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云雷：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青年文艺论坛”自2011年6月开始，每月一期，迄今已举办43期，在文艺界与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论坛主要关注当代文艺的前沿与热点问题，每期围绕一个重要话题展开，参加者以青年学者、批评家为主，以新锐的思想碰撞出耀眼的火花。“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主要关注移动互联网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移动互联网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已经对中国人的生活、交往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介入了当代文化的“生产—传播—接受”等各个环节，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在可预料的将来，移动互联网将会以一种新的视野重新构造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我们希望这一话题能引起各方关注。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
主持人：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时间：2014年4月17日（周四）14∶30—18∶00
地点：中国艺术研究院334会议室
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孙佳山：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移动互联网开始进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中，深刻地改变了工作和生活的形态。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数据统计，说目前传统行业的互联网渗透率在10%左右，而且还会继续增长，增长范围大概在50%左右。这意味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可能是下一波产业革命的前奏。
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之前佳山塞给我一本书，让我主要围绕邱林川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来展开讨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信息技术对于所谓中下阶层，特别是新工人生活的影响，进而展望了信息技术对于形塑新的工人阶级的可能性。
首先是现代科技与底层人民，或者像书里所说的中下层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现代科技在我们的想象中，总是和某些专业性特别强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它通过将自身与一系列体制性的东西，例如科研人员、高校、研究机构、跨国公司、现代化厂房以及昂贵的电子设备捆绑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某种高高在上的事物，与底层人民的关联是非常稀薄的。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有意识地拉大科技和民众之间的距离以维持较高的利润。举一个小例子，就是目前在网络上热播的美剧《生活大爆炸》。在我看来，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引人发笑，一个很重要的笑点就是科研人员操持的那种神神怪怪的科技术语，与他们特别平庸的生活诉求之间的距离。正因为普遍的日常生活和专业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所以才产生出反讽效果。但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里讨论所谓“双元革命”时提到一个观点：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时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全是普通工人。他们的科技创新是在一线生产的过程中自发的尝试，恰恰是普通工人的创新引发了整个工业革命，从而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回到邱林川的著作，这本书给我的一点启发是，他尝试去重新思考科技与底层人民之间的关系，有意识地弥合现代科技和普通人生活之间的鸿沟。或者说，他反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下，以追求高额利润为出发点的科技创新模式，希望能根据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生活需要，重新塑造科技发展模式。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中，邱林川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山寨手机”问题。一般说来，“山寨手机”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是一些价格低廉、模仿抄袭、缺乏创新、侵犯知识产权、做工粗糙以及质量堪忧的产品。而且前几年，中国主流媒体站在跨国公司的立场上，在道德高位上质疑“山寨手机”，进一步抹黑了“山寨手机”在普通人心中的印象。这也使得像我这样对科技产品不是很敏感的人，在实际接触“山寨手机”之前就会对它产生抵触心理。不过在邱林川的著作中，他指出“山寨手机”之所以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真正满足中下阶层劳动者的实际需要。而且“山寨手机”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有抄袭模拟，毫无创新之处。例如双卡双待功能，对于远离家乡打工的底层民众来说，使用多个手机号码是特别常见的需求。而“山寨手机”最先创造出的双卡双待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非常流行。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内，双卡双待手机都销售火爆，以至于跨国大公司要向“山寨厂商”学习这种技术。
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双卡双待功能并不复杂。普通人同时使用两个手机号的需求也会长期存在。但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双卡双待这类技术创新并不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他们更愿意多卖出几部手机，而不是生产能同时使用两个手机号码的双卡双待手机。邱林川的著作通过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科技在当代社会被跨国公司垄断后，其更新换代逐渐脱离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初目的，渐渐成了资本牟取高额利润的工具。正像邱林川在著作中指出的，诸如“小灵通”这样的通讯手段，从技术层面看并不先进、复杂，完全可以实现清晰通话、收发短信等功能，只是因为无法像3G技术那样能让运营商获取高额利润，才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有时候科技创新并不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而是变成了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对人民的绑架。普通人，特别是身处社会中下阶层的劳动者其实并不需要太先进的技术，能以低廉的价格满足实际需求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但像“小灵通”这样受群众欢迎的技术，在追求商业利润的时代只能被强行淘汰。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在科技进步这个问题上，不一定非要跟随跨国公司的脚步，选择更适合中国普通人需要的技术，可能才是更重要的。邱林川这本书恰恰提醒我们，必须跳出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来重新理解科技进步的意义。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松睿说的这本书，孙佳山也塞给我一本（笑），刚开始也挺不以为然的。但是前两天看了之后，发觉这是一本相当好的书，有资料、有观点、有理论，还有情感，很鲜明的左翼立场。作者有一个很大的诉求，要通过网络社会的技术手段，寻找一种新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看这本书很有启发，其中之一是邱林川讲到，他在美国读书时去做调研，之前一个黑人中产阶级的居住区，自从美国通用汽车搬迁到墨西哥之后，整个社区都衰落了，贫富差距非常明显，数字鸿沟也非常明显。他带着“数字鸿沟”这个概念回到中国，特别是在珠三角做研究时，发现这个概念在中国完全不适用，这就是刚才松睿提到的那个概念——信息中下阶层，邱林川自创了这么个概念。他说，中国有大量这样的人群，从下岗工人到学生到打工仔、打工妹，他们都在使用各种很廉价的智能手机，以特有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中国的信息社会当中去。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到2013年12月，官方统计中国网民是6.18亿，占总人口的45%。印度在2013年10月网民刚刚过2亿，印度现在人口已经超过12亿，总人口数跟中国差不多，但网民数量相差很大，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印度是软件大国这个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的网民比例和中国的财富结构其实不太匹配，贫富分化，财富的分配结构与信息的分享结构不匹配，信息结构要扁平化得多。我觉得，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内部的张力，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信息的拥有量和财富的拥有量之间的不对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周轶（美国加州大学）：记得我当时在美国第一个学期选的一门课是理论课，第一节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有一本我们要看的书是《帝国》。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帝国》这本书，是尼格里和哈特写的，讲的是全球信息化以后，一定会产生新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概念跟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不一样，因为这是信息化时代的无产阶级，他们能进入信息产业，拥有信息技术。也就是说，从劳工这块来讲，中下阶层一定也是进入信息科技体系的，只是价值产出不同。尼格里和哈特的意思是，以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其联合起来的方式都是竖向联合，大家都没有生产工具，所以能产生阶级认同感，知道谁压迫了你和你该去反抗谁，这是竖向的。而现在都是横向的联合方式，就是说无产阶级可能是在印度的客服中心的人，也可能是在中国使用山寨手机的农民工。他们可能在对抗本国的阶级压迫时，有着不一样的出发点和不一样的感受，但是只要当他们进入新媒体，了解了对劳工的不同剥削体系后，他们都会有共同的感觉，就可能会进行横向联合。我记得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个好难想象，这是另一种乌托邦，但是我现在觉得其实挺有道理的。
盖琪（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我前段时间刚好读了一本书，叫做《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我们最近一直在讲，随着“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些新生代步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区间，我们的主流文化（包括很多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其实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巨大变化。当然，我们可以用“个体化”或者“个人主义”等词汇来界定新生代的价值倾向，但是很多情况下，我觉得，这种界定的内涵，其实已经溢出了既有框架——它不仅是个人更专注于自我，比如更喜欢自我的兴趣或空间那么简单，而是已经指向了整个社会层面的重构。刚才周轶讲的例子，就展示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人和人之间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重建相互关系的问题。而书里也谈到在当前社会流动性更强、生活碎片感更强的环境下，文学艺术应该关注的点其实已经不再是传统文艺的那些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更多地去关注当前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些作品，就会发现，相较于传统媒体上的作品，互联网文艺在核心价值观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在修辞层面，而是在审美趣味、叙事方法和情感交互模式等层面上发生了整体变迁。比如说，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英剧《神探夏洛特》，美剧《纸牌屋》、《生活大爆炸》，以及国产网络自制剧《屌丝男士》、《万万没想到》等，这些作品的关注点——那种价值趣味、文本与粉丝群之间的联系方式——都和传统影视剧非常不一样。这其中也许有个体化的倾向，也许有跨地方化甚至是无地方化的倾向，也许还有“亚消费化”的倾向。这里的“亚消费化”是指，互联网文艺会把更多、更细的亚文化趣味转化为促进消费的动力。我们过去的受众定位更多是大众，而随着微博、微信这些社交平台的建立，受众定位有条件精准到更小规模的团体。总之，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和个体之间实现了一种高度一体化，能更加具体化到每一个点上，所以文艺作品的建构方式、传播方式确实都应该而且正在发生变革。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盖琪老师刚才提到的那本《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我特别感兴趣，谈到互联网时代的小众分层及其文化形态，我想英剧、美剧还算是大众传媒，网络文学的分类则越来越细，每个细门类都是一个情感共同体。
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信息无限开放，另一方面又极度“圈子化”，因为我们只跟志趣相投的人来往。就像我坐在这里开会，如果跟大家谈得来我就在场，如果跟大家谈不来我就看手机。在互联网时代，人类重新“部落”化，不再隶属于原来的家庭、单位、村落、社区，而是依据性向（而非性别）、兴趣、品味等被重新“部落”化，一家三口很可能属于三个“部落”。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网络时代的共同体重建是一个特别大的文化命题。
另外，“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这个题目非常好，下面我们需要研究的恰恰就是媒介革命的发生，对人们生活形态的改变。具体到我所做的网络文学研究，就是要落实到文学形式的改变。比如，我们昨天正在讨论“豆瓣阅读”组织的“中篇小说大赛”，在讨论中我就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发。以前我关注豆瓣阅读，是关注网络时代“纯文学网络移民”的可能，因为它基本上继承了文学期刊的风格，现在又努力振兴中篇小说，很可能为原有的传统文学期刊，比如《当代》，探索一条网络化的路径。
石一枫（《当代》杂志社）：《当代》已经上网了，但是技术水平比较低。
邵燕君：所以说“纯文学的网络移民”不是媒介问题，而是整个机制和观念的变化，包括读者群、作者群文化形态的不同。我最近撞出的一个新火花是，突然觉得我原来的想法可能在方向上是错的，还是太精英本质主义了。
我原来的关注点是，豆瓣阅读这样的园地能不能重新吸纳、整合传统的写作资源和写作力量。我们原来的期刊作家能不能进入这个领域来创作，抱着一个“移民”的概念，其中不乏“殖民”的诉求。真正进入对大赛作品的阅读后，感受却不一样。首先，“非虚构”的作品比“虚构”的作品好看很多，然后在讨论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总在谈“直播帖”。我就突然想，中篇、短篇小说除了艺术性以外，一直有一个以文学的形式迅捷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在网络文学中的最好体现未必是网络中短篇，说不定是更加网络原生的“直播帖”。
“直播帖”可能和《官场现形记》等文学有共通之处，比如都是源自人类最古老的口口相传的文学传统，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媒介时代。我现在觉得，哺育我们成长的印刷文明其实不过四五百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可能只是一个特殊的时段。印刷术解决了远距离传输问题，但却必须把口、眼、鼻、舌、耳的整体感受压缩转译成文字，再由阅读者解码还原。网络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人的整体感观功能和及时互动功能，确实是把“村子”扩展为“地球村”。如此说来，印刷时代倒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代。作者孤独地写作，读者孤独地阅读，编码、解码需要特殊的训练，那些通感、想象，那些精湛的文字艺术，或许像是残疾者的特长，在一个不必闭目塞听的时代，只能成为博物馆艺术。这种说法可能极端一点，但我们必须跳出印刷文明对我们整体文化形态乃至认识结构、审美结构、情感结构的限定来思考问题；印刷时代的艺术形式并非文明的本体形式，倒可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迫不得已的选择。
周轶：国族想象是一个虚拟社区的想象，而现在“部落化”的网络其实也还是一个虚拟的国族想象，只不过这个国族身份认同可能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杭州人”，在概念上不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比如说，女性通过读女性向的文学，对自己是女性有了一定认知；同性恋通过阅读耽美类的网络文学，对自己是同性恋有了相应的体认。文学跟个体、跟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与之前类似，但是时间差上有差别。以前你发一个连载的文章，要等好久才会收到读者来信，然后你再写下一篇，比如狄更斯就是这样。但是现在你只要发一个帖，下一分钟一刷就知道下面人跟的是什么，你可以马上构思下一篇怎么写。我觉得时间差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实质上，这种媒体造成的族群想象跟以前是类似的。
郑以然（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在Web1.0的时代，大众主要是从网络上接受获取信息。而到了web2.0时代，每个人都主动生产信息，成为生产者，网上这种直播帖的特征就是在创作的同时，吸纳无数受众参与。美剧制作其实也一样，除了像《纸牌屋》这种全部制作完并一次性播出的少数案例，其他美剧其实都处于观众意见的强大影响之下，据观众反馈，编剧会持续撰写和修改剧本，播出反响不好可能就直接切掉了。这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受众的作用，可以说也是对web2.0时代特征的一种反映。
郭松民（《国企》杂志社）：在互联网时代，虽然信息流动很充分，但是人反而更容易被误导。互联网可以很容易控制信息，不利的信息给你屏蔽掉，有利的信息被放在一个非常显著的位置。
信息时代表面看起来是更透明的社会，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混沌，会出现更多的秘密。比方像我们现在开会，从逻辑上说我现在发一张照片传到微博上，全世界都可以在同一时间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开会，但实际上人们看到的只是我想让他们看到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秘密，生活变得更复杂，不是变得更透明，而是变得更不透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还有一个现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形式大于内容，就是你表达的渠道太多了。微博的潜能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就出现了微信。现在不断有人向我推销各种客户端，可是你有那么多思想去表达吗？我就有一个新浪微博，其他我都没有，这个已经有点让我疲于奔命了。但据我所知，有些人有微博，有自己的网络电视台，还有各种客户端，还有微信，有这么多东西，其实他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被稀释掉了，实际上是形式大于内容，有大量的垃圾信息在里面。
石一枫：实际上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之间的鸿沟是非常巨大的，说一个最简单的，以前我们是对着电脑，对着台式机，现在我们是对着手机。这个变化究竟在哪呢？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就是说，互联网时代，所有生活变化、商业变化或者人的思维变化已经存在了，但这个存在并不是固定的：我坐在电脑前是一套思维，离开电脑没法上网了，这套思维就失效了。但移动互联网是什么？手机让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这个状态里。这个量变可能对于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变化。
孙佳山：现在公交车、出租车都可以有Wifi了。
石一枫：对，据说国航飞机上也快有了。但是除了变化，我还想说一些恒定不变的东西。我们人类有历史以来，或者进入文明史以后，有一些恒定不变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好像觉得自媒体发达了，可以通过自媒体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这个背后运行的逻辑，恐怕还是资本说了算。我特别同意刚才邵老师的说法。《帝国》里面最后一句话，是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是他们会发现自己为之战斗的东西会在某一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它实际上是在幻想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按照邵老师刚才说的，普通人是不可能联合起来的，反而会越打越碎。这可能是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趋势，工人阶级并没有实现天下大同。但是你会发现，普通人没有实现天下大同，人家资本家早就实现了。中国钱、美国钱串来串去的，那个阿里巴巴，雅虎在早年间给了它钱，它用美国的钱才搞大的，国外资本和中国资本早就串起来了。资本的逻辑没有变化。再举个例子，一个女孩最喜欢耽美小说，不是耽美爱好者的男同学就不跟你聊，不跟你谈恋爱。这没问题，但是等到她结婚的时候还能凭兴趣决定吗？恐怕还是得尽可能在有钱的主儿里挑个比较厚道的，耽美不耽美无所谓。还是一些古老的逻辑在起决定性作用，所以不必特别夸大移动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
邵燕君：就是说还得讲政治经济学是吗？
石一枫：对，决定这个世界运行的逻辑，仍然是钱说了算，权力说了算。这种逻辑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走向了。全世界无产者都能在网上互相看到的时候，他们要做的并不一定是联合起来。现在谷歌眼镜都快推出了，但是这种技术的变化对社会的逻辑可能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反正我是这种感觉。
现在的情况是，资本特别愿意看到这样的现实，一天二十四小时，过去只能霸占八小时的工作时间，现在还要霸占你谈恋爱、睡觉的时间，你上班给我干活，下班给我购买。我觉得越来越悲观了。
孙佳山：刚才一枫说得很深刻，现在以互联网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的生产力转化，正重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形态。微信、打车软件、互联网金融，它们之所以能迅速爆红，正是由于它们开掘出了传统商业模式之外的不可见的、以青年为代表的无数微茫个体。这种由移动互联网所开启的全新商业模式——O2O模式，即Online to Offline，将线下的生产、消费与移动互联网结合起来，成为了眼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年代里商业模式更新的先锋派。
祝东力：移动互联网的新技术，究竟带来的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现在没法判断，时间太短，移动互联网不过几年时间。如果从近代以来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历史影响看，其实我还是信奉马克思主义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很多人都反对这个命题，所以要补充的是：生产力最内核的东西是物质技术，以及这种技术所要求的生产者相应的素质，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生产力的要素。同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决定说的是两三百年，是长时段的历史，而不是说今年出现新技术，明年、后年社会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1784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当时这个技术革新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谁也看不出来；但是因为这个新技术，产业升级之后造就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个发明，后来的巴黎公社无法想象，苏联也无法想象。所以，关于移动互联网，应该重视这个技术革新的含义、产业升级的含义，只是时间上应该放长一些，比如说几十年甚至更长，看它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根本性的影响，而现在下判断还太早。
互联网技术放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看，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影响辐射面非常广，可以比拟为蒸汽机的发明。
盖琪：我觉得还是一个信息和人之间更加高度一体化的表征。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不是曾说，现代性有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吗？经济、政治、军事还有媒介传播，那么我觉得可能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就是把媒介传播这个维度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大幅度地提升了。
林品（北京大学中文系）：是，我看的哈特和尼格里所说的multitude，并不是石一枫师兄刚才说的那个经典意义上的无产者。他们提出multitude，就是要与两个经典的政治学概念相区别。一个是“人民”，“人民”这个概念在世俗实践中，往往被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规则牵制住了；第二个概念就是“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这个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概念。首先，两个传统概念有着过强的经济学决定论倾向和排他性，而且，现在整个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劳工和资本的全球流动，消解了以前那种形成阶级对抗的基础；另一方面，像移动互联网这种媒介，它使得全球流动的劳工有着某种结合的可能性。还有一点，multitude这个政治学概念所指认的那种可能的政治主体，并不仅仅是从事第二产业或传统制造业的那种“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大家的生产、工作、职业、生活方式，是跟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息息相关的，形成了很多新的大规模的职业人群，比如说白领职业者，或者是和金融业、虚拟经济及互联网经济、信息产业相关的各种职业人群。而multitude之所以叫multitude，虽然也是关于“多数人”的建构，但其众多性，并不仰赖任何的普遍性和同一性，而是生成于德勒兹意义上的特异性和多样性，它是由特异而多样的个体有机聚合成的多数人。而这种multitude也只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才有可能出现，这是因为全球流动的劳工，需要移动互联网来联合。而且，全球流动、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还包括从事各种非物质性劳动的劳工，他们都可能是经济上的受压迫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几起政治事件，从“阿拉伯之春”，到受其影响而在欧洲出现的那些民众抗议，再到“占领华尔街”事件；在“占领华尔街”之后，又引发全球性的“占领”运动。“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的共通点是，首先，其参与者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为主。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互联网络联合，线上的联合和线下的行动高度同步、相互呼应，这是2011年出现的全球性抗议潮流的一个新特征，也是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有像facebook、twitter、youtube这样的社交媒体，这样的互联网2.0时代的新媒体，才有可能出现的政治现象，这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的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占领华尔街”在美国发生后，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都出现了相关的公共帐号，这些公共帐号提出“为改变全球而集合”，United for Global Change，激发了全球82个国家的民众在951座城市发起示威。所以，它并不是没有一种全球联合的可能。当然，最后“占领华尔街”还是被强制清场了，被国家机器暴力地阻止了，但它至少标识了一种民主的新可能，而移动互联网时代才刚刚到来。
石一枫：你刚才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通过互联网联合起来，但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丁玲和冯雪峰他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他们也通过当时的先进媒体联合了起来，你能说这和现在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林品：最大的区别是数量上的区别。
邵燕君：我插一句，我觉得一枫强调的一点很好，他说我们这个题目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他强调移动，谈移动互联网才更切题。但是，后来他反而引向了一个跟互联网没有什么关系的讨论，互联网时代咱们是在电脑前工作的人，咱们其实随时可以挂在网上。
石一枫：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
邵燕君：没有大的区别，因为我本来就在电脑前工作。最大的变化不是出现在我们这儿，而是出现在那些不用电脑、只用手机的人群。实际上移动互联网时代改变的不仅是一个用户时间的问题，而是人群结构的改变，它囊括了一个广大的群体，尤其是那些山寨手机的用户。
技术革新必然有这样一个更普及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更民主化，这个过程对文化形态有直接的影响。比如网络文学，去年我们跟“红袖”老总聊天，他就说，因为移动这边的盈利已经高于网站，所以现在如果有什么新点子是关于网站的他没多大兴趣，但如果是针对移动的，就非常有兴趣。由于手机用户相对来讲低年龄、低阶层，他们的品位一定会影响那个文学形态。
祝东力：刚才邵老师跟一枫都反复提到印刷时代这么一个概念，而且邵老师讲这个印刷时代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几百年时间，之前的时代和之后的时代可能时间会更长。这是很有启发的一个说法。之前我也关注过印刷术的问题，印刷术不是一项孤立的技术，印刷术背后依托的是一个市民社会，居住相对集中，而这意味着早期的城市化，不管是十五世纪的欧洲还是公元1000年的北宋时期，都是这样，而城市化背后是工商业的发达。北宋时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政府的工商税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税收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在日常生活中的比例和作用都刷新了以往的记录；而这背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大规模开发江南，新增的粮食能够养活更多人脱离农业生产，这样就支撑了刚才说的工商业，工商业又支撑了城市化，城市化支撑了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产生了大规模的文化需求，于是印刷术就诞生了。跟印刷术对应的文学体裁不再是唐诗，是话本、小说，因为市民阶层只是粗通文墨，品味肯定不像文人、士大夫那样高。王国维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其实从审美趣味讲，这也是一个从高雅到低俗的趋势。那么，互联网时代或移动互联网时代，就像印刷术有这么一系列对应物一样，也一定会有它的一系列对应物，包括文艺体裁、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等。只是时间太短，需要进一步在长时段中来观察。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周轶刚才提到，科技不能完全把握情感，但反过来，身体、情感能否对抗科技，同样也是一个问题。美学界有个倾向，就是强调科技对人的感性的剥夺，强调人文和科学理性的对立；但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用身体和情感这种“内心的反抗”方式能否对抗科技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刚才讲到同性恋的例子，由此我想到，在互联网时代，之所以文化生态显得多样化了，一个原因是技术的发展，为此前一些被压抑或者边缘化的群体提供了突破的机会。他们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组织，而且，被压抑的边缘文化一旦释放出来，冲击性会特别强。
林品：身体和高科技的关系，不一定就是身体只会被高科技所奴役或者控制。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人和机器的融合，像“赛博格”这个概念，唐娜·哈拉维，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写了《赛博格宣言》，认为机器、高新科技，乃至于使人和机器能够融合的那种“赛博格”技术，可能会使——因为她是女性主义者，所以主要从女性立场上讲——女性的身体突破既有权力关系中的劣势，而且可能生出各种各样的身体，就是说，我们可以更为自由地选择我们的身体。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下的科技情况，需要跟其他很多因素结合起来，比如说改变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接受赛博格技术创造的优惠。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像赛博格这样的高精尖医疗技术，仅仅是世界上那1%的富有者才能享有，那种技术使他们能从肉体凡躯的人，变为有超人力量的真正意义上的“后人类”、“超人类”，使他们能从脑力到身体机能的各方面更加优越，更加不可撼动地统治人类，这也是有可能的。
陈国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我想提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就是网络传播的公共性和私人性问题。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较少，而恰恰在这里最容易出问题。比如2013年吴虹飞那个案子，她开玩笑似地发了条微博，扬言要去炸建委，结果受到行政处罚。还有2011年汕头市中医院的案例：一个值班护士半夜发了条微博，抱怨说，这大冷的天我暖一个被窝多不容易啊，病人你一定要坚持到我下班以后再死啊。后来，这事引起很大的舆论反响。两个事件凸显的问题是，微博作为一种自媒体，到底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我们讨论网络传播，经常会使用公共领域理论，而不管是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他们的理论都建立在对公共和私人的清晰分界之上。那么，这两个事件凸显的问题就是，在研究网络空间时，经典的公共领域理论已经不适用了，因为网络空间既具有公共性又具有私人性，或者说既不完全是公共性的，又不完全是私人性的。这两个事件中的主人公之所以会麻烦上身，就在于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她们发微博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私人空间。如果她们的这两句抱怨出现在朋友的私人聊天中，那就无伤大雅；在公共空间中呈现出来，麻烦就来了。由此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在网上的发言可以被所有人看到，就此来说，网络空间具有一种公共性；另一方面，人们在网络空间中讨论的又不都是哈贝马斯说的“普遍问题”，很多都是私人情感和体验的表达，不完全是公共性的，不能用公共讨论的标准来要求所有网络发言。吴虹飞被抓后，她自己解释说：其实我的微博粉丝数量很小，只有十几万，而且很多是僵尸粉，由此认为自己的微博并不具有公共性。在她看来，判断一个媒体是不是具有公共性的标准就是粉丝数量，显然这是不合适的。但是，包括官方在内，很多人在面对网络传播的公共性和私人性问题时，都体现出了同样的逻辑。比如去年官方曾出台了一个规定，一条诽谤信息被转发超过500次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这个500次的标准是怎么来的，显然同样经不起推敲。
今天，社交媒介私人性的一面越来越凸显，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可以明显看出从公共性向私人性的转变。与此相伴随的是，网络交往越来越呈现一种实名化趋势。刚才几位老师也谈到，很多人在博客或微博上发言可能没有听众，因此就没有互动感，而微信却不同，不管什么人，只要他在朋友圈里发一条信息，都可以得到有效、及时的互动。最初的网络交往基本都是匿名的，大家对它感兴趣也是因为能给人带来一种陌生化的交往体验。QQ刚出现时，大家都觉得和越遥远的人交朋友感觉越刺激，和差别越大的人交朋友感觉越新鲜，所以最开始大家都在虚拟空间中，在匿名环境中乐此不疲。但是后来新鲜感过后，人们就倾向于实名交往，把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带入网络空间，这与我们当前社会中的自恋主义文化不无关系。拉斯奇的《自恋主义文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了中译本，但当时并没有很多人注意，最近又重版后，立即就引起很多讨论，我觉得这也和当前社会的自恋化倾向有关系。所谓自恋主义，很多时候并不是自我欣赏，而是指对自我的过分关注，这种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我身份的焦虑带来的。有两条评论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人尖刻地说：自媒体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当一个人得知自己得癌症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该怎么办，而是要把这条消息发到推特上去。还有条评论是：现代人感觉自己说的每句话都那么动听，以至于值得和全世界分享。这里凸显的社会症候都是自恋主义以及对个人身份的焦虑。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讨论比较多的网络谣言问题。很多人都认为，网络谣言之所以大量出现是因为当前社会公共事务不透明，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下降等，这都是从社会的角度去找原因，没有注意到传播媒介的影响。在我看来，网络传播既具有公共性又具有私人性的特点，也是网络谣言大量出现的原因。因为人们在网络发言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公共空间发言，所以不那么审慎，不那么谨言慎行；但是，他们说的话一旦发布出去，就会产生公共空间的传播效果，这也应该是网络谣言大量出现的一个原因。
林品：之所以会造成这个变化，是因为媒介的变化。这个媒介，并不是说从“前互联网”到“互联网”，而是从“互联网1.0”到“互联网2.0”。“互联网1.0”，我们先不说那些依然在做着大众传播的网络媒体，当时普通网民所使用的，也只是即时聊天工具那样的媒介。而现在大家用的，叫“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这个名字、命名，本身就意味着是有社会性的。但是，它同时又是我们私人使用的媒介，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混淆了那些概念。它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一开始，我们都说“线上”跟“线下”的生活是不同的，但是，现在“线上”、“线下”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当然，这也和新一代媒介使用者有关，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数码媒介的环境中，拥有智能手机、移动平台，从青少年时期起就频繁接受数码媒介。这一代人，每人都手持一把“黑镜子”，而他们的文化可能就是一个断裂性的文化、新生代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得关于“隐私”的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然，“实名制”本身也是政府想要推行的一种政策。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刚才听印刷术这个问题，最近在看日本学者写的中国史，其中提到宋代印刷术用了很大篇幅。印刷术的发明不只影响文学，其实对整个文明史也有很大影响，包括现在用的宋体字，就跟宋朝印刷术的普及有关系；包括朱子学的流行，构造了一千多年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日常生活，也跟印刷术有着密切关系。今天讨论移动互联网对生活的影响，我想这影响只是一个开始，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大更深的影响，现在还不可能预测到会有什么变化。当然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不会变的，但是新技术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整个文明与我们的生活形态，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可能会有超出我们想象的更深远的影响。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现在新技术日新月异，更新换代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不过十几年，在将来，也会有新的技术与交往方式取代移动互联网，这跟印刷时代数百年不变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样日新月异的时代，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主体的“人”越来越碎片化、扁平化和瞬息化了，二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脆弱、偶然，更具流动性，而且不同代际之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困难，这些问题，可能都会对将来人类的交往造成影响。
另一点，大家都谈到移动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我想谈一谈它对个体或主体的影响。比如以我个人为例子，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微信上发奥体森林公园的照片——就是我穿越森林公园，每去一次就发一组。没有微信之前我是不会发照片的，我觉得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便利；另一方面，这种便利反过来确实对作为主体的个人产生了一定影响，构造了一种新的自我的某个部分。比如说在这之前我虽然去森林公园，但不会专注于那里的风景、花草、动物，不会将这些呈现为客体化的对象，也不会关注摄影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因为自己拍摄和发照片，就开始关注这些以前不太注意的领域，最近我在看摄影方面的理论，很有意思，比如摄影会讲“决定性的瞬间”，什么是决定性的瞬间？在我的理解中，决定性的瞬间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点上主体和客体相遇，时间和空间相遇，物质世界与艺术世界相遇。主体通过摄像机及其凝视将客体对象化并将其定格，时间通过在特定空间的呈现而从瞬间达至永恒，物质世界通过“艺术赋形”——通过构图、角度、光影、色彩等艺术方法而被赋予形式，而升华至艺术世界。这三个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当按下快门时，主体与客体融合，时间与空间交汇，物质世界转化为艺术世界，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瞬间。当然要把握“决定性瞬间”并非易事，需要灵感、技巧、经验与机遇。这是一个比较理论化的表达，但也让我从新的角度思考艺术理论。
我觉得其实新媒体是有对主体某个方面的新构造，拿我作为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没有博客之前我并不写诗，再后来新浪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开了博客，后来我就在博客上写了一些诗，所以我会开玩笑说我是“互联网博客时代的诗人”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摄影家”。这当然都是虚幻性的夸张，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是诗人和摄影家，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技术、新的传播方式，也不会有这种兴趣的发展。我们读文学史都熟悉，如果没有当时新的报刊这种媒介的传播，也不会有鲁迅的小说，这样一个新的媒介确实可能对整个文学、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像印刷术的例子，可能在古代一个新的发明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现在更新的东西出现的节奏会加快，生活也更加碎片化与偶然。
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这样新构造的、被别人构造出来的这个形象，跟我一直以来的主体是一种什么关系？这对我构成一个困惑，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补充，有一个发展，就是说它将你潜存的某个方面给激发出来，但是也可能会造成别人对你某一方面的印象。这就涉及刚才讨论比较多的资本、权力与情感的关系，技术是受资本和权力控制的，但是在资本和权力控制的范围内，我们怎样以自己的情感或者主体的丰富性来对抗资本和权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一方面，技术提供对抗的可能性，不管是社会层面的，还是个人层面的，都可以生长出对抗资本和权力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对自然、对美的热爱，就会对资本和权力构成一个对抗性的关系。
祝东力：刚才松民你一直强调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本身也是有等级的。但是我觉得问题应该这样看，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都是这个金字塔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现在可以做一个比较，互联网领域和其他更大的社会领域之间，是互联网更不平等、等级更森严，还是之外的那个更大的社会领域更不平等、等级更森严？我觉得结果还是比较清楚的，互联网还是相对扁平化一些。
秦兰珺（中国文联信息中心）：我想从互联网发展史的角度补充一点。互联网诞生的时候我记得叫“apanet”。那时候美苏冷战，美国怕苏联把他们的通信系统都炸了，于是就搞了这个叫“apanet”的玩意儿，它有多个中心，毁了一个，还有另外的中心顶着呢。我记得卡斯戴尔斯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中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这简直就是毛主席的游击战嘛。后来，这个在美国军方的赞助下搞起来的网络，转到了民用领域。它的发展跟美国硅谷、跟斯坦福大学、跟各种研究机构密切相关。最初的技术和应用革新者都是些“极客”和工科书呆子，他们深受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文化的氛围影响，自由解放，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在apanet之后，这些极客搞出的各种算法和各种网络，都是直接在圈子里共建、共享的，大家都认为版权和商业机密阻碍了技术发展。其中的典型，就是今天还在使用的Linux。无论是游击战，还是共建、共享——即使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发达的控制技术——互联网的这些基因今天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继承下来了。虽然，我不得不承认，信息技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重新调整自身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成长起来的，技术本身不可避免地被今天最主流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捕获和利用，但技术有它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与资本一直在纠缠，但并没有被强行合一。我同意刚才祝老师的意见，技术还在发展之中，到底是被资本捕获，还是给我们带来另一种可能性，现在下判断还太早，拉锯战还在进行中，看我们怎么做了。
孙佳山：确实当年的互联网精神已经面目全非了，比如Linux系统当年和Windows系统是一个水平的，而Linux一直是免费的。现在XP系统退役其实给中国厂商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看看有没有人有战略眼光，抓住重构操作系统生态格局的机会。
秦兰珺：所以说在博弈斗争，到底是开放共享还是私有化。
孙佳山：移动互联网作为革命性的事物，在文化形态上引发的蝴蝶效应，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我们论坛今后还会以不同形式持续关注和讨论。
（根据速记整理，经过本人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