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着两大盒脱脂牛奶和三盒草莓进电梯时，一个白人青年帮我按了楼层键。我客气地道谢，余光见他紧接着摁下了数字“5”。我怀疑他是我楼上的邻居——5002号住户。
“忘拿购物袋了？”他主动搭讪，“常有的事，确实很让人崩溃。”
我一笑回应，闭口不言。电梯门开了，正对着走廊的一扇窗，窗外两只羽毛潮湿的灰鸽子透过玻璃看着我们。我祝他“度过美好的一天”后便潇洒离去，他没法穿过后脑勺看到我的白眼，那两只鸽子也不会说话告状。
我住的4002什么都好，就是房门锁孔不灵光，总像里头被异物堵住了，又像是锯齿轮廓的尺寸不对，让人每次都恨不得拿出撅断钥匙的架势来开门。那天的情况比以往更恼人，我翻着白眼低声骂了句“shit”（相比中文，我觉得英文脏话更好说出口）。好不容易顺利进屋，我随手把采购的东西放在灶台一角，一边准备晚饭，一边留意楼上的动静。果然，十几分钟后，音乐旋律仿佛被厚纱布过滤出的水滴，间断地从我的天花板渗下来。那鼓点却始终有规律、清晰地闷响，带着我的太阳穴一起“突突”跳动。
5002总是在办派对，我搬到他们楼下的第二周就已下此结论。我住在摩根公寓四层的4002室——其实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应当说是第五层才对。英国楼房的第一层通常叫“ground floor”，我一直不清楚这个说法该怎么翻译，姑且叫作“地面层”吧，而地面以上二楼的高度才被称为“first floor”（第一层）。其实要是仔细琢磨，这样的规划思路也不无道理：以前没有楼房，地面就是地面（ground），后来人们往天上扩张，才有第一、二、三、四、五、六层，或许出于对地球表面的一点尊重，建筑师想出了“ground floor”这个说法。然而无论我如何解读，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住的是5002，而非4002。总之，我不清楚住在我楼上5002的是什么人，但早已对其充满敌意。
摩根公寓算是本市偏高档的一处现代化居所，住户中多见老年中产夫妇，也有一小部分年轻上班族。其实以我本身的财力，根本无法负担这里的租金，只是正当我要换住处时，一个师兄打来电话。他在摩根公寓住了一年多，租期未到，人却因为工作调动要搬去伦敦了。为避免支付违约金，他带着白纸黑字的几个月租期余额找上了我。幸运降临，我以出乎意料的低价从师兄那里接手了这间4002。刚入住的一周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庆幸自己捡了大便宜。这间公寓足足有八十多平米，规格绝对超过了大部分同类型的独居公寓，因为它不仅设施齐备，空间也被清楚地分割为客厅、厨房和卧室，并不像我之前住了几年的小型单人宿舍那般局促。那种“studio”户型分区不明，像个大口袋似的把所有功能装在一起，各种家具陈设一团乱麻，左摇右晃，兜在里头的“日子”也就潦草、混沌、分不清楚边界。我之前的住处一开门便是厕所和灶台分列左右手，床和书桌紧挨着，每次做饭，整间屋子必是烟雾缭绕，床单被罩染上的油烟味几天都散不去。我自此摒弃了炒菜的习惯，一切食材，要么生吃，要么洒满橄榄油和盐扔进烤箱。摩根公寓至少让我住上了一间有门的卧室，拥有了与带拐角的门廊相连的正经客厅。搬进摩根公寓的4002后，我终于在一个还算像“家”的地方过上了像样点的生活。
转折出现在第二周的某天夜里，那天我熬夜赶稿，第一次听见楼上的动静。起初是几首绿洲乐队人尽皆知的歌曲，我坐着听了一会儿，甚至有点儿受到鼓舞。然而当我休息够了，想继续手头的工作时，音乐却并未停止，还变成了聒噪的美国电子流行乐。夜越深越静，我的听觉神经就越敏感，5002不时有欢笑声传来，一直到凌晨五点多钟，我既没赶完工，也没睡成觉。
从那天起，我隔三岔五就有上楼敲门的冲动，但没有一次付诸实践。根据我耳朵做出的判断，5002几乎每周开至少三次派对，甚至有段时间日日不休，派对举办的时间不限白昼黑夜，毫无规律，因此躲无可躲。
有一阵子，我像老鹰一样观察楼道、门廊、电梯里偶遇的每一位邻居，试图找出5002的嬉皮士，不过始终没有符合“犯罪侧写”的人出现——直到我碰见这个帮我摁电梯按钮的年轻人。他是英国人口中那种典型的“charming guy”，这个词一般用来形容那种彬彬有礼、笑容温和、带点慵懒气质的男人。在英格兰文化的古典解读中，也许前两者更为重要，不过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现代的“charming guy”，那点儿不经意才是关键。怎么识别这种气质呢？具象来说，那是种永恒的表情，总对你说“亲爱的，别担心”。电梯里男人标准的“亲爱的，别担心”姿态让我恼火，直觉他就是楼上的派对狂人。英国式风度有时候在我这儿适得其反。
门铃响了，我胡乱把牛奶和草莓塞进冰箱去开门。5002的“嫌疑”住户站在门口。我用身体堵住门缝，问他有何贵干。
他说：“嗨。我猜对了，4002。”
他举起手里的卡片：“不好意思，这好像是你的？刚才掉在电梯口了。”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我的公寓门禁卡。
我慌忙道谢。接过门禁卡时，我尴尬地笑了笑，套用他在电梯里那句话说：“常有的事。”
“但并非时常这么幸运？”他说。
“对，谢谢，幸运女神。”我打趣他。英语这门语言暗藏着俏皮、机敏的你来我往，这无关交情深浅，也没有严格的道德禁忌，仿佛只是一种文化的形态。从前我很吃英式风趣这套，任谁一句日常玩笑都能让我揣摩、回味许久，自己也同样绞尽脑汁地想展现幽默，反而徒增心理负担。不过时间久了，我渐渐看穿这种亲密的假象，三言两语轻易制造出的迷人氛围容易让人沉沦，也因此显得廉价、值得痛恨。我对语言暧昧彻底免疫后，反而更好地掌握了其中门道。这天，我程式化的逗趣让“亲爱的，别担心”先生笑得挺开心，甚至在告别时看着有点儿意犹未尽。我猜他原本对我这个亚裔女孩的英语沟通水准期望较低。
他一看就是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个头不算很高，皮肤白得透红，浅亚麻色的头发几乎淡成金色。他穿着浅灰色棉质短袖，偏紧身，隐约显出手臂和前胸起伏的肌肉线条；牛仔裤中规中矩，裤脚稍微在鞋面上堆了几褶。他的五官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显著印象，倒是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有些精英范儿。他就像白天穿着西服正襟危坐，到了夜里就呼朋引伴看足球比赛的那号英国青年。这种人家里——也就是5002室，必定有三样物品：音响、游戏桌、大号塑料啤酒杯。
我在微信上向朋友们宣布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终于找到了楼上的扰民嫌疑人。不过他们还在时差另一头睡得正香。收到回复时，我火热的斗志早已冷却。零时区晚上大约八点时，我其中一位好朋友才从东八区发来消息：“男的女的？”
我马上打字：“男的。”另一个紧接着说：“长得帅吗？”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于是我两秒内就发送：“还行。”
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捂眼偷看的小人头、几个斜眼狗头和一只反复被挠的小猫咪。我笑着把手机放在一边，继续擦桌子。5002派对似乎提前结束了，之后彻夜无声。这就是我所企盼的那种来之不易的日子——我处在整洁、安静、宽敞的房间，窗外楼下有车辆和行人经过，街灯的队列往远处延伸，偶有断隔，终究与市中心更明亮、密集的光点相连。灯光在高楼群后逐渐熄灭，形成一汪凹陷的沟壑，像女人胸脯下的肚腩，在呼吸之间微妙起伏，直到很远处才见孤零零的一颗光点，那是海港的灯塔。我房间的视野不足以看到海平面，但只要光亮起，我就能轻易想象塔下水面打着圈闪烁的波光，这时，城市随着一、二、三、四、五、六层楼悉数隐匿了，只有无边、平坦的“ground floor”被浸没，在灯塔和我的窗台之间形成一片漆黑、沉寂的水域，摩根公寓安稳地漂浮在其中。这天甚至有不少星星——没有被5002的噪音吓跑，挨个乖巧地停驻在马路上空。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持续了两天，5002的狂欢便再次袭来。不得不说，头几天的宜人静夜有点儿把我“惯坏”了，一想到电梯青年那副老好人模样，我更是火冒三丈。我拉开书桌抽屉，一口气撕下四十张大号便签条，从第一张开始下笔写道：
亲爱的邻居，
我是摩根公寓的住户。
请原谅我如此非正式的陈述。不知您是否也时常听到一些嘈杂，或在楼道里碰见陌生访客？最近，一些似乎并非本楼居民的人进进出出让我深感不安，公寓里不时传来的吵闹也让我很困扰，我因此怀疑咱们这公寓里有人组织卖淫活动（据我多天的观察，很可能是5002）。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不知您是否也有过同样的困惑？若如此，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寻求解决办法。
祝好，
您的邻居
我一口气将上述内容照抄了四十遍，脚下生风来到公寓底层的取信间，按照从高到低、从左往右的顺序把手里那沓纸片逐张放入信箱——除了写着“5002”的那格。总算完成了这件心头大事，我一身轻松，打算回家做次大扫除，反正无论如何都没法睡觉。
电梯正停留在五层，也就是说，仅仅我投信这一会儿工夫，又有新客人抵达了5002。我刚平复的心情再起波澜，只恨自己投诉信写得太客气。不料黑色显示屏上的数字突然亮起，从“5”变成了“4”。几分钟过去，电梯依旧静止在原处，既没有来“ground floor”，也没有回到五层。我盯着那暗淡的阿拉伯数字“4”，在电梯口犹豫不决。
“亲爱的，你不上去吗？”我四楼的隔壁邻居——一位和蔼可亲的独居老人出现在我身后。
谢天谢地。“哦！对不起，我走神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与我所担心的情况不同，一个亚洲女孩在我房门口徘徊。她身材微胖，圆脸，头发多且毛燥地披在肩上，上身穿一件宽松的圆领卫衣，胸脯高高顶起硕大的英文字母，黑色小脚裤紧箍在她腿上，小腿肌肉显著向两侧外凸。她远远地就冲我微笑，显然是为我而来。
“我住在你楼上的5002，抱歉，这样突然出现在你门口，希望没吓到你。”她的英语发音很英国范儿，几乎跟本地人没什么差别。她跟我打招呼的同时，还不忘对我的老邻居微笑示意。那套动作老练、流畅，堪称优美，就像一张张清晰照片组成的连环画，让我不禁在脑海中反复翻阅：她探出上半身看向我身后正在开门的老人，迅速拱肩、躬背、微微点头，显出年轻人在长者面前的局促和谦逊；脸上笑容饱满，眼睛几乎弯成一道弧线，鼻子也跟着皱起来，顽皮的孩童神态也恰如其分。她压根儿一句话没说，倒好像把该说的全说了。
“没关系，”我用同样标准的英语客套话应付她，“有什么事吗？”
我没想到她是来邀请我参加派对的，她的话基本印证了我对5002情况的猜测。她说：“我和我男朋友一起住，我们都喜欢跟朋友们待在一起，所以偶尔会叫些人过来玩儿——都是些很棒的人，我们也只是聊聊天，听听音乐，有时候喝点儿酒。”
偶尔？我在心里冷笑，脸上却装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怪不得呢，老是碰到没见过的潮人拎着啤酒出入咱们这栋楼。”我这句话说得过瘾，心想这勉强能算是个回击吧，不过显然没有吃准部位，因为对方爽朗地大笑道：“是啊，不大像我们这公寓的风格。”说着指了指我邻居老爷爷紧闭的门——又是一组精妙的连环画。
我懒得继续在这种无意义且虚假的欢快氛围中浪费时间，便掏出钥匙向门边靠近了一步。
“总之，希望你有空的话能上来一起玩儿。随时欢迎。”她倒很识趣，马上再次申明自己的来意作为结语。我对此表示了感谢，并作出承诺说我会去的。我已经打开门时，她终于还是不死心地问道：“我能问一下……你是中国人吗？”——说的仍旧是英文。
“是。”我用普通话答复道。
“我就猜！”她兴奋地切换成中文，“太好了。你一定要来啊。”
我此前从没在摩根公寓见过这个中国女孩。我怀疑她也是刚搬进来不久，可能比我还要晚——大概是因为男朋友住在这才搬进来的。尽管她的出现并没能扭转我对5002的糟糕印象，能在这栋公寓遇到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同胞无疑是个惊喜。摩根公寓的走廊里通常只能听见滑腻腻的英国腔，连印度口音都罕有，更不用提中国话了。然而很多情况下，海外华人们并不是通过讲母语相认的，他们（应该说“我们”）拥有一种特殊能力，可以调用多种感官来发现周围的同胞。现代楼房公寓里居住的中国人尤其灵敏：热油锅里爆出葱姜蒜的烟味从门缝渗出，或者螺蛳粉的气味在走廊盘桓，都是华夏子孙的生存证据。除了嗅觉以外，身处异国的中国人总对周边的亚洲面孔（准确来讲是东亚或东南亚长相）格外敏感，并容易产生天然的亲切。无论日本人、韩国人、马来西亚人，只要遇上，我们总倾向于猜测其为中国人。反正我自己是如此，不过出于文化尊重的考虑，我从不冒昧地主动对陌生的亚洲脸说中国话。看来5002的女主人也有此意识。我以为她是凭借同胞之间的天然嗅觉发现了我——另一个住在摩根公寓的中国人。然而我猜错了。
接到5002派对邀请后不过两三天，我再次遇到了捡回我门禁卡的英国青年。我回家时，他正站在公寓大厅的玻璃门外抽电子烟，香草奶油和巧克力的气味顺着人行道一直飘到路对面。我认出了他烟雾后的脸和那条熟悉的牛仔裤，提前把手伸进包里摸索门禁卡，准备低头迅速经过，无奈他老远便朝我招起手来，还熟络地说：“你回来啦。”我心里打鼓，只是谨慎地回应了一个微笑。
“待会儿上楼来玩吧，晚上我们还有些朋友要来。”他灭掉烟，跟着我一起进了门。一定是他女友对他说了那天的事，我能想象她跟男友分享喜悦的心情：“你猜怎么着，咱们楼下住着一个中国姑娘！”这也就解释了这位英国人突如其来的热情。
而面对英国人的“热情”，婉拒一般是比较保险的做法。我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些工作必须要做完。”
“那就上来和我们吃个晚饭吧，”他出乎意料地执着，“就我们仨，其他人晚点才会到。莉莉要做中餐。”莉莉（Lily）肯定是那女孩的英文名，我这才知道。
“水煮肉片。”他嘴里迸出四个汉字，发音有点滑稽。我赞赏地对他伸出大拇指。
“她很棒的。”他这么称赞自己女友的厨艺，想进一步试图说服我。
“太麻烦了。”我还跟他耗在电梯口，毕竟不等他说完就按键上楼显得没礼貌。
“不，不，”他连连摇头，“你如果能去，莉莉肯定会很开心的。”
我并非耳根子软的人，但那天我不想和他纠缠，轻易就放弃了抵抗。我说：“好吧，我几点去合适？”他听完露出笑容，替我按了电梯键：“六点到六点半之间，随时来敲门。”我在电梯里回想他的笑脸，觉得那样子像是真心希望我上楼吃饭。
我没什么时间准备拜访礼品，便切了一盘水果带上楼。5002的格局和我家是一样的，只是布置更讲究。这间房的卫生状况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不堪，除了深红色布艺沙发的扶手上随意搭着件灰色T恤，其余空间都秩序井然。我也没看见音响、游戏桌或者大号塑料啤酒杯，只是进门穿过走廊时，我的视线扫过小情侣虚掩的卧室门，里头的king-size双人床边散落着一只胸罩和几条内裤，我慌忙转头和客厅里忙活着摆放餐具的莉莉打招呼。桌上一派江南风光，白色砂锅里玉米排骨汤泛着亮，其余几个大圆盘里分别是青豆炒虾仁、笋烧肉、清炒西兰花，并没有预告中的“水煮肉片”。
“John说他在楼下碰到你了，还成功把你拉过来吃晚饭，我都不信，”她说着一口流利的、前后鼻音清楚可辨的北方口音普通话，“没想到他还真有这能耐。”
“哦，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叫约翰。”他大概是识别出了她整句话里唯一的英文词汇“John”，如梦初醒般对我说道。他随即说“抱歉”，我没答话。英国人动不动就要“抱歉”。
“我也没呢！”莉莉跟着说，“我叫王菁菁——草字头，下面一个青草的青。不过你叫我Lily就行。”
交谈中我得知莉莉是5002的户主，约翰才是“借住”。我此前的猜测不但错误，还显得狭隘、充满偏见，我不禁感到羞愧。何况莉莉真的十分讨喜，她比我想象中还要健谈，不停用中文跟我聊天，完全不顾旁边的英国男友。约翰似乎并不介意，只是默默低头吃饭。我注意到他用筷子很熟练，强过大部分中餐馆的英国食客。在香港人开的茶楼里，总能见着头发花白的英国老夫妻坐在大红色的椅子套上，把两根筷子像木棍似的攥在拳头里，也坚决不用服务员送去的刀叉，让人备受感动。
5002的餐桌上，约翰自顾自地夹菜，在两个聊得手舞足蹈的中国人旁边，听着倾泻而出的爽脆音节，面对一桌色泽明快的中国菜，他显得像以前英语课本里的卡通形象：刚刚和长城故宫合了影，被中国家庭热情款待。于是我用英语问他，喜欢吃辣吗？他说自己以前完全不行，如今也被莉莉历练得能吃“一点点”，他捏着手指头比划道。我说，那你得多吃“水煮肉片”。他肯定感受到了我希望他多参与进来一点儿的良苦用心，在莉莉起身添水的间隙抬头对我笑了一下，我装没看见，对着莉莉的后背说：“英国买不到国内那么辣的辣椒，墨西哥菜尽管辣，但不是一回事儿。”
“是啊，”她说，“不过有家东方行超市，卖的食材全一些，你可以去那儿多逛逛。地方不太好找，在一个居民区里头，下回我带你去。”
“以后我要想买什么，先来问你。”我说。
“不如问John，他对城里的亚洲社区比我还清楚，”她倒完水，坐回餐桌旁，“那家‘川渝味道’你去过吗？他们家水煮肉片做得一绝，就是John告诉我的。”
“要不是他，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楼里有中国人。那天他在电梯里遇见你，捡了你的门禁卡，对吧？”她一双笑眼看向约翰。
这顿饭几乎颠覆了我的经验。如果不是建立在日复一日的自身感受之上，我无法相信这对情侣是整日不分昼夜地召集酒鬼们狂欢、公德心缺失（这是我从前无数次针对5002住户下过的结语）的人。尤其是约翰——他身上有着某种罕见的纯真、安静的气质，仿佛对世俗欢乐并不怎么在意；而莉莉，尽管展现出强大的社交能力，但她活泼大方得无比真实，让人没法讨厌。我开始觉得他们的派对或许和我想象中并不一样，是值得参加的——如果下次他们再对我提出邀请的话。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们三人愉快的晚餐，莉莉起身去开门，留我和约翰在桌上没话找话。敲门的显然并不是来参加5002聚会的朋友，因为莉莉在门口耽搁了几分钟，像是在和对方严肃地沟通什么，我无法听清谈话的具体内容，但能听出女主人很不满，甚至有点愤怒。她语调生硬，关门也很果断，她重回席间时凝重的表情更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被匿名投诉了。”她对约翰说，“楼里有人觉得我们在做色情服务生意。简直是胡扯。”
我艰难地咽下嘴里那口有点发酸的笋尖，轻轻放下筷子，小声问：“怎么回事？”
“有人写了举报信，”她气冲冲地用中文转向我说道，“说怀疑5002在开妓院，号召大家群起而攻之。”
“太卑鄙了。”她端起面前的水杯，仰起脖子喝了几口。
“我说这太卑鄙了。”她喝完水又用英语向约翰翻译了一遍自己的话。
约翰没有马上说话，他用手指捏住腮帮，两眼放空似的盯着桌面对角，片刻后才缓缓说道：“会是谁呢？”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把屁股挪到凳子边缘。我问莉莉：“公寓这边怎么说？”
“没什么说法，说是敲门调查询问，有确切结果前不会怎样。我就是生气，用咱们中国话说，街里街坊的，干吗这样，写举报信，还匿名！直接来找我说清楚不就行了？”她越说越激动。我和约翰都没有说话——他可能听不懂，而我感到语言匮乏。
“那个公寓管理员平时就喜欢耍威风，刚刚竟然借机教训了我一顿，让我无论如何都‘多加注意，尽量维护公寓的文明环境’，可恶。”她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英文补充道，大概是察觉到自己在我这个新朋友面前有些失态，她语调平和了许多。
“会不会是——”我停顿了一下，尽量作出置身事外的态度来建言献策，“有人看着你们来玩的朋友脸生，就以为……”
“谁知道？”她仿佛一说中文就没好气。
我再次不敢出声了。莉莉突然发问：“你收到了吗？”
“什么？”
“那信。”她简短地提示我，咬字轻飘飘的。
“我平时不怎么检查信箱，还不知道。我明天去看看。”我庆幸自己总是在危急时刻反应很快。
约翰立刻接着我的话茬说：“没关系，不是什么大事，对吧？”他挺直身子以示鼓舞：“投诉者也只是猜测，何况我们是清白的，没什么可担心的。”
饭间插曲就这么被约翰平息了，只是饭菜的油脂已经凝固成块，粘连在餐具边缘，大家都没了胃口。我提醒莉莉还有饭后水果可以吃，她这才重新打起精神，从冰箱拿出我带来的猕猴桃、树莓、蓝莓和啤梨果盘。在钟表指针接近七点半时，我找到了合适的时机逃离。回到4002，我关上窗，打开熏香机，在橙花味的雾气中寻找安宁。那晚5002迟迟没有传来动静。黑暗沉静如水，我在水里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我一夜无眠，推测莉莉和约翰因公寓管理员的登门而临时取消了派对。之后连续几周，5002都没有任何响动，这期间我也没在公寓碰到任何“外来人口”。莉莉时不时会敲门给我送饭，麻辣卤鸡爪、茶叶蛋、皮蛋瘦肉粥……没有她不拿手的。每次她来送吃的，我们总会站在走廊上依依不舍地聊几句，但她绝口不提办派对的事。我的行动收到了符合预期的效果：5002总算收敛了，可喜可贺。但这平静的日子并不好受，莉莉对我的亲切关照像是保鲜膜，为我们新鲜的友情保质，也一层接着一层把我缠绕进歉意中。虽说5002“罪有应得”，可莉莉是莉莉，我始终不能将她同我此前印象中的5002划等号。我的心药成了心病，心病成了心药，竟然开始绝望地期盼5002的派对重启。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小半月，熟悉的鼓点终于透过我的天花板从5002传来。那晚我再次失眠。我的困扰并非旧问题死灰复燃，而是，我没有接到邀请。音乐在凌晨三点多钟就停了，比以往大多数时候都要早。尽管如此，我还是翻来覆去直到天明。我反复想，即便莉莉问了我，我也不会去，但她和约翰没有像之前说好的那样邀请我。原因不明。
次日午后，约翰又在公寓门外抽烟，甜腻的草莓味环绕着他。他精神不振，头发蓬松，穿着件领口变形卷边的上衣，史无前例地看着有些邋遢。
我问：“莉莉在家？”
“在。”他简短答道，一脸满不在乎。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没事吧？”
他摇摇头没说话，将目光转向别处。我基本可以认定他们小两口吵架了。这种事我不便插手，准备随口安慰几句就告别，他倒打开了话匣子：“她疯了。这次我没法忍。”他开始向我抱怨莉莉，陈述他们吵架的过程，我听得不耐烦，不明白他为何要在这样一个随机的场景敞开心扉。我四下张望，心不在焉，直到他说：“她着了魔似的非要找出那个写举报信的人不可。”
我猛然心惊，再也听不进一句他的闲话。在我印象中，莉莉不仅敢于决断，还有股机灵劲儿，善用策略。我敢说她既下此决心，就必定能成功揪出目标人物——也就是我。我试探约翰：“那有线索了吗？”
“她在楼道里捡到了一张那人投的信，”约翰说，“可能是谁看过后随手扔掉的。”他不知道“那人”正站在自己面前。
“不过根本没戏，”他又说，“只凭一张便签条。”
我稍稍冷静下来。莉莉应该没见过我写字，即便见过，也是汉字笔迹。那完全是另一码事。
之后几天，我感觉身上的“莉莉牌保鲜膜”越缠越紧，越裹越厚。莉莉笑嘻嘻地来敲门送过一回照烧鸡腿饭，她问我是不是最近太忙，说我总是有点儿心不在焉。我说是的，压力太大。于是第二天她又烧了一壶安神茶送来。我压力更大了，甚至开始追悔过往：如果那天我多在超市磨蹭一会儿，没有在电梯里碰上约翰；如果那天我穿条口袋深的裤子，没掉门禁卡；如果我那晚忍住没有立马下楼投信……说到底，我就不该贪图便宜接盘师兄的半截合同，搬进摩根公寓这个是非之地。总之，自从约翰无意间透露了莉莉在调查5002被举报的幕后主使之后，莉莉在我这仍旧温暖可亲，但多了一股难以抗衡的威慑力。一旦她对我稍有冷淡，我立刻就能感知，每每小心试探，担心哪里出了问题，又毫无头绪。
其实我心虚的原因并不十分具体，除了举报信那件“亏心事”，又似乎和约翰有关。
约翰之所以被视为另一个不容小觑的干扰因素，是因为我们相互加了微信（大概因为女朋友是中国人，他下载了微信，但几乎不用）。除了莉莉，我是他微信列表里唯一的好友。那天向我抱怨过后，他开始偶尔在微信上给我发消息，以分享好玩的生活琐事为起点开始闲聊。我和约翰的对话很漫长，有时候能持续一天，因为我们很少立即回复对方，总得等上二十几分钟甚至更久。他或许确实没有时常查看微信消息的习惯，我则是故意拖延。其一，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既然他不着急回复，我当然也没必要总把注意力放在和他聊天上；其次，我尽量不让自己显得殷切，除了自尊心以外，更重要的考虑是避嫌。我的直觉告诉我，约翰平日压根儿不用微信和莉莉联系，正因如此，他才频繁地在微信上找我，而不用英国人日常使用的聊天软件。既然有得聊，最好聊得冷淡点儿，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诚实地说，跟约翰聊天让我挺开心，这种愉悦不同于我和莉莉或者我们三人之间交往时的心境。和莉莉待在一起让我的情绪变得不大稳定，前一秒还轻松快乐，下一秒就憋闷生气。我们一起喝咖啡，去超市采购，或是逛街买衣服时，她喜欢大包大揽所有的人际沟通责任，离奇的是，那些英国人也都天经地义地略过我，直接跟莉莉说话、向她询问。客观讲，这让我省心很多，我没有意见，但在某些奇怪的瞬间，我会突然觉得自己渺小、透明。我一个在外国摸爬滚打好几年的独立女性，当然不喜欢像小孩子似的被她哄着站在一边听大人们说话，插不上嘴。她用抑扬顿挫的口音点单、对超市擦肩而过的人说“不好意思”、躺在公园草坪放声大笑。莉莉雨天不打伞，晴天也不防晒，单从这一点看，她就比我像个本地人。我认为这和她有个本地男朋友有脱不开的关系。不过，关于在英国社会的融入度和参与感，我也没什么可自卑的，我觉得我们在文化适应上表现出的悬殊说到底不过是性格差异的体现，我只是不像她那般外放、爱表现。而和约翰打字聊天让我确信了这一点。他字里行间全是当下英国年轻人普遍使用的缩写、代指和流行语，丝毫不担心我看不明白，我们也向来不谈严肃话题，无非就是吐槽绿灯时间太短、鱼薯店烂醉的男男女女很可笑、足球比赛太烂这些。说这些的前提是他默认我对本地的一切都足够了解，我感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信任。有时候我隐隐感到不安，觉得我们之间的日常闲话实在毫无必要性。而若真要划出一条什么边界，进行道德检查，又太刻意，倒显得“做贼心虚”了。何况连约翰都没有觉得不妥，我又何必扭扭捏捏、自作多情？我自我劝解的底线就是：退一万步讲，我和约翰的微信聊天频率的确低得可怜，即便被莉莉看到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也不可能被她抓住什么可追究的把柄。
举报信的风波过去了一段时间，我仍未收到5002的派对邀请。莉莉甚至没有再喊我上楼吃饭，只是仍旧时常送吃的下来。形状大小各异的饭盒代替我们本人相互拜访，到对方的冰箱里做客，时间一久，我甚至忘了哪些是我的、哪些是她的。中国人的胃口像个巨大的磁场一样，天然地牵引着我和莉莉。既然同胞间的内部纽带是割不断的，派对举报信和约翰这些“外部”干扰根本不值一提。想通这一点，我轻松多了。
5002的派对偃旗息鼓的时日阴雨连绵，天气也随之转冷，暖气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摩根公寓。阴天下雨的日子数不清，出太阳的时候就格外珍贵。一旦放晴，英国就像是拨开厚重的石灰色云块得到片刻喘息，容光焕发，摇身变为另一个国度，陌生而让人欢喜。人心中的烦闷如公园里的雾气般消散，袒露出亮丽的青色草坪，喷泉池边七彩的光晕频频闪动，盯着让人眼花。恰逢周末，同大部分城里的居民一样，摩根公寓的住户们也按捺不住，纷纷出门晒暖儿。从我客厅的窗外远远望向海港的方向，一层澄蓝、一层洁白、一层明晃晃的冰蓝。我躺在沙发上打盹儿，被头顶的脚步声从梦的边缘拽回来。隐约有笑声从5002传来，荡漾在走廊邻居们进出和街上嘈杂的人声之中，像是某种遥远的呼唤，引诱我上楼。我从冰箱里拿出莉莉的饭盒，里面装着满满一盒炒饭，那是她几天前用泰国长米粒掺了腊肠丁炒出的广式风味。我把饭转移到一只大玻璃碗里，仔细将饭盒洗干净。我坐着发了会儿呆，化上淡妆，找出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和熨烫好的浅黄色针织衫，拿起饭盒上楼去了。
是莉莉来开的门。她一只手搭着门把手，另一边的胳膊压在门框上，瞪大眼睛说：“你来啦，吃过了吗？”
“吃了。”我猜得没错，5002有客人，而且不止一个。透过莉莉身体一侧留出的空隙，我看见约翰翘着腿半躺在沙发上同旁边的客人聊天，对方手里端着一只灰绿色马克杯。我每次来吃饭，莉莉都会用那个杯子为我泡伯爵茶。约翰的眼睛瞟向门口，正好和我“偷窥”的目光遇上。
我把饭盒递给莉莉，说：“我洗干净了。”
“好吃吗，腊肠炒饭？”她接过饭盒问我。我不假思索地说：“好吃。”客厅传来几个年轻男人的笑声和女人的尖声粗话。莉莉稍稍提高音量继续说道：“那以后我还做，我最近还琢磨出了这个炒饭的改良版，下次加一把菠萝丁，口感会更丰富……”我的眼神再次不由自主游移到莉莉身后那个神秘的游戏空间。5002的客厅里，人和物的轮廓模糊不清，各种颜色却很鲜明，犹如一蓬悬浮的彩色气球，相互摩擦、碰撞。约翰再次朝这边看过来，我的嘴唇抽动了一下。
“我该下楼了，还有点工作没处理完。”我把嘴角扬得老高，对着莉莉使劲挥手。我身后的关门声极轻，几乎听不到，以至于门后的英语谈话、鞋履磨蹭地板的窸窸窣窣、杯子轻撞桌面的响声全未能被打断、隔绝。我回头确认莉莉的确关上了门，走廊里空无一人，电梯在五层等着我，窗棂上没有鸽子。5002的派对之声在4002仍清晰可闻。我带好耳塞，一头栽进被子，睡到晚上九点多。是一阵听起来有些犹豫的敲门声把我吵醒的，敲门人只是间断地轻叩了几下，但足以让我清醒了。我知道门外必定是我楼上的邻居，通过敲门的力度和频率，我猜是约翰——约翰第二次敲响了4002的门。
“嗨。”他换了件休闲卫衣，这表示下午的聚会应该已经结束了。“我刚刚下楼丢垃圾。”他补充道。除了问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说：“我可以进去吗？”我当然不能说不可以。
约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道：“没想到你这里是这样的。”相比5002，我的客厅显得更空旷，甚至简陋了些。因为知道早晚要搬离这里，我只保留了房东的基础装潢，没有添置任何有视觉美感但非必需的家具，比如大号的落地台灯、小型书架、波普风地毯、木质扶手的读书椅之类的。这些莉莉都添齐了，她在5002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的家。
“你以为是什么样？”我转身背对着他冲速溶咖啡。
他环顾四周，说：“倒也没有想过。”
我把咖啡冲好，放在靠近他一侧的桌面上。茶几上空无一物——除了一沓翘角的大号紫色便签贴。我迅速收起便签贴，在约翰对面盘腿坐下。他看着我把贴纸塞进茶几抽屉，往前倾了倾身子，拿起杯子说：“下午家里接待了很多朋友，太累人了。”我听出了他语气中迂回的试探——或愧疚于他们二人没有邀请我参加聚会，或为自己下午没有到门前同我说话表示歉意。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
“我知道，”我直言道，“他们还在？”
“走了。我刚下楼丢垃圾，两大包！”他夸张地说。
“都收拾完了？”我假装不在意他扔垃圾却半途转道来4002。
“嗯，莉莉太累，我出门时，她已经在洗澡准备睡了。”这句话像根刺扎进我耳朵眼儿里，他的突然造访变了调，我仿佛只, 听见：莉莉已经睡了，不会关心他下楼丢垃圾为何用了那么久。约翰看着我，目光无辜。我立刻从茶几旁站起身，拿起墙角地面的几本书放在餐桌上。我把书在桌面上轻声磕了两下，背对着他说：“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今天的垃圾还没扔，得赶快下去一趟。”
约翰在我身后一言不发。无声的对峙让人难以忍受，我转身面对他说：“也不急，等你喝完咖啡。”
他直视了我几秒，放下杯子起身说道：“我帮你扔吧，反正已经去过一趟。你就不必出门了。”
我把一小袋归好类的可回收物递给他，关上了门。我立刻倒掉约翰剩下的大半杯咖啡，水流把发黑的棕色液体冲淡送入下水道。我怕再耽搁，杯子内壁就会留下一圈咖啡渍，难以清洗。那晚我一直想到莉莉，她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如此明快、亲切、棱角分明，也因此有些可怕——并不是她可怕，而是我的意识在作祟，它在有意将莉莉的图像锐化并加深色彩。被我藏进抽屉的便签贴上还印有上次使用的字迹，斑驳的笔画之中，要是仔细辨认，还能看出“prostitution”这个单词，意思是“卖淫”。
没过几天，约翰给我发微信说自己要搬出摩根公寓了，因为他和莉莉已经分手，而几天前的派对正是一场策划好的告别。莉莉也在随后不过几天的样子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试图安慰她时，她并没有表现得太脆弱、伤感，只是拿出中国人从古至今面对爱情破灭的豁达说辞，说他们“缘分未到”。约翰搬家搬得利索，5002因骤然少了一些物品而略显冷清，莉莉做完一套瑜伽，像美国家庭剧主角那样狂饮冰牛奶，对我说：“Party is over.”派对结束了。这句话像小刀似的把紧紧勒住我的“保鲜膜”划开了，我得以大口喘息——横亘在我和莉莉之间的两大危机同时被解决了。从此以后不会再有派对扰我清净，莉莉肯定会淡忘那封所谓的举报信；约翰亦成为历史。
虽然庆幸约翰离开了摩根公寓，他搬走后很久都没来微信消息的确让我有些失望，我以为自己对他而言至少算是值得牵挂和保持联系的一号人，何况他和莉莉已经分手。我们的聊天记录久久停留在他宣告自己分手的页面上，我最后说“我真的很遗憾，希望你和莉莉仍然是好朋友”，他没有回复，年月日和时刻化成灰色的小字凝固在屏幕里。
我再次收到约翰的消息已经是他离开5002后的一个月余了。在那之前几天，莉莉敲响我的门，焦急地说她遇到了大麻烦。
“我被移民局的人盯上了。”她开门见山地问我能否收留她一阵子避避风头，“他们在5002找不到人，说不定过阵子就会放弃了，不会想到我住在楼下的。”
我当然不可能拒绝莉莉，只是花了好一会儿才消化掉她是非法移民这件事。莉莉说她的确在英国有些年头了，当年自己大学毕业后不想回国，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拿到工作签证，就这么“黑”了下来，耗到现在。她结交广泛，跟本市的华人群体来往密切，他们总能帮她找到一些谋生之路，也替她解决了很多由于没有身份导致的麻烦。前些年代购生意盛行时，她靠往国内邮寄奢侈品赚了不少钱，拿钱生钱，靠着一些小投资，竟然在英国稳定地生活了下来，久而久之，她懒得再去投简历找正式工作，也将拿合法永居的事抛在脑后了。
“那移民局怎么会突然盯上你了？”我不解。
她说：“还不是因为那封举报信？肯定是公寓里有人拿这事儿做文章了。”
我向公寓的前台、保安、邻居打听，试探他们对5002事件和移民局造访之间的关联的看法，没得到什么有用信息。我每天买莉莉爱喝的混合果汁，跟着她喝起了全脂牛奶。她还是爱好下厨，常常我还没到家就能闻见饭香。我劝慰自己世事难料，不应该过分追究因果。住在4002那段时间，莉莉变得寡言了许多，虽然脸上还总是一副尽在掌控的模样，但她每天频繁地查看手机，中文电话打个不停，内心的不安难以掩饰。有天，她对着窗户发呆，若有所思地问我有没有和约翰联系过。我说没有，但实际上这是撒谎。
莉莉搬进4002没几天，约翰说他在附近办事，问我要不要碰面。为防被莉莉撞见，我打发他到距离公寓有一段路程的一家甜品店门口见面，我顺手买了一袋曲奇，随后和约翰绕着附近的公园走了几圈。一路上都有只肥胖的灰鸽子尾随，盯着我手中嵌满巧克力豆的饼干。约翰问我中国的鸽子是不是也这么无赖，我予以否定，补充说我来到英格兰才第一次见着在街边缓缓散步、个头大得可怕的老鼠。“我在中国见过的老鼠小很多，总是跑得很快。”我说。我们就两国的动物世界进行了长达二十几分钟的交流，包括松鼠、鸭子、海鸥……直到他看了看手机，说自己还有其他的事。
“在此之前，我要告诉你个秘密，”他把手机揣进口袋，停下脚步看着我说道，“我知道是你。”
我不解：“什么？”
“那封信是你写的，对吧？”他笑看不知所措的我。
“别担心，我没跟莉莉说过。”
“对不起，约翰……”我觉得无论出于所谓的背叛或者是隐瞒，作为朋友我都该先道歉。
他打断我：“你茶几上的紫色便签贴和莉莉找到的那张被丢掉的纸是一样的。”
我的担忧没错，那次约翰突然闯入4002，桌上没来得及收掉的便签贴让我露出了马脚。不过我没料到他选择保持沉默，保住了我和莉莉的友谊。我掉下几滴眼泪，分不清是为自己委屈，还是归结于长久的担忧、憋闷，也可能是后悔、惭愧，又或者掺杂了一丝对约翰为我保密的感激。无论如何，约翰的坦白令我感动。
“你不用觉得抱歉，我能理解。”他说着递给我一张纸巾，“其实说对不起的人该是我，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我本该想到这个的……那些人大多是我的朋友。而我搬走了，莉莉还住在那儿，希望日后大家对她的误会可以解除。”
看来约翰并不知道莉莉正在被更严重的涉及法律的问题缠身。
“莉莉最近找过你吗？”我问。
“没有。怎么了？”
我终究没说什么。最后，我们相背而行并挥手告别时，他若有所思似的停住脚步，于是我也停下来，他打开双手，对我露出了招牌微笑。我们轻轻拥抱了一下，互道“还会再见”。
他没有说“亲爱的”，但在我耳边说：“嘿，别担心。”我很感谢他在那一刻主动向我张开了双手。
师兄的租约终于在春假结束时到期，我顺理成章地搬出了昂贵的摩根公寓。我找了一处临海港的小公寓，大概四十平米，同我在摩根公寓之前所住的“studio”差不多。新住处的邻居之中没有中国女孩，也没有派对爱好者，我的生活完全被调回从前的节奏：闭塞、平淡、安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海上的灯塔。
我离开摩根公寓后很久没有和莉莉联系，直到某天我们在市中心的商场碰上。她胳膊肘上挂着几个“快时尚”品牌的袋子，一阵风似的朝我走来。看来她已然成功解决危机，我替她高兴。我们当即找到商厦底层的一家冷饮店，坐在室外的阳伞下说话。相互寒暄一番后我才问道：“移民局没再找你麻烦吧？”
她说：“哦！别担心，他们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我对她的神通表示惊讶，她笑着向我解释道：“我现在是他们英国人的合法伴侣，谁也不能怎么样我。”
“什么时候的事？”我没想到她结婚了。
“也就两三个月吧，”她叉起盘子里的一小块华夫饼，蘸满冰淇淋融成的浅棕色液体，“我那时候实在走投无路，就给约翰打了电话。他倒是义气，可我真没想到他能想出这损招儿，结婚！没过几天我们俩就商量时间去登记了。他说婚姻关系也不过就是一张纸，对于他来说没什么损失，能帮我渡过难关就算是有意义。”
我五味杂陈，感慨于约翰的慷慨，也羡慕莉莉在困境中的运气。他们二人并非“缘分未到”。无论以友情或是爱情的名义，这一纸婚约把莉莉和约翰永久地联结在了一起。我和莉莉告别时相互许诺以后要多碰面。她说她仍住在摩根公寓，欢迎我随时去5002做客，一切照旧。我不清楚5002的女主人是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关于我和投诉信。不过，我相信约翰不会说的。他什么也不会说。
夏夜
王晨蕾
校园的夏夜静得出奇，甚至听不见虫鸣。但四处都很明亮，因为教学楼满盈的灯光仿佛无止无休，当它总算熄灭时——大概在夜里十一点，宿舍楼的喧哗声也终于停歇——校园便坠入更深、更稠的静谧之中。
这是我一天到头最畅快的时刻。我会在巡查完学生宿舍后围着校园走一圈，在食堂门前的台阶上抽根烟，从学校后门出去右拐，走上百十来米，在那儿启动我的车。外环路车少人稀，我加速疾驰，一连驶过四个红绿灯后，小区大门在前方靠近。我松开油门，车速渐渐慢下来。我估算着轮轴转动的速率，假想每秒过去，轮胎就转动一周。临近午夜，大多店面都关了门，只有紧邻门卫室的便利商超还开着，它发出白光，秒针般闪烁。两侧的连排门面则如同发黑的银手表带，串起表盘似的小区大门。此刻，我的一天即将结束，时间成为了万物的线条。
至于广场上那口干涸的欧式喷泉池，昏暗的光线中它仿佛一座巨大的奖杯。
我小时候得过这样形状的奖杯——“××杯”的少年组三等奖，它现在仍摆在我家客厅玄关的置物架上，盛着各种优惠券、代金券、会员卡和保险推销员的名片。我办公室里也有几座相似的奖杯，整齐排放在墙角的灰色铁皮文件柜里。我曾好奇地凑近玻璃，仔细阅读奖杯底座上的文字：“优质公开课大奖赛”“省级优秀单位”“市中学太极拳比赛冠军”……这些奖杯为新老同事们共同所有，当然，也属于我。
偶尔，我的领导苏老师会和我一起逛校园。十年前我在这所学校读高中时，她教我英语。后来我从省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的母校应聘，苏老师出现在面试官席上，当时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十拿九稳了。她如今已是年级主任，留着利落的短发，还是那样瘦，只是肤色黯淡了些许——她以前留长发，焗成浅棕色，衬得皮肤格外白。
这天苏老师和我搭班巡寝，我们离开学生宿舍后朝操场走去。
“你看，这片地方完全是浪费了。”苏老师指着高低杠旁边那垛低矮的树篱说道。
这块勉强能称为“绿化带”的地界打我上学那会儿就在，如今校园里又已起了几栋新楼，操场也几经翻修，它仍被搁置着。
我附和道：“毕竟太小了，没什么开发的价值。”
“杂草丛生，也不好看，还不如铲平它，放两个乒乓球案。”她说。我表示赞同。我总是对她表示赞同，不仅因为这层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尊敬她——作为她的学生。
我习惯称她“苏老师”而非“苏主任”。我始终觉得，在一切后天建立的人际关系中，师生关系是很特殊的一类。不像朋友、爱人、同事等等，师生之间仿佛存在着某种永恒契约，一旦确立便无法解除。师与生，这两种身份像被什么粘连着，那是种神奇的透明胶水，混合了进化、文明、道德和风俗……踏上讲台的那天，我霎时有些惶恐。看着台下那些面孔，黝黑的、白皙的、长满青春痘的，我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是他们的老师。那一刻，我觉察到了自己的存在：具体，且不朽。我手中粉笔敲打黑板的“笃笃”声像是打孔机器，在他们的路径上做着标记；我开口说话时，嘴里吐出撑开的大伞，即将笼罩他们的一生。即便有天我死去，作为“老师”的我仍然存在于他们中间，我将以自己的人生都无法丈量的长度活下去。我想象过这样的场景：若我有幸，那些我曾教过的、正值壮年的学生站在我的墓碑前缅怀时，他们仍会叫我“老师”——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苏老师于我亦是如此。我对乒乓球没多大兴趣，只是那块伤疤似的草丛使我想起一件往事，这事算得上和苏老师有关。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还想到事件中的另一个人，她的样子已很模糊。
手机铃响起，打断了我的回忆。我妈安排我开车送我的表弟去“见面”。她口中的“见面”指相亲。这已经不是她第一回塞给我这个差事了。
这位“表弟”我并不熟悉，他是我家的远房亲戚，我妈大概提过我们两家是如何沾亲带故的，但我向来记不住这些事。我妈之所以热衷于操心他的终身大事，是因为他有些残疾。因年幼时的一次高烧，表弟被乡下诊所的庸医夺去大部分听力，几乎成了聋子，而此事过去没几年，他又不小心把手伸进院子里猛烈抖动的压面条机，两根手指头当即被绞断。雪上加霜的是，这位表弟长到一米六四就没了动静。对着初中就一米八几的我，我妈更是深深地同情这个孩子，觉得上天对他不公，把所有苦难都加诸他。
直到有一年，表弟的父亲刮彩票中了一百多万，拿这笔钱在省城买了房，又在老家开起一间卤肉店。卤肉店的生意红火了快十年，我时不时也会在那山洞似的黑漆漆的门面房外排队，听着身后的议论声：不知道这家是不是在汤料里放了大烟壳儿，不然怎么能干这么多年？
总之，表弟家“发达”了，据我妈估计，如今表弟家已有千万资产。从那以后，“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电视剧里经常听到的字眼便代替了“可怜”“命苦”“倒霉”等，被我妈用来谈论表弟一家，她时常感慨：“这人的‘命’，谁能说得准？”表弟成了青年“千万富翁”，说媒的人也纷至沓来。
“这次的姑娘又是哪有毛病？”第二天出发前，我问我妈。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根据过往经验，这些主动找上门的亲事总“不算太理想”，媒人介绍的姑娘要么有过婚姻经历，要么有些轻微的肢体残缺。这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我表弟身材矮小，口齿不清，还少了两根手指头。
“哪儿都好好的，就是——”我妈突然压低声音，像要公开什么罪恶的秘密似的，“她小时候跳过楼，没死成，但摔断腿，截了肢。”
“但这姑娘可漂亮了，我看过照片，”我妈又提高了音调，“要不是因为摔残了，你表弟哪儿都配不上人家。这不，你阿姨倒还不满意呢，跟我抱怨媒人不靠谱，说哪能找个整天戴假腿的。我就说，人要知足，咱们自己条件也不怎么好，哪能指望找个天仙啊。是，你有钱，可说到底，你还是个开店卖肉的，人家姑娘的爸妈可都是铁饭碗，也不稀罕你那点儿钱，是不……”
我挂了电话，打着车子，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以平息这密闭空间里夏日午后的热浪。表弟穿着西装站在他家的小区门口等我，那衣服剪裁很不合身，衬得他像要参加校园演讲比赛的初中生，耳洞里的助听器又让他看起来像电视剧里的高级保镖，显得挺滑稽。我打了把方向，准确地将车停在他身边。他上车后，我递给他一瓶矿泉水：“不错嘛，很帅。”我对他总是很亲切，就像对待我某个学生。
他不好意思地傻笑着，没说话。他这回如此隆重打扮，大概的确如我妈所说——那位姑娘“可漂亮了”。
表弟报上地址，他们约在城中心商业街上的一家牛排店。那家店的牛排很难吃，但环境高雅，四壁木色深沉，桌上摆着鲜花，没有人大声吆喝，只有铁盘冒着热气“滋滋啦啦”和很小声播放的流行歌曲。我早就猜到表弟的目的地是这家店，甚至我和我妻子也是在那儿相亲认识的。
等红灯时，我问他：“这女孩是咱们县的？”
“对，”他说，“听说家就住这附近，家里条件挺不错的，父母都在事业单位当干部，独生女。”
我“哦”了一声，用余光观察着副驾驶座的表弟，他正用右手仅剩的三根手指摆弄衣角，原本平整的外套很快被捻出褶皱。我不禁心中哀叹，所谓“人靠衣装”只是用来宽慰人的假话而已，再体面的西装也难掩表弟的邋遢。
“对了表哥，她跟你同岁，比我大些。”他说。
“哦，是吗？那也还好，女大三抱金砖。”我刚好大他三岁。
他“嘿嘿”笑了一声，又说：“她好像也是实验二中毕业的，你们是校友，说不定还是同年级。”
牛排馆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的右侧视线，我猛踩刹车，停在路边。表弟解开安全带，向我道谢和道别。
我也按下安全带的扣子，熄了车。他有些不解地看着我。
“你嫂子说也想吃牛排，我进去打包一份。”我说。
踏上台阶后，表弟在门口停住，低头整理自己那条浅紫色领带。我不理解他为何要系领带，还选了如此滑稽的颜色。如今似乎很少有人打领带了，我曾为了大会发言西装革履过一回，同事喜笑颜开地调侃道：“哪个售楼部的？”更何况那种紫色我不喜欢——不单单是因为它“女气”。我结婚那天，伴娘们一律穿淡紫色纱裙，簇拥着我那穿着大红色、镶满仿制珠翠的中式礼服的妻子。伴郎们嚎叫着把我推向那张红色大床，黑蝙蝠般扑过去，一时间气球爆炸，淡紫色的裙摆到处飘飞，我妻子一言不发，只是笑盈盈地端坐在中央。那场景仿佛油漆被打翻，在我记忆里流了一地，淡紫色和黑色在无边的红底上喧嚣着，从那之后，这些颜色便令我有些焦虑。我把眼睛从表弟的紫色领带上移开，低头看了看自己。我穿的是那件最舒服的深蓝Polo衫，它的领口已被洗到有些发白、变形。我鼓励式地推了推表弟的后背，说：“别紧张。”
自动门缓缓打开，尚且不到饭点儿，牛排店桌椅整齐，客人寥寥无几，没有女人在等待。表弟选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我则走去前台点餐外带。逆光看过去，他瘦小、局促的轮廓几乎被吞没在夏日午后的强光里。
我的牛排很快就做好了，他等的人还没到。我对店员说：“再来份黑胡椒意面吧，也打包。”
我把视线转向饭店门外的台阶，隐隐为即将到来的女人感到担忧。我不知道戴假肢是什么感觉，对此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她走路是否坡脚？上台阶会不会不方便？我预想了一些困难的可能性，目测着到门口的路线。若是她出什么状况，我便出门帮忙。
据他们的约定时间还有两分钟时，表弟的相亲对象到了，她从一辆银色轿车里下来，摆手示意送她的人离开，对方似是有些不放心，朝她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才开走车子。她捋平裙摆，朝门口走来。那条裙子遮住了她的脚踝，仅露出一双白色运动鞋，很难判断哪只脚是假的，哪只是真的。
她顺利地走上台阶，我迅速转过身去，收银员身后五光十色的洋酒瓶隐隐映出她推门而入的身影，如梦境般模糊、断裂、扭曲着。随着自动玻璃门关上，蜂拥而入的夏日噪声瞬时沉没。服务员那声“欢迎光临”十分嘹亮，接着，表弟在我背后大声介绍道：“那是我表哥。”
我不得不回头面对这一切了。
她看着我，微微皱起眉头，嘴巴张开又很快闭上。
我的左胳膊肘被人碰了一下，服务员把黑胡椒意面塞进我手里，一股热气溢出纸袋，仿佛有人对着我的指关节哈气。我走向她，装作惊讶地说：“好久不见啊，太巧了。”
“你们是——”她的目光在我和表弟之间切换。
“这是我表弟，对……”我毫无意义地重复着摆明了的内容。
她没有直接同我对话，而是转向我表弟说：“我和你表哥是高中同学。”
“还真是啊！”他很兴奋地对我说，“我竟然猜对了，哥。”
我推门出去时，阳光仍旧明晃晃、热辣辣的。临近黄昏，车流变得密集而缓慢。我的车在路边被贴了罚单。
夏夜2019*
牛排店见面后，表弟几乎对她着了迷。他隔三岔五地约她吃饭、逛街、看电影，不久后，这些活动被正式纳入一个统称：约会。这次相亲成功得不可思议。
眼前，又一个夏天进入尾声，表弟和我未来的弟妹——也就是我老同学，已经认识了近一年。听说两家已在商定婚期，我母亲欣喜万分，她为自己帮助解决了表弟的终身大事感到自豪。
“这孩子从小受委屈，这回总算圆满了。”
“怎么就圆满了？八字还没一撇，临结婚前谈崩的事也没少听说。”我对她那自我感动式的甜腻语调感到厌烦。她瞪了我一眼，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丝毫没有同我争执的意思。那段时间，我刻意减少了看望她的次数，我不想听她絮絮叨叨表弟婚事的进展。
我妻子对我说，妈好像有点儿不高兴，问你最近怎么都不露面。
“刚开学，事情多。”我这么回应道。
新学期伊始，学校的事务给了我充分的“不露面”理由，这并非全然是我借口搪塞。开学第一周，苏老师在例会上要求严查学生们的“仪容仪表”，对于男孩子烫发、染发、长发，或者女孩子佩戴饰品、化妆、着装暴露和美甲等现象“零容忍”。
每年都有这么个敏感时期，警报一般在秋季学期开始时拉响，大概能持续一个月。学生们回归学校，须洗掉暑假残留的热烈气息。校方的策略通常是在晚自习时“突击检查”，我读书时就是如此。那时我们的年级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个头不高，理着平头，喜欢穿极合身的浅蓝短袖衬衫，金边的皮带扣托起气球似的肚子。我还记得他在夏末清凉的夜里走入教室，扫视着过道两侧一排排深埋的头，眼珠像山巅的鹰一样转动。他的皮鞋敲打地面的频率极缓，却格外响，偶有书页翻动的声响穿插其中，像悬崖边缘碎裂、滑落的石块，细小却可怖。当上主任以前，他教物理。据说如今他已“退居二线”，调去教育局任职。
我教语文，它虽被奉为“主课”，在高中生心里却最不值得花费时间。我理解我的学生，也一直默许他们在我的晚自习学习其他科目，毕竟我做学生时也打过同样的算盘。拿考试来说，算错两道数学填空题，丢掉十分，在年级的名次便会下滑数十位不止，至于写作文，只要熟记议论文模板和几个名人案例，自然就拿到中上等水平的分数；完成两道数学题或许只需十分钟，写一篇作文则要花上半小时，怎样更“划算”一目了然。
不少文科组的同事抱怨学生们“不在规定的时间里干该干的事儿”，对此我总是一笑置之，何况语文晚自习通常被排在最后一节，讲台上下都已很疲惫，我懒得计较，只想和学生彼此默契地结束这一天。
这天我刚打了个哈欠，便瞥见苏老师站在窗外。我抬头看表：十点钟。
苏老师走进教室，在我耳边说：“检查仪容仪表。”
我默默退到门边，抱起膀子观看这一无聊的例行活动。苏老师从讲桌里侧的走廊开始，步伐缓慢地巡视两边。
我注意到她脚上穿着双皮粉色的坡跟凉鞋，鞋头还镶着蝴蝶结。这绝不是我第一回见到这双鞋，它曾无数次出现在商场、火锅店、步行街，甚至我每天经过的大马路口。我坐在车里等红灯时，喜欢审视斑马线上的行人，他们之中总有个中年女人，手腕上挂满了塑料袋，鼻孔微张，耷拉着嘴角，脚上也是这双粉色坡跟鞋。那个女人现在变成了苏老师，一种怪异的不适感涌向我。从前的她穿着花裙子和高筒靴，那样时髦和特别，与灰霾中小跑着过马路的女人毫无干系。
“头发长了点，明天请假出去理一理。”苏老师指着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角落的男生抬起眼皮，迅速地点了点头。
苏老师继续往后走，对靠走廊的一个女孩说：“来，你，跟我出来。”她们一前一后走出教室后门。苏老师倚在栏杆上，女学生则靠近里侧，站得笔直。
教学楼中间是个天井，六层高，四面围起一个巨大的场院，院里铺着平整的灰色石砖，四角各有一个小花坛，花坛里除了几丛杂草和零星野花别无其他。高二、高三，还有“高四”（即复读班）的班级被安排在这栋楼，由于和校园里其他的建筑都不同，它被学生们称为“四合院”。
晚自习期间的四合院比学校任何角落都要静，一切声音被隔绝在外，数十间教室的灯管同时不遗余力地亮着，光线被混凝土环抱起来，层层交叠。若从天上俯瞰，这里一定像口朝外放着光的深井。
我站在井里，时常想抽烟。
走廊上几米开外，女学生背对着我，低头沉默着。苏老师虽刻意压低了声音，还是引得隔壁班张老师探出半个身子，他看到这场景并不陌生，笑着冲我点点头后便退回了教室。
苏老师结束谈话，示意我随她去办公室。
“现在这些女学生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个花枝招展，浮躁得很。”
“毕竟刚开学，可能还没收心。”我附和。
“但凡那些卷头发的、涂指甲的，心思全不在学习上。个个还娇滴滴的，说不得。”
我干笑了两声，说：“小姑娘嘛，爱美之心，倒也没这么严重。”这也许是我第一次“反驳”苏老师，她讶异地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立即说话。我有些后悔，又无法收回自己的话，只得补充道：“不过我看学生们最近压力挺大的，和上学期明显不一样。”
“进入高三了，有压力是好事，”她冷淡地给了我个台阶下，“最近可以找个时间给他们看部电影。”
“我还记得您当年给我们放过《死亡诗社》。”直到今天我还非常喜欢那部电影。
“是吗？我都忘了。”她推开办公室的门，“那片子太老了，估计现在的学生也不喜欢，还是给他们找点儿科幻的吧，或者动作片，冒险题材的。”
我点点头。苏老师坐下后叹了口气，我没能理解这声叹息的含义，听起来既像失望，又像是心疼。办公室没有别的同事。我仰头盯着电灯管看了会儿，发现它的两端在间歇性地细微闪动。我有点儿眼花，于是把目光转回苏老师脸上，她的面孔瞬间淹没在此起彼伏的彩色光晕中。我使劲挤着眼说：“对了，老师，你还记得张诺吗？”
苏老师的脸逐渐清晰起来，显出基本的轮廓，但她的表情仍看不太真切。
“记得啊！你们以前还是同桌吧？”
“没有吧？”我从没和她坐过同桌，我不知道苏老师的这个印象从何而来。
“哦，那我记错了。”她起身走到饮水机旁，背对着我说，“她真是可惜了。”
“咕咚”“咕咚”“咕咚”，无声的办公室里，饮水机低沉地吞咽了我不知该说什么的尴尬。
“怎么突然想起她了？”苏老师转过身，一边拧紧杯盖一边问我。
“前几天碰见了。”
“她现在在老家？”苏老师说，“听说当年出了那件事后，她全家就搬去省城了。”
“可能回来了吧。”我干咳了两声。手机显示距离下课仅三分钟，尖利的下课铃声随时可能响起，我等待着。这样极端的安静让我提心吊胆。
我在高中时代的某个夏天曾听过一次猝不及防的骇人轰鸣，当时也是夜里，我正无限接近于一道题目的最终答案，那轰鸣声打断了我。从那天以后，我就总觉得夏夜安静得太反常，像在酝酿着可怕的巨响。
下课铃仍旧没响，苏老师和我都没再说话，空气中陡然裂开一条沟壑。我望向沟壑深处，那是一条黑线，没有形状，没有端点。
我起身说：“快下课了，我再回班看一眼。”
“去吧。”苏老师说，“我简单收拾一下，也该回家了。”
回到教室后，我敲了敲那个涂了指甲油的女同学的桌子。她随我来到走廊，我站在苏老师刚站过的位置。她对着我，又一次垂下了头。
“行了，别哭了。”我说。
她没有抬头，迅速抹了一把眼睛。
“苏主任说你了？”我问。
她点点头。
“没什么，多大点事，弄掉就行了。有办法弄掉吧？”
“有卸甲油，老师。”
“行，尽快处理一下。”我并不是班主任，本没必要多管闲事，只是我对这个女学生有些格外的印象。她在年级元旦晚会上唱过歌，一首齐豫的很老的歌，比我年纪还要大。我没想到零几年出生的孩子还能知道这种古董歌。她唱歌不错，但咬字和唱腔都不对，那种滑腻腻的西洋调把这首歌变得有点奇怪。那首歌之后，我就记住了她叫什么。
她一直啜泣，并不说话。人哭泣自然是因为疼痛或者伤心，只是我不理解她为何如此伤心。她只是受到了一次批评。我感觉困惑，但对于她的这种伤心无能为力。
见她没有再开口的意思，我说：“行，回去做题吧。”
她转身的瞬间，我叫住她：“去洗把脸。”
我到底也没看清她的指甲盖究竟染了什么样的颜色，她始终把手藏在身后。铃声终于响起，我回到办公室时苏主任已经离开，晚课的同事们也陆续下班。我没有立即回家，躲在办公室抽了两根烟后，我拨通表弟的电话，问他和女朋友怎么样。他兴奋地跟我说个不停，我从未听过他如此意气风发地说话。
读初中时，我时常在走廊上或厕所里碰见这位表弟，他脸上总是挂着鼻涕泡或淡淡的圆珠笔印子，歪着头迎面而来，憨傻地冲我笑。我的眼神掠过他，似笑非笑，嘴里继续着和同伴的谈话。幸好他也从不喊我“哥”，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和著名的“矮子”“傻帽儿”“窝囊废”有亲戚关系。有一回，我看见他裤子上有几个鞋印，大约是四十几号的男生运动鞋的鞋底，他只是一如往常地同我草草打招呼后便擦身而过，背影一闪，消失在楼梯口。之后有天，我妈问起表弟在学校的情况，我没好气地说：“我怎么会知道？我们压根儿不是同级，很少碰面。”她早已习惯了我不耐烦的态度，继续自顾自说下去：“你阿姨最近跟我打听其他初中的教学质量，说是想给你表弟换个学校，听说他在你们那儿老是受欺负。”
得知这事后，我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觉得那天我至少应该叫住他问一句的。后来报考教师时，我选择进入高中部。看着那些群聚群散的初中男孩子，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自己曾经也那么恶劣过。高中生的沉默和木然让我的工作容易多了。
不过，如今我那在苦难中长大的不幸表弟终于迎来了他的好运气，我替他高兴。
夏夜2019**
我告诉妻子，周末要请表弟和“弟媳”吃饭，并让她决定饭店。我妻子选定了一家市郊的庄园式饭店，环境优雅，菜品也算是很高档的，她在这方面的品味向来比我好，我充分相信她。这家饭庄的包厢散落在一个景致错落的院子里，院中有假山池塘，弯曲的小径上铺满鹅卵石，走在上面，脚底硌得难受。
我再次想到假肢，不知腿被截断的地方是否还会有知觉，踩在鹅卵石上会不会同样——甚至更加疼痛。那样一截坚硬、冰冷的器械可以代替部分身体，我难以想象。
晚饭当天，表弟率先独自到了包厢。我老婆问他恋爱心得和对结婚的展望，还讲了不少我们举办婚礼的经验和乌龙。表弟面色红润，脸刮得很干净，一根胡茬都看不见，他穿着身名牌运动服，脚上的白色球鞋一尘不染，放松地跷着二郎腿，侧身面朝向我们。看着他和我妻子谈天，就在瞬间，我认清了一个事实：他再不是那个邋遢、瘦弱、连话都讲不利索的残疾孩子了。我回想着他不安地摆弄衣角的习惯性动作，意识到那不过是时间留在我脑海中的假象，它伫立多年，像块毛玻璃板似的，模模糊糊地折射出我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这天晚上，我终于打碎了这面玻璃，开始理性地重新看待表弟。他如今住着比我大好几倍的房子，每天不必早出晚归地上班。从身高和长相方面来说，他仍不算好看，可他如今有种不容被轻视的气质。我虽然身材高大，五官也算端正，却比他沧桑很多，一副为生计奔忙的疲惫相。近两年，我甚至偶尔觉得自己染上了股穷酸味儿。我没有表弟身上那种有钱人的底气。走出校园、走下讲台、离开我那群学生，我在哪儿都感受不到自信。
我留他们二人在房间里继续聊，自己去门口点了根烟。从这儿可以看到饭店大门，我留意着那个方向的来客。天色渐暗，仿古屋檐后胭脂色的云霞诡谲变幻，最后成了一抹灰紫色。缕缕轻烟从我指尖衔着的橘色光点处升起，浓淡不定，小院里高矮错落的装饰灯亮起，喧闹声此起彼伏，从不同的包厢传出来。我的一根烟燃尽时，入夜了，明月当空，让人想起许多诗词。那些古代名句我烂熟于心，对于曾经的我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
我考入省师大，本算是理想结局，只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我在填报志愿时选择了“接受调剂”，这才阴差阳错地进入汉语言文学系，最终成了一名语文教师。读大学时，我妈喜欢对人提起我的学校，别人顺势问“孩子读啥专业”时，她便会说：“记不住，名字老长，什么‘文学’之类的。”参加工作后，我妈总同人说我“当老师了”，但又对我教的科目并不敏感，仿佛教语文这件事可以被忽略不计。我觉得她的选择性遗忘在这两个阶段有着某种相似性——一种我其实可以理解的心态。教语文的日子久了，我对课本上那些古代诗词的意境有了新的感悟，在学生们无精打采、念经似的诵读声中，一种美感袅袅升起，像灰烬上的余烟，几乎是带着些悲剧性地环绕了我。我认为那种极致的、难明的、关于某个具体瞬间的感觉就是“诗意”。但我从没跟学生们这么讲过，恐怕他们和十年前的我一样，是不会理解的。以前，我觉得语文不过是死记硬背的活计，没什么趣味，更没“技术含量”，学好数学才能带给我成就感；何况所有人都说：男孩子嘛，都擅长数学。
我高中时对数学简直到了热爱的程度，按图索骥寻找一个确切答案的过程让我平静，尤其在夏夜，更是如此。
夏夜2009*
即将升入高三的那年夏天，我迷上了“数列”。数列题目简洁、工整，没有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图形和符号，全部神秘都蕴藏在阿拉伯数字中。有段时间，我总在晚自习下课后留在教室，钻研数列难题。
晚自习结束时，校园里会出现一阵短暂而又热烈的骚动。长日尽头的教学楼像个狼藉的洞穴，尽管空荡荡，但人烟还未散尽。同学们涌向宿舍楼，值班的老师们则跟着巡查，确保沸腾的宿舍能在半小时之内融入黑夜——如今我成了其中一员。
而在十年前，我是拒绝融入黑夜的学生。晚自习下课后，我总是先去操场跑几圈，跑到大汗淋漓，然后洗把脸，偷偷溜回教室，打开小台灯做题。此时的教室极端安静，仅能听见时钟秒针转动的声音。可听觉以外，我总感觉有许多别的什么在作祟，譬如脚步声、翻书声、零食包装袋的窸窣、手指轻叩桌面的声音……日间遗留下来的嘈杂活泛起来，形成一种浩荡的氛围。这令我的大脑愈发活跃，仿佛什么难题都能找到思路。
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独享着深夜的教室，直到张诺也发现了这块宝地。
当时她坐在我右前方，领先好几排。同龄女生中，她的个子算是中等偏高，偶尔会挡住我看黑板的视线。她还喜欢穿一些和其他女同学不一样的衣服，嫩绿的鸡心领、鹅黄的泡泡袖、灰色的衬衫裙，马尾上皮筋的颜色也随之变化。她并非每天梳马尾。像很多高中女生一样，她趁午休时间在教学楼的卫生间洗头，也没有电吹风可用，洗完后，她会披着头发回到教室，将毛巾挂在书桌侧面的挂钩上。我注意到她的一个习惯，她总会仔细地将毛巾褶皱里藏着的头发一根根择出来，从桌屉里掏出绿茶味的“心相印”纸巾，将头发包好，折成一个方形压在桌角的书立底下，下课后把它丢进教室后排的红色垃圾桶。她湿着头发做题，细小的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淌，在她后背留下一片水渍。有一回她穿了白色T恤衫，那片水渍洇出皮肤的颜色，我坐在后排看得一清二楚。我很想提醒她下次不要穿白色衣服时洗头发了，但我当然不可能这么做。
她突然出现在晚自习下课后的教室时，我挺惊讶。第一天，我们谁都没说话，我比平时提早离开了教室。第二天，我再次提早离开，把教室让给她。第三天她又出现了，我起身关上窗户，把操场上快乐的喧闹隔绝在外。
“你不热吗？”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还好吧，太吵了。”我从桌子抽屉拿出便携小风扇晃晃，“我有电风扇，你用吗？”
“你每天都留下？”她又问。
“差不多吧。”我把风扇塞回了抽屉。
她没再接话，只是微微挪动了一下身体。她后背的两片骨头隆起，透过棉布显出一只蝴蝶的形状，碎头发贴着她的脖子向衣领处生长，犹如蝴蝶的茸毛和触角，在折叠台灯惨白的光线中颤动。
“你要学到几点？”我问。
“做完这题。”她简短回答，并不打算跟我多说话。
第四天晚上，我往张诺桌上丢了两颗奶糖时她问我：“你能给我讲道题吗？”她说着摁了两下弹簧笔头。
夏夜2019**
妻子叫我进去点菜，而表弟走出包厢，对我说：“她到了，我去接一下。”
我点点头，走进明亮的屋子坐下，翻开那本浮夸、厚重的皮封菜谱，没翻几页便失去耐心。我真该在外头再多待两分钟，或者再点一根烟。我把菜谱推给妻子，说：“你看着来吧，我向来也不太会点菜。”
妻子接过菜谱，只是撇了撇嘴，并没多说什么。她无数次地抱怨过我不明所以的烦躁，对我的古怪脾气早已见怪不怪。我很难解释，我并非针对她，只是在某些瞬间无法忍受自己。
外头隐约传来男女对话的声音，她道歉说自己来的路上车多，所以晚了些。我妻子手里菜单上的图画色彩艳丽，塑封的纸面反着强光，我一个字也看不清楚。
随着开门声响，妻子搁下菜谱站了起来，我也跟着起身。表弟推着她进入房间，我妻子率先迎了上去。
我在原地不动，用膝盖抵着凳子，傻气地说：“你没什么变化。”
她微笑着，仅仅说了句：“是吗？”我觉得那神色很陌生，柔和却极其寡淡，并不是十年前她的样子。那时她总板着脸假装冷酷，即便如此也是生动可爱的。
这是张十二人座的圆台，我们两对儿虽然没有坐得太远，中间也隔了几个位子。整个房间显得空空荡荡，像一场被人放了鸽子的晚宴，冷清、尴尬、滑稽。我又一次开始对自己生闷气，觉得预订这间包厢十分愚蠢。我几乎不发一言，妻子为了活跃气氛，不停搬出与我们高中经历相关的问题。她坐下不久便问：“你们那时熟吗？”
我的老同学说：“其实不太熟。”
我松了口气。
表弟随后问道：“那你们和班上其他同学还有联系吗？”
“有一些吧，每隔几年就会有人组织同学聚会。”我说。
这些年她从未在同学聚会上出现过——无论她本人，还是作为话题出现。大一那年寒假，我参加了高中毕业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我指望能在饭桌上听到些关于她的消息，却空手而归。那件事曾轰动一时，然而高三这一年如军队过境，事件和她都淹没在兵马号角声中，很快被大伙儿遗忘了。
“不过我后来转班，就不在他们班了，我从来没去过他们班聚会。”她说。
“对，她后来转去了别的班。”我证实了她的话。
她夹着一块挂满红油的鱼肉，继续点头。鱼片在碟子上停留片刻，红油缓缓滑落，滴在雪白的陶瓷上。我转动桌面，桌上四人纷纷开始夹菜，各自默不作声地吃了几口。
直到我妻子问：“那苏老师肯定也教过你吧？她现在是校领导了呢，对我们一直很照顾。”
她说“我们”的时候冲我转头一笑，我心里热热的，为此有些感动。我们结婚有几年了，我仍然喜欢她在我旁边。言行举止之间，她总能给我一种关于幸福的确切感。
“是吗？”我的老同学抬起头看着我。
“对，我的直系领导。”
她放下筷子，拈了拈碗碟旁的纸巾，问：“她现在什么样？”
“变化不大，还是挺漂亮的，”我说，“当年上学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跟苏老师成同事。”
张诺似乎没打算开口，于是我对着我老婆继续说：“当年苏老师留长发，大波浪卷，喜欢穿长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你们男生肯定没少议论吧？”她笑着说。
“何止，我们寝室有个小子整天嚷嚷，苏老师就是他的‘女神’，”我回忆起那个瘦得像猴、后来当了体育生的男孩，不禁微笑起来，“我那时候其实也挺崇拜她的，觉得她读英文真好听，没半点儿土方言味。”实际上，我对苏老师绝对没到“崇拜”的地步，只是顺着我老婆的调侃来自嘲一下罢了。
“是吗？”张诺扬起眉毛。
我说：“是啊，不过这些年你从没和苏老师联系吗？”
“你为什么觉得我和苏老师会有联系？”她再次拿起筷子。
“毕竟你是英语课代表。”我的笃定仿佛让她有些吃惊，又不知作何回应。她夹起一口菜送到嘴里。另一侧，我妻子停下了筷子，我余光感到她正看向我，便立即补充道：“我没记错吧？”
张诺缓缓咀嚼着食物，制造了一个漫长的停顿：“其实我那时候转班是因为她。”
话题终于到达了这个节点。她当年突然转班，没人知道为什么。
“是她建议我转班的，我听了。”
她的答案过于简单，并没有解答我多年的疑问。
回家路上，妻子对坐在副驾驶座的我说：“我觉得你同学心态挺好的。”
我知道她说的是张诺面对终身残疾这件事的“心态”，我说：“毕竟这么多年了，早就接受了吧。”
“好可惜，她长得挺漂亮的，”妻子顿了一下，接着问，“你知道到底为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我很想知道，又有些不敢探究，我怕这一切可以回溯到她的转班，触及那个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夏夜，最终牵扯到苏老师，和我。自从和她重逢后，我始终深陷于这样的隐忧之中。
夏夜2009**
高二末的那个暑假不过十几天，却无比难熬。如今回想，那感觉仿佛是在被动等待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我清楚它在迫近，却只能站在原地。我也早知道它会到来，自打走入校园的那天起，年复一年，我都是在为它的到来做准备。
高三开学的第一晚，我和张诺继续不约而同地留在教室里做题。我很开心这种默契得到了延续。有些夜里，她会掏出桌屉深处的手机，放在我们之间某排的空桌上，小声地放歌。碰上熟悉的旋律，我就跟着哼唱几句，表示我听过。她也不时会问，这首你听过吗？大多时候，即便我不知道是什么歌，也至少能猜测一二，但有次我毫无头绪，她转回身去背对着我，有点儿得意地说：“我猜你就没听过，齐豫的，太老了，比我们都老。”
后来，我们转移到了一个凉快的地方学习——操场一侧花园旁边的狭窄草地。这所谓的花园小得可怜，却是整个校园唯有茂密植物生长的一片地方，草坪被一垛修剪过的树篱隔开，背靠着花园小径，而在它前方是一排低矮的树，形成与操场间的屏障。小花园理所当然成为了地下小情侣约会的“圣地”，故而时常有教导主任和巡逻的值班教师出没。不过我们背靠花丛，不听也不看，我总是在给张诺讲题。
苏老师不这么想。有一回她在操场边发现了我俩，她举起手电在我脸上晃了几下，命令我马上回宿舍，却对张诺说道：“你留一下。”
从那以后，张诺和我再没说过话。若能时光倒流，我肯定会找机会对她说些安慰的话。
自那天起，晚自习结束的铃声一响，张诺就溶进墨汁般融入楼道的队伍，汩汩流向宿舍区。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对于数列的痴迷也告一段落。幸运的是，苏老师好像没把那晚的见闻当回事——她没去我们班主任那儿告状。就在我为大家相安无事而暗自庆幸时，张诺转了班。
她的新班级还是和我同在一层，只不过在走廊的另一头。她走得悄无声息，起初我只当她请了病假，她没有搬空课桌，还留了几本习题册在桌面上。那几本习题册都落了灰，我才从同桌那得知她转去了别班。那晚放学，待教室空无一人后，我鬼使神差地在她座位上坐了一会儿，发现桌屉里头有半包遗留的“心相印”纸巾。我把它揣进口袋，离开了教室。那包纸巾我一直没用，它在我最常穿的夹克衫里待了好几周，以至于我都忘了它的存在，直到我拎着大包换洗衣物回家的那个周末，它在洗衣机里被揉搓成白色粉末，跟着漩涡转了无数圈。夹克衫晾干后，纸巾还在口袋里，只是变成了一块儿硬邦邦、皱巴巴的不明物体。我这才明白我那件黑色帽衫上蒙的一层白是从何而来。我妈为此念叨了我几个月——口袋记得掏干净。
夏夜2009***
关于她突然的离开，我没有太多伤感或什么别的特殊感触。非要说的话，我大概略有疑惑，心里打鼓这事是否和我有关。但我觉得自己应该没那么重要，所以和班上其他男生一样，我短暂谈及这位女同学的离开，像谈论食堂窗口突然停止售卖的某种食物，并不深究，亦没有流露出一丁点儿多余的好奇。直到几周后，张诺才突然引发广泛且热烈的讨论。
那是一个夏末的夜晚，空气中已有些秋凉。教学楼像深海中的潜艇般发着光，坐落在一片沉船废墟中。我在语文晚自习上写着数学题，突然听见一声巨响，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的笔头顿在纸上，墨点开始向四周扩散。
同桌一脸惊恐地问：“爆炸了？还是地震？”
我迅速在那个墨点上划几道斜线。“没准儿是有人跳楼了呢。”我半开玩笑地说。我没见过人跳楼，更不知道跳楼会是什么声音，但我听说这所学校曾经有过两个学生跳楼。
同桌如箭离弦地窜出教室。回来时，他说：“真有人跳楼了。”
教室瞬间一片哗然，桌角晃动，纸笔纷纷掉落。同学们冲进走廊聚集，趴在栏杆上往下看，他们议论、惊呼、奔走相告。短短几秒内，仿佛整栋楼都在摇晃，声音的波浪从不同方向扑过来，室内室外、楼上楼下，“四合院”如同正经历一次海底地壳的震动。只有我坐着没动。
同桌说：“好像是张诺，他们说跳楼的是张诺。”
我回头看着他，问：“谁说的？”
“不知道。”
苏老师的高跟鞋声如弹珠散落似的在走廊跳动，她扯着嗓子喊：“回教室！都回教室！”
我从没听过那么刺耳尖利的声音，直到如今。
夏夜2019**
我问妻子能不能开到学校，陪我散散步。她很诧异地问我为什么，我回答说这周是大休，校园难得清静（高中部每个月才会有一次双休日，称为“大休”）。
“今天这个酒好像不大对劲，我有点儿头晕。”
她二话没说就在路口转弯，朝学校的方向开去。
门卫大爷大惊小怪道：“老师放假还来学校呀？”
我懒得多说，便随口说：“有些东西落办公室了。”
“你们当老师的还真是忙，苏主任下午也来了。”这个老单身汉非常喜欢抓住一切机会和人闲聊。
“苏主任来了？”我应和道。
“是啊，还带着个姑娘，腿脚不怎么利索的模样，好像是她以前的学生。”
“哦，是吗？”
他总算慢吞吞地走出小屋，打算给我开门了。“挺秀气的，大高个儿，穿长裙子，长得很，腿全盖住了……”他絮絮叨叨地说。
妻子有些狐疑地看向我。我匆匆拉着她走进校园，穿过路灯下的小广场，往操场的方向走去。
“听着像你同学呢。”她小声说。
“可能就是她吧。”我想赶快结束这个话题。
黑暗将操场兜住，如布袋似的敞着口，扇起阵阵似有若无的风。我们走进这个布袋，黑暗默不作声地在身后合上、扎紧、封口。操场前两年新换了塑胶跑道，踩上去软软的，风也停了，一瞬间真让人有种行走在漂浮的口袋中的错觉。
“奇怪，怎么刚才吃饭她也没提？”妻子小声说。
“谁知道，可能她觉得没必要——”我指着斜前方那团硕大的黑影说，“你想去花园逛逛吗？”
“不过……她真的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跳楼的吗？”
那种熟悉的烦躁情绪在我胸腔燃烧且蔓延开来。“唉，有完没完？跳楼，跳楼，跳楼，能不能说点别的……”我极力压抑着声调，不想显出任何怒气。其实我并不擅长、也不愿意发火，然而酒精作用下，我虽然保持着头脑冷静，身体却有些失控。我甩开妻子的手，兀自加快脚步。这个动作伤害了她。
她在我身后吼道：“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神经？”
我没有理会。独自走进小花园，仿佛步入了黑暗这口袋的夹层，空气变得更加潮湿、凝滞、沉闷。我努力地深呼吸，感受着吐气时胸口的颤栗。月色滤出花丛锋利的毛刺，投在凹凸不平的石路上。我停在花园中央，使劲揉揉脸，发觉自己脸颊发烫，又或者——是我的手掌冰凉。
妻子没有跟上来，我担心她会哭，于是转身折返。走出小花园，那块疤痕似的草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妻子正站在草地旁边。
“喝多了。别生气。”我搂了搂她的肩，顺势在那片草地坐下来。我惊异于它和十年前是如此相似——同样湿润、柔软、凉凉的，和夏季的溽热毫不相称——相似得令人不安。
妻子仍站在那儿。我抬头望着她，拍拍身边的草皮，说：“坐会儿吧。”
她坐了下来，但目视前方，不愿看我。操场的起跑线洁白如新，在黑暗中格外耀目，我竟从未留意过。关于夜间的操场，我只记得那些交错的手电筒光柱，十年来不曾改变。那些射线如同挂着钩子的渔竿，一端握在老师们手中，另一端被甩出去，落在灯塔统治以外的未知水域。
苏老师如今仍使用着那支银壳的老式手电。我入职教书后第一次和她搭班巡逻时，她拉开办公桌抽屉，那手电筒在一沓试卷上滚动，我一眼就认出了它。苏老师拿着它对准张诺的脸时，那银色莫名印在了我脑海中，至今没有褪去。多年过去，不知她换了多少节电池。
一阵风吹来，我清了清嗓子，开口说：“苏老师跟学校提议把这片草皮掀了，地面硬化，规划成乒乓球区。”
“那可惜了，这学校里到处都是水泥地，难得有这么一小块绿地。”妻子顿了两秒便回复道，并没有打算和我怄气。
“你也这么觉得？”我转头看着妻子，对她一如既往的宽容很是感激。
“对啊。”
“其实——”或许是出于歉意，我拾起了那个被摔在地上的问题，“除了学习压力，也有人说是因为她家里出了点事，父母闹离婚之类的。具体不太清楚。”关于张诺轻生的原因，我当年听过许多版本，均无从考证，我觉得没有必要一一说与我妻子。况且，我心里不太相信那些流传的故事。我另有忧虑。那些缥缈的可能性时隔多年再次浮现，带给我深不见底的恐惧，这更是我避之不及的。
妻子没有回话，仿佛已经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又像是仍在为它和我置气。
“不过就算是因为学习，也正常，她之前也有一个师兄据说因为压力大而跳楼。”我示好般地继续说道。
“他怎么样了？”
“死, 了。”
妻子叹了口气，说：“回家吧？不早了。”我说好。
布袋口在我们面前打开，晚风顺势拂面而来。走向那团椭圆的金色光晕时，苏老师的面孔浮现在我眼前。我想知道十年前那个夏夜她留张诺在操场究竟说了什么。我又想起班上涂了指甲油的女孩子和她的啜泣声，苏老师又对她说了什么？夏夜如同一张空白答卷飘落在校园里。我不觉越走越快。妻子小跑着赶上我，责怨道：走这么快，你后面有鬼啊。
我们在校门口上车，她车速平缓地驶在外环路上，在第四个绿灯处拐弯。那个熟悉的奖杯轮廓出现在眼前时，我们到家了。
秋与冬
第二天凌晨，我听见窗外“噼里啪啦”地落起雨，半梦半醒中，我心想，夏天大约快过完了。周一清晨，我早早到了学校。苏老师没有出现在例会现场，同事说她请了长假。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连苏主任都请假了？”隔壁桌的数学组组长说。
“是啊，苏主任上次休假还是十年前的事了。”办公室角落里一个教历史的老同事说。
“十年前？”
我也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学生。
“什么天大的事儿能让苏主任离岗？”
“那时有个学生跳楼，她刚好值班，赶上了。遇着那种事，谁都受不了，何况那会儿苏主任还年纪轻轻……”历史老师叹了口气。
铃声响起，我拿起备课U盘和水杯，起身走向教室。走廊上布满斑驳的脚印，雨伞乱七八糟堆在墙根。新漆的绿色栏杆上挂满雨水，显得颜色更加鲜艳。附近村庄焚烧秸秆的烟被风吹来，缓缓沉在天井底部。四面的浅黄色墙壁隐匿其中，变得透明一般。在有些熏眼睛的烟雾里，“四合院”仅剩栏杆的结构清晰可见、横平竖直，犹如一只崭新的绿色笼子。
走进教室后，我对学生们说：“今天不上课了，咱们看个电影。”欢呼声顺着四合院的拐角传递、回响、余音不绝，我抬手示意他们安静。电影开始，它的长度远远不只四十五分钟，需要耗费我好几节语文课。这没关系，我肯定会完成放映。
秋天进行到一半时，我得知表弟的婚期要延后至明年，听说两家有事情尚未谈妥。又过了一阵子，差不多入冬的时候，终于从我妈那儿传来这桩婚事黄了的消息。听说表弟非常伤心。我再次同情起他，觉得这世界的确对他太不公平。替他惋惜的同时，我不得不承认，我感到了一阵释然。我甚至隐约觉得自己在此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过我永远不会去探询。据说她搬回了省城，我希望以后再也不要遇到她。
待苏老师休假结束，我要鼓起勇气问她一个问题，那个萦绕我多年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