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期  
      民间叙事
自传与公传:一九七八(四)
董学仁

 

黑色恐怖与红色恐怖

 

搬了一块石头,坐在土墙面前。

我要学古代先贤面壁沉思,想我平时想不到的事情。可是我不能确定,那些几个月或者几年都朝着一面墙壁静坐的导师们,是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是坐在地上还是石头上面,思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坐了一会儿,我的心静下来了。接着我头上的树荫被太阳移走,有日光直接照射过来,这样的话,我只好随遇而安,闭上眼睛。我知道下一次应该找一棵很大的菩提树,但是现在一个问题还没有想到呢,也不能马上离开。

闭上眼睛,我看见一片红色,在我的眼睑上涂抹。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它像红色的旗帜,在风中挥舞,变幻着形状。

接下来想到的是它像红色的潮水,起伏不定,变幻着形状。

第三个想到的是一尾红色的鱼,在鱼缸里游动,一根木棍抡起来,砸下去,一缸水变成碎片,红色的鱼在碎片里一下一下扑腾。

砸破鱼缸的人是我。砸破鱼缸的时间是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我十一岁,读小学四年级。中学里的学生成了红卫兵,挥动红色战旗,戴着红色袖标,把学校里面的校长老师、学校外面的阶级敌人打得头破血流,一命呜呼。我们小学生还没到他们那样的年龄哪,只能当红小兵,挨家挨户去砸鱼缸,让那些资产阶级的鱼一命呜呼。

对那个鱼缸和鱼缸里的鱼来说,我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十世纪的恐怖分子,差不多超过了先前所有人类世纪的总和。

在那之前,许多世纪,战火绵延,暴力绵延,一部分是为了争夺粮食、女人、土地、金钱,一部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到了二十世纪就不一样了,一些虚无、狂妄、有毒的社会主张和政治态度,成为战火、暴力与动乱的主因。暴力屠戮的对象也变了,有时候是一个民族,有时候是一个阶级,有时候是一群普通百姓,有时候是一些毫不相干的人,有时候是一尾被贴上标签的鱼。

 

1978316日,意大利人莫罗心情很好,走出家门前,还跟妻子说了一句心情很好的话:别担心,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太阳。

他六十一岁,先后五次担任意大利总理,解决过不少政治危机,每天都是八点半乘轿车上班,四名保镖乘另一辆车紧随其后。

保镖和他都不知道,前往国会大厦的必经之路上,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有个花匠今天不能来卖花了,前一天夜里他的汽车轮胎被人刺破。几个穿着电话公司制服的人破坏了所有的电话线,割断了这一带与警局的联系。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车将会缓慢行驶,拦住他们的路。还有,极左翼恐怖组织“红色旅”精心准备了一场“宝石行动”,几十秒钟之内,保镖会被杀死,莫罗会被绑架。

红色旅的“第一号公告”已经拟好,会在两天之后交给媒体。“我们绑架了莫罗,并将把他送交人民法庭审判。”公告说,“我们要对跨国公司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攻势!我们要袭击帝国主义的那些政治、经济和军事代表人物,以粉碎这个阶级的结构和计划。”

红色旅绑架莫罗,想用莫罗这个老牌政治家,换取即将被审判的库尔乔。

库尔乔是红色旅的创建者。他读大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首先是受亚洲革命的影响,各种各样的革命理论层出不穷;有些大学教授和学生研究了中国曾经的历史经验,结果沮丧地发现,现代欧洲工业发达,军事先进,没有武力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性。

他们转过头去,看向南美洲和非洲,发现了切格瓦拉的“城市游击中心论”,即在城市里制造恐怖事件,迫使政府出手打击,或许能激起民众的武装反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1970年建立的红色旅,第一批成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多数上过大学,在大学里成为政治上的极端分子。库尔乔为红色旅拟定了宗旨:开展城市游击战,破坏国家政权。

这样一来,意大利有了两种颜色不同的恐怖:黑手党制造的黑色恐怖不择手段,目的是掠夺财富;红色旅制造的红色恐怖也是不择手段,目的是扩散政治影响,打击意大利现政府。

红色旅喜欢用枪射击政府官员的膝盖,使其再也无法站立,而不是直接杀死他们。库尔乔说,“官员的瘫痪象征着权力机构的瘫痪。”当然,他们最喜欢的还是绑架,从1973年起多次绑架政府官员和商界巨头,要挟政府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那库尔乔几次被捕,早该住在监牢里了。第一次,他们威胁法庭审判,使所有陪审人员都逃走了;第二次,杀死了法官和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审讯再次中断。1978年对库尔乔开庭审判的前一天,红色旅又绑架了莫罗。

政府不肯向恐怖分子妥协。莫罗在被绑架后的第五十五天死去。他躺在血泊中。他的胸膛里有十一颗子弹。

 

意大利红色旅是欧洲建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极左派恐怖组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意大利的左翼恐怖主义组织多达二十个,右翼恐怖主义组织有六个。

莫罗被绑架和杀害的事实,让整个意大利看到左翼恐怖主义的危险。红色旅也因此丧失了曾经的支持者。莫罗死后第一个星期,众议院就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反恐怖活动法》。

联邦德国在1970年前后,也出现了极左派恐怖组织,叫作“红军团”。“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红军团领导人说,“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他们以频繁的暗杀、纵火和抢劫等恐怖活动,使社会动荡不安。有人认为,这段历史是当代恐怖主义的史前史。

日本则出现了“赤军”,目标是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的日本人民共和国。它成立于19699月,以城市游击战为主要斗争方式,制造了一系列劫持、谋杀、袭击、爆炸等恐怖事件。

这几个极左派恐怖组织都愿意以红色命名,因为红色喻示的是危险、疯狂、血腥和恐怖。

还有一个恐怖组织叫“秘鲁光辉道路”,名字上没有红色字样,实际上属于一个叫“红旗”的派别。它崇尚暴力手段,从政府官员到无辜平民都是他们的袭击目标。秘鲁曾有70%的领导人因为光辉道路下达“辞职命令”而辞职,国家机构几乎瘫痪。

爆炸、枪击、绑架、暗杀、炸机、劫机、劫船……我看到的资料说,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80年,全世界共发生恐怖事件六千七百多起,约三千七百人丧生。

刚参加恐怖主义运动的时候,那些年轻人并非嗜杀成性,有的还怀着崇高理想,但一旦陷入暴力,尝到那种迷幻的快感、控制感、主宰感,就为暴力所掌握,人就成了非人。1980年后,世界上拍了不少关于他们的影片,表现出这种复杂性。

2003年的意大利电影《早安,长夜》,则以“红色旅”女性成员安娜的视角,回顾了莫罗事件。

她参与了绑架莫罗的行动,并负责看护莫罗。她对于组织的目标从没有质疑,但当她接触到外界的言论以及与政府的谈判出现困难时,她开始怀疑自身的正义性。最终红色旅成员杀死了莫罗,安娜在梦中看到莫罗获得了自由。

红色旅的名字一直与恐怖、破坏等词语同义。但在这部影片中,红色旅成员以正面姿态出现,他们同样是希望国家走上正确轨道的青年,只是采取了过分激进的方法。

在我看来,致命的问题只有一个,用恐怖方式建立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恐怖国家,决不会走上正确轨道。

 

都是阶级斗争惹的祸

 

1978年,有个青年人因为反革命罪服刑。十年刑期,再有两年就放出来了。

他把他的环境叫作“非人的恶劣”。他说,人的一切信念几乎都被击垮,感到自己已经快要退化成低级动物了,每天头脑里想的尽是吃、吃、吃,吃饱后能在地上一动不动躺着。

那是刚入狱不久,他不想活下去了,就想起一个朋友,叫李立荣,此刻在另一处监狱里备受折磨。他们在一起时说过,“我们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时间。我们毕竟年轻,已到耄耋之年的人,怎么也耗不过我们。”到那时,中国的一切都会有重大改观。人们将不再会终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爱情、友谊、人类一切美好的感情,都会在灿烂的阳光下自由地流淌。

那个叫李立荣的人,在1970年被枪毙了,没有耗过他们口中的人。本来他在前一年判了徒刑,但一场以“打击反革命”为主的政治运动贯彻下来,又把他拉出来改判死刑,成为那一年那座城市里枪毙的五十多个反革命罪犯中的一个。

那座城市是前朝首都,远离我居住的鞍山。那一年鞍山也抓了三百多个反革命罪犯,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定罪的有七十多人。有个小学教师因为“反动言论”在前一年判了二十年徒刑,也重新判了死刑、立即枪决。

许多年之后,那座前朝首都里,有一半上了年岁的人,还能想起李立荣被枪毙的事,主要原因不在于他,而是他的妈妈。那一天,李妈妈与儿子同样因为反革命罪判死刑。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绑在同一辆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在几千年里都是少有的事情。

李妈妈胆小怕事,从没有过反动言论。她被处死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在前朝溃败时,她担任前朝官员的丈夫逃到台湾,而在1957年,她和儿女被批准去香港却没有去,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判案人员当成了反革命重大阴谋。

据说,当李妈妈知道她和儿子将被处死时,六十岁的老太太竟然像狼一样向审判者扑过去。在判决书宣读完的那一刻,她的儿子,那个喜欢听古典音乐、读外国小说的文静青年发疯似地喊起来:“这关我母亲什么事?你们凭什么……”话未说完,他就被脖子上的绳圈勒昏过去。

等到了1979年,这对母子的错案将被平反,家属将从法院领到死亡补偿金1400元。算起来每人700元,是当时平反错案死亡补偿金的最高限额。

 

都是阶级斗争惹的祸。

这是个伤害力极强的词组。

我的身体不喜欢这个词组。比如我的胃,很多年里想到这个词组就胀痛。我的牙齿也不喜欢它,现在回忆到它,好久不曾痛过的牙齿也痛起来。

在错乱的二十世纪,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内战,有的死伤无数,有的血流成河。阶级斗争,是个谁也无法控制的东西,人们只能被它控制。在建立了以它为目标的政权后,它就有了自行繁衍、疯狂运行的力量,人们无需为它升级,它会自动升级;人们也无需将它扩大化,它本身就是一种扩大化,需要越来越多的鲜血和生命来滋养,需要把越来越多的人当成它的敌人。

比如说吧,一些高举阶级斗争旗帜的国家,在几十年里会接连不断地搞几十项政治运动,让以后研究其历史的学者们眼花缭乱,不胜其烦。那些学者们可能看不到,在各国家各阶段搞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只有一个名字:阶级斗争。

我的常识告诉我,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名目繁多的受害者;实际上,那些人也只有一个名字: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比二十世纪更早的某一年,神情忧郁的波德莱尔写下了《恶之花》。此前不久的1848年,巴黎工人起义,开始了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伟大搏斗”。波德莱尔参加了街垒战斗,在那之后,他的视力出奇的敏锐,能够看到所有的黑暗,包括未来的黑暗,或者黑暗的未来。

“愚蠢、谬误、罪恶、贪婪,占据我们的灵魂,折磨我们的肉体。”《恶之花》开篇写道,我们的罪恶顽固不化,我们的悔恨软弱无力,我们开心地走在泥泞的归路,以为廉价的泪水能洗去一切污浊。“是魔鬼,牵着操纵我们的绳!我们迷恋于令人厌恶的事物,每一天,我们都向地狱走下一步,毫无畏惧地穿过发出恶臭的黑暗。”

黑暗过去之后,人们担心的是,黑暗还会来吗?

有趣的是,在许多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建立新政权的国家,第一代领导者最终走向个人独裁,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那段岁月成为黑暗岁月。疯狂运行的阶级斗争,不仅造成民众的极大伤亡,还造成社会道德的全面丧失,民族文化的彻底覆灭,经济生产的巨大破坏。

这样一来,到了第二代领导者手里,有的会清算上一代的错误和罪行,有的还打着上一代的旗号执政,但差不多都要停止阶级斗争,让崩溃的社会停止崩溃,慢慢恢复。

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对内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对外开始与敌对阵营友好往来,他成了阶级斗争新政权的改革家,世界范围内的第一位。他来不及实现彻底改革,就被反对力量赶下台去,但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已经回不到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的血腥年代了。

1978年,执政党的一个重大会议上,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没有人说过,这是二十世纪里,中国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以阶级斗争为纲曾造成最大范围的灾难,超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因为这是科学技术的时代,残暴的阶级斗争,深入到报纸送达的每一个地方,广播电台信号的覆盖之处。

1978年,这一切结束了。

此后不再有接连不断的阶级斗争运动,不再有数万、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的无辜牺牲品。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一切都会有重大改观,普通人不再终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像李妈妈那样胆小怕事、不去触犯政治问题的人,可以有安稳的生活。

 

你在试管里感觉如何

 

1978年出生的路易斯·布朗,金发碧眼,圆脸微胖,与英国普通家庭的女婴没什么区别。她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从出生那天起,她就是全世界关注和争议的焦点。

她上小学了,看见教科书里有自己的名字,也有自己的出生过程。在校园里走着,冷不丁就有一两个同学跑到她身边,关心地问她:“你在试管里待着感觉如何呀?”——在那些小学生的想象里,路易斯是个试管婴儿,必定生活在透明的玻璃试管里,很硬很光滑,很不舒服,是不是呀,路易斯?

妈妈告诉她,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生的试管婴儿;没有这种最新的科学技术,她就不会得到一次生命。因为妈妈的身体有缺陷,不能生孩子,生理学家和医生把妈妈的卵子取出来,和爸爸的精子结合,在试管里住了几天,再放进妈妈的肚子里。妈妈讲这些话的时候,路易斯还小,弄不清其中的那些名词,但她看了妈妈留下来的录像带,知道她还是在妈妈身体里长大的,这就行啦。

在她以后,妈妈又生下一个试管婴儿,她的妹妹,比她小四岁,叫娜塔莉,世界上第四十个试管婴儿。她和妹妹看起来都非常健康,这是各国媒体关心的事情。在1999年,娜塔莉先结婚了,自然分娩了一个孩子,这件事的意义很大,证明试管婴儿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育。但这还需要路易斯的证明,仅仅因为她是第一个试管婴儿,更具有指标意义。

大家又等了几年。

2004年,在一家船舶公司工作的路易斯与一家夜总会的门卫韦斯利结为伉俪。到了2006年底的某一天,在圣米歇尔医院,路易斯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那一年路易斯二十八岁,也就是说,一项科学实验经历了二十八年的观察,最终被证实是成功的。

 

1978年的事情显得遥远,2010年的事情离得很近。

那一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爱德华兹,因“在试管受精技术方面的发展”获奖。评选委员会秘书长汉松说,爱德华兹创立的体外受精技术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医学难题,即通过体外受精治疗多种不育症。

算起来,他的发明已经三十多年,全世界的试管婴儿有了数百万人,那个奖才颁给他,够晚的了。他八十五岁,身体虚弱,谢绝了所有的记者采访。

为什么要等这么长的时间?早一些不行吗?在这一点上,诺贝尔奖有着它的执著。一个或一百万个试管婴儿的诞生,并不能证明这项技术的完全成功。试管婴儿是否健康?他们能否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能否自然地繁育后代?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发明试管婴儿技术的两位先驱人物,一是生理学家爱德华兹,一是妇产科医生斯特普托,他们在一起研究了十二年,才有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的诞生。按说,两人应当一起获奖,但医生已经去世,剩下生理学家还活在世上。如果路易斯再晚上几年成为人妻人母,爱德华兹也去了天堂。

刚才说路易斯出生后就是全世界关注和争议的焦点,这样说只是一种方便的叙述角度。我在很多个场合都说到全世界,但心里想的都是世界上比较文明和发达的地方,不包括比较愚昧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那些地方的媒体和大众,1978年不怎么关心路易斯的健康,2010年不怎么关心爱德华兹的获奖,平常年份也不关心地球上发生的许多事情。

举例来说,2010年,我一位朋友的孩子正考虑要不要一个试管婴儿;另一位朋友的孩子因为顺利怀孕,放弃了要一个试管婴儿的想法,这让我注意到了试管婴儿技术,但还是不知道发明这项技术的人是爱德华兹、并且获了这一年的诺贝尔奖。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爱德华兹离中国很远,大约有几千光年。

在他获奖的2010年前后,我去攀登泰山,按照传统线路步行上去,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山顶。这时我发现,步行者们除了泰山挑夫,大部分是烧香还愿的老妇人。某年某月某天,她们在泰山高处的宗教场所跪地祈求救苦救难的送子娘娘保佑她们家里生儿育女。而那些许愿之后顺利添丁进口的家庭,都要再来山上一趟,向送子娘娘献一个红包、一篮鲜花或土特产品。

山上一位僧人告诉我,佛教传入中国后,因地制宜,增加了观世音菩萨,因其化身是送子观音,名声比佛祖释迦牟尼还响亮。

他指向正在下山的一名年轻妇人,说那妇人也是生了孩子来还愿的。两年前来山里向菩萨求子,她哭得凄凄惨惨,因为不生孩子,丈夫与她的感情不好,婆婆说再过一年不生就让两人离婚。当时僧人同情她,除了告诉她菩萨一定会保佑,还为她介绍了怎样怀上孩子的具体计划,包括怎样与丈夫和婆婆友好相处,减轻大家的心理压力。

我猜这计划来自顺利怀上孩子的某位母亲,传到僧人那里去的。

我还知道,心理医生出现之前,很多宗教人士都忙着心理医生的事情。当然,有些不是心理医生的医生,也要做心理医生的工作。

在十六世纪的《本草纲目》里,李时珍收录了治疗不孕症的药方,有些就像是心理治疗。比如,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后同房,治疗不孕症有神效。还比如,在上元节时偷来富家灯盏放在床下,就能令人怀孕。

 

到了第一个试管婴儿成为母亲的时候,文明世界对人工生殖的关注和争议已经太多,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这项科学技术只能造福人类,而不是祸害人类,让人类异化。

有位美国学者的看法是,人工生殖技术不是对自然生殖过程的革命,而是治愈疾病的手段。

他的这句话后来成了文明世界的共识,成了那些人工生殖科学家的底线。

但革命并不遥远。利用人工生殖技术很容易设计婴儿,包括他们的眼睛大小、个子高矮、身材胖瘦、智商高低,还包括制造奥运冠军、奥数冠军、忠诚卫士、劳动英雄等各种“超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大胆想象、同一年代希特勒上台以后的狂妄设计,很容易在人类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实现。这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让我担心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是这些技术出现意外?走火入魔?为邪恶者利用?那些好莱坞科幻大片变成了纪录片?

十多年前,英国妇女布拉德想用丈夫生前的冷冻精子生个孩子,遭到英国人类生殖与胚胎学管理委员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这违反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她并未获得精子主人的书面同意。法院里的诉讼持续了两年,最终,法官给出一个折中的判决:她可以将丈夫生前提取的精子带出英国,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完成怀孕。

问题是不同的国家,法律与伦理很难一致。

最近的话题是,中国科学家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在西方陷入伦理争议。从本质上说,这种实验是对人类生殖过程进行基因操纵,在目前的人类阶段应该严格禁止,避免转基因人类出现。这项研究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对,在国内畅通无阻。有中国科学院资深专家表示,这项研究符合我国有关伦理规范。

让我担心的正是这样做的中国式理由,是个比危险还大的危险:它在人类伦理之外又弄出了一个中国伦理。

 

摸一摸红卫兵这头大象

 

想到这个题目之前,先想到了印度佛经中盲人摸象的寓言。有个镜面王,让摸到大象的八名盲人描述大象的形状,结果,摸到象腿、象尾、象腹、象牙、象耳、象鼻等部分的盲人,各自描述出了不同的大象。

他们被嘲笑。他们错了吗?

大象这样的庞大物体,适合用眼睛观察而不是用手触摸。如果是比大象还大了无数倍的物体,用眼睛也不能观察到它的全部。你想把地球上所有的丘陵高山、江湖海洋、平原湿地的风光,从宏观到细节都看到,这一生的时间还不够用呢。

知道这个道理之后,我不再担心我是否看到一个事物的全部、是否有任何遗漏。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渐渐接近世界的全貌,实际上,它来自无数双眼睛的观察碎片,无数个大脑的思考碎片,由它们拼凑和粘贴而成。

四个人摸象,八个人摸象,这远远不够。如果有一千人或一万人摸过大象,把他们的描述加在一起,也接近了它的全貌,甚至比眼睛看到的更多。

我在下面描述的红卫兵运动史,不是它的全貌,只是几个碎片。

我向那个庞然大物伸出手去,摸到哪算哪,不保证摸到的恰好是它的特征鲜明之处。或者说,你要把我的描述与一千个人、一万个人的描述放在一起,才是最好的阅读方式。

 

我想知道,研究红卫兵运动史的中外学者,会不会忽视1978年的一份官方文件。

那一年819日,官方转发了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在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的存在,使学校中学生组织重叠,学生干部负担过重,矛盾很多。普遍认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

这让人惊讶。我见过红卫兵的抄家和武斗,也见到他们在1968年底被赶到农村去了,变身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那个组织不是退出历史舞台了吗,城市里怎么还有他们的组织,直到1978年仍然存在?

有一种说法是,当年的红卫兵去了农村,但红卫兵的名称遭借用,替代实际上几乎瘫痪的共青团。它虽然存在于大学和中学里,但已失去了往日的革命造反功能,成为一种由模范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组织。与此相似的是,少先队也被“红小兵”代替。

还有一种说法是,1975年,在筹备共青团十大的一次会议上,有高层领导人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到了1978年共青团十大召开时,那个高层领导人已被关押起来等待审判,他的想法再也不能实现了。

按照1978年的官方文件,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组织重叠,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

这种提法让我受到迷惑:都说红卫兵是个民间组织——狭义的红卫兵专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革命造反团体,广义的红卫兵泛指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在那份文件里,它怎么变成一个官方组织了呢?

红卫兵是个官方组织,还是个民间组织?这真是个问题。

 

我隐约感到,红卫兵以造反开始,成为一股疯狂的破坏力量,但它在看起来混乱不堪、完全失控的那些时候,仍然与官方有各种紧密联系,处于官方的控制之下。

举例来说。

有一幅在网络上还能看到的黑白照片,题为《文革中红卫兵愤怒批判修道院外国修女》,画面上有一排身穿浅色修女服装的人低头站在修道院台阶上接受红卫兵批判。从照片来看,使用器材像是专业器材,拍摄者像是职业人士,不排除某官方部门派遣的可能性。

那场批判会还当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回忆中提到那部纪录片的人,是当时北京举办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一位办展人员,他说那是所有红卫兵抄家纪录片中让他印象最深的,记录了红卫兵查抄位于东城区的原“圣玛丽娅·方济格修女院”的全过程。“这座修道院是当时外国人在华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实际上是供驻华大使馆子女上学的一座教会学校。”文章说,因为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语课文中有有损我国国家政治声誉的文字,并查出“间谍”证据,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国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斗;后经有关部门确认,以间谍罪驱逐出境。

当时北京城里,红卫兵的批斗大会和抄家行动极为血腥,特别恐怖,在19668月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奇怪的是,这次涉及到对外关系的批斗和查抄却相当温和,没有打人和死人的事情发生。当时的外国报纸也公开承认,“红卫兵对她们没有过激行为。”

拍了照片和纪录片,没有过激行为,搜到罪证交有关部门,再将那些人驱逐出境,这些情况放在一起考虑,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次对国内唯一修女院的查抄和批斗,红卫兵的行为并没有失去控制,而是控制得很好。

再举一个偏远的例子。

远离北京的成都,19668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被人称为“御用官办组织”。接着,一名省级官员的夫人从北京回来,带回来组织抄家的“北京经验”,引发了四川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抄家者有官方几个汽车队提供车辆搬运查抄物资,有官方提供的被抄家人的名单和住址,也有事先拟定的达到人口户数百分之四至五的比例。

一名当事者回忆成都抄家说,“一般人都以为,运动初期官办红卫兵的种种恶行是群众组织的无序行为。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前面说到北京红卫兵抄家时打死很多人,这里再说点细节。

1966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大部分是最后一周打死的,包括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的黄家五口人。前些年的一篇调查文章说,黄家人的悲惨遭遇是因为他们住的小院是自己的房产。2000年一家南方媒体的调查结果是,一个街道积极分子向公安派出所报告,黄家有人转移财产,派出所通知了红卫兵,于是红卫兵前去抄家,打死了黄家五口人。

那个年月,红卫兵打死人可以不受法律追究,但有人敢碰红卫兵一下,就会被法律严惩。

1966年底,广州有位学者姓罗,在传递一张纸条时被红卫兵发现,情急之中想把纸条放进嘴里吞下去。红卫兵和他争夺纸条时出现肢体碰撞,结果,法院以“殴打红卫兵”的“反革命罪”将他判刑五年。可怜这个姓罗的学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不久就当了右派,这次判刑后稀里糊涂死在监狱里,没有活着出来。

北京有两例“殴打红卫兵”事件,都是在红卫兵抄家时发生的。

一是查抄曹滨海的家。曹滨海也是学生,却被红卫兵当成反动学生和抄家对象,心里不服。双方扭打在一起,他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被抓进公安局后精神失常,据说以后一直没有恢复,而他的母亲被红卫兵带走,活活打死。

二是查抄小业主李文波的家。该事件有各种说法,一个红卫兵后来回忆说,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三伏天把他们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菜刀,把我们吓跑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

事件的后果很严重。李文波当场死去,第二天红卫兵准备开万人大会,在会上打死他的老伴。这事被官方制止,官方下令法院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同时判他的老伴死刑,立即枪毙。

很多人都知道,1966年在任的公安部长传达过一个官方指示: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要坚决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他的另一个指示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

还有一个指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

这三句话的影响太大。到了197812月,这个部长已经病故五年半,官方决定对他审查,把他的骨灰匣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其上的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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