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大叙事之外的饮馔文学

　　徐兆正：各位老师、同学，今天我们来讨论葛亮的新书《燕食记》。本次讨论前我列了五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先从提纲入手，希望各位同学紧扣问题去回答，最后会留有一定的自由发言时间。第一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小说，能很明确地感受其中包含“变”与“不变”两个部分。“不变”的地方是中国饮食文化，也就是题目的“燕食”。“燕食”即饮食，从中可引申出“民以食为天”的传统。“变”的部分指向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那么，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两者关系的？

　　张楚悦：《燕食记》上阕写师父荣贻生，下阕写徒弟五举。荣师傅的故事在“不变”中透露宁静，有隐入尘烟的意味；而五举的故事以香港的崛起为背景，以“变”为底色：与师父决裂、同舞女露露相识、和师兄谢醒的羁绊、妻子凤行的意外去世、十八行的兴衰……荣师傅与五举在一静一动间构成张力，并在最后的厨王争霸赛上达到顶峰，师徒的情感冲突与菜品的守成创新在此得以和解。我认为，变中有常的故事情节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当下读者的现代性焦虑。

　　小说中的“饮食”不仅有味觉上的表现，也是作者文化想象的载体。时间上，它以叶凤池为中心写清末，以向锡堃写民国，以司马先生写后民国时期，《燕食记》并不直接描写历史的风起云涌，而是以暗流涌动的方式将其点染于情节进程之间。比如当小说写到抗日，叶凤池等藉由盐与体内的毒素作用将河川毒死，解决了太史第的危机，这便是“不变”的日常对“变”的大时代的建构。空间上，小说深描了香港的历史变迁。葛亮将香港放置在中国现代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写五举融合闽粤、上海、南洋多种口味的饮食，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包容性。

　　徐兆正：谢谢楚悦。“变”与“不变”其实也是“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雷颐的文章《“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他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我们通常以为“宏大叙事”是不变，是永恒，“私人叙事”则变动不居、落花流水，待到读了《燕食记》，或许才会猛然想到那落花流水反倒是永恒的，亦即《汉书·郦食其传》中所言“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在葛亮笔下，20世纪中国社会的进程，仅只处在叙事的帷幕之后，味蕾的记忆变成了小说叙事的前厅。

　　袁荣新：在我看来，小说最主要的修辞行为是通过外部的“变”，通过一种多变的时代对于人物命运的影响，来突出附着在手艺人身上的传统精神的“不变”。但传统精神也是多层次的，如饮食文化、技艺传承的严格秩序，以及师徒情分、爱情、亲情等温情脉脉的传统伦理，后者使得叶七（叶凤池）、荣师傅（阿响）等几个人身上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小说最后的师徒对决令人印象深刻，荣师傅和陈五举的会面不是一次简单的相见，也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技艺对决，而是一场带有功利性质、商业性质的比赛。即便如此，比赛的性质依旧没有削弱传统的光辉。尤其是在荣师傅受伤的情况下，师徒二人联手制作出“鸳鸯月饼”的一幕，其中就既有师徒相互理解与惋惜的情感逻辑，又可看出中国传统美食制作内蕴的创新力，两人在这样功利的舞台上，化解功利，化解矛盾，达成师徒伦理与美食制作精神的同一。

　　徐兆正：说得很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前一个有着相关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饮馔（或美食）文学大多处在缺席位置；如果一定要指认其线索，往往也是以反面形态出现的，从张爱玲到莫言，从萧红到刘震云，从穆旦到阿城，观照饥饿的文学比比皆是。那么，如何看待葛亮与这种写饥饿多、写饮馔少的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燕食记》之于这一文学传统又有何意义？

　　沈梦：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从饮撰文化谈起。首先，饮撰文化本身就带有闲情雅致的气息，从汪曾祺和梁实秋写饮食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其语言风格的平淡质朴，描写对象的平凡有趣。相较而言，《燕食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大段关于食物制作的过程，关于食物形色香味的描写，表现的是一种精致和大气并存的气象。这些食物都有很好听的名字，比如“鹤舞沙白”“熔金煮玉”，通过这种仪式化的命名，也可看出人们对“吃”的关注与重视。饮食的品味往往被视作人们的生活态度的体现。对比饥饿文学，萧红的《生死场》、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刘恒的《狗日的粮食》，这些小说则往往伴随着生存难题，通过外部的困顿传达内在人性的挣扎。也就是说，两者是同构的。

　　不过，《燕食记》同样写到了人的困境（战争、离散、死亡、经济冲击）与人心内里的坚守。小说中慧生有一道美食，名曰“待鹤鸣”，她从遇到情人开始做这道菜，进了太史第也仍在继续。她通过“待鹤鸣”来思故人，这就在小说里形成一个叙事回环，建立起历史与个人的联系。尽管山河动荡、人物流离，但是人们的生活之道依旧在更替中守常，人的情谊也在脉脉流淌而不中断。这也是小说标题“记”的意义所在。“记”可以理解为记录，也可以是一种记忆。荣贻生制作月饼的手艺在一代代地传承，从叶七到他，再从他到五举。他做了一辈子莲蓉月饼，最想念的还是幼时在太史第第一次尝到的味道。时隔多年，凭着这个味道，他一下子就认出“得月楼”叶凤池的手艺。当年叶七教他炒莲蓉时那份“吃饱饭，慢慢炒，心急炒不好”的教诲，也被荣贻生牢牢记在心里，而这种技艺更进一步地内化为一种“熬”的人生态度。

　　袁荣新：我认为葛亮这种从正面书写饮食的文学立场，是对现代文学书写饥饿那种文学传统的一次补充，同时它也激活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饮馔传统。我们不仅需要批判传统文化的阴面，还应如葛亮那样从“饥饿文学”的背面重新寻找当代国人的精神出路。也就是说，《燕食记》也许隐喻着当代作家正逐渐走出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立场，开始向着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回归。

　　具体来说，萧红等作家写“饥饿”并不只是在写饥饿，《生死场》中二里半眼中只能看见他的那只羊，这不是由于生理因素令他只能看见那只羊，而是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形下只能首先满足求生存的需求。《生死场》里还有王婆卖马的情节，也是如此。这些作家大多是坚定地站在启蒙立场上，有着人道主义的思想。《燕食记》里没有特别清晰的启蒙立场，也没有出现对传统价值的强力否定。但读过作品就知道，文本中渗透出的是多种情感之流的混合，例如陈五举和荣师傅的师徒之情，陈五举与凤行的夫妻之情，陈五举和露露在乱世的相遇，月傅和慧生互相理解的姐妹之情，这些情感都不是西方拜伦式的“情”——所谓能够通过自己的爱来点燃别人的爱，而是一种红楼梦式的“情”，这种情的特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它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代表着中国人对于昔日的美好回忆。除此之外，庞惊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燕食记》还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与隐士精神，举凡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徐兆正：谈得很丰富。你将“饥饿文学”归类为启蒙文学，同时又在“寻根”的意义上，认为《燕食记》是一部寻求信仰的作品。你认为葛亮是在为中国人寻找精神的出路，因此小说构成了对书写饥饿的启蒙文学的一种补充。还有哪位同学来说一下？

　　王澜汐：我来补充一下袁同学的观点。《燕食记》的人物体现出绵延无限的民间“义”之精神。小说封面右下角有“江南岭南风景好，世道味道总关情”之句。情，是理解这本书人物关系的总抓手，道义、情义、侠义在每个人物身上都百转千回，是人物之间紧密联系的关键。书中并没有彻底意义上的恶人，荣慧生受月傅之托抚养贻生，贻生在太史第没落后依然密切关心，戴明义受到贵人的资助成功开店，陈五举孤苦无依幸好有赵阿爷收留照顾，舞女露露为了招揽店铺生意尽心尽力……就连全书中唯一一个坏人——日本人河川守智，在面对荣贻生和七少爷袒露真诚的时候，也会有剧烈的内心挣扎，怨恨自己为什么不是真正的赵守智。与粤港文化息息相关的敬关羽习俗，也在故事中反复提及，例如第4页同钦楼的关老爷，第32页荣贻生小厨房里的关老爷，第165页慧生神台里的关羽，第234页得月楼里的关老爷，第297页段老板神似关老爷等。摆神龛敬神明，是地方民众不变的精神追求。

　　徐兆正：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你们所说的“退”，从启蒙立场后撤，退回到传统母腹，绝不是一种新鲜思想。你们或者以为这是“以进为退”，或者谈论“现代性的背面”，都是在把原来击溃的东西重新请回来。那么重新请回来之后呢，它们对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到底有何助益？是否仍只是一种无效、虚幻的情感安慰？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无论是饥饿还是饮馔，都归结于吃，而“吃”这件事天然地位列宏大叙事之外。这让我想到刘震云的一句话，他认为：“《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温故一九四二》，更为尖锐地表现了吃饭这种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冲突：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什么是宏大叙事呢？是“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血战、丘吉尔感冒”。私人叙事则是因为这些事，“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我故乡”灾民吃人而“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饕餮；灾民煮食婴儿是不得已，此前他们已吃过花生皮、榆树皮和野草，有人为此中毒身亡。等到树皮野草吃净，灾民们就吃木柴。

　　总而言之，现代或当代以“吃饭”这件事进入私人叙事的文学并不在少数。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多灾多难的20世纪，“吃”这件事往往并不是享用美食，而是忍受饥饿。所以初看《燕食记》，我会感到一点点不舒服。这不仅仅是因为关于同一个时空的历史书写，“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而葛亮笔下的人物对于“吃”精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基于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认知，难免会发出疑问：书中的描写真实吗？在烽火连天的20世纪上半叶，岭南人也如此执着于饕餮吗？

　　诚然，并不是说不能从正面去写20世纪的美食史，美食象征着人们对安稳日常的向往。但是在真正炮火连天的时代，那种对美食的向往是否真实？生活与生存的主次关系有可能被颠倒吗？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

　　张楚悦：在我看来，《燕食记》之所以描写饮食，是因为饮食相较于之前的饥饿描写，蕴蓄着更为丰富的日常生活和历史文化肌理。小说中粤港沪菜系的合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我认为葛亮创作《燕食记》这部小说，比起对于生存和生活的思考，更是一种面向当今时代需求的写作，只不过它是借助饮食、以长篇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徐兆正：楚悦同学说到点子上了。当一部作品迎合了读者的趣味与需求，而它恰又是历史题材作品时，我们就要关注这种历史究竟包含了多少想象。

　　刘杨：我们要注意这部小说虽然是突出文化韵味的纯文学作品，但其实有着很强的传奇性。葛亮是一位有经验的作家，知道批评家需要什么，读者需要什么，以及电影改编的导演需要什么。他力求满足不同层面读者的需要，所以在写作时也兼收并蓄，努力整合艺术资源。一方面，他让读者感觉是入乎微，写“吃”写得非常细致，细致到了怎么做糕点、做菜以及庖厨功夫怎样练就统统涉及；但另一方面，在这些细节之外，他还吸纳了传统小说的传奇笔法，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小说表面上似乎很严肃地在讲传统文化技艺，但实际上如果真那样写，作品不会好看。小说之所以写得好看，之所以能够让人流畅地读下去，是因为作者在里面悄无声息地容纳了许多传奇性因素。该有的古典传奇因素小说里其实都有，最后又来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叶七因为战争残废了，又因为爱情戒毒，还身怀绝技。荣贻生的身份也有极大的传奇性：他是一个尼姑和军人的私生子，由养母带大。而荣贻生不仅身份传奇，还在极其巧合的情况下，离开了太史第成了叶七的亲传弟子，然后又成为了同钦楼的招牌师傅。他一心一意要将手艺传授给徒弟，结果徒弟又因为爱情离开了同钦楼，还终生不用师傅的手艺。此外还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七少爷，能屈能伸的大少奶奶等等，都很有传奇性。

　　由此可见，小说并不是单纯的世情小说，也不是单纯地在写日常生活。其实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应该是很扎实的，但这部小说除了有关吃的方面，对日常生活的刻画并不多。当然小说后面写五举时，还是写到了一点生活，但和我们讲的日常生活叙事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主要内容的，也不是用拉杂的叙事还原日常生活。小说世俗的人间烟火之中蕴含着相当多的传奇性。小说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也因为传奇而有趣。在作品里面，家国情怀、抗战、孙中山、淞沪会战都提到了，但怎么样杀掉日本汉奸写得最令人印象深刻。

　　这样来看，小说让你感觉到它在写“吃”之外，试图寄予“世道味道总关情”的情思，试图把历史容纳进去。然而，葛亮用的这种传奇笔法，特别是传奇式的人物架构和情节结构模式，导致他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其中的思想总没有办法写出深度。这种写美食的作品，强调的是人的感情，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人对于生活的热情体现得也不充分，主要想表达的还是做饭和做人是一样的。比如炒莲蓉，最重要的是“熬”，不是剥莲心。这里作家试图要写出深度来，却也只能到这样的简单道理为止。然后作家又开始讲传奇故事了。小说给不同层次的读者留了很多精彩的点，可以让人把它夸得很好，但实际上除了做饭的技术以外，又没有在哪个点上真正写得非常厚实。

　　詹雯慧：无论是慧生、荣贻生，还是陈五举、露露等人，他们都是不普通的。太史第的人个顶个厉害，甚至连七少爷后来也成了粤剧名家。又如五举和阿响的相遇，他们成为师徒关系似乎在情理之中。再如露露的出现，也是恰巧拯救了“十八行”。在葛亮笔下，这些人物好像都有点过于完美了，而且他们的人生历程也没有什么困难，读来是比较流畅的。那么，这是不是和葛亮自己所推崇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伦理不可分割呢？至于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传奇性，在我看来是为传奇而传奇。

　　张楚悦：小说标题“燕食”，其中含有平民饮食之意。反观小说内容，即使一次次深入世俗，触及的也仅仅是与普通百姓若即若离的意境化“燕食”。

二、器物细节与历史逻辑

　　徐兆正：下面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葛亮善写旧时代的器物，但并非法国新小说派那类“物的文学”，多是以物件窥看人心，从器物切入记忆，进而凭借历史的“物”为历史本身作证。我说的这些内容都是来自一些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作出的肯定，或者说这部作品似乎始终在引导着评论家去认定它以物件窥看了时代的人心。那么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燕食记》中有哪些重要的器物？它们与小说叙事有何关系？

　　张楚悦：《燕食记》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器物是五举的白案刀，它出现在小说的多个关节，勾连了故事的各种要素，起到了推动情节和连缀篇章的作用。它不仅是同钦楼“大按”厨艺精湛的象征，也是陈五举和戴凤行的定情信物，还是他们天人两隔的命运节点，是露露风尘落定后学厨的引子。葛亮通过这把刀，连接了许多人物的命运，体现了时间的流转和岁月的变迁，也是饮食文化传承的一种见证。而且，《燕食记》常借器物讲述做人的道理，比如“熬”“爆”“蒸”“煮”“炸”“滑”“慢”“快”等，都与个人的修养品格、处世智慧有关。小说中的“物”“我”达到合一的状态，“物”蕴蓄着“人”所建构、赋予的历史逻辑及历史流转，二者共同见证了历史、文化的嬗变。简言之，作者利用器物书写了他自己的生活哲学。

　　袁荣新：面对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作家的世界观，更确切地说，不同作家所理解的“真实”是不同的。这里我拿法国“新小说派”代表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与《燕食记》作比较。格里耶的“物化”表现在小说并不想表现一种“反映论”意义上的真实，《嫉妒》通篇用的是一种极其精妙的视觉语言，例如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外部世界的香蕉林，以及不断地书写“被碾死的蜈蚣”，表明这是一篇存在“隐匿和缺项”的文本，小说中连一个有身份的叙述者都找不到，而且作者也隐藏了最核心的情节，即《嫉妒》中的丈夫为什么会嫉妒，他抓到了妻子的什么把柄？我认为格里耶是渴望通过一种回避心理描写的方式来进行心灵书写，以此还原“物”本身，排除比喻与隐喻，更深刻地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但《燕食记》不同，葛亮所书写的“物”与叙述者的情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情”的，这里的叙述者不像格里耶的《嫉妒》一样要隐匿起来，来表现人与世界的割裂，反而是鲜明地出现在文本中，通过旅行和纪实的方式呈现文本中的“物”，并且通过对“物”的回忆和“物”的意义来呈现一种典雅大气，充满韧性和厚度的中国饮食文化。

　　就《燕食记》中的重要器物而言，我首先想到的是荣师傅与陈五举手下的“炒莲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的鸳鸯月饼，这些东西贯穿了小说叙事，它们既是荣师傅的拿手好戏，另一方面也是荣师傅和叶师傅相遇的见证，是荣师傅和自己的徒弟陈五举相遇和遗憾的见证，同时还是他们重逢的见证。作为小说的重要之物，它打破了人物原本各自封闭的命运，影响了小说人物命运的变迁。

　　就叙事层面而言，小说涉及上述器物时通常具有两种叙事功能，一方面是表现了人物各自具有的精神性格。鸳鸯月饼在文本结尾的师徒比赛中出现，有着额外的隐喻意义，从其“一半莲蓉黑芝麻，一半奶黄流心，犹如阴阳，既要相互包容，又要壁垒分明”的特点来看，它隐喻了许多人物的命运，尤其是陈五举和荣师傅，在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中，都有着自由意志的因素。另一方面，有关器物的叙述也让小说的叙述姿态显得从容不迫，增添了小说的文人风味。

　　徐兆正：好的，谢谢你。本次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联的，第三个问题则与第四个问题相关。第三个问题，我们主要谈的是有哪些重要的器物，那么第四个问题我们就从宏观着眼：《燕食记》一如葛亮此前的“南北书”《朱雀》《北鸢》，为了“还原”进入历史的在场感，作家在写作时有意加入大量考证和调查得来的细节。如我们所知，作为细节的“物”始终是“描写”观照的对象，它与偏向动态情节的“叙事”终究不同。《燕食记》里两者的结合是否有机，抑或在阅读时会有“隔”的感受？

　　为什么会略显突兀地谈到“物”呢，因为这部小说的确有着大量的“物”。这是葛亮写作上的癖好，而这种癖好至《燕食记》似乎已有登峰造极的呈现。在一次访谈中他被问到：“早在二十多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作家，你是如何培养自己面对历史叙事时的勇气的？当下在具体的写作中，你又如何处理非虚构和虚构的关系？”葛亮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写作前需要作充分的资料准备，要做得特别扎实，我才愿意动笔。在我看来，面对历史，‘格物’之举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说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但我总觉得在长篇小说写作里必须要以充足的案头工作作为写作的底气。比如《北鸢》中有一处写‘祭孔大典’，只是一小段，但我花了很大功夫去研究文献，包括对府县两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辞格式、祭服的具体样式都作了详尽查证。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值得花的，一切从史料和田野考察中得来的细节最终都会在小说中有恰如其分的落地。‘格物’不仅仅是为了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是为了构筑文学的意义。”

　　这段回答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从史料和田野考察得来的细节，真的在小说中有恰如其分的落地吗？第二，葛亮说“格物”不仅仅是为了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是为了构筑文学的意义。我们不妨想想它到底构筑了哪种文学的意义？

　　其实细节与情节也牵连着我们之前谈到的“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私人叙事”并不关心历史、社会的情节走向，它关心的是日常起居、衣食住行的细节。在西方文学史中，是普鲁斯特的出现终止了情节与叙述在小说文本中的霸权。在他那里，细节对情节的僭越也是空间结构对线性时间的废止。《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大量细节至少在共时层上开出另一局面，即人们能够在空间的维度上以海量的细节贯穿、编织起全部的写作。从这里开始，细节不再是装饰性的，负载意义也不再全由情节承担，描绘则开始生成不可穷尽的意义。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葛亮声称的“格物”是否编织起了《燕食记》的写作？细节与情节，“物”与故事的结合，是否浑然天成？细节是否“构筑”了他所说的“文学的意义”？这种文学的意义，在那篇访谈的后面，被他以蒙特罗斯的话进一步阐明：文学的意义未必是对所谓历史场景的复原，而是为了表达历史的逻辑。葛亮以蒙特罗斯的话来指出文学的意义是表达历史的逻辑，那么这种表达历史逻辑的使命在《燕食记》里实现了吗？同学们如果认为这部小说读起来不“隔”，就请说明《燕食记》中有何“历史的逻辑”？

　　刘杨：这本书的情节性很强，书中讲到许多菜，不光是炒莲蓉，那些菜也可以分类。每一个时期，每一个人，每一种菜背后是什么？每道菜的背后，作者都试图寄寓时代的信息、人性的信息、历史的信息，也引出很多传奇故事。比如般若素宴牵扯儿女情长，蛇宴让你看到旧宅官邸的生活图景，荔枝等代表的家族。作者写到这些食物时，总是要融入和表达某些文化气息。当然，表达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读到这些菜背后的深意，明白作者的叙事动因。

　　王澜汐：其实书中的菜名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取的，很多东西都来自作者收集的史料。也就是说，叙事风格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也许来自作者丰富的史料搜集。书籍背面有这样一句话：三餐惹味处，半部岭南史。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个创作意图在于“史”的书写。作者运用大量的“物”——人物也好器物也好，来标记历史，在细节的洪流中虚构和填补历史的空白。书中也提到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例如陈炯明与孙中山，蒋光鼐与蔡廷锴，梅博士应是梅兰芳，邓锵应是邓铿，顾明笙应是杜月笙，等等，以此编织起清末到民国再到后民国时期这样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

　　至于细节的洪流，我直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燕食记》的上阙，荣贻生与太史第的故事实际上是对《钟鸣鼎食之家：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一书的细节化用。向太史应是江孔殷太史，这本书是太史孙女江献珠所著，书中几乎所有细节都能在《燕食记》中追寻到踪迹：江太史的十二房太太，太史义举下葬黄花岗烈士，北园偶遇太史故宅旧物，春节家馔，祈福素筵，萝岗兰斋农场，雾水荔枝，蛇宴，百二兰斋，礼云子的喜好，“猴子转世”，大少爷与名妓山盟海誓吞烟自尽，大少奶奶近身女佣善做粥食，太史家戴眼镜的戏痴七少爷锡堃原型是南海十三郎，《燕食记》中“故人相候”和“香江钓雪”两章是对十三郎剧作《心声泪影》以及主题曲《寒江钓雪》的化用。

　　在符合历史脉络的基础上，葛亮虚构了跳河自尽的九太太青湘、大少奶奶颂瑛的后续感情，这一切使得太史第这部分的情节十分有爽点，错综复杂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各自绽放了独特的生命花朵，可以说上阙是太史家宴的番外篇。荣贻生做月饼总是差点意思，最后终于在无字信中尝到了盐这关键一味，这些传奇性的片段，我猜想作者的灵感也许同样来自《兰斋旧事》，书中提到主人家邀请厨师上门到会，不准自带调料，一厨师就把高汤藏在雪白毛巾中，烹饪时用水煮出，做出的菜令主人家赞不绝口，与《燕食记》的信中藏盐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也要指出《燕食记》细节留白太多，如果仔细考察，便发现人物线索难以完全推动情节。作者没交代清楚的事情大致有以下这些：月傅的后续，秀明的身世，云重在等待谁，慧生变卖的对镯之一究竟流落何方，云重与荣贻生的感情结局等等。

　　沈梦：我接着来说细节铺陈的问题。《燕食记》中有大量关于饮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细节，这些细节具有美学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知识性的表达。小说更多是透过细节来体现思想、结构情节，但也存在一些没有被合理安排的地方。如“五举山伯”这一章里写到大量关于茶楼和点心的知识，在审美层面，这些细节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在叙事层面，它们也可延宕叙事节奏，给读者以“慢”的体验，而由于外部环境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张力就形成了特殊的艺术感觉；在思想层面，这些细节可以看作是手艺人的匠心，无论是大名鼎鼎的厨师、糕点师傅，还是默默无闻的茶壶仔，他们的这份匠心都令人感动。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作家葛亮本人写作的匠心，他深入了解岭南文化，不仅仅是将美食制作的工序一点一点浸润在细节中，也保存了一系列的文化记忆。

　　但是，这种细节的铺陈与蔓延，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小说往更深处走。虽然作家已尽量避免细节浮于叙事表面，尽可能地将饮撰文化织入文本自身，但还是有些地方存在叙事零散的情况，读着读着就不成形了，这时想要再回到主题，就需要通过情节的陡转把它拉回来。比如太史第办素宴这部分章节，作者先用很大篇幅讲来婶是怎样布置宴会的，罗列了许多美食，结果后来来婶家里有事，只能换慧生上，这也牵引出慧生和阿响的故事，最后说慧生的素宴做得如何好，如何四两拨千斤，一下子把来婶给比了下去，让三太太等人很满意。这段情节有其传奇性，正如老师和同学们所说，作家这样处理是为了让小说更好看，但仔细推敲叙事逻辑，也有略显刻意和生硬的地方。作家似乎过于在意如何构建宏大叙事，同时试图从细节生发出某些东西，但这些质素并没有被合理有效地纳入小说的主题层面。

　　徐兆正：一言以蔽之，小说以匠心始，以匠气终。

　　王海晗：刚才老师和同学们都已经讨论得很充分了，兆正老师谈到了“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联系，这让我联想到最近很多学者也都在重提文学“总体性”的观念，包括李敬泽、黄平、贺桂梅、刘大先等，不约而同地倡导一种“总体性”书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概念是把以往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也吸收在内的，并不排斥微观个体的差异性。他们经常引用的文献是卢卡契的《小说理论》，作者认为古希腊作为一个史诗时代，个体与总体是统一的，自我的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古希腊时代的文学是一种既“普遍”同时又“具体”的历史叙述。

　　我想葛亮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主观上是朝着这样一种“总体性”方向在努力的，但是我觉得他显然完成得并不是特别好，《燕食记》有着“新文学”的包装，实际上内里却是通俗文学的质地，很难说表达了什么系统性的思想图景。整体上来看，我认为葛亮的这部小说可以放在两个坐标系中来审视。第一个是当代文学的“物”的转向，包括像名物、器物这类东西的书写，《燕食记》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是风物的情史。第二个，现在很多学者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葛亮的小说也可以被纳入这个范畴，因为《燕食记》描写的多是岭南文化。但是相较于“新南方写作”里郁热的美学元素，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中国古典传统的美感，所以并不是典型的“新南方写作”。从这样两个坐标系出发来审视葛亮的小说，去辨析它和类似名目的小说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可以较为准确地去把握小说在当前文学结构中的位置，我就简单说这么一点。

　　徐兆正：好的，谢谢王老师。刚才王老师谈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总体性”，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小说的细节来谈。“总体性”也是我接下来要谈到的，不过我的看法和王老师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这部小说恰恰是缺乏“总体性”的。有没有同学来继续谈一下第四个问题？

　　冯凰：这部小说里的描写和叙事两种语调之间是有“隔”的感觉的，作品中存在着两种语调，一种是缓慢、客观、细节化的描摹，持一种静观的姿态，给叙事按下了暂停键，像纪录片，像科普，有时候这种语调甚至令人怀疑这是不是非虚构写作；另一种则是相对快速的叙事语调。在我看来，去掉作家考证与调查得来的大量细部描写，并不会影响故事的展开。比如小说第409页，葛亮写到了戴明义初次来到邵府所见的景象，对邵公的住宅作了一番描绘：

　　“这建筑有一种少见的气派。自然是与他记忆中上海的纯粹西洋风的公馆别墅不同。外形方正，如中古欧洲的城堡，可四角绿瓦飞檐，镶有汉白玉栏杆的回廊，外墙红砖围砌，则又是端雅的中国风。明义只在心里惊叹。他并不知道，这便是大名鼎鼎的继园。此为当年广州军阀‘南天王’陈济棠大哥陈维周的手笔，移山修建园林，内有山亭水榭。据说全盛时，一家逾百口居于大宅。而此后陈家迁出，几幢房屋便各有其主。这建筑门口，只一个铜镶的门牌，旁边镌着‘邵府’两个字。”

　　这一部分如果去掉，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作品的叙事。当然，如太史第内部陈设、上流社会人事变迁、江湖帮派运作方式等细节描写并不是完全没有存在价值，它们或营造历史的真实感，或满足读者的窥探欲，但只能说与叙事的关系不大，有时显得拖泥带水。

　　除了慢下来作细致入微的描写，作者有时也会突然从细节中抽离出来，加快叙事的速度，给我一种不甚协调的感觉。比如小说第373页写到“我”在尼斯见到司徒灵思的场景，那时她“寡居，住在一幢老年公寓里”，这应该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然而上一个段落还在叙述几十年前的故事。继续往下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段插叙是为了引出后文司徒灵思的身世。同时这段插叙的语言相较小说的其他部分，显得更为简洁，也没有了作者喜好的古典韵味。

三、想象出来的“民间”与

“好古式的历史学”

　　李佳贤：葛亮的《燕食记》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在于它汇聚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如何把日常饮食这些东西提到前台，历史则退居幕后，这种草蛇灰线的写法是呈现历史的一种方式，然后又通过饮食表达了他所推崇的精神人格与传统品质，这些都是饮食背后的文化。我们看小说的时候会觉得它的元素非常丰富驳杂，可以切入的角度很多。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它是简单的。它的简单在于《燕食记》与葛亮之前的作品有一定的延续性。葛亮非常注重用自己的作家之眼去观察世界，早期作品像《七声》等，其中都有作家的化身，通过他的视角去观照整个世界。

　　《燕食记》其实也是这样，它有一面相当于是去复现历史，另外一面则要超脱历史。例如“我”通过田野调查、阅读史料、采访访问等方式，试图去接近那段历史。葛亮写作风格的形成，跟他创作所生出的“我”有很大关系。刚刚大家也谈到了《燕食记》对于器物的描写，作家对于饮食和器物是有自己的审美倾向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精英的审美趣味，一种崇尚古典的价值取向。《燕食记》对器物的描写与这种立场是有联系的，但也造成了“物”凌驾于人和历史，人则“千人一面”的问题。小说中的几代厨师，从叶凤池、荣贻生到五举、露露，他们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这类人物在葛亮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七声》里也出现过，虽然经历不同，从事的职业也不一样，但他们的精神本质是一致的。葛亮说自己是要写民间的，但是他的“民间”实际浮在民间之上，或者说这是他想象出来的一个“民间”。

　　刘杨：我稍微补充一下你讲的人物问题。小说的观念性是很明显的，要突出文化主题，渲染文化氛围，因此，作家不是以塑造人物为目标的，这些人物其实是文化符号。作家试图把小说写成对文化技艺、工匠精神等的回应。

　　徐兆正：佳贤老师认为作家的这种审美趣味过于强势，因此从作品的呈现来看，作家、叙述者与小说人物这三者之间的界限便模糊不清了，最终造成小说处处是特色，但又没有特色的局面。还有哪位老师、同学愿意来说一下？

　　闫东方：各位老师说的我都特别同意，有一点想要补充。就是葛亮的小说里总感觉有一股传奇味道，但是他的传奇性并不是那种民间的、野生的、有原始力量的，而是把士人的、雅的东西传奇化。多个作品都作这样的处理时，作家自身对于雅致文化的观照难免会落入程式，会让别致的内容呈现出相似的面目。他小说的传奇味道，可能和语言上的用力也是有关的，葛亮的语言比较追求精致，虽然也用粤语方言，但是整体而言是非常书面化的。

　　徐兆正：最后我来作一个总体发言。读完这部小说，我认为《燕食记》是一种怀旧趣味与私人叙事结合的极品。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怀旧类的文艺作品的，去年底的文学盘点也是基于此而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怀旧有三个指向，尼采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曾将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一分为三：行动者的“纪念式的历史学”、敬仰者的“好古式的历史学”、渴求解放者的“批判式的历史学”。“纪念式的历史学”借助人类往昔伟绩以振奋当下，“好古式的历史学”要求无条件保留一切旧日遗存，“批判式的历史学”对行动者与敬仰者的历史观均予以反思。

　　至于细节对情节的废黜，《追忆似水年华》是成功的，而其另一面，则是同时代的自然主义。刚才海晗老师提到了“总体性”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细节实现了对情节的废黜，但又未能表达历史的逻辑，它就会走向自然主义。我个人对自然主义的看法，就是自然主义乃缺乏总体性信念的现实主义。“私人叙事”同样如此，如果“私人叙事”不曾与“宏大叙事”发生紧张对峙的关系，并未表达一种总体性的信念，那么私人叙事就会和“好古式的历史学”一拍即合。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