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想，你一辈子大概会遇上无数个像我这样的人，运气好的话，也许一天就能碰见好几千个：剃着劳教犯人一样的短发，挂着一丝不苟的金丝夹鼻眼镜，穿戴整齐得就像是去赴总统宴会，事实上只是为了一个月几千块钱的薪水，慌慌张张挤地铁上班的可怜虫而已。
我的雇主也是一只可怜虫。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他为什么要开这倒霉的文化公司，而不是接着卖他那发家致富的盗版书——吃屎发福的人转身就嫌屎臭，他居然还加入了什么维护版权公益协会。《皇帝的新衣》写出来几十个世纪了，可每一天都有人光着屁股招摇过市。没错，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可笑的杂种，成天摆出一副高深莫测、仿佛万事皆在掌握的模样，其实那只是胆小如鼠的另一张面孔。我亲眼看见过，十公里外突如其来的一声猫叫把他吓得躲到办公桌底下去，半天不敢出来。更妙的是，桌下依稀传出尖尖的“啾啾”声——隔着落地玻璃听起来并非很清晰，也许是“叽叽”声——我觉得他真的变成了一只老鼠，恐惧之余不由自主地呻吟。
这幅古怪诡异的场景，倘若不幸被公司里随便哪个人见到，我敢跟你打赌，他（她）一准会落荒而逃，就像只神经过敏的兔子，被那毛骨悚然的“啾啾”声给轰出去一样，从此再不敢踏入这个鬼地方半步。如果你愿意，赌什么都可以，我坚信我将稳赢不赔，比坚信我现在活着还要坚信。
如你所见，我没有逃，也不会逃。这倒不是因为我胆大如斗，老实告诉你，我其实胆小如鼠。三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一个灯火如豆的小巷子，我曾经被两个十二三岁的小伙子用一把也许连猫都杀不死的水果刀抢走了钱包。我把这么丢人的事情也告诉了你，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你也许会奇怪我这样的人还能讲出个什么混账道理，这道理我琢磨了很久很久，我得说出来。你看，我们也许不会因为恰当的心理准备而减少悲伤，譬如面对缠绵病榻的亲人如期而至的死亡，又譬如眼睁睁看着心爱的球队输掉比赛，这些伤痛都是无法避免的；但恐惧不同，完全不同。你得问问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胆怯？是天性？或许有之。我得说，归根结底还是对突如其来的玩意儿准备不足。我记得我曾经害怕坐飞机，害怕得要死。第一次被那好几百吨重的铁家伙带上三万英尺的云端，我吓得差点儿没尿了裤子。现在？你让我飞去火星都没有问题。没错，消灭恐惧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陌生，就这么简单。你老婆要是害怕老鼠，你就把她和一堆老鼠关在一个房间里。三天之后放出来，她一准会笑眯眯地告诉你：亲爱的，这老鼠肉可真好吃。
我不怕老板这只硕鼠，原因自然是我吃过老鼠肉。这令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诗，也许是唐代某个诗人写的，也许不是，是不是都无关紧要，总之能够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这样诗句的人，必定是个天才。我崇敬每一个天才，尽管我从来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我若无其事地慢慢远离硕鼠，哼着小曲走向了办公室的另一端。那是一个露天阳台。对于一个所谓的文化公司而言，露天阳台显然比会议室重要得多。我可以忍受一堆人挤在过道上汗流浃背体臭四溢地开会，但决不能容忍没有一个能够慢悠悠喝茶聊天，然后远眺百米之外的广场，欣赏那帮活力四射、青春永驻的大妈们曼妙舞姿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黄昏了。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只有在阳光歇斯底里的按摩下，才会浪叫出一点虚伪的精神，卖力地搔首弄姿。太阳偏西，意味着伪装即将被剥个精光，星星点点亮起的霓虹灯，不过是一群此起彼伏的瘾君子，明的亢奋，暗的颓废，上弦月笼罩的城市集古今中外五千年所有缺德之大成，酝酿出无处不在的陷阱、蛇信、精液和死亡。也有一些不死的、如同我老板那样的角色，隐匿在墙壁和服饰的阴面，警惕地躲避着所有目光（不仅是人类的目光），在我们的身边，发出人类永远也无法发出的声音。
二
我特别在意这座城市的建筑物千奇百怪的表情，尤其是在午夜，空荡荡、一望无际的街道就像年老色衰、无人问津的妓女，不用刻意，每一个细胞都流露出历经岁月雕刻的苦难和对身边一切存在的不适。我蠢笨的表达无法传递这样深奥莫测的不安，但这恰好能够带给我无以名状的快感，甚或超越了畜生式的交配。
我租住的地方修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裸露的青砖外墙上布满了各式各样颇具神秘仪式感的图案，正如它所扎根的区域因为城市文明的迅速膨胀而被渐渐遗忘，这些图案也因青苔和尘土而被隐没在了视线之外——这倒是一件好事，不被注目者通常是不具轮廓的真理。普通人习惯于在春花秋月的陈词滥调里打滚，却对一颗露珠白驹过隙的命运视而不见。正如佛陀隐晦的箴言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身体，人的躯壳，不过就是青苔和尘土而已。
如同大多数那个时代的住宅一样，每个单元都是七层十四户，我的住处在顶层的右手边，编号13。这并不是一个让我感到舒服的数字，甚至还不如对门的14。当初选择它的理由似乎只有便宜一条。我是个穷人，在绝大多数事情上，便宜都是抉择的第一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我的血液为此时时流淌无以名状的悲哀，在年过四十的下午，廉价的香烟比发黄的旧照片更加令人难以忍耐。我曾经努力想用整个青春去表达我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最终得到了逻辑混乱的自杀判决书。
我从来没有一本正经地讲过这么多连篇累牍的屁话，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得做一个解释：由于某种不恰当的经验，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分辨不清所见的真实与虚妄，逻辑的混乱与缜密，只是我的确有着某些与众不同的禀赋（不是才能），它告诉我活着就是为了证明活着的无限与荒谬——我现在要讲的事情便与此相关。
准确地说，是与14号有关。
在我搬入这里后不久，赶早班的某日，就曾在楼道上与14号住客擦身而过。那是一次永生难忘的擦身而过：当时距离太阳升起还有一点点时间，整个楼道一片灰蒙蒙的，声控灯已然寿终正寝，无论如何跺脚呼喝都是无光无亮，难以辨识。我借着手机的微光往下走，在第一个贫瘠的拐角，险些与悄无声息上来的黑影撞个满怀。说是险些，其实已非我所能掌控，在我刹不住脚也反应不及的电光火石的那一瞬，黑影如同被上帝之手一把拽起，从我身前不足十公分的地方平空消失。突如其来的诡异变故令人惊诧。我下意识回头，他已站在五六级阶梯之上侧身看我，目光凉如水，准确地传达出犹豫与警惕的味道——有位天才曾经意志坚定地指出，“任何故事里都有虚假的回忆”，但由于这刺人魂魄的味道，我发誓这段内容完全真实。短短三秒的对视，我足以抓住对方最显著的特点：巨大的毡帽下，除了眼睛，脸部所有细节都被一张严严实实的口罩所遮挡。然而就是这双眼睛，我竟找不出任何一点人类的特征。换句话说，我从没在哪个人也不可能在哪个人的脸上看到这样一双眼睛。我腹笥狭窄，绞尽脑汁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再现如此恢诡奇特的形容，它散发着深不可测的敌意（然而并非针对我个人），有穿透墙壁的危险。
三秒钟后，他不作一声地转身而去，打开了14号的大门，如同不曾出现过，随着那记轻轻的“砰”而消失。我在原地目瞪口呆地站了两分钟，直到第一缕阳光从花格中透进，我才想起我是一个赶时间的可怜人。
第二次见到他已是过了大约一周，黄昏渐去夜幕初临，我刚走到单元门口，只见楼道上一拥而下七八人，有男有女，个个精力充沛；我不愿招惹是非，躲在一旁避让。突然，我的余光在人群中扫见了他，说是“他”，毋宁说是那顶硕大无朋的毡帽，他依然用口罩遮住了脸，低着头，匆匆而过。我努力挤出微笑，向他打了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招呼。我从不喜欢主动讨好他人，打招呼的方式牵强而笨拙，如同小学生狗爬似的字。说到底，我的微笑只是为了迎合我的胆怯，原不期待更不愿意得到他的回应，可他竟回应了，向我微微侧身，点了点头，然后在前呼后拥中扬长而去。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会隔三岔五地在楼道或其他地方与他不期而遇。秋去春来，即便是炎炎夏日，他也绝不肯露出半点本来面目，最多就是把毡帽换成了一顶同样夸张的草帽，仅此而已。每次碰见，我都会重复那愚蠢的微笑，他也会还以假模假式的颔首，久而久之，古怪的客气构成了巨大的、逻辑流失的暗示，让我自以为与这怪人相处还算融洽，在某些必要的时刻，可以有某种程度范围内的求助。
譬如借道。
九十年代的小区房普遍是钢筋现浇顶，顶层住户只需在室内开个楼梯，楼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自家花园。今天下午我下班略早，买了一袋排骨，打算回去炖汤吃，到了门口才发现忘记带钥匙了。我并不是那种经常丢三落四的角色，突如其来的麻烦令我心烦意乱，不得不四处搜寻牛皮癣般到处乱贴的开锁电话。正犹豫该打哪一个，突然，我发现14号的大门虚掩着，门缝里隐隐透出光来。这令我大喜过望，我揣摩我们的楼顶应该是相通的，只需借道上去，穿过花圃，我便能回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上前敲门，不见回音，我便一边解释一边拉开门往里走。
在开门之前，我对这户房间做了七八种设想，十分倾向于浓墨重彩的大和风格，也不排除神秘莫测的民族风，即便是如我所住那样简陋粗鄙的出租房，也不会令我有所吃惊。“吃惊”二字，其实远不能准确表达我被眼前景象所引发的雪崩式反应：整个房间看不到任何与人类生活相关的东西，没有电灯，没有电器和家具，甚至墙壁和地板也是原封不动的水泥面。门缝里透出来的光，来自从窗户滤进的夕阳，我的影子被狠狠拉长在右侧的墙壁上，就像一条垂死的响尾蛇，随着我双脚的战栗而微微摇晃。
我僵硬的颈部肌肉无法听命于大脑，似乎被一双油腻的手推着弓向地面，于是，我看到了无数支离破碎的皮肉和骨头残渣，也有一些非人的毛发，蜷成一团一团，与破碎的蛛网、七零八落的瓦砾混淆，胡乱散落，满地皆是，正如我乱麻般的思绪。冷风打进颈窝，汗水带走了宝贵的体温，我这才发现这里的窗户压根儿就没有玻璃，只有两张难以辨识的黄色破纸，离奇地粘在窗台上，随着偶然路过的秋风，发出倾向于死亡的抒情。
我记得曾经在一本又脏又黄的诗集上读到过这么一句坦率的惊呼：“瞬间啊，请你停下来！你是这么美！”这一瞬间截然相反，它停留得过分冗长，似乎就要死去，成为永恒（如果死亡就是永恒的话）。“嗖”，一声轻响打破了时间的平静，一只手臂般粗细、五色斑斓的蜥蜴从我头顶掠过，迅速消失在走廊尽头。它留下的警告气味刺鼻而黏稠，散发出一种不容分说、居高临下的腔调，丝毫没有暗示或假设，赤裸裸地替我指出了当下处境的危机四伏。我的余光扫到没有门的主卧，门洞里漆黑一团，却闪烁着无数星星般墨绿色的寒光，我感到对人类有切齿大恨的武装已经上膛，十种尖利嘶喊的咒语在我头顶轮番行刑，我再也承受不住这排山倒海的恐惧，丢下了手中的排骨和墙上的影子，连滚带爬地冲出去。
飞奔的亡命之徒，仅用了极少的时间，就兑换出数公里的活命空间，人在求生时，很容易发挥超乎寻常的智力和体力，事后连自己也会讶异非常。很多人称之为“潜能”，但我认为不是。这只是日常生活削减我们存在高度的反证，我们从来也没能彻底明白自己。
在一个熟悉的商务大楼门口，狂奔的我被同学和前同事王大卫给唤停，这才回过了神。在有些人面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失态的，我用力调整着呼吸和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
三
现在我坐在王大卫的办公室里，看着这张熟悉的脸，我自然联想起此人大学时的形象。他牛高马大外表出色，兜里总是揣着花不完的钞票，系里那帮浅薄淫贱的娘们有一半上过他的床，剩下的一半则是因为他瞧不上。无疑，他理所当然会被绝大多数男生所嫉恨，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只是他并不知情，或许是知道了也无所谓吧，他依然把我当作朋友，常常找我吃饭、喝酒、踢足球。到了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神色肃然地建议我，简历上不要露出出生在农村的马脚，不然对找工作不利。
我到现在也不理解，这狗娘养的怎会如此介意“农村”字样。我从来不以生在农村为耻，但也不以之为荣。在那白纸一样的过去，值得一提的是溪流、麦田和野菊花。自从离开了家乡，我再也没有呼吸过会发光的空气，再没有喝到过清澈微甜的泉水，但我也不想念。每个死水微澜的夜晚，我倒是常常回想起老家的一个地方和一个“人”——我十八岁之前很少经过的地方和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它们开启了我恐惧的大门，也为我的脑袋插上了一双胡思乱想的翅膀。
先从“地方”说起罢。
我出生在一个大村落，五十四户人家，只有两个姓。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姓氏所意味的血缘本身。两个祖先后代的宅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迷宫似的蛛网。在距蛛网东南一公里开外，有个独宅，就像是村子拉出来的一泡屎。前院后屋坐南朝北的布局，占地不足半亩。院子用青石铺地，半围着篱笆——那些看起来比我爷爷还要老上好几百岁的竹篾篱笆，懒洋洋地在地面的苔藓上滤下怪腔怪调的斑驳光影，这让整个院子看起来特别适合堆放尸体。屋子是青灰色的平房，满打满算不足五尺高，中凸侧翘，墙壁外拱，在遍地虫豸的夏秋之际，远远望过去，仿佛一只硕大无朋的王八，随着此起彼伏的麦浪发情。
院子的东北角上别开生面地长着一株歪脖子柿子树，从院内直挺挺地伸出院外。那玩意儿总能带给隔壁屋的陈寡妇无限遐想。我自然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我不好意思讲出来。当然了，这也是她的自由，你不能因为她又老又脏又穷又丑就剥夺她幻想的自由。只是自由有时候也可以杀人。在我离开村子后不久，就听说她吊死在了那棵柿子树上，所有人都说她是自杀，包括警察，但我知道一定不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杀死陈寡妇这样的人比我杀鸡要他娘的容易多了。
就是这么个地方，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信誓旦旦，一百多年前，那里本是一块极小极小的池塘，宅院是一夜之间突然长出来的。池塘怎么会长出宅院？村里的年轻人都不肯相信，对这个老家伙的满嘴胡诌嗤之以鼻。我理解他们的不相信，芸芸众生的可怜之处往往就在于轻信谎言而拒绝真相，对超出想象能力之外（或现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他们只会用蛮横的不信给愚蠢遮羞。老人的话，我相信七成，还有三成是我不敢排除它从天而降的可能。
我与它真正扯上关系，是在父母去外地做赔本生意的小学三年级。一天，爷爷在打雀儿牌时突然发病，被人抬进了村里唯一的诊所。奶奶一大早就带着大哥去县里看牙医，家里没人。恰巧诊所医生的大儿子蒋源彪正读六年级，于是一个电话打来，这个一口四环素牙、鼻子一半红一半黑的家伙，便成了护送我回家的“保镖”。说起来他可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名人，名人的意思就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除了强奸、贩毒、杀人这类严重的犯法勾当，他好像什么坏事都干过。要不是他爸对校长有恩（救过他的狗命），早被开除了几万次。平日里我都是躲着他走，那天居然得跟在他屁股后面回家。得到消息后，我就像是在寒冬腊月被一桶粪水从头顶淋到了脚心，每个细胞都在缺钙。我不能不为回家的几公里前程充满各种担忧，尤其是对作为一个五十斤重的大沙包的命运。
许久以后我才明白，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对于剩下的百分之十的人而言，比空气都不如，而你还常常在昏暗的灯光下，廉价的出租房里，进行着严阵以待却一文不值的想象。我之于蒋源彪便是这么回事，事实上他连把我从屁眼里放出去的必要也没有，更何况拿我当沙包？放学后，他只是走到我跟前问了一句“你就是他妈的那谁谁？”，得到一个肯定的点头后，扔下一句“跟着老子，别走丢了”，转身便走，简直连多看我一眼的力气也懒得浪费。
我就这么心怀忐忑、胆战心惊地亦步亦趋，始终离他两三米的距离。他没有走我平时回家的路，而是绕道东南方，我只能假设这条路也许到他家更近些。突然，我听见他小声嘀咕：“操你妈，熟了呀。”我琢磨这话不到三秒，他已侧身把书包往我怀里一丢，就往老屋方向跑去。跑出两步，也许是觉得有些不妥，也许是突发奇想，当然更可能是什么也没想，他停了下来，转身盯着我看了两眼，跺了跺脚，走回来取过书包，面无表情，很认真很认真地说：“你他妈也一起。”
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只能畏畏缩缩地跟到柿子树前。蒋源彪的身手当真了得，虽然隔着篱笆墙，右手暴长，便抓住了伸出院外的树枝，腰一猫，也不见蹬腿，“嗖”的一声，已稳稳站在了枝头，探手摘下枚又大又红的果子，就口一咬，汁水四溅。
“喂，”眨眼间，蒋源彪的第一个战利品已然下肚，“你狗日的还愣着干什么，上来！”说是上来，他已顺手扔下了一枚柿子。我接在手里，有些不知所措。他像是看流浪猫狗一样轻蔑地扫了我一眼，再不理会，继续往上攀爬，眼见就要拿下全树最大最红的那颗，说时迟那时快，“咔嚓”一声，他手攀的树枝突然折断，电光火石，毫无征兆。我还没来得及惊呼，他已连人带枝摔了下来。
我瞠目结舌，正思量这杂种的脊柱有没有摔成十七八截，他竟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大声嚷嚷：“我操，惊动老货了，快走！”我定睛一看，老屋的大门果然开了，站出一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东西：他满打满算应该不足150公分吧，佝偻着身子，恐怕连130公分也没有；但在一个不到十岁又心怀鬼胎的小孩眼里，就仿佛眼前轰然腾起了一朵蘑菇云，在不规则释放的时候凝固，成了一座《西游记》里随处可见，那凹凸嶙峋、魅影重重的凶山恶岭。
这是一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怪人，即便是站在几十步开外，他沉默的压力依然令人喘不过气。借着好奇的勇气，我从下往上把他打量了一番，每一寸目光都盈满了信息量：鞋子又扁又平，黑黝黝的，发出金属的光。严格来说，他应该没有穿裤子，上衣下摆挂着几块破布。不知怎的，我觉得那就是从他身体里长出来的，至少也是寄生物——出生于1968年的印尼女教师诺斯延德赫，从23岁开始，至今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腹部和胸部源源不断地“长出”了四十余根十至二十厘米的金属丝，它们被剪断后不久又会从其他地方“破土而出”；巴基斯坦的货车司机卡南，左手手腕如同树干一样，分岔出两根“树枝”……此类怪事地球上比比皆是，你不能用罕见来否定真实。
越往上就越罕见：从腰部下沿到整个脖子，躯干完全被一个土黄色的甲壳包裹着，乍一看像是龟壳，再看又像是蟹壳，总之那沉甸甸的质地、闷闷的反光，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人类的衣服。两只又长又细的爪子抱在胸前，手掌巨大，但各只有两根粗壮的“手指”。
当然，这一切与那张脸一比，连“小巫”都算不上，那是一张让画出《呐喊》的天才也无法捕捉其神韵的脸：泛青的皮肤超越了真实和写意，充满了生死迷离的色彩，类似的色彩我只在海鲜市场的活物身上见过，我甚至想到了它们被火一烫就变红的物理现象。不用说，你一定看过《红楼梦》，林黛玉的樱桃小口跟他一比，简直就是血盆大口，你也许得用显微镜才能从这张脸上找出嘴巴。鼻子倒不用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鼻子，鼻孔就像两颗硕大的黑痣，紧贴在淡青色椭圆的正中央。头顶两颗比我手中的柿子还要大上好几倍的眼珠子，正恶狠狠地瞪过来。被他的目光一照，我顿觉浑身冰凉，如堕冰窟，手一软，柿子掉在了地上，摔得稀巴烂。也许是这枚柿子的不幸刺激了他，他突然朝我们冲了过来，嚯，这是怎样混账的冲刺啊，他把身子一侧，壳子放得水平，手脚并用，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噗噗”声，横着趟出一条路来。
蒋源彪见势不妙，拉起呆若木鸡的我撒腿就跑，他的体内似乎有一台集成动力的马达，源源不断地推着我们逃出生天。但是没跑出两步，我感到脖子上一阵刺痛，一股大力让我的身体完全摆脱了地心引力，没错，我被他钳子一样的手高高拧起来，就像起重臂拧起了一堆垃圾。我吓得连哭也忘了，死亡比任何时候都离我更近，短短几秒，长过几个世纪。我的大脑不由自主地开始回顾不足十岁的人生，我很遗憾没有把三婶偷偷给我的那包巧克力豆吃完；很遗憾没能去一趟杭州，不是去看西湖，西湖的美小屁孩压根儿就弄不明白，我是听说省城有世界上最好吃的片儿川，直到今天，片儿川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在西湖之上……当然，与最遗憾的事情相比，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我没能亲一下隔壁桌的小雅姑娘，连拉一拉手也没有。那正是情窦初开之际，也许略早了一点，但小雅却已朦朦胧胧中占领了我思考的重心和情绪的要领。
我的呼吸逐渐困难，意识也开始模糊，忽然，我听见他喉头发出一声低沉而愤怒的怪吼，脖子上的力道骤然松开，将我摔倒在地。我顾不得脖子的疼痛，定睛一看，只见蒋源彪高举着燃烧的枯枝，作势要往老屋点去。我并不认为那一点点火焰能够让青灰色墙壁沸腾起来，可就是这么个荒唐的举动，实实在在救了我一命。老屋主人发疯了似地向蒋源彪冲去，甚至超过了刚才追赶我的速度。蒋源彪一点也不惊慌，他知道对手不敢靠近火焰，舞动枯枝从容避让。老屋主人退到门口，恶狠狠地瞪着我们，却一动也不动了。蒋源彪一步步退到我身边，将枯枝递到我手上，背起我就走。我永远无法忘记那满溢着勇气和力量的身躯带给我的踏实和安稳，在他肩上，老屋和它的主人竟一点也不可怕了，我甚至还有心情向他做了一个鬼脸。当然，那已是远在一公里开外了。
“你他妈要是想死，就把今天的事儿告诉大人。”到了我家门口，蒋源彪如是叮嘱。其实他的叮嘱是多余的，我当然不会告诉我爷爷或者老师，多嘴多舌的代价一定是一顿可想而知的胖揍。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那天过后，我再也没有靠近过那间要命的小屋，与蒋源彪也联系甚少，只是不断有关于他的齐东野语传入我耳朵：高中没毕业，他就被校长开除，原因是他偷偷把语文老师晾在阳台上的胸罩取了下来，连同大便一起埋在了升旗台下面。于是，在我们绞尽脑汁学习牛顿第三定律的时候，他在杭州市场上学会了挣钱的本事；在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为了一个月三千块钱的工作向大腹便便的杂种们点头哈腰的时候，他早已靠着炒卖地皮赚得盆满钵满……如今，他的商业帝国已触及衣食住行的各个层面，当年开除他的校长的孙子，因驾着他的玛莎拉蒂送他女儿上下学，常常在人前洋洋得意，不可一世。
我的妒忌如山高海深。
四
大学毕业后，我和王大卫去了同一家公司上班。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家公司其实就是他们家族的企业。王大卫虽然喜欢在人前卖弄一些浅薄学问，但事关要紧的风声，他绝不会无端泄露半点。无端的意思是说，当他告诉你的时候，他已有所图谋了。
大约五六年前，我和他被派去四川出差，争取一个开发川西藏区某地旅游的千万元级大项目。就像小说的情节一样，项目方的老板正是蒋源彪。我们原本需要通过几轮竞标才有机会探取果子，但他看到了我的名字，亲自打来电话，便决定立刻见面。
远离这张脸已有二十多年，毫无疑问，夹裹着酒色炮弹的时间并没有放过这个不可一世的混账：若非眉脚那颗朱砂痣穿透了光阴的重重迷雾，依然散发着穷凶极恶的气息，我真无法把眼前这头肥猪同那位身手敏捷、当机立断的不良少年联系起来。我第一次由衷地感受到了时间的伟大，这个世界每一寸都是由时间完成架构的；我们既是时间的奴隶，也是时间的主人。
蒋源彪摇身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我原以为我会很高兴，因为我天生幸灾乐祸，见不得人好，我就是这么个坏胚子。但不知为何，当我们寒暄之后，我心里却有一股又臭又涩的滋味在泛滥。也许是生活多年的倾轧，让我见识到了更多的劣酒和鼠疫，蒋源彪的“幸运”带给我的嫉恨根本就不值一提。不只如此，年轻时许多比泰山还要重上几分的爱恨情仇，扔到生活的浊汤里随便一捞一煮，就会变得狗屁不如。我在三十五岁看二十多岁时如是，估摸着到了六十岁，再回头来看三十五岁的今天，也会不外如是。
蒋源彪在成都的办公室倒是蛮合我的口味：约莫八十个平方大小，一排书架将空间切成两个正方形，分别用于办公和会客。整体风格是典型的藏式，墙壁上也假模假式地挂满了各种藏传佛教的艺术品，尤其是办公桌正对面的那幅清代唐卡，估摸着怎么也值个四十万以上。
“东张西望个锤子，看中哪件取走，就当是老子孝敬七叔了。”寒暄之后宾主坐下，蒋源彪冲我笑骂道，“咱村没几个好鸟，七叔这人还算地道，老子敬他。”
这开场白倒没出乎我的意外，但我感觉得出来，同样是满口粗话的蒋源彪明显有了本质的不同：从前是他的个性，现在是他的形象——多年商海沉浮，他成了一个好演员。论谱排辈，他管我爸叫七叔，但要放到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去衡量，我们一家人都只有给他当灰孙子的份儿。
“那倒不必，五哥（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按族谱叫他五哥）你要能给我这项目做，比送我爸十件礼物都强。”
“我去你个狗日的，想得倒挺美！你送来那样一个鸟方案，就想抱走金娃娃？老子要像你这么做事，早他妈跪在街头要饭了，”蒋源彪笑眯眯地边骂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扔到桌上，“不过看在七叔的份上，老子不能不多担待。这是我找了几个喝饱了洋墨水的龟儿子熬了三天三夜赶出来的，拿去照方抓药罢！”
我接过方案看了不到三页，就知道他“抱不走金娃娃”的结论非虚。说起来，当我得知甲方是他的公司，便一门心思在找关系寻路子上，方案自然也就弄得马虎潦草。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度，人情世故学早已超越了其他所有领域，精深博大，登峰造极；几乎所有人办事的出发点，绝不是如何想方设法把事办好，恰恰相反，只要路子走对了，山门拜好了，便可以事半功倍，八面玲珑，皆大欢喜。所以在中国，很多事情你不能较真，否则必然得不偿失。当我还是个愣头青的时候，我也是满肚皮的不合时宜。但屎吃多了，也就习惯成自然，我慢慢领悟了生活泔水浸泡出的真理：所谓文化，并不在于那客体是个什么样了不起的玩意儿，就算是堆牛粪，吃的人多了，也是一种文化。
“看完了？这方子虽然看起来不错，毕竟还是在他妈的隔山打牛。这样，明天我让人给你们备一辆车，到地头去好好踩踩点。该敲打的敲打，该完善的完善，把绝活都拿出来，给老子做得越扎实越好——那话怎么说来着？阿庆嫂倒茶滴水不漏！别他妈打马虎眼。”蒋源彪说着说着，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不见了，就好像在螃蟹老怪面前一样严肃，“丑话说在前头：这回事情要是做好了，以后有你他妈乐的，要是做不好，老子把你两根爪子剁下来，卤好了给七叔邮过去。”
当晚我们被安排住在锦江宾馆，第二天一早，蒋源彪果然派人送来一辆Q7。我们驾着车离开成都，沿着川藏线一路向西，四五个小时之后，眼前天翻地覆的景色变化提醒着我时空的不祥和伟大。我感觉到有种东西在我心里发芽生长，但始终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在此之前，副驾驶座上的王大卫对我说了一箩筐的话，从我们认识到现在，说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我不但知道了我们的大老板是他的嫡亲伯父，还知道了财务科年轻风骚的小鱼是他未曾见光的小堂弟的母亲，而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公司所有竞争对手里最强势的后起之秀，其幕后老板不是别人，正是这个装模作样、身处发福前夕的杂种。
“为什么我守着梧桐树还要自立山头？问题当然在我大伯身上。这树老了，根上朽了、坏了，老而变贪，贪则不智。只取不予的思路成不了气候。所以我要防患于未然，否则等到树倒猢狲散再想种树，等到病入膏肓再想治病，一切晚矣。
“毫无疑问，这项目蒋总不是给公司，而是给你的。到时候我大伯打发叫花子般给你一两个点的提成，算是好的。哪怕一分钱不给你，也不是没有可能。你想过没有，以他事事节约成本的作风，这项目很可能被搞水了，搞成豆腐渣。到时候钱给他挣走了，蒋总你也得罪了。
“所以我说，与其人为刀俎，不如转个身海阔天空。把项目带到我的公司去，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利润我们俩二一添作五。不用担心不好交差，谁也没指望我们俩就一定能把这项目带回去。伯父那边我去说，包你不吃亏就是。”
现在想来，当时我竟被这压根儿就经不起推敲的连篇谎话给说入了迷。贪念的炽热有着极强的危险性，首当其冲便腐蚀和消融了理智。越是简单粗暴，越能正中红心。
当晚，我们住在康定的酒店，次日清晨出发，在距离巴塘大约五十公里的地方，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了我们的计划，肆虐的狂风和莫测的泥浆把我们驱赶到了半山腰一家集住宿、餐厅、乡村超市和藏医诊所为一体的旅店。忘了是宋还是唐的一个大文豪，在归来的船上一声快嚎：“未到江南先一笑”——这就是我走进旅店那一刻的心情。在拧干衣服的水渍时，我蓦然惊觉，我任何时候突如其来的感想都能在古人留下的文字尤其是诗歌中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这绝不仅是证明了人性的亘古不变，绝不仅如此。那一刹那，我仿佛被时间巨大而漆黑的阴道所吞噬：我们的生命是光阴按部就班的线性轨道，当你试图作出挣扎，当你对此充满了怀疑，肉体的一切便开始变得混沌，变得难产。而一旦在某方面有所超越，你那单薄、可怜、微不足道的生命便会毫不犹豫地弃你而去。从某种程度讲，生命是真理最大的敌人，荒诞的是，我们必须骑在生命的背上才能寻找真理。所以，我们是与生俱来的自相矛盾，所有的存在都是。
也许是偶然，高原暴雨的持续时间长过了我以往所有的经验，但终究还是过去了。雨后的星空，安徒生也无法描绘这出离任何想象的梦幻。我不由自主走到了旅店背后的草地上，虔诚地沐浴着宇宙的柔美。水也许只有三种状态，但酒一定不是，它除了固态、液态和气态，还有光态，没错，那就是月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马蹄声哒哒，将遥远星空的美丽带到了我们身边。这是一辆满载康定情歌的马车，车上的人一露面，不必开口说话，那令星月缱绻、草原安静的美便已诠释了这片土地刺人心魄的万种柔情。我非登徒浪子，内心竟也涟漪四起。闻香而出的王大卫，不顾一切地迎上去，看起来他是要假装绅士搀扶下车的姑娘。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王大卫刚刚伸出手去时，他突然如失重的陀螺，顺时针转过180度，狼狈扑倒，用比过去快了十倍的速度，连滚带爬地逃回。顺着这道仓皇的轨迹，两道青色光芒自她身后射来，引发了我身体的战栗和双膝发软。这光芒不仅寒冷，且寒冷得颇不真实，我隐隐约约感觉到那里面有尊严，凛然不可侵犯，还有锋芒，玄铁尖刃刺人心肠。
我永远也忘不了射出如此光芒的眼睛，离开了藏区，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也找不到类似的生灵。这不是藏獒，它的身躯没有藏獒臃肿肥硕，也不像土狗，卑微朴实；它的额头宽而挺，嘴阔而平，肌肉健硕，皮毛华美，人立着，比那姑娘还高出半头，步伐和表情有种隐逸世外睥睨世间的骄傲，凭添优越，令人畏惧。畏惧是欲望的天敌，因那姑娘的出尘之美而熊熊燃起的心火，也被瞬间扑灭。
多年以来，我时常翻阅各种与犬只相关的图书，试图找出与它有关的资料，终究无功而返。它的身世与它的出现一样神秘，而最令我在意的是它自始至终站立，用个不大尊重人的比喻，它甚至比我见过的所有门卫都要笔直挺拔。如果不是它长长伸出的舌头偶尔滴下呛人心肺的腥臭液体，我甚至会怀疑这逼真的狗皮里包裹的是人。
姑娘是来买一些日常用品，因为是熟客，老板招呼她坐到炉火旁一起喝酥油茶。她坐下，狗便立在她身后，前爪时不时搭到她肩上，仿佛亲密恋人。老板自然也不是第一次见到它，顺手递了一碗茶过去，它居然就这么伸出双爪接了，捧着一饮而尽，像极了景阳冈大虫惨死之前不久、某位不解风情的粗坯自以为是的豪气干云。
当它喝下第二碗酥油茶，王大卫才战战兢兢地出来，我看见他腰间隐约隆起一块，显然是做好了充分准备。他的小动作丝毫没有逃脱它的眼睛，正如飞龙在天不以蚯行蚁步为忤，它用笑交代出彼此间应有的陌生和不应有的敌意。王大卫读懂了笑的意思，战战兢兢抱了抱拳，它竟依葫芦画瓢回了礼，那一瞬间的诡异和滑稽，令时间碎片被纳入了记忆行囊，在每个意外的时间，浮现于镜子和水面，或怔忡不安，或会心一笑。
那美貌姑娘叫什么我已不能记起，狗叫嘎巴，似曾相识，印象深刻故难忘。我们围坐炉前，话题几乎全在它身上。老板说第一次见它是在十年前，那时候它不过一尺来长，应该是刚出生不久。姑娘能听懂普通话，但不会讲，她用藏语解释了一通，却惹得老板连连摇头。老板用粗糙不平的腔调告诉我们：她说嘎巴与她同岁，今年已经十九了。他们从小一起玩到大，一起吃饭，一起上学，一天也没有分开过。王大卫哈哈大笑，说从未见过谁这么养宠物。那姑娘立刻很严肃地解释：嘎巴不是宠物，是她的朋友、亲人，不仅如此，它还救过她的命，对她有恩。姑娘说这话的时候，威风凛凛的嘎巴表情变得温柔，目光也不再寒冷锋利，平静得好像刚睡醒的孩子。
在老板的引导下，我注意到姑娘因激动而摇晃的右手上有一道伤疤，从中指根部延续到手腕，筷子般粗细，火光映照，带给我粉红色金线蛇的错觉。
这道伤疤便是姑娘一度生死危急的证明。老板告诉我们，五年前的冬夜，姑娘回家时遭遇雪崩，眼看就要被活埋，嘎巴一口咬住她的棉衣衣领，健硕的肌肉向自然行使了奇迹的权利，以八十码速度奔驰的死神之怒错失了到手的猎物。风驰电掣中，姑娘倒霉的右手被一条隐秘的枯枝划破，于是遮天蔽日的白被染上了微不足道的红。当轰鸣归于平静，当姑娘的双脚再次踏上坚实的石阶，身后那一片银装素裹的大地，就像天堂一样美，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嘎巴已然精疲力尽，瘫倒在一旁，姑娘紧紧搂住它，祈祷并感谢天意。
奇怪的是，老板口齿笨拙但眉飞色舞的讲述并未引发姑娘和嘎巴的共鸣，他们只是静静听着，仿佛与己无关，身边的空气都着了凉，或许是故事有些不尽不实，更或许这类遭遇在他们身上发生过太多，毫不新鲜，也就不以为意。老板终于不得不逐句翻译，替姑娘交代出她心中对嘎巴最大的感激。
头一年，姑娘的母亲病倒需要手术，圈内的两头牦牛是数万费用唯一的解决途径。塌鼻梁的同乡才让深知这家人的窘迫，开价六万一分不添；而康定市集上，一个慈眉善目的汉人把价钱拔高到十二万，这不但是才让开价的两倍，也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她的父亲几乎想也没想，就答应汉人把牛运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就在这时，一向温和友善的嘎巴就像狭路相逢不共戴天的仇敌，箭步迈出一道流星，将那汉人扑倒，倘若不是闻讯赶来的警察费尽力气平息了事态，那汉人将再也说不出任何话。尽管如此，他的右手手臂留下了巴掌大的一块怒气冲天的伤疤，左耳则永远离开了躯体。姑娘趁乱带着嘎巴溜走，避免了它在众人盛怒之下可想而知的灭顶之灾。
意外接踵而至，血腥的事实洞开了残忍的真相，出手阔绰的汉人富商竟不名一文，诈骗是他唯一的手段和目的。精打细算的才让最终牵走了牦牛，为此他不但支付了他母亲的手术费，还替伤者清算了治疗费用。对于多出来的开销，才让的解释让人意外。他说，嘎巴是英雄，金钱事大，但大不过英雄。
英雄嘎巴终于随着姑娘与我们告别，临上马车前，我清楚地看到它冲我们抱了抱拳，与王大卫的动作一模一样，然后不停地挥舞着前爪，如同我不由自主地依依惜别。
莫道前路无知己。
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背叛老板失去工作的下场很简单也很残忍：王大卫把项目成本做到了顶格，利润自然无从谈起。根据财务报表，我拿走了他承诺的利润的一半：七千二百一十三元二角，以及满肚皮的愤懑和复杂的无话可说。
五
“这么多年不见，你变了，也没变。”王大卫摇晃着脑袋，似笑非笑地对我说。
“什么意思？”
“说你变了，不需解释，你自己照镜子也能明白，”王大卫故作唏嘘，“岁月催人老哇，我们都是大叔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一声不吭，我知道无论我是否接话，他都会把想要说的一五一十地说下去。
“说你没变，就要虚无缥缈一些，”王大卫高深莫测地吐了一个烟圈，他点起了烟，“不瞒你说，你现在的老板是我的合伙人之一，通过他，我可以了解到你的一举一动，起码是工作上的一举一动。你做人和做事还是那么莽撞，不懂用脑，让人失望——不要怪我这么多年不见开口就对你说这样的话，我是真把你当兄弟，盼着你好，换一个人我还懒得敲打。”
我心里的火一蹿一蹿，但我没有理由冲他发火，就像我当年没有理由张口问他要更多的酬劳一样。我只是阴沉着脸，歪着嘴嘟哝道：“那可得多谢你了。”
王大卫“噗嗤”一笑，慢条斯理地说：“你看，你又生气了，你就像根炮仗，一点就着。怎么说呢，你心上缠绕着一条蛇，你用怨念喂养它，这正是它所需要的营养，于是越长越大，越勒越紧，你已经无力挣脱了，知道吗？”
我的怒气消失殆尽，他这番荒诞不经的比喻令我无所适从，有种一脚踩空的失重感，不知飘于何处。一些似曾相识但实际上从未见过的景象令我目眩神迷。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我。我的算计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此颓唐成性，”王大卫丝毫不给我喘息的余地，用自说自话的腔调俯瞰我，“你难道就没有仔细想过，藏区那项目，成本为什么会那么高？”
这正是我几年来的一个心结，听他提及，脑海里却是白茫茫一片，就像是猎人突然面对无数的飞禽走兽，不知手中唯一的箭矢，究竟该引弓向谁。
“以你的智商，不可能想不透，你是根本就没有去想。”
“想不想都木已成舟，怪我自己太蠢，空头支票也去信，上天派嘎巴来示警，我也浑然不觉。好比开车闯了红灯，认罚罢了。”
王大卫鄙夷地看着我，半晌才问道：“这就是你的真实想法？”
“我没有任何必要撒谎。”事实上，我也弄不清楚我刚才所言是否属实。我突然意识到，有没有必要做一件事与做不做一件事之间看起来千丝万缕，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联，譬如朝阳和落日的相似，又譬如海洛因和面粉的不同。《围城》里有句名言“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但我更认同法国某位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城堡正面写着‘我不属于任何人，同时我也属于每一个人。进来之前，你已在里面，走后，你仍然在里面’。”
“那我们就真实对真实，”王大卫扶了扶眼镜，他似乎突然来了精神，瞳孔在发光，“藏区那项目，实际利润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按我们的契约，你应该可以分走一百五十万，我说的是税后。”
我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心里有一座火山轰然喷发。
“可为什么你只拿到一点零头呢？说穿了一文不值，执行方和供货方都是我的公司，我所做高的只有与你签合同那家公司的成本，羊毛出在狗身上，上游涓滴细流，下游却是汪洋大海。”
“你现在说这些，是要把钱还给我？”
“如果你当时肯稍微动动脑子，把真相揭穿，我发誓我立马就会把钱一分不少地给你。可惜过了这么久，你依然不明就里，需要我来把话挑明。如今时效早过，于情于理于法律，我都没有再给你钱的理由。你必须把这作为你懒惰的代价，尽管昂贵了些。”
我原也不指望能拿到钱，两手空空的结果甚至还让我有点如释重负。从本质上讲，我是一个害怕有钱的人，我没有应付金钱的能力，也无法在万花迷眼的迷宫里游刃有余，所以，在这渺小可怜的混账世界，贫穷和粗鄙不是真理，但是真实——尽管如此，王大卫不留余地的拒绝也带来了理所当然的懊恼和恚怒，我一拍桌子站起，头也不回，便要往外走去。我无暇去关注王大卫的动作和表情，但有些东西不用看也能了然，我感到了一种古色古香的恶意，但这并不会令我的情绪更加低沉。今天似乎是这些年来我的集中受难日，我需要的宽慰也许只是一本价值连城的色情小说，也许只是下一个生龙活虎的自己。
门口，一个戴着巨大毡帽，围着口罩的人挡住了我的去路。巨大的刺激迅猛而激烈，我喉头那从未有过的尖锐能够刺破云霄。
“是你！”
这是一座图书馆也无法容纳的内涵，但脱口而出的只有两个字。我清楚什么东西至为重要。两个字恰如其分，两个字一无所有。
我转过身去，王大卫竟已不见。我发誓三面紧封的落地窗连一只蚊子也飞不出去。可他就这么不见了，像烟雾一样凭空消失。我望着太平洋般空阔的房间茫然呆立，浑身血液因冰凉而凝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于我毫无意义，我的痛苦，反复挣扎在莫扎特两个世纪前所弹奏的若干音符上。
大毡帽从我身边走过，一屁股坐到了王大卫适才坐过的地方，他的目光比《汉语大词典》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什么叫作称心如意，什么叫作怡然自得。
“你究竟是谁？”
大毡帽盯着我看了半晌，突然，他发出了“啾啾”的声音：“怎么，你连我也不认识了？我的好伙计。”他抬起头，缓缓解开口罩，一张熟悉的脸把我带回了每个清晨那冗长而莫名其妙的例会。我一个趔趄，险些撞翻了墙角的饮水机，好容易扶着墙壁站稳，猛然想起了王大卫不久前所说的话，冲口而出：“你把王大卫弄到哪里去了？”
硕鼠“啾啾”的笑声更加响亮，他说：“这要问你自己呀，我亲爱的审判者，啾啾啾……人去哪里了呢？不对不对，人就在这里呀，可是灵魂，人的灵魂去哪里了呢？啾啾啾……”
一道闪电从我头上狠狠劈下，麻木紧锁住四分五裂的疼痛。我缓缓软倒在地，想要呼喊，却已无法出声。嘴巴空洞地张开，用尽全身力气，结果只喘出了一口有如狗屁的粗气。
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啾啾”声和突然的一记响指，房间四角冒出淡淡烟雾，我未死的鼻三叉神经系统告诉大脑这是檀香，本应是缥缈柔和的香味，此时却似万箭攒心，隐隐含着拙劣的辛辣，就像洪涛肆虐的嘉陵江边，垂死的水手脑海中浮现了烟雾腾腾的重庆火锅。
巨大的倦意排山倒海地向我袭来，太阳穴突然一阵奇妙的抽痛，眼前的景物忽然坠入重重迷雾中，平滑的色彩碎成朦胧的马赛克样的彩屑，隐隐绰绰的灯光仿佛被我污秽的躯干舞成了一飞冲天的螺旋桨，地球失去了重心，正急速撞向硕大无朋的卫星——请注意，我说的是卫星，不是月亮。我陷入无法思索但又异常活跃的泥淖，大脑一瞬间解开了哥德巴赫猜想——我没有胡说八道，你听，那从骷髅口中说出的真理，多么雄浑的男高音，他说：死亡无往不胜，怒气冲冲的老鼠长命百岁。
与光速的嬉戏充满了腐烂的诱惑，我在从地球飞向处女座星云的途中，硕鼠如同碎尸般的举动清晰可辨，我只是“听”而不是“看”，光太缓慢，它无法跟上表达的步伐，你得知道，能够捕捉震颤的只有耳膜，耳膜就是宇宙的核心。于是乎我过往的一切，一切的近视、体臭、累累伤痕，一切的愚蠢、混账、自命不凡，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耳膜上跳舞，是华尔兹，木偶戏的华尔兹，跳得棒极了。所有人和畜生都围拢了过来，他们抛弃了嘴巴、耳朵和鼻子，甚至抛弃了流着脓血和芳香的躯干，是的，人和畜生自由流动，融为一体，只留下了眼睛，贪婪地看着我跳舞。我跳啊跳啊，越跳越是迷醉，越跳越是容光焕发，很快，手臂脱离了我，它跳到了兔子和人合二为一者的面前，扯掉那副肮脏躯干上的兔腿，完美地粘了上去，于是又多出了一位舞者。我的所有器官纷纷离开了我，舞者便越来越多，可怜巴巴的小熊座和半死不活的狮子座也不甘寂寞，只有一只狗奇怪的舞姿，在每一个旋转的音符上，露出了斩钉截铁的马脚。
“哗哗哗”一连串响动，是卷帘门被拉起的声音，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蜷缩在离公司不远的垃圾桶旁。垃圾桶桶沿一片黄白狼藉，与我嘴角恶心的残留并无二致。一阵清风从尘埃上拂过，我第一次感受到这座城市清晨的空气竟是如此新鲜，就好像刚刚从枝头摘下的樱桃一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尽管饥肠辘辘，四肢却焕发出充沛的活力，头脑敏捷得可以跨越喜马拉雅的危崖绝壁，我无疑正享有前所未有的亢奋和生生不息，就像发情的母狗和肆虐维多利亚港的瘟疫。伴随着颈椎耐人寻味的“咔咔”声，我一跃而起，茫然四顾眼前熟悉的一切，每张面孔都是如此陌生。我看了看自己，穿着一件从未见过但华丽无比的皮衣，身上没有了装钱的包，没有了手机，也没有了钥匙之类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包括昨晚（权当是昨晚吧）檀香缭绕之后，事关紧要的记忆。
在离我不远的街沿上，斜斜躺着一个乞丐，褴褛的衣衫和枕下那肮脏油腻的编织袋，与其他乞丐并没有任何不同。把目光从他身上挪开的刹那，我突然认出了那张脸，那不就是三十年前把我从螃蟹爪上救下的少年么？这张贫穷而平静的脸与那位富可敌国的胖子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蒋源彪！
这个发现并非我惊诧的终点，橱窗的镜子在这一刻是神的眼睛，它毫不留情地映出了我的脸。多么熟悉的一张脸啊，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旗帜般深刻和鲜明。
这张脸的主人叫作王大卫。
我失魂落魄地瘫坐在地，世界仿佛被谁按下了开关，光明急速消失，黑暗笼罩了一切。我知道这不是日蚀，这是混沌，盘古的混沌。
但我清楚我现在不是盘古，我现在是他妈的王大卫。王八羔子的王，大卫王的大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