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70后”开始在小说中严肃地思考“到世界去”的哲学命题的时候，更年轻的写作者已经开始与这个“世界”贴身肉搏了。对他们来说，“世界”并不是一个命题、一次思索、一种可能，而是一个无需争辩的现实。这是“80后”一代注定的命运：大都市里某个逼仄的角落高悬在时间的远空，一种千军万马而又孤军奋战的生活像房东一样坐在出租屋的单人床边，点起香烟静静等你。它是如此的不言自明，以致让人无话可说。
显而易见，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疑问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问题不在于“not to be”而在于“how to be”。富有深意之处在于，在这些青年小说家的笔下，越来越多出现的还有“used to be”——乡镇故土与少年记忆作为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原点，总是与作者书写当代都市的热情相对应而存在。城与乡、今与昔……这种“时空的二律背反”有力地拉扯着他们注视当下的目光，使之升温、畸变，折射出越来越多的怪异图形。
彭敏的这两篇作品便是如此：《那时花开》可解读为一个乡村少年的成人礼，《北京欢迎你》则恰如其名，讲述的是一个“后青春时代”的北漂故事片段。然而两种时空在文本之中又总是呈现出暧昧的交集：《那时花开》里对老木造成最深刺痛的，无疑是从城里回来的大勇——他身上所携带的城市气息似乎又对年轻美丽的来米构成了莫名的诱惑；而在小说最后，种种焦虑以及对焦虑的宣泄，又都落脚于“火车”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典型符号。《北京欢迎你》从一开始便放置在一个典型的“北京爱情故事”的环境之中：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出租屋与隔断墙、时刻威胁着蜗居安全的土豪地主（物业中心扮演了类似房东的角色）、焦虑与浪漫并存的“黑夜”基调……然而，整个叙事的展开，却是借由“老家来客”的熟悉模式展开。父母来到北京，带着一系列根本性的疑问：你在北京做什么？过得好不好？日子有没有盼头？并且免不了要把北京跟遥远的老家作对比。这一系列连珠炮般的发问都催促着儿子回答，而回答不论真假，又都构成对都市生存的一种梳理和反观——于是叙事的动力机制就以这样自然而然的方式形成了。
在这里呈现出两篇小说的空间美学。《那时花开》中，来米的屋子、老木打猪草的野地、小伙伴们聚会的游戏空间，分别构成了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在窥视、自省与秘密分享的重复运动之中，一种充满着羞耻与焦灼的自我意识逐渐形成。而在这个看似稳固的三角背后，“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隐性的异质空间，起到了一种颠覆性的催化剂作用：当老木手淫时眼前出现了回乡青年大勇抚摸来米的幻影，当呼啸而来的火车头赐予老木一种泪眼模糊而又畅快淋漓的危险快感，我们发现这个看似古老的“成人礼”故事正散发出越来越复杂的气味。而在《北京欢迎你》中，镜头同样在不同的空间场域间来回切换：从潮湿闷热的出租屋到人满为患的天安门广场，不断修改、重塑着父母对“伟大首都”的想象。原来，“北京欢迎你”可以在炫耀大国威仪的场面上唱给国际友人们听，至于小说中的儿子，更合适的还是汪峰的那句“咖啡馆到广场有三个街区，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事实上，除了出租屋和广场，小说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另两个看似隐形却时刻在场的空间：父母由之所来的“老家”，以及儿子毕业后穷游过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国家。说到底，这是一个有关逃离与归来、放逐与反放逐（亦是再放逐）的故事；彭敏故意以诙谐清淡的调子呈现出来，是因为其中滋味，早已无需再多雕琢。
空间的滑动带动时间的滑动，并借此抵达一种权力想象的完成。从《那时花开》到《北京欢迎你》，异质时空并置所造成的张力支撑着整个故事结构，并由此指向更为本质性的精神问题：前一篇关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后一篇则涉及自我在世界中的坐标如何认定。一个是根本性问题，一个是迫切性问题；一个关乎生理层面的成长，一个关乎世俗意义的成熟；一个交给孩子，一个交给青年。
当然，所谓今昔与城乡的时空张力，在当今诸多小说作品中早已不再新鲜。彭敏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这两篇小说之间存在如此鲜明的风格差异，以至于能够在语言、叙事等最基本的文学要素层面，折射出一代年轻人在两个世界间穿梭行走的心路历程。用心读完两篇小说的读者一眼即可发现，《那时花开》中，彭敏使用的是散文诗般浓稠而个性的语言，到了《北京欢迎你》，却变得节制、收束，个人情感的宣泄痕迹被有意识地冲刷干净了。而在细节意象方面，《那时花开》里随处可见那些原初性记忆的宝石，《北京欢迎你》却更多抛洒出各种耀眼的符号碎片——乐视网、肥皂剧、隔断墙、二房东，一系列熟悉的都市生活意象合筑起一个冰冷的巨大他者。
更重要的是，《那时花开》充满了肉体真实的疼痛感，《北京欢迎你》却是在反反复复不知真假的对话之中消耗（同时也是聚积）着一股难以言说的情绪。《那时花开》以比赛撒尿始，在性幻想和手淫的尝试中抵达高潮，又在火车撞向身体的巨大呼啸之中（且不管那是现实或者仅仅是幻想）猛然收束，作者不仅感同，并且身受，所有莫名的意绪最终是从切实可感的身体之中爆发出来。一切是不可言说的，作者甚至明确地描绘出老木的“嘴笨”：“老木好几次觉得自己已经跑过去和来米说话了，猛一回神，他还蹲在原处，扯着一把苦马菜却不使力揪下来。”到了《北京欢迎你》，主人公却似乎一下子变得伶牙俐齿、手脚麻利起来：在父母关切的目光面前，他熟稔地讲述、安排着自己的生活，并对跟这城市相关的一切大加评点。然而我们同时发现，这一切的口舌之功渐渐地流露出“不及物”的味道来，它们浮光掠影、飘忽不定，我们很难通过这些话语、动作（这是身体层面的另一种话语）真正抵达他的内心。原因其实也简单：从小到大，我们对谁说的谎话最多？当然是父母。小时候我们谎称自己考得很好，长大了我们又骗他们说我过得很好。更何况，在都市语境之中，想要有力地把握并说出自己，本来就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因而在这篇小说之中，似乎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主人公才显示出真切确实的一面来：其一是与父亲回忆往事的时候，其二是重游大学校园的时候——而大学本即是一个隔绝于都市伦理的乌托邦。
然而，即使是在这短暂消融的刹那，我们依然感受到两种话语系统无法兼容的尴尬。例如谈到那个背信弃义的女友，父亲的思维方式是：
“峰儿，你和她睡过了么？”
……
“睡了多少回？”
……
“好家伙！”老马冲儿子竖起大拇指，“吃亏的是人家，你在这多愁善感个什么劲啊！”
然而儿子却“嗫嚅着，完全不知该如何将谈话进行下去了”。父亲仍然在以“身体”的逻辑思考问题，殊不知这根本无关乎肉欲，甚至也无关乎爱情，而是涉及到尊严、秩序、游戏规则和角色扮演等更加暧昧的东西。正是这太多的暧昧堵住了我们的嘴，使我们在都市狂暴的符号流中乏力、气短，最终又只能用更多无意义的言辞来敷衍过关，并从中虚构一个自我安慰的落脚之处。
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代人的另类史诗。如果说《奥德修纪》里的主人公漂泊十年是为了归复原乡，那么在彭敏笔下，“80后”一代则是在风雨飘摇的精神成长中完成了一次反向的迁徙：从“肉身”走向“言辞”。曾经，那些古老的命题纷纷在身体的神殿里得到坐实，即便掺杂有外力的介入和时代的混响，一切痛苦也终以肉身的撕扯虐恋为呈现、为消解，最后成为一场神秘而崇高的仪式。而今，我们却只能求助于越来越虚无的言辞：那些泛滥无意义的符号与单薄能指，幽魂般漂浮于霓虹灯的光影之上，在无效的抵达之中寄存着我们的无望之望。
二者在美学上本无高下之分，关键是要使用得恰如其分。彭敏的两篇小说，正是将两种风格安置在了恰当的语境之下，于是两个文本构成一种无形的呼应，让我们在掩卷之后犹可沉吟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