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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琍敏散文三题
姜琍敏

 

别把严嵩不当干部

 

严嵩也者,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官至明世宗朝(嘉靖皇帝)首席宰辅。对于此公,看官应该都不陌生,他可是史上最为著名的几大权奸之一,堪与蔡京、秦桧等相比肩。

严嵩之所以被牢牢地钉在奸臣的耻辱柱上,皆因其确乎是个阴柔险诈、作恶多端而罄竹难书的奸臣。他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善于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当其权倾朝野之际,趋炎附势之徒都投靠他,先后竟有三十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至于其品格及私生活就更不用说了,仅看一例就知道严嵩和其子严世蕃是个什么货色了。这父子俩都有个古怪的嗜好,皆喜欢女色和金银。这在贪官来说,本不算特别,但他们家中所用的器物是能用金银便决不用其他材料,而且还热衷于用黄金浇铸裸女,左右侍列;用白银灌注出女阴状的溺具和马桶,处处备陈。严嵩还经常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降纳贿,大肆贪污,以致激化和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说明朝就从他手上败起,是并不夸张的。

但是,倘若因此就把严嵩看得一无是处,或者是纯靠玩弄心计投机钻营等升腾发迹,也是不客观的。别的不说,严嵩能擅专国政达二十年之久,累官至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固然与其精通权术或为人狡诈有关,但其天赋聪颖、才学盖世且有相当突出的政治嗅觉和手腕,也是要因。他五岁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就在县试中拔擢超群。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五岁殿试中了二甲进士,进入翰林院任侍读。当时的著名作家和阁臣李梦阳就曾称赞严嵩“如今词章之子,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

严嵩还有一项独到的本事,就是他特别擅长写青词(后期因其子严世蕃更擅此道,而多由严世蕃充当枪手。严嵩因此对严世蕃极其器重,常以其别号“东楼”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是没有第二例的)。

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而得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当时的明世宗恰恰对政事缺乏兴趣(以致后来让严嵩钻了空子,长年独专政务)而热衷于玄修和炼丹。这位一心只想做神仙的世宗,在政治上无甚建树,却十分热衷于在宫殿内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因此特别需要有人为他撰写大量焚化后祭天的青词。因此当其朝时,不仅严嵩,还有许多人如下文将写到的内阁首辅夏言及徐阶等人,都由擅写青词而蒙世宗宠幸、得拜高官,这在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罕见,被讽为“青词宰相”者流。据《明史·宰辅年表》统计显示,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其中就包括夏言、严嵩、严世蕃、徐阶等人。擅写青词既然有这么大的功效,不妨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比如下面这篇《景云赋》,便是严嵩先生的大手笔:

景云赋(有序)

 圣天子即位十有七载,明饬庶治,协和兆民。既正郊祀,既崇庙祀,乃稽古礼,发纶音,尊严父以配帝,开明堂而大享。岁在戊戌,月惟季秋,百物告成,报礼斯鈝。先三日,己丑日正午,天宇澄霁,有五色云气抱日,光采绚烂,熠耀如绮,民瞻呼久之不息。考诸载籍,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亦曰景云,此嘉气也。太乎之应,援神契曰,天子孝则景云出游,信斯言也,允符今日之征况!自虞廷歌罢、官纪不述者,阅三千年于兹矣。恭惟圣上夙秉纯孝,肇兴旷仪,方当庀事之期,即协天心之豫,明德达于惟馨,灵符昭乎有象,式美虞黄之化,维新河洛之章。臣嵩忝备礼官,恭承盛事,谨撰《景云赋》一首,奉纪殊祥,窃附于古诗人颂德陈事之义。赋曰:

于明后之御天兮,俨穹窿而下亲。昭景云以垂象兮,光煜郁而纷演。初氤氲其射采兮,倏蓬勃以景焕。恍腾龙以擢形兮,若翔鸾之摛翰。既霏廓而氛澄兮,亦葩蔚而柯散。俄捧日以昭回兮,欻绕空而粲烂。非烟雾其曷类兮,苞五色而融成。映台观而掩郁兮,独光绚乎紫庭。众卭首以骇目兮,感熙事之无前载。阅坟籍其何祥兮,乃孝德纯至而格天。玉烛辉烁以磅礴兮,光华亘乎九埏。彰圣化之洪庞兮,昭文命于万年。惟郊祀暨庙享兮,秩百礼而率举。羌明堂之未备兮,圣心郁而未遂。物阜成而曷报兮,荷生成其孰主。皇考渊德以启圣兮,上巍巍而为伍。盍我将而我享兮,父昊天其来子。爰卜吉而告虔兮,神仿佛而延伫。倏嘉悦以生色兮,舒云章而为祥。默无言而示兆兮,旌帝德之辉光。昔帝尧之沉璧兮,感斯瑞之昭格。虞陈祜以作歌兮,亶荣光之四塞。黄合宫之初构兮,亦发祥而彰德。猗我后之圣神兮,轶遐轨于百王。聿崇礼之肇称兮,纷来籍乎殊祥。粤昔事帝圜丘兮,垂宝露之穰穰。何先后之一揆兮,信感通之不爽也。歌曰:倬彼景云,龙之翔兮。荧荧煌煌,烂天章兮。天心宠嘉,圣孝备兮。圣德广运,望如云兮。临照四方,光八表兮。于万斯年,旦复旦兮。

 

——不知您有何观感,反正我是读得一头雾水,既不明白这篇大作到底说了些什么,更不理解世宗皇帝何以会欣赏这种文章而对作者大加恩宠,或许他的领悟力天生要强于我们,亦或他能断定天帝喜欢这种文字吧。总之,所谓上好的青词,就是这么个玩艺儿。我们知道一点也就得了,下面该言归正传,说说我为什么要说“别把严嵩不当干部”了。因为尽管免不了“青词宰相”之讥,严嵩可远远不止于写青词这点本事,否则他怎么成得了千古仅见的几大权奸之一呢?

限于篇幅,别的就不说了,单来看看严嵩是怎么和同为“青词宰相”的夏言(夏首辅)斗法并大获全胜的吧。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夏言,也决不是个好对付的等闲之辈,如果仅仅将其目之为青词宰相,也是过于低估此公的能耐了。

夏言,字公谨,号桂州, 江西省鹰潭贵溪市上清镇人,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中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夏言调吏部,深得世宗皇帝的赏识。嘉靖十年便被提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士,随之升为礼部左侍郎,仍掌翰林院。一月后代李时为礼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又擢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不久为首辅。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须强调的是,明朝以来,凡臣子均无加“上柱国”号者,唯夏言一人独领此衔,可见其沐皇恩之深且厚,更可见其是大有几把刷子的。

还有一点戏剧性的是,夏言的出道要比严嵩晚十多年。他是武宗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才考中的进士,只因他升迁快,职位很快就比严嵩高了。嘉靖十八年,夏言又升为内阁首辅,而严嵩在重返仕途的十多年里,一直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这令他既苦闷又很不甘心。此时,夏言进入了他的视野。夏言与他是江西同乡,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他对夏言极力巴结,曲意奉承,终于得夏言的欢心,多次为他引荐。严嵩就是在他的提携下升任礼部尚书的,所以完全可以说,夏言是严嵩的恩师。

然而,尽管有这么一层特殊关系,这俩人的关系却始终不那么融洽。究其要因,可能是夏言并没有从内心里尊重过严嵩,即并不把他当“干部”看吧。所以,夏言对严嵩一向是又拉又打、“秉公”相待。尤其当严嵩日渐获得世宗宠信、欲入内阁之时,却因夏言的阻止未能如愿,这就使严嵩表面上依旧对夏言恭谨和顺,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开始谋划如何扳倒夏言。俩人从此也便陷入一种表面看不出来、实质却已成水火的斗法格局中,而最终谁能胜出,比的也非官职、资历之类,而是谁更有耐性,更有手腕、权术和处世之道。

从此角度论,夏言就明显要输上一筹了。其人虽“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为官勇于扶正,但他仗着皇帝的宠信,时日一长,便不免有些骄横起来,有时甚至在世宗面前也态度有所疏慢。当时在大臣中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严嵩就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点大做文章,在言行上和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对世宗更加俯首贴耳、阴柔谄媚,处处表现得谦卑忠勤;对同僚更加恭敬礼让,因而很得人心。

而在一些往往易为人忽视的细节上,严嵩某些如小丑般的表现,恰也让世宗分外满意。比如,按明朝冠服制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明世宗因推崇道教,故不愿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他还下旨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以示“皇恩浩荡”。夏言却不知吃了什么药,居然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应该戴,因此从来没有戴过,以致世宗为此在心中重重地记了他一笔。严嵩则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世宗的心理,在入值西苑或皇帝召对的日子里,特意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笼以青纱,以示珍重。世宗见了,果然龙心大悦。再如,世宗曾命大臣们入值西苑时都按照道士的习惯骑马,不准坐轿。夏言根本不理会,依然是坐轿进出西苑。对此,世宗也更增了对他的不满。

还有一例,也很能见出严、夏两人的性格差异。一则老奸巨滑、能屈能伸;一则耿直盛气,直来直去。

如夏言复出任宰辅后,与严嵩同在内阁,但夏言眼中似乎全无这位严同僚,一切批答皆出己意,几乎从不与严嵩商议一下;就是严嵩引用的私人,也多半被夏言驱逐,有时严嵩出言回护一下,竟被夏言当面呵责。虽然严嵩不与之面争,心中已是积怨更甚,一直在寻找机会扳除夏言。不料机会未到,厄运倒先来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污纳贿之事日趋猖狂,被夏言听闻,竟毫不顾忌严嵩的面子,立即扬言要拜本参奏给世宗。有人立即通报了严嵩,严嵩不禁顿足长叹道:“这遭坏了,老夏处如何能够挽回?”

但毕竟是爱子心切,严嵩踌躇半晌,拍了下大腿道:“事既燃眉,我也顾不得脸面了……”他立即拉上儿子,放下一张老脸,连夜去拜见夏言。夏言早防着他这一手,令门人称病谢客。严嵩却不放弃,用重金买通门人,径直来到夏言卧室。夏言闻声,只好赶紧避入床上,蒙被呻吟装病。严嵩父子低眉顺眼地问候了好几遍,夏言不得不欠起身来。严嵩忙劝他不必起身,并道:“少师昨日尚是康强,今竟违和,莫非偶染寒气么?”

夏言长吁一声,竟答出这么句话来:“老夫元气已虚,又遇群邪当道;群邪一日不去,元气一日不复,我正拟下药攻邪呢。”

老奸巨滑的严嵩,一听就明白了其意,立刻牵着儿子世蕃,扑地一声,双双跪在夏言床前。严世蕃还连连磕头,咚咚作响。惊得夏言连喊使不得,再三请起。这父子俩却依然长跪榻前,泪如雨下,并道:“少师若肯赏脸,我父子方可起来。”

夏言明知这父子俩演的是哪一出,却不得不佯装糊涂,问是何故,严嵩这才将来意明言,并再三表示悔过,恳求夏言放严世蕃一马。夏言只好笑着表示自己并无参奏严世蕃的意思,请他们放心:“尽管起来,不要再折煞我罢!”严嵩父子这才爬起来,又千恩万谢了一大通,方才告辞。

看官试想,别说严嵩,就是一般人,事已至此,难道还有不恨夏言之理么?严嵩从此越发怀恨,整日里与同党阴谋,设计报复夏言。

夏言则依然故我,并不把严嵩放在眼里,对他的阴谋更是毫不察觉。有时候他和严嵩依例都需要入值西苑,宫中太监照例依照世宗命令,暗中察伺二人动静,看有无异状等。夏言似乎根本不知道有此事,向来直进直出,对那些世宗的心腹太监们视若无物,招呼也很少打一个。严嵩则正好相反,一旦见到太监们,必邀他们就座,或者握手寒暄,好不尊重的样子,时常还拿些黄白财物奉送他们。试想,这世上谁不希望受人尊重,谁又不爱金银财宝?而得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帮亲信太监们自然都在世宗面前说严嵩的好话,而对夏言能说些什么,则不用我说了。如此天长日久,世宗的心态便更不免要发生重大倾斜了。

此外,夏言不戴世宗御赐的香叶冠,其实并非不珍重皇恩,而是出于他正直的个性和政治抱负,因为他向来轻视道士,并以此间接体现他对世宗修仙误国的做法有抵触情绪。夏言的举动也使皇帝身边的道士对他衔恨在心,少不了在皇帝面前借机诋毁他。众口铄金,夏言渐渐地失去了皇帝的恩信。严嵩看时机成熟,就在一次世宗单独召见他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诉说夏言平时对他和其他大臣肆意欺凌等等。不久,发生日食,严嵩又借上天警示之名趁机陷害夏言傲慢犯上。世宗不由得勃然大怒,终于罢了夏言的官职,把他赶回老家。

天遂人愿,老辣而又极富涵养的严嵩,终于搬掉了自己的仇敌和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严嵩补了夏言离去后的空缺,以武英殿大学士堂皇入阁。

然而,虽然挤走了夏言,深知“斩草须除根”的严嵩仍然不肯罢休,必欲置夏言于死地而后安。他在宫中放出谣言,让人纷纷传称夏言离朝时愤愤不平,大骂世宗皇帝出尔反尔云云。谣言传到世宗耳朵里,自然更为恼怒。而事有凑巧,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九月,俺答汗率军进扰宣府,直逼北京,多疑的世宗帝疑心这是先前夏言、曾铣等人提出收复河套战略所招来的报复,遂将曾铣打入监狱。曾经支持夏言、曾铣的官员则或遭贬官,或受夺俸,或被廷杖。这还不算,世宗下旨要将夏言收监审理。

此时,被放逐的夏言带着几个家人,一路上匆匆行了一个多月,刚从山东乘船至江苏丹阳。可一帮官差已赶到丹阳,将夏言打入囚车。被押解到离北京三十六里的通州时,夏言听说了曾铣被杀的消息,不禁痛哭失声道:“唉,这次恐要死在严嵩手里!”于是他央求解差借来纸墨,向世宗上书以表明自己的冤情。

但就在第二天天明时分,夏言刚刚洗漱完毕,就接到京使关于将他就地斩首的圣旨。好不容易挨到午时,夏言面朝南面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刚刚站起身来,就被砍落了脑袋。

 

一个远见卓识的“女流之辈”

 

“女流”者,原是对妇女的一种统称,并无贬意;而成为成语“女流之辈”后,便明显地有了贬义,其要旨无非是指女性“头发长,见识短”,偏于感性而缺乏理性。如清代袁枚在其《祭妹文》中即提及:“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

实在说,此类观念不无道理,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中,妇女因男尊女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话语权,知识便不够全面;更因缺乏社会经验而地位低下,长期受“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礼教束缚,只能持家而不能与闻政治,一般女性的思维与男性相较就确实比较单一、狭窄了。所以通常被人认为她们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上总是只顾及眼前,而不虑及长远。

但于今视之,此类观念无疑是失之偏颇的,笼而统之将所有女性都视为“头发长,见识短”,更是站不住脚。如今社会上杰出的女科学家、女政治家和女文艺家比比皆是,便是明证。而即使从封建社会看,不说武则天、萧太后之类极具权谋和政治才干的佼佼者屡见不鲜,即使一般受过些教育、有一定话语权的女流中,也不乏让人刮目相看者。比如历来被视为“化外之地”的蒙古族,便于元代出过一位以贤惠善良、知书达礼著称的优秀女性,足令人肃然起敬。

她便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察必。

这位皇后出自弘吉剌部,是地地道道蒙古大草原哺育的女子。她身为贵族之后,却继承了草原民族勤劳朴实的优点,勤俭为本,谦抑持重。后来她当了皇后,这个优点依然完美地保持了下来。据传,在她所居住的王宫丹墀前,她曾亲手栽种了一株从成吉思汗故地带回的青草,名为“誓俭草”,以此告诫皇室子孙不要忘旧,要保持过去节俭淳朴的风尚。

《元史·后妃传》称美察必皇后:“其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后有力焉”,并非溢美之词。察必皇后爱随事讽谏,且卓识多智,许多方面完全可说超越了以雄才大略称雄一时的忽必烈大帝。因此忽必烈对她相当宠爱,对其建议也往往能采纳。

比如,忽必烈喜爱打猎,可京城从上都开平迁到大都燕京后,游猎不便,因此忽必烈让他的禁卫军长官在京城郊区开辟游猎场。下面的人立马去办,并将圈定的土地绘成地图给他看。当时察必皇后在场,认为此事不妥,因为只要忽必烈御笔一挥,那片区域内的居民就要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流离失所。皇后不忍,但也知道不能强行劝谏。所以她先打发走禁卫军长官,然后扶忽必烈进内室休息。这时,太保刘秉忠有事奏报,察必皇后看机会来了,便将其拦在外室,故意提高嗓门对他说:“陛下要征收京郊的农田为游猎场。像这样的大事,你作为国家重臣,怎么不知道呢?土地在国都迁来之前已经分配了,如今又征收为游猎场,土地的主人岂不要迁往他乡,从而引起百姓的怨气,造成混乱?皇上事多,日理万机,像这样的小事想不到也是难免的,你们做臣子的应及时提醒才对。若陷陛下于不仁不义之中,怎么得了?”

刘秉忠会意地笑道:“我马上带图去亲自查看,然后再作禀报。”察必皇后说:“这么做就对了。”而她与刘秉忠的对话,忽必烈听得一清二楚,后来便命令刘秉忠先去视察,再作定夺……

当时,南宋的全太后母子被掳来大都,因为水土不服,不习惯北方生活。心性善良的察必皇后惺惺相惜,请求忽必烈放她回江南,忽必烈不肯答应。一直求了三次,忽必烈才说:“如果使之南还,或浮言一动,反而可能废其家,非所以爱之也。”

他让皇后多做全太后母子的思想工作,物质上多加体恤,使其心安。察必后兰心蕙质,一点即透,以后不再提放还之事,而是配合夫君,诚心怀柔。后来,全太后母子觉得南归无望,便出了家。察必皇后还特拨了360公顷免除租税的土地,作为两人的生活保障,以至后来全太后对自己的家国仇人亦心生感激并得以善终。

但察必皇后最令我钦敬的是,她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谋之深、眼界之远,别说一般女流,便是许多杰出男性,也往往相形见绌。

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将南宋幼主恭帝与全太后全都掳到大都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满朝都兴高采烈、饮酒作乐,唯有察必皇后闷闷不乐。

忽必烈奇怪,便问她:“我终于征服了江南,以后也不用再动甲兵了,大家都为之快悦,为什么独独你不见欢容呢?”

察必皇后立即下跪,庄重地回答道:“从古至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千年帝国。如果将来我和你的子孙们,不会落到像南宋这般田地,那才是值得庆贺的事呵!”

忽必烈不禁也为之震悚。但为了让皇后稍展欢心,他又命人将从宋朝宫中掠来的大批珍宝奇玩堆在殿前,然后请皇后来欣赏。

谁知察必后草草浏览了一番,什么也没说就默默地走了。

忽必烈追问她为什么还不舒心,让她喜欢什么就尽管拿回宫中。察必后却连连摇头,话中有话地回复道:“宋朝皇帝积蓄了这么多财宝留给子孙,可子孙却守不住,都成了我朝的战利品。我怎么还忍心贪取财物呢?”

如此一位睿智、明敏又襟抱独具的女子,其言虽质朴无华,却分明比大多数男人乃至其夫更准确、更有震撼力(当然,许多人如历代帝王、政客,未必都看不到察必后忧虑的远景,只不过他们的视野和胸怀,都为名利二字所蒙,以致只能是且图眼前或自以为得计地以千秋万代之幻梦来自欺欺人了)。

而历史也分毫不爽地验证了察必后的远虑——仅仅八十余年之后,曾经纵横欧亚、席卷半个地球的大元朝便土崩瓦解了。其末代皇帝元顺帝及其皇族,也恰如前朝末帝一样,仓皇北遁,最终惨淡匿迹于大漠深处!而再往后及往前看,大明、大清,乃至前朝那些个赫赫帝国,哪一个不是灰飞烟灭于历史的无尽风云之中?

 

权术达人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976年),算得上中国数千年封建史上少有的英武之主。他不仅是北宋王朝的开国者、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而且其在位时间虽不算长,但十六年间他不断强化中央集权,提倡文人政治,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故而是一位被史家称为“英明仁慈”的皇帝。

其实,称颂这样一位皇帝英明,固无不当,但要论起“仁慈”来,至少在我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从众所周知的史实“陈桥兵变”即可看出,宋太祖能当上皇帝,实际上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篡权行为,不但违背了后周世宗的托孤之命,且在具体的兵变过程中,先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将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骗取朝廷的领兵权;到了陈桥又逗留不进,靠着与弟弟赵光义及赵普等一帮子爪牙的种种诈术,达到“不得不”被“黄袍加身”、代周称帝的目的。这种环环相扣的阴谋行径,不说其卑鄙已算客气,仁慈云乎哉?不过,史家这么评说,也不是全无道理。盖因宋太祖一生行事,都讲究一个策略和手段,且其虽然军功也很了得,但更大程度上,似乎天生就是一个聪明透顶的政治家和谋略家。说白了,宋太祖能有种种辉煌成就,必有其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的突出之点,就是他是一个善于把握时势、操控政局且擅长驾驭人心的权术大师。还是以陈桥兵变为例,太祖在兵变后回师进入汴京皇宫时,见宫妃抱着一个婴儿,就问是谁的儿子,宫妃回答说是周世宗之子。当时,范质、赵普、潘美都在一旁,太祖问他们怎么处理,赵普等回答说:“应该除去,以免后患。”太祖却说:“我接人之位,再要杀人之子,我不忍心。”就将这婴儿送给潘美抚养,以后也没再问起过,潘美也一直没有向太祖提起这婴儿。这婴儿成人后,取名惟吉,官至刺史。太祖这种姿态,在当时的情势下,的确也算得上仁慈之举了。因为历史上举凡朝代更替,新朝皇帝通常的做法是给前任被迫“禅位”的皇帝封上个“王”或“公”什么的,过不了多久就必然会找个茬“赐死”,以免别人打着先皇的旗号卷土重来(许多时候甚至将前代帝王的兄弟叔伯都杀个净尽)。能不杀周世宗遗子,太祖可算是有胸襟的了。当然,这里也未必不是他别一种的权术,毕竟他已站稳脚跟,以此来笼络人心的价值,显然要比杀掉一个幼儿的作用和意义大得多。这里也的确看得出,宋太祖有过人之处。

宋太祖之权术最高明之作,莫如另一个著名史实——“杯酒释兵权”了(因此故事众所周知,故具体不赘)。喝一顿酒,就让那些个佐命元勋、开国功臣乖乖释甲,归老田园了。虽然其中赵普的功绩不可抹煞,但赵普再能,亦不过是被太祖玩弄于股掌中的一枚棋子;他的一些妙计,未必不是太祖诱导出来的。恰如“黄袍加身”,太祖从来自称是被众人硬推上帝位的“苦主”,实际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吗?

说到赵普,这位可谓太祖最为倚重的臂助、且能“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最终不还是栽倒在太祖的手下吗?

据说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春,太祖亲自去看望病中的赵普,此时的赵普已被太祖擢为右仆射和昭文殿大学士。太祖无意中发现赵普家廊下堆有海货十瓶,心中即起疑。但他不露声色,似乎随意地问了句那里是什么,赵普答是海货。太祖命人打开看看是什么海货,结果瓶罐打开,里面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金。赵普只好流着汗坦白,这是吴越王钱俶送来的。太祖当下呵呵一笑,表情恬淡地说了一句:“钱俶大概认为国家大事全由你决断,所以送你金子呀。”此言一出,尽管他又补了一句“但受无妨”,实际上心里作何感想,我们不难揣测了。臣子尤其是赵普这样的重臣收受点贿赂,太祖原本是不会放在眼里的,“杯酒释兵权”实际就是他以丰厚的经济利益换取功臣手中之兵权的赎买政策。但赵普此举却是他无法容忍的,因为这触及到他独揽大权和皇权尊严的要害问题。他是决不允许臣下来愚弄他,或者暗中操弄属于他的权柄的,即使是赵普这样的宠臣也不行。但太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表面涵容,暗中进一步监察赵普的一举一动;当他随后又发现赵普有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且有官员冒充赵普名义经商等问题时,就毫不客气地借题发挥了。但对赵普他还是客气的,并没有就他的罪状做文章,而是先设副相等一系列监督措施来分赵普之权,随即又一纸诏命,将赵普贬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一代名相赵普从此失宠,淡出了权焰熏天的政治舞台。

宋太祖的权术秀还远不止这些。不妨再来看上几例:

在他称帝之初,节度使的势力很盛,骄横难制,但太祖自有他的办法。有一天,他将几名节度使召来,授给他们每人一把佩剑、一副强弓、一匹骏马,然后他也孤身上马,不带卫士,和这些节度使一起驰出皇宫。到了固子门的树林之中,又与他们一起下马饮酒。饮了几杯酒以后,太祖突然对他们说:“这里僻静无人,你们之中谁想当皇帝的,可以杀了我,然后去登基。”此言一出,这些威风八面的节度使都被他这种出其不意的气概镇住了,一个个拜伏在地,战栗不止,连称“不敢,不敢”。太祖再三询问,他们吓得只是埋头不语。太祖就训斥他们说:“你们既然要我做天子,就应当各尽臣下的职责。今后不准再骄横不法,目无天子!”众节度使自然都山呼万岁,表示顺从。

太祖用人也有其独到之处。只要是有用之才,他常常不问资历,一方面命令臣下要注意选拔有才能而缺少资历的人担当重任;另一方面,他自己也随时留心内外百官,见谁有什么长处和才能,他都暗暗地记在本子上。每当官位出缺,他就翻阅本子,选用适当的人去担任。这又使臣下不敢草率懈怠,都致力于提高自己的能力。 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后回师京都,陈桥驿的守门官却闭门防守,不放他和军队通过。太祖只得转道封丘,封丘的守门官马上开门放行。太祖正式即帝位后,反而晋升了陈桥守门官的官职,称赞他忠于职守;并斥责封丘守门官临危失职,将他斩首。

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一方面将开国功臣的兵柄尽收于己,另一方面又拣选得力亲信分镇各地,同时颁布一条诏令,所有出镇诸将在军务上均可便宜行事,即赋予他们以实权。而他们的家族,则统统居留在京师,由朝廷厚加供养。每当地方藩镇军官入朝时,太祖必定亲自接见并赏以重金。因此地方诸将都能尽忠死力,西北因而长期无虞。而太祖此招的实质在于,他羁留镇将家族,表面上是关心厚爱他们,其实镇将家族等于被扣作人质;而太祖的厚加赏赐则无疑是买部将之欢;其驭将之道不可谓不高。

有一天,关南地方忽然有一老头进京告状,告的正是太祖的爱将、镇守关南的李汉超强占自己的女儿,并且借钱不还。太祖听说后,便将老头召来问他:“你以为汝女可适于何人?”老头唯唯道:“她能嫁谁?还不是嫁给农家。”太祖又问他:“李汉超未到关南时,辽国人曾来侵扰你们否?”老头叹道:“那是年年入寇,小民苦不堪言哪。”“那么今日又如何?”老头老实摇头说,现在再没有辽人入侵了。太祖立刻板起脸说:“既然如此,汉超是朕之贵臣,汝女能给他为妾,比出嫁农家应更荣宠。而且假如关南没有汉超镇守,你的子女财产家资,能保得全吗?区区小事,便值得来此控诉么?”说罢,竟喝令左右将该农民赶了出去。而当这老头哭泣着回乡后,太祖却派遣一位密使到关南,让他传话给李汉超说:”你赶紧把民女还给人家,并且立即清偿贷款。此后慎勿再为!如果你手头拮据,尽可向朕言明,何必向民间借贷?”李汉超听说太祖如此宽待自己的过错,自然是感激涕零,立刻遵旨将人财都归还农家,并上表太祖谢罪,此后亦小心谨慎,益修政治,死心塌地为太祖卖命了。

尚有一事,更说明太祖不仅有谋有术、善于驭人,且也真正具有领袖人物必具的胸怀与雅量。此事说的是环州有一位守将,名叫董遵诲。他的父亲董宗本曾在后汉当过随州剌史。太祖发迹前曾与朋友一起游历随州,并至董宗本署中做过客。董宗本颇有识人器,很欣赏太祖,因此留他多住几日。偏偏儿子董遵诲却看不起太祖,言语里常常踞傲甚至有侮慢意。有一天,他对太祖说:“我曾经见城上紫云如盖,又曾梦见自己登上高台,遇着一条黑蛇,约长百丈,然后竟飞腾上天,化作一巨龙飞走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太祖心中有数,却微笑不答。董遵诲心下便觉不快。几天后,又与太祖在闲谈中辩及兵事,太祖侃侃而谈,董遵诲渐渐理屈词穷,竟然恼羞成怒,霍然起坐,欲对太祖饱以老拳。太祖不理他,匆匆避出,并向董宗本告别,离开了随州。到了周末宋初,董遵诲已在朝担任骁武指挥使,有一天太祖在偏殿召见了他。董遵诲想起旧日冲撞太祖之事,心中自然惶恐得很。他一见太祖便长伏不起,自称请死。太祖呵呵一笑,命左右将他扶起,并安慰他道:“卿还记得从前紫云化龙的事呵?”董遵诲更加不安,连声道:“臣当日极其愚昧,以至不识真命天子。今天如蒙圣上赦罪,后当肝脑涂地,衔环报德!”太祖大笑,当即让他起身,并明确表示自己并不介意旧事。偏偏没几天后,又有董遵诲部下的军士向衙门击鼓鸣冤,控告军中不法之事多件。太祖获悉此事及具体情状后,又召见董遵诲。董遵诲更加惶恐,心想这回太祖定将借我的失职之罪而重惩我了。不料太祖说的却是:“朕方提倡赦过赏功,何忍再因旧恶和小过而惩罚大臣。卿勿再为过往担忧,只要你从此立志自新,朕还会破格重用你的。”

董遵诲自然感恩戴德。后来,太祖听说董遵诲母亲在战乱时困于幽州,便命人纳钱买通边吏,赎回了董遵诲的母亲,使他母子团圆。董遵诲自然更加感激,誓死以报太祖恩德。后来,他受太祖命担任通远军使,镇守环夏。他一到镇,就招抚诸族酋长,宣谕朝廷的恩德,使众部酋心悦诚服。当后来又发生叛乱时,董遵诲发兵深入,大获全胜,边境从此安宁。由此益发可见太祖深谙用人之道,即便是“虎狼”,只要驾驭有方,照样可以为己效命。当然,太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对部下并不是一味笼络,该严明时他也决不含混。如有个叫宋白的官吏曾奉命主持科考,结果却收受贿赂,又怕红榜贴出后会有非议,便自作聪明地先将中举人的名单呈报太祖过目,想要借皇上的旨意来为自己开脱。太祖当即不客气地对他说:“我让你去主持科举考试,中举的名单应当是你自己决定,为什么要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这些人合不合适呢?如果红榜贴出后遭到别人的非议,我就要将你斩首以谢天下!”宋白大为恐惧,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将榜单上原定的名字改掉,还按真正的科考名次来,然后才将榜单公布出去。

从上可以看出宋太祖之种种权术,虽然有老奸巨滑和手腕功夫,根本上还是体现了他独特的雄才大略与非凡的领袖气质。此外,宋太祖毕竟非同凡俗,他本人也确实具有几乎可称为完美的人格魅力。他嫉恶如仇,宽仁大度,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勤政爱民,严于律己;更难得的是,作为帝王,他几乎不近声色且崇尚节俭。这一切不仅对他改变五代以来的奢靡风气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而且深为后世史学家所津津乐道。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才能在其短暂的在位时期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两百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无愧于我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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