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文学的问题只不过是个人问题而已，也许在一段长得永无止境的短暂时期里，你再也无法解决在某篇文章中提及你还爱着的那个人时所面临的技术性难题，无论是用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或是某个约定的昵称来称呼那个人，这篇文章注定是失败的。可能在最初的时候，写作的确是一种诱惑——在懵懂的年华里——用一种如此深刻和诗意的行为来照亮那些多得无处发泄的莫名的爱和失落，到后来才发觉，写作实在跟这个扯不上关系，如果你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写作反而阻碍了你去认识你的感情，因为当你想同自己的心灵探讨一番的时候，你还得严肃地考虑半天（也许是一辈子）技术上的问题。你无法忍受粗制滥造、矫情造作，无法忍受语不惊人，同时也不觉得语出惊人是个多么好的主意。

 

b.在回想往事时，叙事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它是不可能复制的经验。我喜欢回忆最细微的历史，个人的历史，或者是动作的历史，相遇的历史，以及离别的历史，沉默和无意中打破的沉默的那些往事。

 

c.我很迷恋小说中事件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那种冷淡的、无意中碰撞在一起的火花，这种火花简直冰入骨髓。事件之间似乎在相互躲避，避免碰面，然而一只无形的手把它们捏在一起。那些比较脆弱的事件因此被捏碎了，于是永远不再被提起，得胜的一方便获得继续发展的可能。然而不管它如何发展，你总无法忘掉那些泯灭了的人和事，它们参与，甚至毁灭了他者原本的面目。但又是多么地随意。句子的温度决定了这种随意性，随意才是完美的。句子之间不粘在一起，这样才能获得饱满的效果，有如颗粒。而一个句子如果内部的温度过高，它便会使自己的边缘熔化，它会通过膨胀（难看的状态）来靠近并拽住旁边的句子，而不是通过一种捉摸不定的、有着几毫米距离的万有引力来相互影响。无疑，后一种情况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一个句号应该有如砌起的一堵高墙，宣布着自己的封闭和抗拒力，是不应该有任何有形的东西闯进来的，除了风、空气，或者幽灵。而同时，这个句号又应该有着自己的野心，它不满于此，希望自己能再推进几厘米；但不应该真的推进去，而是止于两个句号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又暗地里虎视耽耽的状态上。

 

d.我的一些小说，是我梦想中的中国南方语言的一次梦想中的胜利，并通过文学来还原南方人们良好的语言习惯，让这种扎实平淡的表达更加接近汉语言文学本身的要求。而对于题材和现实元素，我并不认为文学会作出任何绝对的排斥，但我也不认为文学已经全盘接受。有的元素暂时还不适合出现在小说里面，除了新的相应的叙事技巧还有待挖掘之外，新的语言——足以有效地抵消这种排斥的语言——也急待被发现。一种不主动要求难度的语言，是立即对自身作出否定和嘲讽的语言，它即使对那些已经取得文学的信任的题材也无法进行可信赖的叙述，更别说冒险地去触及那些还从未以合法的面目出现在文学里面的元素了。我写这些小说，对情节的安排，对应该展开的细节的选择，对应该摈弃的事物的摈弃，都是由语言决定的。那些虚构的事件可能或不可能在现实里发生，从来不是我写小说时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去写的准则，应不应该写，语言说了算。正如布罗茨基所说的，不是文学应该用人民的语言说话，而是人民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我创作小说，其实就是虚构一群用文学的语言说话的人民，并梦想着这群人民在语言里过着无比优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