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活过白日和夜晚
刚进入二十一世纪不久，就到了契诃夫去世一百周年，中国戏剧界搞了纪念活动，排了他的话剧上演。报纸上说，导演怕观众看不懂，改了契诃夫的剧本。读了报纸，我也有些怕，却是与导演不同的怕：我怕导演读不懂契诃夫的戏剧，把好好的剧本改坏了。
这种恐惧可能没有理由，可是我已经习惯了恐惧。在咱们中国，能完全读懂契诃夫戏剧的可能有一百人，但还有一种可能，这一百人都没有当话剧导演。
至少有两种作家，一种走在时代前面，一种跟在时代后面。比如，我是走在时代后面的，用回忆的方式，打扫旧时代的尘土，顺便把过去的善与恶分开给人看；而契诃夫一个人向前走，把时代远远抛在后面，否则的话，在他去世一百年后，不会有中国导演与观众看不懂他的戏剧。
在契诃夫活着时，欣赏水准不低的俄国观众，就能看懂他的戏剧吗？
他写了剧本《海鸥》，按他自己的话说“违背了所有的戏剧法规，写得像部小说”。它像生活一样平淡，没有鲜明具体的戏剧冲突，没有完整流畅的故事情节。《海鸥》在圣彼得堡演出遭遇惨败，观众喝倒彩，批评界冷嘲热讽。这严重影响了他的信心，肺结核病复发了，以至于不可逆转，几年后要了他的命。这种说法流传了很久，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人都知道的是几年后发生的事情，莫斯科艺术剧院把《海鸥》搬上舞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担任导演，还饰演了剧中一个人物。演出时，有观众在走廊和过道里走来走去，表情特殊，情绪激动，像是参加一个生日派对。演出后，剧场里安静得可怕，突然间掌声像水坝决堤。从此，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把海鸥图案作为剧院的永久标志。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比以往世纪更复杂。《海鸥》获得巨大成功不到二十年，俄罗斯人变成了苏联人，又读不懂契诃夫戏剧了。这是某种政权可以让民智倒退的例子，并且退了很远，一直回到文化与文明的荒漠期。
这样一来，以前能读懂的现在也读不懂了。
我只有一次机会，与戏剧界人士谈契诃夫戏剧。
是在1979年，我去外地读中文系之前。
那时，辽宁省公布考生成绩和录取分数线在先，考生选择读哪所大学在后。这样做挺好，考生选择不当而落榜的风险就少了。我认识的一名考生分数很高，但不知道各地都有哪些大学，只记得好多年前革命领袖的一句话，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就报了锦州一所大学，许多年以后还在后悔。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小顾的。小顾的分数与我相近，那几天我都去他家里找他，商量怎样填报志愿。后来我们一起去了辽宁师范学院，都读中文系。
我也认识了小顾的父母。顾叔叔很瘦很高，说起话来平静温和，五十多岁了还显得英俊，是我见到的最像知识分子的长辈。新政权建立初，顾叔叔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出演过一部电影里的角色，更多的时候当场记。后来有些场记出身的人当了电影导演，顾叔叔却离开电影制片厂来到鞍山，偶尔在辅导群众戏剧创作时才有导演身份。但在我坐在他对面时，还不知道他在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我们的话题就没有说到电影。
坐在顾叔叔对面，听他谈上几个小时话剧，是1979年里我最舒适的时光。
我告诉他，我离开中学后学了水粉画，话剧团想调我去画布景，但没有去成，这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这件事成了我们谈话的起点，顾叔叔接着说，话剧团里的人都有哪些分工，编剧和导演怎样工作，怎样让一部话剧让人看得下去。说到这里，就遇到了理论方面的一些观念。
顾叔叔告诉我，人们都说是前苏联的戏剧观念指导中国话剧，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体系，是在俄国时期创造的。接下去他说了这个体系中的一些观点，包括表演、导演、戏剧教学和方法，集合了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在内的一些戏剧大师的经验。
我有一本书，你可以带回去看。顾叔叔说。
这时我就想起了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了契诃夫的几部话剧，听了顾叔叔的讲解，我觉得这位戏剧大师的某个观念，是从契诃夫戏剧里演绎出来的。那时我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和几部话剧，书是从收购站里翻出来的，繁体字，竖排版。
在我看来，契诃夫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却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为了让顾叔叔同意我的看法，我说到了契诃夫的《海鸥》、《樱桃园》、《三姊妹》、《万尼亚舅舅》，那时我正对契诃夫入迷，剧中人物的有些对白都能复述出来。
《三姊妹》里一个人说，火车站近了就是不远，远了就是不近。
《樱桃园》里一个人说，人类向着地面上允许有的最高的幸福，节节前进。
还有一部话剧里一个人说，我不了解您，您不了解我，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
《万尼亚舅舅》中的一句话很长：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活过无数悠长的白日和疲倦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忍受命运加给我们的考验，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所有人世的罪恶。
顾叔叔没有读过那本繁体字的《契诃夫戏剧集》，但对我讲的一些内容感兴趣。比如，契诃夫在他的戏剧里，假借一个中年男人的口，说出了他的悲剧理论——人生真正的悲剧，并不是那些偶然发生的不幸事件，而是人的生命开始以后就不可逆转，不可倒流。到了四十岁，好像登山一样登上峰顶，以后走的都是下坡路，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后来那中年男人选择了第一幕就挂在墙上的枪支，在幕布后面射给自己一颗子弹。
契诃夫的喜剧，也是从他的人生体验中品味出来的，不过是换了一个观赏的角度。他的话剧里，人与人的矛盾是次要的，让位于人与无限时光、人与整个世界之间的戏剧冲突。
比如，还是以前面说的登山和下坡为例，一些人三五成群地走下山坡，另一些人三五成群地登上山去，后面还有很多三五成群的人，慢吞吞地登山和下坡。他们沿着既定的道路，沿着他们一贯的生活方向，不由自主，茫无目的，有些荒谬。契诃夫像一片云一样浮在山顶，俯看他们，看见了这样的喜剧场景。
我喜欢契诃夫，有时候是喜欢他那双有些温柔、略带忧郁、藏着悲悯的眼睛，这与我的那双眼睛，在很多年后相似。
他的话剧中，还有一些无所事事、不知所措、没有行动的人。他们或她们所期待的未来，始终存在于空想中，面貌模糊不清，迟迟没有到来，就从幕启等待到幕落。在幕启到幕落之间，一成不变的、懒散的日常生活，开始将其中一些人逼疯。
我觉得，契诃夫可能是现代喜剧精神的先驱，在他以后的整个二十世纪，作家们的理性幽默有了更多发挥，有的以存在主义，有的以荒诞戏剧，有的以魔幻现实，但是，他们能抚慰历史对人们的精神伤害吗？他们能带领人们超越无可奈何，建立豁达的生活观吗？他们能最终取得人们与时间空间作战的胜利吗？
回头看看，契诃夫可能比那些后辈作家走得更远。
与他同一时代的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认为人的生存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深渊。他说，在上帝眼里，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比什么都要沉重，爱才是生活的法则。然而，这样一种关心活着的人的真理，被人们认为是荒谬和不可能的。
舍斯托夫评价契诃夫说：契诃夫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人的存在的可怕处境，人类在面对它时，已不能有各种虚幻的希望了。契诃夫对人类这种绝望的可怕境况的惊人描绘，已达到欧洲文学中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高度。
那个世纪过了一多半，昆德拉才在小说中写到：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想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我读到的那本契诃夫戏剧的中文译本，是焦菊隐翻译的。他是个不错的戏剧家，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悲催死去，没有活到可以导演契诃夫作品的岁月。
他曾说过，要想了解契诃夫，必须懂得欣赏他作品里诗歌的抒情因素，必须先把寻求“舞台性”的虚伪戏剧观铲除，必须在他的剧本里寻求真实的人生。
焦菊隐去世，读懂契诃夫的人又少了一个。
其实在他之前，契诃夫戏剧就翻译到了中国，那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我不能肯定，现在读懂契诃夫戏剧的人，会比一百年前更多，就像我不能肯定，现在的文化与文明与那时，究竟还能不能相比。
海水会不会淹没头顶？
孙叔住在五号二床，我住在五号三床。五号是外科病房的一间病室，我和孙叔挨着住。另一张床也没空着，有人出院了，有人住进来。
住进医院当天，我就知道了孙叔的很多事情。
他的老家在瓦房店农村，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离鞍山二百多公里。1979年新年刚过，他就来了鞍山，在一个工程队里干力工。那几年鞍山盖了一些工厂，盖好的工厂需要工人，盖工厂的时候也需要工程队，但仍然执行革命领袖去世前的政策，把城里的中学毕业生驱赶到农村落户，城里缺少的劳动力却要从农村招来。
干了多半年，他得了胃出血，住进外科病房。这个消息传到瓦房店老家，女儿小娟赶来照顾爸爸，喂水喂稀饭，拧湿毛巾给他擦脸。他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身体太弱，没人扶着不能下地，看来出院后也得回农村养病，很难在鞍山做力工了。
小娟有个弟弟，十二岁，小学没读完。小娟十五岁，小学读完了，在村里干农活，到城里来还是第一次。
我住进医院的第三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天从早晨开始，孙叔的病好像有点加重，脸色也不如前一天好。小娟背对爸爸时悄悄抹眼泪，面向爸爸时露出一点笑容，一看就是装出来的。中午时我编了一个笑话，想逗孙叔和小娟开心，孙叔没笑，小娟笑了，端着的一缸水洒出一点在床单上。然后，孙叔训了小娟几句，小娟淌了一脸眼泪，我赶紧向他们道歉，可是已经来不及，他们的情绪全被破坏了。
吃了晚饭后，孙叔才有了点笑模样。他告诉小娟说不应该训她，还告诉我，你讲的那个笑话挺有意思，但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就烦透啦。
那是1979年的事情，距离现在已经遥远。很长一段时光里，我都忘了我当时住的是五号三床。就在前些天，我打开一个很大的盒子，里面有我收到的几百封旧信，孙叔的信是其中的一封，在我的名字后面写着：收到你的来信，一看信封我就告诉小娟，住在五号三床的你董哥来信了，把小娟乐得跳了起来。
还有几封信是小娟写来的。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感谢我给她纠正一些错字，然后写出另外一些错字，这让我怀疑她读小学时的语文老师，是不是教给她的字都是错的。
某一封信的结尾，我看出小娟想写的是：我的水平太低，请大哥不要见笑。但这么短的一句话，又蹦出来一个错字：我的水平太低，请大哥不要奸笑。
读那封信时我在大学里读中文系。有个同学见我总能收到一个小姑娘的来信，以为我在谈恋爱哪，悄悄伸头过来看，结果笑得肚子抽筋，半天才缓过来。
我是故意在去大学报到的前两周，住进外科病房的。
在铁东区铆焊厂干了两年重体力活，我的身体还不错，能坚持下来，仅仅是内脏的向下通道撕开了一点，有段肠子移位，偶尔鼓胀出来，医学上叫做腹股沟斜疝。我知道那是累的，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可是不能带到大学里，在体育课上添麻烦。只要住进外科病房，一个小手术，把里面缝补一下就行了。
想不到事情还真多。
负责手术的是个矮个子、圆脸庞、大眼睛的医生，看起来十分年轻。他的手指在我的身上划了一下，嗯，就在这里，开个小口子，几厘米长，要把里面缝一下，你不用担心啦。
但是，我听出他的语气里藏着一些担心。我已经知道，他的故乡在很远的西部高原，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十几岁时，他去了中央民族学院，大概是工农兵学员，后来又学了外科，现在到鞍山毕业实习半年一年，积攒些经验后，还会回到他的高原上去。说这话的女护士，说到这里就停下了，没有说在我的腹部划一刀，是不是这个实习医生的第一次手术。
躺在手术室里，我很快进入半身麻醉。
这时他已经不担心了。对于外科医生来说，这毕竟是个小手术，难易的程度好像剪手指甲。他在划下那一刀之前告诉我，在民族学院读书时，有一天，周总理来了，他和一些师生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他举起他的右手，说他还与周总理握了手。
看他那庄重的样子，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我确实是他的第一个手术病人。可是，与已经去世的前总理周恩来握过手，与今天的手术又有什么关系呢？
又过了几天，我找到他，与他握了握手，然后回家了，再过一个多星期，又离开鞍山，去三百公里外的旅大市开始读大学。
那时他不会知道，他是在与一个以后当作家的人握手，而那个当作家的人，可能会在某一天名声响亮，超过一部分政府官员。
还有件事，是一年以后发生的，也写在这篇回忆里。
我读大学的城市是旅大市，后来改为大连市。瓦房店是旅大市的一个县，后来改为瓦房店市，却是县级市，仍然归属于后来的大连市。这样说有些拗口，实际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一个失误是把市县的关系改乱了，有县级县，有市级市，有县级市，有市级县，只有那里的官员才搞得明白。
不管怎样说，瓦房店离我上学的地方都不算远，应该去瓦房店农村看看孙叔，他是我结识的唯一病友。
秋很深了，豆子收割晾干之后，我坐了一段火车，一段乡村汽车，又走了几公里路，找到了平原深处的孙叔家，见到了孙叔和他的老伴儿、小娟和她的弟弟、村里的青年人和孩子。
第一天剩下的时间不多，用来与孙叔一家吃饭和聊天。第二天到村子里走一走看一看。第三天是小娟和弟弟送我到县城，在县照相馆拍了照片，然后乘火车返回。
主要的事情都在第二天。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是那么几件事。
上午。
我背着水粉画箱去画写生，出去不远看见六七个孩子，大约三岁左右，站在秋天的冷风里，小脸蛋像阳光下的红薯。他们都抱着一个脏乎乎的东西，远看是卷成一团的破布。那是什么？小娟的弟弟趴在我耳朵边上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玩具娃娃。这个村子里的人家都没有钱，没有谁给孩子买过真的玩具。
打开他们想象中的玩具娃娃，是包裹在破布里面的一小块旧毛巾，用旧了，灰蒙蒙的。我的心就沉下来，沉到了最低的地方。那一天上午，我能做到的事情只有一件，用水粉画颜料画了七八个娃娃头像，送给那些孩子，再眼看着他们把娃娃头像包裹在破布里，就和真正的娃娃差不多了。
下午。
小娟带我到一间仓库，她的同村姐妹们正在挑来年的豆种。那活儿挺简单。每个人都有一个柳条大簸箕斜放着，让一捧豆子从顶端慢慢滚下，好的豆子圆溜溜的，大多会滚到底部，不适合做豆种的大多留在中途，这时候再用手捡一捡就行了。
有个比小娟大几岁的姑娘，看脸上有十七八岁，看体型看不出来多大年纪。这也不怪谁，没有爱美的条件谁也美不起来，村里那些女性，从五岁到五十岁，穿的全都一样颜色、一种样式，多好的体型也显不出来。
那姑娘知道我是从海边城市来的以后，忽然问了我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哥，海很大么？第二个是：大哥，海深不深，能不能淹没一个人？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没想到一个平原村子也这么封闭，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能不能逃出你的国
到大学报到前，我又去了铁东区铆焊厂，与留在危险环境中的工友告别。有个姓赖的年轻人也要走了，十多天就走，去一家食堂当炊事员。许多年后我在街上见到他，他已经五十多岁，快从食堂退休了。他还是很矮很结实，脸上添了微笑，忽然我有些感动，想起了离开铁东区铆焊厂时他说的话。他说，赶紧逃出去吧，再干几年，我们不死也累趴下了。
那时候，我确实以逃亡的心态去了读大学的城市。后来在我的写作中，不止一次地写过逃离。
其实我和小赖逃出铁东区铆焊厂的事情，没有什么精彩，不值得说出来。这是相对而言的，在我们离开那里的1979年，这世界上有许多人逃出自己的困局，或者比我们更有头脑，或者比我们勇敢，或者比我们悲壮。我想说的是，你的脚尖朝着哪个方向，决定了你的生存。在很多时候，面临很严重的困局，你都可以选择逃出去。
这是一部英国电影告诉我的，导演是德尔伯特曼，片名《偷渡人》，德国人从东部逃向西部的故事。
在那部电影里，柏林墙十八岁了，还要有十年才能拆掉，但在墙的东侧，一直有人想翻过墙去，皮特一位好友的儿子在翻墙时被士兵枪杀。
皮特与邻居甘特秘密制作了一个大气球，想乘坐它越过三米高的柏林墙，后来甘特害怕退出。三个月后，气球做好，皮特夫妇带着两个儿子夜里起飞了，不料点火装置熄灭，被迫下降，又悄悄回到家里。
警察很快会来，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皮特再次来找甘特，两家人拼命抢时间，做好了能乘坐八人的新气球。这天夜里，就在他们刚离家五分钟，警察破门而入。
他们点火升空。后来暴露在探照灯下，有直升飞机向他们逼来。这时气球燃料用尽，自由飘荡，落哪算哪，他们降落在一片树林里。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墙的西侧，逃亡成功了。
电影取材于1979年的真实事件。前几年去德国的游客还看见，柏林一家博物馆里有这个热气球的复制品，并且在放映《偷渡人》。
报刊和网络说到这件事，有两个版本，都比电影浪漫。一个是，紧急降落后不知道到了西德没有，他们不敢走出气球吊篮，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一天后军人来了，揭开气球，对这八个逃亡者说出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另一个是，有位年轻人乘热气球飞越柏林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击中，当热气球飘落到西德时，年轻人死了。西德人在他墓碑上刻了一句话：他对自由热切向往，哪怕魂归自由土地。
德尔伯特曼要是喜欢偷渡题材的话，真应该去1979年的香港看看。
那里的偷渡，几十年前就有了，此时正形成高潮，声势浩大，让人心动。按官方与民间的不同统计，1979年，有七万至二十万人从中国内地逃到香港，没成功的还有很多，有的被抓住，有的被遣返，有的死，有的伤。
如果他想拍一部灾难片，可以拍那些死于偷渡的人。
当时逃港有陆路和水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容易走和容易泅渡的地方，都被机枪、铁丝网、狼狗封锁住了。而一些根本不适合人走和泅渡的地方没人把守，成功的机率高，死亡的机率也高。于是，家里有老婆孩子牵挂的，就走第一种路线，抓住了下次再逃；而没有牵挂的人就走第二种路线，死了就死了。
有人看见，海面上鲨鱼密集；还有人看见，一到台风天，海岸上就漂满了偷渡者的散碎肢体。
有多少偷渡客在逃港时死去？这数字当然是个谜，是个秘密，永远都是。那时，在当地村民里出现了一个“拉尸”新行业，最多时有二百多个“拉尸佬”。他们从海边捞出偷渡客的尸体，或者从山上拉下来，埋在指定的地方。每一具尸体处理后，可以在政府那里领到十五元劳务费。如尸体腐烂，掩埋困难，可以领二十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十多天的收入。
在5月7日那一天，内地望向香港的那片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接连不断地冲到岸边。
那天有个“拉尸佬”总共捞起和埋葬了五十具尸体，领到了七百五十元葬尸费，这些钱大约是他参加集体劳动两年的收入，不算少了。但他以后想起这件事，心里会很不好受，那一天他埋葬的五十具尸体中，有四具是他的亲人。亲人的尸体是他应该埋葬的，他为什么不告诉政府，那四具尸体的钱就不用给了呢？
逃港大潮中的情节，怎么看都会比德尔伯特曼的《偷渡人》多，并且有许多大场面。
比如当地的收容站，或者叫收容所，大多是为了收容偷渡客建立的，据说有一百多个，设计容量不算太小了。可是在那年的上半年，收容站里关了十多万人，黑压压一片，有香港遣返回来的三万多，其余是在边界这边抓住的。从边界押送偷渡客的途中，还跳车跑掉了一万多人，有二百多人摔死摔伤。不然的话，收容站里人更满了。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我读到的一篇官方文字说，“这年的一月至六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过十万人。各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不足，卫生条件极差，有的收容站还发生了没饭吃、饮水难、伤病者得不到及时医治的现象。”
作为官方文字，官方立场，不能写得更多。
我想起六十年代广东与香港的边界，逃过去的人叫投敌叛国，士兵可以开枪击毙。相比起来，1979年已经有进步。
官方曾发过一份文件，《人间地狱香港》，有可能只在广东发布，恐吓那些偷渡者。看过的人还记得其中描述的香港：一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是黑社会横行，三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是香港自杀者在世界上有名。
有人深信不疑，以为逃到香港，可能被抢劫、被强奸，也可能活不下去，跳楼自杀，而这边是社会主义，大家有吃有喝，生活多愉快呀，为何要冒死逃往万恶的香港？
难道只是想喝香港的咖啡？——某某某在喝香港的咖啡，这句话1979年的广东很流行，含义是那人偷渡成功，进入香港市区，获得合法身份。
有人说，柏林墙被关注，全世界分享了德国人的痛苦，而香港边界是无人关注的东方柏林墙。
至于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上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逃港，六十年代马思聪逃港，都有各自的处境。七十年代末期的逃港，原因是什么？
追求高收入吗？比如，广东深圳有个罗芳村，对岸的香港也有个罗芳村，那边的罗芳村正是从这边逃过去的罗芳村人组成的。那边的人均年收入是一万三千多元，这边的人均年收入是一百三十多元，粗略算来差了一百倍。你辛苦一年，挣的钱是人家三天挣的，你也想逃港。
维护自尊心吗？比如，香港制作三明治的面包皮都要削下来，有偷渡客寄给这边的亲属，竟然成了很稀罕的东西，成了逢年过节才送人的礼物。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礼物，你的孩子吃得可怜巴巴的，你想不想逃港？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我们很难发现的原因？
这一年，美国学者傅高义到中国广东调查和采访，发现一大批小工厂静悄悄地、大面积地兴起，他们的创办人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
他看到了一种并不矛盾的矛盾：官方报纸上有很多打击偷渡客的各类新闻，政府表面上对偷渡未遂者的处罚相当严厉，但在同时，一些县、市的地方官员开始欢迎早年的偷渡客回乡办工厂。
一名官员对傅高义说，“十年前我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与那些留下来的老实农民不一样。”
他们成了富豪。他们大摇大摆。他们受人尊重。
但如果不逃出去，他们是个什么？
不要做极权者的孩子
“对我来讲死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们神圣的理想破灭了，随之而去的还有我生命所理解的美好、伟大、高贵和善良。”
读起来，这像是一封遗书中的话，实际上也是。
这遗书写在“二战”结束之前，德国女人玛格塔写的。她说的神圣理想，指的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常见的中文译法叫纳粹。但她说的“美好、伟大、高贵和善良”，我想了一会儿，没有明白它们指的什么。
许多年里，我不想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好、伟大、高贵和善良。几千年的专制发展到几十年的极权，力量比你想象的还大。如果你一不小心，与具有极权思想的人讨论，那就麻烦了，你与他们使用的虽然是同一些词语，但不是同一些概念。
“我们在元首的地下暗堡里已经待了六天了。爸爸、你的六个弟弟妹妹，还有我，我们都准备为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画上一个光荣的句号。”玛格塔写给大儿子的遗书说，“生活在没有元首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里有何意义？所以我把孩子们也一同带走了。”
读到这里，我认出了极权主义者的习惯性话语，把自己当成集体的代表，把个人意志当成集体意志，也把极权统治者的思想当成唯一的意义。但是，那个叫玛格塔的女人，在愿意追随希特勒自杀这件事上，怎么能代表她的六个孩子？
这六个孩子里，最大的是女儿海尔格·苏珊娜，十二岁，她曾经对爸爸说，将来长大了一定要生两个孩子。接着是二女儿，爸爸管她叫“小老鼠”，十一岁。第三个孩子是个儿子，九岁，他将来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列车售票员。接下去是女儿海达，八岁，她说等长大以后要嫁给一个党卫队副官，因为那人有一只让她迷恋的假眼。还有个女儿，是这六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那一天刚好是她七周岁的生日，但妈妈没有给她买生日蛋糕，拿在妈妈手里的是氰化钾药丸。排在最后的也是女儿，叫伊丽莎白，四岁。
六个孩子，最大十二岁，最小四岁，怎么确定他们有没有追随希特勒自杀的意愿，谁说了算？
那天留在地下暗堡里的人揭露说，玛格塔欺骗六个孩子说注射疫苗，然后让党卫队医生注入吗啡让他们昏迷。这时候，玛格塔就想掏出氰化钾药丸，准备喂进他们的嘴里。
这封遗书最后说，“我不得不结束了，这封信交给汉娜·莱契，她还要飞出去。”
玛格塔的遗书，要交给与前夫所生的大儿子。那时他在前线当了战俘，很久以后才能看到这封信，并且心情复杂，为六个弟弟妹妹感到难过。他在释放后成为正常人，努力经商，活得挺好，直到遭遇了1977年的一场空难。
我之所以在回忆1979年时写这件事，是想写一写带着遗书飞出去的汉娜·莱契。她在1979年病故，再不写她就来不及了。
有人说汉娜的飞行传奇太多，或者说她本身就是个飞行传奇，从1931年起，多次创造欧洲和世界女子飞行纪录。她六十五岁那年，即1977年，还改写了世界女子滑翔机飞行的新记录。
这可是个坚韧的女性，甚至像猫一样有九条命。有个故事说，与汉娜一起试飞Fi-103的七名教官中，二人死亡，四人受伤，只有汉娜没事。
还有个故事说，1942年10月，汉娜参加Me163火箭动力截击机的试飞。这种世界上唯一的火箭动力飞机，能在一分半钟爬升到九千米高空，每小时飞行九百五十公里。一次试飞，Me163起落架卡住了，被迫用机腹降落，汉娜全身到处是伤，头骨破裂了四处，当场昏迷。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她在昏迷前还找到笔和纸，将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画了一张草图。
汉娜没参加纳粹党，因此被盟军监禁一年多就释放了，但她的纳粹立场既坚定又顽固。当年有朋友说起德国种族灭绝营的事情，汉娜一怒之下找到党卫队帝国长官希姆莱，要求马上停止这种罪行。当希姆莱向汉娜保证，这是美国人的恶意诽谤，是想颠覆德国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她信以为真，再也不相信别人描述的事实。
甚至后来，希姆莱背叛希特勒被纳粹党开除，汉娜仍深信纳粹，这也不是一句政治头脑简单就能解释的，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也不能解释，那不是对邪恶的沉默，而是对邪恶的深信。
这并非小概率的个例，而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大问题：极权者用虚妄的谎言欺骗大众，当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那些虚妄，被他们蒙蔽的大众却不愿意醒来。这是为了什么？
1945年4月25日，盟军包围柏林，从地面到空中像铁桶一样。就在这一天，汉娜单独驾机飞进柏林，座机被击中，发动机和油箱受损，但还是迫降成功。
离地下暗堡不远的地方，秘密藏着一架飞机。汉娜提议希特勒坐飞机逃出去，希特勒不想逃走，宁可死在地堡里。
她又提议，带着玛格塔的六个孩子飞出柏林，可是玛格塔告诉她，这六个孩子是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的。如果第三帝国和元首不存在了，他们也就没有地方可以生存了。
她开着那架飞机走了，只带走了玛格塔的遗书。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没有带走那几个孩子，汉娜流了眼泪。
那几个孩子的妈妈是玛格塔，爸爸是戈培尔。这个家庭被宣传为模范的德国家庭，有一些漂亮的照片，出现在杂志封面。
刚才提了一个问题：极权者用虚妄的谎言欺骗大众，当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那些虚妄，被他们蒙蔽的大众却不愿意醒来。这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在戈培尔那里找到一部分答案。他的身份先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宣传部长，后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还是德国作家协会主席。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戈培尔有些观念一直是极权国家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广泛应用，效果不错。
他说过，“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简单和重复。”
他还说，“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把地狱看成天堂。”
前面的话不够生动具体，下面一段就不同了。“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戈培尔说，“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他还解释说，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他有一句话，几乎成为人人皆知的名言，“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依照我的理解，这句话的第一个深刻含义是，要动用一切国家力量不许戳穿谎言。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它就可能真的成为真理。第二个深刻含义是，维护一个谎言，还需要制造出成百上千的谎言，形成一大片谎言陷阱。这样一来，总会有一个陷阱让你掉进去，相信它是真理。
举例来说，那时的德国制造了“美国是敌人”的谎言，在这个谎言周围还有一些谎言，比方说，要是如实地公开披露德国的缺点，会损害国家威望，为美国提供了攻击国家社会主义的借口。这种爱国主义的理由容易为大众接受，包括前面说到的汉娜·莱契，就因为这个理由，对希姆莱的谎言深信不疑。
谎言说多了，制造谎言的人也会相信。戈培尔与玛格塔也相信了他们自己制造的谎言，觉得没有了第三帝国和首相希特勒，他们的六个年幼孩子真的没有了未来。
与他们一样想的，还有号称“二号纳粹”的马丁·鲍曼。在第三帝国灭亡之际，鲍曼从柏林给秘书发去电报，让妻子像戈培尔的家人那样做，自杀前先杀死孩子，以免他们落入盟军之手。幸好，鲍曼的秘书还有点良知，不肯传达这个命令，那十个孩子才没有成为邪恶制度的殉葬品。
这就有些像我听过的一首歌，有一名盲人歌手，用特别苍凉的声音，唱出他的一个想法，不能当某些人的孩子。我被其中的一句歌词吓住了，那句歌词好像是：“饿急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