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的前景我是乐观的

　　张英：香港电影业大环境的不景气已经持续有几年了，你认为主要问题在哪里？

　　关锦鹏：关于香港电影垮掉的原因有很多：一、盗版；二、香港娱乐生态环境不好；三、演员的片酬太贵，占整个预算的一半多，而导致制作粗糙；四、香港电影的品质不好。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其中某一点。这些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大家对香港电影没有信心。随便举个例子，现在我们说演员的片酬太高，如果和内地比较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香港的电影工业和好莱坞差不多，一直就是建立在商业取向运作上的。香港电影重视明星制度，注重商业包装，它就是这样起步的，也是香港电影红火的重要原因。

　　现在因为电影不是黄金期，就把很多原因只归结在演员片酬太高也不对。明星片酬为什么高？不就是那些制片人、投资商抬起来的吗？在电影市场好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说法呢？你这部电影要争张曼玉、林青霞那样的大牌出演，就把钱堆到她面前，仗着明星就卖片花，就可以赚钱，根本不讲品质，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我们可以列出电影不景气的很多原因，大家好像觉得跟香港电影的品质没有关系，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因为制作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没有认真去对待剧本、拍摄、冲洗和电影后期的工作，导致电影质量恶劣、品质粗糙，让观众觉得，我干吗要花几十块钱去看一部乱电影？我在家看盗版就可以了，一百块钱四张，大家换着看。这种消费的便宜，对一些品质不好的电影，有着非常强的冲击力，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恶性循环根本没得救。看这样的电影，我觉得不光是浪费钱，也是浪费观众的时间。

　　好的电影还是有票房冲击力的，像《无间道》在香港就有几千万票房。除了几个明星有叫座力以外，电影的品质也非常关键。盗版再横行，它的效果和在电影院的效果还是有区别的，所以真正的好电影，还是有人去电影院看的。那么多卖座的大片都有盗版，但是它还是能够有巨大的市场，取得非常好的票房。

　　张英：你的电影用的都是大牌演员，电影大环境的不景气对你有影响吗？

　　关锦鹏：影响肯定会有，但是不是很大。我一直是隐藏在香港电影工业体制下工作的，只不过我可能是拍一些比较个人化的电影。我之前的电影都是在大影棚里拍的，满足了投资方的要求。比如说有的角色用大演员合适，而且我可以用大演员，那我为什么不用呢？现在很多以前用非职业演员、用新演员的导演都开始用大演员拍戏了，比如侯孝贤、杨德昌，都开始在自己的电影中用大演员了。王家卫一开始就是用大演员拍电影，所以，我自己也不例外，一开始就用大演员拍戏。

　　我从开始拍电影，都是用大演员为包装，拍一些比较个人的电影，我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我蛮幸运的，每年都会有电影或电视拍，直到现在为止。但是由于电影的环境在恶化，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剧本写好之后，肯定会有公司给我投钱拍，但是在预算上可能会紧一些。因为香港电影的一些传统市场现在都失去了，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那一带的东南亚市场，以前一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市场范围和票房保证，但是现在这些市场都萎缩得非常厉害了。市场不景气，投资便更加谨慎和小心。在一个电影上预算紧张、资金受到限制，那是必然的。虽然情况有些差强人意，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在继续拍电影时放弃品质的理由。我觉得还是能够拍出品质好的电影来的，但是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最可能受到影响的是那些靠传统电影市场吃饭的导演，他一直专拍给本土观众看的电影，电影的品质不高，现在想在本土市场和传统市场赚回钱来，困难非常大。这些电影的投资人，没办法把片子卖到更远的地方，现在本土市场的不景气可能对他们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现在的一些年轻导演可能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确立了目标市场，比如中国内地和欧洲，还有美国、加拿大华人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他们的视野要开阔得多。我觉得电影的空间本来就应该很大的，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工作，在拍电影时更注意自己的定位，不管是在本土市场还是在其他市场，观众喜欢，就有票房。把钱赚回来，那我们的电影就会很活跃。

　　张英：你曾经说过：“在香港片场体制垮了之后，我们在新导演的身上看到了更多可能性。”这些年轻导演现在的情况如何？

　　关锦鹏：内地的新导演我不是很熟悉，香港的年轻导演我认识一些。我前不久还监制了一部由新的女导演拍的一部电影，是刘烨、林嘉欣、郑伊健主演的，刚刚在青岛拍完，这是她的第二部电影。在此之前，她拍的是DV电影。我其实也用DV拍过一些舞台剧，认识了一些独立的电影导演。他们主要靠DV拍电影，非常有天赋、有才华，而且我绝对相信，如果有一个好的氛围、客观的因素，给他们机会，有好的演员和剧本，他们能够用电影设备拍出非常优秀的电影。而且他们懂得根据影片内容、通过不同管道筹集和累积拍片资金，以及懂得参加适合的影展，有着非常好的判断力和艺术触觉。

　　而且今天的香港电影工业还是处在商业化取向的基础上。在投资、发行机制上没有让这些年轻的导演得到有力的支持，虽然现在对他们也有一些资金上的帮助，但是我觉得那钱太少，远远不够。

　　张英：对香港电影的前景，你怎么看？

　　关锦鹏：对现在香港电影的情况，我比较乐观，香港电影还是有机会的。比如，之前在香港电影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些导演，在商业体系里拍片比较个人化，他在满足了投资方用大演员的要求以后，在包装上也能够吸引观众。相对来说，他们做出来的作品比较认真，比较注意电影品质，也能够适应国外的电影市场要求，或者能到国外的电影节上去参展，像王家卫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像我、许鞍华等一些导演的电影，的确要比那些以前香港电影的主流、那些死守在传统电影市场的导演的要好一些，要多一些空间；比如在欧洲的市场，美国、加拿大等华人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可能就会找到观众。尽管这些地方的票房不是很大，但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扩展香港电影的市场空间，也让电影的投资人多一些信心，投资人会愿意多投一些钱，能够继续让新电影出现。

《画魂》为李嘉欣定身打造

　　张英：现在像你、像徐克这样的电影导演都来内地拍电视剧，主要原因是什么？

　　关锦鹏：香港因为人少，电视剧制作市场主要是无线主宰，电视剧的拍摄数量就不如内地多。这些年，有很多香港的编剧、导演、摄像、演员，他们来到内地工作，还有少数人去新加坡发展。现在看起来最红火的是内地，观众那么多，电视台那么多，市场那么大，现在的机会又很多，加上资金有保证，而且全部是实景拍，比香港的电视剧要注重艺术质量，那么我们在情况合适的时候，也愿意做一些新的尝试。

　　张英：电视剧能满足你对艺术的要求吗？

　　关锦鹏：对我来讲，其实电影和电视剧没有什么区别的，一个好的作品出来很重要。刚开始的时候，我相信包括投资人、制片主任、跟我合作的工人都觉得关锦鹏是神经病，一个电视剧把它当成电影来拍。我在香港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品质非常好的内地电视剧，比香港电视剧的品质要好。有时候我觉得拍那么多的垃圾，对环保也不好，不如拍一部好的电视剧。我现在才知道，电视剧用的胶片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电影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愿意拍出这样一部电视剧来。

　　张英：如果没有记错，《画魂》应该是你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吧？

　　关锦鹏：《画魂》是我在内地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在这之前，我在香港也拍过电视剧。2000年初，我给陈自强、成龙的公司拍了一个二十集的电视剧《嫁错妈》，那是我的第一个电视剧。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和陈自强是朋友，他投资拍的。后来碰到有个题材是我原来想拍的电影，他看了对我讲：这个电影可以搞成二十集的电视剧，我开始搞电视剧了，你要不要帮我搞电视剧？他只投钱，也没有棚，完全靠单机运作，全部拍实景。对我来讲，获得的经验跟拍电影没什么差别，而且跟一些专业演员像刘松仁、郭蔼明、谢君豪合作下来很愉快。《画魂》的制作人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电影《画魂》的制作人。他找我拍《画魂》的时候，也是把电影改成三十集的电视剧，而且已经点了李嘉欣作主演。当我得知这里面有两个男性角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胡军和刘烨。上次我们合作非常愉快，我就跟制作人讲，如果有他们参加，有自己的空间将剧本修改好，我有把握把这个电视剧拿捏好，我就可以拍。制作人答应了我，我就开始弄电视剧《画魂》了。

　　张英：投资方给你创造了什么条件呢？

　　关锦鹏：这次拍《画魂》我非常高兴，投资人方面给我很大空间，在制作费上资金也很充裕。我当然非常清楚这个电视剧并不比一部电影轻松，它的量很大。这么一笔钱花在这么大的量上，中间你肯定会有一些取舍，那在取舍上我会有一些底线：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省，在进度上我可以赶，在视觉上一定要美，在艺术品质上的要求决不能妥协。比如服装，我请的是张叔平做美术总监，主要演员的服装都是他盯着，由他的执行服装去香港做的。执行美术也是由他盯着，颜色的处理、质感的要求都是由他非常得力的一个助理来帮助做的。我的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那我就跟另外两个导演讲，我们要学聪明，电视这个框框，还是可以看出它做得是否精致的，我们要在有限制的空间、预算里赶出来我们满意的东西，比如电视剧是不像电影那样有大场面的，那我们可以用精彩的戏来补充，这种平衡很重要。

　　我曾经为中国香港政府拍过一个宣传片，用的是高清晰摄像机，都是数字化的设备，但是我觉得它太“实”了。尽管它出来的光很细致，对景、道具、服装的表现非常有质感，但对我来说，胶片是不可以替代的。《画魂》我就没有用高清晰的摄像机，但是在拍戏的时候，我使用了很多拍电影的技术和方法去处理，可以制造出新鲜的效果，让观众脱离电视剧一向给人的固有印象。

　　张英：你说这个电视剧是为李嘉欣演潘玉良定身打造的，你的兴奋点在哪里？

　　关锦鹏：无论有没有小说《画魂》，这里面的人物潘玉良、田守信在历史资料上都曾经存在过。而且石楠女士自己都说过，她的小说有很多虚构的。我可以大胆地说，现在的电视剧《画魂》跟小说、电影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只有一些历史痕迹、背景和小说电影相似。我们在编剧本的时候，查过很多资料，包括电视剧里的很多人物关系，与小说、电影相比，变化非常大。我觉得潘玉良的一生非常具有传奇性，但由于电影容量的限制，这个人物身上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被回避掉了，非常可惜。在电视剧里我用了潘玉良的传奇性，来传达一个普通中国女人最基本的感同身受的经历和遭遇，去引发观众的喜爱和联想。

　　我和李嘉欣曾经合作过一部电影，其实她很有潜质。她一直在努力着，而且一直在进步。大家没有真正认识她，可能是因为她太漂亮太聪明，因此她的努力和用功就被忽略了。从李嘉欣成为香港小姐以来到现在，对她有利、不利的新闻不断，我不是批评媒介，但是媒介有意无意把李嘉欣的美丽都变成她的负担和压力，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努力，承受了很多压力，而且能够坦然面对。她跟不同的导演合作过，而且有不错的成绩，所以我觉得她很顽强，有她自己的追求。她不甘心别人给她的称呼，什么美女、花瓶，这我觉得是一种力量，她的不甘心变成一种很大的动力，支持着她走下去。

　　张英：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用熟悉的、合作过的演员？胡军和刘烨分别扮演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和情人田守信。

　　关锦鹏：这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在人际关系上害怕麻烦，所以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自然就找了一些熟悉的朋友拍电影，因为我和他们谈得来，像周润发、钟楚红差不多就是这样，张国荣、梅艳芳也是，因为在拍《胭脂扣》之前我们谈得来、成为了朋友，尽管因为角色或者剧本我们没有合作，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我喜欢那个人，才跟他合作，我很重视这点。人总有你喜欢和不喜欢的，有些人你跟他之间没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过节，可是看着他就是不舒服，那我肯定是不会跟这样的人合作的。

　　像胡军吧，我一见他就觉得他非常合适。后来我还要见五个演员，可是我当时已经初步定下了他来演了。像刘烨，我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导演朋友那里看到他的照片的，当时他在拍一部电视剧，抽不开身来见我，我跟那个朋友讲，你一定要把这个演员找过来见我，我就决定用他了！后来果然，一见面，就特别满意。在《画魂》里，初期的潘赞化在潘玉良眼里是一个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非常高大的人物，胡军的外形比较契合这个人物。我让胡军来演潘赞化就是要放大这种反差，也进一步揭示了潘赞化外强中干的本质。

　　张英：你选择伊能静出演奥米，是什么原因？

　　关锦鹏：伊能静演的角色奥米实际上是我造出来的，我在张爱玲的文字里经常看见一个叫炎樱的女子，是她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认识的同学，后来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和启发非常大。我和伊能静几年前就认识了，是导演侯孝贤介绍我们认识的，当时我们谈了生活上的很多问题，她谈了一些感情上的烦恼，后来她演的戏我也看过，我特别喜欢她写的关于感情的文章，非常有感染力，看了后非常感动。她在艺术上非常有感知力，这一点非常重要。

　　伊能静演的角色对潘玉良的作用非常大，她成为鼓励潘玉良画人体画的重要支持者，成为潘玉良的第一个人体模特。她和潘玉良在电视剧里是朋友、非常要好，又因为她们同是女人嘛，在男人面前，在美丽面前，又有一种不自觉的暗暗的竞争和较量，她们能够丰富这个戏。

　　我觉得演员和导演的关系不应该那么表面化，也不应把眼光只局限在他们的作品上。只有了解了生活中的他们，才能认知他们个性的不同侧面。拍《胭脂扣》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梅艳芳，看她在舞台上的表演，我觉得她的身体语言非常丰富，虽然她不是特别漂亮，但她身上散发的味道很吸引我。所以我力排众议用她。另外，作为导演，要跟演员建立一种相互信任。有了信任，很多事情都可以抛开的。很多时候，有关我个人的经验、体验、想法，甚至一些很私人的事情我对他们都没有保留。如果他们同样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我就可以真正深入地了解每个人，把他们本身的特质融入他们的角色中。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演一个角色时，他一定要找一些本人的经验和感觉，才能演好那个人物。

　　张英：你曾经表示要在自己的电影中多使用内地的演员，你觉得内地的演员跟香港演员有哪些不同？

　　关锦鹏：同香港的演员比较，内地的演员更加专注。香港整个商业传统对演员的包装非常重要，一个演员演戏出名，马上会有公司来找她，出唱片、拍广告。一个歌手红了，她马上会考虑拍电影，在各方面延续她的生命力和商业价值，发光发热。我的意思是，内地的演员在这一点上要好得多，大家考虑的首先是把戏演好，留下观众喜欢的一个形象。内地演员的专注力要比香港演员好，比如《画魂》里有一个扮演潘赞化妻子的女演员就非常好，她在这里待了两个礼拜，只有三四天的戏，但是她提前很多天就来了，非常执着，一直在这里和其他演员聊戏。这样的情况在香港是根本不可能的。等到拍她的戏的时候，她马上就能够进入戏里。不管导演要求的表演方法是夸张还是自然、奔放，这些都好调试，只要有了这种专注，一切都好合作。

　　张英：你非常善于通过细节表现人物的感情和心态，僵化的历史在你的笔下常常变得丰富而鲜活，你怎么看历史？

　　关锦鹏：历史它可以让我们在今天还来翻，肯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们才有兴趣去阅读它。在阅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到今天的自己。我相信在历史上，人的性情，人对待事情，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问题的结果——我们最常见的那些选择，几千年里肯定是不会变化的。每一个流传到今天的故事，都有着它的传奇性。

　　举潘玉良来说，她的传奇性在哪里？她是妓女出身，后来成为画家，连法国卢浮宫都收集了她的画。她的传奇性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在一个影视作品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是，我不希望我的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者一个舞台剧只告诉观众一个单线的故事。工作经验告诉我，我过去的电影除了根据原著小说改编的以外，所有的电影都是原创的，故事都是从人物开始的，我先看到我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围绕人物展开故事，去发展剧本。过去我们看一个经典的电影，记住的不会是那故事里的细节或场景，而是那里面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像《画魂》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框框，如何在这里面发掘一些人和事情，把我们的喜好放进去，这是很重要的。这些人和事仍然是今天的观众感兴趣的，它们有共同的地方让我们渴望去了解，这就是我要在电视剧里表达的东西。

　　无论我是作为一个观众，还是作为一个导演，在处理题材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不是单纯地把这个人物讲好，它和我怎么发生关系？我们的兴趣可能在某一点上是共通的，这个电视剧是什么打动了我？让我们为之动容？那这个动容要有我本身的很多经验在里面，它包含了我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的理解，它打动我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些人的观点和最基本的感受很贴近我的内心。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让观众看了以后有相同的感受。你刚才举了很多例子，虽然我没有拍过很多历史题材，但是像《阮玲玉》《胭脂扣》这些电影，我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去拍它们的。

生活比工作更重要

　　张英：你的纪录片《念你如昔》让人感怀，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关锦鹏：1997年，一家电视台找了几个导演，让大家分别拍一些对香港这个地方感怀的纪录片，后来我才拍了《念你如昔》。人还是有阶段性的。过去我当了很长时间的副导演，因为我做得不错，所以基本上是一部戏接一部戏。等到了自己当导演的时候——那时刚刚独立做导演嘛——我自己有很多想法，比如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得如何好看，要通过这个故事去讲些什么，应该如何深刻，让观众记住这部电影。但是我现在发现，凡是我刻意去追求的东西并没有达到我希望的效果。我努力经营的那些东西自以为可以感动观众，但是由于你自己老是沉迷在自我世界里、太接近自我，没有离开自己去客观体会观众看你电影时的感受，这是开始时犯下的毛病。但是，这个阶段又是每个导演都会经历的。

　　拍《念你如昔》时，我已经拍了很多部电影了，以前我从来都不会去想那些发生过、又被我们遗忘的片断，所以忽视了多少真实的生活细节啊，那时任凭它们在我身边消失了！以前我都忙得没时间去考虑我小时候是怎样过来的，很少跟我母亲说话，也记不得小时候是怎样和她说话的，近几年才好一些，每到周末周日兄弟姐妹会找时间，陪我母亲一起吃个饭，陪她说说话，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聚会也多了。现在我在苏州拍戏，每隔两天都会打个电话给她，这些东西我在年轻时是不会想到去做的。

《念你如昔》我觉得必须是我到那个阶段才会有的，它对我的意义非常重要，比我拍一部受观众喜欢、有品质、有高票房的电影要重要得多，尽管它不会给我带来名和利，但是拍它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轻松和快乐。现在过春节、圣诞节我尽量争取在香港过，和家里人一起把房屋弄得干干净净，买来年画一起贴上，家里充满了过年的气氛，大家都很开心，我的母亲、伴侣、兄弟姐妹，甚至是我弟弟的小孩，大家热热闹闹的，都很高兴。

　　张英：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生活的重要性的？什么时候放下了身上压着的重担？

　　关锦鹏：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是一步步过来的，并不是因为拍一部电影就让我发现了生活；包括我走过的那段很忙碌的阶段，和身边那些朋友合作的过程。认识了很多朋友，一部电影下来，就像照镜子的阶段，我在里面看见你，但是更多的是看见我自己。人肯定有共通的东西，就像我们能够在一起合作，我们肯定在一些事情上有共同的看法，我们才能够走到一起。在很多的工作伙伴身上，我看到勇气，他们给予我莫大的勇气和信心，令我懂得面对自己、尊重自己的抉择。

　　在很多与我合作的人里，有很多比我更加认真、更有天分的人，他们给了我很多，不管是批评的、鼓励的、正面的、反面的，慢慢累积，就到了现在。现在我每天拍完戏以后，晚上和演员一起去喝酒聊天，把工作丢开，找朋友吃饭，唱卡拉OK，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或者是在拍戏间隔，与工作伙伴聊天，这样的习惯我到今天还有的。有时候和朋友一起玩，到半夜两三点才回来，我母亲就会说我，让我注意身体，别喝那么多酒、别玩通宵。我回来睡上三四个小时，然后又继续开工拍戏了。

　　我到了这个年龄，不知道除了做导演拍戏，还能够做什么工作？名和利我现在还在追求，但是我此刻心态上比较坦然从容，懂得去厚道一点，照顾别人的感受，做问心无愧的人。

　　张英：从什么时候介入影视业的？

　　关锦鹏：应该是1976年。我当时念的教会学校的大众传播，念了两年多一点，就考进了无线的演员训练班。读完以后，就放弃了大众传播，转入电视幕后工作，长期当助理编导。当时，无线有一个摄影棚，是专拍电视节目的基地，培养训练了香港电影很多新一代的电影人，像许鞍华、徐克、谭家明、严浩，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那时候我没拍过电影，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拍出来的电视剧，与我以前看到的像邵氏公司拍的电影、粤语戏、很旧的武侠片完全不一样，非常生活化。我很惊讶，怎么会这么厉害？那我就主动到幕后发展，当场记、当助理编导，这样开始工作。当时电视业非常发达，在那样的氛围下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不是说你学到某个导演的风格，而是学到他认真、坚持的工作态度。当时和我一起的很多电影人，现在除了少数几个仍然在拍戏，其他人都做别的事情去了。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幸运，我如果继续念大众传播的话，可能不会走今天这样的路。

　　张英：你是什么时候转向电影的呢？

　　关锦鹏：念中学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演一些话剧，我以为自己就可以当演员了，所以后来才报无线的演员训练班。后来真的面对摄像机的时候，我有些害怕，发现自己不合适当演员。在无线前后待了四年，1979年就离开了，先后跟着严浩、谭家明、许鞍华等人做场记、副导演，走上电影的路。1985年我拍了第一部戏《女人心》，由邵氏投资拍摄，是个轻松喜剧，由周润发、钟楚红等人主演，讲的是离婚夫妻的生活：一个妻子发现丈夫有外遇，后来离婚，她和许多女性朋友混在一起，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走的是轻松喜悦的路子。这个电影是根据我认识的一个离婚朋友的生活改编的，她和丈夫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导致了离婚。

　　《地下情》要严肃一点，由梁朝伟、周润发、温碧霞、蔡琴等人主演，这个电影在艺术上要比《女人心》强，讲的是一批年轻人的生活。一帮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突然有一个女人被杀了，原因是因为小偷上门抢劫。朋友突然死亡这个事件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周润发在里面演一个警察，他患了绝症，一个就要死亡的警察去查一个有关死亡的案件，他在破案的过程中目睹了其他几个朋友生命的流程。《地下情》也是根据我一个朋友的真实遭遇改编的。有一天晚上他听见有人喊救命，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可是第二天起来上班，他发现楼下的邻居被人杀了，几个警察正抬着尸体下楼。他很害怕，我跟他关系很好，他对我说：阿关，这几天我很害怕，你过来陪我几天。我就去陪他，结果在这几天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大吵了一次，后来就改编成了《地下情》：一个死亡案件带出几个人的生活和关系来。这两个电影都是原创的，我先想好人物，再找编剧一起来写，从细节到台词，都是一起弄好的。

　　拍《女人心》的时候，周润发还被人称为电影的“票房毒药”。到拍《地下情》时，他正在拍《英雄本色》了，钟楚红那时候已经大红了，她主要是来帮忙，我想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当许鞍华的副导演，拍《胡越的故事》，由钟楚红和周润发主演，无论是我帮他们写剧本也好，还是帮他们练台词也好，在工作中间合作愉快，彼此了解对方，都是长期累积、信任的关系，然后才有合作。后来就有了电影《胭脂扣》，根据李碧华小说改编的电影，算是真正有些票房影响了，而且还得了奖。

在电影里我重视个人经验和感受

　　张英：你的电影大多以情感深长取胜。《胭脂扣》讲的是背叛的爱情，《人在纽约》讲的是破碎的爱情，《红玫瑰与白玫瑰》讲的是无奈的爱情。在你的影片里，女人都特别有魅力，光彩照人，在事业上成功，感情上却失败。男性则要弱得多，而且你表现的女性在处理男女问题上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不论现代还是传统女性。在情感上你是不是一个悲观的人？

　　关锦鹏：这可能与我自己的成长有关系吧。我们家是小康，但是因为母亲没有工作，主要在家带孩子；我父亲的个性比较弱，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分租的我姑妈家的。他也很怕他姐姐，有时家里因为经济的问题——生活往往是很琐碎的——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闹起来的时候，我父亲就变成夹在我妈妈和姑妈中间的一个人，他在一旁，扮演一个不吭声的角色：你们女人去吵去闹吧，我不说话。很多时候我看见他甚至下班不回家，跑去洗桑拿，弄到很晚才回家。有时候他回家就到厨房，一个人默默地抽烟，然后一声不响地上床睡觉。后来到我长到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身体不好，因病去世了，一下子家庭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都是我母亲撑住了，所以我觉得我母亲的力量很大：她要担任我父亲的角色，要去工作赚钱，下班回家还要照顾孩子。在我的成长环境里，母亲担任了非常强大的角色，从那时起，我开始懂事了，也经常在旁边观察母亲所做的一切。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女性的坚韧，这些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才认定，这也是我的信仰：潜藏在女性身体里面的爆发力跟生命的硬度，是比男性强大的。

　　过去我跟朋友的关系，或者跟伴侣的关系，很多时候，在处理感情的时候，我会措手无着，这时我甚至希望我能够马上从尴尬处境里消失。可能到现在好一些。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把自己的感受强加在别人身上，令他人不舒服。我的出发点可能是为别人好，但是有时候你对别人太好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有时候你去帮助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人好，是为了成就你自己，那人家也有眼睛的，你以这样的态度对人家时心里还是不够坦然，那种诚恳还是有分别的。所以，我觉得我过去有很多关系处理得不好。在我过去的电影里，像《地下情》《胭脂扣》《阮玲玉》里，她们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感情上瓜葛的时候，像没有把握、束手无策，带有我很多的个人经验和感受。

　　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感情，我不是一个绝望或者消极的人，我基本上应该是一个乐观的人。乐观是有程度的，我是那种很天真的乐观，对生活我还是有希望的，一直是积极的态度。所谓希望，倒过来就是一种信仰。

　　张英：与你合作的演员都反映你的性格特别温和谨慎，特别尊重别人，和你合作非常舒服。你怎么看待他们的评价?

　　关锦鹏：（笑）这是做人最基本的东西啊。尊重人从小就会，我父母的教育对我影响很大。在工作上我会去要求他们完成，直到质量满意为止。当然，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在我尊重他们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尊重我，或者尊重他们手里的工作，那是最关键的。

　　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除了有个妹妹同是与我做这一行，其他三个都不是做这行的。我是家里的长子，在家里一直是这样的形象，其实无论是我父亲去世以前还是以后，我在家里承担的压力可能会大一些，但是我不能这样说，这样对我的弟弟妹妹他们不公平。甚至到今天，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他们很尊重我，还有点怕我。当然不是怕我打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五个孩子里面，母亲最在乎的是我。他们也会有一些委屈，但是随着这些年我对他们的照顾，他们可能会忘记那点委屈吧。

　　张英：香港拍的关于讲述老上海的电影，比上海本地导演拍的关于上海的电影更有上海的味道，比如你拍的《红玫瑰白玫瑰》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其中的奥妙在哪里？

　　关锦鹏：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战乱的时候，有很多电影人从上海跑到了香港，他们带去了很多经验，是我们的前辈。像我们这些导演根本就没有在上海住过，对那段历史也没有体验和认识，但是我们可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批老电影里，感受上海的风情和味道。我们的认识和经验就是从这里面得到的。由于香港电影工业注重包装，这样的传统在这上面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在美术上、布景上有更强的原创性，能够做得非常细致贴切。对于现在内地的导演来讲，他们看见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天天生活在那里，所以在美术、布景上不是他们追求的东西，就是那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张英：细节在你的电影里发挥到了极致：地铁里昏昏欲睡的人们，专心于游戏机的小男孩，街上或心无旁骛或东张西望的人们，还有篮球场的少年，空荡荡戏院里声音的回声，伴着粤剧合鸣。这些画面非常令人感动。

　　关锦鹏：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这些经验，只是常常忽视了，而我用它来拍电影了。我不敢说我自己在这上面有天赋，但是我从小生活的环境里就有电影院、戏院的舞台，我从小就对那些舞台的空间、音乐、服装充满了好奇。我在《念你如昔》里谈到，我从小在娘肚里就受到舞台的教育，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是一个老戏院，非常热闹，而且我妈妈特别喜欢看广东大戏，所以我小时候喜欢电影、戏剧，应该是遗传。我相信一个好的电影会给观众很多联想，唤起一些我们都有过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我就利用了我小时候的很多经历。

　　说来也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去做作家和记者，或者写剧本做编剧？其实小时候我写过很长时间的日记，念书时国文功底非常好，写的作文经常拿奖的，所以我念大学的时候才去读传播，后来又放弃了，去做电视和电影；说来说去，还是对电视、电影更有兴趣一些。

　　张英：你还会拍电影吗，有新的计划吗？

　　关锦鹏：电影我当然会拍了，而且我已经有了很多计划。电视剧如果特别好，我也会拍的。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我会一样认真地去拍它，不会因为形式不一样而放弃我对工作的要求。我现在放得非常开，我不会为其他问题干扰我自己，无论工作还是个人生活，很多问题我都放下了，满身轻松，比较从容地对待工作和生活。我现在越来越享受工作的乐趣，虽然拍电视剧的量的确非常大，比拍电影甚至更累，但是我一到片场，就觉得非常好玩。

　　张英：通常你会参与剧本的创作吗？

　　关锦鹏：我不写剧本，但是我会参与剧本的创作。我和编剧的合作非常紧密，我们常常会丢开剧本，更多的是纳入生活中很多细节，以及我们的感受，甚至是最小的一些生活经验，比如怎么点香薰、怎么拿一根香烟，这些气味的感觉今天存在，我相信过去它可能也存在。所以我觉得有些导演是拍故事的，有些导演是拍一个人物的，还有些导演是拍细节的。对于我来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讲一个人物，而且应该有很多细节让这个人物立体地跑出来。

　　今天我们拍的一场戏，里面有一个角色，他是早年参加同盟会的一个文人，在和朋友一起聊天时，谈到他的感情经历，以及在日本留学时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用一些旧的观念来开玩笑，突然间有感受，说着说着就哭出来了。电影总是在不断发现被我们所忽视的生活和感受，从这一点上看，电影是一种伟大的艺术。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