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理由不原谅历史
第一次考大学的机会，我没有抓住，想起来有些遗憾。
大学招生的消息来得特别晚，但毕竟是来了。1977年10月快结束了，广播电台报道了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11月报名，12月考试。算起来，从知道消息到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上一次大学考试招生，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我知道那是1965年，我二哥中学毕业那年。第二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停止招生，一停就是十一二年。我离开中学是1972年底，一转眼也在社会上晃悠了五年，在中学课堂学的那点儿东西，早就忘光了。
只有一个月学习考大学的课程，我能行吗？
仔细算了一下，我在学校正式读书的时间还不到三年，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大学停止招生那年，小学也停课了，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停课闹革命”。后来也有“复课闹革命”，但重点还是革命，有数不尽的革命大批判、学工学农劳动等等，每一项都比学习重要。学制也变了，从小学开始读满九年，算是中学毕业，然后上山下乡当农民。实际上，我和我的那批同学一样，都按照革命领袖的设计，成了政治立场坚定、文化知识很少的革命接班人。我有过一个想法，没敢说出来：“上山下乡”时把我们叫做知识青年，还不如叫做革命青年，更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
我看了看考试科目，觉得还是不行。不管文科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三科，其中数学考的东西，很多超出了我学到的课程。文科考的历史地理，理科考的物理化学，我也没学过多少。
那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考美术学院。几年前我学过水粉画，色彩感觉还不错，虽没有当画家的强烈愿望，但能考上大学也是好的。
打听了一下，好像中央美术学院不招生，东北三省只有一家鲁迅美术学院，校址在沈阳，就报它吧。按那一年的报考要求，考生要先把报名作品寄到美院，初审合格了再发准考证，参加其他科目考试。我寄去了一幅素描，一幅色彩写生，可是直到招生结束，也没有等到准考证下来。
想了一下，我的报名作品，可能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色彩写生的调子太灰暗了，因为这幅色彩写生是报名前跑到郊外画的。北方的冬天来得早，一片萧瑟破败，到处是尘土遮蔽的色彩，灰暗地呈现在我的面前，让我无法回避。这是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在崇尚革命的年月里，几乎没有灰色调的存在。我的一个学画的伙伴去炉火通红的鞍钢厂区画写生，就通过了初审。
二是素描的尺寸太小了。那时鞍山还没有美术班教素描呢，我的素描画得不多也不正规，更糟糕的是我只在一本普通书籍大小的浅灰色纸板上，画了一个白萝卜，画得再细致，也看不出水平高低。不用说，初审的人看到那样小的素描，就扔到一边去了。
招生结束后我才知道，那一年鞍山报名考美术学院的青年人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考上。好像只有一个人很接近，前面几轮考试都榜上有名，但后来临到录取时，被一个走后门的人顶下来了。还有一个消息说，鲁迅美术学院招生特别少，整个黑龙江省有一两千名考生，才考上了七个人。
这些对我不是安慰。我需要的是被大学录取，改变我的临时工处境，而不是由美术学院难考这件事，证明我的绘画水平怎么样，是高还是低。
1977年会长久地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想起来就让他们激动，就是因为恢复了高考。一般的说法是，那一年因为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允许1966届到1977届的高中毕业生报考，加上1978年毕业的高中生也可以报名，总共有十三届学生报考。从考生年龄上说，要从十七八岁延伸到三十多岁，按照当时中国人口七八亿计算，那个年龄段的人不会少于一亿，可是录取的大学生才二十多万人。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自从有了大学以后，人类还没有将那么多人口关在大学门外十多年、蛮横无理或愚蠢至极的历史。但这个国家太大了，它的人口曾经占了人类的四分之一，所以它无论做什么和怎样做，世界都对它没有办法，都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而我个人的不幸，就是以我有限的生命和更有限的青春年月，赶上了这样荒诞的事情。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理由不原谅历史；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小事，我也会代表人类，不原谅这段历史。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纪念高考恢复的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以及零零散散地纪念高考恢复某某周年时，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那就是，究竟是哪位领袖正确、英明地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有人说是那位在最高领袖去世后临时接管最高权力的人，有人说是那位藏身幕后却多年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两种说法都说出了各自了解到的一些事实。
对那两位领袖人物，我都印象深刻。
更为有趣的是，在我生活的年代，人们喜欢用半个头脑想问题。比如说，对决定恢复大学教育的人非常感谢，感谢他让自己的命运变好了，却对停止大学教育的人不曾责怪，责怪他让自己的命运变得很糟。
我还是觉得，比较起来，敢于停止大学教育的人更重要。对他不加责怪，就不能避免悲剧历史的重演，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许多悲剧一次次重演的原因。
我也曾用半个头脑想问题，但现在尽量想到事物的更多方面。
当然，那是在大学里也学不到的。这不是我的判断，仅仅是我的一个印象。
前些天出于个人兴趣，我找到1977年语文考试的试题，看了以后，更加深了这个印象。
那一年是各省分别出题，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作文题目。我所在的辽宁省，可以从《在沸腾的日子里》、《谈青年时代》二题中选一。
北京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其他省份的作文题分别是，《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心中有话向党说》、《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谈实事求是》、《在红旗下》、《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等等。
那些题目有一个共同点，考察的都是考生们政治上的忠诚度和政论文的写作能力。可以想象，当他们幸运地进入大学之后，还要通过一大堆看似无用的课程，把他们培养成用半个头脑想问题的人。
道德是怎样一败涂地的
春节过后的一个下午，有位女同事走到我身边，声音不大，说了一句，下班后等一会儿，有件事问你。
在1977年，她问的那件事，算不上什么秘密。她接到了发给长甸机械厂的一个通知，要从厂里选出五名思想和工作表现积极的青年，准备在3月5日去抚顺参观雷锋纪念馆。这个活动是上级共青团组织的，参加的只能是共青团员。她问我的那件事，其实很简单，你想不想加入共青团？
如果我想去抚顺，就要先加入共青团。这就是同事与我的秘密：先办好我的入团手续，然后公布去抚顺参观的消息，我再去抚顺就没人反对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很快办好了入团需要的所有手续，包括申请书、志愿书，等等。我把“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团的章程，执行团的决议，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等等的官方语言，一遍遍抄在纸上，抄在需要的表格里。
那时候，我在有些方面就不敏感，比如在人与人工作以外的联络上，以及由这种关系形成的各自的圈子。过了好久我才知道，厂里负责共青团工作的一两个人，对吸收我入团的突击方式有反对意见，但我的同事极力主张我加入；她负责厂里的政治工作，她的圈子比他们的圈子大，于是，那些人的意见被否定了。
一个多月后的3月5日，我已经站在抚顺的雷锋塑像面前。
抬起头来，看着那个年轻战士五官端正、胖乎乎的面孔，我忽然很有感触。雷锋说过，他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但他的生命也太有限了，怎么能无限地为别人服务呢？
他只活了22岁，也就是说，他因为一场很小的事故偶然死去时只有22岁。他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我面前的一尊雕像，没有了体温，没有了呼吸。
在他面前，我忽然意识到，22岁，正好是我站在他面前的年龄。现在，一个22岁的活着的人，前来纪念一个22岁的死去的人，挺有意义。
在他面前，我很自然地想起来，他去世那年，我刚上小学。
随后，我们常常在操场上列队高唱一首歌，《学习雷锋好榜样》：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那时候，全国开始了学习雷锋的思想运动，用集体主义再一次扫荡人们心里的个人私念，但是到了我们小学生那里，就变成了全班小学生轮流到我家里擦玻璃和扫地的做好事运动。嘻嘻，我们力所能及的做好事，是帮助军属家里擦玻璃和扫地，而我们班里只有我的哥哥参军去了。
小学生学雷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如果在马路上捡到了硬币要带到学校里，交给老师。老师在墙上贴了“学雷锋做好事”的墙报，捡到钱交给学校的同学，会得到一个红色的五角星，鲜鲜亮亮地，与自己的名字贴在一起。
没隔多久，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我班同学小成的名字旁多了一个红星那天，同学小华书包里的一分钱不见了。有的同学怀疑是小成捡了或拿了小华的钱，当成在马路上捡的，然后交给了学校。老师可能也这样想了，她让全班同学都站起来，再由她慢慢走过去，一个个观察，看是谁拿了小华的一分钱。
老师不是神探，但她的这种破案方法，以前挺管用的。当她走到拿了同学橡皮、铅笔刀、一枚硬币的人旁边，那个人就脸红了，暴露了自己。可是，学雷锋后的那一天，全班没有一个人脸红，她的破案方法不灵了。过了一两个月吧，小成对跟他最好的同学说了，小华的一分钱是他捡到的，他也知道那是小华的钱。但是，把捡到的钱交给学校，是学雷锋做好事，这有什么不对？
这有什么不对？还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小成说这话的时候，一多半同学的红五角星都多了起来。当然，不是他们拿别人的钱交给了学校，而是他们不再花钱买零食，不再到街边花钱租小人书看，把爹妈给自己的零花钱，一分钱、两分钱、三分钱，全都当成从马路上捡来的啦。
这里面也包括我。我也不止一次地把我爹我妈给我的零花钱，交给了学校，于是，在我名字旁边的红色五角星越来越多后，我有了共产主义觉悟，成了革命事业接班人。
站在雷锋塑像面前，我想了想，又算了算，我交给学校的钱加起来也有一元多了，可以在街边租看一百多本小人书，或者买两分钱一个的馒头，能买很多很多，在饿肚子时吃下去，让我也长得胖一点儿。
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其实与雷锋没有太多的关系。它只是恰巧赶上了一个需要雷锋的时代，被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树立起来，当作我们的模板。
没有他，那个时代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把我和所有的小学生变成它需要的样子：不要有个人的利益，完全服从集体，最终成为社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相比起来，这个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至于个人的诚实品格，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在集体主义需要你说假话、办假事的时候，你必须与别人一样假。
表面上看起来，集体主义与人类的利他主义也不是一码事儿。举个例子，你的车跑在路上没油了，你停下来向过路的汽车招手。在实行私有制的社会里，燃油是个人财产，但也会有人停下车来把燃油分给你一部分。这理由很简单，每个人都会遇到在路上缺油的尴尬事儿，如果人们没有利他主义观念，每个人都会失去帮助的，你也会在路上长久地抛锚。但在实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只有集体的利益至高无上，人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你，燃油属于集体财产，怎么能分给你一部分？
集体主义也不是一种道德要求，完全的、纯粹的、统治一切的集体主义更不在道德范围里。到了集体主义需要你说假话的时候，比如把自己的一分钱当成捡来的一分钱交给集体、证明你完全没有个人私念时，它甚至出现在反道德的范围里了。
中国两千年的帝王专制社会，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从鼓励一代又一代人说假话开始，逐步把自己变成不真实、不坦诚、不守信的群体。这样一来，就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都破坏了，会在某一天形成全社会、全民族的道德溃散，不可收拾。
现在想来，我在道德溃散社会里坚守的某些道德元素，可能还是停留在帝王专制时代，并不值得夸耀，但那是追求纯粹的、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底线。比如，在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年里，如果想获得副高和更高的职称，需要在考外语的时候多多少少地作弊，我就没有申报那些唾手可得的职称。还比如，在四十岁时调到一家新闻单位当中层干部，第二天就有组织部门找我，说在这样的部门工作必须加入党组织。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不加入任何党派，并且，我做这份工作是养家糊口的需要，也不想谋取别的什么。
爱恨死亡都是不变的
诗人是一种特殊的人。他们碎玉般的声音非常细弱，只有凑到近前的人才会听见。但在这喧闹的世上，有谁在倾听？
而且，这世上有不同的喧闹，不同的困境，不同的悲凉。人们在荆棘丛里躲过一些尖刺，又被另一些尖刺所伤，这样的时候，诗人的声音能不能传到他们耳边，给出一些温柔的安慰？
如果有这样的诗人，又是些什么样的诗人？
我想，这一类诗人，是向以往年月回首张望的人，也是向未来岁月引颈眺望的人，这其间没有太大区别。起码在他们那里，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这一类诗人看来，两千年前还是三千年前，两千年后还是三千年后，这有什么区别？男人还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人类还是人类，抬头看见的还是日月星辰和远不可及的天空，支持人类生活下去的还是沟通、理解和爱。
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再变沧海。数不清的岁月过去了，只有一样是不变的，只有人类的爱恨死亡不变。这一类诗人的坚持也不变，他们在舌尖上发出的声音，诉说着以前有过生命的人、以后有过生命的人，共同经历的一切。
在我们平时的阅读范围之外，有一位诗人这样写道：他们注重的不是细枝末节的差异，而在于本质上的一贯，仿佛他们站在自己当时的文化气候中观察人，发觉人裹在破汗衫里那个纯粹的、赤裸的灵魂永远散发着光辉，他们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死亡都是不变的；这些诗人虽然激进，却能讲到人的原始本质，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小诗人——我自己便是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说这话的诗人叫阿莱克桑德雷，西班牙人，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番话是他在获奖演说中说的。那时他老弱多病，不能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但是很认真地写了一份获奖演说，言辞恳切，请人代读。
告诉我，你处女心中的秘密，
告诉我，告诉我你死后的秘密；
我要知道你怎样化作一湖水，
在你的岸边，有人光着脚嬉戏。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披散的秀发上，
在你爱抚过的甜美的草丛
一轮燃烧或宁静的太阳
在渐渐下沉，滑动着，爱抚着，
有如一只手，一只鸟儿，一阵清风。
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心像一片树林，
在地下期待着不会飞来的鸟群，
你有整首的歌，落在眼帘上，
那一场幻梦里，你又为什么静寂无声？
这是阿莱克桑德雷一首诗的前一半，诗的题目是《献给一个死去的姑娘》。我想找到这首诗的更多资料，它出现在哪一部诗集，写于诗人的哪个创作时期，但是没有找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中，阿莱克桑德雷大概是最容易被中国人忽视的一位。
我笑了一下，像是嘲笑自己的那种笑容。我也忽视过阿莱克桑德雷，记得我买过一套《诺贝尔文学奖金库》，其中有对他的介绍，还收了他二十来首中文译诗，但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翻看。现在想起他来，我在离家六七百公里的地方，人家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却是书到用时，方恨它不在身边。
以我对诗歌的了解，阿莱克桑德雷是一个没有特点的诗人，没有人特别欣赏和推荐，难怪中国大部分写诗的人和不写诗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大约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77年，中国刚刚结束了痛剿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的几十年恶梦，知道什么是诗歌的人已经不多。也就是那时，前一代写过或懂得现代诗的人几乎绝迹，一些年轻诗人开始凭着自发的激情写作。随后的事情你知道的，他们萌生的现代意识受到打击，而他们所处的环境从专制社会直接进入后现代，几年里换一茬诗人，换一种诗风，却没有几个人，能沿着正确的诗歌方向走很久。
阿莱克桑德雷就是那种不急着改变自己，沿着认定的方向走了半个多世纪的诗人。
以他写诗的内容来说，年轻时的写作以生命、爱情、人生、死亡为主题，颇有感情色彩，尽量表现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爱是联系这一切的纽带。这个阶段坚持了大约二十五年；此后的写作，有人分析说，主要是表现人类的一致性，认为人与人之间应通过爱来推进交流，推进团结；最后他的年龄大了，很自然地加入了对生命、岁月和死亡等观念的重新思考。总体来说，阿莱克桑德雷面对的是带有个人抒情色彩的人们的基本生活，爱、悲痛、恨和死亡，始终面对人性中一切原始、本质的事物说话。
这真的算不上他的特点。很多人开始写诗时都那样写。他唯一的特点，是坚持了足够长久的岁月。
一位诗人，难道只有跳来跳去的，才能显示自己不断进步？
我喜欢阿莱克桑德雷的一首诗，题目是《火》，很短，只有十余行。
所有的火都带有
激情。光芒却是孤独的！
你们看多么纯洁的火焰在升腾
直至舐到天空．
同时，所有的飞禽
为它而飞翔，不要烧焦了我们！
可是人呢？从不理会。
不受你的约束，
人啊，火就在这里。
光芒，光芒是无辜的。
人：从来还未曾诞生。
这种描述，让我考虑了一会儿，他为什么这样写？如果确实像他说的那样，人还没有诞生，那么，人诞生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到一点，是他对死亡的感觉。这一点好像有人说过，阿莱克桑德雷以为，人的躯体的枯萎，是有意义的生命和失去意义的死亡之间的汇合，对此不必绝望，因为只有经过死亡的程序，生命才会获得它完整的意义。也许他想说的是，完整的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要他活着，实际上他还未诞生。
他在诗歌里写道，“我们是此番梦境的材料，我们卑微的生命为睡眠所缭绕。”
他在文章中说过，人是宇宙中的一个元素，在它的生命中已浑然一体而难以区别。
他还表示，诗歌总特别需要传统，在传统中每个作家顶多只代表导向新表达方式过程里的一个小环节，他的基本任务是，运用不同的隐喻，把燃烧的火炬传给热烈奋进的下一代。
但在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词里，看到了他的另一种意义，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
那份在1977年发布的颁奖词，评价阿莱克桑德雷说：在西班牙内战中他饱受折磨，眼前所见的都是烽火连天，洛尔加早已被杀，其他的诗友不是死于牢中就是亡命天涯，跑不掉的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但阿莱克桑德雷在精神上并未屈服，他仍以脆弱的生命继续奋笔疾书，为那个被消灭了的时代留下正气，成为西班牙民族气质的活水源头，这一点也成为我们今天推崇他的主要原因。
这个评价不低。如果要我同意这个评价，我想，需要读到阿莱克桑德雷稍多一些的中文译本。
要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想想看，如果让你回到1977年，书店里没有几本文学书可卖，图书馆没有文学作品可看，你怎样当一个文学青年？碰巧这时候，有人借给你一本新出的内部资料，名叫《诺贝尔文学奖金和获奖者》，你会不会当成宝贝，从心里喜笑颜开？
那本书介绍了七十多年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还有对他们的分析呢。它可能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大规模、成系统研究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料，编写的是文化部艺术研究所编译室，算得上比较权威的了。
但是有句俗语说，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此话差不多是个真理。1977年之前是真理，1977年时也是，以后可能还是，并且是唯一能够长久坚持下去的真理。
那一年我不是文学青年，也没有看过那本“保密”材料。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那本书里都写了什么。
它写道，尽管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中，也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比较深刻的暴露和批判的进步作家，但总地看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动政治倾向是十分鲜明的。
它举例说，对待中国的态度，就是这种反动倾向的一种表现。在历届获奖人的名单中，唯一主要以反映中国为题材的作家，竟是歪曲中国人民形象的美国人赛珍珠。她之所以获奖，居然是因为“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
按照我了解的事实，这里就有了很大误差。一个事实是，赛珍珠四十八岁获奖时，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有中国和美国双重国籍，写的作品都是中国题材，美国人可不愿意把她当成美国作家。在我看来，赛珍珠算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中国人。
再一个事实是，赛珍珠没有“歪曲中国人民形象”，她的作品真的是“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
你知道什么叫“反动政治倾向”吗？
比如，你怎样理解这本《诺贝尔文学奖金和获奖者》中的描述：“鲁迅、高尔基这样真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从未被诺贝尔文学奖重视，更不可能入选，则是这项奖金的反动政治倾向所决定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许多原创词语，这“反动”可能算一个，在世界其他语种里很难有完全对应的解释。它有鲜明的政治含义，所指的往往是与革命运动相背离的事物，与“反革命”的词义相近。但如果依照汉语组词的方式，“反动”是指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把世界看成是反动的，世界也可以把中国看成是反动的。
在价值观不同的语境里，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原创词语，都很难翻译成外文。
有趣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与苏联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中国仍然使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理论。苏联把1933年获诺奖的蒲宁、1958年获诺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当成反动作家，把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当成革命作家，同时也将对诺奖的攻击变成了赞扬；而按照斯大林时代的文学理论，《诺贝尔文学奖金和获奖者》一书却把这三人都当成反动作家，他们之间没有革命作家与反动作家的区别，只有谁更反动的区别。
更有趣的是，许多年后在高行健获诺奖时，官方报纸还是一片愤慨，到了莫言获诺奖时就不再说诺奖坏话了。
在我看来，这只是把苏联对诺奖的态度变化，照搬过来重演了一遍。苏联人怎样对待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的，中国就是怎样对待赛珍珠、高行健、莫言的；如果将这些比作戏剧，前后两部戏大部分雷同，台词都没有太大改变。
前面提到的鲁迅，是很多中国人都以为应该获诺奖的作家。这不仅是因为那一个世纪里那么重要的中国作家不多，还因为在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国作家中只有他的作品能顺利出版，并且大量选入学生课本，以至于知识界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鲁迅作品成为那些年里现代汉语语法标准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个则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文章。
我那一代人都受过鲁迅的强大影响。
鲁迅不止一篇作品对我有很深影响，这里只说一篇，他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对我也有不止一个方面的影响，但这里只说一点，其余的以后再说。
小说里有一段话，是借着主人公的口说出来的。家有书房的主人公是一名读书人，因为对社会的极端恐怖而精神错乱，或者因为精神错乱，感觉到社会的极端恐怖。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他自己正处在即将被吃掉的危险之中。
这段话的原文是：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里，我得感谢鲁迅告诉我阅读历史的正确方法，从虚假的描述中看到真实的历史。“从字缝里看出字来”，这句话非常重要，不能光看字，要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才是读书的真本事。
鲁迅比我早出生了半个多世纪，他读到的历史书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对此，我的心中一片茫然。这是因为，我在1977年之前读到的历史书，与鲁迅读的不是一个版本。在我读它们时，按照鲁迅的指点，从那些文字的字缝里读出字来，尽可能不被满篇的虚假描述所蒙骗；这样一来，就让那些为我们这一代人重新撰写的历史书，在我这个特例那里，很难完成它预想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
这怪不得我，是鲁迅让我从字缝里看出字的。
是被革命者推崇的鲁迅，教给我怀疑历史的方法，于是让我在无意之中，怀疑了革命者编撰的历史。
至于阅读历史以外的部分，也就是现实中的报刊文章，怎样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我得到了另外一个重要启示。
这来源于一部描写革命者在监狱中生存的小说《红岩》。书中有一名革命者，他使用官方报纸的消息来源，编辑成一份反官方的小报，在狱中悄悄传看。能看出官方报纸虚假描述背后的一些事实，是他的一个特殊本事，有了这个本事，官方的报纸就骗不了他了。
那部小说出于情节发展的需要，说到了一些细节，官方报纸是怎样说谎的，他又是怎样看出报纸文章说谎的。
我用他的办法试了一下，果然很好用，能看出报纸文章的谎言部分。但常常让我惊讶的是，其中的谎言太多了，多得超过地上的花朵，天上的星星。
这给我带来意外的收获。那些年报纸上长年累月地发表各种批判文章，除了用革命观念批判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封建主义的观念，也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念，批判西方的现代学术思想。使用革命者编辑《挺进报》的方式，我能看到那些用于批判的观念是虚假的、空洞的、装腔作势的，而那些批判时被作为例证引用的“反对”观念，真实的成分却多一些，值得我接受过来，形成自己想问题的方式。
比如从连续一两年批判孔子的政治运动中，我接受了孔子的“仁义”、“忠恕”、“中庸之道”等思想；从报刊对西方学术展开的批判中，领会了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等人的思想。虽然我在这些方面的认识零零散散不够完整，但被批判的往往是他们学说的精华部分，启发那时的我，已经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