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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有河。不是一条河，是五条河。
五条河交汇，交叉，合流，形成深潭和一个很大的漾。五条河集聚在一处，五龙戏珠，这在水乡密布的杭嘉湖平原也是绝少见的。这个地方叫五泾。
我家是小屋，两层，老式的木门，门朝南，离河岸约五米。河与屋之间有石板路，中间还挤进一排梧桐树，秋天的时候果子随风而降，脚步一来，石板路吱嘎作响。树侧是帮岸，树影落水里，弯弯扭扭，树影子把河当成了镜子。屋子临阳处，没墙，只有柱子和木板，上了年岁的木板开裂出许多纹路，每一块面板都有不同的姿态。正面有小门，木臼老了，转一下会有不自然的声音。门上却有一个个的小孔，爷爷说打仗留下的，日本人进来那会儿，镇上有过交战。孩子们嬉戏，用小手指伸进孔，搅着。年代久远，再加上孩子们可爱的滋润，孔变得圆润又光滑。门上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洞。
屋内有三台缝纫机轮番作响，逼仄间，中间只露出一条狭狭的路。衣料味、机油味还有熨斗里的焦炭味混杂，飘泊在空中。这是我奶奶与人合开的缝纫社，缝纫机答答，答答答，连贯中时而夹着不连贯，机器声里还融入她们的吴侬软语。她们都说吴语，本地方言，没人会说普通话。一块板搭在空中，罩了块白布，那是裁剪台。铺里共有三人，我奶奶，外加另两位奶奶。有盏灯从楼板上垂下来，灯光苍白，俯视全貌：堆成小山似的布匹，零星散落的划粉，熨斗里闪出诡异的暗红的光……人总是很多，尤其是上午，喝早茶的、赶早市的潮水似的一波又一波。有人在量衣，有人在试衣，几件成衣吊在空中，像在做广告，一动不动。
再往里是过道，堆杂物，中间突兀地有个楼梯。楼梯后，藏了个马桶。楼梯很陡，没有扶手，童年的我常爬这个不可思议的梯子。木梯质量上乘，后来搬家了还被挪了去，一直使用，延续多年。它的特点就是陡，又陡又空。通过那道梯子，可以上到带老虎窗的二楼，楼不规则，半边高半边矮。推开老虎窗，我爬上凳子，就能把南双桥捉到眼前。石板的桥灰暗，桥影就在眼皮下面，与水融在一起。河对岸，成排的水阁楼倚在桥侧，像蜂窝一样连绵。阁楼就架在水面之上，与水亲近，木柱子常年伸在哗哗的流水里。
南双桥是座平桥，青石制成，桥栏上还有成对的石狮子。我与同伴常常坐在桥上，在夏天的晚上，乘凉、看星星、听故事，时不时摸摸那些狮子的头和屁股。狮子一只耳朵掉了，脸上也闪出片片油光。桥下来是一个个台阶，到底下分成两道，往东通往我家，也通往大漾。那里碧波荡漾，水光常常跃出水面，落在外墙和石板路上。雨季时，水位满溢，高到与岸齐平，望过去好像石板路面连着水。水在石板路的尽头，石板路像是浮在水上。
集镇沿漾而居，没把漾全圈住，来了个半包围，留了半截透气口。大漾在中间，淡绿的一块，河流从四方浩荡而来，在这里停顿、休息。这里是河流的驿站。
河与河不一样，即使是孪生兄弟，也能分出彼此。南双桥下，水流平缓、舒展，只过了五六十米，到北双桥，水势就大变。北双桥墩畔，水流打转，会弄出一个个漩涡来。不同的水系造就了不同的水的形态，性格也迥异。都是天目山的水系，一条从新市过来，另一条则从含山而来。临北的河，岸边的树茂密、阴森，连水色也变得既暗又深。
南双桥以南是集镇的主街，商业区，店铺集中区。街不长，不到百米，一览无余。雨后的石板路不平，一踩，会泛起泥水花，弄脏鞋面。街窄，阳光过来，仿佛照在一个瓶子里，罩不全，街头总会留下片片阴影。卖糖果糕饼、油烟醋酒，还有农资和布匹的，汇聚了整条小街。每天一早，早起的农民踏着灰暗的路面，与晨曦一起，尽可能早地占据街中间的某个位置。他们或蹲或站，面前放着作为商品的鸡鸭或蔬菜。早市最热闹，八方群众会赶来，坐船、步行都有，他们吆喝着进店吃碗阳春面，买点鱼或肉，或进茶馆侃大山。茶馆四点多就亮了，黑乎乎的老虎灶热气腾腾，火苗在灶肚里闪亮、发光，并吐出熊熊火焰。大铁锅里的水开后，分装到竹壳的热水瓶里，再散落到一张张茶桌上。在我的印象里，茶馆总是蒙了一层油腻，桌子是深黑色的，地是黑的，连屋顶的木材也是黑的。人来人往，水气缭绕，屋顶上还有过夜的蛛网，有时电灯一亮，能看到蜘蛛卷成一团在打盹。尽管如此，茶馆总是热闹，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九点一过，茶客散尽，街市落了，摊贩也不见了。集镇重回寂静，阳光无声，狗卧在墙角，你走过也懒得理你。
集镇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都是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偶尔会有些变化，比如茶馆里的阿良精神病犯了，说胡话，当着别人的面掏出小便器。再比如，小山东被人逮住，偷东西，这回被吊到了一棵树上……时间漫长、松散，看似悠闲，其实每个人都忙碌。航船在日暮时分归来，在漾中间突突打转，船影倒映在黄昏的水里。船缓缓靠岸，竹篙搅碎水花，水鸟盘旋，夕阳在一片血红里差不多要躲藏了。人们知道，一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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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西邻中药店。
瘦瘦的王先生坐在柜台里，高人一截，背后是成排的药柜，以及数不清的中药材。他是濮院人，那时约五十几岁，穿罩衣，讲话慢条斯理，冬天还会把手焐在袖口里。店板卸下后，整齐地叠在一边，我经常脱了鞋，盘坐在那，路过的人也会坐在那。店板成了公共的凳子。王先生用铁轮捻药，双脚踩，吱的一下，又吱的一下，把药材磨成粉末。他还高举一把大裁纸刀，把纸割成手帕状的一个个方块。更多的时候，他用一把小秤把药材一一称好，小心地归类，再用纸包包好。包完，用小纸绳绑螃蟹一样扎好。高大的药柜阴森森的，抽屉上铜环叮当，青花瓷瓶子一整排陈列在柜子顶上。我喜欢闻那味，淡淡的，有点怪异，还伴着某种清香。
隔一条弄堂便是收购站了。
收购站收购羊皮，也收购废旧杂物，牙膏、乌龟壳、旧电池统统回收。一清早，你会听到小湖羊的叫声，柔柔的，软软的，声音里带有某种恍惚。它们刚来到人世间，被装在箩筐里，船上运来或被人背来。迎接它们的却是残忍，这些还没吃上奶的小羊羔，一下子放到了人类的屠刀之下。那时候我小，不明白个中原委，还会去看杀羊。刀起，血流，小羊被宰，留下珍贵的小湖羊皮，以及供人食用的小湖羊肉。小湖羊肉滑嫩、酥软，是当地一道名菜。
收购站的气味不好闻，甚至是臭的。小湖羊皮被一张张钉在板上，暴露在阳光里，晒，连着晒，直到晒成没气味。那些小湖羊的皮就撑在空中，四周布满铁钉，变成一个奇怪的形状，你还能依稀看到羊头和羊脚的形态。它们张开着，控诉着，但无人理会。夏天，皮张上满是苍蝇，一个个，一群群，走过收购站的时候苍蝇就会像蝗虫般起飞，扑打在你四周。
我家的东侧是信用社，拐个弯，又是一个天地。那是另一条街。
一整排的水阁楼占据半个街面，商店与人家合居，肉店、鱼店、兽医站散落其中。石板路一路向北，到最北端便是北双桥。走过石桥，有两家理发店，玉成一家，旺旺一家。旺旺少白头，自己的头发根根耸起。他剃头动作生猛，不说话，剃刀握在手里，寒光就在镜子后面闪烁，每当这时我的后背就会泛起鸡皮疙瘩。我喜欢到玉成的店里，叫她玉成姨娘。有很多年，我都是在她这里理发，熟门熟路。一张剃头椅前后摇动，还能放倒。一面大镜子侵占半个墙面，镜子能照出下面架子上的脸盆，以及晾在上面的一块不新不旧的毛巾。她手势轻柔，说话婉转。她先用臭肥皂把头发罩在一层泡沫里，再抹上一层凉凉的老碱，然后在那个脸盆里过水。水过两遍，哗地朝外面的空地上泼出去。现在谁也不会这样危险地洗头了，但当年便是如此，毋庸置疑，且名正言顺。如此一洗，头发上半点油腻也没了。
桥东叫漾北。再向前，木器社、茧站、机电站、卫生院依次出现。
我的家乡盛产丝绸，每年收茧就成了大事。初夏，茧子丰收，农民们用船运着茧子从八方汇来，河道就成了船的世界。船与船相连，船儿把漾都堵上了。船上，白花花的茧子相互拥挤、拥抱，彼此的黏性还在，动不动就变成了一坨坨。农民从船上挑起一担担茧子，担子压得人摇晃，他们踏着跳板缓慢上岸。茧子评级，过秤，开票，取钱，茧站里除了茧，都是人头。茧站在平时是空的，高高的大门永远紧闭，此刻它一反常态，喧哗声能传到河对岸。不仅如此，连我家也忙碌，亲戚们卖茧了，总要到我家蹭上一顿或两顿。亲戚们把船停好，拎上一包糕或一根甘蔗来了。饭桌上，他们咪着小酒，说着今年的收成，茧子好或者不好，卖高了或卖低了……这些茧子会被运往各个丝厂，缫丝，加工成丝绸，送往世界各地。一根丝串连起世界，铺成了丝绸之路，但农民们不知这个道理，也穿不起丝绸。一个生产的农民往往连一件丝织品也没有，有些甚至一辈子也没摸过那光滑细腻的丝绸触感。他们总是粗衣粗布，衣服上满是补丁，拼凑上去的布料绕屁股做圆周运动。远远看，屁股上的线盘得像张打靶图。
机电站总弥漫出一股浓浓的机油味，刺鼻，呛人，连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里都有。远远地，那气味就飘开了，地面的草上都有一团团的油污。那里有几台机床，闪着金属的光泽。台灯一亮，机器一响，铁片就像木屑一样掉落下来，在空中形成飞花状。这些麻花般的金属屑一丝丝一缕缕，散在地皮上，很是好看。我第一次在这里见到拖拉机。这个金属玩意就停在那里，纹丝不动，一旦发动，连地皮都会颤抖。牛耕田，这样一幅图即将被另一幅图取代：这机器就是牛，它即将代替活生生的牛。机器响了，浓烟冒了，这拖拉机竟然动了，它得得地从机电站的大门里跑了出来，坚硬的履轮啃食着发硬的地皮。一路疯颠，一路摇晃，也一路被围观。最后，它疯狂地冲入农田，在里面捣腾、运动，把身子底下一片片土壤剖了开来。这些土来了个底朝天，大白于天下。
机电站里还有好几样机器，船形拖拉机、插秧机……在这个集镇上，自古至今就是这般一成不变，但在机电站里你能看到时代前进的印记。那些有形与无形的变化在这里发生。这里与我们息息相关，又仿佛离我们很远。
3
时间在这里很多余，有时甚至仿佛是停止的。
桥石上吸收的都是行人的脚步，街角旁是慵懒说话的人们，老人们在河里淘米，然后在画有灶画的灶头里制造出炊烟。孩子们在奔跑、游戏，每条弄堂都是他们嬉戏的好场所。供销社的货物进进出出，码头上总停着货船，装着南北干货以及远方的问候。夏天的河道里挤满了人，人们竞相从水中分享一丝凉意，即便夜幕垂下，夜色的河里还依稀有晃动的身影。公社的操场总是狂欢的舞台，电影把许多人牵到这里，在紧张刺激和炮声隆隆里安抚人们的情绪。夜很黑，星星斑斓，孩子们躺在竹椅里数星星，最好的梦想或许就是从此出发。每天一班的航船是这里对外的唯一通道，连接这里和外部，它得得地去，又得得地来，缓慢又从容。冬天结冰，航船照样破开坚硬的冰层，阳光折射中，还能看见机器吐出来的阵阵白烟……
五泾很小，小得像麻雀。这只小麻雀也五脏俱全。
1973年，彩旗在河岸飘扬，锣鼓声也随着节奏打响，这个冬天注定变得与众不同、天翻地覆。
河水被抽干了。河见底了，看到了以前那片幽暗处，鱼被一条条捉光，连淤泥也被运上了河岸。河上架起了临时的木桥，吱嘎作响的木头接受着人们的践踏与张望。南双桥拆了，北双桥也拆了，两座古桥就在不声不响中被连根拔起。集镇上的人被告知要造两座新式大桥，钢筋混凝土桥梁将第一次出现在生活里。桥梁队已入驻，在漾北摆开攻坚阵势，地面上是一块块已经浇筑好的预制板。那一年，我七岁。七岁的我站在河岸上，晒干后的淤泥成了我的玩伴，它们光洁如粉，细腻又滑爽。
从此，集镇开始了沉沦的命运。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不仅不懂拒绝，而且带着欢迎与期待。人们期盼着新事物的出现，新代表了一种力量，一种价值观。桥梁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他们能造出拱形的大水泥桥，还能用水泥与钢丝做出花式桥栏。水泥把所有的石板打得落花流水、灰头土脸，水泥代表了一种新生，一种横扫旧事物的勇气。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技术，啧啧称奇。当桥梁队开始现场浇筑时，我们都去围观，粗壮的水泥拱桥立到了河面之上，庞大，厚重，不可一世地横跨在了我们面前。
河道拓宽，所有的木屋、水阁楼一并消失。
我家也不能幸免。我们的木板屋拆了，搬家了，让出的地皮变成了水泥大桥的一部分。南双桥与北双桥，两座新型的水泥大桥诞生，横跨两边，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两座桥既是分开的，也是连上的，桥堍各自延伸，最终合拢，成为一体。
老房子拆了，青砖房、木板房以及药店、信用社、收购站、肉店，统统被扫进了历史里。石板路一夜间统统消失了，不知所终，连桥南的主街也拔掉了一半。马路与桥同宽，代之以水泥路面。茶馆也没了，东侧，沿河边造起了一排新式的水泥房。那里成了供销社的新阵地，两层楼，底下商店，楼上住居民，还设有小旅馆。杂货店、布店、碗店、收购站等有了新居所。布店仿照上海样式，用上铁丝，发票夹在铁丝上，在售货员与收费处间飞来飞去。
这是小镇第一次受伤，历经几百年积淀起的有限家当，被当作贱物消费。当时没有一个人觉悟，觉悟是在几十年以后，确定地说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当乌镇、同里、周庄一个个拔地而起时，人们开始拍大腿：哎哟，以前我们这里也是这样啊，我们有小桥流水人家。五泾的规模不能与这些大镇相比，但它小巧、迷你，就像一个微缩的苏州园林。
尽管受了伤，但集镇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五泾依旧热闹。
两座连在一起的大桥成了小镇新的标志，人们许多的生活都放到了桥上。比如，早上农民的摊点就沿桥摆开，从南双桥一直延续到北双桥。天蒙蒙亮，声音从桥头开始，人们的脚步声、鸡鸭的叫声以及饮食店里的鼓风机声混合，编织起晨曲。桥堍旁新开了肉店，肉泛着新鲜的光泽，在铁钩上吊着、展览着。人们上桥又下桥，摩肩接踵的人们涌满桥头，呼吸并存，有时行走还会彼此屁股相碰。
桥下也忙碌，农民进镇的小船塞满河岸。挂机船轻松劈开水面，代替了古董的手摇船。铁皮轮船、水泥船和木船汇聚，在大漾四周组成合唱。南双桥下，船还会打架，谁家的撞了谁家的。挂机船的嘈杂声不时抵达桥面，团团黑沉沉的烟气吐出来，从桥下升腾上来。
集镇最热闹的要数过年。
大年初一，集镇狂欢。这一天，周边的人都来了，会聚到镇上。走路的、骑车的、乘船的，每个人以各自的方式大显神通，行走江湖。从南双桥上瞭望，会发现大街上除了人头还是人头。人啊人，都是人，有些小店甚至挤不进去。小人书大受欢迎，柜台上是一双双渴望的眼神，似乎要望穿秋水。年画在店堂被高高挂起。刚过了除夕，孩子都着急地穿出了新衣，喜气洋洋，口袋里也有了几个钱在叮当作响。现在就在寻找消费的途径，如何把这钱花出去，花得称心、花得满意。鞭炮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小鞭炮握着，颤抖着点火，既是怕又是想。丝丝冒烟后，冷不丁一扔，脚边或路旁噼啪作响，炸成一串子。鞭炮声跟随孩子们的奔跑和嬉戏，欢乐与恶作剧相伴，墙角边、阴沟里，或厕所里，时不时会窜出鞭炮声。
这是大年初一特有的景象。从清晨开始，街头就被鞭炮声霸占，单声的、双声的、炸成串的遥相呼应。地上是粉碎后的鞭炮尸体，一堆堆、一团团到处都是。整个五泾沉浸在这此起彼伏的声音里。这声音带着喜庆，也带着侵犯与胡闹，然而没有人抱怨，这是新年特有的，这样的声音一直要延续到午后。
到下午两三点，人群散去。小镇从闹腾里清醒，昏沉沉的，再一点点恢复它的懒散、宁静和单调。
4
2005年，“世界作家看浙江”，我作为陪同，接待一批外国作家，并与他们一起参观湖州与嘉兴等地。其间，美国作家凯莉与我有多次长谈，在车上、在饭店、在酒吧，通过翻译我们聊了许多话题。她来自纽约，既是作家，也是大学教授，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凯莉问到我的家乡。我回忆了我的童年、我的成长，和那个叫五泾的小集镇。她对集镇生活十分好奇，询问一个个细节。说到现状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告知她，五泾在消失，谁也拦不住。
她听后异常惊讶。
镇子会消失吗？这个问题对于她来说太古怪了。
会的，在衰败，不成样子了。我说。
没有办法拯救吗？她问。
我摇头。
的确，此时的集镇正经历着不可逆的命运，就像一个人正在老去。
自八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去了外地，开始了在外的长期生活。我与五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我就像一枚飘泊的浮萍，泊到哪，停到哪。我的父母依然生活在五泾，我不定期地返回五泾。五泾于我，多了层陌生与距离；五泾在当下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最多也是道听途说。然而，每一次靠近故乡，我总有一种心痛涌上来，总有一种落寞之情徘徊不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嘉兴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几乎是一个整版，题目叫《哭泣的五泾》。热闹的小镇死寂了，年轻人插上了翅膀，逃离了。乡镇合并，原先五泾属桐乡县八泉人民公社，后改八泉乡，再后来八泉乡建制取消，与河山乡合并成立河山镇。小集镇竟沦落成了一个村，成了五泾村的一部分。人撤了，店撤了，大街和行人的脚步也撤了，街面上呈现出迥异的风貌。这次撤退加逃亡，让五泾陷入了绝境，它存在的价值被无情地剥夺。
墙灰暗了，无人打理，也无人维修。店面零星、冷清，北双桥以东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木器社、茧站、机电站、竹器社、卫生院惨遭灭顶。口音不同的外地人主宰了这片区域，这里成了垃圾场，他们收各种各样的废旧物品，东西堆得比屋顶还高。大片的房子斜了、歪了，连屋脊上都长出茅草。青苔也不甘寂寞，在围墙边扎下根来，四处蔓延。小镇只在公路边还有些零星的店面，其他都处在无人打理、自生自灭中。
与集镇第一次破坏相比，这次更彻底，几乎连根拔起。集镇被寂静包围，与以前那种慵懒的宁静不同，那仿佛是一个人病危之际的沉寂。街头曾经的热闹变成了回不去的记忆，那些画面不停地向我涌来，一浪又一浪。大操场上千人聚集，观看电影。收茧收粮时大漾里船只重叠，河道撑得看不到水。茶客的吵闹声与鞭炮声洋溢在过年的街头……不仅地理意义上的五泾不存在了，连文化意义上的五泾也不存在了。
文化是依附某种实体而存在，当实体消亡，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河还是那五条河，中间那片活泼的大漾已然静默。水在变浑，变浊，水面上夹裹着水葫芦和其他脏物。这条河里曾经寄生着许多鱼类，这些鱼与我们一起共生。我们在河里抓它们，捕它们，渔政大队的大网兜就守在十字路口，一网网的鱼从河里起来，又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街头。我一直记得那张大网被绞索牵引而起的情形：网越来越高，悬在空中，大鱼小鱼河鳗螃蟹都在网里。
一个人站在南双桥头，面对同样向东流去的河水，我的背后泛起阵阵凉意。我禁不住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没有人告知我答案。
诗人马叙写过一首叫《一座桥，太远》的诗，这首诗倒是与我的心情相一致：
少年的我离桥太近，直到不想看桥
也不想好好读书，也不想听父母的话。
我们看南斯拉夫电影，然后从这桥走过，回家。
尽管这样，这座桥仍然太美
它带着我的少年时期远去。
如今，想起这座桥
想起它，想起它的美与我们那时的自由
——就心疼。
阅尽人世之书后
又回到了电影：若我离开，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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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历史上毫不起眼，她从来没出过有名的物理学家、溜冰选手或总统，此地人多半是人性社会中极不显眼的金子：伐木工人、农夫、渔夫、长工、小工匠与制作扫帚的人……不善狡诈，拙于温柔，此外还有一份感动人心的耐性。
这是德国作家齐格飞·蓝茨《我的小村如此多情》写到的村庄，我想五泾同样如此。自明代始，它开始一点点为人所知，这里水运发达，五河通衢，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个交通要道。至民国，五泾的商业一直为周边所称道。它凭借水上的位置，赢得了一席之地。
站在五条河旁，我恍若隔世。成排成排的屋子正在发霉、坍塌，不成样子。此刻的我，似是分裂的。我的眼像一个容器，在同一个空间里，曾经的繁华与眼前的凋零同时呈现。我甚至有些不相信我的记忆，仿佛记忆在作弄我。但记忆终究是真实的，是明确存在过的，只有现在这片凋敝仿佛才是不真实的。
世道无情，时间会变得残忍，会消杀一切。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这句话，我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我寻找过五泾的照片，1973年前一张也没有，1973年后零星有几张。那个小巧玲珑的古镇就这样走入了历史，没留下任何图存。它如梦般存在，又如花般脆弱。世界仿佛是一块沙滩，潮水一涌，全抹去了。五泾就这样被抹去了，几十年一过，原先的印记都化为残墙和败壁，几近荡然无存。每当我与人侃侃而谈五泾时，年轻人总会露出一股怪相，仿佛我在杜撰历史，仿佛我是天方夜谭。即使我与妻子、女儿谈论五泾，她们也不明就里，认定五泾就是她们每次回去眼前所见的一切。我终于明白，我已经在谈论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不具象，不在同一时空。
熊培云写过他的故乡，他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这样写道：
再后来，我甚至厌恶回到这个村庄，因为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沉沦”。我时常为自己生长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乡下而庆幸，然而不幸的是，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我的村庄时，发现我梦中的精神家园近乎无存。
看来这样的悲哀是带有普遍性的。
在偌大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个像五泾这样的集镇在短短几十年间消失了。
我不恋旧，但缕缕悲伤总在，如鲠在喉。就像我写这篇文章，事实上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只是来了一段哀婉的绝唱而已。小镇是有其自身腔调的，这腔调适不适合，是存在某种微妙与平衡的。房子的大小、台阶的高低、河道的宽窄，以及人与这个镇子处于何种关系，都决定了这种品质。就像人一样，你适合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与你的性格和气质有关。我固执地认为，当年的集镇是符合这种自身气质的，它有一种独特之美，小而精，简约又不简单。
我怀念集镇上的烟火气，那种特有的热闹、单纯和繁荣。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上大学，家里开销大增，我父母曾经摆过一阵子的粽子摊。那是个小摊，供应大肉粽和豆腐浆，只有几张小桌和小凳，地点便在南双桥和北双桥的中间交会处。每天早上三点，我爸起床了，把头一天晚上烧好的几十个粽子运到桥头，再到豆腐店去现磨豆浆。我妈则在桥头生起几个炉子，加热粽子，煮沸豆浆。天蒙蒙亮，南来北往的人踏上桥头，会聚过来。每天桥头都会上演同样一幕，人们在说笑声中，吃粽子，喝豆浆。我爸我妈忙成一团，四只手臂最好变成八只手臂。我爸有工作，是卫生院的医生，八点不到，就要奔向院部，那里已经有病人在翘首等待。我妈呢，收摊，洗碗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剁肉，上酱，洗箬叶，有一大筐的稻米正等待她包裹，然后摇身变成肥美的粽子。
其间，我奶奶还在漾北经营一家茶室。像阿庆嫂一样，她一人独当一面。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至四点钟，店里已涌进不少茶客。一排水壶列队排开，沸腾的水气不时从壶里腾起身子来，人们谈天说地，人声鼎沸。到六点钟，茶客彻底占领茶室，店里已没有空位。
就这样，我爸我妈我奶奶，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节奏里，马不停蹄。
我想，这就是一个缩影，其实集镇上许多人都这样在生活，忙碌又充实，辛劳又不屈。我怀念集镇上那股味道——那股盘旋开来的特殊气息。我喜欢看村民卖了鸡鸭或蚕茧后那份自在；喜欢人们靠河临窗，品几口黄酒加一碗小面的那份惬意；喜欢空旷的黑夜里那略带挑衅的狗吠声；喜欢人头一点点多起来，整条街巷变得丰盈的那种状态；喜欢年画贴在墙头散发清香，以及那一面墙闪亮带来的新鲜感；喜欢傍晚时分人们对着河岸，一声长一声短呼唤鸭子回家的叫声；喜欢孩子们从桥上纵身一跃，飞身入水的那份冲动与不计后果；喜欢隔壁豆腐店里黄豆的淡淡酸味，以及那石磨滚动时的嘎吱声；喜欢看满载人员的航船在焦急与等待眼神中徐徐靠岸的情形；喜欢卫生院出院的人们向父亲他们挥手告别的那份温馨；喜欢杀了一头肥猪，把猪血猪肠盛在碗里，分送给邻里的那份亲情；喜欢人们穿红戴绿，敲锣打鼓，欢送参军或上学那份热闹……在那一方云烟里，人们生活其中，有苦，有乐，有争吵，但更有向往。
这便是生活的烟火味。
现在我只能用文字来怀念、拼凑曾经的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眼里的传说，一段终究会被抹去的记忆。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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