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黎子也有三年了。

　　2020年的夏天，我从湖北坐火车去重庆的一所高校面试。对于这次求职，我完全没有信心，因为我学历低，没有教学经验，口头表达能力也不行。而且在这之前，为了实现全职写作的文学梦，我回老家苦熬了两年，几乎没见过生人，一说话就结巴。那天候场的老师除了我，还有一位诗人和一位散文家，两人都是作协会员，证据是他们在交谈过程中以朋友的亲切口吻提到了多位我听起来耳熟，但从未见过更没有读过的一级作家——那还是我头一回知道我国的作家一共分为四级。我这个没有级别的作家，自然感觉这次面试肯定没戏。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破罐破摔式的心理，试讲过程我很放松，我甚至讲了不少讲稿之外的内容。当然也因为我在底下坐着的面试官里看到了一双专注而热切的眼睛，试讲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对着这双眼睛讲的。它们的主人便是黎子。

　　面试结束后，当我和那位诗人走在路上准备去喝点酒，顺便聊聊现代诗的出路时，没想到黎子和另外一位写诗的S老师（他们三人之前在网上互相认识）从后面叫住了我们。我们四人便一起去路边的餐馆吃饭，没过多久——具体说，是冰镇啤酒下肚后，大家就聊起了外国文学。你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喜欢卡夫卡，他却觉得纳博科夫更胜一筹，情形大抵如此。但是，由于我两年多没有听人提过这些名字，此前因为疫情的缘故，还被迫在家关了两个多月，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的精神就有点恍惚，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我待了十年的北京，曾令我厌烦的文艺氛围忽然变得耀眼起来，我发现自己还是很渴望那种光能持续地照在自己身上。这种刺眼的幻觉打消了我的顾虑，使我认定来此地教书一定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之一。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摆在我面前的选项并不多，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认命使人平静。

　　类似这样的饭局后来也以每学期两三次的频率持续开展。有时是官方性质的，为招待来校开讲座的外地嘉宾——领导知道我和黎子都喜欢写诗和看书，所以认定我们可以成为饭桌上不错的人文点缀。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时吃完饭，我们还会去KTV唱歌。这些饭局黎子差不多每次都在，我见她大笑过，也见她痛哭过，甚至还欣赏过她醉酒后的舞姿。她的形象也就这样一点点地在我眼中饱满起来。

　　其实我们的经历颇有相通之处。我们都来自偏远地区，却渴望抵达真正的中心。小时候我们的家里一本书都没有，读大学才第一次去了外地，毕业后一直在底层挣扎求生。我在北京做过洗发水测试员、婚庆布场、专职枪手、网站编辑，她在广州做过服装店销售、酒店服务员、流水线工人和支教老师。和不少有过文学梦的青年一样，我们还都在书店工作过。她讲过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小事。有一回，她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和两位广州的小说家一起做过一场活动，活动结束后，她匆匆离开现场，赶到书店去上夜班。结果，大概是因为他们体内还残留着没有消化完的文学激情，那两位小说家饭后竟又跑到她工作的书店去逛，身穿工服的她便一直躲在书架后面，心里盼望着他们早点离开。

　　也许那些秉持“职业无分贵贱”的先天性成功人士会对这种心理感到陌生，但我十分熟悉那种窘迫。2010年的一天，我在书店上班，正在角落里忙着拆箱子，将刚到店的新书分门别类地上架，忽然瞥见衣着光鲜的前女友与友人谈笑着走了过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躲进了员工休息室，在门缝里等着她离去。

　　去年我在翻译帕蒂·史密斯的访谈录时发现，这位大洋彼岸的歌手年轻时也在书店打过好几年工。在纽约一家二手书店暗无天日的地下库房里，她一边给新近获奖的书籍没完没了地贴着“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标签，一边近乎绝望地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也能拿这个奖，然后让别人给我的书贴获奖标签呢？”了解帕蒂·史密斯的人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美国梦故事，因为她后来真的凭借《只是孩子》拿奖了。但我和黎子的梦似乎很难实现，命运将我们发配到了这所藏在内陆深处、远离一切中心的民办理工科大学，我们却还梦想着在繁忙的教学任务之外，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不过，我感到自己的梦已经快要醒了，我对文学的信任降到了有生以来的最低点。这三年里，我几乎就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也越来越不喜欢读小说。但黎子的梦似乎还很深。不管讲课、开讲座，还是在教研会上发言，她都以各种方式满怀激情地为严肃文学辩护。我读过她的小说和诗歌，尽管比起她当下托卡尔丘克式的魔幻主义风格——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魔幻主义了——我更欣赏她早年作品里那种有黄土气息的质朴的现实主义。但她很勤奋，一直在尝试不同风格。上了年纪的写作者也许更愿意承认这一点：勤奋事实上就是一种天赋，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写下去。所谓大师，有时指的就是那种一直写到死的人。

　　我在带娃的时候，经常看到黎子行色匆匆地往学校赶。渐渐地，我能通过她的着装和神色分辨出她是去上课还是写作：当她穿着素净的衣服，略显紧张和张皇，她是去上课；而当她去写作时，她总是穿得更鲜艳，步伐坚定，带着一种征服者的自信。那种神情总是让我想起我在北京上班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个周末我都会怀着激动的心情，骑着共享单车去公司写小说。而有一天，一个一脸焦急的同事忽然开门跑进来借我的电脑用，他说他要抢一套刚开盘的房子，公司的网快。等他抢到那套每平米八万多的房子离开公司后，我发现我那篇最高价值为千字三百元的小说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

　　当时的我分明感到社会正在用这样的事实不动声色地嘲笑着我的所谓文学梦，不过我早已经没有了彼时的那喀索斯式情绪。事实上，我已经发现，顾影自怜只会遮蔽真相。对于那些从农村走出去的写作者而言，文学很可能只是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自己贫乏的出身；同时它也是一把梯子，很多青年作家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指望借助它扶摇而上，最终抢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些从乡镇走出去的文学前辈，一如余华与莫言，难道不正是通过这条路一举摆脱了他们当牙医和士兵的命运？当然我从未同黎子聊过这个话题，因为这种毫无文学性的看法惹人生厌——我想起我的妻子曾在饭桌上不无恼怒地跟我讲，她以后再也不想在这个家听到“阶级”这两个字。“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后无路可走”：鲁迅的名言时时提醒我不要去刺破别人手上心爱的气球，那是他们飞升的唯一的可能性。

　　然而，每次看到黎子斜挎着包赶去学校写作的身影，每次听到她在课堂上不无深情地念出那些文学大师的名字，我都忍不住想：死死抱着气球做梦的那个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吗？这些年，我总是企图写出那种包含更多真相、更多时代精神的小说，可是重压之下的文学真的不会变形吗？我迟迟写不出新作品，难道不正是一种失败的征兆吗？那么，我对写作同行的评判是不是太苛刻了？

　　不久前的一天，我多年前在北京认识的朋友X从成都过来看我，他应该是我去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位诗人。2011年左右，我们一起参加过几次诗歌朗诵会，还跑去天津参加过一次民间诗会。那时他留着一头长发，喜欢骑行，还去国外参加过摩托车越野赛，很符合我当时对诗人形象的想象。不过因为他写的是口语诗，喜欢“垃圾派”“废话派”，所以我们渐行渐远。这次聚会前，我们大概有十年没见过面了。我没想到，他居然也结了婚，有了孩子。而且更关键的是，他秃顶的程度竟然远远超过了我。见面后，我们一直在聊育儿、疫情、贸易战，几乎就没怎么提过诗歌。但是，临走前，他忽然像是要说出接头暗号那样，压低声音对我说，他明年会出一本自印的诗集，这本诗集他已经整理了七年。

　　颇具戏剧性的是，当他在小区门口说出这句话时，黎子正好路过。那一瞬间，我的心中忽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波拉尼奥式的伤感与苦涩：我们三个写诗的人，从不同的远方会合在这个连一家像样的书店都没有的郊区，其实是一种文学的奇迹，可是我们似乎并不怎么关心对方的写作和人生，他们两个甚至都没有听过彼此的名字。那么，写作观念上的分歧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为什么总是彼此区分和隔离，却从未想过要联合起来？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到底在哪里呢？

　　我又想起去年年底学校解封后我们第一次开会，在前往那间据说是出于文学色彩的考虑而建于山顶的学院办公室开会的路上，我远远看见了黎子。因为隔得远，我没有打招呼，但她一直在我的视线里忽隐忽现。我看到她踩着轻快的步子拾级而上，路过那两座给不少学生提供了恐怖小说写作灵感的无名坟包后，她似乎走得更快，更笃定了……这一回忆中的画面再次让我的眼前明亮起来：是的，我们不过是恰好爱上了文学，又渴望通过文学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已，我们受困于这同一个令人绝望又不时给人希望的小小的时空，也许写什么、怎么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写下去，我们要——就像歌德所说的那样——“越过坟场，向前走”。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