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一年，当我对诗歌还抱着一种草率的态度的时候，小雅已经虔诚如一个朝圣者，独步于梦和现实交错的缪斯的领地。他所抵达的境界，并非那些与他同龄的虚有其表者能够望其项背，以后更望尘莫及。我们能够想象这些“夜幕下的大军”构成了“汽车的尾气和霓虹混合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小雅只是一个悠然自得的牧童。那时，他想要的生活，无非是“临河孤独地坐着，看一会儿鸽子，抽一会儿烟，想去看看往昔的情人，想给多年不见的朋友通通电话，想得到亲人的关怀（而一只鸽子落到我的手掌上，承受我给予的温暖）”，这是他在《南浔随笔》中打开的一扇窗，许多年以后，这扇窗意味着汉语的一个奇迹。

　　当然，我们对奇迹早已司空见惯，我要等待一辆老式的早班火车把我捎上的那一刻，才能成为真正的学徒。在这之前，小雅已经是汉语武器库里天才的工匠，他打磨诗歌如枪械，《佛罗伦萨或者回忆》《弥尔顿的晚年生活》《奥西普来信——几个关键词》以及《流亡途中的奥维德》，这些反射着世界之光的诗，才能展现汉语的锋利。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他已经展翅高飞。在他的笔下，弥尔顿学会汉语的抑扬顿挫，“到了晚年，他掌握了词语的军队，它们手握句法的长矛，护卫人民和真理”，“诗人坐在所有的权力中间成为第三者”。难道没有人看到这个天赋异禀者正在震惊这个时代？不，只是人们还不足以认识到丰富的矿脉在连绵的山峦中不断延伸，持续的惊讶，往往变成一种习惯的短视。

　　我和小雅的会合就像两个普通乘客，各自登上早班火车，直到乘务长把我们的座位调到同一个车厢，我们才发现彼此对诗歌抱有致命的自负。那时，我从一座令人悲哀的大学毕业，冥王星也被赶出太阳系，人们在无数星辰中划分巨人和侏儒，可想而知，人们对自己的盲目自大，多么视而不见。在早班火车上，无数的匿名者经常来自同一个人，小雅也如此，我们信手拈来的名字不断涌现，闪烁的屏幕就是独眼巨人，我们成了奥德修斯的分身。当我感到生活把我压缩成流动的煤气，不幸在诗中如同火花，晦暗之耀目，逐渐加深了我的某种天赋，仿佛我拥有部分的闪电。我从未想过虚空中往来的早班火车即将抵达，它的终点站在湖州。

　　我们共同的老师柯平，他拥有更强大的直觉，从芸芸众生之中挑出那些“在白昼用脚走路，夜间用翅膀飞翔”的青年，往往令人难以置信，惊艳的天赋使得旁人哑口无言。一个天才早已失踪，另一个天才刚刚去世，我们夹在两个天才的鬼魂中间，如同熄灭的蜡烛，渴望时间能够延缓侵蚀我们的力量。小雅比我更擅长掩饰自己的独特之处，他率先变得庞大，我们的老师觉得他“凭藉才智和出色的想象能力”，“所有来自现实的紧张和压力，看来都已在他的精神运动中消解，剩下的只是羽翼扑打天空和水面的声音，既清晰又浑厚。他应该还能飞得更高，因为至少目前看不到有什么力量让他停顿下来”。以至于许多年以后，他会惋惜我们的翅膀都已经化作庞大固埃的肥肉，却又庆幸自己身边还有两个并没有被疯狂席卷一空的学生能够坐在酒桌前高谈阔论。

　　在小雅的头脑中，如同利玛窦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拥有一个记忆的宫殿，殿中大师林立。他是如此慷慨，决不吝啬，给予那些渴望获得好版本的年轻学徒更大的惊喜。通过他的关系，我认识了叶丹，这是我们心目中足以相提并论的诗人，他馈赠的沃尔科特《海的圣像学》，使我找到了大海真正的声音。即使我们知道消灭盘踞在缪斯台面上的蚰蜒们需要洒上更多的盐，我们仍然不动声色，仿佛通过观察蚰蜒们的行径能够占卜诗的未来，就像神秘主义者从烧灼开裂的龟甲中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当我们在云雾缭绕的烟室检点诗的历史，却发现所有的历史像露水一样随时蒸发，一个还没有找到莎士比亚的国度，我们只能保持耐性，汉语的转折点如同列车轨道，你不知道隐形的主宰是否会将它扳到正确的方向，而不是和古巴比伦的命运一样化为陈迹。乌尔里希·贝克指出人类已经处于危险的状况之中，“每个人自己的方案的目标，不再是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是要改善自己在这个实际上显然无可救药的社会中的位置；不再是通过集体努力进行社会改革并从中获得回报，而是通过个人之间的争斗实现个人对战利品的占有”，我们只能互相期待，“时间像墨绿色的水，宽容地带走所有落叶，俄罗斯森林被砍伐殆尽，年轻人在沙漠中奠基，前辈的灵魂像个譬喻，只有透过死者的眼睛，他们才会看见崩溃的山脉与天空断裂”，小雅在悼念索尔仁尼琴的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哑剧中最沉默的部分”。

　　在转瞬即逝的二十年里，小雅从事的职业往往与他所折服的西方诗人的职业类同，他最近的一个职业，如同他要走上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老路一样，“你必须再次成为一个无知的人，用一道无知的眼光再次看见太阳，清晰地看见它在它的理念里”，而“诗人的角色也急需转变……就是要用他，青年，来造就，来调制最后的优雅，不是去慰藉也不是尊崇，而是坦白地呈现”。我们无数次坐在湖州骆驼桥边饮酒，桥下仍是那条“斜风细雨不须归”的霅溪，我们为充耳不闻的世界纵声大笑，更为超越这个世界的另外的声音倾倒。有时，我们组成一支劫掠缪斯的人马，趁着午夜围聚在喧哗与骚动的餐馆，不停地往身体里泵进去更多酒浆。即便死神收走我们的兄弟如同一批酿酒的粮食，这样的损失，我们坦然面对，灼伤我们的是同样一轮午夜的太阳。小雅并没有听从阿波罗的劝告，“牧人该把羊儿养胖，把诗歌写得瘦小”，恰恰相反，他的诗将会投下巨大的阴影，那些可怜的草木都在他的遮蔽之中。

　　小雅自称是一个阿克梅主义者，深信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在他身上也有深远的回响。他曾经引用马拉美的话来为自己作证，“诗人最佳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幽居独处、为自己雕刻墓碑的人”，在他看来，“墓碑无限地雕刻下去，落在地上的碎屑就成为诗句……把刻匠和诗人放在一起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都在创造，只有他们的劳动才能看到珐琅和玉雕”。今时今日，当我举杯面对这个汉语的阿克梅主义者，仍然由衷地赞叹，他的手艺潜藏着二十一世纪应该如何雕刻汉语的秘密，他知道“蓝雪”意味着什么，“它使我们得到焕发光芒的自由和盘踞其中的鼓励”。当另一个娇小的身影来到我们中间，仿佛为了印证她就是先前的那个失踪者，她沉默如小小的陨石，偶尔展露的微笑就像一朵火焰，让我们都变得迷信，这个手持槲寄生的女诗人已经隐去身形，厄运跟句号一样赶上她，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珐琅和玉雕”。

　　堕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天使正在目击崩溃的未来，人们眷恋过去如同一种深入骨髓的疾病，未来却无从开拓。我们成了哑剧的两个小角色，小雅总是指点那些后来的盲目者，让他或者她通过任何一种器官打开他们的眼界，除了让他们去凝视，凝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同一片雪花。对我而言，索尔仁尼琴只是一座象征的岛屿，他只是我遥望的一个方向，并不能促使我从中产生转变。但小雅笔下传来的声音，并不如此简单，它让人能够感受到西伯利亚寒流带来的颤栗。他“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在每次展现自己精妙的手艺当中纤毫毕现：“我们该怀念的人都已经死了。闪亮的灰尘又开始劳作，把死过的名字重新抬了出来，它生怕我们忘记上个世纪的雾如何占领肉体的空洞。而绞架上传来灵魂折断的声音。”我再次感到这个庞大固埃般的诗人的力量，无与伦比，不可复制，小雅在同一代人里面成为真正的旗手，其他人只是浪花和飞沫，他已经成为一条潜伏的洋流。在他完成悼亡诗的同时，我也结束了提篮桥哀歌的最后一章，我们相信自己正推着巨大的滚石直达巅峰。他对张枣的赞叹，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预判：“孤单又晴朗的星，纤美又洁净的风暴，旷世奇才与自己的影子促膝交谈。你丧失的晚年可以对抗永驻的青春，细枝末节里的谣言比灰烬散得更远。”没有人知道这个霅溪的牧童在汉语中能够制造怎样一个闪耀的未来，所有重要的西方诗人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新的诗歌版图，他所设置的路标，绝非只是为了落下自己的影子，像一道道危险的栅栏，而是为了突围，仿佛汉语必须从顽石里开出花朵，从虚无中听到掌声。

　　当我们以同样的步调踏入中年的河流时，创造的欲望已经像潮水一样退去，尽管一年之中总有那么几个夜晚属于我们突破瓶颈的时刻，小雅经常成为此一时刻的见证者，我们仍然渴望成为像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样带来“世界之光”的诗人，野心与谦卑一样给予我们沉默的权利，“有什么胜利可言，忍耐意味着一切”。生活逼迫我们朝着更平庸的方向行进，只要我们妥协，这个世界就显得无比舒适。我们目睹同辈中人成功的身影，偶尔会羡慕，毕竟西西弗斯的命运令人头疼，有时我觉得，小雅早已跳出周而复始的惩罚，深渊也被铺上柔和的地板。只要你不去关注，一切显得理所当然，就像他跟小楼在南京秦淮河边游荡，他曾这样说道，“忧郁无法占领我们，我们就迅速地穿过尘世……黑暗覆盖在我们身上，我们却感到了阳光”，这个庞大固埃在那里蹦跶，我总会听见深渊回响，我们无数次翻开经典，只为了从中恢复对世界的一点点信心。

　　在谈论米沃什时，小雅曾这样写道，“世界是健忘的，但决不忘记诗人，尤其是那是因唱过而冷落的人，在高唱中赢得一切，然后输个精光”。许多年以后，在诗的追求上，小雅换了一层皮，很少有人再看到他的新作，他几乎到了秘不示人的地步。很多人怀疑他已经江郎才尽，却不在意他始终灌溉那些温室的花朵，并且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使得他们和某种晶矿一样闪耀。当然，小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因为他的分量已不在现有的刻度中。

　　如今，我们流连江南各个城市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不论我们损失的这些堤岸有多坚固，每扇高窗下都会涌来一个年轻的海”，小雅曾经不间断地启迪我走向更远的未来，使我从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成为一个奇妙的创造者。早班火车司机沈方，我们另外一位“读帖问道”的好老师，他对小雅抱有更大的期待，“一个年轻人的神圣主权是有限当中的无限。无论未来出现怎样的崎岖，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憧憬将赋予他足够的豪迈”，他以为无论小雅自觉还是不自觉，他的确是达到了传神的境地，并且凭借他的语言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些带闪电的小球发出怪异的光”“简单，随意，却无法使你忘怀”，同样，它也呈现在历史的天使所面对的未来的废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