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蔡国强出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1981年至1985年，蔡国强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这期间，他曾到青藏高原、“丝绸之路”旅行考察，拿画布到岩画上去拓，然后顺着画作的痕迹用火药爆炸，从而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
1989年至1991年，蔡国强就读于日本国立筑波大学综合造型研究室。1993年，受法国卡地亚当代美术基金会邀请，在巴黎进行创作活动；接着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邀请，参加纽约PSI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工作室计划，创作一年。从此定居美国，在纽约专心从事艺术创作。
到2005年为止，蔡国强已经在中国、美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加拿大、奥地利、丹麦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办过三十多次个人作品展。中国以外，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一百多个重要的美术馆、画廊发表和展出各类作品。应邀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约翰内斯堡双年展、惠特尼双年展、澳大利亚亚太三年展、悉尼双年展、横滨三年展、里昂双年展、上海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巴塞尔博览会、墨尔本艺术节等国际知名大型展览，获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等重要国际艺术大奖。
在海外发展的中国艺术家中，蔡国强是极富争议的一位艺术家。靠“火药爆炸”“中国文化符号”，靠《龙到维也纳旅游》《威尼斯的收租院》《草船借箭》，《龙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等一系列带有很强中国文化概念的艺术作品，蔡国强在世界艺术领域和艺术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世界艺术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自从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特效总设计之后，蔡国强再次受邀，和张艺谋合作，承担了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特效总设计工作，为了专心工作，蔡国强索性在老城区买了个四合院。这个四合院在沙滩的巷子里。
“蔡国强的作品常常是多义的和多重方法的。他时而用诗和故事，时而用抒情的感觉，时而用一句笑话去构成作品。他运用观念，但他做的却不是观念艺术，而是背靠中国文化传统。在作品里，他以方法的多样和杂乱来探索世界深层的混乱，在混乱的背后去寻找有机整体的宇宙观。他的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样，自由、轻松、诙谐，是富有诗意的、不拘形式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旅法艺术策划人费大为这样解释蔡国强的艺术作品，我以为是合适和准确的。
民族的脚印，自己的脚印
张英：开幕式你是在哪里看的？
蔡国强：我在控制室、张艺谋的指挥台和天气预报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天气非常重要，下雨影响到的不是焰火，是点火。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李宁点火那个槽没放下来，因为它很容易烧着，所以要防火，不能让焰火把它点着了。如果下雨，就等下完了再打开；如果不下或者很晚才下，就是打开也来不及了。当时气象方面在打炮弹人工驱雨，后来我看报道才知道，炮弹从六点多一直打到晚上十二点，打了一千多弹。起初说石景山有一个云团会飘到“鸟巢”这边来下雨，后来给打下来了。不过这也是天气帮忙，云层要是厚一点也没办法。中间有一阵子，我们已经准备好要给运动员发雨衣，但一万多雨衣发起来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运动员的身体是最重要的，他们来北京是为了比赛拿金牌，不是来看唱歌跳舞的。
张英：你在火炬点火和放巨人脚印的时候紧张吗?
蔡国强：脚印我不是很紧张，因为之前我们做了好几次演练。脚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莫名其妙地有一点伟大感，也有民族的自豪感。这个脚印是我们民族历史的脚印，从北京中轴线上延伸出来的民族历史，包含着北京申奥的漫长历程，又呈现了奥运国际的主题。这个创意2005年提出的时候就得到了奥组委的肯定，几次向中央最高领导汇报，也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脚印最早想得多一些，但安保问题比较大，因为一路在马路上动用这么多大炮，会有安全隐患：中轴线上一是人口多，二是文物多，也有加油站和医院，又因为是第二十九届嘛，所以后来削减到二十九个，这样就增加了安保的可控制性。技术方面我们也进行了改进，我们把脚印增长到了150米，发射点少了，脚印就变得更大了。
张英：那么让你有压力的还是火炬点火？
蔡国强：点火牵涉到八个部门，首先主火炬台要立起来。它原先是藏着的，我们要确定不管什么状态最后都要把它立起来，即使停电也是；要把李宁吊起来，车要能推得动，不能卡，速度要和录像的速度保持一致，均匀前进；录像也要能放起来，要不然就白跑了。画卷的创意从开幕式一开始保持到结束，是中国人在诉说一幅历史的画卷。
这就是国家作品和艺术家作品的不同。艺术家作品是要保持真实，而国家作品则要考虑到坐在现场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感受，运动员也在场，有些东西就没有必要说那么多了。还要考虑音乐和灯光，八个部门就都要考虑这些问题。
张英：那个拉着李宁的车完全是电脑控制吗？
蔡国强：是电脑控制，但是为了防止它出故障，下面也有人在跑，一旦电脑出现了问题，就有大概八个人推着这个车跑。他们这样推着跑一圈很累，跑完以后就得休息45分钟，排练的时候试过。
一个月左右的排练时间，李宁几乎每天都来。我们起初是在外地工厂试验点火材料，试验的时候都是由我来点火的，只有我检验过安全的材料我们才运到场内来。
张英：你手上这一块是怎么回事？
蔡国强：就是试验的时候给烧了一下。我给李宁讲点火，上去要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很认真地听，非常冷静，听完就安心了。不过被火烧的事情没有跟他说（笑）。火喷出向前的时候，朝后有动力，我就是被这个动力打到的，后来我们在点火槽上加了两层挡板，又加网，一定要让火烧到里面，让火焰不管是向前还是向上都不会烧到他身上，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了，所以没有跟他说。
李宁需要我讲解得很细。他很认真地问了我，要点多久火才能烧起来，烧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迅速看到烧起来了；火炬拿开后，火多长时间烧进去。我们设计的是有一段慢慢燃烧的过程，刚开始是一秒一米，后来到五米、六米，接下来就是一秒二十米的速度哗地烧起来了，后面这个火药动力很大的，而且我们也把材料拿给他看了，是透明的膜，因为要让他看到点火的时候点在哪里，那一块是像塑料一样的，以前是用在火箭发射中的，它的优点是无烟无毒，下雨也不怕，是防水的，但是缺点是燃烧起来比较慢，因为它是一个膜慢慢烧的，我们在膜里面要加好几条无烟发射药，通过调制配方能够使燃烧速度越来越快，我只是提创意和要求，具体的配方由专家来研究开发。
张英：很多人在李宁点火之后都在纷纷问火是不是把李宁烧着了，火看起来很凶猛。
蔡国强：一定要凶猛！这么多棒传来的火炬，又在鸟巢上方跑了三分钟那么久，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地方，应该有一种爆发力。点火时刻是很多个指令同时下，一个是陈维亚，李宁戴着耳麦，他要给李宁下指令“点！”，李宁才能去点。同时我们还有遥控电子点火装置，如果李宁点不好的话，就用这个装置，这是以防万一。等烧到了燃气材料的部分，火才算点着，所以燃气公司的人要看到我的火上去之后同时开瓦斯，把瓦斯点着，所以现场是一大群人在那边分秒必争地盯着。
张英：你刚才用的这个词“我的火”非常有意思，虽然看起来这是个一气呵成的过程，但实施上分成了几个部分，火炬的火，“你的火”——也就是传送的火，最后是燃气的火。
蔡国强：而且这几部分的火焰看上去颜色都要很像，我们现在呈现的颜色完全一模一样。我自己作为第190棒火炬手，在北京参加了火炬传递。跑那天我最大的体会是，这个火是千山万水从希腊送到北京来的。此时此刻它到李宁的手上，我不要让它点不着，所以我跟张艺谋说我会尽量让李宁点，折腾一会儿也没关系。张艺谋说，那就10秒，如果他还点不着，你就下手（笑）。但我肯定是会撑过十秒，即使有个挣扎过程，也要让人看到点火不是那么简单的，最终点起来时很有快感。李宁点火炬的状态很稳健，没有摇摇晃晃。我没有数那个时间，大概是过了有五六秒，上面有人观察，告诉我消息，所以我知道应该会点着的。我一直在那憋着。
张英：是不是心里数着再过四秒就得用遥控？
蔡国强：我不会去数秒，我永远看感觉。就是在等待，把自己当成观众，我的感受和观众一模一样。
我“自投罗网”而来
张英：你和张艺谋之间的配合是怎样的？
蔡国强：2004年张艺谋去纽约，到我工作室来，跟我说奥运我们一起来做。2005年我们都在竞标，他有他的团队，我们也做了一个艺术家创意团队，后来张艺谋拿到开幕式总导演之后，又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创意团队，我们会就各种事情进行争论，当然最后还是张艺谋决定，我觉得一个晚会应该突出一个人的品位，形成一个风格，不能杂。我们出谋划策说了很多世界艺术的观念、多媒体技术的用法，还有行为艺术等等，使我们的演出有很多现代艺术的元素，像那个从平面里拿出来的五环、和平鸽、大脚印、运动员踩出来的画等，让一万多运动员参与绘画过程，都是从现代艺术学习的。一个行为、一个观念可以带来诠释晚会主题的新鲜角度。张艺谋很聪明、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给他介绍什么新的东西，他很快就能理解是怎么回事。
张英：你也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你们的合作可以达到很默契吗？
蔡国强：因为我很清楚我的目的是什么，从开始我们就明确提出来，我们不参加总导演的竞标，我们只是来帮助总导演提高晚会的艺术性、现代性和国际性。以前和其他人做活动，都是以我这个艺术家为中心，比如我一个人的回顾展，美术馆的好几百个工作人员就要为它工作好长时间。但在奥运这件事情上，我是支持由张艺谋一个人来拍板，形成一个风格。
张英：你对开幕式评价如何？
蔡国强：评价会有变化，因为我们一步步过来，知道以前有哪些亮点，哪些可能更好，哪些有可能改了不如以前了，所以比较会缅怀过去。但是观众进场以后，那个时刻就会想到这就是真实的存在，会承认这个现实，我自己会被人们感动，改变对过去的看法，想到可能现在的才是对的，因为人们都那么喜欢。人们是靠忘记来保护自己的，不大会忘记过去的人是比较痛苦无聊的，哈哈，当然这是说严重了。
张英：可能有些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蔡国强：不仅是其他人，我们自己都对开幕式有不同看法。不过盖个虚的大帽子是没有用的，还是要回到事物本身。奥运会开幕式，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个什么样的舞台，不要先批评说，蔡国强为什么可以在西班牙中午十二点炸出一个黑色的彩虹，可以每天中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炸出一朵黑云，给“9·11”后的城市一个阴影，奥运会开幕式为什么不做这些而去做脚印呢？首先要承认，奥运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选择根本不做，但如果你要做，就要恰到好处，这是前提。其次始终都要记得既要表现中国的古代文化，又要现代，还有对世界一些基本主题的关怀，比如地球一家、和平、梦想等如何去展示，之后还要考虑到有四十几亿观众，不同年龄、不同种族……这件工作是很难做的，可能做了一个晚上，最后跟艺术没有任何关系。我这样的艺术家等于是“自投罗网”，来为国家做贡献。有人问我“爱国”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享受，我挺享受能给国家出一点力的幸福感。假如奥运在北京举办，我是在外国某个国家美术馆给我租的高级饭店里跷着二郎腿看奥运会、品头论足，说怎样做更棒，我会感到这是一个比较寂寞和伤感的事情。所以做奥运是一种享受。
张英：如果有人说你风凉话，说你调门太高了，你怎么看？
蔡国强：我在外国也会跟其他国家政府合作。我也和很多地方的民众走得很近。我本来也把盛典当作一个艺术主题在研究，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一个展厅做的就是盛典。
张英：但参与盛典是否距离你的艺术最远？比如焰火，其实像迪斯尼这样的地方做出来的焰火也非常漂亮，尽管设计者也许没有艺术家身份。
蔡国强：做这种盛典的确距离我自己的艺术创作有一点远，但是我的焰火肯定比迪斯尼的焰火更有艺术性，我的焰火设计、造型是能带动主题的，比如说最后放和平鸽，鸟巢的东西两侧是高出来的，就像翅膀，还有国旗升起来的时候，我用红黄两色代表国旗。更别说大脚印，在一分钟穿过这个城市，即使不去说它表现什么，甚至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景观艺术、观念艺术，或者西方说的大地艺术。大家会问为什么要在奥运会做，但是想想这平时能做吗？这都不能说是完全无观念的。它既然是观念的，就会跟那个时刻发生特定的关系。
奥运开幕式
张英：你以前经常强调艺术可以乱做，但这次你没说乱做，只说是难做。
蔡国强：这次确实是不能乱做，不过我以前说艺术乱做也不是把事情做混乱的意思，而是说，不要把事情都想出一个伟大的意义再做，有时候不伟大反而会真实。这样的理念也会对开幕式有意义，小女孩《歌唱祖国》，就是故意不要用一个伟大的方法来处理，而是用比较亲和的方式，把镜头切到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那里。整个晚会也有这方面的闪光点，你也不能说，为什么没有从头到尾都亲和？毕竟这是盛典，要能登上大雅之堂，全部靠观念是撑不住的。多媒体是冷的，一定要有人，人本身就产生能量，人的肌体、声响、气味是最敏感的，这一点是晚会不能离开的基本法则。
张英：有人觉得下半场闷一些。
蔡国强：下半场比上半场闷是艺术界的看法，也许外国人看起来就感到下半场很有人气，又是打太极，又是做鸟巢，是他们国家的文化很难达到的能量；就算是团体操，我觉得开幕式做的也把这个东西往前推了一步。很长时间我们不想碰太极，可能觉得它是一个没有创造意义的符号，但是后来每一次彩排在现场看，我想如果要向世界传递中国人的精神的话，不一定用新招，旧招能传递精神也很好。通过这么多人打太极，表达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歌颂。打太极时有一群小孩子在画画，这是张艺谋的创意，想两种空间同时进行。
小男孩的梦想史
张英：我记得你以前曾经做过一个火药的作品，是坐在爆炸物中间，等待爆炸发生。
蔡国强：这是1992年，在德国的军事基地里面做的，一个记录地震时心跳的作品。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焰火，我更喜欢火药，喜欢爆炸瞬间产生的能量，它的破坏力是针对我自己的。你看我说话一板一眼的，做艺术也是比较拘束的，从我开始学画画，我就不像别人那样耍得开，想事情比较理性，所以我去寻找一个不好控制、破坏我设想，对我设想有干扰性的材料和能量，它可以使得我的东西有意思起来。
张英：那么玩了这么多年，我想知道你和火药的关系可以多么亲密？
蔡国强：火药肯定不能比喻成老婆，它可能像是初恋的人。
张英：初恋？那这个初恋时间很长。
蔡国强：因为很难控制，总碰到新鲜的对手，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地、不同压力、不同材料、不同温度和湿度的情况下创作，总是一次性的新鲜状态。对方是一个很重的主体，画画用颜料可以改、可以覆盖，但这个不行。这个材料能唤醒你的危机感的，不要把它当成你口袋里的手帕。我很多烟火商朋友都出过事故的，你以为你全懂了，其实随时都有可能栽跟头，这种材料的魅力永远让人感到吸引。
张英：刚才说到的作品里，好像你的心跳在爆炸发生的时候没有变化。
蔡国强：那个作品我当然是在有意修行了，尽量让自己放松。但是平时我还是很紧张，点火的瞬间我会感觉一片空白。爆炸之前是有一个顿白，火药能量在积蓄，然后再炸开。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张英：你中学时是不是喜欢化学？
蔡国强：完全不行，物理也不行，我有想法，但技术方面我都要问专家。
张英：不过在做了奥运和古根海姆的展览之后，你还期待什么？
蔡国强：别人问我对自己回顾展的评价是什么？我的回答经常是，还挺能整的，做几十年还不疲倦，每一次自己都很过瘾。所以我期待我还能整下去，艺术家不能累。
张英：如果经历过很多很高的兴奋点，是不是不太容易再兴奋起来？
蔡国强：不一定。我从中国文化里受益最多的是它的包容性，不是草船借箭、火药这些符号材料，而是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对自己变化的包容。我做大事之前把它看成一场革命，如果做小事，就看作在沙发上跟人家谈天，都有它的心跳和过瘾之处。
有人问我开幕式之后做什么，开幕式后就是闭幕式，然后我就想找些漂亮的模特，用炸药炸出人体的形状。奥运做得很大，炮弹咚咚地打，所以我就想回归纤细的东西，用火药炸出人体的形状，头发、皮肤的感觉。火药很暴力，但是它出来的瞬间是优雅也是细腻的，这很不容易。我一直希望自己掌控自己做什么，一直都是在“自投罗网”。人们容易把我和火药联系在一起，其实是用火药后面的哲理和方法论，去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张英：什么样的方法论？
蔡国强：就是在时间里面，能量是变化的，不可控制。比如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收租院，后面的泥塑在干，前面的泥塑已经在剥落，所以这个装置是会走向腐败的。
张英：古根海姆的展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蔡国强：这是一个回顾展嘛，就是说没有新作品；如果说有新的东西，就是可以通过旧作品讨论学术上的意义，做一些整理。不过我没有从这些整理得到多少好处，都是评论家和美术馆方面在做。
张英：那是他们在为你打工啊。
蔡国强：应该说我是他们的作品（笑）。但整个展览放在一起我有些体会，以前我的东西有很多“凸”的，爆炸、装置都很张扬，但现在作品放在一起，堆满了十几个展厅，反而看到了“凹”的东西，看到了我作品里的伤感和寂寞。我自己参加展览，隔壁展厅经常是毕加索啊塞尚的作品，我去看他们的作品，不是看他们有多了不起，而是看艺术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困难，做不下去就转向，或者退回来。每个时期艺术家的方法论都不同，但是他们的寂寞和彷徨，对自己所做事情的摇摆或者欲望、信心之类的都是一样的，我可以很敏感地看到这一点。我在自己的展览里成为自己的观众和研究家，看一个旅行的故事和意义。
张英：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旅行的故事呢？
蔡国强：因为我从家乡走出来，到上海，到日本，又到美国，走遍了全世界，我一直生活在动荡和旅行中，客居在这个世界，好比不同的船停在不同的港口。
张英：也就是说这个展览也是你的心灵史。
蔡国强：是，也是一个男人的浪漫史、一个小孩子的梦想史。一个喜欢做梦的孩子从小梦想在天安门广场做一场盛大的焰火大会，但是没有人看，安安静静一个人都没有，只是焰火。我到长大，很多次做爆炸、焰火的时候，还是认为那是最棒的境界。后来我在意大利小城托伦多的一个大墓园做一场烟火，就是给坟墓里的人看。第二天我在街上走，就有很多人过来跟我说，昨天我妈妈看到了焰火，太谢谢你了。这就是中国男人的浪漫。
张英：这次在天安门不是放了焰火了吗，算不算完成了小男孩的梦想？
蔡国强：但这次有很多人看的。本质不一样，那是不存在的焰火晚会，它只会在你的心里，在不同地方影响你的艺术。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嘛，我小时候受到美国登月的影响，为自己比较瘦弱而悲伤，觉得自己到死都做不了宇航员，不会到宇宙去。因为有这样的伤感，你会寻找一个你可以离开重力、在时空隧道随意来往的方法，这就是艺术，它可以帮助你往返于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精神层面、不同的文化，以及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这样说可能比较阿Q，但我确实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的理想影响着我的工作。
从奥运会到建国60周年联欢晚会
张英：建国60周年联欢晚会，这个活动怎么找到你的？
蔡国强：国庆这个活是刘淇找张和平，希望他、张艺谋和我做这个晚会。张和平、张艺谋和刘淇见过面，答应接手这个活。奥运会忙完，我去了国外，忙我在日本的展览。他们后来找我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谈这个项目，张和平告诉我，刘淇说你在奥运会的时候看上去意犹未尽，所以继续让你好好地展示你的才华。
我们的奥运会搞得很成功，艺谋在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了英雄，奥运会在国内被人喜欢，在海外也反应很好，尤其是在美国。美国是非常大国主义的，他们看我们的开幕式都感觉美国人做不出来。美国做这种大型活动最牛的人，她都说，开幕式这样的水平美国人做不出来。美国的NBC因为转播开幕式，得了包括艾美奖在内的好几个奖，其中Peabody（皮博迪奖）的学术专业性在新闻媒体界地位很高，之前它从来没得过，可以感到开幕式得到了美国文化界的认可，艺术家们也算不小心为自己做了有艺术价值的创作。
我的意思是，奥运会做完了，再做国庆节晚会，不一样。奥运会跟国庆节不一样。奥运是一个文化盛会，是全人类的盛会，你很想让人看到中国人的美学、思想的创造力，利用这个开幕式对中国过去的优秀文化有一些歌颂、回顾，对中国文化和未来有一些思考和展望，展现了中国人积极向上的创造力。但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些反省：中国的未来应该在世界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东西稍微少了一点。如果奥运会开幕式能够让人看到这些，会让人感到中国更了不起。
张英：你不愿意掺和这个事，后来怎么进来了？
蔡国强：当时我就认为，这种事情不能再做了。因为国内这种事情一接下来，你不能光出创意，还要管执行，有些事情不一定是自己对，有时候是别人对，要一个个事情跟人家去试验、去论证，甚至很多时候要和人家争论、坚持，才能够一步步把它变成现实。焰火燃放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或者它本身在公共场合是不可靠的。它对于艺术家是可以冒险做的，但对于国家是不大容易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一方面要坚持，一方面要依靠科学，一方面要通过反复的试验和论证，让政治决策人能够安心、支持你做，所以要花很长时间。
因为张和平和张艺谋都答应了，他们很为难。“中央领导也说‘突出焰火，强调联欢’，报纸都这样写。老蔡你不搞，而我们又不懂——”艺谋又说，我要不参加，他也不干这个总导演。因为国庆是一个焰火晚会，我要不参加的话，等于把他也给坑了。如果我不参加，他们让我推荐一个人，我不知道推荐谁。后来我就说我要么做顾问，给大家出出主意，但是不承担责任，也不管这个事。后来艺谋又跟张和平说，他也要当顾问。我当顾问还行吧，他当顾问就麻烦了，人家就是要他一个名字在那里坐着。
后来张和平对我说，先别说顾问不顾问，先把事情给做起来。我就想跟他们开几次创意会议，搭出一个基本的焰火架子，然后再把焰火的几个亮点做出来就走了。
但到后来，有些事情只能我自己做。比如说，要做三幅那个网幕上的火药绘画。第一幅是叫“锦绣河山”，又叫“江山万里图”，他们找了国内很多画家，画各种各样的风格。但因为这是火药绘画，不是水墨画，他们画得太复杂了，要卖弄技巧、艺术造诣什么的，画出来的画根本炸不出来。我只能接着做，自己画了草稿，先炸出山，再炸出树，然后再炸出太阳，还有什么倒影、瀑布，我在工作室的电脑上做出动画，色彩、设计啊什么的，稿子一拿出来，焰火公司马上就会做了。
既然这一幅做了，那一幅也做了，就一步步只能做下去了，比方说一开场，刘淇宣布晚会开始，点亮六十根烛光焰火，“砰砰砰砰”打出来，这是一个温馨的、别致的开始。节奏是怎么打的，什么形状和颜色，都要自己去江西、湖南的工厂反复要求改进。最后，我就彻底进去了。
张英：在天安门和长安街放焰火，难道对你没有诱惑力？
蔡国强：有啊，当然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天安门广场，还是热血沸腾的。你一方面是被它的大小感动，另外一个是对它的文化历史的感慨，这个广场包含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包含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你会有很多感慨，就会有一些想法，艺术创作激情就会来的，还会膨胀，会激情澎湃。
张英：奥运的时候，张艺谋遇到领导一些和艺术相悖的东西，最后都是他来妥协，或者说他不妥协的时候，先做出来大家看，最后领导觉得不好再改回去。你有这样一个过程吗？
蔡国强：没有。这一次我主要就跟市委打交道。因为国庆晚会三大块，一个光立方，一个焰火，还有一个是群众联欢，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在做的。我这个团队是焰火团队，有焰火指挥部门自己一套完整的系统，一直要独立到北京市委去汇报，到中央、到中南海去汇报，整个焰火自己相对独立。
因为这一次焰火相对独立，偶尔跟表演有一些配合。比如演员表演到什么的时候，表演到“祖国万岁”，我天上给他个笑脸，配合他们的音乐什么的。
张英：奥运的时候是有框的，国庆的这个框大么？
蔡国强：没有框。他们只是说几点开始。我们去创意。
张英：奥运让他们放心了。
蔡国强：对。
张英：你和张艺谋之间的配合是怎样的？
蔡国强：挺好的。张艺谋反应极快，给他介绍什么新的东西，他很快就能理解是怎么回事。这次我们不像奥运会开幕式那样总待在一起，从规模上讲，国庆晚会比开幕式要简单。他忙里偷闲拍电影，我也在办自己的展览。
在长安街上炸出60只和平鸽
张英：你的焰火和以前的联欢晚会焰火有什么不一样？
蔡国强：我们比以前的节庆更有主题理念，更有艺术形式。以前都是找几家焰火厂家，然后产品不要出事情，随便来放。我把天安门烟花燃放的历史档案都拿来看，每次都一样，一段段，巨龙腾飞、祖国万岁、光辉灿烂。一段段都是这种名字，内容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时候都放花，大放花。
张英：国庆转播比奥运开幕式多了一个空中拍摄。
蔡国强：鸟巢当时也有空中采访直升机，只是不能在市区飞。
张英：主办方和组委会都把“光立方”、长安街上燃放的“和平鸽”当成晚会最大的亮点，你满意吗？
蔡国强：当然，“光立方”这些形式也不能说不好，但你要认真去跟奥运会开幕式里的活字印刷相比，它还缺乏更神奇的东西。
后来我就想，要不在白天的阅兵路上，从长安街的西边顺着阅兵路走到东边，建国门到复兴门，白天经过很多飞机，晚上放一串和平鸽飞过去，经过天安门上空。这样就跟我上次奥运在中轴线上燃放、从南到北贯穿的29个大脚印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亮点出来以后，中央领导很支持。这个创意的实现需要你把整条长安街都控制起来，很多警力要去控制，才不会伤人，而且路上有很多文物，都需要保护。这方面费了很大力气，真是以人为本。
还有一个是还没决定参加就想好的创意，上千人在“光立方”上喷烟花写出“人民万岁”四个字。我们这次在技术上也有升级，就是以前奥运我们的大脚印、倒计时的技术，60周年的“60”在空中很容易画出来，只是像以前的倒计时，我不想那样“60”“嗵”同时起来，这次还开发了更是世界首创的立体“60”，垂直爬升上去再消失，在科技上比前一年又高了一筹。
张英：怎么个“以人为本”？
蔡国强：2008年奥运，我们的焰火燃放相对是容易很多的，但是国庆晚会就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焰火燃放和排练的次数、时间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天安门周围的民众，一个个都要关照到，不能让他们受到惊吓。不能给生病的人带来什么危险，做了很多工作。从区政府到居委会，要一家家去解释，什么时候会燃放，不要被吓到。国庆那天，我们在天上要打12寸的弹，因为尺寸越大，效果越好。但是焰火弹大声音也大，会影响那一带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办法，焰火弹被减到了8寸，另外要保证它不能掉下来爆炸，还要保证艺术。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永远是安全第一，艺术兼顾。
可是，安全不能变成艺术，但艺术要是没有安全又是白搭。后来公安部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安全监督小组。以前是北京市自己就可以做，现在是更复杂了，所以要一家家上门拜访。楼顶有燃烧物的，要帮他拆了，拆不掉帮他盖防火布；盖了还要有人在前面值班，要有灭火器。
多层次、全景式的焰火艺术表演
张英：安全上的考量会限制你的作品发挥吗？
蔡国强：当然有影响。开始我是想在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上面都燃放焰火，整体设计是两个U形的。一个U形是在天安门场内及楼顶，打低空烟花和一般的花束；另一个是前门和箭楼之间马路再形成一个大U字形，打很大的礼花到空中。两个U字可以对话呼应，这样气势就出得来，艺术节奏也出得来。
但因为两侧国家历史博物馆还在建设中，经过了多次协调，很多部门还是不同意在工地燃放焰火。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天安门两侧就比较单薄，依靠一点点高空弹，利用天安门两侧的56根民族柱放一些小的烟花，跟场内的表演互动。
张英：去年29个大脚印播的是电脑图，今年的鸽子是直播吗？
蔡国强：大脚印直播中也有一些现场同步镜头，只是后来人们以为全是电脑处理过的。现场那天是有燃放29个大脚印的，但是国际转播公司BOB担心直播效果不好，所以用了一些备播带。这个我和艺谋都已说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既要对十万场内的人负责，对马路旁边将近一百万现场看得到的民众负责，又要对世界几十亿民众在电视上看得到很好的效果负责。这就是艺术家的两难。
但这次基本上是全国老百姓看，所以我们就加强转播，不做备播带了。那天如果阴天，云层很低，就可能看不见了。
张英：网幕绘画焰火的设想是怎么出来的？
蔡国强：整个焰火晚会有点像一种多层次、全景式的焰火艺术表演，中间的网幕可以说是幅焰火绘画。2008年我在日本拿了广岛奖，在广岛美术馆墙上挂了张纸，美术馆地面灌满了水，人可以看到倒影，我在它上面做了一个45米×4米的巨大火药绘画，做出江山的效果图，那个作品叫作《无人的自然》。
张艺谋他们都很支持做这样的作品，它就成了联欢晚会表演区的主视觉。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烟大，如果“十一”刮的是南风，在天安门城楼看到的会都是烟，那个画烧得可能就是雾里看花；如果风向北刮，那这个画就很漂亮。焰火就是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很大，风可以决定作品最终的效果。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在天安门广场上放焰火，有巨大的烟出来了，这是一个事实，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主题和奥运会的焰火，和黄浦江上的焰火、长城上的焰火有很多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哪个民族、年龄层，包括政治家、艺术家，看到焰火的爆炸都会震撼，来了又去，因那个声响、因那个能量的冲击而兴奋。这种真实的力量，它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充满激情，它让你来感受这种生命，感受这种美丽。我感到它是跨越了这一个国庆的主题，跨越了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族群。
尤其是焰火爆开之前的不安感，这种不安包括，这个爆开到底控制得住控制不住？包括这个爆开会不会出事，会不会掉下来？包括烟会不会很大，大自然是不是配合？就是你有很多不安感，这个不安感也是跨越种族、跨越身份的。大家都怀着不安，又怀着期待，被它的激情所震撼。就算那天风向不太好，真的是往天安门那边吹，它该震撼还是震撼的。
张英：我听说刚开始是五幅画，《天安门》被换掉了。
蔡国强：主要是每幅画之间距离太近，担心这一幅点燃的时候把另一幅点燃。最重要的是，我在纽约用电脑只设计了三幅，其他两幅没有想出来要做什么。
被替换掉的《天安门》我很喜欢，从金瓦盖开始从上往下燃烧，同时“哗”地烧下来，然后一到红墙的时候又“嚓”地向两边打开，气魄很大。我们每次向领导汇报，因为电脑图不会有烟，看起来都特别震撼、很漂亮，大家都很喜欢。但到最后，在首都钢铁总厂的工地百分之百搭起来爆开的时候，一爆就巨大的浓烟出来，迅速形成了一个大蘑菇云——后来就换掉了，大家担心被恶搞。
艺术家有时候控制不住焰火，焰火它是一个物理现象，不是艺术，你应该放纵它一点，使它有点控制不住。当它有点控制不住的时候，它搞不好就变成艺术了。我们“尽量”要去控制，“尽量”不让它出现意外。你一直在计算说，打多少高、多少弹同时发射，它就到多少效果。但不一定现场就是你想象的这样，那些弹都是安静的，一个个，乖乖呆呆的一颗一颗，你装了以后，电脑一放起来，“当当当当”空中一炸，那个声音不是你能先控制得了的。反正打上去了，你就不能控制。
艺术本身就是很难控制的。不管是书法用墨写、绘画用颜料，人总是在寻找控制的那个过程，但是控制得太好了就变工艺了，就不是艺术了，是手工艺。你经常要让它有些自由，但是焰火一自由，它又容易出事故，所以这就是公安部门的痛苦。
张英：怎么个痛苦法？
蔡国强：公安部门工作最多，公安、消防、警卫、安全质量、生产质量，他们都要管，因为他们要承担责任。他们压力很大。但管得太严了，会没有艺术效果，动用那么多钱、那么多精力，没有效果，会给历史留下一个感叹号；但要是不管，出了事情，也都是问题。
现在大家都是责任制，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隶属于文化部的，人民大会堂是隶属于人大的。最后统筹是公安部，公安部不让你干什么，你也是干不了的。发射焰火的每个大炮阵地，周围都用铁板围起来，外面又增加了一层金属网，防止爆开影响到老百姓。每一个焰火弹上面都贴着谁生产的、谁检验的，一道道工序都有人签名的，经过六个省一个市，安全地来到北京，真的是万无一失。
这一次连北京市委书记都亲自跟我每一个点每一个点去看，就说到底打几寸焰火弹，到底安全距离有多大，对周围的民居影响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个建筑的排查，这个弹多少米范围内有几户人住，有多少人住？就是这么细地在做工作。然后我在安全和对民众的影响，以及艺术效果里面找平衡。一直在这样，一个点一个点地过来。
张英：你怎么看国庆人工干预天气级别超过奥运会？
蔡国强：我知道是有动用设备，保证不要下雨，但是我不知道比奥运还厉害。我希望他们能把风向都改变（笑），应该不会。技术设备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胜天的，但是人跟天的这个游戏里面，也反映了人的幼稚和幽默，很好玩。
上次奥运会我布置点火的事情，在点火之前，我一直跟气象局的官员在一起。奥运会开幕式当时，气象方面在打炮弹人工驱雨，就一直在努力挡云层，让它们在区域外消失，不会飘进来，如果飘进来也是一点点。他们是有能力做到的。
（责任编辑：丁小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