家居、来福士这样的商业地界，某个星巴克咖啡馆室外的圆桌上看夕阳。
我想，如果此刻美景中，我走进镜头，那么，阳光就会刚好倾泻在我久经沧桑的脸颊上。阳光会读到我的皱纹，也会细数我渐起的白发。我在这样漫漶的下午时光里，看到自己光明的前半生，都几乎在阳面生长。为了牢牢地抓住这个激励自己的意象，抓住这块能够丰满自己羽翼的时光记忆蛋糕，我们的这位诗人，独自一人坐在下午的长椅上幸福地回味。也许，今天的《嘉兴日报》或《钱江晚报》上，将有这样一条新闻：我们的一位诗人，以梦为马，以反射自己的某个风景为食物，我饕餮了整个商场的正向能量。
在桐乡，或者在杭州，有无数这样的草坪，可以让身体进入梦想。譬如，有一天，我梦见自己匍匐在青草中间，睡着了。相信我的梦会贴着青草前行，既然诗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此低调。梦中，我也会听到动物在草丛中窸窸窣窣快速移动的声音。我在梦中提醒自己，不用害怕，动物不会侵犯那些热爱大自然的生灵。动物们也热爱这些事物：匍匐、起伏、蜿蜒、流动……动物们不会伤害一个正在看书的人。
同时，在桐乡，事物呈现的好坏，与杭州的伦理考量一样。我们不能极端。但，有时候，一种基本的认同还是需要的。譬如，当我说，大才子丰子恺是好人。大家都不会有异议。桐乡有大学者、大才子丰子恺，正如海宁有徐志摩。由于工作单位就在嘉兴，于是我在六年零六个月之间，曾多次顺势造访徐志摩故居和丰子恺的故居。最近一次造访丰子恺故居亦然，我没有走振华西路到石门镇的大道，我从小道走，到石门镇的丰子恺故居，于是，一路上我领略了江南农村迥异于北方农村（那些在动车上可以窥见的农村）的样貌。实在感进入了我的记忆图谱。这一趟的收获等于平常的收获乘以二。
早上跑步是好事，晚上跑步也是好事，但过度的运动，对身体就是坏事。节约是好事，但对朋友慷慨，餐馆里点多于实际消费能力的菜——且是贵的菜，也可能是好事，但不一定全是好事，因为浪费食材实在也是可恶。慷慨遇到浪费的可恶、炫耀的可恶，有可能就这样抵消了。
迎着阳光，基本上是对生命的好事。我在桐乡这个县城，感受到最大的好处是它实在的地理、风光和天气之好。这些东西，作为省城的杭州就往往不如它。杭州胜过桐乡的地方在于它的象征事物，比如与文化、历史、记忆、情感等有关的东西。
而桐乡之美，就在它的实在性。许多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分不清象征界和实在界的区别。有时候，一些人既想要杭州的文化优势（他喜欢看看戏，逛逛各种各样的嘉年华），又想要杭州的天气优势（比如，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好少之又少），这怎么可能呢？真是天真到可笑。分辨清楚了象征的快乐和实在的快乐之后，我对桐乡充满了客观的评价。在阳光下，度过一个充实的日子，是在桐乡可以享受到的。我预订了位于濮院的一个酒店，房间的窗户朝西南（因为整栋建筑是朝西南方向建筑的），前面有一幢不是很高的厂房和办公楼。这样，在我住进去的一个小时后，阳光就透过前面建筑物的楼顶，来到了我的房间。这个瞬间太令人高兴了。我可是仅仅用了175元就订到了这么个设施不错的中档酒店。我的内心是愉悦的——因知足而愉悦。
许多人，因为生活没有定位和认知方面的常识，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欲望和理性之间的平衡，所以像一块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些人极度感性——感性这个词汇在某个文化圈里，还是一种美德呢——被称赞为直率和无邪。可是，天知道这些感性的人群中，也潜伏着对生活的永远不满足的类型。不满足的情怀既可以生成前进的动力，也可以生产对身体和社会极有害的愤懑和戾气。我陶醉在桐乡这个靠近凤凰湖的酒店，心想，明天早晨就去围绕凤凰湖跑步和散步。这是在桐乡这样的地方感到高兴的事情之一：捕获阳光和大自然的营养。
另外一件好的事是桐乡的羊肉煲和羊肉面是绝对的美食，不可错过。在桐乡和杭城切换的六年零六个月时光里，我时常能够在新世纪公园南侧的咬强羊肉面馆与秀溪路的陆家阿根面馆吃羊肉面。咬强这家的羊肉面用的是桐乡面馆常用的细面，细面的好处是熟得快，简直一下锅就可以捞起，类似在火锅店里涮肥牛的爽快。于是，在排队成一条长龙的日子里，吃细面事实上解决了等候时间过长的问题。队伍看似长龙，顾客往往挑好了大铁锅里的羊肉，坐下来；一碗面便一蹴而就，冒着热气和香味，来到了我的餐桌前。这种神奇的速度，就是桐乡的羊肉馆普遍采用细面的好处。陆家阿根面馆离我住的小区两公里半，有时候我会走着去这家号称桐乡第一的面馆。这家的面花样多，而且多与海鲜、牛羊肉、黄鳝等好吃的食材做在一起。甚至，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为了吃海鲜而去，还是为了体会海鲜和河虾渗入面的那种劲道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冬季的时候，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实在是一件对身体有益的好事。生姜和大蒜，解决了羊肉天然的腥味过浓的问题。两者中和，于是，滋补的味道、去腥的生姜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时隔良久，哪怕我没有再吃上羊肉面，一旦回忆起这个场景，这种气息依然扑面而来。这，也是好的。
在桐乡的濮院，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做生意特别有诚信的，推着手推车卖烤番薯和玉米的老妇人。她是个诚信的人。别人在这个冬季的烤番薯卖到了八块钱一斤，她的只要七块钱一斤。
别的小贩用的是那种传统的木柄短秤，斤两控制在手感和秤砣的各种把戏中。而眼前这位老妪，竟然用一把标准的电子秤。
我挑选了一个个头中等的烤番薯，交给她。
她手脚利落地给我包好，又放置在她的电子秤上，显示4.2元。
我表扬了她一句：“别人，早已经卖八块钱一斤了。真好，还用的是电子秤。”
她对自己的诚信也是有认知的，她说：“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我从来不会做短斤缺两的事。”
我付了钱，一边自然流露出赞许的表情，一边慢慢走远。
但是，她似乎意犹未尽。所以，实际上，后半句话是我走远之后传到我耳朵中的。听到她说完，我连连夸奖她，我的声音也远远地传了好几米距离。我说：“真是好样的。”
风，一定听到了我的表扬声吧。
这一个下午，一个商贩，或者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因为这句话，可能高兴一天，想到这里，我再次开心地露出了龅牙。
桐乡之外，身在杭州，可以很方便去的地方，还有千岛湖、桐庐、富阳、安吉、德清莫干山和太湖（湖州、苏州、无锡、宜兴），是如此方便。
在杭州，如下事物是令人快乐的——破晓时分在钱塘江江堤上看天空颜色的演变。这种气息真的是太美妙。我喜欢在破晓时分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跑一万米路，或者来个“铁人三项”。我喜欢盛夏，喜欢在盛夏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是晌午）沿着江边跑步，大汗淋漓。我喜欢在盛夏的阳光下，譬如，上海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大厅前的那片柏油马路，一个人刚好看完一场忘却时间的电影，径直走进它不设防的阳光的枪林弹雨中的那份惊喜和诗意。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会消失在这种强光当中。我以这种方式瓦解了清朝对我的腐蚀，那些躲在黑暗里的人对我的恶毒的诋毁和无耻的暗算。我用光杀灭细菌。我还将以这种方式把那个刀光剑影的秦汉给屏蔽了。与历史上记载帝王将相津津有味的笔调和语气迥异，我对之深恶痛绝。我没有遭遇过帝王，我又不是大人物……我曾经也汗颜，想到自己把自己看成如此重要，仿佛有着显赫功勋的要臣似的。因此，我有一阵子沉默了。但是，潜伏在记忆里的基因并没有就此罢休，渐渐地，我又在课堂和广场，以及类似破晓一样的晨跑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我与白居易、苏东坡、秋瑾、丰子恺为灵魂之友，在寂寞的时候，我虚构自己与苏小小和薛涛们交往的陈年往事。
在杭州这个我生活的中心点，其他的长三角或者太湖沿岸的城市在动车的半小时辐射圈内，我可以一天之内去海宁，或去桐庐往返。
某个夏天，我走进了桐庐。这座小县城是那么静谧，在盛夏的公园里，只有我一个旅人在行走，我一个人奔跑，变动节奏和步伐的频率，再次呈不规则速度地移动……旅人来了个绕树三匝，姿势如同一只蜜蜂，盘旋在一个问题上——我不知道这悖谬在哪里，当一些人觉得城市的空间需要改善、生活的沙发需要扩大、用来阅读的桌子需要扩展时，城市想到了这种建设公园的办法。多么好啊！常绿的杉树、松树和灌木丛，肆意地生长在这个面积巨大的县城公园，那些镌刻着历史点滴的人像雕塑栩栩如生地还原着岁月，似乎用这样时光永驻的方式在与路人打招呼，或者寻找着那些情感的认同：开放的生活、静谧的散步，胜过一个人的禁闭。
在地域的管辖上，桐庐现在是杭州的一个区，我可以瞬息之间完成这种身体位移的游戏。我也喜欢去海宁这样的地方，我也喜欢去桐庐这样的县城。钱塘江的上游，一个骑助动车的男人迎面驶来，我打开相机，拍下了这瞬间。如同一种对于自己内心探索的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内心一片宁静。正好比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尼采说的话——众神的黄昏。这确实是黄昏前的一个平凡的时刻。我坐在江边的石椅上，足足有一刻钟，不去想象，也不开动诗意描绘一种事物的内心矫情的装置。对于生活中可以得到享受，我觉得已经足够。就这样，我的时间，就大段大段地空了出来。在这个天高云淡、岁月静好之时，我只想说，感谢上苍赐予我的宁静。我内心里认为，我一个人巨大的内在的快乐，真的是我长年特立独行的个人品德修行而来。
风土的第二层蕴意，是指它的内在吸引力。譬如，杭城能吸引各路人才。有一天，一位诗人从新疆来到了江南的这所大学，就是一次杭州吸引力的证明。诗人来到了一所传媒大学，本身也是一首诗。我不知道，这所学校里，有几个这样的打磨汉字的人，一些人，打造着一块山东口音的高邮玉石，一些人，打造着鲁镇味道的鉴湖翠玉。诗人的来临，给这所学校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一些同学开始喜欢朗诵这门选修课，另一些同学对于写诗这样的手艺——即将失传的手艺，也跃跃欲试，迸发出了考古学家的热情。
一位诗人，它本身形同于一个我尊敬的弥陀，或者任何一尊排列在佛院走廊里的石头雕像，一位诗人，我本身不代表着一种气候、一个流派，我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刻下任何规则的四壁、停泊向虚无的一颗尘埃、或者一粒无名的大米……却镌刻着对于万物的记忆。我本身只是呈现，而不揭示什么。我看到过我，我的身材如同箜篌，除了坚硬的四壁，中间全是可以自由流动、逃逸的空气。一位诗人来到了这所大学，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但我还是满心欢喜，幸福得流泪。是的，一位曾经在边疆生活了三十年的诗人，重新回到了江南的大地，所有大道边的蔷薇花，都应该为我开放。
第三重风土之美是生活的美，实际上，空间也把人变美了，酝酿了在全国来讲比较好的生活形态。譬如，有一天，我用十几块钱就吃到这样的面。这是善意的面，物美价廉的一碗面。这个城市的人如此热爱生活，这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印证。一个杭州的诗人兼学者，我看书，写诗，游泳，散步。一个人在镜子面前朗诵唐诗宋词。
多年来，我培养了自己用眼睛和味蕾享乐的经验。当一切可能性丧失之时，还好，天底下，还有如此丰盛的一碗马路边的面属于我。这是我帝王般的时光。吃饱喝足，我去看泥地里的蚯蚓，或者，被我内心里的一份杂志主编所派遣，专门弯下身来，采访一个灌木丛中一只声音洪亮的蛐蛐发声的喉管装置，我去马路边数星星，想象自己在澳大利亚太平洋一号公路驾驶着一辆丰田车时候的豪迈，那个时候，我几乎要与一只袋鼠谈婚论嫁。这真是帝王般的时光。
富阳也唾手可得。有一天，我性子一来，就乘坐地铁到了这个郁达夫的故乡。第二天一早，我去郁达夫公园散步，我看到水漫漶上来，几乎漫过江堤。我马上展开了诗意的想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时刻。水毕竟是滋养我们家园的最珍贵的物质。这种物质滋养了诗歌。水边栖居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理想境界。水边客栈，也成为了优质生活的象征。在凤凰城，许多民宿依水而设，水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平静地，像一个古代的丫鬟。这种感觉，事实上也是多余赝品。所以，对于诸如——洪水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依然称之为猛兽？谁定义了它？——此类问题，我总是不屑一顾。我坚信是一种内心的软弱，一种对于大自然力量的臣服，一种不折不扣的失败，导致了对洪水命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过错。而最大的错误是，为什么要将家园建立在这种有被江水吞噬危险的盆地中？当我成为一名学者，我厌恶将水与更多的文化绑架在一起。想到了水的实在性和虚无性，我的心里也空空如也，胜似海边的熔岩地貌。在那里，人可以缩小成一枚贝壳，除了静候水，与水朝夕相处，什么都可以不想。
就这样我拍下眼前的人眼前的水。想着，在下一个暴雨来临之前，假如它们还如此平静，那应该算是幸运了，或者也算是一种风景。我不知道，这一刻，我采用了一种神话的视角，轻易地解决了眼前复杂的，有点历史渊源的——与人类纠缠不休的问题。我也根本不知道，人类就是这么一种喜欢与美好的事物纠缠不休的物种。而这种纠缠发生的时候，人类的语言机制就起程了，这种语言中，人类可以将愤怒、曲解、暴力统统倾覆在这无辜的江水上面，将白说成黑的，或者倒过来，将黑说成白。人类的天性中，喜欢这种颠覆胜过一蹴而就登堂入室，成为永恒。人类喜欢西西弗斯般的劳作。这是天命。要不然，人类为什么不将家园建设在半山腰，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吗？我继续一身轻地行走在未雨绸缪的这江边堤岸中。对于我，尼采的一本书《众神的黄昏》已经足够，再也不需要第二本书来打扰我轻盈而铿锵的步伐。
8
那些就近旅程的诗学，是那么丰盛。如果我们换成异乡的诗学呢？
在第三种旅程的意义里，异域（他处）的意义更为突兀。它们构成人生中的绚烂之花——不同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而是一种异乡的蓝楹花。一种你从阅读中得来的、知识浇灌的花卉。在西方哲学、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的现代派小说里盛开的异乡之花。
以我十年前的几次美国之行为例，整个行程中，我充满了一种对于抵达一个陌生化目的地的快感。因为我身处异域。通过一个陌生人的造访，得出的感觉，比典籍和历史里的记载，更为鲜活。
异乡让你充满发现。在美国，不光一切事物都被高度象征化（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美国》中称之为“拟像”）了，还产生了一个全球化的景观，那就是，社会也剧场化了。
由现实生活场景和剧场关系的思考，我延伸了对两个概念长达十年的耕耘。一个是社会剧场化，一个是空间表演。
我频频进入百老汇的剧场。在我研究的范畴里，剧场是我们体验社会、观察社会、沉浸在社会中的一个媒介，因此它是立体的。剧场，是一个物理空间、具象空间，也是一个携带符号、象征性符码和各种各样文化无意识、社会无意识的抽象空间，承载着时代的精神图像和谱系。因而，它被阿尔托称为上演“深刻的混乱”之地。剧场不光是一个沉重的身体场所，也是一个真实的聚会场所。剧场与其他物质艺术和传媒艺术不一样的地方正在于这里：在剧场里，不光发生着艺术行为本身（做戏），同时也发生着接受行为（看戏）。在剧场中，艺术创作和日常现实生活奇特地交织在了一起。符号、信息的发出与接受是同时发生的。从传播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剧场既是表演发生的物理空间，也是人与社会的中介，是社会行为实践的重要场域。剧场在当代的重要性，正是其实体与象征、符码、媒介、表演、社会实践的延续和变更之多重意义错综交汇组成的。它在两个方面牵动着我们时代审美图像和景观的变迁：一方面，剧场的内部结构（镜框式舞台、中央式舞台、实景舞台、黑匣子或组合空间）、剧场的观演关系和审美潮流与时俱进，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另一方面，剧场外部世界，外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空间和戏剧（剧场）空间也时常被隐喻化等同地看待。
事实上，剧场除了这些属性，它也可以是延伸性的。
美国戈夫曼早在1959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所研究的社会拟剧和美国人类学家特纳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中论证过“社会戏剧”的概念。与传统剧场不同，“社会戏剧”关注的是社会行为的戏剧性的能量，包括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不同而造成的认知张力和行为张力。这种关系也可以影射到舞台上的戏剧之积极行动者（行动主体）和他的对手之间的二元关系和超二元关系（三元、多元）。社会中出现的“冲突”和“聚合”，则可以被隐喻为舞台上的一种戏剧“聚和散”之间的张力。
美国环境戏剧倡导者，著名戏剧和表演理论家谢克纳在1985年出版的《在表演和人类学之间》以及随后出版的《表演理论》中也都点明：“一个人可以把日常生活看作是剧场。”任何空间——不光在剧场空间里，还是在仪式空间，政治空间或日常人们的娱乐、运动空间——里都存在表演。推而广之，我们可以想象，广义的表演空间，不仅包括体育场、墓地、城市广场空间，也包括消费空间；而且，在这些空间里，不光人在表演，技术也在表演；不光社会“剧场”模仿舞台剧场，舞台剧场也模仿社会“剧场”。
于是，在社会生活、社会场景、戏剧演示和剧场场景之间，多维度地、多学科领域地产生了关联。戈夫曼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特纳把重点放在前现代人群的“表演性行为”研究上，汉斯·雷曼则将社会剧场化趋势和世界戏剧潮流逐步向着后剧场戏剧的演变结合起来。这些研究，基本上都聚焦在社会和剧场的趋同性上，其背后的潜台词或者哲学背景是与时俱进的“瓦解剧场和表演的神秘性和特权”的后现代式思维。
与汉斯·雷曼的视界不同，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则从人类具有隐喻和象征性行为的原初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戏剧”这一概念，其哲学背景是承认“社会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一动态假设为前提，继而以柏格森而不是以笛卡尔的哲学观点为引导。与诸如生长、发展之类的概念形容社会一样，社会戏剧或者社会剧场化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社会和戏剧的内涵均是人类思维、动作、文化中的象征性和隐喻性习惯所决定的，两者均是提供人类象征性和隐喻性行为的舞台。特纳在他的著作中还强调，人类这个社会动物，几乎与隐喻的表达具有一种浑然天成、如胶似漆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通过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田野调查，现在我们普遍相信，只要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人们具有文化的需求，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区域中的人类，几乎与象征性行为和隐喻性行为是分不开的。或者，所有“科学概念的形成在本质上是隐喻的”。这其实也是特纳的著作《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和F.R.安克施密特的著作《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的主要理论基础。于是，在普遍意义上的人类这种隐喻习惯中，“社会剧场化”“社会戏剧”或者“社会=戏剧”的等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概念或这个概念的内涵所在。我们从“社会剧场化”蕴含的“社会空间代码化”的语境出发，则又可以发现别有洞天：从语言学的角度，因为使用语言的人类在使用规则和符码之间的相似性，导致了我们用语言规则出发衍生的城市空间，背后的本质是“空间被代码”，而代码的使用正是人类文化不同于动物世界而具有一种集体的共同性特征之体现。因此，当代城市空间出现相似的风景、景观，正是和人类普遍在语言上使用的象征、符码、隐喻等原始本性分不开的。继而，城市作为生活空间的媒介，出现了类似表演、剧场性的现象，它们之间也是语言具有表演性的相似性导致的。空间代码化突出的是社会空间作为一个语言文本的分析对象的这种假设。它背后的理念是人类是语言的动物，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理性和逻辑，因此，空间代码化就是通过社会（空间）的语言性特征所采用的术语和研究的方向，其本质通往社会（空间）的语言性本质之一。
这种本质上属于空间被一种基于人类的象征性、隐喻性、表演性行为（其有不同的代码、元素、符号）所劫持或者替代的现象，又与国际情境主义者居伊·德波的“景观异化”理论相契合。从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上讲，景观异化和社会剧场化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景观异化作为导致社会剧场化的一种本质，其可以导致的还有“劳动的异化”“社会本质和形式的倒置”等现象。另一个层面，这些空间剧场化的演绎和延伸趋势背后，剧场代表了文化原型和情感结构，是问题的本质。正是剧场、表演在人类审美思维中根深蒂固，才导致了空间剧场化（如追求壮观化、奇观化）的后果。
不管前人在论证社会和剧场之间的路径有多么不同，其实现社会和剧场互动的初衷却是一致的。在这种社会剧场化的景观中，社会往往被文化编码（或者隐喻），各种表演以社会为剧场，众声喧哗。只要我们细细体会，就会发现上述理论家所言的“空间剧场”“社会戏剧”现象在全球化时代无处不在，诸如城市的戏剧性场景、迪斯尼公园的表演、大型商场布局和橱窗所展示的表演性空间、大型雕塑公园的互动表演性空间等等。换句话我们可以说，社会剧场化的一个潜台词是“当代社会是一个表演性社会”。
与“社会剧场化”类似的一个概念是“空间表演”。谢克纳曾用表演的扇形图来说明（泛）表演无处不在的事实。不光剧场空间在表演，仪式空间、政治空间和日常人们的消费、娱乐和运动，也是表演。推而广之，我们可以想象，在广义的表演空间里，不仅包括体育场、墓地、城市广场空间，也包括消费空间；在这些空间里，不光人在表演，技术也在表演；不光社会“剧场”模仿舞台剧场，舞台剧场也模仿社会“剧场”。“扇形图”还有如下涵义：它揭示了“剧场表演”与“社会表演”均具有表演的属性这一事实，即它让我们体验到空间表演的同构性。
在此基础上笔者发明的——与泛表演具有谱系关系的概念之一：空间表演，则包含了表演向着剧场外部空间——如社会表演、街道表演、城市表演——延伸的形态。在修辞上，空间表演可以是一个隐喻结构（metaphorical structure），言下之意是对剧场内部空间、空间剧场化的空间形态和走向做出描绘的一种隐喻化手段，也可以是一个空间作为主体的实在概念。在这样的语境里，空间表演不再是一种隐喻结构，空间不再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商品，或者景观社会中的他者，而是具有主体性的“自身”。
用空间表演取代社会表演或者社会戏剧，是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寻找一种能够替代那种意义固定性的概念，诸如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这些概念。空间表演截取的正是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表演理论中关于“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即是表演性的”的著名论述。用这个术语，可以既观察当下城市空间剧场内部的审美流变，也可以观察城市空间（剧场外部）的空间形态和趋势，找到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全球化”步伐的内在关联性。
（责任编辑：游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