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的时间并不长，读过的小说也不多，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一件和小说有关的事情，我知道有人是把小说，或者说写作，当成事业的，甚至为数不少。我不敢这样说。我不敢这样说并不代表我不严肃。就像我总喜欢在小说中刻画的一系列主人公一样，他们总是把爱深埋心中。这样做并非出于某些高尚的道德和理由，可能仅仅是觉得体面，害怕失败，说到底应该是一种软弱。我总是喜欢描写这些软弱的人，尤其是男人。因为他们在我的生活中，以及在相当一部分的爱情生活中真实存在，他们的软弱有些竟然是因为善良。我愿意这样想也只能这样想。比如《玩具》里面的“我”。《玩具》原来叫《充气娃娃》。玩具就是充气娃娃。

我有一天看维基百科上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充气娃娃叫“南极壹号”（可能并不准确），当时我觉得很科幻，就立刻想写一个关于男人和充气娃娃的故事，想写得滑稽，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他们谈论充气娃娃的时候总是滑稽的。因为不滑稽一下的话就容易色情了。但是我没能滑稽起来，我又把它变成了一个爱情故事。虽然在爱情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往往是某些滑稽的瞬间，我非常珍惜这些瞬间。比如《玩具》里写了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当他做爱的时候眼镜总是掉下来，他应该摘掉，但是他又没这么坚决，而如果不摘掉，他就要在想到性的同时又想到眼镜，可他又不是一个十分潇洒的人，既不坚决又不潇洒同时又十分的贪婪仓促等等。如果单独拿出来，在任何一种描述中，都没有女人会爱上这类男人。但是在一段具体的关系中，它又是准确的。不知道作品中是不是还有真善美的标准，我想“真”应该是一种准确，我不想写出不准确的感受和人物关系的转换，这样是不道德的，而且因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其实也是写不出来的。至于“善”，我想，也许是对人物的一种同情。但过分的同情会不会也仅仅是一种自我怜悯，从而证明写作只是一场超级自恋。而“美”，肯定不仅仅停留在审美的层面，审美也不仅仅是审“美”。我想写下那些有压力的男人女人，压力让他们产生冲突，通过冲突产生一点点价值。

我对《玩具》这个爱情故事是有点儿失望的，因为它并没有超越之前写的爱情故事。我应该超越爱情。但是写失败了，虽然有些描写我是喜欢的，但它依然不是一个新的故事。这里面有一个我存在了很长时间的疑问：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已经没有新故事了，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了，是故事就让它发生，那么是不是所有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过了？这么想不无悲观。如果这个前提是成立的，那写作者就不应该再担心故事本身的重复。或者应该让自己克服因为重复带来的枯燥。忘记了枯燥，是不是会更自由也更快乐？写作应该是自由的而且快乐的吗？不知道。

《玩具》里面的“我”是个软弱的男人，总是希望从一个现实的女人身上得到可怜的安慰，可惜这种安慰一旦得到就立刻丧失了魔力。而“我”只能再次回到充气娃娃身边，通过对它的羞辱和性来表达对自己的失望。

《死亡总是发生在一切之前》写得比《玩具》更早一些。重新拿出来读觉得腔调十分奇怪，但奇怪并不代表我讨厌它，只是觉得有点“过”了。小说是去年写的，当时正在读一部分美国小说，我很喜欢美国战后作家，这么说可能有点宽泛，尤其是那些描写中部城市的（比如德州）。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和地理坐标。这些小说总是十分荒凉，这种荒凉变成了一种近在眼前的现实，神秘干燥嚼叶子喝啤酒赌牌讲故事是全部生活。所有人对这个世界一生都所知甚少，每天从电视里看棒球，直到有一天真的变成沙发里的土豆，全是胖子，十分的温柔。我非常迷恋这类小说。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被问：喜欢哪个国家。我总是说我喜欢美国。这么说代表了某种粗俗，它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我喜欢的就是它的这种粗俗。在《死亡总是发生在一切之前》里我想搭建这种粗俗，哪怕出于某种模仿。小说讲的是：赵太太要和赵先生提出离婚，她时刻准备拿出那把仿真小手枪作为威胁。两个人开车去镇上，一路上有些对话，概括了他们这么多年的生活。最后，赵先生出其不意地制造了一场车祸，赵太太对于竟然不是自己亲手杀了他而十分懊恼。他们看上去也不太像生活在中国。

我想表达的可能是：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更失望，但这并不代表男人不失望。这也是我放在小说最开头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夫妻彼此谋杀的故事，很多谋杀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他们是夫妻。我挺喜欢描写夫妻的，他们是对方生活的闯入者，“婚姻”在小说里成为了阅尽人世百态的条件，而且他们竟然相信这都是必须忍受的。如果不是一场意外，人很难将自己解放，但是这种解放甫一到来，就又觉得没意思透了，于是所有人物开始重操旧业。赵先生死了之后，我并不知道赵太太会怎么样也就没有写，大概不会怎么样。我总是不相信生活中真的会发生什么情节，除了死亡，但死亡是最差的情节。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根本不爱他们，所以他们就死了。这种设置的心理因素可能很简单——我以为人可以从死亡里获得力量。

《胡同里的人》是很早以前写的，关于小时候住过的一条胡同。当然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甚至可以说十分粗暴。大概也称不上小说了。

这是三篇完全不同的小说，但是，人是不是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故事？最近重新读布考斯基，他写了几十上百个故事但他写的全是恐惧。他相信伴随人一生的情感也是恐惧。他写喝酒只是为了克服恐惧。连女人给男人口交都是为了克服恐惧，所以他的人物总是要口交。但他竟然是颇为严肃的。

《胡同里的人》里面没有性，另外的两篇有性，但是性已经和身体无关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作家通过性探索身体或者权利，尤其探索权利的时候，我觉得十分庸俗，因为性本身就是一种权利。既然它就是这样那就让它这样好了。我希望通过性展示的还是爱，以及和爱共同保留下来的某种理解，还有因为性带来的距离、幽默、游戏之类的感觉冲动。我不是十分关心一个具体的性行为的逻辑关系和它到底象征了什么，或者通过两个人上床我要集中表达的是一种什么倾向，我不喜欢这样，虽然我写出来的人物总是会做爱。

韩东说我小说里有一种类似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他们有时间、智力、机缘品尝社会巨变带来的成果（或后果）。不仅酒色财气，也文化艺术，更有甚者投身于死亡、挫败和虚无交织的游戏。和年轻一代的反叛忤逆不同，自我毁灭和孤芳自赏是这帮人的宿命，也是其自主的人生道路。一条道走到黑，个个都是这方面的专家老手。

这种“多余人”在这三篇中并不明显，《玩具》里的我，是个厌恶艺术的艺术家；而赵先生是个没有作品的作家。仅此而已。但是和“多余人”一样，这些人物总是很飘忽，总是在经历失望，总是没有办法醒过来。虽然我从没特意想过将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揭示，甚或赋予文学形式。但每当我想写点儿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这应该是一种局限。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特别喜欢写创作谈，因为担心没人读得懂自己，写了两三年之后还是喜欢写创作谈，可能是比较贱。写这篇的时候正好参加了一个活动，都是女作家。我很怕别人说我是女作家。想起一个女作家说的：没有大长腿当什么女作家，所以我真的不是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