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看见受惊吓的灵魂
第七十八届奥斯卡奖颁奖那天，我认真地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获奖者在事业巅峰的表情，听他们和她们精彩的致辞。如果我不说起这件事，你是否知道，像那一天的几亿观众一样，我也是一个快乐不多的人，愿意分享或偷享人类所有成员、尤其是优秀成员的快乐？
如果再有能启示我的一两句话，那天晚上就更快乐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一位获奖先生的话让我深受感动。他简短地说：我们的电影艺术，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把锤子；不是去反映这个世界，而是去塑造这个世界。
按照他的说法，搞电影的人喜欢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身边有呼哒作响的牛皮风箱，面前有毕剥燃烧的焦炭火炉，这情景与我小时候在乡下铁匠铺看到的十分相似。按照他的说法，搞电影的人把很大的世界切下来一块，在炉火里烧红了再放到砧铁上去，挥动锤子一下一下敲着，直到敲出心满意足的形状来，比如犁铧，比如长剑，比如镣铐，比如其他。
在我被他的说法感动，眼前有一尺多长的橘红色火苗欢腾飞舞之后，我觉得把锤子与世界链接起来是个很好的意象，很好的譬喻，然后又觉得对这种链接已经熟悉。以前在哪里见过这种链接？
想起了尼采。他有一本书叫《偶像的黄昏——怎样用锤子进行哲学阐述》，在那里，尼采把自己的叛逆化作一把锤子，尽情敲打他认为早已经变得陈旧的真理。例如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患有腐朽症，对古希腊文化和现实生活起着消极的作用，他还对德意志精神、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进行抨击，认为当代人们愚行的根源在于本能的退化。
就说电影吧，能像锤子那样塑造世界的电影不多，有的人可能一部也没有看过，幸运的是，我很快就想起来一部，艾伦·派克的电影，《迷墙》。
并且，电影里还真出现了锤子，不是一个，是一大批，占据了很长一段影片播放的时间。我看到的是一个关于锤子的逼人心魄的比喻，锤柄的黑色下部成了皮靴，红色上部成了军裤，两支锤子的交叉摆动成了士兵列队阅兵的夸张动作，上面银灰色的锤头自然成了士兵的头和身体。在阴云密布的天空背景下，一排、一排、又是一排的锤子，咚咚行进在黑暗大地，让所有对当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尚有记忆的欧洲人感到巨大的痛苦的压迫。
我没有生在当年，我也不是欧洲人，可是我仍然感到一种痛苦，紧压我的肺部，喘不过气来。我想我受到的挤压，可能超过了整体上的欧洲人。“二战”打了六年多，战后大多数欧洲人回到正常生活，而我在许多个六年里，感到了那不同于战争的挤压感，来自四面八方。
1979年，在我的眼里，在许多方面称得上伟大。
举个例子，1979年是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The Wall》诞生之年。
有伟大就有渺小。那年我二十四岁，竟然没有听过《The Wall》那样的摇滚乐，以及其他摇滚乐或任何正常的音乐。现在，我有了一点关于中国摇滚乐史的知识，比如那年中国大陆的崔健才开始读中学，香港一名摇滚前辈刚出了一张唱片，他们距离摇滚乐还有一段岁月。至于台湾，那个逃亡到海岛的前朝，正忙着快速而健康的经济建设，顾不上叫作摇滚乐的什么东西。
这张英国摇滚的双唱片，总长一个半小时，描述了一名歌手从孩童起的经历：父亲阵亡于“二战”，他在单亲家庭长大，留下永久的创痛，受到摧残个性的教育，遭遇虚妄和凶险的爱情，个人同外界间筑起了一座高墙，无法交流，痛苦不堪。这个虚构的歌手，带有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两名成员自传的影子，并且像他们一样，在痛苦和压迫中生活，二三十岁时已经变得很老很沧桑，心都死了。
平克·弗洛伊德横行于世界摇滚乐坛三十多年，视听效果在许多年后仍很难超越。《The Wall》就能证明这一点，包括歌曲起始处情绪化的独白、两首歌之间直升机螺旋桨似的轰鸣、近距离的枪声、女性的和声等等，他们的创举实在太多了。
在《The Wall》发行前后的巡演中，它成了一部带有摇滚力量的歌剧，或者一部关于二十世纪生存的史诗，或者在以后世纪如何生存的预言式的宏大作品。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在每场的舞台上都搭建一堵高墙，然后在演出的最后一刻，在观众起身呐喊的声浪中，把它推倒。
派克在他三十八岁那年，把这部音乐专辑拍成了电影，也拍成了一部电影界和艺术界的“圣经”。
与绝大部分电影导演的经历不一样，派克在当导演前拍摄制作了六百多条广告片，这用去了他中学毕业后的六年时光。当电影导演之前，学会了在三十秒时间里，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鼓动他们的心理需求，扭转他们的审美取向。
也就是说，如果我把派克的《迷墙》看成一部九十多分钟的广告片，至少可以帮助我理解，它的影响力为何那么强大，为何能在人的心灵底部产生震撼。
比如，像前面说到的一排排锤子列队前进的画面，还有许多。
主人公躺在婴儿车里，身边一只白色鸽子飞到天空，忽然切换到动画，白鸽变成黑色凶鹰，红色的鲜血从画面上淌下。
主人公上学了。他与其他学生一起，没有表情、没有个性地进入教育生产线，最终跌入绞肉机成为肉泥，他们那“我们不需要思想控制”的合唱，始终响在我的耳边。而我知道，他们受到的思想控制，还不如我受到过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主人公的青年时代。那堵绵延到没有尽头的墙上，幻化出扭曲模糊的面孔，痛苦地吼叫，愤怒地挣扎，还是没办法离开，依旧是墙上的砖块。
主人公在演出现场，已经被注射药物，他的情绪异化为歇斯底里般的法西斯式发作，他面前的听众一样歇斯底里，以新纳粹的方式回应着他。
这一类画面太多了。
这部电影描述了二十世纪受到惊吓的灵魂，让看到它的人惊骇不已。
它从反战出发，讽刺和控诉了引发战争与各种不幸的社会问题。它告诉我的是这样几点：人性要向摧残人性宣战，个体要向集体控制宣战，自由要向极权压迫宣战。
当然，它告诉我的，也许与告诉你的不同。可能的情况是，它会结合你自己的阅历告诉你，这墙并非电影的主人公仅有，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建造的一堵墙，而你自己则成为墙上的一块砖，无法离开。
我读到的一篇文章写道，某个出售电影碟片的网站这样介绍《迷墙》的买点：“据说，在电影学院，看过《迷墙》之后，学生们遭到了三个摧毁：电影观的摧毁，艺术观的摧毁，人生观的摧毁。”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不能是三个建立，看过《迷墙》之后，电影学院的学生应该建立起更好的电影观、艺术观和人生观。据我猜想，那部影片会是他们高年级时的观摩影片；如果看了的结果是摧毁，证明他们太可怜了，以前学的都是错误的东西。
现在想起来，我看到《迷墙》的时候也不算很早，是在能买到那张碟片三四年前的2001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我与几名电视台同事去北京，坐在一位电视专业人士家里，看他不知从哪里弄到的《迷墙》，没有中英文字幕的那种。
看了之后，我们沉默了十多分钟，谁也没有说话。
被《迷墙》震到了，我几乎没法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看到了前一个世纪受到惊吓的灵魂。
那种感受最好不用语言来描述。
我应该尊重革命领袖吗
先说一件同学聚会的事，这类话题有大众性，总能撩动人的兴奋点，在人的嘴角画上笑容。
就在一次聚会上，同学们聊起，刚进大学不久的我，挺愿意讲道理的，但有些道理讲的不是地方。举个例子，他们就说，我们班和别的班的男生住在一楼二楼，女生们都住在三楼。我说对呀，男生女生住一个楼里，这与我讲不讲道理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说，外校有个男生，高年级的，身材高大，长相凶猛，与我们楼里一个女生处朋友。那女生不想继续下去，但他隔几天就跑过来，在女生寝室前骂骂咧咧，赖着不走。大家看不下去了，想把那个人打出去，只有你不同意，想跟他讲道理。你去用人生前途劝那家伙，被他骂了几句，这时候我们大家吼了一嗓子，走廊的灯就灭了，黑暗中那家伙挨了一顿拳脚，从楼梯口滚了下去。一顿拳脚比你的道理管用，那个家伙以后再也不来骚扰了。
这件事被我忘记。我甚至忘了我当时还算勇敢，竟然与蛮横的人讲道理，现在早变得懦弱，不敢管闲事了。
也不是我的记忆太差，也有他们忘记的事情我还记得。
我说起我们进入大学的第二个星期，同一个寝室的袁先找我，去“太阳升”商店买一把水果刀。那时，大连市的名称还是旅大市，最热闹的地方是火车站旁边的两个国营商店，一个叫“东方红”，一个叫“太阳升”。这都是革命年代的名字，对革命领袖个人崇拜，在我们上大学的1979年，太阳一样的领袖病故了好几年，两个名字还照样使用。
买了水果刀没走出多远，女店员追过来，喊着说我们没给买刀的钱，旁边一群人就围上来看热闹。这时的袁先，神情特平静，不慌不忙地告诉她，买刀时交了多少钱，她怎样放进钱匣子，又给找回了多少，然后她怎样与她的熟人继续聊天。这么一说她就想起来了，点头承认我们确实给了钱的。看热闹的人就起哄，这个店员太不像话啦，骂她，骂她，骂她。袁先的神情还是特平静，转身与我下楼走了。
我记住了这件事，实际上记住的是袁先的神情。从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传播着仇恨、愤怒、暴躁，把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品格都毁了。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我的同学袁先这种风度的，可能就袁先自己。
这件事，我回到学校就讲给了同学们听，但几十年过去，他们都忘了，袁先自己也忘了。
他们记得很清晰的，是我们去大学报到的那一天，1979年9月12日。
从鞍山去大连，硬座火车四五个小时。车上人不多，有空座。即使是大学新生入学的前后几天，车上也不紧张。这件事想一想就会明白，1979年有接近五百万人考大学，但考上的太少了，大约百分之六，二十八万多人，还不到现在每年考上研究生的一半儿，当然不会把南来北往的火车塞满。
大连站在辽东半岛顶端，火车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再往前开就开到海里去了。
迎接我的是海腥味，很浓很香。那香味带着热气，从街边一个个麻袋里冒出来。卖熟海红的商贩，接过我递过去的一角钱，从麻袋里盛了冒尖的一大碗，装进大纸袋，送到我手里。大街上很多人像我一样，边走边吃，海红壳扔了一地，在脚下咔咔地响，仿佛音乐。
转过街角，一名年轻妇女拦住我，向我要钱。她耸了耸怀里抱着的小男孩，说她和孩子想回哈尔滨，钱丢了。我的衣袋里有钱，七十多元，是我到大学第一个学期的全部费用，数出不到三元钱给她。不能给她更多了，这让我感到一些歉意。
在火车站前转了一圈儿，肚子饿了。
旁边是一家鱼肉馅饺子馆，不算贵，一元五一斤，六角钱能买四两，差不多够我吃的了。又走到旁边那家，我高兴地看见，一碗米饭一盘炒土豆丝只要两角钱。
快要吃饱时，我往左右看了几眼。墙角那张桌子，一个小男孩朝我这边笑着，让我觉得愉快和温暖。我看着小男孩有些面熟，直到他妈妈端着饭菜走到他面前，我才想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之前我见过这母子二人。他的妈妈买了两盘炒菜，都比我吃的土豆丝贵多了，也不知道节省一点，我掏给他们的那几元钱，只够他们吃两三顿饭的。回哈尔滨的车票钱，他们要来多少？够用了吗？
过了一个多月，再从那家饭店门前走过，我偶然想到，那名年轻妇女可能是个专业乞讨的人，回哈尔滨只是她用来乞讨的借口之一。那个小男孩可能会跟着妈妈，从一个城市乞讨到另一个城市，在流浪中慢慢长大。
很多作家不愿在自己的写作中写到钱。他们以为提起钱就有些俗气，算不上好作家了。
其实真不是那样的。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的托比说过，“来，给你六便士，唱个歌吧。”毛姆写过一部长篇，名字就叫《月亮与六便士》。那两个人都是相当好的作家，如果走在街上饿了，衣袋里还有六便士，会买一碗英国米饭一盘炒土豆丝填饱肚子，否则只能看着月亮，自己给自己唱歌充饥。——在某个时期，六便士为一英镑的四十分之一，能买一顿很简单的饭菜，不管营养够不够，能让人肚子吃饱。
1979年9月12日，我吃过中国大连的米饭和炒土豆丝之后，拍拍肚子，去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
在我先前的回忆里没有说过，我去那里读书，有一多半原因，是读师范院校有个好处，国家给每人每月补助十八元钱。我爹去世两年多了，我妈的退休工资一个月二十八元五角，她老人家舍不得自己花掉，会把其中一多半都留给我。
这样一来，国家补助的那笔钱，对我就非常重要了。在辽师，每人每月伙食费十八元，不多不少，正好与国家补助的那笔钱数额相同，于是那笔钱都转到了伙食费，不用我们自己交钱了。加上师范院校的教材免费，住学生宿舍也不花钱，差不多就是免费读大学了。
还有一件事，也一并写在这里。
我们进入校园以后，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就开始了。入学第一天晚上，按照新分的班级组织学习讨论，提高学生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学好师范专业的政治觉悟。
每个人都要发言。轮到我说话时，就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当年考大学，去的就是湖南省一个师范院校，后来他在那里肄业，领导革命得到胜利。我们学到毕业，也一定会有前途的。
这话说完，一个同学激动地站了起来，反驳我的观点。听他的意思，好像我对已经去世的伟大领袖，没有表示特别尊重的情感。
他说得挺好，起码对我是个提醒。在以后的四年时光里，我应该尊重革命领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有三种思路理解走私
有个年轻人在工厂干了四年，然后考上大学。上班那几年，他每年的工资大约四百元，吃饭穿衣，偶尔买书，剩下的钱不多了。上班第三年买了一辆长征牌自行车，第四年离开工厂前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这在1979年，可不是小事。城里男青年结婚时，能给女青年送齐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样东西，生活水平就属于中等阶层，等同于国外的中产阶级了。但这个年轻人运气不算好，他的自行车骑了不到一年被小偷偷走，手表戴了一年也被偷走，什么都没剩下。
他想站在街上，把他看不见的小偷狠狠骂一顿，可是他只会一句骂人的话，不够骂一顿的。于是，他连骂一句的兴趣都没了。
你也许猜到了，那个年轻人是我。
勾起这件事的，是从丹东市手表厂考上大学的一位同学。他说起那个工厂，生产一块手表成本八元，国家给定的价格，在国营商店里卖一百二十元。我买的手表是上海产的，也是一百二十元钱。质量不一样，价格一样，这是因为定价权在政府，政府认为手表是奢侈品，都应该抬到同样高的价格，把百姓积攒的钱收回政府手里。
政府与百姓的关系，有时并不好。
我记得，大部分百姓买不起手表的事情，在1979年有了变化。
不是手表价格变低了，而是有了走私。日本产的东方牌手表，性能和外观都比国产手表好多了，走私进来，卖六十元。还有港台走私进来的电子手表，属于新科技，成本和价钱更低了。小商贩们到处流动，在火车站、电影院、邮电局门前，以及晚上有路灯亮着的大街拐角，掀开衣服的里襟，掏出一把电子表，在你眼前摇摇晃晃。如果你不买，他们会跟在你后面热情推销。十五元，买不买？十二元？十元卖给你，不能再低了。
好像时间不长，电子表就降到了五元一块。这样一来，中国百姓的生活就方便多了。他们习惯了抬起手腕，看见时间的改变，不再像先前那样，天气晴朗时抬起头来，用太阳与行星的位置判断时间。
我买的第二块手表是电子表，那时不知道它来源于走私。问题是，如果知道是走私来的，还是会买它，没有别的选择。
我身边的人没走私的，我也不走私，在很长的时间里不知走私是什么。后来，我从作家的角度看过去，发现可以有三种思路理解走私。
一是，从走私物品来看，正常社会里，走私来的大都是不正常的东西，比如毒品和军火。这原因你知道，因为那是个正常的社会。但如果走私来的是正常的生活必需品，定然是遇到了不正常的年代，这时候需要先作改变的，不是走私，而是那个社会。
那个社会怎么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前，我居住的国家是封闭的，与外界隔绝，没有参照物，官员们怎样做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官员。他们的投资兴趣都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那里，希望用它们的迅速强大，完成推广世界革命的梦想。这与前苏联是一样的路数，导致轻工业一片荒芜，数不清的民用产品凭票限制供应，包括一包火柴，一块肥皂，一个灯泡，一根或粗或细的木材。
百姓们在生活中享有的东西，未必比满清时代或其他奴隶时代更多。我这样说，是我觉得从秦始皇到光绪皇帝，中国人活得都像奴隶，不像封建社会的自由民。
在那种经济环境里，政治控制一旦出现松动，不那么严酷，走私行为就冒出来啦。中国南方的走私，就是这时候到来的。先是境内十分缺少的东西，后是境外十分低廉的物品。它进入境内，有如大海涨潮，快速而且疯狂，几乎不可阻挡。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陆续被走私品覆盖。
几百艘运送走私品的港澳货船停在远处海面，一艘一艘的走私渔船再把上面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等偷运进来，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走私交易市场。一名官方记者描述了温州市的场景：“当时每天停泊和游弋于东沙岛海域的大陆走私船多达上百艘。电子表和尼龙布料，涨潮般涌进内地，成千上万的群众如痴如狂，沿海城乡形成了好几个远近闻名的私货集散市场。”
在他的描述之外，广东省海丰县与港澳的海上通行更加方便，走私的开始时间也更早，成了更著名的走私货集散地。大概是那里的走私品种太多了，竟被人称为“远东的国际市场”。
二是，走私不过是早期的民间贸易，在政府建立前就有了，换句你能理解的话说，走私是过了许多年代之后，从官方的眼里看过去，没有被政府批准的贸易。
举个贩卖汽车的例子吧，看政府批准与不批准的区别。
1984年某一天，太空中的美国卫星发现，中国海南岛上的金属反光漫山遍野，估计有上万辆汽车。分析专家也搞不明白，这个岛要这么多汽车干什么?
那时，仍属于广东管辖行政区的海南岛，得到国家优惠政策，再经过有关部门同意，免去百分之四百以上的进口汽车税，进口汽车加价卖出。几个月里，海南岛进口日本汽车六万辆，日商把库存全拿出来都不够。
还有个细节说，个人、集体、机关、部队，连幼儿园都在集资买车，海南行政区负责人忙得连上厕所时都在批条子。
事情闹大了，国家的脸面挂不住了，处理了那里一些官员，罪名为投机倒把，也不是走私。
以后的十年左右，许多省份都在私自进口汽车。韩国海关统计数字说，1993年的头四个月，韩国向中国出口小汽车二万六千多辆，而中国同期正常进口仅一百六十多辆。
距韩国最近的中国省份是山东，给人的感觉是靠着走私韩国汽车，也走私其他产品，经济上很快富足起来。有人看见，那一年的山东半岛，走私汽车成了由地方政府组织的群众性活动，几乎家家户户农家小院里都是汽车，街头常有山东老大娘问:“要车不？”
渤海湾这边的辽东半岛，这时有些坐不住了。据说丹东市长为了把经济搞上去，向市委书记汇报之后，拍板决定走私汽车。他们的走私数量不大，只有二百七十二辆，与许多省市简直没法比。但这名市长成了第一位因走私被判刑的高官，他的案子成了中国打击汽车走私最严厉的案例。他被判了十四年刑，后来死在狱中。
一些省份靠走私汽车富了，辽宁也想走私汽车，想不到栽了大跟头。我知道那个案子对辽宁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这与我在那里居住了多半个世纪有关。
三是，在走私兴旺之地，参与走私的百姓先富起来，参与走私的官员陷入腐败。
在经济制度畸形的年月，境内境外的价格差有多大，走私的利润就有多大。比如在国外买一辆同样型号的汽车，价格是国内的五分之一，你可能不敢相信，当时五万辆汽车的差价，差不多可以给全国工人涨一级工资。
可以走私的东西太多了。在1979年的广东省海丰县，如果你有机会走进缉私货物仓库，会看到电视机、收录机、手表、布匹、衣服、家具、药品、烟、酒，等等。
当时的一些沿海省市，做什么也比不上走私挣钱多。媒体报道过，在沿海省市，有个城郊工厂一百多名工人参与贩私，工厂没人上班了，停产九个月。还有一个村子，半数农民走私去了，造成了大片的土地荒芜。
抓到和处理的走私者总是少数，大多数走私者成了先富起来的中国人。
那些地方的官员，可不需要直接走私。
社会制度对他们太有利了。他们不需要接受新闻、舆论和各种监督，只需要对上级官员负责，而上级官员也是从他们这一批人里提拔起来的，与他们并没有本质区别。这样一来，他们手里的权势足够用的，平时都可以保证富足的生活，现在，只要从走私者身上获利就行了。
比如在1979年，有人送给海丰县最高官员一台走私来的黑白电视机，获得了去香港探亲的批准。不久，这个官员被查出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六万九千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官员一百年的工资收入。
后来省里召开常委会讨论，一致同意判那个官员死缓。
1979年，中国的中央纪委成立。那个案子是在1979年以后出现的，省里的处理意见要报到中央纪委。
那个官员的性命就很难保住了。
当时中国还没开始用腐败一词来形容官员，所以官员们没有腐败，只有腐化或严重腐化。
问题是，全国还没有抓一个像他那么严重腐化的官员呢，他算最厉害的一个。上面说要杀，省委也没办法，最后就把他枪毙了。
用几种方式想起朴正熙
有一种随意性较大的写作，偶然想起一个人，也能进入你的笔下。
我在一篇文字里，写到那个年代有很多中国人买了低价电子表，不再像先前那样，天气晴朗时抬起头来，用太阳与行星的位置判断时间。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韩国人，他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手表，上学途中只能以准时通过的火车，以按时出发的邮局投递员，来判断他上学会不会迟到。
我想起的人叫朴正熙，他当了十六年韩国总统，后来被一颗子弹穿过前胸，死了，结束了他的工作。
他是个特别喜欢工作的人，这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离开工作。
有一部传记写到，1974年8月15日是光复节。光复节是韩国的国庆日，纪念“二战”后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立。朴正熙在庆祝大会上正发表演讲，忽然有个人沿着通道快速跑向主席台，朝他开枪射击。朴正熙躲到了讲台后面，那人继续开枪，子弹击中了总统夫人。接下来，有人抓住了刺客，有人送总统夫人去医院，朴正熙努力控制情绪，完成了他的演讲，然后才去医院陪在夫人身边，直到她六个小时后死去。
在过去一百年里，一些国家的总统是个危险职业，韩国就是这样。除了国内的反对者，它的北面还有敌对的朝鲜。1968年，为了刺杀朴正熙，朝鲜政府秘密训练了—支特工部队。为了达到实战效果，朝鲜人还复制了一处与韩国总统府邸青瓦台完全相同的建筑，让三十一名特工在里面反复模拟刺杀行动。那支精锐部队乔装成韩国军人，在山中走了五天，来到了距离青瓦台几百米的地方。那一天他们脚上穿的黑色胶鞋，不是韩国军人的军鞋，这个细节暴露了身份。一场激烈枪战后，他们大部分被击毙和活捉，只有两人逃脱。
但那次躲过一劫的朴正熙，终于没有逃脱1979年的刺杀。那年他六十二岁，不算高龄。瞻仰遗容时，才有人发现，朴正熙的容貌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了许多。
有人说，韩国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传教国家。也有人说，在基督教影响到的地方，人死后躯体不僵硬，死前瞬间整个一生从眼前飞速闪过。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朴正熙的一生也会在他的眼前闪过吗？
1961年，他带领二百五十名青年军官、三千多人的军队搞了一场政变。那次政变太容易了，他们甚至将政变消息事先通知当局，只是受到了轻微阻止。这是由于那个政府低效腐败，犹豫软弱。两年以后，由于美国出面干预，朴正熙的军政府不能再继续了。他退出军界，以平民身份与原总统同期参加大选。
那次大选里，超过半数的韩国民众投了朴正熙的票。
最近我才知道，军人或军队出身的人控制国家好不好，或者说他们的威权主义管理好不好，其实是个复杂的问题，而对此认真探讨的人几乎没有。
我只看到一篇文章说起这件事儿。
文章的意思说，威权主义至少分为两种：有左翼威权主义，在政治上扩张政府权力，经济上主张高税收；有右派威权主义，也叫自由威权，政治上限制政府权力，经济上低税收。
还说，右派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尊重法治，尊重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有益于经济发展与繁荣。
朝鲜半岛停战后，韩国全盘崩溃，依赖国际援助，死不了又活不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仍是全球最贫穷国家之一。朴正熙政变那年，即1961年，韩国比起有社会主义阵营支持的朝鲜穷多了，年产煤量不到朝鲜二分之一，发电能力不到五分之一，化肥年产量更少，不到二十分之一。这最后一项，对于以农业为主的韩国，影响是太大啦。
威权主义不是民主，意味着有一个政治强人长期统治，这在韩国，就是也搞民选政府也搞威权主义的朴正熙。可是，在韩国现代化过程最关键的时间段，朴正熙搞了政治改革，搞了法治，搞了市场经济和外向经济，能让穷困、落后与混乱的国家改变多少呢？
他政变的前一年是1960年，遇刺那一年是1979年。这两年的对比令人惊讶：1960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为七十六美元，1979年变为一千七百六十四美元，不到二十年，增加了二十多倍。这一崛起速度，被誉为奇迹。
在他身亡十五年后，韩国基本上仍是沿袭朴正熙的发展路线，经济继续快速增加，成为国际知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那篇文章的观点好像在说，不管有没有民选政府，民粹主义都是社会转型期的泥潭。这就有两种可能，跨过去或是陷入其中：一种可能，像韩国与智利那样的少数转型国家，以右派威权主义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步入先进行列；另一种可能，像多数转型国家那样，在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民选政府或军政府之间不停摆动，无所谓好坏。
前面说从一块手表想起朴正熙，这是一种开篇方式。
从别的事情也能想起朴正熙。
比如看到一幅书法作品，我可能会想起朴正熙遇刺前不久，给女儿朴槿惠写了一幅书法，用的是中国人使用的笔、墨和汉字，内容也来自中国的一位诗人。朴正熙书写的是一幅“身与名俱没，江河万古流”。很明显，这是从中国唐诗中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派生出来的，但由于具体的指向变了，不再是谴责某一类人，在词语意境上就显得开阔，对天地人生的感叹愈加深沉。
他的中文根底不错。而这句派生出来的诗，极有可能在说他自己。
再比如我前些日子读一, 部翻译成中文的《满洲国史》，就想起朴正熙的中文根底不错，接着又想起他的相关经历。
大约是1939年，在朝鲜半岛当小学教师的朴正熙辞职了，漂洋过海去了中国境内的满洲帝国，在1940年春天成了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那时，比起已被日本统治了半个世纪，在战时体制下生活艰难、精神压抑的朝鲜半岛，满洲帝国在溥仪皇帝雄心勃勃的治理下，工农业和教育一片兴旺景象，对他有不小的吸引力。他学满两年预科后成绩优异，得到了溥仪的奖品：一块金表。
那所军事院校里，有四十八名来自朝鲜半岛的学生。
其中大部分后来回国成为韩国军官，然后去美国留学，再回国后成为朴正熙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主力。他们纷纷退役进入文官政府，以其优越的西方科学、管理技术、文化价值观，担当起改革重任。对于这件事，韩国有位老记者描述说，“这群高效率、高度责任感的三四十岁的青年军官们，替代了六十年代的老朽政治家。这个年轻的国家领导班子充满干劲：当时韩国军官六万人中约百分之十有赴美留学经历，这个比率比当时外交部的公务员还要高很多。”
还有一些时候，也会让人想起朴正熙。
比如说到反腐败的时候，会让人想起，朴正熙反腐败的宽度和严厉度，在亚洲有很大名气。
朴正熙是以反腐败名义上台的，于是，反腐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心的问题。1962年5月，对新政府中高级官员的第一次监察，处分了三百五十人。这些人受处分的原因不仅包括贪污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包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请家庭教师、打高尔夫球。
在他执政的十多年里，官员索要礼品、保护企业非常经营、懒惰散漫、刁难群众、走后门调工作、拥有豪华住宅、家庭生活奢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拥有情妇的，都要受处分，对腐败者的上司和责任监查员也要连带给以处分。
尽管有了那么多措施，反腐败斗争也一浪高过一浪，并且确实也维护了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机构，但朴正熙没有建立起反腐败的制度，只能靠威权推行强制反腐，这也是相当可惜的事情，让人遗憾。
以至于他遇刺身亡之后，官员们的腐败又泛滥起来。在反腐这一点上，他赶不上香港，也许还赶不上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