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预想过《私人神话》会发表，在我三十岁的这一年。五年前写完它时，我也没有想象过我自己的三十岁。

　　在我自己小说的序列中，它是三个中篇所形成的松散的三部曲之第二部。我向来写得既少又慢，诗歌和小说都是。小说于我自己的关系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与其交响乐，奇数序号更为象征性，偶数序号更重叙事（或者刻薄一些也可以说成，作者分别在放任自己的阐释癖和暴露癖），那么这三部曲在序列中的编号分别是五、六和七。我正在准备第八部，而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往往活不过他（或她）自己的第九部。说回这三部曲，第五和第六类似镜子的虚实两面，第七试图将第六中仍未敢深入的问题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推至其极限，因而《私人神话》在其中有承上启下的地位。第五和第七的名字分别是《西伯利亚方舟》《蛞蝓日》。加起来大约七万字多一点的三个中篇，我写了七年，从2016到2023年。它们全都写于上海。

　　2016年我从北京搬到上海，后来的求职简历中交代某份工作的离职原因我往往填上：迁居上海。我不曾相信过任何一份使我领薪水的工作的意义。最初搬到上海的起因几乎是逃亡，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所认识的上海也在很大程度上殊异于2017年后陆续从北京至上海的人们所认识的。我对这两座城市都有很深的感情，也关注过文学史或诗歌史上它们作为舞台，或语境，曾经对那些通过人的作品施以怎样的炼金术。展开详细论述这些问题需要花太长的篇幅，而在最为关注的那几年里我没能把它写下来，它们最后在小说中折叠为某个形态，但从外部的视角看来似乎蜻蜓点水地掠过了。我对问题的直觉往往超出以一种结构论述它的能力，思考它们的方式也往往缠结。（我同等地讨厌“具体”和“抽象”这两个词！）而最终热情的消退通常以小说的结束作为原因，所以这些年我几乎不写评论。我并非不为此感觉遗憾。

　　相较现在，写《私人神话》的那几年我对地理和建筑的空间更感兴趣，上海使我最初开始思考空间，以它的道路、建筑，以及展览馆。这种意识的启蒙是2016年上海当代艺术中心的一个展览：《市民都会——上海：现代城市主义的样本》。说2016年的美术馆比今天的少相似于一种当代庙会未免显得像有些可疑的乡愿，这些美术馆很多是旧的工业建筑所改造的，上海作为一座工业城市的身份在流通的公共话语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即使是被当代艺术生态寄托过生产性希望的美术馆，最终也沦为了消费性的空间，消费图像、景观，和话语，而在上海我感情最深的地方从来不是如今以梧桐区冠名的前租界街道们，我误入过三林渡口边待拆的棚户区，滴水湖边没有路灯而飞机不时在很低处升起的环湖路，台风天公园关闭的吴淞口，邬达克的息焉堂我每一次去都错过它的开放，它们后来以种种变形出现在我的诗和小说里。2016年我有一组诗以“××路挽歌”命名，它们大都位于上海的西边，武宁路、淞虹路、真南路、枫林路。但那些诗中我不写景，尽管从尚未有写作者的自觉时我就相当擅长写景。一种有意识的拒绝的取向。

　　拒绝成为景观，拒绝将我或我的生活审美化，这在很多年里是我要求自己作为写作者的前提，时间上大约和生活在上海平行。在众多的私人的神话里我曾经相信过与文学天赋和才能有关的一种或几种，譬如将自己清空到足够洁净以使某些语言降临，“冷凝管”，这个隐喻我放进了迄今写于上海的全部三篇小说里，譬如仅仅才能就可以许诺人以希望的方式被看见，或爱。这些神话多少自相矛盾，但在其中我都不必存在。三十岁之前我最为挣扎的问题是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我不想展开讲述其历史背景，在不具备或未意识到此种危机的人看来，它几乎是个伪概念，而迄今为止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使我自己的精神危机变得稍微可理解一点点，或将它们原封不动地以可见的形状搬出（“取出疯之石”，皮扎尼克会这样说），或敲击它的整体以产生可被听见的音波。在这些时候我自己也不必存在，或者毋宁说只有我自己尽可能地不存在才可能达成这些写作，仿佛在海底将手电筒光圈投向某处而我并不在光所能照到的地方，只有破碎或溶解才可能使其进入光。还相信天赋的神话时我并不相信我自己真的拥有它，我只是时时活在可能失去它的恐惧中，而天赋的神话和存在合法性的神话是同一个。长到三十岁如果还要谈论它的话，迄今唯一称得上天赋的品质恐怕只是一种永远脆弱地将自己抛入几乎完全无可理解的境地的概率，往往戏剧化，往往高估自己或高估理解，低估脆弱性和可能受到的损伤，在那些年“性”曾经被我视为一种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方式，直到它或我自己显示出其限度。另一个我相信过的神话关于牺牲，关于人的复杂与脆弱性，而正因如此人才值得理解或疯狂地爱，直到我再不轻易使用这个词，复杂。

　　但《私人神话》毕竟使我相信过我的合法性……它是我作为写作者的成人礼。只有以这种合法性为前提我才敢向世界要求更多一点。

　　写完这个三部曲我在考虑离开上海，我考虑过很多次，从《私人神话》的动笔开始，它所能提供的文化资源对人的滋养也有其上限。近几年我看到周围人的趣味和智识追求越来越趋同，这多少令我窒息。我不是从文学中学习文学的人，比起（以我的阅读谱系来看太多已被经典化的）文学本身，别的艺术形式给过我更多，比如电影，古典音乐，一些绘画和展览。我有意识地以此将自己区别于其他的作者。《私人神话》写在我最密集看电影的那几年，其中变换的人称仿佛不同的摄影机位以接近某种只有我自己消失才得以接近的真实，而我的工作方式（是的此前我从未用工作形容过我的写作！），也越来越接近影片剪辑。那么对于这篇小说最为重要的电影……我最爱的导演之一去年秋天死了，另一位还活着，两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师课我曾经误以为他来过上海。谢谢让·吕克-戈达尔和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前者给我勇气，后者给我存在意义上可以回去的地方，谢谢上海，或许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