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认识徐兆正应该是因为阿丁。那时候我与张进和阿丁做一个文学App“果仁小说”。徐兆正大约应邀与阿丁见面，就在果仁工作室阿丁的办公室，我与张进作陪。他来之前，阿丁便与我们说：“今天会来一位非常好的‘九〇后’批评家，做研究很厉害。”并说，尤其是福克纳研究颇深，当下我便留心起来。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对福克纳非常喜欢，可以说我很多小说的创作，都是有迹可循地跟随着福克纳小说。

　　当时具体的聊天内容和细节，我大多忘记，只记得他给我的印象便是老成、持重，很有批评者的严谨。

　　我是如此喜欢福克纳，收罗了目之所及所有译本，包括当时只有中国台湾译本的《不败者》，豆瓣上台湾译本《不败者》的条目也是我在徐兆正的建议下建立的。后来，燕山出版社翻译为《没有被征服的》，不过译者都是同一人——王义国先生。

　　后来，在不同场合，我们见过多次。不过，论起熟悉他，还是先从他写的关于福克纳的专论开始。

　　那篇文章叫作《现代主义的神祇——福克纳论》。这篇文章以《野棕榈》为切口，谈及福克纳文体的变化，引出他最重要的四个长篇，并且给出了惊人而且准确的判断。他说：“总的来看，在福克纳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中，《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称得上‘最好’。”而后他接着说：“细说，则《喧哗与骚动》最精致，《我弥留之际》最独特，《八月之光》最博大，《押沙龙，押沙龙！》最雄浑。”

　　虽则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四佳”，但很长一段时间，这只是我的一种模糊的感受，直到读到这四样词汇，我才有了清晰的认知，并一再将这四样词汇与四个作品对应。

　　然而，在论及《八月之光》时他说：“《八月之光》始于短篇《伊万杰琳》和《黑屋子》，始于作家头脑中闪现出的一个画面：一位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怀孕少女。”我产生了疑虑，我的印象并非如此。

　　《八月之光》的原名确实是《黑屋子》。我的印象里，这部小说的源头应该来自这样一幅画面：午饭过后，福克纳坐在门前，看到远处下午的阳光，那时正好是八月。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特意找来福克纳传记再看一遍，福克纳在1931年8月17日拿起一张稿纸，在纸上写下“幽暗之宅”（便是前文所说《黑屋子》）这个标题。有一天，正餐没开始前，福克纳和艾斯特尔（福克纳妻子）坐在门外，艾斯特尔说：“八月的光线跟一年里的其他时候都不一样。”福克纳迅速意识到这句话的绝妙之处，并且联想到他小说中写到的“在夜幕即将完全降临之前，八月的天际悬浮着闪烁而柔和的光线”。是此，福克纳便将这部小说的名字改作了《八月之光》。

　　很显然，是我弄混了。我记忆的场景只是书名的来源，而非这部小说的来源。而这位“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怀孕少女”既是这部小说令人难以忘怀的开端，也是这部小说的动力所在。

　　徐兆正对福克纳的了解比我要全面许多，包括但不限于对他早期《士兵的报酬》和后期的《寓言》的理解。我也是听了徐兆正所言，不如先前提到的四部，鉴于精力所限，我便没再阅读。

　　不过，福克纳那部不太重要的《没有被征服的》我却莫名喜欢，可能因为相较之前，福克纳这部开始回归传统。

　　直到看到徐兆正另外一篇关于福克纳的文章《从〈士兵的报酬〉到〈寓言〉——福克纳的战争书写》我才确信我为什么会喜欢。文章精准地指出：“在这部系列小说中，福克纳已开始表露一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他终于意识到了沙多里斯家族所代表的那种传统道德的症候所在。”

　　其中沙多里斯家族人物的开端便是这部小说显而易见的主人公。

　　文章指出，正如乔治·马里恩·奥唐奈在《福克纳的神话》中所说：“从沙多里斯的观点来看，反传统的斯诺普斯们是不道德。……沙多里斯与斯诺普斯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冲突。”最后文章说：“也正是在1939年，尽管此时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第一部（《村子》，1940年）尚未问世，福克纳已将沙多里斯的道德指认为一种神话。”

　　文章通过层层递进，精准引出了以斯诺普斯为主角的福克纳后期重要的代表作《村子》，这也是除了前面四部以外，更令我反复阅读的小说。

　　到这会儿我才明晰我喜欢《没有被征服的》的缘由，因为正是这部小说在回归传统以及传奇叙事的过渡上，勾连出来了这样一部《村子》。《村子》的创作与壮年的福克纳截然不同，除了传统性，增强了一种向十七世纪文学《堂吉诃德》靠拢的传奇性之外，也强调了更深的民间性。

　　后来据徐兆正说，他是看过福克纳的小说以后才对文学批评感兴趣的，进而触发他写出福克纳的专论。殊途同归，福克纳也是第一位真正引领我走向小说写作的外国作家。在与阿丁一起工作的几年，我经常听到他说这么一句话（并深度认可）：“福克纳是我们所有人的师父。”

　　福克纳可以说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主要作家，涉及的人性残酷以及乡村人物都令人难忘，这也是“精英分子”纳博科夫揶揄他写的是“玉米棒子编年史”的原因。不可否认，我是喜欢这种“底层叙事”的，可能与我农村出身和读书不多有关。

　　谈及福克纳种种，也让我想起阿乙的创作，与福克纳有着不少相通之处。

　　在徐兆正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拒绝想象》里有一个篇章专门论及阿乙，精准地指出了阿乙小说里多种主题中不可或缺的“逃离”性。

　　文章在第二章第一节首先说：“在阿乙的小说里，具体的行动首先是逃离。”阿乙的不少小说确实如此，《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以及《模范青年》都是“作者关于自身逃离经验最完整的书写”。阿乙多次论及他逐渐逃离的过程，从村到镇，到县，到市，到省再到北京，甚至国外的纽约，这是他自身经历的部分，也是他逃离的过程，而非目的，他并不是非要逃到哪里去，尽管最后可能也是悲观的。诚如徐兆正所说：“如果说不逃离便没有自我实现的可能，那么逃离之后，这种可能性依旧在饱受着市场的嘲弄。”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偶合，除却真实的细节，徐兆正在他那本《拒绝想象》里对当代许多作家文本里的日常性做了梳理。

　　对于小说创作，尤其是近几年，我非常重视小说对日常生活的处理。因此，他的这种梳理无疑说到了我心坎里。

　　对王咸的《去海拉尔》他说了极为精彩的一句话：“巴尔扎克需要为故事发生‘自述’出一个细节繁复的前厅，王咸却不需要这样做，他承接的是福楼拜的传统。”不但肯定了王咸的创作特点，也精准地道出了文学发展的流变，紧接着，在下一段他强化了这个句子：“诚如福楼拜以自觉的现实主义取代收藏癖式的汇总。”因为正是福楼拜一举将文学拖进了另一种样式，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说：“小说家感谢福楼拜，应像诗人感谢春天一样：一切从他重新开始。确实得分成福楼拜前和福楼拜后两个时期。”

　　在写阿丁的篇章里，文章说：“是我在这本书里发现的歧义性。但它们是真实的，而阿丁忠实于这一真实。他忠实于自我内心的分裂。”很显然这种真实，已经不限于阿丁在日常中发现的文学性，那是一种“真实”，徐兆正并在最后说：“很多时候，文学中的阿丁所以让我感动，正是由于我无意地窥探到了那些褶皱……事实上，唯独在艺术中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一种含混的写作同时也就是对世界的澄清。”

　　“褶皱”这个词来自阿丁《无尾狗》的最后：“把那些褶皱翻过来”，我想正是徐兆正敏锐的洞察，才更深入地探究了阿丁内心的真实。

　　写到鲁敏的《奔月》时，他抓住的是日常生活的失踪。“失踪”这个激烈的行为固然是“反日常”，而鲁敏在具体的叙事处理上却是日常的。正如文章所言：“《奔月》没有提供任何结论，它没有一面激昂慷慨地诅咒城市，一面在歌颂完毕之后手持一张车票兴尽而返。”

　　“没有结论”便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徐兆正给到这个篇章的题目是“《奔月》：日常生活的失踪”，说白了便是日常生活的没有结论，听起来令人沮丧，实则是我们生活的真相。

　　契诃夫那个著名的经典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人》，抛开文本的意义，之所以被我们反复讨论，也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们结论。正如罗伯特·弗尔福德在那本薄薄的《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里提到的：“在短短几页之中，契诃夫引领着我们走近了一个复杂苦恼的困境核心，然后在那里将我们弃之不顾。”

　　紧接着，罗伯特说：“在那些制作电影和电视节目并且想要为大众市场打造小说的人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让每一个故事把自己解释清楚，并得出清晰的结论。”

　　很明显他的意思是，不但是现在的电影电视，也许很多直达结果的小说也助纣为虐，跟着惯坏了读者。

　　在徐兆正专论刘震云的那篇《刘震云创作脉络辩》里，关注到了刘“关注‘被损害的人’的写作母题”，经过这一句，我一下子便对刘震云小说里的各色人物有了提纲挈领式的认知，比如《我不是潘金莲》，比如《一句顶一万句》等等。

　　徐兆正另一篇文章《人文性与文学性的和解》结尾，意外提到了刘震云的另一种创作风格，文章说：“刘震云的小说里麇集了生活中那些琐碎不堪的细节（而没有任何僭越的议论），但小说在将生活经验转化为审美经验的同时，其价值判断并不因此缺席。”

　　这段话虽则没有提到“日常性”这样的词汇，却准确道出了刘震云小说里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迷恋，这也是刘震云小说被冠以“新写实小说”的原因。

　　以上，除却有关福克纳的细节，关乎其他作家的重新阅读和感受，也基本来自徐兆正的新书。

　　正如他在《我的批评观》中所言：“批评不是谋篇在先的论证，也不是由于作家的缺席而要将此变为一场修辞游戏；它是带领读者踏上的旅途，寻找那虽然危险却能赋予生命以唯一重要性的东西。”

　　因此，每次读到他的文章，我都有很多欣喜和新知。

　　写到这里，我想起来有一次，应该是徐兆正来北京师范大学考博士。我们相约去了一趟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是我们从认识到相熟的一次见面，起码在我的印象里，他也不像之前那样讷于言，也可能是熟悉了的缘故。正是暖和向炎热过渡的季节，我们走在红色的跑道上，不大一会便有人从我们身边跑过。我记得那次我们没有停下歇息一次，回到家我的脚疲惫不止。半途我感到了炎热，脱下了外套，搭在了肩上。而兆正依旧兴致勃勃，谈兴正浓，好像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

　　我记得我们走到后来，要过一座长长的铁桥。那时我已是很累了，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头。他前面是西落的太阳，和柔和的金光。很是奇怪，那些金光搭在他头发的边缘，却显得异常锋利。

　　徐兆正依然走在前面，这样的场景，使我莫名冒出一句话：“你将走向那柔和的光。”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句话来自狄兰·托马斯那句著名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而我肩上还搭着外套。我刚刚撒谎了，我之所以脱下外套是因为我不小心一个举手，弄破了衣裳，腋下扯烂了一个口子。为了避免难看，我才偷偷脱下外套。时隔多年，当我第一次见到徐兆正第一本书的封面时，无端想起了这次经历，因为封面是在“想象”两个字上面划出了一个锋利的口子，名之曰《拒绝想象》，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