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刘小海曾经给我画过一张冰岛的地图，后来不知道被我丢了还是怎么的，我找不到了。现在我很后悔，因为我马上要去冰岛了。
我正坐在冰冷的铁轨上，身旁是一个同样冰冷的盒子，四四方方，掂起来不重，轻飘飘的。刘小海离开的时候留下来这个盒子。她还给我留下了一个笔记本。封面是一盆开花的向日葵，油彩涂抹得很凌乱，像是个疯子的随意涂鸦。她之前和我说过这幅画的作者，名字叫什么高的。林高还是李高？我有点忘了。
已经很晚了，我还在等开往冰岛的火车。那是刘小海之前信誓旦旦和我打过的一个赌，我至今还清楚记得。
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和她还在江南的一个区重点高中读书。江南的冬天虽比不上北方，但也冷得透骨，那年都下了大雪。但接下来的几场雨把雪都打化了，只留下透明的、薄薄的雪层，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质地柔软的冰，脚踩上去，吱吱地响。校园的空地上有人在堆雪人，我们几层楼的学生都靠在栏杆上看着他们堆。上课铃响的时候，堆的人和看的人都一哄而散，留下一大一小光溜溜的雪球，孤零零的，应该是雪人的身子和头。我想起我很小的时候，也下了一场雪，只不过下了半天就停了，但对在江南地区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真称得上是件稀罕事。那时候听老师说，天上飘的雪花是水蒸气跑到云层上后凝结而成的，而我又知道我们呼出的气里有水蒸气，于是我就成天对着天空拼命哈气，希望我哈出的气能让雪多下一会儿。一天下来，我的嘴唇冻得通红，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让雪多下了一秒钟。不过雪最终还是停了，第二天早上醒来，街道上的雪早已化完了，和根本没有下过一样。
那天大雪下得纷纷扬扬，我正在上徐老太的语文课，听她念叨什么“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而我困得埋下头去，狠命打了个超大号的哈欠，也差点挤出眼泪来。她一步步往我的课桌逼近，我甚至可以看见她飞溅的唾沫星子在日光灯下泛着光。我不得不拿出我的语文书来。我小心揭开课桌的一角，却发现桌子里塞了张皱巴巴的纸条，我展开来一看，上面写着几行诗：
午夜草坪燃烧的雪寂寞绽开
划亮永不熄灭的诗歌
字工工整整，很秀气，我一眼看出来是刘小海写的。况且，这么神经病的事儿只有她才会干得出来。我把纸条丢在一边，将自己埋进臂弯里，提前为今晚的违纪行为补充睡眠。
“滴，滴，滴滴……”室友老方的手表将我从睡梦中剥离，那时我正梦见我逃离了这所学校，和刘小海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但我知道那里一定很美。
老方的手表还在不屈不挠地鸣叫着。由于我没有一块可以拿来作为闹钟的手表，于是我趁老方洗澡的时候，偷偷地为他的电子手表设了一个二十四点的闹钟。老方翻了个身，破旧的床板吱嘎吱嘎乱响，如同一个糟老头的咳嗽声。也许是恰巧碰到了手表的某个按钮，滴滴的闹钟声停了。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几声，不知是在抱怨还是咒骂。寝室里的其他人应该还没有醒，轻微的鼾声与时隐时现的梦话此起彼伏，走廊上微弱的光线投在对面的墙上，反射出淡淡的白光。我在半清醒的状态中迷迷糊糊穿好了衣服和裤子，站起身来，小心地拧开了寝室门。
走廊的尽头有一个监控，贴着墙走就不会被拍到。但现在已经是深夜了，宿管老师也应该睡下了。走廊边上的应急灯闪着幽幽的绿光，箭头指的方向隐藏在暗夜之中，像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口。我把穿反的外套重新裹在身上，放轻脚步，缓缓走下楼梯口。外面的雪还没有停，落在我的肩膀上，白花花铺了一层。
我到操场草坪的时候，刘小海已经在等我了。她先是翻开笔记本，给我读了几首诗，而我在午夜的寒风中瑟瑟，竭力扣紧冷风呼呼灌进的衣袖。漫天的雪花落在她的黑发上，染上细碎的白。她的脸冻得白里透红，还在笑着，时常抬头看我，黑晶晶的眼珠闪着跳跃的光芒。
她读完诗之后，就和我坐在操场旁边的长凳上，看着飘落下来的雪花。我和她也时而说说话，话题依旧是高中毕业以后的生活。她说她在地理课上学到，冰岛的首都是雷克雅未克，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那里滑雪。我问她冰岛在哪里，她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乘着鹿拉的雪橇去北冰洋打鱼。
我用火柴点着了一根烟头，那是我之前在上学路上捡的。我试着吸了几口，却把自己呛着了。燃烧的烟灰被冷风一吹，散落在空中，闪着莹莹的光，时隐时现。刘小海欣喜地跳起来，指着空中微红的烟灰，叫着，你看，萤火虫。
我把燃尽的烟头丢在一边，问刘小海，我们怎么去冰岛？
她想都没有想，说，当然是火车。
我问，中间不都隔了一片海洋，怎么坐火车？
她信誓旦旦说，肯定有办法。不信我们打赌。
我笑了笑，想她又犯孩子气了。我说，赌什么？
她歪着头，想了想，说，赌一张去冰岛的火车票。
等车的时光很无聊，我就翻开了刘小海的笔记本。她有时写日记，或者和当时的文学青年一样，抄诗，各种诗。古代的，现代的，还有一些她自己写的。字很秀气，工工整整，在昏暗的月光下依然看得清。写的什么我不太看得懂，但她经常和许多年前的那个雪夜一样，读给我听。有一次她给我读诗的时候，我不小心睡着了。她把我扇醒以后，说我是“牛嚼牡丹”，我不太能理解这个词的意思，但我想到了对牛弹琴，大概差不多吧。后来她就不太读给我听了，因为她去了北方。
2
夜晚在车窗外无限延长
旧录像带倒放
失眠的火车
失速的海浪
隆隆作响的光斑
住在海沟深处的水怪对此尚不知情
它依旧吞吐着
孤独的光芒
片刻沉入无声的黑暗
3
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街边的公共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推开电话亭门，接起了电话。
“喂？你找谁？”
电话那头不说话，只有呼呼的风声。
出于某种执念，我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嘴里哈出的热气在电话亭的玻璃门上凝结成了水雾，再慢慢聚拢成圆圆的水珠，滚落下来。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空无一人的街道显得更加毫无生气。
我听见了火车碾过铁轨时发出的金属轰鸣声，还有呜呜的汽笛声。电话的那一头应该是个火车站。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我想我知道另一头是谁了。
过了很久，终于听见她说：“冰岛，我们一起去冰岛。”她的声音很微弱，像是被风吹散了。
第二章
1
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也等过一辆火车。不过不是我一个人等，还有刘小海。那年我和她高中毕业，她去北京读医科大学，而我继续留在本地混日子。每当想起她学医我总会觉得好笑，因为刘小海其实有病。一个有病的人给另一个有病的人治病，不知道会治成什么样子？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记忆混乱，因为我总觉得那天我们去的火车站里全是荒草，轨道旁的护栏上爬满了苔藓，随手一划就可以刮下一层来。那天她坐的似乎是绿皮火车，斑驳的车皮上满是铁锈和野藤蔓——可我马上意识到，那时已经看不到绿皮火车了。
等车的时光总是很无聊。她望着远处黑洞洞的火车隧道，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以前看过一篇小说，里面讲一辆火车穿过隧道后，会长出翅膀，飞到天上去。
虽然我没坐过火车，但我心想这不是扯淡吗？我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一声，唔。
她自顾自地说，你看这铁轨，像不像一级级台阶，一直通往天上去？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海子在他的诗里写过。
我心想，海子又是哪个诗人？
她怔怔地盯着铁轨，沉默了下来。过了许久，她冷不丁冒出了一句，海子最后卧轨自杀了。
我不以为然，漫不经心回答她，那些搞艺术的，诗人啊，画家啊，脑子都有点毛病，变态得很。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翻开了笔记本，给我念了一首海子的诗。在我记忆里，那是她最后一次给我念诗，当然那一次我没有睡着。这也是我至今唯一一首有些许印象的诗，叫《海上婚礼》。
火车轰鸣着，缓缓进站。我一向不习惯与她做一些亲密举动，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一次分别也是如此。我只是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她回头对我笑了笑，挥了挥手，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分别和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分别一样，没什么特别。
火车越开越小，最终变成了一个令人遐想的黑点。我看着黑点发了一会儿呆，也转身离开。
天越来越冷了，火车也应该快到了。呼呼的冷风灌进我的袖口，翻动着她的笔记本。我回过神，继续读起来。
2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
成为新的荒凉
——艾米莉·狄金森
接下来是几行英文，我读不懂。我翻过一页，是一篇日记，或许是小说，页顶上的日期没有年份。
12月27日
我到家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那也难怪，毕竟毕业考的这一天放得比以往早很多。屋子里没生暖气，这里光照又不足，以至于屋里比外面还冷。父亲舍不得开热空调，说是费钱。其实空调由于太久没用，遥控器里的电池都烂掉了，结成了硬邦邦的一整块。可他每次搞卫生的时候都会把空调里里外外擦上一遍，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只是外面的塑料皮微微有些发黄。
我拎起烧水的铁壶，在龙头下接满了水。装满的铁壶很沉，我用两只手才能提得动。我扎起马步，一步一步往烧火的架子上移，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像一只横行的螃蟹。通常来说，这件苦事都是由父亲来做的，可我实在太冷了，希望借烧水的火焰暖和下身子。我小心地把铁壶放在架子中央，正对着圆孔。我想起初中化学课上的三脚架和玻璃烧瓶，就和这次毕业考试卷的倒数第二题一样。我有没有做对？我自顾自回想了一下题目，但我马上意识到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结果都一样。
我从挂在墙上的竹筐里挑了几块木条，塞进铁壶中间的空腔。我们家用的铁壶整体圆柱形，却是中空的。中间的腔里放燃烧的木头，用来加热水。我们家很久之前就买了电热水壶，可父亲坚持用铁壶，说是这样烧的水好喝，味道也甜。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这把铁壶是母亲当年的嫁妆，他舍不得丢。
我撕了一卷报纸，划燃一根火柴，点着后扔进木头堆里。火烧得很旺，噼噼啪啪响。铁壶上冒出的火焰跳动着，我近乎着迷地望着。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跳进这火焰中去。
我正在发呆，听到吱嘎一声，门开了，是父亲。他把钥匙放到一边，在门边的铁盒子里抓了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说是要去买菜，让我看着铁壶。我应了一声。他转身正要出门，裤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叮铃铃，叮铃铃”，我想起数学考试结束后的铃声，那时我还在涂答题卡上的准考证号，考试刚开始的时候我忘记涂了。我很享受用铅笔把空框涂满的感觉，因为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素描时，关于绘画排线的方法。可以先画出一个之字形花纹，也可以一条一条地划横线，画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漏出框外，我就会仔细地用橡皮把超出边缘的地方擦掉。我很清楚记得我的准考证号，末尾是43。43是我小学时候的学号。那时候的班主任从来不叫学生的名字，只叫我们学号，于是我就没有了名字，我只是43号。我总会有一种错觉，我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编号43。或者我是某个监狱里的犯人，囚服上的编号是43，每次喊到这个数字时我必须马上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回答一声“到”，然后低着头坐下。即使到了初中，每次听到43号，我还是会条件反射式地抬起头来，心脏飞快地跳，口干舌燥，面红耳赤。监考老师哗的一声把我手中的试卷抽走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好像十道选择题都还空着。
我听见电话那头在说什么“三六九”，父亲还没反应过来，大声嚷嚷，叫着，什么三六九？我们家谁三六九？电话那头说，当然是小海，她今天不是满十六岁了吗？父亲愣了愣，扳起手指数了数，嘟囔着，是，是，是小海。他放下手机，说，走，我们去奶奶家吃饭。这时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沸水一阵一阵往壶口上冒。我提起水壶，努力把壶身倾斜到一个角度，把热水倒进了搪瓷瓶里。
我们家乡有一个习俗，说是人一生在年龄末位为“三六九”时会遭遇很大困难，得烧纸钱消灾祈福。我看着奶奶把一捆捆金黄的纸元宝挨个展开，放进火堆里。纸钱一触碰到火焰，便卷作黑乎乎的一团，边缘泛着微红。灰烬随着向上窜起的火焰，散落得到处都是。
桌上摆着两只蜡烛，桌下摆着一盆水，放了一条包头鱼，肚皮翻白，已经死了。奶奶为我点了几炷香，嘴里还念叨着顺顺当当之类的祈福语，用的是方言，我不是很能听得懂。她把香递给我，让我拜几拜。我弯腰拜了拜，心想“三六九”是对了，消灾却是晚了。我把香插在蜡烛中间的杯子里，杯里灌满了米。我斜斜地插香，避免掉下来的灰烬烫到我的手。插完了香，奶奶又让我拜了几拜。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直醒着，抠着墙面上剥落的墙皮。夜已经深了，我听见父亲均匀的鼾声。我知道我已经十六岁了。我悄声下床，在门口的抽屉里拿了一盒新的火柴，火柴盒上的图案是西湖的三潭映月。我小时候很喜欢把好看的糖纸或者火柴盒上的塑料薄膜撕下来，夹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这样我就不会弄丢了。其他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东西我都会夹在那里。
我从盒子里把所有火柴都抽了出来，握在手里，有一小把。我把十几根火柴摆在地上，围成了一个圆圈，红颜色的一端对着圆心，这样就可以一次性点着一堆，烧得很旺。但其实如果用打火机点的话，还没点着火柴，向上窜的火焰就容易把自己的手指烧到，所以我小的时候很少这么做。我犹豫了一下，把所有的火柴都堆在那一个圆圈上，只留下一根用来引火的。我刺啦一声划燃了火柴，丢到一堆乱糟糟火柴的中间。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放的火柴实在太多了，那一根引火的火柴微弱地燃烧了一会儿，就灭了。我不得不用打火机点，期间又烫到了我的手，但我忍住没发出声音。那一堆火柴嘶啦嘶啦地燃烧着，我努力把它们想象成生日蜡烛，就像过年放的烟火一样，噼里啪啦，嗖嗖冲上天空，可热闹了。我痴痴地看着火柴一点点熄灭，最终化为一缕缕白色的鬼魂，飞到天上去了。过了好久我才发现我忘记了许愿。
我上次过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只记得那时母亲还在，给我点了好多蜡烛，插在生日蛋糕上，我许了愿。母亲走的时候，没说她去哪里，只说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乘着雪橇的因纽特人和一望无际的大海。她不肯带我去，说是因为我太小了。但总有一天我会和她相见。我想。
我收拾火柴烧完后的炭灰时，掉下来的灰烬在我的衣服上烫出了一个小小的、黑色的洞。我把它们吹灭，倒在垃圾桶里，爬回到自己的床上。我想到中考成绩出来后会怎么样。市重点是无望了，父亲肯定不会让我读自费生。我们家也负担不起。那就去区重点吧，也挺好的，不是吗？我甚至可以想象父亲在知道我的成绩之后，会点点头，说，考得不错。
我盖上了被子。即使天气很冷，这一天我依旧睡得很好。
3
绿皮火车上的座位很奇怪，椅背和坐垫的夹角几乎垂直，这也意味着我坐上去的时候整个脊椎都像是折断了一样，特别是靠着的时候。火车上没什么人，就算有的话也都是昏昏欲睡的。由于窗帘都紧紧盖着窗户，火车里的光线很暗。我把我们座位旁边的蓝色窗帘拉开，打了一个结。火车正在拐弯，隔着窗可以看见后面弯弯曲曲的车厢。从外面看的话，车窗的两边各有一条细细的黄线，所以火车行驶的时候，那条黄线就开始飞快流动，莫名其妙让我想起很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叫作贪吃蛇。我那时候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蛇碰到尾巴却会被自己撞晕？和人一样，蛇也不会被自己困住，不是吗？我想。
刘小海坐在火车靠窗的座位上，手撑着脑袋，眺望远方。那个电话以后，我很快找到了她。毕竟我和她约定过，一起去冰岛。火车行驶的时候，在车厢里可以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咔嗒，咔嗒，周而复始，在我耳边循环。
她从包里拿出她的笔记本，封面上的向日葵开得很热烈，像是要燃烧起来。她掏出铅笔，笔尖在纸面上流畅地滑动，哗哗地响。偶尔她也会停顿一下，咬着铅笔头，脑袋歪向一边，脸颊红扑扑的，很可爱。她之前学过素描，还给我画过一幅像。画像上的我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简直就像一张黑白遗照。她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了我，但现在依旧找不到了。
火车正在经过青海湖。远处是连绵的山脉，顶上有个白花花的雪帽，透过湖面可以望见它近乎完美的倒影，就像镜子一样。天上一点云都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蓝的天空，我想那就是大海的颜色。浅岸底部的岩石和山顶的白雪一样，也是纯白色的。她很兴奋，半个身子几乎都要探出窗外，呼呼的寒风吹着她的短发。因为我和她都在内陆长大，从没看见过这么大的湖。她手臂挥舞着，转过头来对我笑，叫着，海，你看，海。
可她回头的时候，青海湖已经看不到了。她只能悻悻回到座位上，怔怔地望着窗外，看了好久。她可能是累了，就眯着眼睛靠在我的肩膀上，没过多久便睡着了。其实我很想对她说，这个姿势我很不舒服，我的肩膀现在又疼又酸。
我帮她拨了拨盖着眼睛的刘海，她细长的睫毛泛着轻柔的光。我看到她的眼皮动了一下，但没醒。我轻声说，其实啊，这不是个海，是个湖。内陆的人从来没见过海，他们以为这么大的湖就算海了。她的身子动了一下。
我扭头看向窗外，它们都在离我们远去。我说，没关系，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海了。
我低下头看了看她，她已经睡熟了，呼吸很轻，很均匀。我想，小海，和你名字一样。
窗外飞驰的电线杆时而挡住阳光，车内忽明忽暗。一切都在往后飞逝，像倒放的录影带。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老电影，名字记不清了，里面的主角想去内蒙古，但几经辗转，把车卖了，内蒙古也没去成。想着想着，我也睡着了，尽管肩膀很不舒服。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我做了个梦。
我梦见我回到了那个遍生荒草的火车站，正值秋冬之际，路两旁的狗尾巴草已经黄了，折倒在地上。其实我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狗尾巴草，因为它的穗像麦子，握在手里一捏，就成了一把细碎的粉尘，散落在冷风中。我头顶上是林立的电线杆子，黑色的细线把灰色的天空分割成无数个细块。我听见远方传来的汽笛声，我相信驶来的将是绿皮火车。
我站在铁轨的一侧，而刘小海在另一侧。车轨两边的护栏把我们彼此隔开。她看着我，不说话，只是笑。而我拼命往掌心哈气，太冷了。
远方传来火车隆隆的轰鸣声，我面前的铁轨微微颤动。那是绿皮火车，像是长满了野草的那种。她向我挥了挥手，似乎在向我告别。没等我回应，飞驰的火车已经挡住了我的视线。火车没有靠站，尖利的嘶鸣声几乎震碎了我的耳膜，我甚至可以听到火车碾过骨肉的声音。它让我接近陷入疯狂。我有一种预感，我再也看不到刘小海了。
火车开远了，荒原上的野风刮得更猛烈了，从东刮向西，从南刮向北。
第三章
1
我之所以说刘小海有病，是因为她高中时老是吞一些奇特的药片。药的名字很长，我也记不得了。之前我尝过一片，味道很怪。她后来就不太愿意吃了，说是吃了容易发胖，但事实上她反而更瘦了。这病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我总认为心理上的病不算病，就比如说我，有不少人说我有妄想症，可我知道自己健康得很，只是喜欢胡思乱想而已。
高中时候她读的是重点班，或者叫作竞赛班。班里的人大都搞学科竞赛，挤破脑门儿也想往清华北大挤。省队的保送名额可怜到屈指可数，而他们总以为比裸分简单些。原因在于前几年我们高中出了两个全国物理竞赛金牌，领导大肆表彰，去教育局开会时腰板都挺直了几分，并把培养竞赛人才作为办学的第一目标。竞赛班名义上归学校统一管理，实则是个独立的机构，美其名曰“实验中心”。实验中心的三大“化”就是办学封闭化、管理监狱化、食堂饲料化，让我们后面不少的学生叹为观止。
领导想让刘小海去搞物理竞赛，她痛快地回绝了，理由是没意思。领导没死心，派了我们高中的金牌教练去说服她。许教练长着一张大马脸，黄板牙，脸庞的痣上长了一撮黑毛，学生们都叫他老许。他找刘小海面谈了好多次，意思大概就是你成绩这么好，去搞竞赛大有前途啦之类的，和现在的传销组织也差不多。一开始她还会去和老许聊两句天，敷衍一下，后来被老许搞得烦了，就懒得理他。再后来领导听说她心理有点毛病，便没有人敢去管她，怕摊上什么大事。
别人都去竞赛的时候，她就跑到天台上画画。学校的天台并不高，刚好是一棵香樟树的高度，如果想的话，可以爬到台边的树枝上。树枝很粗大，绝对能撑起一个人的重量。香樟树上还住着几只松鼠，瘦瘦长长的身子，嗖的一声就不知道窜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以前尝试了不知多少次也没有成功逮住一只。有时我会去陪她画画，有时只有她一个人。有一天晚上很冷，月光被天台边的树枝挡住了一些，在地面上形成了斑驳的光晕，风一吹，也跟着摇晃。我想起刘小海和我说过的一个著名比喻，月光像盐一样洒在地上。我现在有点懂了。她坐在一个木板凳上，背对着我，一头短发没有扎起来。我走上前去，她没有回头，笔尖触在纸面上，发出轻柔的哗哗声。她画的是一望无际的冰山，底下有两个小人儿，手拉着手。远处有一个小镇，我知道，那是雷克雅未克。
我坐着的铁轨开始剧烈地颤动起来，我听见了远方呜呜的汽笛声。明亮的光束打在我身上，我几乎睁不开双眼，但我知道那是开往冰岛的绿皮火车。刺耳的轰鸣声反复敲击着我的耳膜，我的骨肉似乎都在这声音中被碾碎。我大踏步地跑着、呼喊着，试图让火车停下来。它只是继续向前开去，没有停站。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够追上火车，但这一次我做到了。我奋力捶击着车窗，车里空荡荡的，只坐着两个人。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们一样。可无论我呼喊什么，他们都听不见。隔着薄薄的玻璃，却如同隔了一整个世界。
我低下头，惊奇地发现，我脚下的铁轨开始缓慢地上升，变成了一级级台阶。火车也逐渐昂起头，像是要飞起来。我凑到车窗上，试图看得更清楚些。我发现，那是十九岁的我和她，她倚靠在我的肩膀上，睡得很熟。我把盖在她眼睛上的刘海撩到一边，我想她正在梦见大海。不知从何处吹来的风翻开了她身边的笔记本，翻到了其中一页，那是《海上婚礼》。
2
海湾
蓝色的手掌
睡满了沉船和岛屿
一对对桅杆
在风上相爱
或者分开
风吹起你的
头发
一张棕色的小网
撒满我的面颊
我一生也不想挣脱
你来了
一只绿色的月亮
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海子
3
我奋力滑呀，滑。远方是一望无际的冰山，更醒目的还有一群光秃秃的、黑色的岩石，我知道，等来年春季的时候，在它们身上会长满绿绿的苔藓。我所能看到的，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雪白和斑点镶嵌着的漆黑，就像是刘小海的素描一样。银白色的地平线上透出了一层暖褐色的微光。其实我有一些遗憾，我本该在一个永不落下的夜晚来到这里，那样我就可以看见极光。他们都说，可以通过极光与离世的家人取得联系，刘小海说她一直想去看，这样她就可以和母亲聊聊天，想想过去的事。天边一点一点亮起来了，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黎明。因为我听别人说过，冰岛的太阳永远不会升起，也永远不会落下。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很怪，但也很浪漫。
我正在寻找刘小海。我在火车上醒来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留下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和她的笔记本。盒子已经被我埋在了海边，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我掏出笔记本，封面上的向日葵依旧开得灿烂无比，我想它在冰岛也会长得很好。我翻到最后一页，夹着的一张纸飘落下来。我捡起它，那是刘小海给我画的画像，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反面是冰岛的地图，底下有两个手拉手的小人儿，中间有个小小的红点，标着雷克雅未克。我把纸小心地折了起来，放进口袋里。我再也不会弄丢了。我抬起头，向着雷克雅未克进发。
我的手冻僵了，双脚也几乎失去了知觉，我只是继续向前滑。我的身后是北冰洋，那么大，那么深，是真正的海。在海湾的边上，我可以远远望见一艘缓缓航行的旧船，沉睡着驶过，海上茫茫的雾气不知要将它带往何处。
滑了不久，我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我转过头去，那是刘小海。十九岁的她脸红扑扑的，不说话，只是看着我笑。我也笑着，很开心。我们都很年轻。
我拉起她的手，回过头去，继续向前滑。我可以看见接近地平线的地方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镇子，我相信那是雷克雅未克。她没去过雷克雅未克，我也没去过。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知道，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责任编辑：李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