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穿衣服的唐山地震
把三月的吉林陨石雨叫做天崩，把七月的唐山地震叫做地裂，这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有人说过，1976年是天地不平静的一年。
我对这样的说法并不怀疑，但在搜寻了记忆后有些失望，那一年里我没有听到人们这样说过，也没有看到人们对唐山地震怎样关心。在没有网络传播、人口也很少流动的年月，外界的消息绝大部分来自新闻报道，来自每天按时送来的报纸。
那一年的新闻像往年一样平静。
唐山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发了两篇报道，一篇在重要位置，题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一篇附在旁边，题目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正文不到四百字，提到灾区情况的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然后是一些概念性的官方语言，比如，“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等等。
见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时，我正在长甸机械厂当宣传干事，我的工作之一是接通广播站设备，把这两篇报道各念一遍，让全厂工人从高音喇叭里知道，革命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当时，我想不到灾难有多么严重，也根本想象不到报纸以外的事情，比如上海的虹桥机场，一架架三叉戟飞机抢运的是装尸体的袋子，几天里不断飞往唐山。还比如，唐山那个建市才几十年的百万人口城市，修得最坚固的是一座监狱，墙倒了房子没倒，囚犯们没有一个死亡，而旁边看守警察的宿舍楼夷为平地，许多警察在睡梦中死去。
没有新闻报道，这些你都想象不到。看了安稳平静的报纸，你不会觉得唐山民众需要全国全世界来救援，而压在废墟下的人正在凄惨死去，那些匆匆赶去救援的军人只带了铁锹，面对倒塌的水泥城市无可奈何。
许多年后，我转到新闻部门工作，需要补充一些业务知识，这才知道，我们的新闻是多么奇怪。1950年4月，也就是新政权建立刚半年，新闻总署就发出了“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新闻机关对救灾工作的报道不要“客观主义地”报道灾情，以免“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同时给予帝国主义反动派夸大我国灾情，进行挑拨造谣的藉口”。
此后，灾情报道必须服从于革命事业，遵守同一种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加上党和最高领袖的关怀，再加上灾区人民的革命决心。有位大学教授总结说，当时灾难新闻的报道理念是，发生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成绩才是新闻。
与此相关的是，自然灾害也成了国家秘密。写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家回忆说，“在唐山大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和人员伤亡数字都是秘密。地震后的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立刻会被警察抓起来，相机也会被没收。”关于在报纸上能够刊登的照片，他回忆说，当时新华社记者摆拍了一幅照片，送往外地的灾区孤儿在火车上笑着吃苹果，题目是《幸福的唐山孤儿》。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1970年，云南发生了大地震，官方的死亡数字为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一人，可是这官方数字，直到地震三十年后才公布。
唐山地震死伤人数的官方数字，为“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这个官方数字，在地震三年四个月后才报道出来。
唐山地震三十年后，长篇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在上海公开出版，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注意到这本书的人不多。
让作者警醒的是地震中的“青龙奇迹”。这个自治县距离震中一百多公里，但只有一人因心脏病而死，此外再无伤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距离震中更远一些的天津市，死亡了四万多人。
于是作者发现了被隐蔽的事实：唐山震前有比较准确、但没有公开的预报。
1976年5月（距唐山地震三个月），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一名负责人在国家地震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地震发生22天前，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做了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地震9小时前，他又发出强震临震预报：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青龙县死里逃生的百姓，应该感谢下面几位：
一位是国家地震局的年轻专家汪成民。地震到来十天前，国家地震局主持的一个工作会议就在唐山召开，晚间座谈会上，汪成民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情况。按他的想法，唐山的地震预测既然不能公布，只能这样披露了，能挽救一条生命，就挽救一条生命。
另一位是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他听到北京专家的震情通报后，立即赶回县里向领导汇报。
还有更重要的一位是县领导冉广岐，他冒着私自公布地震信息会被撤职查办的政治风险，拍板决定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全县每一个人。
28日凌晨3时42分，地震来了，青龙县十八万间房屋顷刻之间倒塌，但人们住进早已搭好的防震棚里，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此后二十年里，青龙县发生的事情太敏感了，无人公开谈论。直到唐山地震二十周年前夕，新华社刊发了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
设想一下，1976年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久远，如果中国还保持着当时的新闻原则和治国理念，唐山地震的情况秘而不宣，我们对那场灾难能知道多少？
我们对那场灾难的印象还剩下多少？
文章中那些官方言辞，自然是容易忘记的，需要查找历史资料才能补写出来。那些影像资料呢，能够公开的、数量极少的照片，也带着强烈的蒙蔽色彩。前面说到一幅新闻图片，《幸福的唐山孤儿》，有多可信度？我记住的另一幅新闻图片，一群人围坐成半圆形，摆成在抗震救灾中召开革命大批判会的场面，让记者拍照拍下来，是不是那时的真实面貌？
有趣的是，歪曲了我们印象的，不仅有外界传播给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自己看到的场景。
唐山地震后，某一天下午，我到鞍山市第一医院去，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我大舅。刚走到病房楼下，两辆救护车冲到我面前停下，有护士下车，说是从唐山拉来了地震伤员，要我帮忙抬进病房。
我抬的是一位年轻女人。
从担架车再抬到病床上时，盖在她身上的床单揭下，露出了她光着的身体，身体完整，肤色正常，看不出哪里有伤。
过了一会儿，新床单来了，遮住她的身体。随车的护士告诉医生，这伤员是聋哑人，说不出她的伤在哪里，已经请聋哑学校的教师来当翻译了。
那时我二十一岁，第一次看见裸着的女人，并且在明亮的阳光之下，可以直视。好像我那时也不觉得惊奇，目光淡定，像个医生。
后来有机会看到一份档案资料，上面记载了这件事，鞍山负责接收和抢救了一批唐山震区伤员，五次专列，一次空运，共计1949名伤员。
我忽然想到一点，1976年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久远，如果中国还保持着当时的新闻原则和治国理念，唐山地震的情况秘而不宣，我看不见以后逐渐披露的一些事实，那么，我对唐山地震的印象，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永远是一位裸着的年轻女人，身体完整，肤色正常，看不到灾难的痕迹。
地球不会停止转动
1976年，中国最高领袖病故，八十多岁，算高寿了。
好多年以后，我读到一篇文章，说是揭秘历史的，却什么私密都没有。其中说到最高领袖病故的消息传来，有一个老干部，给最高领袖当过警卫员的，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比死了父亲还要悲伤。
这种形象又真实的描述，留在我的头脑之中，并且动摇了我先前的有关记忆。1976年9月，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广场和礼堂，都为最高领袖举行追悼会。在我参加的那个会场，人们低着头，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有的哭出声音，有的流下了泪。那场面感染了我，我那干涩的近视眼里，也冒出来几滴眼泪。那时我看到的，没有人比死了父亲还要悲伤。
继续说我看到和听到的吧。
最高领袖病故那天，我下班回到家里时，我爹正把收音机打开。我们先是听到哀乐，大约五六分钟，接下来听到的是《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这些都是傍晚时分播出的，下午四点钟开始在工厂里听的只有哀乐与讣告，一遍遍重复。
退休在家的我妈，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叫我大哥把墙上挂的最高领袖画像摘下来。我大哥问了一句为什么，我妈很平静地说，我们家不挂死人的画像。
为什么我们家不挂死人的画像？这件事我一直找不到答案。当时有一首歌，开头两句是“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中国的大部分家庭都要张贴最高领袖画像，那可能表示了对最高领袖的忠诚，也可能是这个家庭属于革命一方的标签；如果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有其他政治错误，还没有张贴那幅画像的资格呢。
据我所知，我们家里的最高领袖画像是全中国摘得最早的，当然也是全世界摘得最早的，距离最高领袖病故的消息在电台播出，只有两个多小时。别人家的领袖画像，后来也摘下来了，往往在几个月之后。
再后来，街上有一些几米高的领袖画像也陆续不见了。
我曾经在《xianzhi 先知》里写到我家摘下最高领袖画像的事情。那篇文章的题目用了汉字前加注音的方式，因为我想写一部与《米沃什辞典》类似的书，包容天下的事情。写了十几篇后写到《xianzhi 先知》，忽然想到应该先写一部《自传与公传》，以编年史方式，写我出生后看到、想到、感悟到的事情。若干年后，如果《自传与公传》收笔，我也许接着写那部辞典。
我赞赏普通人的先知能力，就像赞赏我爹我妈在重要时刻才会出现的先知行为。我写道，时光返回到1966年，最高领袖的第一张大字报刚刚发表，我爹匆匆回到家里，从墙上摘下一幅幅古旧的字画，卷起来塞进炉膛。眼看着那些字画烧干净了，我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手表，是一块很旧的苏联手表，放在门槛上抡起锤子砸碎了。过了一个多月，满城的红卫兵到各家各户搜查，凡是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有关的东西一概毁掉或带走。因为我爹预先把封建主义的字画烧了，把修正主义的手表砸了，就没有被带去审问和游斗。
我爹当时只是一家集体所有制小工厂的厂长，算不上一个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人物，怎么会从报纸的文章上预先看到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那篇文章里，我还写到了没有先知能力，甚至连后知能力也缺乏的人，比如我读中学时的老校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男女老少都要跳忠字舞，一种类似宗教祭祀、用来向最高领袖表示忠诚、很简单也很难看的舞蹈。别人在漫天风雪里边跳边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老校工嘀咕了一句：爹亲娘亲不如我的小火炉亲。这件事被那些红卫兵们知道了，揪出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活活斗死了。
那篇文字里我还说到一位美国学者的书，麦克·哈特的《影响历史的一百位名人排行榜》。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作者选择了影响历史进程的一百位名人，并且为他们排序，其中既有从善的方面促进文明繁荣的人物，也有以恶的方式改变人类命运的人物。
作者相信，时间将证明名人对世界的影响。因此他在第二版改变了排序。第一版里前五位是穆罕默德、牛顿、耶稣、孔子、圣·保罗，第二版前五位是穆罕默德、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1978年出第一版时，毛泽东排在第二十位。到了1991年出第二版时，毛泽东排名后移，成了第八十九位。我还注意到，同是共产世界领袖，马克思在初版时排名十一位、再版时排名二十七位，斯大林在初版里排六十三位、再版时排六十六位，变化都没有那么大。
这位美国学者解释说，他当初真的以为毛去世后，还会影响中国五十年以上，没想到才短短十几年，就已经看不到毛的太大影响了。
事实上，在1976年秋天，最高领袖虽然病故，他的影响仍然巨大无比。继承他职位的人也要受到他的影响，不可能提出与他不一致的治国方略与政策。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认为的。我知道，他对汉字的理解至少与我一样好，但我没有机会与他探讨。最高领袖病故后，说是“按既定方针办”的人成了祸国殃民的罪犯，说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人成了新的英明领袖，这是不是一场戏剧性的汉字游戏？
这方面，二十世纪的一些国家里，把自己变成终身最高领袖的人，在不得不衰老、不得不去世之前，都忧虑过自己的治国方向会不会被改变。哈特的这部书告诉我们，这种忧虑有些多余，并且，那些领袖虽然对安排接班人特别热心，却没有谁安排得好。
现在，我想看到他的第三版、第四版，想看到毛泽东的排名又有什么变化。至于哈特怎样排名，有他自己不变的标准，我们可以随意批评，但我欣赏他再版时改变排名次序，让这一百位世界名人排行榜成了活水流动的半亩方塘，映照出人类生活的天光云影。
因为最高领袖的原因，1976年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里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年。
曾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知名作家的一些人，在回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往往回忆起1976年9月9日，那一天最高领袖病故，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其中一位恰巧在前几天，听到了某个气功师的相关预言。他说，几天后，消息果然宣布了，他与一个朋友在江湾五角场逛街，突然广播响了，有人就在大街上哭起来，他冷静地到路边一个小摊上，买了两根冰棍。朋友问他：这种时候，你怎么还买冰棍？因为有预测，对他来说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
另一位参加追悼会时假装昏倒，被抬出了会场。他说，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假装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咯，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一多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还有一位当时正在北京，与几个后来成为著名朦胧诗诗人的在一起。他说，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
那位画家则想起了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描写，“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他说，1976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
还有人写到了十多天以后的事情，他说，9月20日，家里一位亲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动地打电话报告母子平安。全家为他们高兴了半天，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索尔·贝娄对人类的信仰
索尔·贝娄有着坚定的信仰。
这信仰与大多数人的信仰不一样，是对人类的信仰。
他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这个原因，你读过他的小说，比如《洪堡的礼物》，比如《赫尔索格》、《有些人死于心碎》，或者更多。可是，如果没有读《雨王汉德森》，那还是有些遗憾，你可能没有受到他真正的影响。
他对人类的信仰，在《雨王汉德森》里写得够清楚了。
55岁的美国人汉德森，变成非洲丛林中的雨王汉德森，在丛林中生活下来，与瓦利利部落国王达孚建立了友谊。达孚年轻，接触过西方文明，因为老国王死了，不得不回来继位。那对于他像是一种徒劳无望的挣扎，习惯势力太强大了，他没办法领着他的民族走入现代世界。
我在这里插上一句，在二十世纪的亚洲和南美洲，这件事情也很难办，在非洲就更办不到了。
支持达孚的就是对人类的信仰。
他相信，每个人都会受到打击，可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言，将会缓慢地朝着好的方向进化。最终，人是会变得高尚的，人是会实现价值的。这种对人类的信仰，启示了来自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也存在问题，它拥有技术和财富，却失去了对人类的信仰）的汉德森，让他也相信人有复苏和再生的可能性，相信混乱不会永远唱主角，相信人类在世间的生活不总是病态的，而我们自己也不是茫然无助、湮没无闻的匆匆过客。
与人类社会的其他信仰比较，对人类的信仰门庭冷落，没有多少信徒，但是，它比所有宗教信仰贴近了人类自身，也比多数政治信仰远离了人类的邪恶。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贝娄说，《雨王汉德森》是他的宠儿。
我读《雨王汉德森》，是1986年左右。它的英文版发行近三十年，才出了中文译本。
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我与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无法在现实中扎下根来，成了无法立足的人。我说的不只是《雨王汉德森》，他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这样，带着茫然的心绪飘来飘去，寻求某种改变，读起来像是一部小说，特别庞大。
那时我回到故乡，不是我多么眷恋着它，而是我不能迁徙流动。国门没有打开，各个城市的门也关闭着，我只能回去，把心留在外面四处游荡。实际上，让我读懂索尔·贝娄的，正是我那颗飘零在外面的心，它经历过自我启蒙，再也无法封闭，因此与现实格格不入，在哪里都会孤寂。这多么像索尔·贝娄笔下那些自我隔绝、自我放逐的人物啊。
赫尔索格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他说的深渊，可能是人的异化、价值观沦丧、宗教信仰消解和文化的缺失。他与索尔·贝娄笔下的其他人物，还可以比作传统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代英雄，在周遭一片后现代社会的喧嚣与迷茫里，寻找着回到现代社会的路途。
而我的周遭呢，有几千年仿佛欧洲中世纪的封闭状态，有那么三五年像是迈入现代社会门槛，又突然退了回来，转向了冷漠、破碎、无聊的后现代，卑琐、物质、犬儒的后现代，失去了一切与崇高有关的事物。
如果不能接受生活观念的世俗化，如果不愿穿上意识形态的紧身衣，我面临的痛苦，是那种不可言说的“英雄主义”后遗症。环顾我的身边，有一些写作的人，或者在独自梦呓或者去卧轨自杀。
这样说来，你就能理解，《雨王汉德森》中借汉德森之行寻求的，借达孚之口说出的对人类的信仰，对我有多么重要了。
达孚国王告诉我，你看汉德森，从前他是富豪，在豪宅里养猪，和猪待在一起久了，他的心性自然而然地和猪靠拢。现在呢，他在我的地窖里接近和模仿狮子阿蒂，这种百兽之王，他内心想要的就是这个。虽然他怕得要命，可是他不曾退却。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伟大的一步。有了这一步，他就成了大英雄。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不可能的话，你都要做自己的大英雄。
我合上这部书，还听见达孚对我说，虽然人不必向生活妥协，但他必须面对生活并接受世界并不完美这个现实，在人与社会间达到平衡。这种平衡，简单说来就是，人要向往自由但并不退出他生活的社会，要在其中继续着自己关于勇敢、勇气和自信的实验。
感谢索尔·贝娄，他对人类的信仰，支持了我很多年的生活，并且让我在很多年之后，差不多还是当初的自己。
索尔·贝娄是位学者型作家，胸襟、见识和智慧，让他出众。
2007年，美国设立了“笔会/索尔·贝娄小说成就奖”。该奖首届得主、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菲利普·罗斯说：“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是由两位小说家支撑的———威廉·福克纳和索尔·贝娄。”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这位主宰了战后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索尔·贝娄，是个挺谦虚的人。他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我有时喜欢说，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归结为十来个妙趣横生的笑话。其中我最欣赏的是关于一位美国歌唱家在拉斯卡斯首次演出的事。他唱的第一支咏叹调获得了热烈掌声。听众喊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可是听众还是要求他再唱一遍。接着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气喘吁吁地问听众：‘这支咏叹调我还得唱几遍呀？’听众回答道：‘到你唱准了为止。’我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总觉得我还没有唱准，所以我要继续唱下去。”
让索尔·贝娄也唱不准的，自然是一支特别难唱的咏叹调，按照诺奖评语的说法，是“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人类的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精湛的分析”。换一句话说，是作家以自身为目标，深入内心，试图在宇宙、物质和生命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不可缺少的一切。
在1976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开篇，索尔·贝娄说起他大学时代读了康拉德的大量小说，这决定了他后来的写作。他还引述了康拉德的一句话，作家需要描述的是，“我们的同情心和痛苦感，是人类与万物为友的潜在感情——那种微妙的、不可捉摸而又无敌于天下的团结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将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体。”
这太难了。知音者希，曲高和寡。康拉德很少有模仿者，索尔·贝娄不可复制。
甚至，索尔·贝娄写小说的技术方法也不可复制。
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城市搞了唯一一次收费的文学写作班，十来个人报名参加，我被邀去讲了一课。本来可以讲很多作家，但我只讲了索尔·贝娄；本来可以讲他的许多方面，但我只讲了“索尔·贝娄怎样描写感觉”。
我读过的《雨王汉德森》里夹了数不清的纸条，在那些感觉描写挺棒的地方做了标识。稍微整理一下，我看到，他在写到小说人物时，有三方面的感觉，可以让读小说的人受到很强的感染。
一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人在身体表层的感觉，这些方面，一般作家也有描述，但索尔·贝娄更新鲜一些；
二是身体内部的感觉，如平衡感、运动感、饥饿感、痛楚感等等，一般作家也有描述，索尔·贝娄只是比他们更深入和强烈；
三是心理内部的各种感觉，比如孤独感、恐惧感、迷失感、卑微感、躁动感、无所谓感、茫然无助感等等，都是统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感受，索尔·贝娄写得丰富、细致，在能力上远超别的作家。
埃博拉是天灾也是人祸
1976年，非洲中部热带雨林的边缘，棉花加工厂的一个保管员病倒了，几天后七窍出血。据说他没有去医院，死在自家院子里的吊床上。他是一种特殊病毒的首例牺牲品，后来他的坟墓被来自世界各国的医生们不止一次地参观过，并且他们相信，这个人死去之前，身体里的骨头还是好的，其他器官却化作黏稠血水。
人们记得他的名字，叫俞·吉。这仿佛一场战争从酝酿到开始，或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第一个人遇难而死成了重大事件，以后大批死去的人，不过是越来越多的统计数字。
俞·吉所在的地方太惨了。
他的同事、同事的朋友圈和情妇们，以及其他被新病毒袭击的人都突然发病。疾病又蔓延到东面的一个小镇，而那个镇上有一家医院。
“它如同一颗炸弹击中了这家医院。病毒使马里迪镇上的这家医院变成了停尸房。它从一张病床跳到另一张病床，杀死前后左右的病人。”美国作家普莱斯顿说。他描述埃博拉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震惊了全美国。一份报纸的书评说，这本非虚构的《高危地带》，比任何科幻恐怖小说都更加恐怖。
这部书写道：“显然医护人员给病人们注射时使用了脏针头。病毒通过针头在医院里蔓延开来，然后击中了医护人员。在某些情形下，医疗系统可能会强化病毒的爆发，就像透镜会把太阳光聚集到一堆易燃物上一样。”
瘟疫突然结束了。人们没有捕捉到这种陌生的病毒，也没有来得及为这种病毒命名。据说，这种苏丹毒株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五十，与中世纪的黑死病致死率相当。也就是说，遭遇它的人中有一半会快速失去生命。后来的医生们发现，它是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而且是杀伤力较低的那种。换了另一种，致死率会达到百分之九十。
苏丹的经济并不算太糟糕，总统正在效仿苏联人的国有制，确定了一个宏伟计划，要把苏丹变成非洲粮仓。但他执政十六年后被赶下台的时候，只留下一个贫穷、饥饿、战乱的国家。1976年，从夏天到秋天，政府实行封闭政策，让肆虐了五个月的病毒危机不为世界所知，也就不能被人类已有的医疗技术加以控制。普莱斯顿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比喻了，就把苏丹发生的事情与一颗原子弹秘密爆炸相提并论。
他在《高危地带》中几次说到的脏针头，与贫困一样，推进了病毒传播。许多非洲国家实行不合理的经济分配制度，财富积聚在极少数人手里，造成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有关的社会支出更少得可怜。医院里挤满了病人，药品只有几种。护士们一天只有几个针头可用，实在钝极了才换一个。
普莱斯顿写道，“当病毒蹂躏这家医院时，幸存的医护人员惊慌失措，逃进了树丛中。这也许是他们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为这样就终止了脏针头的使用，而且腾空了医院，有助于破坏传染链。”
《探索与发现》是一部严肃的系列纪录片，其中一部片子展示了人类对付埃博拉的尝试。它的解说词认为，这种病毒潜伏在丛林深处，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很可能就是《圣经》中记载的瘟疫。
你和我生存在当下，看不到历史，看不到文明与繁荣多次被病毒打断。我记得，最早前往非洲追踪埃博拉病毒的一位美国科学家说：“也许在病毒的世界里，我们才是入侵者。”他说的是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非理性的入侵，逼得病毒无处藏身。
谁也无法解释，在非洲中部丛林藏匿了几千年或者亿万年之久的埃博拉病毒，为何在1976年向人类猛扑过来。苏丹病毒爆发两个月后，五百英里之外，一个名为本巴区的扎伊尔北部丛林，遭遇了更大规模的瘟疫。
这是一块热带雨林区域，散落着一些村庄，并由埃博拉河提供水源。埃博拉病毒的名字就来源于这条河，它是刚果河（扎伊尔河）的一条支流。1976年9月，埃博拉病毒在靠近该河上游源头的五十五个村庄里同时爆发。它似乎从天而降，感染每十个人便会杀死其中的九个。
不幸的是，那时也是扎伊尔（后来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祸”泛滥时期，总统蒙博托长达三十二年的独裁统治刚好进行了一半。他以一半是神、一半是酋长的身份统治他的国家，是非洲现代史上最残忍的三大暴君之一。社会财富的大半被独裁者及其亲信侵吞了，国家陷入灾难，民众苦不堪言。病毒肆虐时期，蒙博托封锁疫情消息，还命令军队用路障封锁本巴地带，开枪射击试图逃出的人。
普莱斯顿的《高危地带》写到了一件事情。前来调查和救援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生，面对的是极其腐败的官僚体制。“小组里一位比利时医生知道怎样处理这种情形。他摆出一副夸张的姿势，把一个黑色的航空飞行员的包裹拿到桌子上。然后他把包裹倒过来，几叠钞票掉了出来，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山，让众人眼前一亮。”接下来，“这名长官捧起钞票，发誓他会通力合作，连同在他的管辖之下的政府的全部的广大资源——他还借给他们两辆路虎越野车。”
这个场景我很熟悉，甚至像我的亲历和目睹。我想起来，我在另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读到了同一个场景。那部书的名字就叫《埃博拉》，它写到的事情，比《高危地带》更加恐怖。
《埃博拉》的作者是克洛斯博士。他在扎伊尔从事医疗工作十六年，还在１９７６年指导了赶来救援的国际医疗小组。他通过亲历，见证了这场病毒狂暴的肆虐以及惨剧中的人性面貌。
我在那部书中读到，扎伊尔政府像大部分独裁专制政府一样，对外封锁疫情消息，阻止国际救援。
疫情的消息，是教会医院很不容易才传播到国外的。
那所教会医院，是整个疫区唯一的医院，建于扎伊尔属于比利时殖民地的时期，是几幢低矮的粉白色建筑物，有水泥砌成的墙壁与波浪形的锡制屋顶。后来，扎伊尔人独立，比利时人撤走，教会神职人员和医生护士留下来，用募集到的资金尽力为扎伊尔人治病。
埃博拉病毒在医院附近的村庄爆发。它杀害了最初的感染者，然后转移杀死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医生护士。我的心怦怦跳着，感受着书中描述的悲壮与崇高：教会医院里，很多医生死了，但活下来的人继续抗争，一步也不退缩。他们和她们，医生和护士，在孤独无助的绝境里拼死作战。
我看到这部书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正在一家电视台工作，制作那些能被官方意识形态允许播出的节目。我忽然发觉，比起非洲丛林里的那些医生护士，我的工作失去了意义，仅仅是维持温饱的一种方式，并且我的年龄大了，重新学一门医疗知识，当一名救人于苦难之中的医生，已经来不及了。
这让我难受了很长时间。
我无法理解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埃博拉为什么退回丛林深处，为什么与人类休战二十年之久？而这二十年里，人类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应对它再度肆虐的准备。
我在阅读中看到一些相似的事情。非洲丛林的艾滋病毒也与人类休战了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同样没有做好准备。
阅读不是一件坏事。我起码了解到，无论饥荒还是疾病，都与“人祸”息息相关。用比喻来说，不好的社会思想、不好的社会管理是一种更厉害的病毒，蔓延在人类之间。在那种病毒侵袭中生活的人们，百般痛苦，千般无奈。
阅读还让人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读了《埃博拉》之后，我看现实的目光也像在看历史，比如，接下来不久SARS病毒从中国开始向有华人的地区扩散，起初官员与媒体都想遮掩它的存在。这让很多人不理解，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在我读过的书中，那些事情早已发生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