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西湖》杂志举办的首届“西湖诗船”全国诗歌大赛颁奖会上，我作为获奖者第一次见到了谢冕先生。那次，还来了公刘、昌耀、冀汸等诗坛前辈，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诗人们会聚西子湖畔，泛舟西湖，又去绍兴、富阳采了风。那时，我还在杭州大学邮政所当营业员。

　　第二次见到谢老，是1998年夏，我已在杭州日报社当了六年文化记者，刚从副刊部调到周末部。恰逢部门策划“回望二十年”系列报道，我的任务是对二十年前中国抒情诗的解放作一个回溯，采访浙江著名诗评家沈泽宜先生时，他说，关于“朦胧诗”，谢冕最有发言权。于是我跟领导请示，赴京采访。

　　我跟谢老约了时间，来到北大中文系，谢老已在办公室笑吟吟等候。当我从纸袋里取出了伴手礼，一盒西湖龙井、一包临安笋干时，谢老收敛了笑，我心忐忑，不知出了啥状况。哎呀，卢文丽，你怎么能把茶叶和笋干放一起，会串味的呀！谢老软糯而爽朗的福建口音，让我顿时红了脸。谢老细腻耿直的性格，也给我留下深深印象。

　　作为中国诗坛的领航人、护航人，谢老慧眼识珠，发掘了“朦胧诗”所具有的创新性、探索性。谈起“朦胧诗”，谢老说，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起，现代主义诗歌一直没有藏身之地，朦胧诗的出现让他觉得，这些诗正是自己盼望的：

　　1980年4月，中国新诗研讨会在南宁召开，只有我、孙绍振等人站在“朦胧诗”一边，大部分人都持指责态度。《光明日报》向我约稿，准备报道这次会议，5月7日我的一篇3000字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了，文章一出，没想到反响极大，邵燕祥戏称该文是“谢冕的五·七指示”。后来我因支持“朦胧诗”，被点名、批判，幸好我挺住了。

《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谢老将“朦胧诗”的崛起，看作对“五四”诗歌传统的一种回归，堪称当代诗歌批评史上的经典文献。

　　谈起与“今天派”诗人的渊源，谢老说最早是1978年冬，当时只觉耳目一新，后来又在一次会议上，看到北岛、芒克背着书包，在会场外的寒风中卖《今天》。认识杨炼，谢老说是因为徐迟，因为他和徐迟是忘年交，而杨炼是徐迟的外甥孙，那会儿，杨炼刚从内蒙插队回来。谢老逐渐结识了“今天派”诗人，家中常常高朋满座。

　　那次也谈到了顾城。谢老说，顾城随父亲从干校回城后，在街道当木匠，曾寄材料给北大说想来念书，材料转到系里，他代表中文系约见了顾城，顾城给他看的是那首《无名的小花》，笨拙的字体，写在活页纸订成的手抄本上。

　　我告诉谢老，1993年秋，《杭州日报·下午版》创刊，我赴深圳采访’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在组委会泡了三天。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作家文稿在组委会堆了几麻袋，顾城的《英儿》是当时的热点。我通过诗友、《北京青年报》大仙，联系了顾城的父亲顾工，做了电话采访。活动在竞拍前突有变故，顾工拒绝记者采访，竞拍作品也减至10部。活动被定为一次内部实验。

　　临别，谢老关心地询问了我的创作。我说虽然工作很忙，但没放弃写诗，不久前有组诗获了《东海》“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优秀奖，跟史铁生、余华一起上台领了奖。谢老听了很高兴，鼓励我好好写，并说写诗是一辈子的事。

　　那次，我还采访了诗人芒克、林莽、唐晓渡，并在作家出版社袁敏老师陪同下，上陈祖芬家做了采访。回杭后，《朦胧诗：吹响文学的号角》一文，发表于1998年9月4日《杭州日报》西湖周末版。我给谢老寄了样报，谢老回了信，并寄赠我一张谢烨顾城的合影。

　　之后，时光便像流水一般过去，跟谢老见面虽少，心中时常惦记，偶尔也通信。谢老信中曾提到，为《西湖》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写了文章；提到某篇文章中，引用了我写的纪念昌耀先生的材料，问我看到文章没，不久寄来复印件，那是谢老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诗卷》撰写的导言。

　　谢老用的信封和稿纸，大多搜罗于其下榻的各大酒店，看得出谢老环保意识之强。比如，信封为“新疆乌鲁木齐环球大酒店”，信纸为“北京西直门宾馆”，信封右下角，则端正署着谢老手写体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字样，以及邮编和姓名。

　　谢老记性极佳，曾在信中提到我们在杭州的一次见面。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潘维把我们一行引到一个繁华的歌厅，有林莽、杨克等人，作为主人的潘维因为过于盛情，醉酒而呼呼大睡，我们这些客人也觉着没趣，就散了……”

　　谢老对杭州情有独钟，称西湖是他的“最爱”。谢老说：“杭州是诗的城市，对于杭州的诠释，只宜于用诗，而不宜于用散文，尽管用散文有写得好的，如张岱——但毕竟杭州是属于诗的。”

　　谢老曾在信中向我透露过一个小“秘密”：

　　2008年春，谢老牵头组织编选的《中国新诗总系》，历经多年，修订完成，全体编选人员在杭州举行了定稿会。会后，七十八岁的谢老，悄悄从柳浪闻莺出发，绕湖长跑一大圈，出发时日正中天，返回已是晚霞满天。谢老首访西湖是1957年，半个世纪后，他以绕湖长跑一圈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新诗总系》夙愿将酬的欣慰。谢老说，这事儿他没跟任何人说过。

　　2009年冬，我的诗集《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出版，我给谢老寄去诗集。谢老夸赞这本诗集是我从事创作以来，做得非常漂亮且意义深远的一件事，为此专门撰写了评论文章《撒遍西湖都是诗》：

　　……这是一番艰难的诗意的寻觅和发现，也是更加艰难的诗情的再阐释和再创造。这一切，最后经过诗人的工作，把西湖纷繁的美，“定格”在这本诗集中了。我们应当感谢文丽为此付出的辛劳。

　　她倾注了毕生的诗学积蓄和体验，采用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包括“五四”以来诗人们践行的自由和格律的诗体。就在这样的写作中，她体现了一位诗人的成熟。

　　谢老的表扬让我汗颜，我将之视作勉励，不敢稍懈。谢老此文，跟陆士清、莫言、柯平、潘维等作家朋友们的文章，在《文艺报》登了一整版。

　　2017年底，我的诗集《礼——卢文丽诗选》在北京小众书坊举办分享会，之前，我去探望在京住院的复旦作家班老同学高福亭，老高是鄂尔多斯人。分享会那天，恰是立春，谢老应邀前来，面色红润，笑容依旧。谢老不仅来了，还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走到话筒前，也不坐，从西装口袋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

　　三十年过去了，我发现我当年所认识的诗人已经成熟。她把她所经历的人生予以浓缩和提炼……对一位诗人来说，情怀甚至比技巧更重要，技巧是后天的，可以学到，而情怀学不到。

谢老这篇《倾听卢文丽》的文章，后来也发表在《文艺报》上。

　　谢老一辈子写诗、评诗、教诗、选诗、研究诗，为中国当代诗歌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诗坛泰斗，他历经世事，依然葆有一颗童心，更时时用温暖的心，鼓舞提携后辈。他支持“新生代”诗歌的崛起，提倡“新诗要与古诗和解”、新诗的“变”应是“恒常”的状态，鼓励作家要提高综合素养，勇于挑战自己。谢老热爱生活，谈起馅饼大赛令人垂涎；坚持晨练长跑，几十年如一日；七十岁后，还三次徒步登临岱山顶。谢老的声音总是兴致勃勃的，衣着总是儒雅得体的，待人总是真诚坦率的，他的文字更是有亮度、有温度的。

　　去年，谢老不慎摔跤，术后居家养伤，坚持锻炼，自己做简单的饭，自己洗脸、沐浴、洗简单的衣物。谢老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实现自我康复，他的身上，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想，这可能跟谢老当过兵有关。

　　去年，年逾九旬的谢老出版了诗集《爱简》。这些诗，是谢老的“青春之歌”。谢老说：“因为追求理想遇到挫折，我就想到诗歌，诗歌让生活有意义，诗歌给我自由。”

　　没错，文学就是不甘于命运的一种反抗，文学的魅力又何尝不在于此：一种越挫越勇永不言败的魅力。这年头，有人把文学当工具，有人把文学当炒股。我想，文学终究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炒的，更不是用来谋利的。真正的诗人，越是处于逆境，越会葆有一颗沉静之心，这样才不会被外境牵着走。真正的诗人，更当以苦难孕育出来的美与善的诗句，去温暖和滋养更多的人。这是一种反哺，亦是一种归真。

　　行文至此，我联想起那个暮春之初，谢老在西湖边奔跑的身影。我想，谢老的脚步，一定如春燕一般轻捷；谢老的心情，一定如鸟儿一般畅快。我想，古老的浙江大地、美丽的西子湖畔，不仅曾留下“诗人市长”苏轼、白居易的诗句，曾留下徐志摩、艾青、戴望舒、林徽因等几代中国新诗创作者的足迹和歌吟，也曾留下为中国新诗奔跑了一生的谢老的身影。湖山有幸矣。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的这首《定风波》，我很喜欢，也常常让我想起谢老。诗歌就是谢老心灵的故乡，他的傲骨与才华，他诗意而温柔的灵魂，恰似岭南傲雪的梅枝，笑迎春风。

　　衷心祝福亲爱的谢老，健康长寿，诗艺常新。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