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远子大约是太熟了，落笔之时反而有些无所适从。有时会连续好几天在小区里碰到他，他和瓶子在陪小孩玩。瓶子随意地坐在地上，陪一一用积木搭建一座小房子。远子抱着小屿，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着他们。一一是女孩，四岁，今年刚读幼儿园。小屿是男孩，不到一岁，每每看到我走过去，便会伸出小手，露出笑脸。我和丈夫就站在滑梯旁边，陪他们说一会话，陪小孩闹一闹、玩一玩。你看，现在我想到的远子，首先是一个父亲形象，一个推着婴儿车在楼下、在江边、在校园附近林荫道上缓缓走过的剪影。如果将镜头不断推远、推远，会看到无限广阔的画面里，一个身影单薄的男人，推着婴儿车，寂静地从风景中间穿过。

　　但事情又远远不止这样子，一个男人抱着儿子坐在小区入口处的石阶上长久发呆的样子，背后是风吹动的修剪整齐的景观植物，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仿佛忽然从梦中醒来，略微笑一笑。看得出来，他想尽量展现热情，但每次给人的笑容总有些苦涩。我们太近了，是邻居，是同事，都写小说和诗歌，有时一天照好几次面。我和丈夫乘电梯下楼，会一起竞猜，今天会碰到远子他们吗？

　　某种程度上讲，远子几乎以无处不在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去学校开会的时候，他就坐在同一张桌上，带一本书，有时沉默寡言，有时突然说上一两句话，惹得周围爆发出一阵激烈笑声。和他小说中呈现的主人公形象不同的是，现实中，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人，老师同学都喜欢他，喜欢听他讲话，说他是被写作耽误了的脱口秀演员。

　　在家时，在和丈夫的对话中，远子也总以某种接近朴素真理的形式不断出现。我告诉丈夫，我们两个人的瞳仁颜色很像耶，都是偏深棕的琥珀色，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吗？他回答说：“就像那天远子说的，小孩子的眼睛一般都会很黑很亮，因为他们的睡眠比成年人多，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而随着年纪长大，人眼睛的颜色会逐渐变浅，不再那么纯正。”为安全起见，他想在家里安装一个摄像头：“这样你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知道我在家里做什么。”我坚决不同意：“摄像头才是家里最大的危险，你没听远子说吗，长期生活在摄像头下面的人，会形成表演型人格，像用摄像头监视小孩写作业，这只会让小孩更分心，因为他知道时时刻刻有一双眼睛盯着他。在学校被老师盯着，回家写作业还要继续在镜头面前伪装，小孩的本性是很活泼好动的，没时间做真正的小孩，这对成长和性格完善是极为不利的。大人也是一样，面对镜头难免伪装，我不想让自己不自由，也不想把你变成这样不自由的人。”晚上在家泡脚，说起短视频，我问他：“你说，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同时端着手机在刷小视频？在地铁上，在房间里，在街道边，无数的人同时面部朝着屏幕，手指有规律地滑行，可能很多人的屏幕上正在播放的是同一个画面，也被这个视频所传递的潜在观念所规训。想一想这个景观，其实挺吓人的。”他自然又搬出远子来：“一岁以下的婴儿，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5秒，而各大短视频平台一个视频的时长通常也在15秒，这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有意的设计。我们手机上的每一次操作背后，都是有精心设计的。”

　　凡此种种，远子在我们家，是可以比肩托尔斯泰、马尔克斯、海明威、莫言和余华一样的存在。这些人也是住在我们家的客人，时不时被我们搬到餐桌上、厨房里，加入我的谈话。但因为上述这些人距离我们的真实生活都有些遥远了，关键时候，还是远子最有用，仿佛他是盾，也是矛，我们因为引用同一人的话而站在同一战线，也试图用他来驳倒对方。

　　关于他北漂十年的生活，我也是从他的小说和诗歌里捕捉到零光片羽，文字中的他，给人一种颓废、漂泊、孤独瘦削的为精神所累的形象。我认识他，因为合川这块地方，在地图上西南地区的小小一角，因着文学和教学的名义，聚集了一些曾经的和现在的理想主义者。听他讲的第一课，是凯鲁亚克和“垮掉派”文学，以及关于作家的刻板印象。明明是一场试讲，我却听着听着有些热泪盈眶。他身上所携带的精神气质，使得所经过的每个场景都变为严肃神圣的文学场域，无论是垃圾场还是烧烤摊，经由他都可以将具象变为抽象，将鸡零狗碎化为形而上学的思考。

　　那年深冬，年终聚餐，创意写作学院和艺术传媒学院并在一处，在一座酒楼里吃饭。熙熙攘攘，觥筹交错之间，依照所谓的惯例和传统，老师们自然要举杯去各桌祝酒，而我们这些刚入职不久的年轻教师，最惧怕这种大型社交场所，不习惯，也不喜欢，装作没看见周围流水般的欢宴热闹，只顾埋头关心眼前的粮食和蔬菜。

　　酒酣饭足之际，艺传有几个男教师跨到饭厅中央的舞台上，即兴点了首欢快喜庆的歌，缀满亮片的绸布西装在灯光下闪耀，高亢的学院派唱腔在玻璃杯之间旋绕，一瞬间仿佛梦回春晚舞台。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收获台下阵阵欢呼和掌声。这时，有人喊道：创写学院也来一曲。无人答话。我们集体把目光收回，把头颅埋进透明的空气里，静静地等待这个时刻过去。这时，远子猛然站起身，将椅子往身后一推，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带着他那种标志性的走路姿势，肩膀微微前倾，头一摇一晃，眼睛盯着地面。他上前接过话筒，说：那我来一首吧，祝大家新年快乐。他在旁边的小屏幕上捯饬了一会，伴奏响起了，是汪峰的《存在》。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

　　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

　　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

　　这无疑是一首不合时宜的歌曲。

　　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锁住了，耳朵和眼睛仿佛平生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看与听都是新的，呼与吸都是头遭，忽而呆呆地坐着，被他爆发出的悲愤撕裂的巨大力量穿透身体，意识变得轻盈，升上天空去，去往遥远的地方，直到握住自己的灵魂，穿越山川河谷飞回来，回到一具崭新的热血肉身里。

　　知道他以前在北京做过卖唱歌手，不知道他的歌声这么有穿透力。因为他的歌声，我记住了那个本该庸常而短暂流逝的夜晚。他使我想起“严肃”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真正的严肃不是所谓的合时宜与合规矩，而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麻木懈怠地去应付自己，要回归本真，回到自我，要有意识地生活，要拼尽全力去经过每一刻的生命。

　　后来我们一群人也常常一起去新西南KTV唱歌。在2020年7月1日的日记中，我找到了当天点过的部分歌单，记录如下：

　　腰乐队《我爱你》，张林，献给远子

　　唐朝乐队《月梦》，远子，献给苏瓷瓷

　　谢天笑《请原谅我》，远子

　　新裤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远子

　　新裤子《我们的时代》，远子

　　王菲《人间》，张鲤

　　郑钧《赤裸裸》，苏瓷瓷

　　尧十三《北方女王》，范庆奇

　　唐朝乐队《国际歌》，张鲤

　　何勇《垃圾场》，苏瓷瓷

　　枯木逢春《这城市风总是很大》，范庆奇

　　朴树《白桦林》，远子

　　五条人《像将军那样喝酒》，远子

　　李宗盛《爱的代价》，张鲤

　　田震《干杯，朋友》，苏瓷瓷

　　暗杠《说书人》，张林

　　崔健《苦行僧》，王恒绩

　　Beyond《谁伴我闯荡》，张林，远子

　　KTV在我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是伤感情歌聚集的地方。但和他们在一起时，当第一支歌曲前奏响起时，整个空间的磁场就变了。套用一句马尔克斯被用烂了的话，就是：“歌原来还可以这么唱！”这里成为了摇滚和民谣的现场，啤酒泡沫升到半空，在彩色灯球下破碎和重聚，可以摇头晃脑，可以痛哭流涕，可以嘶吼和舞蹈，仿佛歌声变成了一双结实的铁锤，将我们自性中幽暗的、郁结的部分统统砸碎。我和佘飞五音不全，负责鼓掌和尖叫，但或许因为远子那彻底的决绝的歌唱方式照亮了一切的缘故，或许因为苏老师总能细心关注到每个人微妙情绪的缘故，她鼓励我们“做自己就好”“真切地表达了自己，你就是英雄。”在这小小的方寸之地，羞赧和胆怯都消失了，勇气、信仰、信心、痛苦和泪水，所有压抑着的生命内部被唤醒和点燃。渐渐地，我们也能够跟着节奏摇摆和舞蹈，点一首自己钟意的歌，在全场掌声中唱完。那样的K歌结束总到凌晨时分，一行人走在清冷街头，并不感觉到累。如同一场清洗，一场释放，我们重新收获了对生活的爱和热望。这使我相信人和人就像化学元素，不同的分子聚在一起，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

　　“这地方就是一个文化沙漠！”那时，私下里远子常常愤怒地感慨。潜台词是，我们要改造这个地方。我和他合带一个诗歌工坊，我教阅读课，他教工坊课。他经常在教室里放摇滚乐，也常在课堂上读诗，有时读保罗·策兰、奥登、布莱希特、博尔赫斯、里尔克、考布斯基、扬·阿伦茨、鲍勃·迪伦、海子、西川、许立志、邬霞……有时也读自己的，比如这首《笑话》：

　　露易丝，我把我国的文坛理解为

　　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是癌症

　　一具逮谁咬谁的思想丧尸！

　　因为所有人都在说谎，从他们

　　写下第一个句子的那天起，成吨

　　成吨的谎言啊，一千遍一万遍地讲

　　……

　　作家班的课都在晚上。他读诗时将灯关掉，仿佛喝醉了在对着某个人进行精神控诉，语速很快，点着头，在讲台上来回地走，握着翻页笔的右手在腹前打拍。语调往往以无奈开头，愤怒和暴烈延伸至诗句的高潮，最后留几分自嘲收尾，一气呵成，极具感染力。他经常节选外国诗歌的英语原文，自己朗诵，或让工坊里的学生朗读。时间久了，学生们也能抓住一首诗的内在气息和脉搏。作家班有不少追随他的学生，他们一起去咖啡馆上课，他带着吉他进教室，一些年轻人借由他而爱上文学和诗歌。

　　有时，从外面来了朋友，诗人或编辑朋友，夜里一起坐在小酒馆沿街的帆布椅上聊天，路边的小叶榕遮住半边身子，另外半边落在蒙蒙细雨中。有时，周末下了晚课，和远子去街边坐着喝两杯。他有一辆白色的小摩托，到哪里都骑着。有时聊聊文学，聊聊这个时代的女性主义；有时只是碰碰杯，等冷风穿过背脊。重庆没有秋天，盛夏燃尽便似入冬，永远是绵绵不绝的阴雨，散不尽的大雾，冷色调的天穹，青黛的山，被重重暮霭所笼罩的行人和街灯，我们像被流放至此的人，在大雾中服役一场无期徒刑。“这就是我们的余生了吗？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我已感觉到厌倦。”有时也会在交谈中无端发出这样的感慨。人世变幻，人来人往，潮涌潮退，许多事物在隐隐崩塌，可下一秒又有新的血肉补充进来，勉强支撑着它的运转。随着年纪渐长，双眼的梦幻开始消失，此后双眼直直地望出去，总是最先看到事物的血肉之下那副空空的骨架，冷冷森森的，昭示着所有本质的虚幻。

　　“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在苟延残喘。”他说，某种意义上，人类就是在废墟中生活，生儿育女，忍受着世界的裂隙。

　　“可是，用青年的意志无法熬过中年。”我引用他的诗句，谈话有一句没一句地进行。酒杯见底时，起身回家。

　　我会因阅读或生活中突然产生的某个念头发微信去咨询他，比如有一次，我说：我们今天回过头用来批判卢梭、萨特、托尔斯泰、海明威的那些新的道德标准，是人类思想倒退的显现吗？人类很容易欺骗自己，得了完美的作品，就要完美的人，或者认为应该这样。这太苛刻了，也太贪婪了。想想《地狱变》，更多的关于创作者的现实或许是如此，他需要“献祭”一部分东西出去。旁观者偏要审判他所缺失的，缺失的部分就像黑暗，因为有它的存在，光明才得以显现。这光明就是他的作品。那么关于“艺术家特权”，如今大家似乎都开始批判这种观念的存在。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也不是说要争取这种东西，而是感觉到一种可悲，我们对世界的包容性，对人的理解深度，都退步了，不如前人看得深广。

　　几小时后，远子发来一段回复：我觉得还是要分具体情况，如果是基于真实的感情，那么不管是什么形式，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如果是以艺术或艺术家的名义，去欺骗、剥削、压迫别人，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批判的。我不认为批评卢梭、萨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人的道德问题是思想的倒退——事实上绝大多数读者仍是热爱并信仰他们的，批判他们并不是主流——相反，我觉得这些言行不一的人成为二十世纪的大知识分子，才是人类品质和思想倒退的体现。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都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而且，即使在二十世纪，也还是有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守住了道德的底线。我相信，卢梭、萨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人作品中的亮点一定不是源自他们内心中的黑暗面，而是源自他们的光明面。因为他们心中的光明也是真诚的，所以能够打动人。

　　这样的聊天对话有时突然发生，突然结束，也并不觉得突兀。

　　他对我的写作当然也产生了影响，时时又会有一种紧迫感，不能懈怠，要明白自己的使命。来这里之后，文学观念发生转变，我开始有意识地创作，而非从前那样只是放纵于灵感和表达欲的漩涡。去年出版了小说集处女作，不敢拿给他，文字落到纸上时，已经开始羞惭，感觉自己可以写得更好，出一本满意的，到时再题字送给他。这几年，他翻译的著作，他的诗集和小说集一直在陆续出版。比起他的小说，我更喜欢他的诗。“诗像鳞片，藏在小说的角落。”（远子《最后一章：给X》）他的诗写得并不多，有时几个月只有一首，《室内流亡》那本诗集也只是巴掌大的一本小册子，但里面的每个字，都仿佛有千斤重，砸在这时代飞速发展的高速公路上。他说自己在小说中不能尽意的素材，会把它改写成诗歌，也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他文字世界里，总有一个边缘的、零余的、颓废的、叛逆的、决绝的、嘶喊的声音，反抗着那无限坚固而庞大的集体机器制造出的幻觉。我们都知道，在当今，这样独立清醒的文学声音，是多么罕有和宝贵。

　　在这篇散记的最后，我想到了瓶子。生活中，我和瓶子的交往更多一些。去他家做客，美丽光洁的瓷盘中，盛着瓶子做的糕点，他们的书架占据了客厅的一整面墙壁，旁边贴着两个小孩的照片，和他们当时去岛上度蜜月拍的，海面深邃幽蓝。妈妈从老家寄来果园里刚摘下的新鲜苹果和核桃，我装在纸袋里，赶紧拿给他们一半。瓶子做了辣椒酱和新烤的蛋糕，也送过来给我们。她进门便将小屿放在客厅木地板上，小屿已经会坐了，好奇发亮的眼睛辨认着周围的一切。一一不愿去幼儿园的时候，她便陪她在滑滑梯那里玩，小姑娘从不喊我阿姨，喊我的名字，我感觉这样很好，我们都是平等独立的个体，我欣赏他们的教育方式，不囿于规矩和礼仪的捆绑。有一次，我在小区里远远看到瓶子，她坐在甲壳虫般圆圆的娃娃车上，双手扶着牵头的方向盘，小屿坐在她用手臂围起来的圆圈里。她双脚蹬得飞快，像个简单快乐的小女孩那样，带着风，小小地欢呼着，仿佛下一秒就要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