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个子很高，身量魁梧，在男人里算中长头发，常贴近耳朵绞齐，或长些，或短些。讲课的时候，眼睛很亮，没开口便带着三分揶揄的神气，仿佛要讲的东西很好笑；说到高兴处，头微微向前一探，笑容遮不住了，头发也跟着前仰一下，又摆回去，兴致勃勃的。感叹时，习惯性地摊开左手，随便向什么地方果决地大力一挥，好像赤手的指挥家，掌心运斤，单一个漂亮的手势，就收住历史的千军万马。如果你是那种慢热的学生，赖在这个乐章不肯走，总会捉到一两颗跳跃的音符，它们跌出老师的讲义，抓起诗人的头发，盯住哲学家的笔尖，跟黑板上的粉笔一起叽叽喳喳，嘲笑窗外的坏天气。
老师说下课时，黑鸦鸦的教室先静悄悄的，就连挤着坐的学生也没有马上站起来，仿佛魔法刚刚解除，要缓一缓才能重新进入现实。这时候，老师若不大步走开，很快就会被团团围住，不得脱身。陈老师喜欢喝咖啡，讲桌上总摆着大大一杯，就装在大罐的雀巢咖啡桶杯里，深茶色暖暖的厚玻璃，看不出口味，也许是颜色的缘故，感觉酽酽的；有时是茶，讲课时难得见他喝上一口，却老敞着盖，随意得很。老师板书极多，字大，很有气力，从不束手束脚；回身写时，肩膀和头发一起微微震动，落笔潇洒忠厚。写到满板，便拿起板擦，略一思忖，清掉一块，另写。每每如此，不知为什么，他常常忘记扣杯盖，下课时又三步并两步离开。大学没有值日生，讲课乏味的老师板书都没人肯擦，为了避免尴尬，有的老师干脆下课前就边收尾边自己动手不着痕迹地擦掉板书，还有的不得不靠点花名册维持“体面”的出勤率，陈老师的课是绝对的例外，提前占位还要用抢的，做不得半点君子风。他课上黑板的底色也比别时更黑些，看得到玻璃细腻清澈的纹理，阳光打进教室，笔直。学生如此卖力，待到老师第二节课再回讲堂，杯子里的咖啡或是茶上，早浮了厚厚一层粉笔灰，喝是喝不得了，碰巧时，他会瞧一眼，更多时候看都不看，就拉开随时可以唱陕北兰花花的嗓子，透过鼻音，中气十足地开讲，讲到酣时，照例端起杯子，伸脖便是一大口。
当了多年学生，陈老师的笔记永远记得支离破碎，字迹潦潦。因为每一句都太想记下来，每个词、每个字都觉得是好的，不肯跳过；老师又讲得十分有趣，一部风味乏陈的“重要”作品，到他手里，照样讲得如赵子龙杀曹营，七进七出，掷地有声。做学生的，往往一面笑，一面龙飞凤舞地才将老师的话抄到小半，下一句妙语便接踵而来，如是反复直至下课，饶是记到手酸，笔记里也全是半句。回去照着意思补，句句都像高鹗续的《红楼》。真真海棠无香，陈老师笔记未完，叹叹。
一次陈老师在课上问大家，人生理想是什么，他很少提这样空洞宏大的问题，下面同学一时静默，不知老师用意。好在他并不期待答案，只是很随意地接道，“如果贾宝玉在班里，一定会站起来，郑重其事告诉我，老师，我的理想就是好好谈一场恋爱。”周围开始有嗤笑的声音，老师很吃惊，“你们觉得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啊。”
本科毕业时，流行写纪念册，大家都找喜欢的老师和同学签名，留言。那天，陈老师刚好在听硕士生的论文答辩，一个师姐出来准备问题，本科的学生就厚着脸皮挤进去。同在的老师都是系里骨干，当然也有深受尊敬的，但大家总要先挤到陈老师面前，不但拿着纪念册，还举着他厚厚两册《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温和的赭红色书封，方方正正的字体，立在书上惊奇的眼睛，打开来，里面有糯米纸似的半透明蜡样衬页。那时，海德格尔是非常时髦的人物，老师不停地给同学写下他推崇的诗句：“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地”字尤其苍劲肆意，很像他平日的板书。拿到签名的同学轻吐一口气，神情马上变轻松，这时才会脚步轻快地转过头找其他老师签名。偏偏那第二位被找到的老师已年近退休，拿着国务院特殊津贴，不但能将一部《死水微澜》讲到风生水起，还生性风趣，因为每个人都先找陈老师后找他，颇有感慨，也不掩饰，兴之所至，脱口便道：“忘掉陈超，记住我！”我离得远，只见他回转身子，笔墨酣畅地作势顿足，一手像拿毛笔那样捉住笔，仰颔大笑。旁边拿本子的同学，脸早红掉大半。陈老师面色和悦，课上揶揄的神色不见了，打趣时，眼睛里的促狭也没有一分，脖子也仿佛往肩下按了按，露出少见的拘谨，不开口。待到好容易挤近前去，老师正要下笔，我赶紧说，“陈老师，我不要那一句，人人都一样，我要一句别的。”老师略一沉吟，给我写下八个字：“记住花朵，轻步而行。”
这是美国诗人斯奈德的诗。记住花朵，轻步而行，这八个字犹如阳光，一再照亮了我和我途经的道路。
我生性疏懒，念中文全因为爱读小说，就连小说也读得太随意，借到哪本是哪本，就算喜欢，也不会找到他全部作品去读；学期论文往往现学现卖，篇篇都写得像读后感，交了就万事大吉。一次，发下作业，照例翻到末页看成绩，那页刚好有三分之二空白，满满都是陈老师红色的笔迹，鼓励我珍惜对文学的感悟。我快快粗读一遍，过一会儿，忍不住又打开，将那页折起来一点，悄悄再读。
再开课，是念硕士了，这一回，陈老师不再七进七出地讲小说，他在黑暗里，推开一道窄门，金沙一样的流光就照进来。在那里，康德一出现，邻居就习惯性地校调钟表；黑格尔太大意，没跑过霍乱；叔本华冷冷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沙龙上的贵族少女脑袋和发丝一样流于形式，歌德的讨好真假莫辨；克尔凯廓尔夹着一柄黑色的大伞，踽踽独行，留给我们一地乱石和一个高傲孤寒的背影；吸了毒的福柯，围着夜色一语不发地看星星……老师的脚步也惊动了诗人，他们从自己的诗行里醒过来，打哈欠、咳嗽，抬起眼来看我们，有时他们互相谩骂指责，有时他们彼此点头致意；有的人会抽一颗烟，然后默默走掉，有的人会很郑重地脱帽，冲老师深鞠一躬，不苟言笑；也有人会悄悄问老师，“哎，你说，我今年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听到这儿，我们再也忍不住，跟老师一起，哈哈大笑。普拉斯在爸爸的皮鞋里发脾气；弗罗斯特一定要选那少人的路走；勃莱坐在深草里说“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惠特曼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微笑；豹在里尔克的笼中，盯得人发毛；布罗茨基一点也不喜欢听课，他在等待夜幕降临，他要跟那匹令人战栗的黑马一起，冷冷打量，只为真正的骑手停留……诗人、哲学家，在陈老师那里从来也没有界限，为什么要有呢？老师耸耸肩，不回答。
陈老师的课，依然满到不得不劝退旁听的学生。他正色说，尤其是准备考研、考博的学生，千万不要听他的哲学课，误人甚深。大家笑，坐得很牢。一次，一个手指细长、头发也细长的男生，带着一整套专业录音设备早早来到教室，黑衬衫，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录音键和设备线也都是黑色。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靠窗的第一排座位上布阵完毕，大家没见过，觉得新鲜，议论纷纷。陈老师来了，照例先宣讲了“误人说”，眼睛就带到窗边的黑色，略显不安。开讲前，还专门跑下来，对那个男生讲，“这个，可以关掉吗？”虽然设备前卫，但那个男生却很腼腆，他微笑着拒绝了陈老师。老师又讲一遍，男孩很坚持，或者他的声音太细微，我们没有听到解释，老师无奈地摇摇头，走上讲台。那一天，他讲得一如既往的好，但是心里有一点点不快乐。他不喜欢冰冷冷的机器，看起来太硬、不可更改、缺乏弹性的东西，他都不习惯。
尼采说，必须向前的时候，路边的小花小草不必顾惜。
尼采说，上帝死了，他手里提着一把灯笼。
瓦格纳说，请原谅这个无辜的孩子吧。
一匹老马，站在路边，被大力鞭打，尼采走上前去，抱住它，失声痛哭。
卡夫卡的艺术家，一个人在笼中练习饥饿。
要当心生活，它一不小心就让你变成一只毫无经验的甲虫。
陈老师说，我年少时常做可以飞的梦，也没有很高——边说边用拇指和食指比量——就贴着地面和草尖，掠过田野、溪流，自由自在，那种感觉真是美妙。后来就梦不到了，可能是老了。
毕业酒会，到处摆满高杯的冰啤，溢出的泡沫快乐又颓废。我被一根鱼刺卡到，疾步穿过已经开始狂欢的人群，在门厅外的夜色中大声咳嗽。背后，在同学的欢呼声中，陈老师的歌声起了，第一句就漫过大西北的山脊，高亢，悲凉，元气淋漓又满眼生意，像极了唐的边塞诗，也不知是不是站在椅子上唱的，还是那根鱼刺加剧了我的想象。
陈老师有一个非常可爱、稚气的儿子，高高的个子，帅气的眉眼，会大声喊爸爸，会一字一顿念出我们的名字，他们每天中午都要一起吃掉师母煮的西红柿鸡蛋面，从不厌倦；他们一起游泳，练出有力的臂膀和精神；他们一起写大字，在笔画的腾挪间发现最新的游戏。还住在红军路的时候，师母是老师书房中温柔的剪影，永远忘不掉初见她时，她逆光赤脚站在一双温暖的灰色兔毛拖鞋里，手里连碟端一只精致的咖啡杯，微笑。
北京。不记得是不是一个春天，我穿短衫，站在北大东门外的公交车站。来来往往的巴士停了又走，直到一辆漆满黄底广告的特6公交车在离路边半个车位的地方停靠，双层巴士晃了两晃，售票员用力拍打车身，照例发出不耐烦的喧嚣；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闪现，接着是再熟悉不过的微笑，肩膀微微收拢，嘴角有点孩子气地歪向一旁，眼睛里藏不住的轻快喜悦，陈老师回过头，张开手臂——阳光在身材娇小、声音柔美的师母葡萄柚色的发丝上快乐翻滚，她也微笑着回过身，扬扬大叫着跳下车阶——
陈老师，公交车有多挤，您为什么不打车？
陈扬喜欢坐顶层，又没什么好着急。很好呀。
什么时候可以有自己的车呢，什么时候可以接老师来开会呢？
永远不能够了。陈老师永远不能坐进我开的车里了。我甚至想不起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样子，以为永远不会喊cut的长镜头在一次再日常不过的见面后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谁的剪刀，冰冷地裁掉结局？“谁的泪水，云阵中依稀的星光？”那接通，再听不到他笑声的熟悉的号码，那打开，再看不到他身影的墙角的门牌……那些挥之不去的，那些永远消逝的，那些仍然在的，那些不再是的，在大簇大簇百合花的香味中蹑手蹑脚地公然逃离。
天还没亮，他温暖的声音在多多醉了酒的铁皮屋顶上，被呼啸的北风刮远了。
在飞往南太平洋的半途，港龙的空姐声气婉转地播报，“香港，地面天气良好，吹—东—风。”呼吸切切，如在耳畔。陈老师，你知道，再降落，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