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作家都纠缠于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既关系到作家本人也关系到读者，即：你写出了什么？事实上，这也是叙事作品的终极诉求。张者的《桃夭》正是在这一诉求的路上走出自己的个性，并进而试图勾勒一代人，准确地说是六十年代生人的心灵地图和精神谱系。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今天确实已经进入怀旧的年龄，陈年往事纷至沓来，构成了经验世界的真实图景。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一代人在进入不惑之年时，因为现实与经验的冲突，纷纷陷入了迷茫，而迷茫又让他们更加怀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用怀旧的方式去寻找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或“他”的原因。寻找，是因为质疑，是因为入梦，更多是出于对人生的思考，进而试图去捕捉庸常生活状态之下的精神脉动。是的，所有的怀旧，都是冲着“旧”去的，这也是叙事的动力之一，因为故事本来就是“旧事”。但这代人更大的渴望在于对当下的呈现，并以此为跳板眺望未来。因此，张者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表现了诸多生活的细节，而是在现实与过去与未来的反复激荡中呈现一代人的精神隐秘。

《桃夭》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法学专业的大学生。作品从中年律师邓冰的离婚说起，讲述了一群曾心怀文学热忱的法学专业大学生——今天的大学生对此一定难以想象——三十年后逐渐陷入中年危机的生活现状。八十年代的浪漫诗情理想，在重返母校聚会的大学同学身上已经风流云散。如今或为律师或为法官的他们，虽都已经有所成就，却也是事业与心理的多变期，年轻时的纯真与荒唐，梦幻与苦楚，连同生计的打拼和生活的变故，让他们遭逢了接踵而至的荒诞和报应、煎熬与悔恨。把博大的小说浓缩成故事梗概，是件简单的事，但这并不意味作家只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作家总是在以故事做诱饵，促使我们走进生活的内部，搅动我们的心神，牵引我们的追寻和探问。

我感兴趣的是作家张者的动机以及达成目标的可靠性。即便是在描述过去，张者的叙事也带有极强的现实感。在对当下生活的描述上，他几乎与现实生活同步推进。在叙述结构上，张者也动用了诸如悬疑、传奇等极具当代性的元素。语言上更是相当的保鲜。这让《桃夭》很好读，读起来相当有趣。甚至我们在阅读时，恍惚间会以为不是在读小说，而宛如在生活中。这当然显示了张者作为小说家的功力，以及处理现实生活所特有的方式及能力。

那时的大学生，是社会精英式的人物，某种程度上，并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集体性意识。而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更是理性的化身，代表着一系列的规约，它们与八十年代的整体氛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冲突。人物的主体性在这种冲突中有可能自然生成，这当然首先是时代使然，而张者精心地捕捉到了这一面。我们由此发现，这些看似神秘的大学生，他们的校园生活，与一般的大学生并无本质性的不同。而他们的情感生活，也是那个时代普遍性的冲动释放。他们当下的生活，自有光鲜和灰色的一面，但基本上也是我们所有人精神上的某些映射，隐藏着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情感脉络。主人公邓冰这位诗心未泯的律师，他自证有罪的行为被看作精神错乱，同学们瞒着他做了一场模拟审判，无疑是小说中饶有趣味的华彩乐章。邓冰的诗意，既是往日时光的残留，也是处于纷乱生活中的潜伏的清醒的写照。我们已经无法分清究竟是邓冰反常，还是他周围的人反常。而这恰恰是小说最具价值之处。

      这是一部叙事比较独特的作品，以平常而别具一格的视角写出了一代人独有的情感纹理和精神质地。语言灵动、诙谐，但流动着淡淡的忧伤和慵懒。小说视野宏大，但句句又指向生活的细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他们保留着初心，却又自觉或被动地跳入了欲望的河流，在泅渡或沉没之时发出的笑声让人心中百味杂陈。这一群六十年代生人从八十年代向我们走来，他们以为把困境远远甩在了身后，但困境却一直如影随形。他们是从一个困境陷入了另一个困境，还是从未离开困境的魔爪？

突围与挣扎，成为这部作品的主色调姿势。这一群六十年代生人在八十年代，试图以各种方式撕碎种种的纠缠，冲破困境的压制。抑或，人生就一直是在困境中，永远无法走出？如果说“80后”一代纠结于怎么办，那么现在，“60后”则彷徨于曾经的梦想和当下的现状之间，纠结于怎么说。从大叙事的角度而言，“80后”与“60后”的处境是一样，都在记忆与现实的漩涡里寻求突围，进而展开一系列的选择。我愿意把《桃夭》看成是一次博弈式的对话，与时代的对话，与自我的对话。在多层次的对话中，一代人的经验图景渐渐清晰，一代人的精神内核渐渐显露。我看到了张者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并欣喜他由此获得最新收获。生活在继续，小说也在以自己的生命生存着。我们都在路上，我们一直在路上。生活的脚步如此，小说的叙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