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交朋友的方式
张英：你出生在大陆，成长在中国香港，短暂去过中国台湾，后来去了美国，现在又回归大陆，如果让你来划分自己人生的几个时代，你会如何划分？
吴宇森：我年少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启蒙时代”。我成长在中国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的环境都不好，都非常穷困。在那样的环境成长，反而让我活得更坚强、更自信。在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我养成了不卑不亢的人生态度。穷困的时候，我更加用功，除了念书之外，尽量想任何办法去求学、求技术。奋斗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自己有一些艺术才能，就很坚定地往这方面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过。
上世纪七十年代应该是一个“学习时代”，我们在香港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好电影，跟年轻的朋友一起学习、研究电影，对外国那些好的电影理论和好的电影剧本，互相分享、共同研究，一起去追寻梦想。那些艺术电影和类型电影，让我学习到如何当一名好的电影导演；在我二十六岁时，我有机会导演我的第一部电影，正式开始电影事业。
经历了喜剧电影的磨炼，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因为《英雄本色》，确定我在香港电影圈里的地位，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的探索时代。因为起先做导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了，没有很多人生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认识，以为自己有一技之长就可以拍电影了。可以说有很多方面不够成熟，所以我利用所拥有的机会，一边拍电影一边探索，学习新的电影技巧，去拍好每一个电影，在这个过程里，找出自己的电影主题。我非常幸运，能够得到公司老板的支持，让我尝试拍一些戏剧、功夫片甚至是粤剧，给我很多探索的机会，终于拍出《英雄本色》这样的电影。
到了九十年代，因为《英雄本色》和《喋血双雄》，我很幸运地被邀请到好莱坞去拍电影。在美国的这十几年，可以说是一个磨炼时代，让我能够进入另外的、新的人生阶段。
好莱坞是一个能够容纳不同人才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课堂，让我有机会去证明我的电影主题和拍摄方式。我在电影里所传达的理念，是可以让更多人接受和产生共鸣的。我觉得我一生的运气都非常好，从一开始学电影的时候，就有人赏识，给我做导演的机会，也给我磨炼的机会，一路上走来，交了很多朋友。
《英雄本色》是我前半生的总结
张英：你什么时候想做电影的？
吴宇森：我人生的开始，只希望做一个教员。我父亲当年在广西乡下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学老师，一心想传承我们中国文化，作为毕生的责任和使命。我很小的时候，他经常跟我讲儒家和道家文化，他做人做事都很谦虚，对人很有礼貌，这点对我影响很大。
我小时候家里穷，没有钱读书。后来我得到教会的帮忙资助才能够读书。所以我对社会上很多人有感恩的心。父亲的梦想也感染了我，让我有使命感：怎么能够延续和传承中国人的文化？
张英：后来你没有当教师，当了导演。
吴宇森：我念书到高中的时候，兴趣比较倾向于艺术方面，很喜欢电影，也喜欢绘画和写诗。后来我发现，我可以通过电影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延续下去，所以我的电影里面有蛮多中国元素，比如说关于仁义，关于中国的人文精神、中国人宁折不屈的气节、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态度，都放在了电影里，透过电影表达出来。
张英：你说《英雄本色》是你前半生的总结，为什么？
吴宇森：《英雄本色》可以说是我前半生的结果，这个电影里很强烈地表现出，我对于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我对友情、对家庭、对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的理解，还有我们中国人说的“骨气”，怎么样在跌倒时重新爬起来，坚强地肯定自我价值……种种这些，都表现出来。
张英：《英雄本色》成就了你、徐克、周润发、张国荣。当时你们的境遇似乎都不是太好。
吴宇森：这个戏我非常感谢徐克导演。在我最低潮的时候，他支持我拍《英雄本色》。他知道我是一个坚强的人，让我把我的真情实感，把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放在电影里，之前在香港警匪片里没有过。
那时周润发跟我的经历差不多，他虽然是当红的电视明星，但他的电影没有一部成功的，也是在非常低潮的时候。他是非常有骨气的一个人，我们两个人的合作是不谋而合，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经历，还有相同的理想、相同的自信。
我和徐克是惺惺相惜的朋友，也是“英雄救英雄”的感觉，所以我把我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的友情写在这个戏里面。这个电影表达出很多人相似的遭遇和故事，写出了朋友间真正的感情。它来自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也是仁义道德的价值。那种仁义的精神已经好久没看到了，很多人都已经忽略了。观众从这个电影里面可以重新找到这个价值，所以电影那样成功。
张英：你以前也拍过喜剧，为什么后来不拍了？
吴宇森：当年我拍喜剧，电影里其实有很多的不愉快、蛮多的愤怒，我把社会上很多不公平——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逍遥法外——的现象放进喜剧里，越拍到后来，越把它当作我表达的心声、理念，后来观众看的时候不知是应该笑还是哭，越来越个人化、情绪化，那就越来越不成功。
虽然我是靠喜剧出道，拍了十年，票房也很成功，但那之后我再也没拍过喜剧。现在我又觉得喜剧也是可以拍的，但是要拍的话也是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比较优雅的喜剧，我不会再拍那种夸张的喜剧。
张英：你怎么看香港电影中心的衰败？
吴宇森：以中国香港电影来讲，我看最好的时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因为当时出现了“新浪潮”电影，比如说徐克、许鞍华等人，他们给香港电影带来了很多改变：带来很多新元素，也让香港电影变得多元化，那是香港电影最有光芒的时候。
那也是最富有创意的年代，很多导演不管在拍摄技巧还是在题材表现方面，都有许多创新的地方，甚至影响了世界电影潮流。不光日本电影、韩国电影受到香港电影影响，连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模仿香港电影。
但是，即使在香港电影事业最蓬勃的时候，大家也是以拍摄动作片和喜剧片为主，对其他类型的电影，比如文艺片和艺术片就不那么重视。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末，连西方国家都能够拍功夫片、而且拍得出神入化的时候——他们有优厚的财力和技术，将动作片拍得更好——观众就都看他们的电影去了。
香港动作片的市场就慢慢萎缩了，没有别的类型电影来支撑，因为大家都不注重别的类型的电影，结果将市场让给了好莱坞。好莱坞电影什么类型的都有，而且电影生产丰富，产品精致，最后观众慢慢觉得只有好莱坞的电影值得看、电影质量好，他们也肯花钱，也有大家所喜爱的明星偶像。这个现象不光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发生，也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发生。
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香港的电影市场没有全面发展，香港电影市场就越来越辛苦。
闯荡好莱坞的那些年
张英：你当时为什么去好莱坞？
吴宇森：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因为《英雄本色》和《喋血双雄》，我很幸运能够被邀请到好莱坞去拍电影。
《喋血双雄》是我拍得最潇洒的一个电影，有充分的创作自由，爱怎么拍就怎么拍，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用什么样的技巧就用什么样的技巧。在剪辑和摄影方面，我做了很多创新，后来这个电影不光引起了西方很多人的注意，也被法国一些电影学院拿来做电影教材。好莱坞很多电影公司也注意到《喋血双雄》，所以他们邀请我到好莱坞去拍电影。
张英：中国导演去好莱坞拍片，很多人水土不服，为什么你能够成功？
吴宇森：起先到好莱坞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不适应。因为好莱坞的制度是这样的：很多电影都以大明星为主。当一个大明星受欢迎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控制权，比如有剧本、演员和剪辑的决定权。
另外，好莱坞有一个问题，通常一个电影要搞很多年，有时候会请好几个编剧，反复重写剧本，到最后，剧本花了很多钱，说不拍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反反复复开很多会，我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美国电影实行制片人负责制，如果导演排戏超过预算，则必定要删减剧本，会严格按照计划来拍，哪怕刮风下雨，也不能超预算、超日期。有的导演的办法是，剧本拿掉几页，不拍。比如说你超支两三千元，如果你一定要拍，要么你自己出钱。《泰坦尼克号》也是这样，詹姆斯·卡梅隆拍到最后，经费大大超支，他向制片人提出放弃片酬，要完成自己要的场面。后来电影全球大卖的时候，投资人把片酬都给他了。
我在好莱坞的第一部影片《终极标靶》为什么不成功？我当时以为美国很多观众都已经了解我，以为他们都喜爱香港电影的元素，所以我就把一个美国故事拍成了一个港片，将香港电影的元素统统放在那个影片里；后来片方为了迁就尚格·云顿的影迷，又对我的导演版进行了重新剪辑，结果那个戏很不成功。
张英：那你后来是怎么走向成功的？
吴宇森：虽然我好莱坞的第一部戏不成功，但我没有放弃，继续寻找我自己拍的题材。
在好莱坞工作，不管你是多大的导演、多重要的创作者，影片公司的总裁通常会在剧本里加入很多意见。他会考虑市场的因素，考虑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观众的感受，比如说对白应该怎么写，有一些戏希望能够有怎么样的改动。每个电影都是这样子，除了总裁之外，其他管发行、宣传的人，以及控制预算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些意见。
《变脸》本来是一个科幻片，内含很多特技的一个电影，我将它改成了一个现代的、人性化的电影，整个方案，从公司老板到总裁、监制，一点意见都没有，都接受了我的想法，给了我非常大的创作自由。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我能够在《断箭》的人物和故事里，加入香港电影的元素。
所以我将一个发生在两百年之后、所谓“未来世界”的电影，改成了有人性、有感情的一个故事。我发现美国家庭问题严重，很多年轻人离家出走，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电影里，我跟大家说，中国人很注重家庭观念。我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放在了这个电影里面，男主角不仅是要挽救这个世界，他主要是挽救他的家庭。
对于好莱坞而言，在一个动作片里加入这样多的感情因素，可能对一些习惯动作片的观众来讲，不那么容易接受。结果这个电影，不光让那些观众接受，还吸引了很多女性观众，电影非常成功，创下了非常高的票房。
后来的电影，我其实都在拍美国片，在这些美国片里，我慢慢将我们的文化渗透到电影里面，让美国观众看起来，感觉不一样，但还是他们熟悉的美国片。
张英：你拍《变脸》的时候，因为超支，自己掏了钱拍戏？
吴宇森：我在好莱坞拍《变脸》，有两场是我付钱拍的。其中一场戏是警察与歹徒在火拼，而大人和小孩在地上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爬行，那段是我现场的灵感，需要多拍一天。因为这场戏在剧本里没有，那我就付钱。
另外一段戏是两个男性角色当中隔着一面镜子，两个人拿着枪对击，那个也是临时想出来的，也是拍了两天。那两天费用都是我付的。因为所有员工、演员的钱都要付，我的律师就跟我吵：“导演你这样做，你的片酬已经去掉一大半了，快没有了。”我说没有关系，因为这两段戏很精彩。后来《变脸》拍完以后，因为这个戏赚钱，老板很喜欢那段戏，就把我付的钱还给了我。
但是在拍《风语者》的时候，我们又遭遇相似的情况，因为在户外拍下雨，一个星期拍不到一个镜头，每天两千多人吃饭，场面很大。还让我删掉一个镜头，我说不能删，这是我的戏，我就付了两三天的钱。那些钱可以够别人拍一部小片子了。结果我付了钱以后，还在下雨。
张英：你甚至把《变脸》的剧本都修改了。
吴宇森：通常，一个好莱坞大片上映前，要做一个初剪，配临时的音效，然后做试影，在马路上随机找观众试看，然后调查公司让观影者回答问卷，统计总分。
如果达到60分，证明这个戏普遍受欢迎；超过60分，当然这个戏就满足了；少于60分就要检讨。观众看电影的时候，所有的总裁、制片、监制、导演、编剧、演员，都坐在后面看观众的反应，看最后的结果。
《变脸》的分数当时只有33分。大家也很纳闷，怎么只有这么少的分数？调查问卷后面有一栏，是观众写感受，结果有60%的观众都在问：“为什么这个男性角色不把这个小孩带回家，为什么这个小孩没有人照顾？”
当时《变脸》的结尾是把坏人打死，还剩下一个小儿子。男主角把这个小孩子带回家抚养，跟他老婆、他女儿一家团聚。结果最后影片公司不让我拍这样的结局，他们说美国的观众是不会喜欢看到他们的英雄把坏人的小孩带回家的。
那么试映的调查结果出来，老板和制片都马上跟我道歉：导演你对，我们错了，请你明天马上补拍这个镜头。我后来就补拍了两个镜头，英雄进来，把小孩带回自己家。剪完再做第二次的试片放映，总分达到88分。
张英：好莱坞的导演圈复杂吗？
吴宇森：我发现好莱坞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电影同行里面，大家没有妒忌和竞争，见面都很客气。因为好莱坞有很多不同种类、不同类型的电影，也有许多才华各不相同的人。当一个人拍的动作片非常出色，那么那些拍文艺片的导演对他也非常尊敬，不会说希望他的电影出来垮了、希望他死了，不会这样的。另外一些艺术电影做得好的，那些商业片导演对他也非常尊敬。当一个人的电影很成功的时候，大家都跟着一起祝贺，因为大家都希望整个电影事业好。
张英：以你在好莱坞这么多年的经验，中国电影是不是注定只能做西方影片的配角？
吴宇森：我觉得不可以用配角两个字来形容中国电影在美国的地位。
张英：为什么？
吴宇森：对于美国来讲，不光是中国，连那些欧洲国家的电影在美国的地位也不是那么重要。不光是电影，甚至是中国文化，包括欧洲文化，美国人都把它们看作不那么主流的东西。美国人只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电影当作主流，其他的都是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风格的电影。欧洲那些国家也不那么热衷于美国电影，他们看的都是自己的电影。
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国电影还是有一批固定的观众的，他们非常热衷，但他们只是少数人。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不看中国电影，也不看日本、韩国电影，一些欧洲国家的电影他们也不看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与我们不同，所以才有这样的现象。
张英：这跟电影创作有关，还是跟电影产业有关？
吴宇森：还是一个创作问题。我们拍一个关于中国的电影，有没有想过，要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拍出来，便于不同文化的观众理解？能否透过电影的故事、形式，通过画面、细节和场景，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将你的意图简单清晰地表达出来？
直到现在，我一直在研究，一个中国故事怎么样吸引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一段历史，怎么样让中国人、西方人都能接受？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了解到电影讲述的故事，认同、领会你的苦心。
找到电影的密码
张英：你在好莱坞发展得也不错，为什么会回到华语电影圈？
吴宇森：我在美国工作，别人对我非常尊重，发展也算比较顺利，交了很多西方的朋友。我有很多工作机会，他们都很喜爱中国文化。但西方的影片拍了十几年，虽然也比较成功，但有时候找不到新的意义，精神方面有点空虚。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电影，尤其是有好莱坞的经历以后，就更想拍中国题材的电影，拍能够真正表现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电影。作为中国导演，国家有这么多年的历史，题材那么丰富，如果不能拍一部中国历史题材的影片，那肯定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我以前在香港拍华语片，去美国后好多年不拍华语片了。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回一些中国的情怀，希望找回以前的朋友，所以就回来了。并不是说美国人对我不好，也不是说不顺利。我不像别人想象中的需要赚那么多钱，钱已经足够我生活开销，就够了。
张英：你对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熟悉吗？
吴宇森：我在美国经常看中文电视，比如中央电视台，北京台偶尔也能看到。近年的中国电影，很多拍得非常之好，不管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多赞誉。除了《英雄》等商业大片，有几个年轻导演，比如贾樟柯、王小帅，他们写实主义的电影让我另眼相看，更让我找到中国人的情感。商业片像《英雄》《十面埋伏》《天下无贼》等，我也非常欣赏。
平常我不看电视剧，但看到《大宅门》，还有一些清宫戏，我很有感触：连电视剧都拍得这样有声有色、很有水准，演员的表演也很生动。不管电视剧还是电影，演绎的方式都与以前不一样，不论艺术性还是技术性都有很大的创作空间。
张英：以你在海外的闯荡经历来看，中国电影还缺什么？
吴宇森：很多美国人、欧洲人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加大，但他们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性格，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不够。因为，来中国旅游、工作、生活的西方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多地依赖于中国的电影、电视、文学，还有西方的新闻报道，那么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实际上仅限于表面，而我们目前传播到西方的电影、艺术还不够丰富，还不能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我觉得现在中国电影缺少的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以《阿凡达》的成功举例，卡梅隆花了很多年时间，影片公司投资了他很多钱，然后他跟团队研究出新的拍3D电影的方式，让全世界震惊，电影在全世界都卖座。
我们现在电影很发达，但是在技术上，在创作的技巧上，我们还是不够好，我们的电影类型太少。我们不要时时刻刻盯着票房，计算现实的回报，不要只跟着电影的潮流，什么流行、什么票房好就拍什么。我们应该看到长远的将来，不管是政府的公司也好，民营公司也好，有没有可能，能够有个长远的计划：花一些时间，投资一些钱，培养一些年轻导演，给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机会，让他们去拍他们想拍的电影。一方面培养电影人才，一方面找到电影的创新点。今天的电影观众跟以前的观众不一样，他们能够看到各国的电影，他们的要求高，不是你简单、随便跟风讨好，就能够有票房的。
张英：国家的强大，会和电影产生联系吗？
吴宇森：国家的强大当然对电影有帮助。西方人会普遍注意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也会多注意你的文化、地理，不管是戏剧还是电影，都会注意到，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他们对你感兴趣。
但国家的强大、引人注目只是起点，主要还取决于创作者本身，你的艺术水平好不好，你的世界观够不够，你能不能拍出好电影？当然有一些电影导演会觉得，中国的电影市场那么大，我们只要给国内市场拍电影就够了，其他就不需要想了。我认为也需要有一些电影，它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它对世界市场的复杂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能够找到新的电影技巧、方式，来将中国人看得懂、喜欢看的电影，拍得让西方观众也同样能喜欢。
另外，我们需要西方人认同中国人，需要人家对我们多一些尊重。但往往我们没有真正好好了解人家的需求。中国的电影人自以为知道海外市场需求，但这种了解往往是从发行和制作单位了解的，他们从来没有好好地问过西方一个普通的电影观众：你对中国电影怎么看？
我问过一些韩国人、日本人、欧洲人，他们都不是电影圈的人，我问他们对中国历史片怎么看，他们觉得我们的历史片太慎重了，后来我在拍《赤壁》的时候，就做了很多改变，不要拍一个太沉重的历史片。
张英：你对中国精神的理解是什么？
吴宇森：所谓中国精神，很多时候不是用话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我到好莱坞去的时候有一个宗旨：我有三样东西不会拍，不管对方对我多看重，或者给我多少片酬：第一，扭曲中国人形象的电影我是不会拍的；第二，关于唐人街黑帮的电影我是绝对不会拍的，第三，对我们的文化精神，对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做人的方式有误解的电影我是不会拍的。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道德观念。比如说正义感，中国人为了一个信念、一个理想，为了国家、为了朋友，往往可以赴汤蹈火，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美国人也有正义感，他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也很坚强、很有勇气。还有对待爱情、亲情、友情，关于婚姻、家庭、责任，中国人和美国人，很多价值观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与人的表达方式、行为方式不同。我成长在香港，从小接受东西方文化的熏陶，是在东西方文化里面成长的，很容易找到两者之间的沟通方式。
张英：除了功夫片之外，你觉得中国电影里哪些部分是容易被世界接受、可以当成我们的卖点的？
吴宇森：我觉得中国有很多题材在外国是可以受欢迎的，比如说我们古代的神话故事，外国人也很喜欢，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拍。现在有很多好莱坞的公司，他们开始注意中国的题材，大家会看到《花木兰》已经做成卡通了，《功夫熊猫》也很卖座。他们已经开始注意或者是购买我们的一些故事，自己来拍，走全球市场，这方面对我们应该很有启发。
观众对电影很重要
张英：中国电影现在也存在“一窝蜂”现象，冯小刚的喜剧火了，然后一堆喜剧电影就来了；张艺谋的《英雄》火了，然后一堆武侠片出来了。
吴宇森：这是中国电影独有的现象，外国电影类型片多，很少有中国这样的情况。
以往动作片流行，从李小龙时代一直到洪金宝、成龙，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大家以为只有动作片可以达到世界市场的标准，以为所有的市场都通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不是这样，人性才是共通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背景里，人类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我们有同样的喜怒哀乐，我们有差不多同样的道德标准，我们有同样的正义感，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当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好起来的时候，观众都喜欢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我希望大家不要一窝蜂跟风，不要太注重某一种类型的电影，应该要全面发展。
张英：怎么看复苏中的内地电影？
吴宇森：很高兴看到内地电影市场的复苏，越来越兴盛。不管怎么样，电影事业好起来的话，可以让更多的年轻导演有发挥的机会，也可以让很多年轻人有机会参与电影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些电影公司，像中影、华谊，他们都买了外国新器材，在创作方面、在技术方面发掘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来参与，培养了很多年轻导演。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尝试。
张英：除了电影节获奖，中国电影在国外有商业市场吗？
吴宇森：中国电影在世界市场的境况很不好，没有多少市场，只有一两个大导演才有市场。因为西方的年轻人基本只关注好莱坞电影，不关注外国电影。他们认为好莱坞电影有大制作、大明星，值得看，认为我们的电影没有这些，不值得看。
平常总有人问我，哪天能赶上好莱坞？中国能不能成为第二个好莱坞？我觉得，是有差距的。另外，好莱坞并不是唯一的电影标准。
好莱坞只是可以供我们参考，为什么他们的电影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场，而我们的电影往往只局限在我们国家。美国人通过他们的电影来表现美国精神：不管是什么题材，他们的文艺片也好，他们的人性电影也好，他们的大娱乐片也好，你会感受到他们的美国精神。他们用的方法让人信服。
张英：除了学习、借鉴外，中国电影应该怎么走？
吴宇森：中国电影也可以用全世界都能够接受的技巧去拍电影，寻找世界观众的一些共同点。这关乎表达的技巧问题，还有我们能不能突破固有的形式，以及我们不要有那么多顾忌。我们的强项是“走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幽默，我们有趣的、开心的、生活化的东西，敢不敢放到电影里面？像美国电影这样，没那么多禁忌，我们做了，就可以达到同样效果。别人的好我们要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好；我们的好，现在往往自己都忽略了。
以前动作片在外国流行的时候，有些人以为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打，好像我们只有“打”的文化。武侠片、动作片，除了打还能做什么？你有没有讨论人生问题？我们的一些诗人、侠客，李白、屈原、辛弃疾，那样的英雄，中国人的精神，我们真正的性格，我们的诗意、内涵、风度，我们对朋友的风度也好，对别人的风度也好，对国家的风度也好，很少在我们的动作片里出现。
所以，我要拍的电影，就希望有这样的境界，让人家知道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个性，认识中国人的文化：哦，原来中国人的生活也那么有趣、那么好玩。在北京、上海，我看到年轻人都是笑嘻嘻的，他们很乐观，那个笑脸是很真诚的，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张笑脸放到荧幕上面，为什么我们中国电影一出来常常是苦哈哈的脸呢？同样的题材，如果换一张笑脸的话，一定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历史当然很残酷，但我们拍历史电影的方法是不是一定要选择令人感觉压抑的方式呢？不一定。
张英：也就是说，中国电影人必须打破自己的文化惯性和心理屏障？
吴宇森：对，有屏障，有所顾忌。像我刚才说的，有些导演有顾忌，低估了观众，对一些东西避重就轻，有些东西讲得很表面，有些东西很怕去讲。现在的电影观众的接受能力很强，以前网络不那么发达的时候，你给他们什么，他们就看什么。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世界各地的电影、音乐、体育节目都能很快看到，他们会有比较。你拍电影不认真，他们就不看，去看那些比你好的外国电影。
有一个问题是问中国电影人的：我们是不是希望通过电影让观众有所提升？我们除了继续给他们一些通俗的文化，可不可以提供给观众一种典雅的、有风度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些精神追求呢？我们追求快乐，追求人生美满，追求生活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
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电影一出来，怕观众骂看不懂。现在不是这样，任何人看一部电影，不管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等于看一本书一样。看一本书你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想法，如果看东西只是一时的快感，之后什么都没有，那这个电影拍了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每次拍一部电影，不管是大片也好、小片也好，我希望十年之后，还有人记得这个电影，还有人重看的时候，仍觉得这个好看。
从“三国”到《赤壁》
张英：当年《英雄本色》拍完，你就想拍“三国”故事了？
吴宇森：小时候，我就喜欢看《三国演义》。我从小看很多三国的故事，也看一些关于三国的电影。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这样一个画面：一千多年前，滚滚长江，金戈铁马，喧天战鼓，厮杀呼吼……谋士运筹帷幄，将军决战沙场。众多英雄豪杰一起精诚合作，不惧强权，舍生忘死，上演一幕波澜壮阔的大戏。
小时候没多少机会看电影，我就拿一块玻璃，用毛笔在上面画关云长等，然后用毯子把周围盖住，用手电筒照玻璃，将影像投射在墙壁上。有的人物骑着马，就用手电筒上下左右移动，影像就动了。
那时候我大概十岁，很迷三国时期的人物；后来长大了一点，少年时还喜欢《水浒传》《刺客列传》等，特别喜欢侠客身上的豪气和仁义，为他们的侠义精神而感动，这也是我的电影里为什么有那么多表现侠义人物和情节的原因。
其实，拍完《英雄本色》，我就想拍这个故事，但当时技术条件不支持，拍不出像火烧连环船这样的场面，资金也没有那么多。中国香港没有内地这样的外景地。后来我又去了美国，这个梦想就更不可能实现了。
十六年后，当时的难题，比如到内地取景，我和内地方面合作，能去长江大河实地拍戏；还有大场面作战等技术问题，随着影音技术的发展，今天都得到解决。
我去好莱坞以后，经常有国内的人找我拍电影。在我回国的前一年，我对合作多年的张家振说，我要拍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电影。经过反反复复沟通，我们将题材确定为“三国”故事。因此，可以说，为这个电影我准备了十六年，终于能够拍了。
我希望通过《赤壁》，能够让世界观众看到中国历史美好的一面，能够让世界对中国多一些了解和认识。将我们的精神，除了武侠，将东方文化的另外一面，通过电影的一个题材展现给西方的观众。
张英：是不是现在只有古装戏才能走向国外？你的选择为什么和其他导演一样？
吴宇森：我觉得有许多不一样。这几年，我看了国内的很多大片，有一个感触：历史是不是一定要那么沉重呢？每一个朝代都会发生差不多同样的事情，有太多的仇恨和让人不快的东西，比如权力的斗争、后宫的劫杀等，我觉得这样沉重的东西太多了。
张英：但那也是真实的历史——
吴宇森：这样的题材已经有人拍过了，每一个导演都有自己的创意和人生观在里面。在荧幕上重现历史上的不幸，这不是我个人的风格。
我在海外这么多年，我感觉到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精神、个性都不够了解，能不能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国人的勇敢和智慧，中国人对友情的态度和浪漫情怀，用一部电影表现出来呢？
后来，我找到《赤壁》，在构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这段历史最能表现中国人的智慧、文化、精神和勇气。我心中的英雄，其实是平凡的人，但是他们都有一份勇气和正义。
“赤壁之战”其实是以周瑜为主的群英领导的一场战役。周瑜是非常具有浪漫情怀的，爱江山也爱美人。国难当前，他表现出了气节、智慧、勇气，更重要的是团结精神；里面有几场著名战役，可以充分体现出中国人的智慧。
《赤壁》是根据历史改编的，但不去承担历史的沉重负担，而是将距离拉近，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待那段历史，来传达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表现中国人最珍贵的友情、情义、忠义，希望现代观众看起来有一种亲切感，而不是距离感。
张英：《赤壁》是根据西方人口味炮制的一个中国古装片吗？
吴宇森：我没有这么想。用我师父张彻的话来说，用西方技巧，来拍中国精神。《变脸》是这样，《断箭》也是这样，一开始像个西方片，但其中有我们的中国情怀。拍《赤壁》完全用西方的观点肯定是行不通的。再比如我拍《风语者》，讲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关系，有一小部分人说，怎么会有一个中国人来拍他们的历史故事？同样地，看到外国人拍中国故事，我们可能也会不舒服。
我绝对不是用美国的方式，只是想通过一个好故事来打通东西方的市场，这不是很好吗？用这种方式来认识我们的文化，这不是很好吗？这也向中国人证明了，用好莱坞的方式也能拍出一个中国的故事。
张英：为什么电影会选择“三国”里的“赤壁之战”这一段故事呢？
吴宇森：“赤壁之战”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有名的战役之一，主题是以弱胜强，必须结合很多人的智慧和勇气，一种团结的力量。
我一直很喜欢《三国演义》，我喜欢关云长、赵子龙、周瑜等英雄人物，而且“赤壁之战”讲述的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除了我喜欢的以弱胜强的英雄主义外，它里面还有很多展现中国人智慧的故事，比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我觉得它和中国的许多历史片不同。现在的历史电影将权力斗争和人性的阴暗面放得太大了，我不是说这样的电影不好，但大家都拍这样的古装电影，多少会有点腻味，所以我想拍一部跟其他导演不一样的历史电影。
从我的角度来看，三国里的“赤壁之战”是不错的题材，这个故事不仅在中国影响大，在日本、韩国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西方也有很多人了解。三国时期的中国人，他们重视友谊，信守承诺，他们的仁义和忠义的精神，是我们中国人一贯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品质在西方国家也能引起共鸣，此外，这场战役中有很多地方都能体现中国人的智慧，它让战争不那么直接和赤裸裸，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张英：你的电影《赤壁》是受《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影响大？
吴宇森：应该说都有吧。《三国演义》很多情节是虚构的，有70%是杜撰的，情节太戏剧化、感情太个人化、人物被神化了，但是老百姓都喜欢。《三国志》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它的读者多限于对历史感兴趣的人。
《三国演义》已经拍过很多版本了，也拍得很好。一个导演应该要有他个人的观点。真正翻查历史的资料，你会发现《三国演义》里很多情节都是虚构的。我并不会刻意改得天花乱坠，基本上还是一个“三国”的故事，只是一些人物希望能够实在一点。
《赤壁》并不是完全遵照《三国演义》去改编的，我也研究了史实，还原人物的本性，比如，历史中的周瑜并不像小说里那样小气，和诸葛亮勾心斗角；在电影里，我们强化了周瑜的戏份和作用。《赤壁》本来就是周瑜作为主人公的一场战争，诸葛亮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他刚刚出山不久，最大的作用是说服了孙权和刘备联盟，没有他就成不了“三国”。
另外一些电影情节的改动，都是根据历史资料来的。比如在《三国志》中，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是孙权，但是《三国演义》却把很多好处给诸葛亮。诸葛亮当时的真实年龄是二十七岁，所以我们找金城武来演，希望年轻的诸葛亮有好的表现，能够演出诸葛亮的聪明和活泼。
张英：《赤壁》里的这个诸葛亮，聪明又活泼，怎么理解这个人物设置？
吴宇森：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但在《三国演义》里面他已经接近于神了。在我这个戏里，他非常聪明，充满幽默感。可以想象，诸葛亮在“赤壁之战”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二十七岁刚刚出道，还没有成为军师。当然里面也会有草船借箭。关于东风的问题，当然不是“借”的，不是装神弄鬼弄出来的，只是经过缜密的计算。他的聪明才智还是有所表现的。我希望戏里所有的人物都能接近现代，能找到认同。
拍周瑜，会融入现代人的感情。我希望《赤壁》充满生机、充满活力，让人看完有充满希望的感觉，跟以前的悲剧英雄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和表现的方式。
张英：你说周瑜跟你蛮像的，为什么？
吴宇森：那是梁朝伟说的。周瑜作为一个将领非常出色，爱护自己的部下，有勇气，有智谋。我喜欢周瑜更多的是他“文”的一面，他是一个艺术家，精通音乐，很有文采的一个人。我从小喜欢文学，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将领、好的领导，需要既本身有才华，同时也要很会关怀别人，懂得欣赏朋友。就我本人来说，我非常欣赏我的朋友，很珍惜友情；朋友的欣赏，我会感激。我非常欣赏周瑜的这种性格，但绝对不是说周瑜代表我这样（笑）。
张英：在你的心目中，曹操是英雄吗？
吴宇森：他是一个枭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坏就坏在他的疑心太重，很难相信别人，是很孤独的一个人，在戏里面也有表现。我比较注重曹操的气质，多过形貌。真实的曹操大概只有五尺高，相貌不好看。张丰毅他自己也用了一些突出的表现，演得非常好。
张英：为什么说胡军是你心中的“小马哥”？
吴宇森：他是主要演员里在片场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赵子龙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我心目中的完美英雄。胡军无论是气质还是动作，都成全了我心目中的这个形象，将中华民族身上的忠与勇都表现得非常好。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胡军天天压腿练功，自己学骑马打斗，吃了不少苦，我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
张英：《赤壁》里有一些女人戏，比如林志玲的戏不少，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吴宇森：戏是讲感情的嘛。这个戏还是很注重爱情的，我希望戏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现代生活中的人物比较接近。
张英：现在有小乔那样的女性吗？
吴宇森：希望有吧（笑）。她也很有主见，很感性，具有智慧。现代的女性都是比较有主见的，也越来越美。
张英：你为什么那么欣赏林志玲？
吴宇森：她很漂亮，虽然第一次演戏没经验，但是她一点都没有害怕，也没有紧张，非常用功。我们在拍戏以前已经花了半年时间，在北京找了三位老师来训练她，演技、讲话方面都有。她的美也是我心目中的美。因为我还是停留在古代侠客的情怀里，古代一个侠客旁边，一定有美人弹弹琴，煮煮茶，喝点酒，都很沉默，但是彼此很了解。
附录
电影以外的吴宇森
——吴宇森夫人牛春龙说吴宇森
换角
我真是没有想到，《赤壁》会拍摄达四年之久，会经历那么多的磨难。
2008年，吴宇森已经六十二岁了，到了这个年纪，他的性格柔顺了很多，忍耐力又加强了。我真的要夸奖他，他很坚韧，韧力很强，好像蚕丝一样，能够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和困难考验。这家伙怎么还没倒，我真佩服他。
《赤壁》是他拍完《英雄本色》以后就想拍的电影，从当年的想法萌生，到付诸行动，算起来也有十八年了。在他原来的设想中，这部电影应该是与周润发和梁朝伟等人合作的。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愿望的实现真的很难。
2007年2月26日，刚拍完《色·戒》的梁朝伟从香港飞到北京，与吴宇森见面，洽谈出演《赤壁》的诸葛亮一事。没想到梁朝伟当时非常疲惫，身体不适；另外一个原因是《赤壁》全用国语，让他有压力。吴宇森当时很失望，但也不好强人所难，就让梁朝伟离开了。
接下来，4月14日正式开拍前一天，周润发突然宣布退出《赤壁》。这给吴宇森的打击非常大。好在艰难的时候，梁朝伟得知后，致电吴宇森，表示愿意参演《赤璧》的任何角色。最后，经过重新调整，《赤壁》演员终于尘埃落定，金城武主演诸葛亮，梁朝伟出演周瑜。加上张震、胡军、张丰毅、尤勇、林志玲等，《赤壁》终于启航。
吴宇森拍这部戏非常累，压力很大。他希望他拍的戏为资方负责，但是很难，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同一部电影，但他会尽量做。不管多累，他都一直坚持，还在扛着。现在做后期更辛苦。为了艺术质量，他甚至自掏腰包一百多万美元，重新补拍一些镜头。
为拍这部电影，吴宇森的血压暴升，肝功能也出现异常，身体浮肿，多次进出医院吊盐水。他有时候说不舒服，那我说我来帮你刮痧，我从小跟我妈妈学过，血液循环改善，他第二天就可以舒服一些。有时候我也会帮他按摩，第二天也会好一点。
爱情
我和吴宇森能够走到一起，能够走到今天，完全是上天的安排。
我在中国香港出生，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我跟我父亲只有一张合影。后来我和母亲到了中国台湾，家里孩子我最小，母亲去哪里都带着我走。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宗教。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佛堂做义工，做家务事。我高中念完，大学没考上，母亲建议我去读佛学院，后来我就去了中国台湾佛学院读书。
佛学院在南部的高雄，院长是星云大师，学生差不多有十几位，出家人、在家人各一半。后来我姐姐嫁到了中国香港，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去了香港。不久，我看到一份报纸上写到长弓电影公司（当时张彻离开邵氏，自组长弓电影公司）招募电影演员和编导人员的广告。我觉得做编导比较有意思，就去参加了招考，考上以后上了训练班，有老师教我们编写剧本。面试一百多位，后来只剩下五十多位，最后训练班结束，张彻导演找我们谈话，留下了三个编剧，女的只有我一个，男的两个。
当编导得从场记做起。不久我就当了张彻导演《哪吒》的场记。这个角度对于编剧很好，片场可以看得很细腻，我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学习写剧本对白。不久，因为我们在嘉禾电影公司旁边的一个片场做“混音”，就这样认识了吴宇森。
他后来说看到我过马路，就去片场找我。当时片场有很多人工作，只有我一个女的，那时我留长头发，这样披下来。他就在那里看我，我工作认真，一点也没有觉察。后来，他让别人介绍我们认识。有一个人把他带过来，对我说：“这是吴导演。”我瞄了他一眼，你是导演，张彻也是导演，回去当你的导演好了，干吗介绍给我啊？
隔不多久，有一天一个摄影师要给我介绍一个人认识，就把我带着往片场后面的小坡上走。我永远都记得，我低着头跟着走，到了那里，在那棵大树下面，吴宇森等在那里，说要请我喝茶。我说：“好，什么时间？”刚好那个时间我有空，就去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往。
当时吴宇森的外表很温文尔雅的，也没有什么脾气，后来才知道是假象。生活中的他和工作中的他完全不同。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人适合当我的朋友。因为在片场的工作都比较粗，他在我面前讲话低八度，不讲粗话，而我讲话声音是高八度的，互相听得都很顺耳。
当时他蛮关怀我的，我喝什么他都会帮我准备好。另外他的文笔不错，我移民去美国以后，我们经常通信。我没有野心，当年做场记其实是可以做到导演的，但是我不愿意，觉得只是玩一玩就好了。后来就结婚，结婚是我最大的理想，家庭生活是我最大的理想。我从小没有父亲，我渴望的就是一个家庭。
我真正爱上他，还是在结婚以后。我们1974年认识，1975年我就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了。1976年3月5日，我们在洛杉矶结婚，因为我的哥哥姐姐都在那里。当时吴宇森虽然做导演，但薪水很低，他找嘉禾公司老板何冠昌先生借钱，给我买了一只白金戒指和回中国香港的双人机票。我们在洛杉矶的市政府公证结婚，十二块钱就搞定了，请客吃饭什么都没有。
家庭
结婚以后，吴宇森和谈恋爱的时候有些不一样了：结婚以前那么多话，怎么结婚以后就关门了呢？我知道男人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需要很专心。但为什么不能跟我讲呢？每次我都要问，问得我好辛苦。
我们结婚初期那几年里，吴宇森在事业上郁郁不得志，他从嘉禾转投新艺城，并未得到重用，又被“发配”到中国台湾工作了两年。整个家庭生活的好转，应该是在拍喜剧以后，我们的房子换成了八十平方米。
吴宇森他喜欢把烦恼留给他自己，有时候多少也会把情绪带到家庭中来。我很尊重他，我不想给他压力，只要家庭费用够用就好了。小孩有吃的穿的、有教育费用就好，我不要求穿金戴银。
我当时很同情他。我要沟通，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样才能知道，我怎么做才能更好。你不要让我去猜，猜的话多半没好事，一件事变三件事。我喜欢什么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要讲出来给我知道，不然我不会问。没有办法问，如果碰上他最难过的时候，一问他会发脾气，我想可能这件事情有点难过，就不要去问他。
虽然我是编剧，但他的电影创作，我不会给他任何意见，有意见一定会吵架，会妨碍到他。比如说我想要红色的东西，别人说想要黄色或者其他，与我不和，反而会影响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样不好。
这么多年，吴宇森一直在外忙他的电影，他根本就没有时间顾家。三个小孩子从来都是跟着我。我是很辛苦的，但是我心甘情愿，因为我自小没有父亲，尽管吴宇森很忙，但是当他回到家里，我要让我的小孩能够开口叫到爸爸。
后来他发现如果再不回家，三个孩子就快不属于他了。之后他就经常在家里烧菜、做家务，培养和孩子的感情。再后来出去拍戏，小孩放暑假，他就把孩子带在身边。加上我是严格管教孩子，他是小孩要求什么他都说好。这样他很快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三个孩子高中毕业上大学后，都能自理，我就自由了。我自己没有假，就在他们上课期间学画画、学写字、学钢琴。大女儿现在读教育学硕士，毕业出来会当大学老师。老二是女儿，因为喜欢电影，现在自己已经拍了两个短片。我和吴宇森其实都不支持她进入这一行，因为实在是太辛苦。老三是男孩，学的是医学，喜欢做护理，非常有爱心，我也非常支持他的选择。
（责任编辑：丁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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