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5日上午，艾伟长篇小说《镜中》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本会议由浙江出版集团、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原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委会主席团委员梁鸿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陈福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洱以及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范庆瑜，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编辑、党委委员叶国斌，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柯金锋，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虞文军，本书作者艾伟以及来自出版界、文学创作与评论等领域的二十余位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主持。
以下是专家学者关于《镜中》的发言——
施战军：从心理深渊向精神高地
艾伟是“六〇后”重量级作家中的“走深派”、技术派的代表。艾伟说话时，语速和语义之间，好像自带了同声传译，这是思路和语感的相互作用力造成的。他的小说也有这个特点。他走路稳稳的样子，其实在起步和落脚时是有不易察觉的跳跃的。这更像他的小说。
从《越野赛跑》开始，《爱人同志》《爱人有罪》《风和日丽》《南方》，每一部长篇都在探究人心人性之底，并在变速和调音上有新的形态，一直到《镜中》这里，他以自己的方式，把现实主义情感风俗故事做成了现代主义多义间性表达的典范。
勇于面对最复杂的来处和最幽深的去处，语感越是不激不随，共感中越是内伤累累；情节越是光怪陆离，情感越向往纯粹澄澈。
润生、世平，易蓉、子珊……人物关系总是处在危情之中。被沸腾灼伤，被平庸激怒，在安然不可得的境地，又无比渴望肃静。谁也说不清一切到底是哀矜惩创的悲剧还是反讽自虐的喜剧。
《镜中》让我们领略多重如海的人性——冲动不止的海面生活，海之中的梦想，深海之下底部的心理地貌。至少是有这三者在小说中共在。
不止如海，更似有天坑有断崖的山脉、旷野，叙事从哪个方位开始，选择本身也是艰辛不易的。天上的全知视角最省事但也最容易平庸。但艾伟只是假装有个上帝视角，他一直让人物互看，从危情触发，计较彼此的吸附力离心力，某种结构力学的逻辑让作品变得魅影重重，也使得日常的错乱有了秩序的可能。
故事从裂隙处塌陷处攀援，小说家做起了天梯复原的工匠，似乎有责任让人们认知处境，勿忘那些从未消失的山脉、旷野、大海。
镜，不是平滑的一面穿衣镜，而是互为镜像的镜阵，组合为简单接受反而失真的多棱镜；是心理的透镜，是灵魂的显微镜；不是看热闹寻刺激用的单筒窥望镜，是因知情太多而自以为全无死角的探测镜。
《镜中》之名，不仅仅是给专业读者预备的话术资料。作品中每个个体生命都有反光、折射和探照，一方面不得不呈现和承认变形破碎的常态，另一方面又可以感知作家对真相进行整全构造的精神洁癖。
从心理深渊向精神高地，不断起步、落脚，为公众心理期待而精心设计的同时，《镜中》让惯性想象不断触底反弹，人也以有限量的放逐寻得无止境的修炼。
文本中建筑师的魔性和使命如此对撞互激，也使工科男出身的艾伟把毫厘不差的标准尺度转换为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弹性，造就了有关分寸的艺术，自己也成了当之无愧的文学建筑师。
潘凯雄：把建筑的恢弘引进了作品中，
呈现更绚烂的色彩
艾伟的《镜中》我还算看得比较早，当时也写了一个小文章，把主要看法提炼一下。
总体来说，艾伟的六七部长篇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始终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心灵，对心灵发出一些拷问，包括犯罪与忏悔、绝境与救赎这样一些主题，从《爱人同志》《爱人有罪》到《镜中》是一以贯之的。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有不断追求和创新，《镜中》的写作相较过去创作来说有很多新的变化。
整个作品看上去是非常好看的，非常刺激、有悬念的悬疑故事，场景涉及到国内外，包括中国、缅甸、日本、美国。人物不是很多，主要人物就是建筑设计师润生和夫人易蓉，以及得力助手世平和子姗，同时世平和易蓉有特殊的关系。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交替关系构成了有悬念的故事，一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丧生，在亲人的死亡和相关人员的忏悔中展开故事，在自我救赎中形成故事。
关于人性的复杂性、关于对人灵魂的拷问等等都渗透在故事的细节描写中，这涉及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命题和主题，就是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的灵魂的剖析、对人在不同境遇下复杂性的剖析等等。这是很多文学作品、很多长篇小说都会涉及的问题，但是艾伟的写作，第一，有他自己的深度，有他自己的特点；第二，从艺术上来说，通过他这样一种艺术上的编织表现得很丰满，比如罪责与救赎。主角在救赎过程中到边境去资助贫困学生，甚至到边境救助难民，同时他又是杰出的建筑设计师，小说把建筑的恢弘和丰富引进了作品中。他的得力助手世平，润生确实离不开他，但恰恰世平和夫人又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关系。世平始终在忏悔中，最后润生和世平遭遇大火，拼死相救完成自我救赎。虽然一系列故事错综复杂，但紧紧围绕主题构筑，作品既好看又有味道。
跟《爱人同志》《爱人有罪》比起来，《镜中》的艺术表现力更丰富了，呈现的色彩也更绚烂了，对人性复杂性的开掘比以前更深刻了。艾伟不算产量很高的作家，两三年一部长篇，但这六七部长篇，每一部都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张清华：一部具有世界性叙事属性的小说
我去年秋天开始读《镜中》，读了两到三遍，局部三遍，总体两遍。当时感觉非常震惊，为艾伟写出了一部杰作而兴奋。我就跟李洱通过多次电话，加起来至少有五个小时，还有整整一个下午和李洱见面，都在谈《镜中》。
读一部好的作品的过程是沉浸其间忘我的过程，读完之后有很多想法，但迅速产生遗忘，它是黑洞一样的作品，你读了以后很多想法好像被黑洞吸走一样。好在我写了一篇文章，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大力气写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其中有七个题目，我简短向大家汇报一下。
一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艾伟。熟悉是说他一直坚持心理深度，对人性幽微执着地探究，甚至可以说是带有病态的、固执的探究；再就是艾伟的陌生，主要表现在他找到了真正世界化的讲述。这个小说是充分世界化的作品，不再让人物植根于此前他的小说一贯设置的“后革命时代”的境域。从《爱人同志》到《风和日丽》都包含着艾伟特有的敏感，他希望将对人性的发掘跟社会历史连接在一起，这当然是极为可贵的品质。但在这部小说中，他有意要超越自我，不再让人物和后革命时代的历史土壤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以此探究社会历史创伤对人物的影响，而是写出了纯粹人性孤绝和存在孤独的状态，写出了永恒意义上的人性困境与命运故事。艾伟的哲学诉求在这部小说里进一步得到了彰显，在他的手艺炉火纯青，在他对人生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他的学识和认知达到融会贯通之后，他在刻意挑战写作难度。一个是他所说的精神疑难，再就是哲学的困境。
他也脱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传统。中国当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的传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大历史的投影、大历史的寓言，再就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而艾伟在《镜中》对中国当代叙事传统有一个超越，他希望写一个跟世界上最优秀作家对话的小说。他设置了诸多对话的对象，比如说博尔赫斯、昆德拉和很多日本作家。我觉得这部小说是艾伟自我延续同时又实现了自我超越的小说，具有世界性的叙事属性。
第二，在艺术构想上，这是一部四幕悲剧。他尝试用小说的方式写一部戏剧，也可以说小说文本里潜伏了戏剧文本，我理解成四幕悲剧。第一幕是主人公庄润生妻子易蓉和两个孩子的车祸悲剧，一开篇把所有读者的心抓住了，这是非常惨烈的一个情境设置。第二幕是庄润生死亡之旅与自我救赎的故事，从杭州转到缅甸——主要故事发生地。第三幕是同样怀着罪恶感的子珊心理治疗的过程，主要地点转到了美国。第四幕是世平自我救赎，以及全剧大揭秘，部分场域转到了日本，空间有大幅度的挪移，但总体结构性非常强。
第三，多重寓意，最重要的是命运无解，我认为这是他核心的主题。多重寓意表现在这是一部关于生命之境、存在之患的哲学之书，体现了他对于人性、对于世界、对于存在、对于意义、对于爱欲、对于生命中一切世俗过程的哲学透视，也是一部关于爱情和肉欲，繁华与镜像之书，里边写到了大量爱情，写到了身体，写到了爱欲，他对这一切做了哲学升华，甚至在神学意义上的一种升华。这还是一部罪与罚之书，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艾伟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他对人性既怀着深刻的绝望，又有博大的悲悯，用辩证观解析人性，在这点上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标志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最后每个人都获得了尊严。小说里的人物既有深度又有尊严。小说设置了诸多潜文本，博尔赫斯名作《镜中》和《迷宫》，这是博尔赫斯最重要的两个意象，艾伟把两个意象都植入了小说之中；还有张枣的《镜中》，也是一首写幻象的名诗；以及《红楼梦》。《镜中》里有两面镜子，一面是博尔赫斯的镜子，还有一面是《红楼梦》的风月宝鉴。风月宝鉴正面是色欲，反面是骷髅，道士让贾瑞看反面不要看正面。贾瑞的糊涂在于只知道正面，不知道反面，或者说是老庄哲学意义上的“只知道有不知道无”，在佛教意义上的“只知道色不知道空”。所以色与空，有与无，爱欲与幻灭，这些都是二元一体的辩证法，在中国文化里，或者说在《红楼梦》里被压缩为一体两面的一面镜子。艾伟的小说从内在结构和精神意韵上实现了与这两个重要潜文本完美的对话和融合。
这是一部现代建筑学的书，艾伟是一个建筑师出身的作家。我觉得他在里面植入了大量关于建筑学的知识，也非常妙，他的迷宫意象和建筑知识实现了融合。这还是一部献给杭州与西子湖的书，里面有大量抒情篇章写到杭州、写到西湖，我觉得写得非常之美。可见艾伟非常喜欢并且感恩杭州这座城市。最后我把这部小说总结为一部命运的无解之书。
其他我不展开了，简要汇报一下我文章的要点：第四，心理分析深度和艾伟式心理叙述话语。第五，诗意与哲学，镜子和镜像的原形。第六，迷宫之意，命运的展开与罪的赎偿。第七，世界化和小说的新范式。
梁鸿鹰：《镜中》是人文小说传统的延续
这部作品有很多值得解读和研究的地方，不但是一个值得很好欣赏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需要深入去挖掘、解读深意的作品。
作品书名《镜中》，镜子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对于一个小孩、少年、青年来说，镜子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对于上了年纪的人，镜子会给人压迫感。每当面对镜子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问题，不知道我是不是我，镜子里的我是怎么形成的。《镜中》蕴藏生活中各种密码和人心中需要破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是作家到了一定阶段思考问题的投射，这个题目起得特别富有含义。
第二点，这部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延续，是文人小说传统的延续，例如鲁迅《伤逝》、叶圣陶《倪焕之》等作品，有人间烟火，但更多写文人的苦闷、挣扎、内心的矛盾，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线索对此进行认识。《镜中》也是这样，不是写人的发展生存问题，种地、打粮食、养儿育女，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人有了一定知识储备和地位，甚至有了财富和声望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吃穿住行之外的对人的考验。我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理解的，小说反映了知识分子日常与内心的体验，以及灵魂内部发生的嬗变。
他由庄润生等人的命运写出了知识分子不同类型的精神苦闷，那就是在当代的社会机制之下，社会文化氛围之下，在生存与发展之外，我们到底面对的是哪些问题，我觉得艾伟发出了深沉的拷问，从而像一面镜子一样映照了人间。
《镜中》里设置了很多关系，首先人和地理的关系，不同情况下，不同地理环境中，不同的人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小说围绕庄润生的家庭突遭变故展开。面对这样突然的人生变故，主人公开展了强烈的对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和社会关系深沉的思考。同时你也能看到这些人物中，没有所谓人生的典范，没有人生的榜样，他们都是活生生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各种问题的人，而这些问题的造成是由各种不同因素导致的，他们所有的弱点在人生过程中流淌、行进。这里人物的各种关系是满足线性故事，最后汇成一个雄伟建筑里的故事，艾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建筑师的设计感和哲思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艾伟看来人生就像建筑，建筑即哲学，建筑即文化，人与建筑是同体的。小说中润生展示设计模型的时候做了一个阐释，他用光线隐喻人短暂的一生，他有灰暗的童年时期，充满野心的青年时期，有至暗时刻的中年危机，以及到最后光引领下的安详，解脱过程是漫长的，至于能否解脱全看个人造化。就像庄润生建筑设计里的“巢穴主义”，有让人躁动不安和混乱的方面，它有和宗教秩序相悖的元素，到了至暗时刻光线变得幽暗，人始终怀着对未能解脱的苦和恨，怀着对至高的怀疑和对生命无解的困惑，小说写到最后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
这个作品蕴含了很多叙事学上的启发，还有诸多文化方面的思考，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自我与社会的冲撞等等，我觉得有非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相信通过大家的探讨，对于当代文学特别是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会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徐晨亮：在小说创作的方法上
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我今天可以算是半个主办方，因为《镜中》是在《当代》2022年第二期首发的，我因此成为这部作品最早的读者之一。这是一部非常符合《当代》杂志所希望寻找的、具有“当代”气质的作品。除此之外它还让我感到一种未来感，给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能性，我简单概括成两点。
第一，《镜中》围绕精神生活的命题去选择小说叙事的材料。几年之前，我看到一个杂志发表的深度报道，是关于旅美华人数学家张益唐的一篇文章，叫《天才的野心》，我看完后想，当代文学作品，包括当代小说作品里，有没有与之匹配、与之相称的作品，写张益唐等数学家深邃的充满张力的内心世界的作品。我们在编辑工作中看到的都是一些写日常生活、写小人物的作品，有狭窄化的干瘪的套路，看不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
当我看到《镜中》这样的作品，非常地惊喜。主人公本身具备了建筑师的身份，这个身份并不只是单纯的人物外衣，而是让人物融于建筑学的实践和思考，一些非常深度的思辨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以至于人物在获得精神救赎过程中建筑学的构思变成了很重要的方式，在这点上《镜中》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示范。
刚才好多位老师都谈到，《镜中》是非常有世界性的作品，可以与世界文学对话。我想到去年有一部外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去年豆瓣阅读外国文学榜单里排第一名，就是智利小说家本哈明·拉巴图特的书《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他的几篇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有提出黑洞理论的物理学家，有海森堡、薛定谔这样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发明毒气用于战争的化学家，你从中可以看到人物专业方面的思考、见识、反思，人生阅历和世界关系因此达成了对话。《镜中》可以与《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对照着阅读，确实和当下外国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种对话。
第二点，《镜中》拓展了当代小说开掘精神生活的方法，体现在建筑学元素的使用上。关于这种方法我自己也写过一个述评文章，小说结构是以建筑为方法的，而不仅仅是为主人公建筑师的身份提供的专业知识和名词，并且在叙事推进中艾伟展现了小说家的雄心。这部小说本身四个部分就如建筑的四个立面，内藏了很多房间、暗道，充满了设计感，既有结构整饬之美，又有意味深长的对应关系。比如主人公润生遇到两次地震，一次在广岛，一次在长崎，都曾经是原子弹爆炸的发生地，废墟和救赎因此变成了小说对话的线索；比如在缅北监狱看到因战火而成为孤儿的彭小男，像镜子一样照见润生内心烧起的复仇之火；委托润生设计道场的山口洋子，也像镜子一样让主人公照见自己家庭的变故等等。
建筑学本身有特质，能将特别具体的物质性材料和抽象形式感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镜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通过精巧的结构设计，让那些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日常逻辑和情感，传达出超越于日常生活、日常逻辑更深层次的意味，通过情感、思考、行动的相互呼应、相互支撑和相互激发，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一起来到超越日常的生命法则面前，同时小说用特别具有信服力的方式为精神生活的命题，灵魂和救赎的命题赋予了一种新的形式，这在小说创作方法上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李洱：这部小说放在新文学史上
可以说做出了很大探索
我最近一直在各种场合尤其是私下聚会中，谈到我对艾伟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就的看法。我对这代人五十三岁以后写出这样的作品感到欣喜，为什么是五十三岁呢？王国维曾经说：“五十三岁，只欠一死。”所有大雄宝殿前的台阶是五十三级，佛经里说：“五十三参，参参见佛。”这代人有了足够阅历、足够的艺术准备，使他们在五十三岁之后可以拿出一个相当完整的作品，而且显示了不同的探索方向，每个方向取得的成绩也比较让人满意。
我跟张清华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多次私下研讨，我对这部小说评价非常高。我简单讲一下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这部小说放在新文学史上可以说做出了很大探索。新文学以来的小说习惯于讲传奇故事，习惯于讲凡俗日常故事，很难讲述灵魂内部发生的故事。在我看来讲灵魂内部发生的故事到目前为止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史铁生。中国文学需要一些奇迹，需要以个人的不幸为代价来取得某种突破。轮椅限制了史铁生的生活，使得他向外发展出了一种玄思的、哲思的、讲述灵魂故事特殊的语法，在我看来，史铁生的贡献不论做出怎样高的评估都不过分。韩少功也做出了很多努力。
但无论是史铁生还是韩少功，也可能他们想说的话太多，他们的经历非常丰富，他们倾吐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使得他们很少能够在小说具体的叙事层面，有耐心把故事用结构、对位、互为镜像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式呈现出来，现在有一个人完成了这个工作，这个人就是艾伟，所以我说艾伟做出了很大的探索。
《镜中》这个小说有着中国小说的外貌，但却是一部关于“罪和救赎”的小说，比史铁生的小说有更多结构上和叙事上的意义。艾伟的叙事极为讲究，有点像用中国人当代生活写出来的法国小说和日本小说，有点脱离新文学传统，但与中国人的当下生活又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我们看当代的一个作品，确实需要放在新文学传统当中去看，看这部小说对于新文学传统是否具备结构上的意义，这种结构是否做到某种补充，我认为艾伟这部小说是有贡献的。
这部小说带有极强的装置艺术特色，小说里有各种各样的建筑讨论，这和小说的整体艺术风貌是一致的，装置性也是艾伟小说一贯的特色，因为艾伟原来是学建筑的。
《镜中》的四部分结构起承转合，起承转合过程中又包含着互相的呼应，情节故事没有按照严格的时间来讲述，而是由各种各样的穿插、补充和补叙的方式完成的。里面的这些人互为镜像也互有所羁，因为双向同构而成为整体，因为互相发明而完成了自己。我觉得艾伟在这部小说中做出了非常大的探索，就语言本身来讲浸透了精神意味，这已经不是简单叙事的语言，而是带有情境性、抒情性、反省式的语言。艾伟用这种语言讲述故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是一种罕见的品质，所以我对这部小说评价非常高。
白烨：这是部可以和世界对话的作品
艾伟之前的作品我差不多都看过，我特喜欢《风和日丽》，我觉得那部作品将个人命运、家庭、社会和国家都串接得非常好，是一部有分量有内涵的作品，我认为《风和日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评价。
《镜中》我看了以后确实很震惊，觉得这个作品有分量，后来在《中国文艺批评》就以这部作品为主做了一个评论专题。
尽管艾伟之前的作品部部是力作，但《镜中》这部作品在艾伟的作品中仍然有新的拓展和进取。他是擅长写爱情的，但《镜中》这个作品又把爱情和建筑写到了极致，艾伟通过润生作为建筑师对爱情和人生的追求为主干故事，在爱情和建筑两方面都写出了特点。
就爱情这方面来讲，超出我们想象的是艾伟写这四个人物的爱情纠葛，用传统眼光看，他们都在出轨，但是读者又看得合情合理、自然而然，接受起来一点都不困难，又会引发读者的深究：如果他们之间都是真爱的话，那么爱是专一的还是多元的？爱情跟婚姻的关系是什么？如果爱情是多元的，那婚姻是单一的，因为婚姻本身跟伦理又有关系，爱情爱欲跟婚姻的关系又会变成一个矛盾，这些都是在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引出的问题和思考，越思考这些问题就会越深邃，因为关于爱的问题实际上揭示了爱的隐情和人性隐秘的东西。
《镜中》里头写到了主人公出轨之后的负罪感，包括知道婚姻对方也出轨了之后，心里的解脱感，以及为了救赎所做出的心灵挣扎。这个作品在这块很令人深思，关于爱的理解，在这个作品是有深意的，其中有反思、有揭示，甚至是有批判的。
还有是建筑的部分，一部作品把建筑学写成这样超出了我的想象，里头写到润生受山口洋子委托设计道场，为阿拉伯王子设计来杭州的住处和祷告的场所。艾伟还特别写到润生跟子珊之间关于建筑设计的沟通，既是艺术的也是神秘的。艾伟将建筑写成了美学，甚至写成了玄学，这在以前的小说中是没有读到过的。
另外整个作品写的“镜子”的意象和“镜中”的意境非常好，感觉人人都在镜子里，人人都是“人之镜”，很多哲理的东西写得非常好。
这个作品很现实，但是又会引起很多思考、很多反思，引起很多联想、很多想象。这个作品是可以与世界对话的作品，里头的故事是中国故事，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困境、相互之间的理解等都是超出一国之境的。这个作品只要能把它翻译好，在国外是可以赢得很多读者的。
张莉：爱是砒霜，但也是蜜糖
《镜中》和艾伟以前小说的风格相近，又有自我超越的部分。《镜中》是一部关于时代、人性的智性小说，阅读过程中有智识挑战，也有情感的愉悦。
它的形式很独特，人物之间有对称性和平衡性，有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夫妻、兄弟、情人、情人的情人之间互相照耀，形式的独特带来思维的独特，带来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带来认识的陌生化。陌生化的结果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在所谓现代性的今天，人们的情感和爱。
这部作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爱和恨是一体的。创伤之后还有更大的创伤，层层叠叠，作者用层层剥离、层层深入的方式，写出了“爱”的复杂，使得读者进入对爱的思考和凝视。这个作品里你会非常清晰地认识到爱的两面性，爱是砒霜但也是蜜糖，对于这个人来讲是砒霜，对于那个人来讲是蜜糖，对于这个女人是天堂，对于那个男人是地狱，爱的双面性、多义性用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爱”是艾伟一直以来的主题，他写了爱的不平衡，写了背叛的复杂性，在小说里人人都有隐秘，人人都有愧疚，人人都有罪。我觉得《镜中》更深入的地方在于对人性的勘探，这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非常独特的属于艾伟的领地。这部作品带领当代的读者进入爱的旅途，重新进行人性的勘探。
当我们跟着艾伟进入爱情和人性的勘探的时候，觉得艾伟是对人性理解的魔术师，他告诉我们人和人其实互为深渊，也互为拯救、互为治愈。比如世平和润生之间的关系，世平的选择看起来很高贵，但也有“自私”的一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自我救赎，完成了他的人性。
这部作品不仅仅完成了对人性黑暗的凝视，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人的高贵，小说通过自我挣扎、自我救赎、自我宽宥或宽宥他人，完成了对现代人命运感的认知，这种命运感即中国人所说的“幻梦一场”，同时在世界文学维度里再次阐释了现代人的困境。
整体而言，这部长篇小说非常深刻地书写了当代人爱的荒芜感，对爱的执迷，同时用凝练的隐喻重新让我们凝视爱的深渊、人性的深渊，也认识爱的光明和人性光明。
陈福民：《镜中》带有非常强烈的内省性
小说早就读了，也写了文章，这里不重复，受刚才发言的启发，我再谈点想法。
艾伟作品非常清晰地画出了中国小说家的代际隐秘的区分，他未必有意，但这是时代赋予。无论是处理的题材还是处理的方式，带有强烈的“60后”的特点，他不再处理以往乡土复杂的伦理关系，“60后”作家也有紧紧围绕乡土写的，但“60后”这代作者清晰地和前一代作者有了区分，构思和理解世界指向了新的中国表达，可能是世界性的。
艾伟是这个代际写作当中的代表之一，前面几位老师不约而同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回头看中国当代文学在80年代取得大成就的作家，一大批的“40后”、“50后”，他们处理的题材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尽管在表层上有差异，但集中地指向了中国乡土文明的复杂性。艾伟这代作家，我也不能说以艾伟为代表，但至少艾伟写作本身呈现出了特别鲜明的知识性、情感性、都市性或者世界性，这个世界性当然很复杂。
第二点我想谈谈易蓉这个人物，看她同日本文学的关系。我从易蓉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渡边淳一，看到美和死亡之间致命的关系。因为易蓉是很自觉的，易蓉是从内部完全崩溃的人，她一直试图通过抓住润生和世平拯救自己，她发现完全无济于事，实际上是这样，就算没有东窗事发，这个人最终的结局也是精神死亡，因为她很小时就从内部腐烂了。就我个人阅读感受而言，易蓉这个人物甚至比世平和润生更重要。易蓉这个人物是艾伟对当代中国小说人物写作很突出的贡献。
《镜中》小说题名有很强的反思性、内省性，关于“镜中”这一意象，刚才清华谈了很多同名的篇章，其实中国古人一直有内省精神，只是表现没有这么隐晦和神秘。比如像“高堂明镜悲白发”“镜中衰鬓已先斑”这样的诗句都是看到了世界对面的自己。艾伟这部小说中的隐喻和互看观照的关系，带来了小说非常强烈的内省性，而从这个内省性可以看出艾伟特别艰苦卓绝的突围的努力。内省性和关照性是在欧洲文学、西方文学中普遍存在的，艾伟在《镜中》里试图处理这些问题，他凝视深渊又克服深渊，表达虚无又避免沉沦，他让每个人物都带有向上的光亮。总之，这部小说带来很多新颖的元素，值得更深入地讨论。
孟繁华：在小说面临困境的时代
提供了新的可能
和艾伟的接触，我觉得艾伟讲话很缓慢，是每句话都深思熟虑的一个人。他说话慢，叫贵人语迟，深思熟虑。人如其人，艾伟是逐渐被认识的作家，不是横空出世的作家，他的七部长篇小说现在重新读都经得起阅读，这是了不起的，特别到了《风和日丽》，无论是跟艾伟还是其他朋友，我经常谈起《风和日丽》。《风和日丽》和《镜中》有同一性，就是大家讲文学的世界性，艾伟要处理这些问题和他使用的文学话语、文学观念与世界高端文学是在一个频道上，与世界高端文学有通约关系，这是一个作家的眼光。
《风和日丽》为什么重要？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结束，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曾经也有反映过20世纪无产阶级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更多从外部世界阐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还有另外一种写法，类似《古拉格群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美丽新世界》等，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思和检讨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我一直期待中国作家能够写出来，特别是北京作家，最后艾伟写出来了。
新作《镜中》开始的时候非常好莱坞化，比如这场车祸，这场车祸在大众文化、好莱坞电影里面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镜中》这场车祸的不同在于哪里呢？易蓉的车祸变成了小说内部的发动机，一个发动性的力量，我们想知道易蓉为什么出这场车祸，这场车祸之后怎么办，不是靠叙述人讲述，而是这个发动性的力量推动情节往前发展。
刚才李洱讲《镜中》像用中国人的生活写出的法国小说。法国沙龙文学的传统、骑士文学的传统，这是人类永远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还能够被书写，说明它确实是永恒的话题。《镜中》这部小说是纯正的小说，不是有功利性的小说，艾伟做到了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两性关系最隐秘的、幽微的和最深入的探讨。
我觉得“60后”作家理论修养非常好，像李洱的《花腔》是对叙事学的文学阐释，一个人物通过三种不同的讲述方式变成三种历史。《镜中》是对拉康镜像理论的一种文学化的阐述，即他人都是自己的镜像。文学是虚构、是想象、是猜想，它符合人性，我说的是纯正的小说都是在人性意义上来展开故事、展开书写的，特别是小说里人物之间镜像关系的设置，使我觉得艾伟对拉康理论非常熟悉。大家都很熟悉。
小说提供人物对镜像的理解和阐释，使小说从哲学意义上得到了提升，强化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刚才朋友们的分析我觉得非常对，日常生活是不是要书写？是要书写，但日常生活书写是从“世情小说”里来的，写男女私情、家长里短，而今天小说变成“大说”了，特别是189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到“欲兴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后真的变成“大说”了，也就是说不仅作家这么想，读者特别希望在小说里能够读到对自己精神困境做出处理的作品。
为什么史铁生、韩少功和张承志这些作家在今天还会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他们一直在处理人类特别是本土的人所遇到的精神困境、精神问题、精神难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镜中》接续了这个传统，无论从语言、从结构、从人物关系，这个小说确实有非常鲜明的纯正性，这一点是艾伟非常大的贡献。
对中外文学传统的借鉴和继承极大地开拓了艾伟小说的视野，他向人类命运最深处的发掘和勘探的努力不仅具有现代哲学意味，且具备终极追问和关怀的博大雄心，而且在当下小说写作面临困境的时代为小说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一点或许比《镜中》小说本身还重要。
贺绍俊：《镜中》思考人类是一个矛盾体
我觉得艾伟是思想型作家，又是看重故事性的小说家，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所以小说中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叙事的语言，还有一种是叙理的语言。因为他的小说构思的思想容量太大，他通过情节和故事不足以表达，就要穿插进各种叙理来表达充分，包括后面要特意弄一个附录。他感觉很多思考在小说中没有充分展开，要用附录、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是他的小说创作一贯的特点。
我说说艾伟在这部小说中思考的重点。小说有四个主要人物，小说讲述四个人物之间相互纠缠的关系，从爱欲的角度去探讨人性问题，这也一直是艾伟所关注的主题。他以前的小说也关注这样的主题，但这部小说写爱欲有一个思想重点，他认为人类是一个矛盾体，艾伟把世界看成一个矛盾体，他表面上以二元对立的矛盾性解构这部小说的故事，爱与恨，生与死，阴与阳，光与暗，这都是二元对立，但他不强调二者的对立，而是强调二者的一体化。不可能只有爱没有恨，也不可能只有光没有暗，他强调一体化，这个思想最后从润生设计的道场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个道场摆放了一尊四面佛像，每一张脸都由两个面部、两种表情组成，颜色是红与黑、蓝与白、黄与绿、青与紫，艾伟说：“这样一尊既有天真相，又有温柔相，又有恐怖相，又有自在相，一尊既人间又圣洁，既复杂又单纯的佛像，人们的心情一定会像他此刻一样，仿佛重生或涅槃了一般。”
艾伟就是按人类矛盾体的方式来设计四个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他们之间有夫妻关系，有兄弟关系——这个兄弟指江湖的兄弟——也有情人关系，四个人物和他们的关系几乎囊括了关于爱欲、一切伦理关系，但相互之间又体现出了光与暗，爱与恨的两面。
比如润生是一个优雅的绅士，有令人羡慕的和谐的家庭，但他早就瞒着妻子与情人幽会。易蓉是公认的贤妻良母，在前面反复要把易蓉塑造成贤妻良母的形象，但是她骨子里充满淫荡，子珊似乎是追求精神的知识女性，但她更迷恋的是情欲。世平就像最忠诚的同伴和最有义气的兄弟，这个世平是隐藏最深的，我觉得小说故事不断地在反转，最大的反转就是世平，我觉得受骗了，我感觉世平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兄弟，最后发现有那么大的事情，说明我比较单纯吧。
艾伟写他们身上的光是最亮的光，同时也写他们身上的暗又是最漆黑的暗，二者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不仅是这四个人，小说里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甚至只出现了一次的那个飞来寺的方丈释慧泽，一个佛理渊博的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夜晚来临的时候，他就躲进单独的小院里面，在音乐的伴奏中，品尝着美酒。艾伟写人性之暗特别下得了手。比如小说写到润生最后抱着仇恨的念头，要用猎枪杀死世平。这些描写可以说把人性之暗写得非常极致。
艾伟是怀疑主义者，这个怀疑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他对一切持有批判的眼光，这部小说通过人类矛盾体在爱欲上的表现来批判地审视伦理道德，我觉得艾伟要做的是这样一个事情，道德伦理是建立一种秩序，他强调秩序，他写到润生在回答爱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让润生说：“爱来自秩序，幸福也是。我们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秩序感，爱如果和这个秩序共鸣，那就是幸福。”润生是这么理解的，他懂得秩序的重要性，但他自己又忍不住要破坏这个秩序。艾伟动用了哲学、宗教以及建筑、艺术来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这使得小说具有更厚实的理性色彩。
这个小说大家都说到是写救赎，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部严格的救赎小说，比方小说第二部重点写润生到了边疆和缅甸的遭遇，这看上去是写润生的救赎，我觉得其实不过是润生的冒险和传奇，他与救赎擦肩而过了。救赎应该使他重建起一种爱的秩序，如果说润生觉得伦理道德是爱的秩序，他感觉秩序被破坏了，那么他救赎最终要为了重建起爱的秩序，但小说并没有围绕这一点写润生，小说更像是一部精神分析小说。艾伟在进行一场不留情面的人性剖析，主人公在遭遇了一切磨难后会有所觉悟，他觉悟到光与暗这对矛盾体中光的重要性，在润生的建筑理念里面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是小说要提出来的重点。
艾伟看到了这种矛盾体的两面议题，但是强调在两面议题中光的重要性，光与暗之间光的重要性，所以润生的建筑设计特别强调有黑暗的设计，润生说黑暗是为光而存在的。艾伟剖析了人的内心，那里有深不可测的黑暗，黑暗给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是又因为没有光照进来，所以我们会陷在这种苦难里面。所以建构爱的秩序是为了什么？建构爱的秩序就是要为光打开更多的通道，我觉得这个小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
刘大先：《镜中》是一部自我正觉的小说
小说在去年五月份左右我就收到了，我那时候没时间看。前段时间又在出差，我最早是在喜马拉雅听这个小说的，听了大概三十多节之后，发现这个作品还是得读，我又仔细读了一遍，我觉得这是一部杰作，它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将复杂的故事、精致的技巧、心理的分析和超越性的哲思融合到一起的作品。
喜马拉雅推荐它是媲美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小说，但我个人觉得更像远藤周作的作品，我们知道远藤周作是一个宗教意识特别强的作家，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镜中》是超越远藤周作的写作的。
我从三方面来谈，第一是情节故事。故事看上去很俗套，但用了非常高明的技巧，用设伏悬疑式的戏剧化技巧把故事抽丝剥茧、让真相慢慢浮出水面，文本具有了阅读上的娱乐性，浅表故事层面可以给读者带来愉悦。
第二个层面是贺绍俊老师刚才也强调的，心理和精神分析层面。你会发现小说具有强烈的弗洛伊德式的色彩，对于爱与死这一现代文学恒久的根本性的命题不断地进行思辨和讨论，说到爱有不同的态度，一种类似于《旧约》讲的“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是非常强烈残酷的，但也有《新约》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样，是祥和的。这里通过人物不断的自我内在探究，以及对他人的剖析，使得这种思辨得到深入，形成了爱与死的辩证法，像不断出现的镜子的隐喻一样，镜子的阴和阳，明与暗，实际上涉及到人性的自由与束缚，压抑与释放，救赎和悲悯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一种不断向人性深处演进、螺旋上升的叙事。你会发现艾伟不是非理性的作家，他给所有人物看上去非理性的行为一个非常理性的解释。像易蓉的非理性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世平的非理性来自于成长期间的挫败，润生的非理性来自于日常生活隐约的伤害，这使得人物所有看似不合理甚至激烈的情欲冲突都显得合理。
第三个层面，艾伟是一个有信仰的写作者，他最终有一种哲思式的上升。他跟远藤周作有点像，但他写的并不是像远藤周作强调天主教或者小说里面出现了佛教那样的信仰，艾伟写的不是制度化的宗教，他写的是弥散性的信仰，人活在世上多少应该有点精神性的诉求。
小说最后完成了一种自我觉悟。拉康的镜像理论说，动物是没有镜像阶段的，镜像阶段是对自我的认知，我们经常讲人生洞察，见自我、见天地、见众生，其实这个路数反过来讲才是对的。只有对他人的经历、情感、行为有所了解，你才能见到更广阔的天地，而不是局限在某种狭隘世界观中的天地；且见过这种天地，见过他人的苦痛，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认识自我。《镜中》是自我正觉的小说，是一部觉悟式的小说。
最后怎么样得到觉悟？小说通过死亡得到救赎，通过感恩得到创伤的疗愈。润生完成了道场的设计，这个就很有意思，刚才贺绍俊老师也提到秩序的建立。我讲艾伟是特别理性的作家，人性有非理性的层面，有混乱嘈杂左冲右突的激情，建筑也是一样，建筑原先是一堆砖瓦泥石的材料，通过建筑构筑成美的和谐的整体，构成了一种秩序。通过写人的情意、信仰、理性，达到人的自我正觉之后，可能才在真正意义上完成自我秩序的建立。小说的阅读体验于我来讲是渐入佳境的过程，会发现随着阅读的深入，隐藏在背后的理念慢慢地浮现出来，尘世的苦痛和纷扰慢慢升华成一封给人世的情书。
刘琼：相——镜像——照相
我这本书看得很早，也是非常快看完了，昨天晚上又拿出来看。我写了一句话，这是一部具有哲学气质、装置意识和象征意味的现代小说，深受西方现代派小说影响。前面大家都说到有特别多的前文本，跨越了文化和地域界限，小说聚焦当代都市生活，而且是当代都市中产（小资、知识分子阶层）生活，在延续艾伟揭示人性复杂幽微特点的同时，深入描述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我讲三小点：第一，为什么文本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它具有特别多义的阐释空间在里面，我对《镜中》的理解，可以把“镜像”的“像”改为照相的“相”，一层是镜像，还有一层是照相，关系是相——镜像——照相。“相”是真相，就是本相，我们讲世界本来，世界有本来，每个人都有本来，每个人有人性的本源，就叫“真人”，或者说存在于每个人自我意识中的“我”，这是小说要写的“相”。有没有这个“真相”？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再去探讨。
还有一个“相”是指照相。艾伟在小说中写得特别多的一个词是“光线”，所有的照相一定是加了光的，无论是黑夜中的照相还是白天里的照相都是加了光的。小说第49页写到，当室外的光线透过有色玻璃漫射到暗红色的地板和墙角，人物有了甜美的幻想。照相就相当于加了光，其实这个“相”有甜美的幻想，这是一种“相”。
还有是镜像，在63页写到博尔赫斯的《镜子》是为了让人心里明白，人不过是个反影，镜子才那么使人害怕。我读到这段的时候，一直在想我理解“镜中”的意思，首先是一个虚无，因为艾伟直接提出虚无这个词了，艾伟要揭示社会生活或者人性本源是不是虚无，这一层也可以去探讨。从虚无到不确切，比虚无更宕开一点是不确定性，就是人物关系存在着不确定性，人的本来面目存在不确定性，不仅仅是虚无，再宕开一点是不可捉摸。
我们看到虚无是不可捉摸的，因为你觉得不可捉摸所以才显得虚无，因为不可捉摸所以是复杂的，将复杂层层解开以后似乎露出真相，这里“镜像”是有象征主义的东西在里面，这里有喻体和喻意。
第二，这部小说具有装置意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对建筑来讲，建筑师设计，他调配，他有掌控、有诉求，所以在建筑师出身的小说家艾伟笔下，小说中出现人物的行动和人物的关系都是元素、都是材料、都是因素。基于这样的逻辑，人物出场后就可以一直抛到中缅边界，抛到海外去，行动不受约束，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达到了世界性，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是靠装置艺术的结构才得以成立的。
对艺术家来讲，美是他最大的追求、最大的原则，对建筑家来讲，公用是最大的原则。公用有实用，还有创造性，创造空间，打破旧有的隔阂。看起来很多矛盾的解决方案是有对元素的配置在里面起作用，导致出现特别多戏剧性的效果，看起来特别像戏剧。这是《镜中》像现代戏剧重要的原因。
第三，为什么要采用爱欲这样的材料结构？马尔库塞有一本书叫《爱欲与文明》，里面一句话同样呼应这部小说，爱欲让生命体能够进入更大的统一体。在所有人性的本源或者人的行动力或者社会结构中，爱是最能够产生共鸣的统一体。这里写到受压抑的爱欲和被解放的爱欲，有家庭根源也有社会根源，人在里面获得各种各样的情感经历。
《镜中》说是罪吗？也有，与其说是原罪感，我觉得还有一层意思。你看见他处置所有人，并不是他罚，没有直接来自他人的罚，包括润生对世平始终没有开那一枪；最大的罚是车祸，而车祸也有自己失控的情绪在里面；还是有自罚，自罚是小说使用最多的手段。
这里艾伟对伦理观、人生观进行了一次心理探索，具体到对爱欲深刻的理解，有极大的同情在里面。讲到具体人物润生、易蓉、世平、子珊，我分成两对，一对是润生和易蓉，一对是世平和子珊。润生和易蓉其实是悲剧性的人物，因为命运不可解救。世平和子珊是有正常能力的人物，能够动用自己的能力平衡生活，是正常人物。润生和易蓉是悲剧性的人物，他们是命运、性格、社会根源等造就的结合体，我是这么认识的。
饶翔：艾伟关心的是冰山下的部分
跟艾伟兄见得并不多，有限见过几面，他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安静、内敛甚至有点羞涩的人，但他的小说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让我想起那句话，“立身且需谨慎，为文且须放荡”，他的小说给人越轨和出格的印象。比如说《爱人同志》里，我们主旋律故事里讲英模爱情的故事，一个英模残疾了，一个女人嫁给他，他讲两个人光环褪去后，怎么面对日常生活，怎么面对两人情感生活的困境，他所有小说都给我与他本人相反的、不安分的气质的印象。
这可能是“60后”作家写作的特点，在“60后”作家中可以看到不同的精神资源和情感结构，包括他们关注的问题。在“60后”作家那里，“人性”是特别重要的词，他们特别关注人内在自我的精神困境。
现在大多数写作都在生存的现实层面书写，可能因为生存现实对生活围困太久，而“60后”作家，像艾伟这样的作家一直在精神层面不停地探讨，在不同的绝境不停地思辨，而且一定要提供一种人的绝境式的生存，要把困境做足。润生这个人物，他的情感像冰山一样，大部分在水面底下，很少一部分露在上面。现在大多数小说只关注冰山露出水面那一部分，就是所谓现实的层面，吃喝拉撒生存的层面，却没有太多作品探讨冰山底下的层面。艾伟却始终在开掘冰山之下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艾伟的写作在当代文学中有特别的价值。
《镜中》展现了艾伟非同寻常的洞悉人性的功力，探讨人性的重要抓手是所谓的爱，在这里他抛出了很多命题，比如爱到底是什么，爱与欲望、爱与恨、爱与死、爱与罪、爱与责任、爱与背叛、爱与虚无、爱与救赎，他抛出了很多很大的哲学命题，八十年代有本书叫《爱的哲学》，当时读的人很多，这本书就是在探讨爱的哲学，通过爱来探讨人性。
艾伟有他的特点，他是通过家庭生活探讨这些问题。他通常在家庭内部去展开关于爱、关于人性的探讨，他依靠一贯从容的叙事、持重沉稳的故事节奏，巧妙地设置伏笔，一点点将隐藏于家庭的秘密剥开，将两对情侣一点点剥开。关于爱和人性的思辨同步于故事，不断推进故事的同时也一步步探索爱、探索人性，像波浪一样一步步把人物推向深渊绝境，让人物背负越来越重的心理负担，也让人物返回内心，不断地反思自我存在的问题，不断从内部和外部去寻找关于问题的答案、关于自我救赎的力量。
外在层面，润生通过捐献小学、去中缅边界做志愿者，通过一系列外在活动去获得某种救赎；内在层面，在某些关键时刻，比如小说的最后，润生和如兄弟般的仇人世平，终于直面。他要怎样去解开关于爱与罪的问题，甚至最后他拿起了猎枪，他要怎么样面对与仇人共在的这个时刻，在某个阶段他恍然明白世平也知道所有的秘密，那么我所承受的罪世平也在承受，我们俩一起受苦。小说通过死亡的方式让人物获得某种最终的救赎，世平最后救了润生，以类似因果的方式获得了最终的救赎。文本中有很多互文性，比如长崎道场的设计理念，和女友子珊共同完成的动画，致人间的遗书最终变成致人间的情书，通过外在艺术的形式又同步地或者说最终有了结果。长崎道场的设计理念与最终完成的致人间的情书，在艺术上有丰富性。
我最后说一点，艾伟的几部小说，包括去年的《过往》，都是有灵感来源的。他说《过往》写母亲是因为他听说了一个母亲的故事，而《镜中》是源自他朋友的故事，飞来横祸，在美国一家人遭遇洗劫，突然一场横祸就去世了。如果按照一般作家的思路，可能会通过这个去编造关于现实的故事，而艾伟写着写着往抽象路上走，最终写出关于宽恕，关于爱，关于人如何在破碎的世界重建生活的故事。
艾伟通过写作要找到这个，在暗与光之间，在爱与死之间，要找到光、找到光明、找到宽恕与爱，包括小说最后写润生重新走在了杭州大地上，他看到了那么多人来来往往，看到了芸芸众生，对他们来说活着是一切，他这时候想自己也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分子，也是普通的一个人，他在更广阔的世界里获得了平静，最终也获得了真正的宽恕与救赎。
郭艳：女性如何抛入时代流行
的价值体系中
特别高兴今天听到这么多老师和朋友对于《镜中》特别精彩的论述，艾伟总会在一部新的作品里呈现溢出我们想象的写作。
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谈几点。第一，刚才大家谈到小说里面讲爱欲、物欲和物质主义生活，其实艾伟的小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一定要把人物放在时代当中，刚才孟老也说了写《风和日丽》的时候，他融入了对二十世纪革命的反思，但视角又特别独特。《镜中》是把故事放到整个中国当下，在物质生活较为丰裕后的时代，对人性进行考察。我看的时候想起李安执导的电影《冰风暴》，《冰风暴》谈美国中产阶级的中年危机，谈到爱、欲望与死亡，其中有很多伦理上很复杂的关系。
我从女性主体性的角度看艾伟的小说创作。因为主人公，这部作品的两个男主人公都是精英人士，又帅又富又非常gentleman，但大女主还是润生的夫人易蓉，对女性主人公作主体性分析，可能更有利于我们来理解艾伟这个长篇小说中所呈现的中国社会向现代化或者现代性转型中呈现的本土性、当下性，以及非常重要的，从现代意识角度对当下生活的反思。
《镜中》让我想起《白雪公主》里面的继母之问：“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这个问答在艾伟的长篇，尤其从《爱人同志》《爱人有罪》到《妇女简史》再到《镜中》，实际上就变成了镜子中的女性问“我是谁”，这是现代性的经典之问。艾伟非常关注女性主体性意识和性别身份、时代情感经验、伦理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对于女性主体性意识深刻的洞察，每一个女性主人公并不是简单的具体的女性，而是跟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对这个命题的叙述深刻揭示出女性主体经验的流变。
女性的生存往往是盲目地、被动地“被抛入生活”，像易蓉原生家庭的问题，说明她也是盲目地被抛入生活的。艾伟非常耐心地呈现出被抛的过程，叙述如何被动地进入莫测的生活和命运以及过程中女性自身呈现的蒙昧、纠结、挣扎和撕裂，表现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的情况下女性的进退失据。《爱人同志》里描写了一个女性在女性意识蒙昧的情况下嫁给了英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之后，面对灵肉两端的挣扎，她必须清醒，然后面对自己的处境。如果完全不清楚或者完全被价值观绑定，这种人就不是清醒的现代人，更不是清醒的现代女性，只有清醒地面对自我境况、具有反省意识才有可能性。
这些女性在潮流当中，在这个时代有主动选择。在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女性投入到时代流行和推崇的伦理价值观念体系中，为自己人生塑形。比如《爱人同志》中成为英雄妻子的女人，《爱人有罪》中的小城美人，包括易蓉都是“城市尤物”：一方面她们是贤妻良母，另一方面也有对现代人欲望深度的呈现。日本有私小说，所以渡边淳一作品中有这个面向很正常，但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写这个是非常难的事情。
女性主人公义无反顾地实践自己认定的观念和标准，这样做恰恰是危险的；易蓉要按照时代标准塑造自己，恰恰舍弃了自我。文本叙述中，女性主人公把自己交付给莫测的情感和命运，体现出特定时代女性主体性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中又呈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日渐觉醒。这个觉醒流淌在小说里，最后易蓉自杀了，因为找不到任何出口。《镜中》对现代婚姻和伦理的探寻非常幽暗，是艾伟对现代人身心更为精准的叩问。
我第一次看《妇女简史》的时候，没法理解里面一些内容为什么没有展开，但是在《镜中》里展开了，从俗世烟火向心理观念和哲学的领域探讨，他有一个俗世伦理的层面去透视人性幽深复杂的镜像，探讨人性趋向可能的超越性。
我们如果不曾深度陷入现代物质主义身份或者全球资本环境，可能很难理解男女主人公在生活中的很多选择，实际上作者并不是要从道义或者伦理上去判断主人公跟死亡的关系，而是要呈现人在这种状态下的挣扎。
易蓉就更能够代表具有现代性复杂特质的女性，她不喜欢阴郁颓糜的生活，所以嫁给阳光而清新的润生，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大家熟悉女性主义，或者女性在这个时代被极端物欲化了，她的人性阴暗面等来自时代所豢养人性的享乐、阴霾和虚无的一面，这一面不仅仅是女性，深度植入世俗的男性也是有的，人性阴暗的两面都在易蓉身上，她的挣扎、分裂都是来源于此，是没有根的现代精神分裂症。小说关于易蓉的文字量不大，但分量非常重，而且两个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两个男人的故事都是围绕着易蓉展开的。
从女性主体性角度来说，这两个男人对于女性有爱恨与痛，恰恰因为易蓉身上背负着时代女性主体意识幽深的裂变和浓烈的悲情，所以有深度有痛感，而且她是精致的、美丽的。
另外《镜中》最终的结局，一再让宗教艺术和大自然成为救赎的某种方式，包括建筑，建筑从某种程度来看是非常简洁的，表达了哲学的很多观念。小说中被赋予意义的动画短片，包括四面佛的设计，都体现了这一点。但即便有四面佛，人们仍然在婆娑世界中，婆娑世界是不圆满的世界，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
从我的阅读体验来说，从魔镜中出走的成长与独立，女性主体性在艾伟一系列的长篇文本尤其在《镜中》里映射。近现代以来，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语境来探讨，半个多世纪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现代文明和伦理价值观念的嬗变。《冰风暴》这种欧美小说中不存在易蓉式的纠结，而《镜中》这个文本里肯定会呈现，这也是本土性中国化叙事特别重要的一点。这些尚未完全消化或者完全无法消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根系成为现代性的传统和风尚。
现代性是双刃剑，会重塑中国人的身心、人性、人心和世情百态，艾伟作品中的女性主体性形象是特定时代独特的象征性符号。回溯当代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通过艾伟的写作发现不同年代的女性，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新千年以及新千年以后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每一个凸显和时代经验又是紧密连接的。他的写作极大地拓展了现代女性生命体验的丰满度、情感认知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维度的多面向。
丛治辰：小说中的光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光
我从三方面谈谈阅读体会。
第一点，我在读《镜中》的时候不断在想，这是一部传奇之书。传奇与现代小说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我读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后来发现艾伟非常自觉地在处理这个问题，这呈现在一个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的角色，冯臻臻，就是那个从上海到大山里当志愿者的冯臻臻。艾伟两次提到了这个故事，新闻报道冯臻臻的故事其实是做了极大的美化处理，冯臻臻也说，他们希望把我架起来，讲述那样的故事。实际上在那个故事底下，冯臻臻的生活是破碎不堪的。在这里艾伟非常自觉地向读者告知了他的理想以及在他看来小说和新闻之间的区别。新闻看上去是最真实的，但新闻有时候会为了它的目的进行传奇化的处理，去掩盖一部分现实。新闻在相当程度上是非现实的，而小说会用非现实的笔法，虚构的笔法，传奇的笔法，但在传奇底下有相当现实的部分。譬如说《镜中》的故事，一般情况下我们恐怕不会遇到的，但所有人在读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个故事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难道这些小说中的人对于死亡、对于爱情、对于所有感情的认识、对于自己所犯过那些或大或小错误产生的焦虑后悔以及努力求得救赎的心路历程是有人没有过的吗？正是在这种看似传奇，实际上触及日常生活深部的写作当中，我觉得它让所有读者发现了有关于自己日常生活的真相。这就是这部小说非常“非”传奇的部分。
第二点，最近开了很多研讨会，几乎所有的作品讲述的都是宏大的故事，都是百年中国历史，至少也是四十年改革开放史，差不多都是家国传奇的故事。突然读到《镜中》，讲的是小故事，讲的是两三年之间的故事，讲的就是几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是在读的过程中我又想，这真的是小故事吗？我特别喜欢看作家其实不需要写但是非要写的部分，譬如说润生其实不需要到缅甸监狱里待一待，润生也不需要去广岛和长崎旅行。那关于战争的书写，在小说的叙述部分中特别好地跟此前此后润生的经历贴合在一起，润生经过了正常人不会经历的意外，而这些意外和战争的情节在小说中并置一起的时候，让我们触目惊心地看到，个人日常生活中可能也存在某种战争式的灾难，而不要忘记的是，不管是缅甸的内战这样的小规模战争，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创伤、伤口、丑陋的伤疤，我们从来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现代文明的一个耻辱。在这部小说中写到的日常生活，那种日常生活会触及每个人内心的东西，我觉得是不是和战争有关系，和战争背后现代人的耻辱、创伤、丑陋的伤痕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其实写的是一个至大无比的存在，写的是现代人内心的困境、精神的困窘，写的是现代带给人的创伤。
小说讲的救赎绝不类似于佛教、基督教讲的救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是有现代背景的救赎。在现代背景底下，每个人都不是自身，每个人都产生另外的窗口，像四面佛一样（当然四面佛是另外一个意象）。在小说第311页，写到易蓉和世平的亲密关系。世平感觉到易蓉并不是原来的易蓉，而是另一个易蓉，自己也不是原来的世平，正是这样的描述，我们看到《镜中》对现代人类处境书写的巨大野心。
第三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部现代作品。这个现代除了描述当下的生活以外，很重要的是刚才各位老师都谈到的现代小说的笔法、结构，以及背后的现代的诉求。譬如说学建筑出身的艾伟写到的建筑。建筑渗入小说的叙述手法中，不仅是随意点染、不断插入有关建筑的描写或论说，也不仅仅是小说的大结构、外在结构，还渗透在非常细微的笔法中，小说里面充斥着空间叙述的技术，包括人物的内部关系的构筑。
什么是建筑？建筑其实就是空间的重新组合。在空间的重新组合中，不是让空间成为其本身，而是在互相对照中看到彼此，并且使本来单纯的空间在不同角度的立体观照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因此在小说中艾伟不断地强调光，光这个因素可以改变观察建筑的角度，也可以改变建筑的空间。这种建筑的穿插之法尤其体现在小说中不同关系和人物的纠缠中。
我一直在想现代小说为什么要写通奸？为什么福楼拜说，所有的伟大小说都有一个主题就是通奸？可能是因为通奸能非常紧密地把小说人物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小说中，艾伟还步步疑阵，设置了许多悬念。随着小说的叙事进程，人物错综复杂地不断加入进来，构成一个“镜中”的关系。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小说其实也不见得那么“现代”和“西方”。“现代”总是和“西方”在一起的。我们看到小说里的教堂、光的时候，似乎总是很容易想到弥塞亚降临的那道圣光。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小说中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光，包括他向高僧的请教当中，是中国式的智慧找到的解脱之道，而不是基督教式的救赎，是更高的精神层面同生活和现实的一种和解的方式。小说在中国和西方不同文明的对撞中，找到了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求得共处的安宁方式，都溶解在建筑和小说中。
李蔚超：艾伟一定希望镜中照见
他人，照见众生
艾伟的小说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是：他是非常敏锐地捕捉时代气息、时代气质和塑造时代物像的作家，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是当下的时代气息，他都有代表作呈现，而且对每一时代都能很好地提炼和把握。
我们通常认为作家的新作中很难写出新人、年轻人或者比我们还年轻的一代人。作家距离他们的生活很远，距离他们的逻辑也很远，很难体认和塑造他们。《镜中》让我感到艾伟作为小说家高明的艺术才能，读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很亲切，很多年轻女性，像子珊和冯臻臻的逻辑是我们能够体认或熟悉的。
艾伟作为小说家很关心并且关切情感对象、情感主体、情感过程和情感美学等，并且借助情感来呈现、还原人，或者说剖析人、解剖人，特别擅长分析被建构的人性和人的本我之间复杂的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艾伟一定是复杂的，以他为代表的“60后”作家使得小说成为人精神考验的难局。《镜中》依然是“60后”中国作家的代表作，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依然追问“爱”这个事物，对于爱的发生过程、歧路，爱的结局以及各种以爱为名的自恋形态的把握。就像小说里润生绘制的动画片，一开始叫《致人间的遗书》，最后又改成了《致人间的情书》，无论哪个题目,依然是艾伟老师一直在追求的爱与死的主题。
镜子是典型的自恋文化的隐喻，特别是女性主义的文本说在镜子中才能看到自我。艾伟的这部小说是否在描述一个迷恋自我的过程呢？比如说易蓉、润生和世平的选择，润生在子珊和易蓉之间选择，以异性作为镜子照见自己。一个人对于爱的选择，已经不再是欲望的投射，不再是有害或者亲切的对象，不同恋爱对象其实是个人的自我的人生不同选择的代表。比如说润生是子珊的镜子，子珊在面对润生，处理和润生的关系的时候，她照见的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对象；子珊与舍尔曼在一起的时候，自己照见的又是另外一个形象，所以爱的形式是自恋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同时爱又很复杂的，艾伟作为一个小说家更复杂的地方在于，他一定不肯只是照见自我，他一定希望镜子能照见众生、照见他人。一面镜子照见他人是很难的，所以要构建一个镜城，很多的镜子互相折射。他是在折射和对立中来试图制造这样一个世界，虽然这个世界在镜子中不是真实的，但至少是我们看见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擅长制造二元对立的关系的，很多时候，在网上的信息中，我们迅速选择站位，并捍卫自己的立场、攻击对方。而文学中，特别是像“60后”作家，重要的或者说本能的选择就是他要构造一种复杂关系，他要揭开表面，向深处看看。在这部小说中，表面上他用了光和暗作为对立。润生是光的化身，光是神的属性，所以子珊看到润生就觉得像神一样。同时光也是空虚的容器，在小说中强烈的光容纳了很多虚无的、复杂的和不可言说的东西。小说最后的动画片《致人间的情书》，是面向人间的，而不是面向一个固定的对象和自我的。那这是否能够实现？其实小说也没有答案，小说家从来不会给我们准确的答案，就像他不会宣布一个二元对立模式。“60后”小说家，之所以大家依然要向他们致敬，他们的小说依然好看并且幽微，因为每一个“60后”作家都在做不同的尝试，也让读者在其中感受到丰盈的世界、复杂的世界，可以沉思或深省的世界。
另外艾伟确实把握住了、塑造出了杭州，我现在去杭州的感觉是，这确实是中国想呈现给世界的名片，一个古典、安静，人与自然和谐的杭州，而不仅仅是古典的西湖。所以当下的时代气息在小说里与人的情感复杂性并存，确实表现得很好。
王春林：客观上是车祸，
他写的实际上是精神车祸
我简单表达一下。我同意前面很多老师的判断，《镜中》这篇小说有世界性的特点，或者说是一部能够跟当今世界文学对话的作品。
我记得很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鲁枢元曾经提出一个命题：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我觉得如果说鲁枢元是描述80年代中国文学的特点，到了新时代文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向外转，很多作品，像书写百年家国的文学，都是向外转。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艾伟《镜中》的特点是“向内转”，对人的精神内宇宙的深入挖掘、深入表现，比如说小说写车祸，客观上是车祸，但他实际上写的是精神的车祸。这个精神的车祸掀开了看起来很幸福、很平和的生活的表层，然后把生活中惊涛骇浪的另外一面揭示出来。艾伟用这种方式将日常生活叙事转向了精神叙事。我觉得，这是跟世界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以来，越来越关注精神内宇宙的世界文学大趋势是合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在大家都向外转的时候，艾伟的写作意义和价值就能够凸显出来。
再一个意思就是，读艾伟的《镜中》会想到这些关键词：罪与罚，精神救赎，爱欲，死亡，人性深渊，中产阶级……这些都是理解和把握小说的关键词。我又想到还有两个关键词可能很重要，我观察最近若干年来世界文学的总体走向，我们以获诺奖的作家作品为观照对象，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品都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有精神分析的特点；另外一个，有存在主义的况味。那么我们说艾伟的小说有世界性，他在和世界文学进行对话，《镜中》就是兼备了精神分析的特点，也兼备了存在主义的况味，或者说艾伟完成了一部小说版的《存在与虚无》。关于小说文本本身，各位老师分析得非常深入，我个人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不展开了。
阎晶明：小说家还是需要有冒险精神
我不能叫总结发言，总结发言就七个字：大家讲得都挺好。我也想讲自己的话。
首先，在今天中国的文坛上，看了这部小说后我第一个感觉是，我们需要艾伟这样的小说家，现在特别需要，也需要像《镜中》这样的小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个人感觉，小说家还是要有一种冒险的精神，而不是把小说打磨得圆熟、很平、没有棱角。客观地说，由于各种背景，我觉得我们的小说家都在亦步亦趋地做小说，当然都写得很好，但我觉得像艾伟这种写法，作为一种写作者的态度来说，我非常欣赏，因为他在《镜中》这部小说里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极端境遇，写出了一种人性的极致状态，也写出了一种情感的极限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先是一部有冒险性的小说，这种冒险性我觉得是小说家应该具有的品质，尤其是现代小说里。
因此艾伟很难得的，他的探索还不只是在表面上，包括在结构、在思想上都有自己的探索，艾伟一直在思考一种现代小说所具有的思想性，我不是说这种思想性是以深度见长、变成一个哲学家，不是，他写出了一种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是通过人物、故事、情节的互相纠缠互相碰撞造成的一种效果，使得它很纷繁，很复杂，有现代感。现在的中国文学界不缺少好小说，但缺少一种敢于去冒险的小说。李洱今天在场，我觉得《应物兄》是敢于去冒险的，最后得到大家承认。我觉得我们的作家应该具有这样的一种品质，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文学才华倾泻出来，而不是找一种规矩。我是这个意思，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镜中》是从突发惨祸开始的，一开始就把最惨烈的状态写出来，这之后写什么呢？如果按常见的来说呢，就写惨祸发生后当事人是怎么慢慢经过精神疗伤，最后慢慢恢复成常人，那样其实也会成为好小说。但是呢，艾伟写的是另外一种状态，他继续探究下去，给读者打开我们人生中破绽百出的、爱恨交加的、人与人之间互相牵制但又不断失控的更加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一种人生场景，同时小说的精神性又在这样一种描写中体现出来。总之，在这些纷乱的人际关系中，艾伟给我们呈现出了明与暗，爱者与不爱者的彼此照应和救赎。其实你看，每个章节都是单线条的，故事都是很明晰的，小说很容易读进去，但是加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是多条线索互相碰撞、互相组合，也互相拆解的过程，它的效果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想讲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艾伟他非常冷静、理性地把控了这一切，这也是我们看昆德拉和很多现代小说都能做到的一点。我认为昆德拉小说最大的缺点是写女性不行，女性都是他笔下的玩偶，他写男性之间互相的争斗是非常高级的。中国小说家在描写男女性别时，实际上是平等的状态。艾伟这个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说镜子或者镜中的意象究竟是什么，我在这里不讲了，我看完以后感觉，不管镜子是什么、镜中看到的是什么，艾伟都有能力把持这面镜子或者说多面镜子，他自己有这个解读能力。所以他的镜子有时候像平面镜，就是写生活本身；有时候像放大镜，把看上去很光鲜生活背后的不堪，通过放大镜给写出来；有时候是哈哈镜，产生一种喜剧、滑稽、调侃的效果。总之，他作为小说家能够控制这一切。既能够把控，又能够把质感写出来，这是考验作家才能的地方。
我能够感觉到艾伟具有强劲的、深邃的，同时也是不动声色的一种能力，能够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一切。你要说思想性、精神性，包括内省这些词都可以，但小说里基本没有说理，都是讲故事。这是小说家能力的体现，我们还是需要深入地解读。
这部小说的戏剧性很强，有点像“三一律”，或者像古希腊悲剧，通过一系列的误会来进行，这样的结构我们在《俄狄浦斯王》这种古希腊悲剧里看了很多。他有戏剧性，但不是戏剧那种严整的格式，它还很放得开，同时融入建筑、音乐、戏剧等各种艺术手段，包括杭州城市景观，还有异域风光和风情，使紧张刺激的故事交融于另外一种舒缓的节奏和氛围中。这样组合完成的小说具有多面性、多样性、复杂性，非常了不起。
（以上根据录音整理，以发言先后为序。）
（责任编辑：李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