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才能之间，自有一种紧张而亲密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毫无缘由地想起一句诗：“给我这躯体，我拿它怎么办？/这唯一属于我的东西？”这里的“躯体”一词，当然可以替换成“才能”，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人，他完全可以说“才能”是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再想想“江郎才尽”的典故，尽管这是一个已被大众文化曲解的故事，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支“彩笔”其实也先天内含了写作者关于“创造力”的焦虑。可供参考的，还有当代诗人王炜在《大地报告》里提到的一位地质观测员的说法：“人活着用不着很多才能，我越来越明白这个，不过，这正好也是对人的挑战，没有才能地活。”以上种种，都是这一动态关系的不同显现方式。

　　在谈论韩藜的小说《私人神话》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注意，韩藜是我这一代人（生于1985年和1995年之间）中的优秀诗人之一。说出这句提示时，我不仅是站在当代小说读者们面前，同样也是置身诗歌写作现场的语境之中。而我们眼前的这篇作品，其实很难完全以“小说”这一名称来概括，它更符合前现代时期“韵文—散文”这一组相对关系中“散文”的概念。韩藜是在以一位诗人的修辞自觉，完成了《私人神话》文本的语言织体。

　　“所有这些工作都在败坏我和语言的关系……倘若才能真的可以使人免于所有这些磨损。”如前文所申，《私人神话》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那个“诗人与才能”的关系。越是拥有才能的写作者，就越是难于处理这一关系；在一种焦灼中，诗人必须采取某种行动。如果不是写作，那又会是什么呢？

　　诗人的才能又几乎等同于诗人的命运。在我看来，无论“晚期风格”还是“早期风格”，它们全都被“死亡的阴影”所驱动。从韩藜的诗作中可以看到，马雁曾经对她形成一种强烈的精神引力（《“我们穿同一个身体”》《南十区6-9》）；王勃又是她从传统中认出的另一位早逝者，也许通过一部当代电影《王勃之死》的中介，而她仍在独自与之完成一次新的对话：“王勃死了，他的死成为不了更多隐喻。”（《千禧年》）马雁和王勃，无疑曾是韩藜的两种那喀索斯镜像。

　　然而出生于1993年的韩藜，正好已经来到了三十岁。作为韩藜的诗人同行，与她相识时，我自己正值三十岁，在聊天时我们谈及英格博格·巴赫曼的短篇小说《三十岁》，显然那篇小说也是为纾解阴影而写。“我真的活着！……这一年，他是在艰难困苦中挺过来的。”七年后我高兴地看到韩藜也安然跨过了这一门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赫曼正是韩藜诸多镜像之中的又一位，《马利纳》也是她最喜欢的几部小说作品之一，她也曾着手翻译它的部分章节。而很难否认，这篇《私人神话》正有来自《马利纳》的具体影响，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互文。

　　本质上，我愿意认为《私人神话》是一篇“教育小说”。即便不是诗人，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成长路径，而这条路径对于自己来说必定是戏剧性的，因为它另有一个名字——也即前文提到的“命运”。也许韩藜并不像我被德语文学传统严重影响，但显然这篇作品的另一个内核仍然是“教育”或“成长”，哪怕这是以另一种极端的形式来体现的。“自我”与“世界”“他者”的关系，是这一主题的另一种实质。抽象地说，这是马丁·布伯式的“我与你”；而在世俗生活中，离开原生家庭、进入新的亲密关系之后，我们往往是在与世界和他者的摩擦之间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的限度在哪里的。《私人神话》中的第一人称“我”有大量的内省，同样的情节在文学史上其实已经反复出现，只是它们分属于每一个独特的个体。（“陪审团的读者们，这并不是我已讲过和将讲出的所有证词的主题。”）

　　“夜幕下静安寺仍然是金色。夜深了我从常德公寓楼下的一间咖啡馆回到家……一路驶回我所居住的都会的灵泊，路边仍是潦草的旧平房，五金店，开着日光灯坐满人的数家棋牌室，简陋KTV房间里传出走调的上世纪口水歌，这两者中任意一种城市的空间都是我自忖应当与之保持审视或批判的距离的，而我忽然不知道何者是我所在的现时，既不在此也不在彼，或许现时已经在我所穿行的空间里消失了。”

　　我本想试图引用一句话，却最终还是摘下了这句话归属的整段文字。阅读它们就像是伸出一只手放进流动的河水中，但水仍在继续流动、并不停留，“既不在此也不在彼”。“你的过去，你日子的蝉蜕”，“全部的历史就这样通过蛇形冷凝管，我是裹挟着管壁的灰尘所流下来的”。我摘引的这些句子的意义已经无需洞察，它们已经自己呈现。我还想请读者们继续去阅读韩藜的诗作，《旅程挽歌》《樱桃园》《绞死刑》，等等，它们与这篇小说相互印证；以及她极具辨识度的《“我们穿同一个身体”》的结尾：“他们仍在假设一切令苦役变得甜美的女人/全都叫作虹，或者别的更广为人知的姓名，/亲爱的，那并不能使我们免于当代/和它所有的虚弱与贫乏。”

　　韩藜的语言才能和抒情气质，使我想起她的校友前辈冷霜（而不是她所喜爱的马雁，马雁其实更粗粝一些），他们都在二十五岁左右就形成了自己修辞优美而又富含意义的文本风格，出手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是范本。只是由于她的特定成长历程，使得“命运”从诸种“神话”中选择了特定一种来开口讲述。回到“神话”这个标题，现在我忽然想到，“长九十年代”的诗人们曾用各种实用的方式方法建立了属于他们的那一套“神话”。而我所欣喜的是，韩藜为历史陪审团呈上的这一部新“神话”——它尽管可能是沮丧的、过度敏感的，或者虚弱的、贫乏的，然而这是一个真正的神话，就像卡夫卡的一句箴言所说：“幸而这是一次真正非同寻常的旅行。”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