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在炼狱里熬炼两次
1977年春节，他突然去世。
就在前一年里，他还写了二十多首诗，可能更多。
许多年之后，我看到了他几首诗的笔迹。我凝视着它们，感觉到字迹的温和、沉着、宁静、端庄，毫无张扬和狂傲；有繁体字混杂其中，显示出那些字纸出自旧时代的一位江南文人之手。
在一首诗里，他说，“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这么丑，我看着都觉着好笑／因为我原有许多好的衣衫／都已让他在岁月里烂掉”，他这种自嘲，是轻松还是沉重，很难说清，却让你融进一个人悠远的岁月。在那样的岁月里，个人是无奈的，不能掌握时间、不能掌握自我的命运。
他有一首诗让我惊异，是《神的变形》；像一个小型诗剧，四个角色，分别为神、权力、魔、人，七个章节，六十行左右，描述了被神、魔、权力控制的现代社会，遭强力扭曲之后，已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人虽然还不能打败他们，却已经在觉醒之中。诗剧中的人说：
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
我们该首先击败无限的权力！
这神魔之争在我们头上进行，
我们已经旁观了多少个世纪！
不，不是旁观，而是被迫卷进来，
怀着热望，像为了自身的利益。
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
总是绝对的权利得到了胜利！
这种清醒的认识，来自观察历史和亲历现实，有思辨的深度，加入了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潮流，还可以看作它响亮的宣言：“我们既厌恶了神，也不信任魔，我们该首先击败无限的权力！”
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这部觉醒的反乌托邦诗篇，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孤本。
我看到的这些诗，是写在不宽不长的纸片上的。作者将它们散乱地夹进一些书籍，并不期望它们在他生前出版。有亲友回忆说，他把用三年心血翻译出的拜伦长篇诗体小说《唐璜》手稿，放在16岁小女儿的箱子里，以为要到小女儿变老的时候这部书才能出版，而他不会在生前看到。
他的诗中，有一首叫《尽头》，里面说：“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但那时他不会想到，他的岁月已到尽头。
我在前面写到，个人是无奈的，不能掌握时间，不能掌握自我的命运。其实我还想说，他不能掌握、甚至不能料想，在他出生以后，他的民族进入了颠覆毁灭文化的时期，而这个时期长短未定，注定了一位文化人的境遇，有时悲凉，有时悲怆。
1918年，他出生于江南一个著名的文化世家。十七岁时，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日本侵华后，大学一路南迁，他从长沙步行一千五百公里到达昆明，进入著名的西南联大；二十二岁时留校任教。1942年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1948年或1949年，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文学硕士，1953年回国。
他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为“中国新诗派”著名诗人的。
在他写诗之前，中国诗歌有过短暂的好时光，可以自由表达，不受阻碍。我在读大学中文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比较系统地看了那一代诗人的出版物，以我苛刻的眼光来看，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出现过三个半诗人，那三个诗人是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半个诗人是何其芳。
现在我才知道，自己的这个观点错了。错误来源是素材不够，那时我看不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人的出版物，无从了解他们的诗歌成绩。具体地说，如果那时我看到他的组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可能会改变我的观点。
这组诗来自他在缅甸抗日战场的经历。中国远征军出动了十万将士，与英美军队一起抗击日寇，战斗中牺牲了一万多人，战败后撤到印度必须经过胡康河谷，途中牺牲了五万多人。
长约两百公里的胡康河谷人迹罕至，蚊虫、毒蛇、瘴气，轻易夺人性命。他们进入河谷时正逢雨季，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迅猛传播，一个人倒下了，两个小时内就会被蚂蚁啃咬成一具白骨，其惨状甚于炼狱。
他不幸患了疟疾，他的马匹早已倒毙，他的双腿已经肿痛，他最长一次断粮八天。但在进入河谷五个月后的一天，他竟然抵达了印度集合地。据他的亲友回忆，与大部队失散前，他是杜聿明将军的中校翻译官，杜聿明把仅有两片治疗疟疾的药给了他一片，救了他一条命。
死里逃生的三年之后，他写出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人说——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
森林说——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让我感动的是，这组诗没有展开描述和有意炫耀个人炼狱般的经历，却在森林与人的对话中，表现了诗人超越苦难的力量，以及更远一些的思索。“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他还写道，“从此我们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
比起他经过的个人磨难，其他诗人的个人磨难都变小了。
我在读大学时买过1981年出版的“中国新诗派”九位诗人的《九叶集》，当时的编选可能是过于小心谨慎，没有收入他最好的作品，可能也没有收入其他诗人最好的作品。
于是我的一个判断，要晚一些年才会出现。那个判断是，他们那一批现代诗人，以及那一代文化人，是“失语的一代”，他们在创作可以更好的年月，被剥夺了话语权。
比起他经过的个人磨难，其他诗人的个人磨难都变小了。
这句话，也包含他1953年回国以后的经历。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磨难开始了，一直到他去世。
1954年，南开大学外文系一次讨论会上，发言的文化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没有发言的他，以“准备发言”的罪名列身其中，他参加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也受到追查，在其后的“反右”运动中罪加一等，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接受管制，被监督劳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全家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
实际上，他的思想不是右倾，而是左倾，其程度超过一般的文化人士；他也不是反对革命，而是一心参加革命，才大老远地从美国赶回来。
这样一来，在我们探讨那个特殊时代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悲剧形象。更加左倾、更加革命的新时代在阔步向前，他连跑带颠地追赶，却一辈子跟不上队伍，就得不断检讨自己，不断矫正自己，不断受苦受难。
他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比如，1953年，他填写了一份“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其中要回答“在国内外参加过何种社会活动”、“回国经历情形”、“在国外对新中国的认识及回国动机”、“你在回国后有何感想”等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交代材料，将个人完全置于集体掌控之下。
比如，195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他说，“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那时他才回国几个月，三十六岁就已厌倦人生。
比如，1957年，他在《人民日报》上的公开检讨中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给了最明确的指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它，以便以后能学习写出较好的东西来。”实际上他此后停止写诗，直到1975年。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
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
他的这几行诗写于1947年。那年他二十九岁，已经读过艾略特的《荒原》，心里有很深的荒原情结。他写下的像是预言，他去世的时候是这样，他去世后的许多年，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写到这里，我还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他更好。
他写诗时名叫穆旦，翻译诗歌时名叫查良铮。
我爹是个没有历史的人
旧相册里只有一张全家合影，1954年全家从农村迁往城市后拍的，上面没有我，我没有出生。在那张照片上，我爹三十五岁，没有笑容。我爹还有一张照片，是1976年夏天，他得病以前拍的，坐在阳光下的折叠椅上，双手紧握，放在膝上，脸上还是没有笑容。
转过1977年不久，我爹病倒了。
喝了许多年的白酒伤了他的肝，先是那个地方发炎，过后是硬化、结了恶性肿块。医生是这样说的，我妈也是这样说的。她以前有好多次，不想让我爹喝酒。
我爹见酒亲，每次都不多喝。我家兄弟几个从没有见过我爹喝得大醉，出丑丢人，而在我们那片工人住宅区里，因为酗酒而出丑丢人的事情太多了。劳累、贫苦和动荡不安的生活压力太大，何以解忧，只有酒精，这一点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移民美国的欧洲人相似。弗朗克·麦科特的自传体小说《安吉拉的骨灰》，写了人类中不可救药的酒鬼，描述太生动了。
家人的劝阻只能引起争吵，唯一能管住“酒蒙子”的是政府。前前后后十几年里，粮食是奢侈品，供应市民的普通白酒也成了奢侈品，国营商店里很少见摆上柜台，即使黑市上偶尔能买到，那也不是一般人的工资能享受得起的。这种经济状态的意外收获是你想喝酒也喝不到，酗酒之类的事情大大减少。
有一次我爹去北京出差回来，带回一瓶茅台酒，八元钱，大约他工资的八分之一。那瓶茅台酒,我爹喝了一个星期，第一天打开的时候还让他的四个儿子尝了尝呢。他应该有五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流产死了。
一般人都说酒精伤肝。这话不错，但我以为，更伤肝的是人的生活状态，让人压抑郁闷，不能排解，不得舒畅，不能平衡，不能超越，甚至不能逃脱。
我爹这一辈子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肝病与酒，可能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爹病倒以后，瞒着他的四个儿子，找来他的表侄，让他代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但也有一种可能，他的表侄不是找来的，是提着水果罐头看望他的时候才说起这件事的；身为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表侄也肯定会答应下来，帮他写好。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他交上的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
那时候人们说入党，说的都是加入共产党。
这份申请书交上去之前，我家有三个入党的了，我妈、我大哥、我三哥。其实我爹也知道，他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写文章都是好手，写份申请书也不会差。大概是他的自尊心太强，就把这事交给了表侄办理。
很久以前，我在一篇文字里，写到了我爹想入党这事儿，但比较简略，现在也不能说得太多。我妈就不止一次说起我爹不能入党这件事，每次都很简略，但每次都会增加一点新的东西；把那些事情连接在一起，差不多就完整了。
1956年，我爹开始在橡胶厂当厂长，第二年提出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他忠厚老实，办事认真，克己奉公，不谋私利，按组织上的话说，一直是“很好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把橡胶厂办起来后，组织上又让他去组建编织厂，编织厂之后是组建备战用品仓库，之后又组建了棉织厂。在二十一年里，他先后组建了那么多地方，按我妈的话说，我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早就应该入党了。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发展党员越来越多，入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爹不能入党的原因，据说组织上在外出调查中发现了历史问题——在新政权建立前的几年内战初期，共产党部队刚到东北、当兵报酬还比较高的时候，我爹跟队伍走了，打了半年仗，直到有一天部队被打散，再也找不到自己的队伍。那个年月，村子里三天两头经过的，都是赶去抢地盘的军人，疲惫不堪，步履匆匆，灰头土脸，衣衫破烂。在满洲帝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村民，很难分清哪个是共产党部队，哪个不是。
我妈说，有一次，党组织曾明确告诉你爹，如果有人能证明你参加的是共产党部队，那叫历史清白，可以入党；有人能证明你参加的是国民党部队，那叫历史清楚，也可以入党。问题是你的历史既不清白又不清楚，怎么能够入党？
许多年以后，我要携带我的档案到外地读大学。那档案袋粘得不牢，出于好奇，我想知道那份能够决定人一生的档案里都写了些什么，就不留痕迹地看了。档案里有一份对我爹那段历史的调查材料，确实像我妈说的，村子里没有人证明我爹的去向，甚至我的亲舅舅也说不知道我爹参加了谁的部队。
就这样，我爹成了个人历史不清白也不清楚的人。
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我才想到，其实我爹是个特别清醒的人，知道他的孩子在这个社会还要生活很长时间；而他在病倒之后还想入党，是想抹去他的历史阴影，不让它罩在孩子们头上。
我爹身高一米六九，恰好处于那个年月中国男性身高的平均线。在他病倒以后，我们才看见他太矮了、太瘦了，每一块骨头都凸显出来，而且脸色黑黄，体重很轻。
我爹五十八岁，这不是需要我们照顾的年纪。但我们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工作，忙些自己的事情，忽视了爹妈的健康。
春节前十多天，我家兄弟有了第一次照顾我爹的机会，要送我爹到省会去看病。那里有一家医院是中国医科大学办的，水平挺高。当初我三哥想去中国医科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打听过它的历史。它设在沈阳，其前身可以远推到1911年日本建立的南满医学堂，以及1882年英国建立的教会医院和教学机构。
火车站距离我家大约四公里。夜里十二点多，公交车停了，出租车要在多年后才会出现，三个哥哥用借来的手推车送我爹去火车站。我爹太瘦了，经不起一点儿震动，只能由坐在手推车上的一个哥哥抱着。很不容易到了车站，一个哥哥负责把手推车送回家，两个哥哥负责送我爹去沈阳。而我，那时候已提前赶到了沈阳，正站在医院外面，等着天亮抢先挂号，让我爹到了就能见医生。
看病还算顺利。但我爹肝癌发现时已到晚期，好医生与坏医生一样都没有办法治疗。好医生与坏医生唯一的区别，是他悄悄说出老人的生命只剩下半个月时，脸上有同情，有遗憾的神态。
我爹在剧痛中度过了之后的半个月，尽可能地不喊不叫，不惊动我们。好在我们都有工资，在黑市上买高价的杜冷丁给他注射，减少他的一些痛苦。
春节过后，一个下午，我爹在睡眠中停止了呼吸。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没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了仅仅停留五十八年的人间。
像他那样正直、劳苦的人，应该有一个安歇之地。
可是以他的身份，进不了革命烈士陵园，民间公墓又是一些年以后才有的，看来只能将骨灰放在火葬地点附近的寄存处。但我们把他悄悄安葬在城市东部一片丛山之中。那是我在写生时发现的一个风景好、很安静的地方，也符合民间传说里风水宝地的特征。两年多以后，我能考上大学，也曾想到的是，我得到了我爹在另一个世界的庇佑。
你的经历不仅属于自己
1977年的一天，美国人吉姆·琼斯带领一大批相信他的人，从旧金山出发，到南美洲圭亚那丛林深处建立乌托邦。一年后，他号召那些被洗过脑的人集体自杀，大部分人听从了，但其中一个人没有听从。那人当过推销员和街头骗子，知道琼斯那一套与自己做过的一样，都是骗人的把戏。
人民圣殿教最后崩溃的事，发生在1978年，我可以在稍后的回忆中描述。现在想起它，是有感于在那件事中唯一躲起来的这个人，由于有特殊的经历，就有了特殊的警觉。
几年后，有位美国作家写了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说出了九百多人自杀的真相；碰巧有人译成中文，碰巧我买来读了，帮我补上了那种特殊的警觉，让我对邪教一类的洗脑有了较早关注。
这几天想重读那本书，才发觉那本书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故乡，而我离开故乡很久了。在网上搜寻一番，关于那本书的信息为零，偌大一个中国，没有人说到那本书，甚至也可能没人读过。昨晚我睡得不好，醒后开始担心，人们遇到邪恶思想加害自己时，怎么发现，怎么逃脱呢？
我又想起，我爹在1966年的某一天，把墙上挂着的书画条幅都摘下来烧了，还把一块苏联生产的手表砸碎，让全家人莫名其妙。不久中国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留下的一切物品，我家里没有那些东西了，因此平安无事。
我爹特殊的警觉，也可能来自他的特殊经历。
在我爹出生的1919年，国家正骚动不安，几千年留下的旧文化遭到重创，被匆匆忙忙地、极尽可能地改变。但那场风暴没有影响到我爹出生的中国东北部乡村。那里被姓张的军方首领统治，直到1928年才回归民国治理，才开始传唱“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民国国歌。
到了1931年，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那国歌只能在心里唱了。过了两三年，溥仪当皇帝，街头流行满洲帝国国歌，“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此后不久，尚为少年的我爹离开故乡，去沈阳城里的鞋铺当了学徒工。后来，他自己开了鞋铺，并且娶妻生子，总共十多年有吃有穿，生活平静，直到二战后满洲帝国倒台，苏联红军搞乱了治安，我爹逃回农村老家。
这样叙述，虽然好看，但不适合我家的具体环境。我家没人说起过去的历史，说起的只有零零散散的短故事，像一段段传奇。
比如，有日本兵在撤回本国前的一两天，找到为他们修过军靴的我爹，让我爹搬一些他们带不走的家具、衣服、布料和书画条幅，其中有相当精美的锦缎，有日本画家的书画条幅。
比如，我爹回乡后与村里富户赌钱，兜里钱输光了，就把沈阳带回来的金银首饰也拿出去赌，而那些值钱的东西，原本是藏在孩子的枕头里的。
比如，在东北内战开始时，我爹跟着八路军走了，打了半年仗。那支部队打散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他又回到家，应该得到的兵饷也没带回来。
比如，刚搞土改时，我爹是村干部之一。我妈说，八路军对村干部讲了，你们放心斗地主老财，如果有我们撤退的一天，先把你们和家属送走。有一天早上外面打枪，爬起来一看，八路军早撤了，地主老财的武装杀了回来。你爹和几个村干部被绑起来吊在大树上，要被剥皮。有个地主叫马老三，和你爹挺好。马老三说，这个姓董的不坏，把他放下来，他分了谁的东西我替他还。有了马老三的话，你爹保住了一条命。
比如，有一年发了洪水，我爹领人在河堤上跑来跑去，顾不上自己家里的事。大水退了，自家的庄稼全烂在地里。我妈和我爹吵了一架，我爹一摔门走了，半年多才回来，把一摞子钱往炕上一扔，拿去买粮吧。那是他跑到黑龙江大森林，在雪地里扛木头挣的钱。
我想过，那是我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年代。他也是个英雄，变换了各种方式，想让一家人生活得好，但是拗不过战乱年代，只能是每况愈下。
1954年，我家迁到鞍山，以后的事情我都看见了。我爹开了个体的修鞋铺，又服从国家要求，创建橡胶厂当了厂长，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一两百人；等卖出了像样的产品，就没有他当厂领导的位置了。组织上让他去组建编织厂，编织厂之后组建备战用品仓库，组建棉织厂，没少吃苦受累，一直到他病倒去世。
话语不多，小心谨慎，没有妄想，我爹安全度过了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运动。每次运动都有一批家庭被暴风撕个粉碎。在我的记忆里，他没有抱怨过什么，也没有骄傲过什么，实际上，他对曾经经历、正在经历的事情一概闭口不谈。那些在中华民国、满洲帝国的特殊经历，他从来没有说过。几个哥哥和我，在很长的年代里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有的是我妈忍不住抱怨他时说出来的，有的是其他长辈闲聊时我们听到的。
我爹脾气很倔，却从来不与他不能对抗的事情对抗，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官场就已腐化，贪污侵占、互相勾结、送礼行贿的都有，结成了一个肮脏的利益团伙，他避开了这一切，并且在去世前一年对儿子们说，你爹这辈子没啥能耐，一分钱没贪没占，没给你们留下一点儿不好的影响。
一个人的能耐，怎么也不能超过时代。不是幸福的社会，不会有幸福的生活。这谁都知道，怪不得我爹。在那种危险环境里，我爹和我妈能让我安全长大，就不容易了。还有更不容易的，是他们让我产生了合乎传统的人性，对学习知识的喜爱。
可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我觉得，如果我爹把经历过的事情都告诉我，那就更好了，会让我更早一些发现隐藏在社会背后的东西，用冷静代替恐惧，用觉悟代替混沌和迷茫，用韧性代替我的脆弱。现在我才知道，我后来得到这些是多么不容易。
假如我有足够的书可以阅读，假如我开始阅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正确的，我还会正确地接受书的指导，我也会得到这些。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爹的经历写在书里，也是对我最有益处的一部书籍。
我们的特殊经历，对下一辈人的意义太大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打击，都埋伏在他们的路上，他们不得不坚强起来。他们肯定需要扶持，需要指导，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描述出来的经历。
在我五十岁到来的那一年，这种想法更强烈了，于是开始写我的《自传与公传》。
腐败是后来的一个词儿
我见过一个蹲了二十年监狱的人，听他讲判刑前的一段经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国营大工厂上班。厂长贪污腐化搞破鞋，他给厂长提意见，厂长很生气，就叫来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真的倒霉，因为当过前政府的军人成了历史反革命，又因为反对现政府的厂长成了现行反革命犯。
这个事件发生在新政权建立不久，国有化还没有完成呢，处罚会重些。但从中也看得出来，国营大厂的厂长算是当时的高级干部，是强势的一方，不仅有自己贪污腐化的能力，还有借助警察惩治反对者的能力。
在我生长的鞍山，最大的国营工厂是钢铁公司，公司经理与市长一样，住在满洲帝国留下的最好的房子里，有警卫、司机、厨师、保姆一班人伺候着，吃着商店里买不到的特供食物，饥荒年月也饿不到他们头上。新政权建立后的几十年里，名义上是工资制，高级干部的工资不过是工人最高工资的几倍，但在工资背后，他们有国家“按需分配”的供给制和包干制，占了他们生活需求的绝大部分。
由苏联学来的、由国家分配的特权，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一切。他们不用贪污腐化也能生活得很好，像在人间的天堂一样。这样一来就没有贪污腐化了吗？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是同苏联赫鲁晓夫翻脸之后，中国官方一篇文章里写的，大约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第九篇。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文章说，这个特权阶层，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中国汉字有着强大的分辨和表述能力，这也体现在对“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等行为的称呼变化之中。
新政权刚建立时，一些官员的这一类行为被称为“腐化”，看起来像是伟大时代里的个别现象；接下来不久，有些更严重的行为被称为“腐朽”，被当成外国资产阶级的隔空影响；再有一个表述是“腐烂”，这个词语重了一些，用在了苏联那些官员身上。
至于“腐败”，那是后来的一个词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会出现。
1977年7月24日，三十二岁的英被枪毙了。这只能怨她自己，用了拔苗助长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提高到她不配享受的程度。
英在镇里的信用社工作。那个信用社很小，负责人、会计、出纳员都是她一个人。在中国细分为三十个行政级别的等级制度里，她的等级极低，也可能不包括在内，但比一般的百姓还是高了一些。
说起来，英在信用社工作以前有过两次贪污。第一次是十五岁，到建筑站做会计，贪污了一百多元；第二次在蔬菜大队做会计，贪污三百多元。两次都被发现，都把她调走了，没受别的处分。
1977年，镇子里的人收入很少，即使省吃俭用把钱存到信用社里，总额也只有四万五千元。英把信用社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用，贪污的钱也是四万五千元。按照镇里普通工人每月三十元工资算，相当于那时一个人一百二十五年的工资，不算少了。
法院卷宗里详细记载了英的生活状态。她的长短袖衬衫就有二十多件，鞋子也是一年四季都换。她家里平时炒个素菜都要放虾米、味精，每天都有鱼或肉菜，来客人则另外加菜。家中常备好酒，会喝酒的人去就是度数高的大曲，不会喝的人则有甜酒、葡萄酒供应。
英家里大大小小二十来口人，都跟着她过上了十来年好生活。卷宗里有她的交代笔录：用于家庭零星开支九千元，日常家庭伙食透支二万八千八百元。
她还与各级官员形成了交际圈，向他们送礼二千四百元，请他们吃饭共一百八十桌，近四千元。有群众说，她的家就是接待站、干部招待所。案发后，有六名官员受到了处罚，最重的判刑七年。英呢，以贪污盗窃罪判处死刑。
法院卷宗里有英临刑时的照片，双手被反绑，胸前挂着“贪污盗窃犯”的牌子。
在同一天拍摄的照片里，还有一名年轻女性叫珍，也挂着“贪污盗窃犯”的牌子。但珍仅仅在照片上留下了名字和面容，她贪污了多少，判了死刑还是有期无期徒刑，都已被人忘记。
现在看来，英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所谓小康生活，当时就有一部分官员家庭达到了，而在她死后二三十年，一部分普通民众也可以达到。
1977年，普通民众反感的，不是官员们按照三十个行政级别各自得到的特权，而是很大一部分官员贪得无厌，让应该正常办理的事情也不得不走后门送礼，这像拧毛巾一样拧干了他们差不多所有的积蓄，可是事情还未必办成。比如那一年夏天，高考还没有正式恢复呢，有位困顿之中的学者为了他儿子能读工农兵大学，忍痛卖了一套珍藏多年的古籍，用得来的六百元送礼，但还是无济于事。
这位学者后来名声响亮，日子也好过了。但他的回忆文章中没有提到更多的事情，比如在任何年月，高级官员的子女招工、参军、上大学、提干部都如一马平川，没有障碍。一所著名的军事工程学院从1957年起实行保送招生，高级干部的后代纷纷涌进去，以至于父母够不上副部级或少将以上的，只能是普通学员，不能加入同学中更高一层的交际圈子。
身边的事情就摆在那里，目光是否敏锐都会发现，普通人的日子有多么艰难。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必须走后门才能回城开始，不良官员们面向大众财产的搜刮就正式登场了。那时你的父母拿出他们差不多所有的积蓄，几百元钱，把你从“广阔天地”里捞了回来；现在你也成了孩子的父母，也要拿出你差不多所有的积蓄，十几万元钱，让孩子找一份好些的工作。唯一不变的，是不良官员索贿的标准，仍然是一个家庭差不多所有的积蓄。
现实就那么严酷。在理想的社会到来之前，等级差异本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运转机制。在从苏联学来的社会体制中，所有官员都由其上级任命；实际上延续到老死的终身特权制，阻断了社会管理层面的正常更替，这才是最大的腐败，让人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