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一片玉米地》是我写得最快的小说，前后加起来不到一个礼拜，写一个人如何奔向宇宙，成为外星人，中间几乎没有卡顿。那时我还在上海上班，当体育编辑，每天要干的活不多，逮着空就写小说，用五号字体，细如蚊虫，不易被发现，绞尽脑汁，勤恳耕耘，远远看上去，仿佛在为公司的前途卖力发愁。《穿过一片玉米地》就是这样写成的，它始于一个空白文档，来自于我的主编。当时他正准备写小说，构思多，动笔较少。小说文档名为《永不落地的宇航员》，点进去一看，却是空白一片。

　　这几年间，我很少再有被一个短句陡然击中的时刻；犹如回到了中学时期，语文考卷发下来，第一眼先看作文，有些题目一读就想写，有些题目则要放一放，花点时间才能应付，《永不落地的宇航员》属于前者。那时有个想法很强烈，总觉得文学走向未来，科幻会占很大一部分，有股劲跃跃欲试。主编大度地把题目让给了我，同时向我讲述了前苏联宇航员被遗忘于太空的故事。一个礼拜后，我把小说写好给他看，题目改成了《穿过一片玉米地》。未必是更好的标题，但内容已离起初设想的很远，小说的重点也不再是宇航员，如此想来，是有更改的必要。之所以提到玉米地，原因有两个，赫鲁晓夫手握玉米的照片，初次见到是在中学历史课本里，考了很多回，记忆犹新，也正好是前苏联时期发生的事。另一个是《星际穿越》，主角一家住在玉米地里，看了许多遍，总觉得那里与宇宙很近。

　　在我看来，小说写作的乐趣在于离题，离题越远，越说明找到了更好的路径，让创作者无法再踏实走老路。譬如起初想拉一个碗，无意中造出了钵，一下就离艺术更近了。或又像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先在市中心建了个楼盘，后来又遇见一湖，景色诱人，便想拆了去建湖景房。写小说是缓慢编织的过程，最终可能做成衣服，也可能做成毛毯，衣服和毛毯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得像个样子。一个小说最终长成什么样，是无数个抉择的结果，平坦直道少，十字路口多，有时还要走回头路，铺张浪费且折腾。总体来说，称得上是一个要命的苦差事。但写《穿过一片玉米地》时，过程是比较享受的，这是极为少有的体验。写作期间，脑袋里似有一片蔚蓝的宇宙，具备大海一般的质感，可谓清凉解渴。写完后仍觉意犹未尽，想写后传，但终究没有写成。

　　相比之下，《岛的周围全是水》则要困难许多，写起来苦大仇深，写一行删两行。这篇小说写于《穿过一片玉米地》之前，当时不知从哪得来个魔方，终日把玩，竟觉得有些解压，久而久之，就想写这么一篇小说。一个不怎么有文化的乡村妇女，因为儿子被卷进了魔方，便整日钻研，试图破解，想了很多办法，求助了很多人，但怎么也解不开，翻转来翻转去，一直到把魔方的六种颜色全部抹除。小说涉及到两个家庭，出现了太多人物，有的角色藏不住，拼了命地要登场，实在不怎么好写，从头到尾都处在失控的边缘。想写母子关系，想写城市与乡村的碰撞，野心太大，写到后面已经十分疲惫，几乎把写完小说视为一种挑战。短篇小说，想来还是人少为妙。

　　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小说，觉得状态很好，便把工作辞去了，整日在家劳作。写作是时刻需要印证的能力，停笔太久，总担心技艺生疏，一篇接着一篇，最好能够续上。但像《穿过一片玉米地》这样的小说，我还没能写出第二篇。纵使完全虚构的作品，也和当下的体验有所关联。上海工作期间，房子租在郊区，周边有三四个大公园，晚上找咖啡馆写作，散步穿过公园，算是写作前的蓄力。小路幽暗，湖面平静，因为住所逼仄，习惯赖到很晚才回去。公园里跳广场舞的人走了，商店打烊，招牌灯暗下，偶然产生的孤独感也是正好，适合写一些空灵的幻想小说。辞职回家后，生活安逸，进入状态就难了许多，往往要自发性地找点不痛快。

　　写小说是与虚空对抗的过程，但进入写作状态时，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回忆和感受，想象和虚构也从中而来，好比穿了条满身口袋的裤子，要从里面掏出一点东西。东西是自己的，但最终能够掏出什么来，可能自己也觉得惊奇。写到现在，手应当伸向哪个口袋也成了问题。好的小说家擅长把控自己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善于限制自己。人只有两只手，家伙拿得太多，反而使不好，有时还会伤着自己。写作需要设置难度，有时写得过于顺畅，反倒有些担忧，怀疑自己正在进行简单的重复劳动，怀疑句子未经雕琢、故事落于俗套。

　　最后还是想谈一谈《穿过一片玉米地》，这篇小说写到了苏联和宇宙，都是我不熟悉的地方，一个不复存在，一个永远存在。从技术难度上来说，苏联比宇宙要难写，它需要一些切实的素材，把握合乎逻辑的社会风貌，以及人的生存状况。至于宇宙，见过的人不算多，想象空间较大，几乎到了可以胡写的地步。因为谁也无法断言，此刻虚构的故事不会在宇宙的某处发生。往深了想，再浩瀚的虚构，未必能逃脱宇宙本身的创造力。在遥远的某个星际空间，在人类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地上，一棵大树或许正像动物一样生长，长出四肢，在地面上匍匐前行。假若文学需要故乡，作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据地，我更想把宇宙看作一片广袤的土地，扎根于此，写出关于这片土地的地域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