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1期  
      玩古
陆蓓容,1987年生,杭州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明清美术史。初中时,她即随词学家夏承焘的亲传弟子研习古诗词写作,研究之余喜写散文。2009年获第四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散文组亚军。硕士期间散文集《更与何人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3年以《师门侧记》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散文奖。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钟山》、《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文学报》等刊物,亦有书评登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新京报书评周刊》等。 陆蓓容自陈本栏目文章的由来:“大概三四年前,我注意到文人收藏古书画是有趣的现象,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收藏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唐代以前,晚到而今现在,总有无数人为之颠倒痴迷,而传统也在时间之河中不断奔流改道。过去我不愿意谈自己专业上的事情,觉得已做的少而要学的多。后来写论文,发现有很多不能写进研究里的故事和感触,总还是想要找个地方说出来。因此渐渐部分地改变过去的想法。这个专栏就想试着讲一讲与收藏相关的故事。我在每个朝代选了一两个人,希望通过他们的命运,折射出收藏传统走过怎样千回百折的道路,才终于磕磕绊绊地绵亘至今。”

与古为徒·张彦远
陆蓓容

 

九年前我刚上大学时,有一门非常难的课程,叫“中国美术史文献选读”。这门课的初级要求,与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相似,即学习古汉语常见字义,给古文加标点,诸如此类。比中文系学生更惨的是,我们需要背诵选读篇目。不是高三,胜似高三。夜里,大二学姐到寝室串门,拖过椅子,颓然一坐,愁眉苦脸如玉山将倾。问之,则曰:“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背课文……”

“成教化,助人伦”,便出自我开宗明义学习的第一篇文献,长篇大论,苦口婆心,抛出无数排比句,来讲中国古画的源流。中学时代,读过几篇苏东坡、黄庭坚的散文,已觉得两腋生风,意趣超然了。而这一篇出自晚唐人笔下的《叙画之源流》,阅读感受是格外新鲜的,因为作者一点也不风流。他似乎一心想要把画的地位推高,所以愁眉苦脸,反复申说,因循往复而不惮烦。但偏偏寓意高远,措辞庄重,仿佛在恢弘的殿堂中侃侃而谈,又使人不得不心生敬仰。他说绘画是与人伦教化密切相关的东西。上古先王建立功业时,龟字、龙图纷纷出现,这些都是带有灵异意味的“画”之前身。后来仓颉用以造字的某些原理,实际也都是绘画。造字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汉字诞生以后,自然世界的秘密不能再掩藏,神灵鬼怪也无所遁形。既然那时书画畛域未分,绘画自然也共享这个伟大光荣的开端。那么,它的各种功能当然意义十足。钟鼎、旗章上的铭刻和图样,能够向人们传达敬天畏神、谨遵法度之意,人物故事画则大大有助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行文至此,作者觉得终于满意了,便用一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口吻收了尾。这位絮叨的作者叫张彦远(815907),这篇伴我步入大学生涯的文章,就收在他的名著《历代名画记》里。

张彦远属于河东张氏。唐初,这一支还默默无闻。但到了张彦远的高祖张嘉贞时,情况大有改观。玄宗年间,嘉贞登相位,整个家族就此兴起,步入新兴士族队列,此后,嘉贞之子张延赏在中唐大历年间再度拜相。随着张嘉贞的孙子张弘靖在元和年间又一次当上宰相,河东张氏的显赫无以复加,号称“三相张氏”。但张弘靖已是晚唐人。当时藩镇四起,天下蠢蠢欲动。他奉命节度幽州,却不懂得治军,对士兵们说:太平得很,你们有挽弓的闲空,还不如去认几个字。更糟的是,将士们的赏钱从他手里过,一抽头就是百分之二十。一场哗变简直毫无悬念,从此,张弘靖迭遭贬斥,张氏的辉煌终于渐渐落幕。

张家祖孙三代,稗政与功业互见。他们有一个不风雅的共同爱好,是钱;一个风雅的共同爱好,则是收集书画。但是树大招风,行多则失。史书称张弘靖的书画收藏几乎能与宫中媲美。可是当时监军的宦官嫉恨他不来奉承自己,转身就向唐宪宗告密说,“张氏富有书画”。于是宪宗要走了一大批著名的古代书画作品,诸如钟繇、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魏、晋、宋、齐、梁、陈时期各家的名迹,顾恺之、陆探微的画,以及张僧繇的如来像,阎立本的屏风,诸如此类一大堆。收到东西,宪宗还假惺惺地下了一道诏:“朕以视朝之余,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观象以省躬,岂好奇而玩物。”这份像煞有介事的虚伪倒也颇不含糊;不过张弘靖接诏的时候,大概会像伤口上撒盐一样疼。宪宗死后,穆宗上台,弘靖的家被朱克融旗下乱兵洗劫。书画流散出去,兵士当然不会在意,于是渐次被其他收藏家买走。张彦远哀叹着说,自己当年还不到七八岁,家藏珍宝还没有亲眼都看一遍,就这么散佚人间,永不能再见。而他能够保守的,不过是进呈和流失之余的最后两三轴而已。

张彦远初为左补阙,在大中初年(847年)迁任尚书祠部员外郎,咸通三年(862年)任舒州刺史,乾符初年(874年)任大理卿。稍有历史常识的读者都知道,此时已是唐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纵使尚有一官傍身,在那样王事孔棘、边声四起的时代,要想尽情而完整地享受一份兴趣爱好,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了。可是他却特别坚定地表示,自己定要好好保护祖上留下来的那“两三轴”,管你王公贵戚,别想再巧取豪夺。这怎么可能呢?世上之事,唯有“变化”二字不变。子孙世守这种好事,从来就没有真正长久过。我这样的太平犬尚且懂得此理,亲历了盛极转衰,也体会过播迁流离的乱离人张彦远,恐怕没办法不明白的。他大概也知道自己是在痴人说梦,因此赶紧清醒过来,感慨着说:古来忠孝节义,湮没不彰的数也数不过来,几卷书画实在不算什么。

张彦远写出了后来无数收藏家遭遇无数遍的困境。一方面,对书画的挚爱之情总是真实痛切。活着看不够,死了带不走,起码也指望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让书画寿如金石,带着祖辈的题跋、印鉴,就像带着一双凝视的眼睛那样,沉默地传递下去。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哪个朝代真能开万世之太平。以历史爱好者的后见之明来看,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自家难念的经。三相张氏的孙子,尚且没法保住祖爷爷的旧藏,难道还能指望那些大时代尾声里的小虾米,每一回都站对队伍,安然无恙地带着卷册挂轴走进新篇章?鼎革太沉痛,且不去说它。就说运气吧,谁能保证这家一不绝后,二不潦倒,永远不需要变卖家藏去应付各种难关呢?

当然不可能。而且,这些书画收藏家,往往最知道流传百世之“不可能”——他们自己手里的书画,便总是从各种遭遇困境、兵乱和鼎革的人们手里得来。张彦远深谙其理,因为第一篇完整叙述唐前绘画播迁史的文章,正是他自己亲笔写下的。这一篇《叙画之兴废》也在我当年的背诵篇目之中。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眼光来说,这篇不讲大道理的沉痛文章,比人伦教化之类的说辞动人多了。

汉武帝、汉明帝注重文教,收聚了不少书画。但董卓作乱,汉献帝西迁之际,这些画在绢素上的作品,都被军士取用,做成了帷囊。更甚者,由于西迁途中遇雨,路不好走,东西也不好带。那些没被糟蹋的,也都大半遗弃在路上了。魏晋几朝又聚拢起新的藏品,但西晋灭亡之际,胡人打过来,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东晋末年,大将桓玄贪婪好奇,把王室的珍品据为己有。他自立南楚,很快落败。南齐皇帝萧道成挑出桓玄旧藏中最为精妙的作品,整理成三百四十八卷。梁武帝、梁元帝诸人珍重爱惜,更加搜葺。府库好不容易充盈可观了,侯景之乱陡然袭来,又一把火烧掉内府书画几百函。平乱以后,梁朝也走到了末年。梁元帝将要投降西魏之际,本想再一把火烧掉所有的书籍字画,自己也跟着投火自焚的;结果人没死成,画倒烧了大半。西魏的将领在残灰烬余之中拨拉出四千多轴,带往北方;陈朝君王只好再次自起炉灶,千辛万苦聚起八百卷,很快又一股脑进入了隋朝的宫廷。隋炀帝是个出名的混子,他带着书画乘船到扬州玩,船一翻,人没事,画全淹了。

汉唐之间,政权走马灯似地翻篇儿,人民都像蝼蚁,书画更不算什么。隋炀帝一死,天下本该大定。抢走炀帝书画的窦建德、王世充,都被唐朝灭个干净。这会儿,书画应该稳当地归于内府,于是装了一船,沿着黄河往西走。就有这么倒霉,快到长安时触了礁。张彦远言之凿凿,说唐初内府收藏,就只有这触礁之余剩下的一点点,三百卷。这个数字只跟萧道成挑出来的桓玄旧藏差不多。简单粗暴地算算,齐梁陈隋四朝,等于白白过去,内府书画书目竟然没怎么增加。

这还没完。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是个聪明人。他以摹写旧画为理由,找到一批技艺高超的画工,让他们对着内府真迹仔细临摹。临好了,使一招狸猫换太子,把真迹全换出来,归了自己。张易之得罪受诛,这批真迹转入薛稷之手。薛稷得罪受诛,东西又到了玄宗之弟岐王手中。岐王明知这是宫里出来的,想要奏明,又没那胆量,最后竟然还是一把火烧掉了事。此后的事就离张彦远很近了。安禄山起兵,天下大乱。唐肃宗对书画没什么兴趣,拿来颁赏给贵戚。贵戚也不喜欢呢,就渐渐流入了民间的好事家手中。文中三言两语,却是书画收藏从内府转向民间的一大关捩。再往下,不消说,自然是张家三位宰相们收集书画的好时代,以及那好时代终结之后,张彦远抱残守缺的心曲了。早期名迹虽不能再聚拢,但凭借史传文献,仍能为湮没不彰的古人作些勾稽。何况唐代开元天宝间名家辈出,也未必没有好手。因此他决意要作一部书,来为这些人评定优劣,留下记录。他还希望后来者能够继承这个著述传统。很难想象,一篇讲述古来绘画存没兴衰的文章,最后竟然成了《历代名画记》的半篇序言。一波又一波书画遭到毁伤,本来气氛应该沉重紧张,但隔了一千年回望过去,字字句句不过都是张氏此书的前情提要。

大时代与小因缘,往往交织若此。有时几千几百卷一块毁掉,因为知道并非人力可以挽救,也竟而奇怪地释然了;相反地,若因为一两个人的无知,损伤了有限几件知名重宝,反倒成为著名的焚琴煮鹤之事,千百年来被人嘲笑不休。虞龢《论书表》里讲到那位东晋末年的桓玄将军,说他爱惜二王书法,有客来时,总是拿出来一同欣赏。但客人太不风雅,一边看字,一边吃油饼,又用捏过饼的手去翻书,把好好的字都弄脏了。桓玄后来吸取教训,凡是招待客人看书法的时候,再也不供应油饼。说真的,当年学这个故事的时候,在一片枯燥的学究气氛中,格外感到一点儿滑稽的乐趣。

《历代名画记》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书。它保存了一些唐代以前的书画文献,记载了当时人的真伪和优劣观念,也说明了时人心目中的古今之别。若没有这一部书,我们对于唐代以前的书画世界,根本无法有什么直观的了解。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不知道唐,就谈不了宋。算起来,草蛇灰线都是张氏埋下的。这样看起来,张先生真像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跟收藏的关系,好像只剩下祖上留下的“两三轴”而已。

事实当然不止如此。他另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书画的鉴定、收藏、购买和欣赏。他说自己不到二十岁就开始收集书画,废寝忘食多年,亲自修补收集到的东西,每天傻看傻乐,节衣缩食,省钱买画。老婆孩子,童仆奴婢都看不下去,横加嘲笑,他也不在乎。又说书画要好好爱惜,不能乱卷乱收。观看的时候不能靠近火烛,不能在刮风的日子看书画,吃饭、吐痰流鼻涕和不洗手的时候,都不能看书画。要买一张平坦的床,把书画摊开在上面细细欣赏。如果是大卷轴,就应该专门造一个架子,把画挂上去看。这样用心良苦,又都是内行话,使人相信他必定是有些藏品的。在那样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下,可真不容易!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教化人伦都成了废话,兴亡盛衰也不再令人扼腕,他为后来无数收藏家们开启了寻寻觅觅、乐此不疲的常见模式。他还早早说出了收藏家自我解嘲的名言——

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

这一句话堵住了无数质疑者的嘴巴。花钱买痛快,银子在欲望中打个旋,倏然就沉没不见,确实无益。可是细想想,撇开雅俗之辨不谈,男人打牌,买烟,找小姐,是为了“悦有涯之生”,女人买买买,也是为了“悦有涯之生”。对那些承认个人幸福值得追求的人来讲,花钱买痛快是件再正当不过的事情。区别只在于钱花哪儿。可是花哪儿这事,你就管不着张彦远了。他也没要求大家一起砸钱保护古书画啊。

后来,确实有人前仆后继,把张氏的著作和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但我觉得一代代收藏家学得最好的,还是这一句理直气壮的话。后人们收藏的东西,内容变了,偏好变了,观念和动机,当然也都变了。但支持他们的理由,一千多年,不过都是这轻轻巧巧的一句话,让人竟然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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