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小说属于大地，有些则属于天空。有星群，风声，聚散的云团和去往童年的滑梯。想象力喷发出一些彩色的奇思妙想，悬浮在外星飞船与塔吊构成的天际线上。摊开周于旸的小说，地心引力悄然消失，正午阳光都会低个八度，因为他的马孔多在下雨。小说的风格干净、轻盈、精巧，有些学院派的亦步亦趋，有些年轻人的急不可耐，还有一些重大关节处的意外之喜。在岛屿的水气与阴凉之外，仿佛听到乐曲中一组七和弦，和缓、暗淡。尽管在老于世故的耳朵里，有些地方根音略有不稳，但喜欢与否，你依然能听到紧张和对紧张的解决，巧思和意犹未尽的悬空感。

一

　　《穿过一片玉米地》是个体与世俗秩序对峙的一则寓言。地球上的世界是一极，太空与诗殊途同归，共同构成另外一极。

　　故事背景设在前苏联，主人公叫罗曼诺夫。六岁时，他穿过一片玉米地，见到了外星飞船。飞船被拖走研究，家乡乌拉比诺镇镇民被迁走，此地归为研究基地，镇民守口如瓶。历史变得可疑，“时间无情地在这条路上伸长延展，使得记忆逐渐变成一幅吹弹可破的柔软拼图”。晚年祖父否认曾经住在乌拉比诺镇，甚至否认自己身上曾经的诗人气质。世俗秩序试图消化这一切。

　　但作为特异性力量的飞船事件，已让世俗秩序出现裂痕。奶牛莫名嚎叫、水滴速度变慢，物理定律开始动摇，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成年后，罗曼诺夫有了航天梦。带着诗人祖父用诗句折叠的纸花，他如愿以偿当上航天员。直到坐上探索外星的火箭，罗曼诺夫才确认，原先可疑的个人记忆的可靠。在1969年美国实现阿波罗登月后，苏联加快了探索外星的脚步，启动了“归巢计划”，前往从当年外星飞船中取得的星际坐标。他乘坐“小鸟号”，笃定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将与童年的宇宙飞船再次相遇。从祖父身上继承的“诗意”，成为星辰大海的航行指南。

　　情理之中的是世俗秩序突然崩溃。1991年底苏联解体，耗资巨大的任务就此搁置。他们无法落地、无家可归，又因为是一个秘密计划，就此被遗忘——人们已迫不及待地投入经济复苏的工作。历史像一个玩笑，他将拥有一整个宇宙的孤独与尴尬，直到另一个宇航员法捷列夫露出真容。

　　法捷列夫竟是外星人。视角换成法捷列夫，他是象人星上最能忍受孤独的人，于是入选“琴键计划”，搭乘飞船与宇宙中的其他文明联系。他在罗曼诺夫六岁时抵达地球，只是在罗曼诺夫六岁的记忆中，“它有肌肉，也有脸，头上戴着透明头盔，脸上没有皱纹，仿佛皮肤表面浮着一层铜版纸做的面具”。罗曼诺夫以最戏剧性的方式与他的童年不期而遇。命运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圈。藏匿人类中间多年的法捷列夫，完成了替母星联系文明的任务，带着罗曼诺夫抵达象人星。像跨越玉米地一样，罗曼诺夫穿越整个星系，去宇宙另一端当一个外星人。

　　《岛的周围全是水》同样讲述了一个如何逃出世俗秩序的故事。这次，家成为了世俗秩序的代表。乡村青年孟先觉遭到母亲廷芳的控制。因为父亲到城市打工死于工地事故，母亲就对独子施加过度保护，找来相亲对象、作法的道士、江湖郎中、仪仗队等等，企图扼杀他离开禾谷村的理想。尤其在粟木镇帮助村里年轻人大批离开后，矛盾更趋于白热化。恐惧现代社会监视权力的张教授带着妻子林漪躲到乡村，孟先觉通过张教授的图书馆，发现禾谷村历史与一个魔方的关系。他在河岸的岩石底下挖出神秘魔方，并在拼成的一刻，被魔方吸走，就此消失。张教授很快也步孟先觉后尘：妻子无法忍受青春虚掷，在破译魔方秘密之后安排张教授卷入魔方。最后一个卷入魔方的人，是苦寻儿子又痛失线索的母亲廷芳。她成了一台机器，不在意人世繁杂，全凭虚无的信念和惯性，只是一刻不停地转动魔方。在患了色盲症之后，虽已无法分辨魔方的色块，也无法阻止她的尝试。绝望的母亲逐渐拭去魔方上的涂料，把它磨成锃亮的银色石头。就在此时，六个面同归于虚无，于是风暴从魔方当中再次袭来：“她回头望去，整个村庄都悬浮到空中，风沙将每一颗历史的尘埃娓娓道来。在那个喧嚣的时刻，手无寸铁的村民共同扑进这场暗无天日的盛宴。万有引力失去了力量，魔幻的尘土占据上风，灰黑的瓦砾和黄色的香蕉，彩色的衣服如同旗帜，裙边像波浪一样闪动，它们仿佛都有自己的情绪，但一切最终成为无可奈何的奔赴，在这场不可逆转的沙尘暴中化为乌有。”

　　世俗秩序与理想世界的对立，是小说家迷恋的主题。想必，这也是许多文艺青年（乃至中年）念兹在兹的对象。它是白月光、朱砂痣，是隐藏的石碑、夜晚的萨克斯和潜水艇，是被内卷与“996”戕害到佛系、躺平、摆烂的年轻人的文学子宫。逃逸，是他们的解决方案。逃到外星去、逃到魔方里，是“诗与远方”命题的太空版与魔幻版。这是对个体与世俗秩序的某种紧张的解决。

二

　　但小说家如何理解这种紧张？为何世俗秩序必须处理为如此令人难以忍受？

　　小说家没有给出太丰富的解答——尽管文学史的前辈们对“世俗”及其背后的历史与社会已有各式各样的理解、认识与解决方案。或许是年龄与经验的关系，他更多指向代际的冲突。父权则是一切的渊薮。

　　《云顶司机》把命运的回环与父子冲突扭结到一起。小说围绕塔吊司机吴伟廉的“恋高症”展开。天空景观波澜壮阔，“水泥与玻璃建造的大厦在他眼前缓缓展开，街道横竖有序，楼房交错无章，像电影里的巨型机器人从外太空摔落到地球上，零件碎了一地”。吴伟廉胸腔中盛满了壮阔的情绪，并在空中撒了一泡尿——这一笔属实俗套，不过不妨碍后面的精彩。小说追述了塔吊司机吴伟廉的童年。他与工伤致聋的父亲之间的隔膜，构成了后来对儿子吴子棋教育方面的过度代偿。因为学生时代一次蒙冤，吴伟廉阴差阳错地爬上旗杆顶躲过追打，从此得了“恋高症”。多年以后，他与小学同学苏昕结婚，生下儿子吴子棋。他身居塔吊之中，居高临下、事无巨细地宰制儿子的生活日常，以塔吊为中央监视塔，形成了福柯/边沁式的全景敞视监狱，在儿子身上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和加剧了自己与父亲当年的矛盾关系。

　　父子矛盾在一个雨夜结束。滞留在塔吊上的吴伟廉遭遇暴风雨，雨水敲打窗户、香樟树叶脉状的闪电，塔吊臂上溅起无数火星，一阵激浪朝他袭来，汹涌澎湃，滚烫如铁。吴伟廉殒身的同时，儿子顿觉头顶空旷不少，感到体内有无穷的力量不断涌出，恐高症神奇消失。子辈突破父权规制的想象，被定格为抵达天空、爬上“如意金箍棒”的瞬间。

　　《鹦鹉螺纹》讲述父子之间关于“承认”的故事。中学物理老师王通华有个智障的大儿子王悲喜。王通华无论试图将其遗弃在公园，或者对其进行智力启蒙，都未能如愿。于是夫妻俩又生了智力正常的小儿子王秋冬。父亲王通华把精力、资源都投在小儿子身上，拒绝承认自己的智障大儿子。尽管王悲喜在宇宙星空上表现出惊人的兴趣，物理老师的父亲始终在外假装他们是师生关系。在课堂上，关于太阳核聚变的问题，是王悲喜渴求“承认”的表示，又遭到父亲的无视。王悲喜模仿王秋冬的衣着举止，与弟弟互换身份生活一段时间，得知曾经差点遭遗弃的真相后，开始酝酿一次漫长的复仇——他要挑战象征父权的物理定律。多年后，王悲喜通知弟弟，自己已造出了颠覆热力学定律的永动机，之后留下永动机便人间蒸发。王通华被永动机连续多月持续工作的事实震惊。他所信仰的物理世界土崩瓦解，神智不清，怀疑物理学的真实存在，遭到学校解聘，念念不忘自己的大儿子，并在五年之后死去。小说谜底揭晓，自然不存在什么“永动机”，这五年来，所谓人间蒸发的王悲喜一直躲在那台大机器的舱内，通过一个摇柄为它注入动力。依靠这个永动机的骗局，隐忍的王悲喜得到了来自父亲的认可与忏悔，完成了复仇。

　　小说本身就像一台以复仇欲望为动力的“永动机”。智障儿子王悲喜挑战物理定律，小说家则在挑战现实主义法则。不只智障儿子，小说里的人物都保持了必要的“迟钝”，以便良好地维系系统运行。王通华的妻子对大儿子的智障竟后知后觉，对丈夫行为也毫无反对；并非双胞胎、相差几岁的兄弟俩竟能互换身份在亲人眼皮底下生活；王通华的同事竟相信他与王悲喜仅是师生关系的鬼话；邻居从未觉察这一家有两个儿子；王通华从未想过拆开这台机器；王悲喜藏在永动机内的五年如何生活……这些现实经验的颗粒，都是永动机轨道内的尘埃，小说家小心翼翼地将其拭去，坚定地摇动着金属把手。从另一个角度说，这说明了小说的青年写作特征，也体现了小说家的非凡愿力：情愿以这样的代价，把矛头指向世俗秩序的基点——父权。

三

　　在现有短篇中，还有些观察，不妨再记之。小说家的一些巧思，令人赞叹。

　　首先是作家利用不俗的想象力将理念赋形，将日常感知外的对象召唤到感官世界来。如写父子关系的纠缠：“他仰起头，球体的影子盘旋在他的头顶，鹦鹉螺纹以鼻尖为中心，笼罩着他整张面孔，使他陷入了这场无止无休的旋涡当中。”（《鹦鹉螺纹》）相爱相杀的关系，被具体化为永动机上的轨道，那冰冷的、怪诞的、无休无止的旋涡——鹦鹉螺纹。

　　如写恋高症：“他的神经仿佛注定要与此连接，和整个塔吊融为一体，冰冷的器械也经由他迷人的想象而散发出柔情万种的梦幻气息，这是他的铠甲，他的唱片机和瞭望镜。他于睥睨众生中获得勇气，在平视夕阳中抚平情绪。”（《云顶司机》）打破压抑后，身体与心灵刹那解放，个体与世界忽然联通，主体经由塔吊而君临天下，成为“大写的人”。

　　再写主人公与童年创伤的和解：“……一个火车头正在慢慢驶出隧道，它的身后拖着许多个格子，它们组成了它的肉身，每个格子里盛满了雪白的煤炭，晶莹光亮，玲珑剔透。这是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画面，火车就这样开着，不急不徐地爬过每一根枕木，沿着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慢慢驶出了那个长于铁轨的夜晚。”（《雪泥鸿爪》）故事几经翻转后，火车作为因自己过失身亡的童年玩伴樊雪的化身，驶出了主人公的生命。主人公江锋也由此摆脱了永远沉陷、阴魂不散的创伤性时刻。

　　除了对超感官对象的捕捉外，小说家还擅长铸造精致的意象。除了外星飞船、塔吊、永动机、魔方之外，我们看到一些晶莹的意象嵌在文本核心，发挥巨大能量。表壳内印刻着TRUTH的手表（《暗楼连夜阁》），把少年的过失与外祖父的殒命紧紧联系在一起。隐身术与火车（《雪泥鸿爪》）锁定江锋的罪与罚。一只名叫花果的老虎（《如虎之年》），让大洪水中失散的父子重新团聚，达成人生如逆旅的感悟。子宫通道技术（《子宫移民》）、格陵兰鲨（《北冥有鱼》）、迷宫（《马孔多在下雨》）也都在文本的汪洋大海中矗立为意义的灯塔，或指向技术的反人类，或指向孤独体验。每一个文本都附带着一个谜：这个核心意象将如何发挥作用？

　　一定程度上的固执是必须的。有些时候，小说家需要“一意孤行”，尤其是对形式的执着。以“形式自觉”作为创作的起点，或许是第三个关于周于旸的观察。尽管作者在访谈中不自在地表示对《马孔多在下雨》的不满意——因为是早期作品，不太能够代表近期的思考。不过在本文看来，这篇小说恰恰标示了作家一开始的敏感点。小说写到，在马尔克斯逝世之时，一位富商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半地下迷宫，扬言找到出口者可以得到他的遗产。在这一背景下，失业的业余诗人马登每日假装上班，以敷衍观念正统的妻子。马登也参与破解马孔多迷宫的行动，但苦无良策，直到在迷宫当中遭遇妻子，被当场戳穿自己的幼稚把戏。刨去小说中急不可耐的致敬意味，再刨去不见得必要的“抹香鲸”酒店中红颜知己的露水姻缘，小说有意味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描绘孤独的命题，另一方面安置了一座迷宫，寓意着人性的复杂，也可以理解为文学的乌托邦和庇护所。编辑是有眼光的，这眼光不仅在于商业运作——用“马尔克斯”的标签，快速在自媒体时代确立作者的人设与IP，而且在于以此锚定作者的写作路径。一方面向内探索，另一方面向形式进军，这似乎是周于旸各篇小说的共性。由此，以此略显稚嫩的短篇结束，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就宛如一个大七和弦。相对和谐的大三和弦，再加上一个大三度，根音与七音形成大七度关系，具有一种向外跨越的冲动，一种悬空与意犹未尽感，让我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在访谈中周于旸提到考虑开启长篇创作计划。相信他会更好地开掘自己本就不俗的想象力，使其飞扬到另一高度。除了想象力，可能还需要一些别的——至少，更加稳健的根音是必不可少的。

　　不禁想起另一位同样以想象力见长、尤其同样钟爱轻盈意象的作家。时钟拨回1959年，台湾小说家古龙刚刚写出长篇武侠处女作《苍穹神剑》（其时金庸刚创立《明报》，开始连载《神雕侠侣》）。尽管古龙事后提起这部作品，总冠以“烂书”之名（混乱的视角、稚嫩的内心独白、不当的详略、狗血的剧情、潦草到家的结局），有识者已可从中窥见古龙此后创作的偏好。《苍穹神剑》开场出现主角熊倜的师承“星月双侠”，而看家本领则是以绝顶轻功为基础的“苍穹神剑”。主角每到拼斗时，总是悬在天上。他无需从地面借力，可于天空自由翱翔和变招，只看点点剑法，如流星飞坠，自空中流到地上，又悠然自地面跃到空中。往长远看，“轻功”可算古龙写作的隐喻，楚留香、陆小凤、李寻欢、沈浪、司空摘星，踏雪无痕，方可浪迹天涯，他从此创出一脉天马行空的诗化气质。

　　这样的“轻功”，也是一个年轻写手最容易让江湖记住的本事。

　　周于旸有惊艳的轻功，有他的星月与苍穹。相信其他的本事，也会在闯荡江湖的路上陆续获得。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