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骑一辆少了一只握手的自行车去学校。这是父亲花了五十块向别人买的，村里人叫“回”，听起来好像那车原本是我们的。我为“新车”的到来感到愉快，路上可以节省一个小时，又替它的旧，以及缺了一只握手觉得难为情，只要别人一注视我的车，我立马觉得自己也少了什么。我到校后把自行车放在操场的角落，不太愿意让它挤在锃亮的光芒中。

　　自行车推过门槛时，我会瞅一眼蚊帐后的墙，上面贴着一张纸，是我写给自己的，用米饭粒粘的，有的字粘成了大肚子，有的掉进了凹里，唯独“努力吧”，仍雄赳赳、气昂昂。

　　学校有一口井，大家用井水来淘米；煮饭用的天落水，被接在一只很大的水柜里，上面还装了锁，钥匙是食堂里的一位老伯拿着，什么时候开锁得看他的心情。如果他心情不好，大家只能眼巴巴地等着。老伯姓张，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像个屠夫。张老伯一个人给我们煮饭，还要炒菜、卖菜。菜票由体育老师负责卖，绿色的硬塑料片，上面印着五分，或一角。好像，买菜票的人不多，除了几位老师。大多数同学跟我一样，都是从家里带的。我带的菜大多是前一晚吃剩的，有时放在蒸笼里热一下。不得不承认，每到饭点，我总有一种局促感，有些顽皮的男同学会来掀你的搪瓷盖，然后大惊小呼，拿你的寒酸取乐。

　　我的后桌是一位姓应的男同学，初三的时候他插班进来，人长得很清秀，脸上还带着两个酒窝，笑起来特别明显。可能担心被别的男同学取笑，他不太跟人说话，尤其是跟特别吵的男同学。因为复读，他的基础比一般同学好些，我有时遇到难题也会问他，他总慷慨解答。更慷慨的是，他还会与我分享他带的菜。他搪瓷杯里的菜很丰富，也很丰盛，有鱼有肉；如果是皮蛋，还是两个的，不像我只带一个。

　　起初，我以为他家的条件很优越，后来才得知他每天由父亲用自行车带到学校，他身上有病，好像是关节出了什么问题，严重的时候上下楼都得扶着墙走。难怪，下课的时候他也是坐着，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去外面疯玩。知道这个情况后，他的饭盒我顺带一起拿来，还帮他洗了饭盒。为此事，有几个男同学还取笑我们。我也懒得回应，时间对我来说太珍贵了。饭后，我还要做题，上课前一刻钟的时候，我趴在桌上睡一会儿，直到上课铃声把我摇醒。

　　三年的初中生涯很快结束，学校给我们发了毕业证书，还拍了一张照片，是彩色的。我在第一排，跟矮个子的女生一起蹲着；第二排是老师，他们坐着；后面依次站成两排，最后一排是踩在凳子上。大部分同学拿到照片后不再来学校了，他们不参加中考。最后一周，班里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同学。没有毕业晚会，也没有毕业寄语，同学之间说分开就分开了。好像也没什么伤感或感慨，懵懂之中来不及多想。

　　中考三天，我借宿在同学的哥哥家里。同学的哥哥家好像并不宽展，但还是为我们腾出了一个房间。每次考好，我们在校门口会合，然后一起走回去。同学哥哥家的房子好像是连片的，我不清楚是集体宿舍还是租的，抑或是买的。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姑娘，重庆人，跟同学的哥哥在同一家厂里，具体做什么，不太记得。那天晚上下着雨，屋檐下的雨滴声在灯下显得特别清晰，仿佛前面有无穷的远方。她鼓励我好好考，相信我一定能考上。说实话，那一刻我突然想哭。这是我唯一听到的对我肯定的话，带着毫无保留的信任。尽管我的成绩一直稳在级段第一，可对于一所乡中学来说，这个第一没有什么优势，连老师们也是持怀疑态度，历届应届生，好像真没有谁考中过师范。用村里的话，我的成绩是门槛上的酒甏，可进可出。

　　每次从考场出来，外面总候着任课老师，身边围着一群同学，叽叽喳喳地对题。我对了一下，大题基本没问题，选择题与填空题有个别出错，问答题的主要部分也答对了，这样算下来，与平时考试差不多，就看批卷老师能不能手下留情。

　　回到家里，母亲还在地里，父亲在牧场，没有回来。我坐了很长时间，整个人很飘虚，似乎不太真实，如同梦境一般。我试着回忆那些考题，居然一片空白。顿时，紧张与恐惧从周身绵延开来，我几乎喘不过气。我努力收回那些没着落的念头，可人还是有些愣怔，呆呆地望着墙角，那里放着锄头、铁锹，还有箩筐，如果我考不进师范，可能未来它们将属于我。我再一次感到恐慌，赶紧把目光移走，一刻也不想在它们那里停留。我有些瘫软，慢慢抬起头，目光碰到了屋顶，那里有一根很粗壮的横梁，它经常作为“栋梁”写在作文里，此刻，它跃入我的眼帘，我似乎觉得它在我的瞳仁里闪出光泽。

　　可，我无法把它拎出来。

　　４月份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报的是师范。老实说，并非我崇拜这个职业，当时只想着可以转户口，有工作。相比中专，它的录取分数低一些，这样更有把握。我家屋前的邻居，是村里首个师范生，暑假回来在阳台上弹琴，也不用去地里干活，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偶尔在河埠头闪现一下，也不太跟人打招呼，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生活的优越感。她被村人以“国家干部”相称，在前前后后需要流汗才能生存的村人里，她自带身份的尊贵与骄傲。

　　这场考试将决定我穿草鞋还是皮鞋。

　　母亲的原话是，考不上跟我一起握锄头，农民总有得做。

　　母亲说这话时波澜不惊，而我心惊肉跳。

　　尽管，“我们奔向２０００年”一直鼓舞着我们，可农村始终挣脱不了看天吃饭的桎梏，以及对生活只有眼巴巴的老实与无奈。

　　想喝口水，热水瓶是空的，犹豫了下，拿了搪瓷杯，吹了吹水缸上面的水，趁波纹向外推开的间隙，赶紧舀了半杯。我本打算去地里找母亲，走到一半，又折返了回来。

　　走到自己房间，床上、桌上堆满了试卷与练习题册。这些大部分是我哥用下来的。

　　他学习一向优秀，特别懂事，六岁开始能替母亲做事，把家守得好好的，我想偷吃点东西，都被他严格监控，书又读得顺风顺水，初中念的是重点学校，是班长。在这样光芒四射的兄长面前，我自惭形秽之余还带着深深的自卑。刚上初一的时候，我患了甲肝，不得不休学，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除了会背书，别无所长，数学几乎是我的梦魇。休学一年后，我央求母亲，说还是想去读书。当时我还以为会被母亲否决，我大部分女同学早已辍学在家，渐渐成为家里的好帮手，除了特别繁重的活还胜任不了，其他几乎都能接手。出乎我的意料，母亲一口答应。

　　因为有一个月的学习基础，英语学得比别人快，还有对一年来的家务活实在感到害怕，我开始有了学习的热情。母亲见我用功，一般不会来支使我。初二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我分数年段第一，可数学只有３５分，无论我怎么努力，这个瘸腿根本无法跨进师范的门。那天学校开期中表彰会，教导主任对着裹红绸布的话筒宣布成绩，我的名字回荡在操场上，我却高兴不起来。中途，我退了出来，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无限哀伤地看着数学卷上那个血红的“３５”。也不知什么时候，教数学的阮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注视了我一会儿，说，不懂的地方尽管来问。那天，我暗暗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克服数学的短腿。

　　我用的是笨办法，就是不断地做题。我哥用下来的数学练习题册有好几本。我每晚做十题，做好跟册子后面的答案对。也就一星期，我似乎突然开窍了，甚至喜欢上了数学，尤其是解出难题后那种开心会一直荡漾。

　　我倒在床上，对着帐顶放空，慢慢坠入梦里。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是母亲叫醒我的，催我吃晚饭了。我坐起来时，又一阵恍惚，看着桌上的试题。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脸上带着急切的神情。这下，我才确信自己已经考完了。

　　我说，还可以。我本想谦虚些，或者给自己留条后路。最终，我还是顺从了自己的感觉。

　　成绩得十天后才能知晓，于我无疑很煎熬。我也不敢出门，怕别人提起考试的事。母亲没让我跟她去地里干活。我在家里做些轻微的活，那些活抓不住我的心，一会儿想着自己好像漏写几个题，不由惊出一身冷汗，那种抓狂的焦躁几乎能掀翻我的情绪，一会儿又觉得答题妥妥的，给个高分理所当然，两种声音在脑里互相掐架，它们掐着掐着走进心里，继续在那里顶角，我被它们拖进了兵荒马乱。

　　坐不了多久，想去躺着，躺下没多长时间，又起来。我茫然地盯着一堆试题，它们伴我度过无数的夜晚，星光拂过，月光也侧身来过，而此刻，它们搁浅在桌上，阳光之下，如同普通纸张。有那么一瞬间，它们好像白了我一眼，我觉得我根本不会做那些题目，一阵寒意嗖嗖大踏步过来，人去楼空的崩溃紧紧拽住我。我一头倒下，劝慰自己这是在梦里。我合上了眼，疲倦在周身蔓延，接引着睡梦。初三整整一年，我一直没怎么睡过好觉，晚上不到深夜不睡的，实在困了，倒在床上休息会儿，心里还不停地提醒自己，只能一小会儿。有时，睡过去了；有时，猛地坐起来，也不看时间，继续复习，直至睡意完全将我笼罩。

　　成绩揭晓了，我以一分半之差，与师范失之交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分数有点悬，仅高出往年录取分２分，可我还是心存侥幸。当无情的结果呼啸而来时，我差点崩溃。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我也不晓得是如何把这个最糟糕的消息告诉父母的。那段时间，我天天瘫在床上，人一下子瘦了好几斤。我一想到那一分半，心如刀绞般疼痛，痛里带着懊恼，带着悔意，还带着万分的不甘。我还想到了班主任送出去的那个市级“三好学生”的荣誉，如果当时她给了我，我就可以加二十分，读师范就稳了。偏偏，她把学校给我的名额给了其他班同学。我心里确实非常恨她，但这个恨在现实面前已经毫无意义。她篡改了我的命运。我的眼泪扑簌簌地下来，滴到腿上，慢慢流到脚踝，那里布满了红色的点，密密麻麻，出疹子似的，这是蚊子叮的，晚上做作业实在困乏时倒头睡去，它们就疯狂而恣意地进攻。

　　母亲除了唉声叹气，倒没说什么，可能她也觉得我考不上的。父亲一向沉默寡言，此时更加沉默。我是个敏感的人，父母尽管没说什么，可我能强烈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失望和沮丧。更多时候，我倒在床上，有时睁着眼，有时合着眼，一直抗拒着一分半的现实。梦里也在劝慰自己这是梦，一分半不是事实。从梦里抽身后，我还得努力好一阵子才能醒来。我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抽空了，做什么事都没劲，如同挂在枣树上的布袋虫，风来，晃荡几下，风不来，悬空着。蚊帐背后的那张纸还在，右上角耷拉了下来，跟我一样垂头丧气。我伸手去扶正它，久久不松手，直到手麻木了，它再次低下了头。泪水再次沁了出来。

　　有天我正在午睡，其实，也没怎么睡，就是让自己迷迷糊糊，因为一醒我会难过，还有悔恨。这时，我被急切的叫声惊醒，是其他班的一个同学，她汗出如浆，脸上冲出几条黑色小沟，因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显得镜片后的眼睛覆了好几层眼皮。她几乎是连喊大叫，把我的名字从屋外拎到屋里，连带着自己闯过两道门槛。她说，你考上了。我弹了下眼皮，没动。我说，没考上，差了一分半。她说，你真的考上了，是中专。我闭上眼睛，说，别骗我了，师范都考不上，怎么能考上中专？这位可亲可爱的同学开始发毒誓，说如果骗我她不是人。她见我还是不信，把她父母也放进了毒誓里。我开始动摇了。她来拉我，说是袁老师还在学校等我，让我赶紧到学校去。这时，我的心开始明亮了起来，飞快地下床，推上破车跟着她一路骑到学校。确实，她没有骗我，我上了中专分数线，只不过仅多出了半分。

　　我被巨大的喜悦冲击着，回家的路上几乎两腋生风，拼命地踏自行车。到家后，发现家里人都不在，我自行车一扔，奔到地里，告诉父母，还有我哥。他们只是发愣，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在确认我是醒着，还是在做梦。我有些急，也想发毒誓，好在我没有发。最先相信我的是母亲，她绽开了笑，汗水往四面八方挤。父亲也笑眯眯的，黧黑的脸上泛起一丝红光。我哥哥用脚踢了踢箩筐，笑是飞溅过来的。那天，一家人早早从地里回来，也不待暮色四合，迫不及待炒菜煮饭。这晚，是我一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晚。

　　三天后，我去区级中学填写志愿。我也不知道怎么填，还是袁老师出的主意，说我的分数低得这么可怜，只能挑录取人多的专业。我像手里只有一块钱的母亲，在菜场里逛，最后挑了一把最便宜的菜。我填的是助产士。袁老师信心满满，说这个专业一般人不会填，你填了应该不会被筛选下来。

　　也不知哪来的底气，我一直觉得这次能顺利。

　　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我的手脚又充满了力气，替母亲纺石棉，从早纺到晚，也不觉得累，还跟着收音机学唱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外面骄阳似火，知了声如淋了雨，纺车前的“一把火”烧得我有些志得意满。我感觉自己开始骄傲了，我完全意识到这点，可我不想去改，此刻，“使人落后”已没办法挪移我的脚跟。晚上去邻居家看电视，主人客气地给我端椅子，还捧出一大堆赞美的词，我觉得很受用，它们汩汩流进心田，在那里带着沧海横流的气势，弥合过往。

　　半个月后，我跟哥每晚去村委的传达室，隔着窗玻璃看一堆信件，借着微弱的灯光，分辨并寻找属于我的信。即使落空，依然带着期待回家，顶一头的星光。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零散的信件中看到一只信封，上面只看到“干”字，后面的名被另一只信封遮住，心不由狂跳起来。我把头偏过去，想看信封的右下角，那里也遮住了大半，仅露出“卫生学校”四个字。我顿时跳了起来，大叫着这是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了。那一刻，我跟我哥贴着玻璃，贴成了猪鼻子，注视着那个信封，幸福到了极点。我们在灯下足足站了半个小时，围着那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信封，深情而幸福。

第二天，我和我哥早早地站在了村委门口，眼巴巴地等着那位胖老伯上班，一边不住地凝望玻璃后的信封，它还保持着昨晚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我的领取。日高三丈的时候，胖老伯终于开了门，我急切地去取那只信封，手颤抖着，像长了翅膀。胖老伯问，是你的信？我憋红了脸说，是的，卫校录取通知书。胖老伯露出笑容，恭喜啊，有出息。我拿着信封，目光一次次落在自己的名字上，带着滚烫，仿佛天上的那轮太阳被我装进了信封。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把信封撕得跟咬过似的，里面是两张纸，一张是录取通知书，另一张是交代我要办理哪些事。我哥凑在边上一起读，分享着巨大的快乐。我读完给我哥，他一张一张读，读得很慢，仿佛突然之间变成了半文盲。路上，我拿信封，我哥拿信纸，走到半路，我拿信纸，他拿信封，两个人有些昏头昏脑，原来喜悦也可以让人变傻。

　　大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四天晚上，我在邻居家看了一出越剧，是《范进中举》，扮演范进的是尹派小生，唱、念、做都很精湛，尤其是到了年底家里无米下炊，范进不得不抱着芦花鸡去卖，这当中作为落魄儒生的心理，演绎得淋漓尽致。我看着看着，不由感叹自己，一个月里，我经历了戏剧化的人生，初是一分半在右，我在左；然后，我在右，半分在左，之所以会有峰回路转，得感谢隔壁班的班主任施老师，我原先填报师范的时候，根本不懂填报的规则，还自作主张填了幼师。施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幼师是职高，嘱咐我修改过来，还帮我把卡上的“幼师”用刀片刮去，在第一志愿栏上填上“中专”，这也是师范不上、中专能上的原因。

　　入学前，我染了头发，因为后脑勺长满了白头发。

　　那一年，我十七岁，没有牛仔裤，离家时毫不犹豫。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