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程先生跟我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眼睛能看到自己的面孔？

　　那么，眼睛能听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在小说中，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小说就是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但小说并非无所不能。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小说常常显得很无力，而小说评论也常常跟在小说后面气喘吁吁或忧心忡忡。

　　上海的程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不是我们缺乏想象力，而是生活变化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不是我们的故事荒诞，而是现实世界比我们的故事更荒诞。

　　上海的程先生跟很多学院派批评家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我一时间也说不清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致力于小说本体思考，由此带来贯穿一生的学术探索。从他的文字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批评家的独立思考与一个读书人的温良品性。

　　这位程先生，名德培，号德公。我曾问他，德公这个称呼是什么时候叫开的？他说，活到称公的年纪，人家就自然而然称他德公了。他是一位文学绅士，身上有老克勒的遗风。他爱干净，一身行头总是那么得体，出门吹一吹黄浦江的江风，头发还是一丝不乱。他喜欢穿西装，有时夏天也穿；通常情况下，与之搭配的是一尘不染的白衬衫与黑皮鞋；还有那条裤子，也不是随随便便穿岀来的那种，跟他熟悉的人几乎都会注意到：他穿的每条裤子的裤线几乎都熨得跟书脊一样挺直。看得出，他骨子里是一个对任何事都很讲究的人。

　　我初识程德培先生的时候，他还没叫德公。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而他也就五十出头的模样。我跟他在一场文学活动中见过一面，但没有任何交流。那回他就坐在前排的发言席上，而我只是作为一名听众坐在后排的角落。记得座中有一位批评家侃侃而谈，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现代派作家谈到当下的先锋作家，其间不乏引经据典。轮到程先生发言时，他接过前面那位批评家的话头说，那些引用的话，我回到书房里翻翻书，也可以抄出几条来告诉在座诸位。然后，他把话锋一转，开始讲他自己的一番见解。那天，他谈了些什么，我已淡忘。当时听完他的发言，我就感觉这位来自上海的程先生跟其他批评家有点儿不一样。

　　上海文学圈里，只要有人说起德公，人们就知道是指程德培。在我的感觉中，“德”如果是有形状的，那么，它一定是方的，而不是圆的。德公也是方的。他给人的感觉是方正之中又有介直之气。德公去世后，《上海文学》推出了两篇谈话录（节选）：一篇是程德培与张新颖的对谈（2006年），一篇是程德培、吴亮、陈村三人谈（2008年）。在对话中，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当代文学的一些问题。八十年代，他跟同在上海的吴亮一样，对文学批评圈来说，是“偶然的闯入者”。那个年头，他刚从工厂走出来，读书的狂劲是相当吓人的，在此可举一例：在整个八十年代，由王道乾主持的《外国文学报道》他是每期必读，而且每次必买两本，原因是其中一本会被他翻烂。九十年代，他下海做过生意。我问他做的是哪门子生意，他说，开书店。如我们所知，读书人开书店，八成要亏。德公也不例外。2006年后，德公又从生意场回到了文学批评现场。十多年后，他出了一本厚厚的评论集《黎明时分的拾荒者》，这本集子还有一个副标题“第四个十年集”。第四个十年，他说，就写作而言，离终期不会太远。在程德培、吴亮新书首发暨研讨会过后，吴亮先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德培兄与我，两个老头子坐拥四小时的赞扬，最后要我俩说几句，德公说‘无地自容’，还有一句成语，我忘了；然后是我讲，我结结巴巴话不成句，多少年了，一直评论别人，我想，德公也是不知道说啥……只记得，我其实一点不厉害，我从小羞怯，我不是狮子，是阁楼里的老鼠……”一直以为批评家是一只猫，或猫科动物：他们拥有敏锐的嗅觉、准确的判断力，以及敏捷的身手。但吴亮先生自称“阁楼里的老鼠”，我还是感觉有些意外。在我的印象中，吴亮应该是一只貌似老虎的猫，可他的内心也许真的有一只“阁楼里的老鼠”。而德公呢？在我看来，他倒像一只“阁楼里的老鼠”，可谁知道，他的内心是否有一只老虎？

　　德公没念过大学，不是科班出身，但他读过很多杂七杂八的书，他身上没有学究气，举止散淡而不散漫，言谈随意而不随便。要说讲课，他擅长的应该是那种聊天的方式，风格近于民国小品加法国随笔。如果地方小、听众不多，他会讲得更好。有一次，在浙江文学院举办的一次文学交流会上，他谈到了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观。（现在回想起来，他在很多场合都谈过罗兰·巴特，这大概是因为他喜欢在一个离小说很近的地方谈论哲学，但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他觉得罗兰·巴特离小说很近，因此就在离罗兰·巴特很近的地方谈谈小说。）他见底下的人没有回应的表情，突然向我们宣布：不行，我不能在这个场合继续谈罗兰·巴特，我应该谈谈别的。可是，他谈着谈着，又换了一个话题。这些话题，跟小说有关，也跟哲学有关，有时甚至跟小说与哲学都无关。如此这般，他不断地切换话题，不断地试探我们的兴趣点。这种聊文学的方式借用他评论一位小说家的话来说就是：用一种漫不经心表现其良苦用心。很遗憾，我当初没有把他那些精彩的聊天内容记录下来，直到他去世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事，就问博闻强识的诗人邹汉明，是否记得二十多年前浙江文学院请程德培为首届浙江青年作家研修班讲过一堂课？为了激发他的回忆，我还特意在讲述中还原了那个场景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由于不太习惯站在讲台上讲课，就让大家围成一圈，然后坐在背对背景布的位置侃侃而谈。邹汉明说，他那时虽然还未曾开始写日记，但记忆中似乎没有这么一回事。他怕自己记忆有误，也询及同班的但及，但及也回复说没有此事。这就奇怪了，难道我是把自己早年读过程先生的文章当作他讲课的内容，或者是把他后来某一次讲课的场景投射到那一时期？有可能，邹汉明说，当你活到一定年龄就会发现记忆这东西是不可靠的。随后，他给我发来一首诗《论记忆之不可靠》。于是，就在那晚，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听过程先生的课。第二天醒来，我脑子里竟又跳出一个人，他就是跟我们同时参加过首届青年作家研修班的小说家艾伟，我还记得艾伟曾在课后的饭桌上点评过程德培的讲课内容。我后来在微信中询问艾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有，艾伟说，德公当年讲些什么他几乎都记得，但肯定不在二十年前，而是更晚近一些，至于什么时间、哪个场合，他也无从回忆了。如此说来，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听德公讲课了。

　　德公说：“时间会扼杀真相，使其难以显身。”又说：“人究其实质就是我们关于他的记忆。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归根到底就是一张由他人的记忆编织而成的织锦。”因此，德公走后，我反倒对他这句话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与德公有关的交往，就我记忆所及，多半是在近十年间，现在倘若没能把这些散落各处的“织锦”编织出来，以后恐怕也会像今天回忆二十年前的那段旧事一样，徒生惘然。

　　德公不会用电脑打字，也很少用手机微信。他跟外界联系不多，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关注当下的写作，不温不火如我，也曾被他在暗处打量过。我查了一下微信记录，德公跟我建立微信联系是在2016年。这一年四月，德公跟我在杭州笔会上邂逅，向我了解一些写作状况之后，告诉我，他近些年已经把目光聚集到“70后”写作群体。随后，他又向我要了一些出版过的著作与杂志。他写作家论，据说是要把这个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拿过来通读一遍，甚至连一些跟作家本人有关的只言片语都不放过。过了几个月，他告诉我，我把你的作品都读了，着实让人头痛。隔阵子，他又发我短信：你手头如果还有一些电子稿（诗歌除外），可以发给黄德海，他会打印后转交我。我后来偶然碰到德公写过的几位作家，他们都说，德公写小说评论太较真了，他不是要跟评论对象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同年十月末，我参加《上海文化》举办的一场论坛，跟德公有过短暂的晤谈。他微笑着告诉我：我还是找不到如何对付你的办法。这里可以顺带提及一桩小事。会后，一拨青年作家、批评家留在会场，玩起了金牌卧底游戏。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局的纸条公开后，上面写的居然是“程德培”这个名字。那时，德公虽然不在现场，却仿佛是跟我们玩到一块的。

　　2017年5月，乐清文联要做一场本土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托我联系几位批评家与作家到现场作点评。批评家我只邀请了上海的程德培、黄德海二位。德公不会用手机订票，故而很少出远门，但有德海同行，他就放心了。不巧的是，临行前一天，德海家中有事，就只能让德公只身前来。我们见面时，德公握着我的手说，你也许不相信，我已经好久没出过上海了，我离开上海一百公里，就感觉自己没有安全感。在上海，无论街道怎么复杂，我都能来去自如，但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及至进了会场，他看到在场的作家中还有忘年交斯继东和弋舟，就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会后，我和弋舟、斯继东陪同德公来到雁荡山。进了能仁村，我跟他说，要不要去周围的景区转一下，看看著名的大龙湫？他说，风景不看了，就在这里跟你们喝喝茶、聊聊天。

　　我们住宿的地方在半山腰处，也就几十米高的地方。德公走了几分钟就气喘吁吁，他脱下西装，我才发现，他的衬衫已湿了一大片。他站在那里，环顾四周说，毕竟是老了，走路都吃力了，一个人老了，没法告诉年轻人老是怎样一种感觉，只有当你老了，才能体味这种老掉的感觉。说话间，他又抽出了一根烟——他喜欢抽那种细枝烟，捏在细长、白净的手指间，会让人想起罗兰·巴特式的优雅——他抽烟的时候，思绪仿佛就在烟头飘动。

　　抽完烟，他似乎有点缓过劲来，对我说，东君啊，你有一点让我琢磨不透，你不喜欢抽烟，也不喜欢喝酒，可你在小说中经常会写到一些抽烟、喝酒的人。你说这是为什么？我说，这大概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吧。他点了点头。

　　当晚，我们就在能仁寺边上的一家书院吃饭。店主给他斟上了满满一杯糯米酒，他转头对我说，你不抽烟喝酒，就陪我说说话吧。喝了一杯酒之后，他又叹息一声，东君啊，就这一点不好，不会喝酒。你真的一点都不喝？

　　话都说到这分上了，我也就象征性地咪了一口糯米酒。

　　这就对了，德公说，不喝一点酒，怎么谈文学？

　　德公说完一句话，如果他觉得这话带点棱角，不小心在你心头划过一道浅痕，他会用长者的目光安抚你一下——这缕目光落在你身上，就像一只手轻轻地拍了一下你，对你说，刚才不经意说的话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德公也不劝酒。他端起一杯酒，说，你意思一下就可以，其实，我也不能多喝的，我这里出过问题。

　　他指了指自己的心脏。

　　早就听说德公患有心脏病，但我一直不敢多问。德公说，我跟这个病打了多年交道，后来我就摸清了它的脾气。以前我觉得它还在那里，谁知道，它早就离开了我。

　　在聊天中，我还得知，他有一个弟弟，跟他一样患有心脏病，但不到六十岁就走了。让他差堪欣慰的是，他现在已近七十，这道坎早过去了，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活得更久一些。

　　有弋舟和继东作陪，德公又多喝了几杯，渐渐忘了自己尚在离上海五百公里的一座山中。

　　他说，他来乐清这个地方，不是看山、看水，而是看人。我知道，他脑子里还存有一个“顽固的念头”，总想在七十之前尽快完成一件可以让自己有个交待的事。我曾奉劝德公，以身体为重，写评论的事能放就暂且放一下。德公听了，沉下脸说，你这人真是让我琢磨不透。这就印证了他后来在我的小说研讨会上说的一段话：“他（东君）还有一个奇怪，就是这个人你认识他时间长了，他表面上很谦让，很秀气，很文雅，骨子里很硬的，这个人很难对付。这个人有一个奇怪的特点，他是一把琴，又是一把剑，剑和琴怎么在东君身上，在他的文章里，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这是最引诱我的东西。”

　　那天与德公聊天的细节我还记着一些，但如果就此写出来，恐怕还会像德公本人说的那样“记忆与回顾总挟带着现在”。但有一件事因为有“德公听钟”四字为证，故而可以清晰地回想起来，如在眼前。

　　那晚，就在我们喝酒闲聊的时候，山里面突然响起了敲鼓的声音，店主说，敲鼓之后，必有敲钟。这是真的，庙里的老和尚知道月亮每晚会在几时升起，村里的人也都晓得晚钟会在几时敲响。八点左右，钟声就传过来了，在空荡荡的夜空下，它是那么激越、清澈，充满穿透力，仿佛来自悠远的古代。我们都放下了筷子和酒杯，足足静默了二十多分钟。

　　一百零八下钟声敲完之后，德公起身，站到门口的椅子上，抽了一根烟。我感觉他抽烟的时候，思绪是呈烟状的。那一晚，德公跟我们一直聊至深夜。互道晚安时，他突然变得异常沉默。弋舟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就提议说，楼上有两张床，我还是过去陪陪德公吧。

　　一宿无话。

第二天，我问德公，昨晚睡得还好吗？德公说，夜里醒来，想看书，但发现这里不是自己的书房。他又接着说，你眼圈有黑气，睡眠肯定不好。失眠跟疾病是一样的，你不必怕它们。跟它们好好相处，摸准它们的脾气，你会知道以后怎样过日子了。

　　德公说自己常常会在夜间醒来，很长时间无法入睡，那时候，他也不着急，通常是抽一本书，靠在床头，慢慢读。我问，都读些什么书？德公说，大都是哲学类的、难啃的书。所有的哲人都喜欢在夜晚思考问题，所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跟他们对话，你会特别有感觉。

　　德公后来出了一本评论集，书名《要对夜晚充满激情》，出自奥登献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首悼诗。对德公来说，白天是属于大众的，夜晚是属于少数人的。夜读之于他，是书房里的一次远行。他曾经给我推荐过几部哲学著作（包括劳伦·比内写的语言学思辨推理小说《语言的第七功能——谁杀死了罗兰·巴特》），他说，这些书能给一个深夜不眠的人带来心灵的慰藉。我由此明白，他为什么总是那么喜欢把哲学家拉到小说家当中来谈论问题。他要谈论的，其实不是那些哲学家，也不是那些小说家，而是他自己……

　　2021年11月初，张定浩、木叶受德公嘱托发来短信，邀请我参加程德培新作《要对夜晚充满激情——七〇话七〇》研讨会。里面收有德公谈我新著《面孔》的一篇长评，我当然要参加。本来我以为这场召集小说家与评论家的研讨会会像木叶说的那样“当有高论，当有一醉”，但不承想口罩年很多事都是以“新增×例本土确诊病例”的名义，说取消就要取消的。我订了票没过两天，又接到木叶的临时通知，说德公顺应天公，研讨会延期举办。这一顺延就遥遥无期了。德公病重期间，我和张楚、斯继东、肖江虹、罗伟章等人曾到他家中看望，我还特意带上了那本《要对夜晚充满激情——七○话七○》的评论集请他签名。他把这本书放在膝头，端详良久，用微微有些颤抖的手写下了四个字：东君存念。那一刻，他也许已经预感到，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本书了。

　　德公毕生专注于一种文体——文学评论。人们谈论他时常常会提到两个字：纯粹。没错，他四十多年来只谈小说。我似乎很少听他谈论诗歌，但他的评论文章题目放在一起，仿佛可以联缀成一首诗：“一个黎明时分的拾荒者”“我们需要走在一个能摩擦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所不在的地方”“镜子并不因为擦亮而变得更清楚”“要对夜晚充满激情”“眼睛看不见自己的面孔”“对视、对话以及热衷于拆解的对峙”……由此我相信，真正的文学评论与诗在本质上是一样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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