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活跃于文坛的杭州作家杨绍斌，如今携长篇新作《诞生》归来。
杨绍斌1966年8月生于浙江诸暨，1988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并留杭工作，先后从事新闻编辑、电视编导、图书策划、广告咨询、房地产开发等职业。自1990年起，杨绍斌以笔名“黑城”在《北京文学》、《江南》、《东海》、《作家》、《收获》等刊陆续发表小说、诗歌及随笔。著有小说集《木偶之罪》（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诞生》是杨绍斌历经二十四年、四易其稿写就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本书以第二人称叙事手法讲述了主人公李云宾的青春成长故事：从求学、恋爱、情变，到初涉社会、一度沉沦、试图出走，最终在城市扎根。通过主人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成长故事，小说刻画了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心路历程，充满了哀伤与决绝，读来令人动容。
《诞生》首发于2014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2015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获麦家、苏童、冯唐、艾丹、程永新等著名作家的联名推荐。麦家专门为《诞生》撰文作序，向读者盛情推荐这部小说，并称赞说：“这是一部把成长的痛苦从内部照亮的书。”
《光明日报》、《京华时报》、《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新华书目报》、《工人日报》、《中国艺术报》等报纸和新浪、搜狐、凤凰、网易等网络媒体对《诞生》的出版作了报道，并陆续刊登书评。《诞生》出版当月，即入选2015年6月“中国好书榜”。
本期“文学前沿”刊出青年评论家徐刚、王敏关于《诞生》的两篇评论，以飨读者。
“告别每一个逝去的自我”
——读杨绍斌《诞生》
徐 刚
于小说而言，如果说自传体作品的内在动力在于通过叙事的铺陈修复自我，依据想象的原则建构一种高贵的个人世界和无需妥协的精神生活，那么就此来说，杨绍斌的长篇小说《诞生》所呈现的文本世界，其实恰如其分地提示了此类文学的核心要素。在此，大时代嘈杂晦暗的角落，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欲史，连缀起青春的歧路彷徨，以及弥漫其间的无尽迷惘和残存的精神追求，这些都构成了《诞生》意义丰饶的小说世界，而主人公李云宾的“个人经历”所展现的内省且富有生机的青春印记，也注定带给人们长久的心灵悸动。
纵观杨绍斌的这部长篇处女作，其实像极了库切的自传体小说《青春》。那些惹人感慨的情感症状，挥之不去的刻骨记忆，连同那段春梦无痕的人生经历，都被各自的作者写得楚楚动人。然而《诞生》又确乎是一部简单到极致的小说，它不断地倾诉，不断向回忆敞开。整个故事没有起伏跌宕的高潮，只有一个接一个的人物和事件，随作者弥散的思绪渐次呈现。尽管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并非逻辑严密，但文字所捕获的记忆片段，终究成为个人生命中永难磨灭的印记。后革命时代的迷惘，混杂着的暗昧不明的情感创伤，乏味的工作和凶险的人事纠葛，连同那些屈辱忧郁的城乡体验，都是“凤凰男”李云宾的焦虑所在，小说也以颓废而痛楚的笔墨展现了他面对城市的自卑与羡慕，怨恨中的沉痛与决绝，情感挫折所带来的虚无和迷失之后的自暴自弃，以及以文学的方式重寻自我、体味人生意义的勇气与信念。小说中，李云宾与几个女性的感情纠葛，既表现了一代青年对爱情的憧憬，也显示出残酷青春的原欲本质，但成长的苦痛也正在于那个欲望游戏里玩笑般的循环。事实上，苏虹的移情别恋所造成的爱情挫折，终究使主人公走进了一种宿命的怪圈，使他承受心灵的煎熬。所幸的是，他最终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爱生活中获得了启迪，找到了灵魂的出路。
《诞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没有刻意凸显那些触手可及的时代背景，通篇小说仿佛只有孤独的个人执守在看不见历史的幽暗角落，默默观察周遭的一切，独自咀嚼个体绝难承受的精神苦痛。在此，个人的面目没有淹没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之中，但历史也没有全然隐匿，时代的风貌依稀可辨。比如小说中一条极为重要的脉络便在于，情爱关系正在变得日益的物质化。就像主人公那句绝望的感慨，“一个在舞会上谈论尼采、萨特和维特根斯坦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是的，“不如聊点别的”。面对金钱权势全面接管的“新时代”，故事的主人公难以招架，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在一个组织得如此严密的社会面前，你第一次感觉到了个人是如此的渺小无力。”正是这种金钱的逻辑，造成了主人公的情感挫折，也给他带来最为深切的成长苦痛。小说里，那些炽痛人心的屈辱如影随行，“就像山谷经久不息的空洞的回声”。而物质化的情爱关系，使得小说中人物的身体历险，不出所料地经历了从纯粹而忧伤的爱情，到单纯而快乐的性爱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如今我们这个粗鄙的欲望化时代的最初来源。当然，这种时代的透露方式全然没有掺杂作者任何的痴迷和怨恨，一切都是那么从容自然，即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那段众所周知的“创伤性事件”，也是以极为淡然的方式显露出来。这也恰恰印证了作者所说的，“平静地回忆往事”是其写作《诞生》的最初动因。
小说《诞生》贯穿全篇的第二人称叙述，当然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这种虚张声势的形式感，不啻为惊世骇俗的美学挑衅。它清晰地提示人们叙事者与自传主角的微妙距离，也显示出作者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自我的决心。不仅如此，小说隐约包含着一种分裂的对话倾向，那种游移不定的情绪，杜绝了习惯性自叙的自我意识对小说世界的覆盖。在此，杨绍斌以时过境迁的平静来叩问不羁青春的沉醉，其间蕴含着的若即若离的自我拷问，终究带给人巨大的情感张力和催生想象的文本热情。这种巧妙的自我分裂，奇崛之余也显示出小说的坦荡和真诚，而叙事者以青春惯有的方式流露出的自责和彷徨，既共同成全了这次郑重其事的青春纪念，也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自我的发现与重新建构。
纵观杨绍斌的《诞生》，青春的残迹就像小说最后那段“空旷的老街”一般，显示出异样的颓败之美。在此，“生命中崭新光鲜的时期”早已终结，垂暮之年的“破损坑洼”随处可见，但过往记忆的重新激活，也会带来无限生机。这是“一条时空中的通道，充满了记忆与暗示，又像一个散场后的舞台，一个比空虚还要空的舞台”，而当“告别的时刻已经来到”之时，小说那怅惘深情文字，便是悼念这个已然逝去的幽暗时代的最佳触媒。
然而，那些哀伤决绝的成长故事，与其说是告别，不如说是不断的逃离。“告别每一个逝去的自我”，既是对旧的青春的逃离，也是新的青春的诞生，而自我的“清算”之后，一个“新人”的破土而出，则恰是《诞生》的题旨所在。而就此“逃离”与“诞生”而言，文学的功能显得意味深长。小说中李云宾如此坚定地要去做一名小说家，何尝不是逃离的具体表征？对他来说，文学恰是晦暗现实的绝妙出口，那些迷惘生存的个体借此逃入一个更加激动人心，也更富意义感的虚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构成了杨绍斌所言及的“生命中的一个探测器”，让人得以“去探求生命和世界的本义”。
平静的屋顶上有白鸽荡漾
——读杨绍斌《诞生》
王 敏
杨绍斌写李云宾的高校情事，男女之爱，林林总总的叙述，没有脸红耳热的男女情话，也没有荡气回肠的历史背景，没有中年危机的隐喻，也没有青春符码的消费。这让我在拟题时左右犹豫，一会儿想，是不是要拟题“谁的青春不沾灰”，一会儿想，或者该叫“青春向左，时间向右”，一会儿又想，不对，题目该拟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激情”。凡此种种拟题的挣扎最终都消弥于作者自身的主题捕捉，读到尽头，不免觉得，还是作者借叙述者提及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中那句“平静的屋顶上有白鸽荡漾”，更能概括小说的主题以及人物所面临的道德挣扎、时代隐痛与忠诚反思。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像菲茨杰拉德的男主人公，从江南山区考学入城，伴随着在校园舞会与异性的邂逅，经历情爱变迁的同时也在翻转自身人生价值的场域，最终乐意被贴上“校园作家”的标签，并通过解散与家乡县城间的人事关系，留在城里工作，实现自己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过程。这个故事，既可以简单看作是一个通过讲述李云宾姗姗来迟的性悸动、爱启蒙来呈现个体成长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农二代”进城念书后遭遇价值观变迁，不得不“改头换面”做一个合格的城里人的故事。
故事固定有几个空间，如酒吧、咖啡厅、舞厅与校园宿舍。对主人公李云宾而言，这些差异空间所收获、邂逅与遭遇的情爱，有时像一座路边客栈，驻足其中，直到他未名的渴望被某个臆想已久的异性面孔所寻获，却不知要被带去何处；有时，这情爱之旅又像是一个囚笼，静候其中，却想着囚笼之外的世界会有怎样的风景。 李云宾面临自己的爱情，就像李云宾的文学导师卡夫卡所写的K一样，站在城堡面前，被巨大的命运压倒，陷入“越爱越背叛”的宿命怪圈。比如，小雅背叛了乔尼，李云宾背叛了小雅，苏虹背叛了李云宾。所以叙述者会评论道：“你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里。这就像是一个玩笑般的循环，又像是一部肥皂剧的剧情：一个年轻人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就背叛了自己的女友；后来，他的女友在舞会上认识了另一个年轻人，也背叛了他。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报应？ ”他不得不将一再“放弃”作为唯一习得的城市情爱的体验方式，并将对它的再三“观照”视作一种命中注定。这不就是大城市生活的部分真相么，生活貌似给了个体选择的无限自由，这种自由却是以选择者不断地丢弃“过时的包袱”（山民身份、林伟之死、作家理想的幻灭），终至一无所有来假装待选对象的包罗万象。李云宾的遭遇不就是任何一个普通的文艺青年永远会犯的浪漫主义错误吗？在不断提升自己、追赶进步（包括爱情质量的进步）的过程中，总是分不清什么是“我所需要”，什么又是“我所欲求”。就这部小说中的情爱逻辑来看，小雅是他所需要的，苏虹却是他所欲求的。问题在于，当他所欲求的对象与他一样别有欲求时，索爱的对象突然变成了求爱的知音，孤独本身并不会被克服，反而在相爱的过程中被加剧了。
当然，我一直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一部文学作品不必总是要对人物设立道德难题，但是一个场景令人难忘往往是因为人物行动中隐含着道德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李云宾、小雅和苏虹之间的三角关系是整部小说中令人难忘的情节设置。如果要有挑剔，我会觉得这部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过于简单，似乎从始至终不存在敌对关系，你会觉得李云宾与其生命中依次出现的诸位女性：李娜、教跳舞的女同学、小雅、苏虹、赵雯雯……之间，从来都是一拍即合的两性相悦关系，而不存在男女关系的对立，换言之，我们看到的是高度同质化的人物价值观，而不存在人物间价值观的冲突、协商与斡旋。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活用了许多现代小说的叙述技巧，尤其在叙事话语上，全书尤为难得地采取第二人称叙事，这构成了叙事者的叙事压力，但同时也让“复调的可能”得以在小说叙事话语中爆发。该书结尾的《稿边笔记：酒吧夜谈》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叙述跨层”的元叙述，藉此，作者化身为叙述者，记述其对《诞生》诞生过程的见证历程，并对整部小说发表了评论：“他没有食言，过了大约一个多星期，他交给我厚厚的一本手稿复印件，题目叫《诞生》，我答应他一定认真读。……我告诉他我已读了第一章，尤其喜欢主人公李云宾坐火车旅行时路过无名小站的那一段”，所以，这是一部“杨绍斌记述他所遇见的作家所叙述的故事”，这种元叙述的设计既指向叙述自身， 又给作者通过叙述者进行“评论干预”提供了场合，并使得一部作品内部的“多声共鸣”在文本层面成为可能： “我认为，我已经知道这部小说是怎么回事了，但这样的小说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或者说，这样的小说正是我要丢弃的，就像我对待自己的过去。对于过去的生活，我更愿意选择忘却，我认为这是我与他的根本不同。”
这种叙述，难免又让人想起佩索阿在《不安之书》中所说的，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几个人，是一些，是极大数量的自我，不同于那个在周遭中受难或自得其乐的自我。我们的存在是一块辽阔的殖民地，由不同种类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感知。李云宾既是那些女人们的情爱殖民地，是市民身份的殖民地，也是他自身多重身份与际遇的殖民地，他是他自身安静的外部动作之外内部的众声喧哗，是一片安静屋顶之上一群降落的白鸽荡漾。
（责任编辑：李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