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用一生期待和祭奠的爱情住在坟茔里。那个被她爱恋了一生的人，在一个初冬的早晨将点豆腐的卤水倒进自己胃里，留下一锅苦难的豆浆和同样苦难的妻子。妻十七岁，腹中儿三个月。母亲在坟茔坐了三天，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的交待。树上的老鸦懂得她的心思，从此在墓前做窝，生儿育女再不离去。母亲回来时身后跟着的是她的夫兄，在东北叫“伯哥”。矮个的奉命到坟前带回弟媳的伯哥，敛着眉脸走至坟前说，弟妹，回吧。被叫作弟妹的年轻寡妇顺从地站起来。
伯哥却不走，侧了身让女人走在前面，顺手从路旁扯根木棍，掂了掂捏在手里。伯哥是赶车的，拿鞭子惯了的。这伯哥后来成了我的父亲，母亲一生与他生儿育女。我们姊妹七个。母亲的至爱我叫作叔父的，据说长得好，瘦高，面容清俊，性格温和。不像我父亲脾气火爆。那时家里养一挂三匹马的马车。三个牲口都怕父亲，都由父亲指挥，却由叔父侍弄。父亲出车回来，鞭子挂在仓库，洗手吃饭，再不过问。卸车、喂马、收拾车上物什全部由叔父完成。
父亲和叔父的父亲我叫作爷爷的人据说是个古怪的老头。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作古，我的关于他的所有记忆源自父母的短暂叙述。父亲是个不擅叙述的人。母亲一生的记忆则多半耽在她与叔父的短暂爱情里。或者说她每一次关于这个家族的叙述都会停顿在她与叔父的爱情片断里。母亲随意抛锚的叙述使我的家族记忆长时期停留在时间碎片里。在后来拼接的故事中，我爷爷很有一些自己的派头，比如睡觉的时候，鞋子要整整齐齐摆在床头屋地上，旁边放着他的夜壶，位置不能偏，顺序也不能错。
比如他打牌后回家无论白天与黑夜都要吃一碗面条，必须是手擀的，面要和到几分硬、揉到几分熟、切到几分厚、煮到几成烂都有固定模式。我母亲一生都没学会擀这种面条。爷爷吃的煮鸡蛋必须保持七分熟。这样煮出的鸡蛋黄是溏仁儿。爷爷会唱曲儿，会烧烟泡儿，会打牌。种种习性说明，爷爷是阔绰过的。除了这点幸存的劣性之外，他的正白旗贵族血统在一路讨饭一路北行的风尘中全部成为过往。他的行为几乎谈得上隐姓埋名。他挑着的箩筐前面放着全部家当，后面坐着我的叔父。我父亲那时四岁，长大后他只记得自己曾紧紧握着悠荡的筐绳。
爷爷的身份还可以在奶奶身上得到佐证。我奶奶是汉人家的大家闺秀，脚裹得工整，有一手好针线和好厨艺，而我奶奶对爷爷言听计从。我哥哥小时候家里还种着一些小片荒，春种秋收夏锄禾，几乎所有活计都是我奶奶颠着小脚独自完成。她一生的贤德和温良成就了我爷爷的坏脾气。这个混账的老头儿，习惯把牌桌上的不顺变成家里吵闹的清晨和黄昏。我爷爷发火时她在做什么？我发现附于这个我成年后无数次想过的简单问题答案上的生活现实，在发生当时，就因为主角被忽略而忽略掉了。
爷爷的吵闹父亲也是听不到的，他每天天不亮就从叔父手里接过鞭子赶着他的马车出去赚钱，那时我爷爷还在晨睡。父亲的妻子和我的母亲——那时她还是叔父的妻子——两个女人小心翼翼把公公的早点端上，小心地唤一声“大”，等躺着的老人轻轻哼一声才敢悄悄退出去；碰上老人不顺心，这声轻哼就会变成怒骂，且会挤满整个清晨。母亲躲在叔父的怀里捱过这个苦难的早晨，而父亲的妻子则是咬着被角哭过了六年的光阴。后来这个绝望的女人终于离开父亲嫁了邻村的王姓男人，因为不能生育受到虐待，疯了。
直到我上中学时她还经常来我家找父亲，父亲总是提着棍子将她送回家去。离了婚的父亲更不着家，吃过晚饭就出门去，在别人家里待到深夜才肯回来。这也惹怒了爷爷，他变本加厉的吵闹终于葬送了年轻的叔父。关于那个早晨的记忆是诡异的。在我母亲的叙述里，那个早晨的前半段跟以往所有日子一样浪漫温情，后半段因为死亡而覆上梦幻的神秘色彩。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因为悲痛太过而被母亲艺术化了一些细节的成分。
按照剧情，作为故事主角的叔父，在那个早晨的蒙黑的天光里提着马灯去厦屋捡回一瓢冻饺子，煮好，端在被窝里跟妻子分着吃完，然后开始像往常一样磨豆浆和煮豆浆。我母亲则在被窝里继续一个睡眠。凌晨的天光麻黑，一切静得来不及醒来。一切都与以往没有不同。没有任何预兆表明这个年轻的男人将在豆浆煮开的下一刻里走向黑暗的死亡。我母亲的腹中儿也不知道自己即将失去父亲，他没有在母腹中以神的名义给他母亲一点暗示。
二
父亲的前妻姓毛，再嫁夫家姓王，我们叫她王魔怔。我对王魔怔的好奇起自一个中午。那天放学回家，门口挤着一群女孩围观。我那时很好奇，为什么这个非亲非故的疯子常常出现在我家里？为什么她被容忍在我家里大大咧咧为所欲为？为什么她可以拎一根棍子撵得院里鸡飞狗跳？为什么她随意拿走窝里的蛋，扔到灶坑里烧，烧完了随心情吃或不吃，母亲都不愤怒？为什么她可以笑嘻嘻随意翻动供奉在箱盖上的祖父母的灵位？为什么母亲对她的恶作剧视若无睹？母亲的毫无原则让人疑心她的迁就不是因为善良。母亲到底怕她什么？
但王魔怔似乎很是惧怕父亲，不管彼时她正闹成啥样，只要听见父亲的声音远远从院外传来，她就立刻恢复安静，乖乖坐着像个小女孩，还会对着父亲痴痴地笑。父亲说，你咋又来了？王魔怔笑嘻嘻的。父亲说，你赶紧回吧。王魔怔还笑嘻嘻的。父亲说，你下地穿鞋。王魔怔就笑嘻嘻地穿鞋。穿了鞋却还是赖着。父亲就肃着脸，拎着棍子站地边等，王魔怔求救地看我母亲。母亲一言不发，却用表情替她求情。王魔怔就被允许在家里吃了饭。父亲坐炕沿上抽烟，耐心地等她吃完把她送回家去。
但她下次还会来。每次间隔时间不定。她的疯病时好时坏，来我家时都是坏的。坏得轻时她穿得很光鲜，会给我们带好吃的，柿子饼和大块饼干都带过。更多时候则穿得破破烂烂。衣不蔽体的时候也有。母亲只能找些父亲的衣服给她。王魔怔个儿大，穿父亲的衣服刚刚好。赶上父亲不在家时，母亲会许她在家里住上几天。她跟母亲聊天，却每每辞不达意。我问过姐姐，但没有一个姐姐回答过我，可她们又在我回过头去的时候偷偷耳语。我也问过母亲，母亲从未正面回答。
我发现姐姐们跟我不一样，她们害怕王魔怔不是因为她手里挥舞的象征疯魔的棍子和玉米秸。她们和我一样杂在围观的女孩中间不敢回家，但她们似乎别有心事。后来我发现王魔怔一来，鸡飞狗跳毫无秩序的我家门口，会有一些特意放慢的脚步，那些脚的主人还会通过门口往院里瞅。他们迟疑的步伐和好奇的眼神让人相信他们有着拆毁院墙洞悉一切的能力。那是一种让人生出羞耻的压迫。姐姐们宁可混在女孩堆里参与围观装成毫不在意掩饰无法躲藏的初长成的羞耻。
没有一个姐姐主动提起王魔怔，她和我的家史一起成为这个家庭的隐讳话题。隐讳，是一个让人无限好奇的词。我在姐姐们的脸上捉到它，却无法在她们那里得到求证。没有哪个女孩肯对我做出描述。但父母的婚姻故事在王魔怔身后若隐若现。一个家庭的历史真相对成长的女孩有着磁石一样的核心吸力。母亲的语焉不详与姐姐的刻意回避使我对家里这个疯子的好奇不断擦亮，一日一日变得清晰。一个家庭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总会经由一些人和事串联起来。王魔怔的存在使我家的过去与现在成为连续，甚而由她将家里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有机连接。
与一个跟着一个长大的女孩们一样，我在蛹茧里奋不顾身地幻化自己，然后飞蛾一样向着知道的光和火勇敢而去。人的成长需要代价。我们的代价从羞耻心开始。王魔怔成为我家的隐匿家史的符号。对她背后的家庭史的讳莫如深和秘而不宣成为女孩们是否长大或成熟的标志。我们确信村里流传着关于我家的一些谣言。恼人的是，我们听不到那些谣言的具体内容。没有人会当着儿女的面讲人家父母的陈年旧事。人有遗忘不愉快往事的本能，我家的往事因为王魔怔的出现被时时提起，重新复习。我家的女孩，一个跟着一个长大，一个跟着一个在被眼神拆毁的院墙里学会羞耻。
很多年，王魔怔以这种直抵生命的方式参与着我们的生活。她不时出现，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她是一个符号，使家庭气息充满苦难意味，使生活成为另一个模样。王魔怔就这样成为我对家的概念的最初理解。但当我终于无视她的存在，并能接受她在偶尔清醒时给某一个女孩梳头，或安安静静坐在炕上与母亲聊天时，突然有天家里气氛不对。有个消息说王魔怔死了。死因不清楚。再后来偶然有机会听说，她死于一场意外。养子霸占了她唯一的财产，一气之下她再度疯魔，走失在外面冻死了。
三
一个被上帝施以魔咒的家庭是苦难的，每个孩子都必须适应父母的不在场。我的父亲是沉默和严肃的，母亲则柔弱和疏离。我至今清晰记得母亲又一次“通灵”之后与父亲的对话。母亲以叔父的语气说，你多好呢，儿女满堂，多福多寿。父亲说，你以为活着的是多福么？叔父说，你过年时有一家子人陪。父亲说，哪一年我没有接你回来呢，箱盖上有祖宗的牌位就有你的。叔父说，她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坏。父亲说，不好换，好换我宁可跟你换换……父亲苍辛而悲凉的声音最后淹没在无声的啜泣里。
父亲坐在炕沿上，身体缩小得像白天蹲在树上的猫头鹰。无奈和沉重的白昼压在身上，却又无法不保持着对白昼的担忧和警惕。记忆里母亲这样的“通灵”不是一次。母亲保持着这种与父亲对话的姿势。我不知道父亲相不相信世上有灵魂存在，或许他在内心深处是希望有的，相比那些无比沉闷的日子，他愿意以这种方式与成为灵魂的弟弟或深藏的自己说说话。而母亲则通过这个对话实现自我统一。因此母亲从未为自己的这种被瞬间抽离灵魂突然晕倒寻医研药，似乎她不在意自己的晕症，似乎她更愿意享受心灵偶尔疏离。
每次晕倒，母亲的灵魂仿佛离了去，在另一个时空。她是不是在那里与叔父相会，或仅仅是离了现实的樊篱保持一刻心灵放空我们无从知道。但于我们，母亲每一次倒下都是一次生命的惊悸。我们围着母亲尖叫的样子像极一群惊惶失措的小鸡。我们胡乱塞在母亲手里握着的破手绢，像极被上帝攥在手里的无序日子。逐渐长大的我们学着邻居奶奶的样子，用硬指甲狠掐母亲的人中，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上帝手中夺回母亲。母亲永远不知道我们与上帝之间的斗争如何惊心动魄。等一口幽幽长气从她的胸腔狠狠地叹出来，等她的灵魂从另一个世界回到真身，我们都已经成为斗败的小鸡。
在跟上帝的斗争中，人类从来没有胜过。我们在母亲的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母亲的人中位置，永远有一条黑红的血痂，那是我们的指甲留下的罪证。母亲身上旧伤摞着新伤。多数时候母亲都是神离的。她会把米放到锅里却忘了在灶下烧火。她会把水倒进滚开的油里激起一屋子油烟，菜里却没一点油星。她会把一盆新借的白面倒进猪槽。她会在肚子里揣着我，怀里抱着吃奶的五姐，娘三个一起走进深水的水库。直到在没顶的水里一寸一寸消失。她被心里的爱情与现实的生活撕扯成碎片。她把自己淹没在自己的灵魂碎片里。
目不识丁的父亲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他把对弟弟和妻子的两份爱兑换成一份迁就，任凭母亲如何荒谬，如何出错，如何尖刻鄙薄和歇斯底里，他都永远一面以沉默面对，一面又把这份沉默兑换成面对生活的坚韧和不妥协。除了那次无声啜泣，我从未见过父亲软弱的样子。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喜欢两只手背在后面，腰身微微弓起，让人想起传说中他背麻袋的样子。父亲是生产队里的车把式，为了挣到最高工分，他赶着大车走遍了东北的城市和乡野。一个人装卸车，身高一米六的他，一百二十斤的体重，背放两百斤麻袋从不用别人帮忙。
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偏僻农村，有次下乡到一个我从不知道名字的小村；一个姓郑的老头听说我姓白，跟我打听父亲的名字，我说那是我的父亲，他立刻对我肃然起敬，执意拉我去他家里吃饭。他说，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哪。但我们从未见过父亲的了不起。我见到的只有父亲的沉默和坏脾气。他会骂孩子，骂院里的鸡禽牲畜，也会骂母亲。但那是母亲不发作的时候。母亲发作起来是形同地震。衣服扔在地上。被子在炕上乱七八糟。木质的箱盖会被她抡起来砸到炕沿上，再“哐”地落到地上，摔成两半。
这样的时候父亲保持着永远的沉默。但他不回避。他缩着身子坐在炕沿上，像院里的鹅一样挺在黑夜里等着暴风雨过去。父亲没念过一天书，八岁开始当“半拉子”给地主放猪，他一生的哲学都源自在地主家里学到的勤俭与长工所拥有的持守。他信奉“人贵者语迟，多言者自失”。这恰合了上帝的心意。在上帝的眼里，时间是最好的演说家，在时间面前，谁都不必抢着发言。而苦难仿佛没有尽头。一个白天连着一个黑夜。许多个白天连着许多个黑夜。无尽的白天连着无尽的黑夜。
我无从知道父亲在每次送王魔怔回家的路上心里有没有后悔过，假如王魔怔要求离婚的时候他再坚持一下，假如叔父没有自杀，假如他被强行安排与母亲成亲的时候再多一点拒绝，他的生活不会成为这副模样，他会像他理想的那样，做一个游侠云游四方，或是在某一天，像戏里的英雄锦服还乡。但父亲自己从未提过，他也从未对生活作出假设。他像一个悲情的英雄，背负着三个人的生命和七个孩子的生活，牛一样一直向前。他的还乡的愿望，直到晚年卧床、孩子一样哭出来时才被我们知道。其实他的故乡不远，不过是吉林到辽宁相邻两省的距离。
在这个苦难的家庭里出生长大，每个孩子都是散养的小鸡。你得自行汲取营养，你得自己筛选所取，并在日后像用橡皮擦去错字一样擦去某次错误选择留下的痕迹。你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温暖自己，自己关照自己，自己憎恨或保护自己。长大后，我曾无数次审视过这个家庭，我发现，我家女孩的共同特质是有主见，敢对生活发表意见。但我们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则是毫无规则限制。散养的小鸡心里没有鸡栏。我们像母亲一样不按常理出牌，然后像父亲一样矫枉过正，犯下跟上次完全相反的错误。
我们不会与世界相处，不能让自己变得温和，我们一个跟着一个陷入中年危机，在识破生活的真相后，落入跟母亲当年雷同的陷阱。幸福的家庭只有一个模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不知道别人家里的不幸怎样呈现。我们无一幸免地落入俗套的剧情。在苦难深重的生活陷阱里，我们自己跟自己争斗，撕扯，然后狼狈不堪地与自己讲和。我们比别人更深地体会与世界相处是怎样一回让人伤脑筋的事。我们深深惧怕，却又完全无法避免地引领着自己的孩子重复自己的生命。正如我们重复母亲的。
四
我至今无法理解叔父的自杀，我不明白叔父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抗议爷爷的暴虐，尽管那些日子里爷爷比以前更凶地吵闹，可这也绝不能成为一个二十一岁的父亲自杀的理由。我有时想我的家族血统是不是有自杀的倾向。我父亲一生作过多次自杀尝试，我五姐曾经喝下一整瓶冬眠灵，昏睡一周才醒过来，而我自己，从学会思考就懂得与死亡亲近，总觉死亡有着黑色的神秘和魅惑。我不害怕死亡，成年后我所有的恐惧和焦虑都与死亡无关，相反，每当活得低迷，我都觉得黑色的死亡内部，有着家一样的温暖与安宁。
我不认识叔父，即使后来无数次在母亲的描述里听过他的样子，即使是他灵魂的方式一直参与着我们的生活，我仍然不认得他。我无法在父亲的身上看到他唯一弟弟的影子，无法在母亲“通灵”的时候想象他的样子，也不能在孩子们中唯一与他长相相近的哥哥身上看到与他相关的任何细节。据说我哥哥长得很像他，像他一样儒雅。可是，从我记事起，哥就是一个疯子。不疯的时候沉默忧郁，生命轻得有着死亡的气息。我不能想象把这样一个毫无存在感的青年与我妈妈爱恋一生的人放在一起。
二十一岁是还没来得及学会恐惧的年龄。人怕黑其实是对死亡的本能恐惧。没有人不害怕死亡，却每天都被黑色的死亡在屁股后面追着拼命逃跑，但又同时沉迷在五彩缤纷的生活里，热烈地爱与希望，疼和悲伤，得到与失去，沉迷和绝望。似乎只有热烈才配得上五彩缤纷。似乎活着就必须热烈。然后热烈地被黑色的死亡从后面贴上来。二十一岁的叔父，还没来得及体味这些情感，他还年轻得分不清生活和游戏。他可能只是想把自己藏起来，像小时候某一次捉迷藏，轻轻一拉，就把自己藏进温暖的黑色幕帘，把五彩缤纷的生活留给了兄长。
在游戏里，一个人藏起来，找不到的那个就是输了。叔父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父亲输给了自己的弟弟，只能愿赌服输地替人担当。在这场游戏里，他扮演男人、丈夫和父亲。他生了七个孩子。他养大了儿子，又养大了儿子的儿子。他给儿子娶了媳妇又给儿子的儿子娶了媳妇。他陪着孩子长大陪着妻子老去。一辈子太长了。用一辈子玩一个游戏该有多重。我的父亲，他一生都有一个愿望，去往黑暗的死亡，去那里把叔父拉出来，换一换角色，下一个情节该他藏起来。可他一辈子都没找到弟弟，他期待的下一个情节，一直都没机会上演。父亲该有多想把弟弟找出来呢？
父亲与死亡最接近的一次是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这是他缺席家庭剧情的第一次。或许他其实并未缺席，上帝只是安排他在这出戏里扮演熟睡。从出生到那次喝下整瓶农药，他没有休息过一天，这一次上帝安排他出演最省力的角色。他负责躺在那里，无知无觉地看着一个女人带着一群女孩围着他撕心裂肺。他睡了整整三天。没有人知道这三天他都经历了什么，他有没有到死亡那里跟弟弟会面，有没有跟弟弟交涉下一次的游戏规则，可不可以两个同时藏进黑暗。父亲睡到额头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母亲说那叫开了抬头纹，穿上装老衣服吧。
我因为在学校读书而错过了第一现场。但在另一个现场演出了同样精彩的戏码。或许是上帝在指示父亲的同时也给我暗示，我在父亲被医生宣布准备后事的同时突然烦躁不安，五内如焚，不明所以地想要回家。我跟学校请假，学校拒绝；跟班主任求情，又因无正当理由未被获准。于是我做出了一生中第一个最大的叛逆举动，那是全校学生都不敢碰触的一道高压线。我留了一张纸条就逃跑了。我的脑子只有一根线，我得回家去。必须回家去。马上回家去。但我仍然错过了最为惊险的时分。
姐姐惊魂未定地讲述的父亲弥留光景在我听来就像别人的故事，炕上躺着的父亲安静恬然，就像刚刚生过一场感冒。这场事故的结局是我回到学校受到空前惩罚。我拒绝讲出逃跑的原因，我坚决不同意道歉，学校只好按照最重的处分扣了我年度奖学金和两个月伙食补贴。那两个月我尽最大努力节省，最省的时候三天只吃过一个面包。但我心里很满足很幸福，仿佛接受这个惩罚只是为了向死神赎回我的父亲。那一年的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头发花白的六十八岁的父亲，眼神明亮地坐在炕上送他最小的孩子出门。
五
父亲的整个晚年都围绕着自杀的游戏进行。一个念头在心里久了，就成了游戏。生活和游戏多么切近，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是真正的生活细节，还是正在演出的某个桥段？我们无从猜测，自杀在父亲那里，有没有像他的回乡心愿一样，因为一生未能抵达而变成亲切又遥远的执念，我们只能看到这个悲情又好玩儿的游戏在风烛残年患上轻度老年痴呆的老人身上重复上演。直到父亲去世多年的现在，我的老家还流传着关于父亲当年各种各样好玩的自杀游戏的桥段。
第一次，他决定撞车自杀。父亲选车专门选那种大型货车。后来我问他干吗自杀还这么势利，看不起小汽车。他说怕小汽车撞不死人，那是要住院花钱的，那不是坑车主么？他要选一辆死亡准确度高的大货车，一次撞死不给活人留麻烦。但这个想法在他躲开全家人的看护目光，在从我家到货车如梭的省二级公路的乡路上往返多次，终于没有撞成之后只能放弃了。他的理由是不能撞，撞车死了坑司机。其实我们知道，他没成功的原因是风驰电掣的大货车带起的风墙，他轻飘的体重已无力穿越。
第二次他决定上吊。在家里合用的麻绳都被藏起来之后，他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段粗草绳，却在他以为合适的山上找不到一棵合适的树。太高的他上不去；终于上去了系上草绳，又挂不上脖子，只好随便找了一根树杈，将草绳系成环，强行将脖子挂上去，用力往下压；压了一会实在气闷得难受，就生气那根不中用的绳子，扔了它起来走了。有一次他在这条风耕雨种走了一辈子现在却可能成为他自杀见证的路上碰见一个被人扔下的树桩头，舍不得这么好的柴火白扔着，花了几小时拖回家来。这个壮举把他累病了，趴在炕上打了几天吊瓶。
但这没有挫败他的自杀决心。他终于决定向死神妥协，选择最容易却最不愿意的跟弟弟一样的手法。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他耗时半年用来积攒一种叫毒鼠强的鼠药。母亲配合他的游戏，角色从看护到各类绳子藏匿者到现在成了毒鼠强的发现和挖掘者。他们的游戏级别不断升级，母亲用上了一个老人的所有智慧。她装成松懈或疏忽的样子，以便让父亲把毒药藏在容易发现的地方，还特意不在父亲刚开始藏匿时就贸然下手，她甚至聪明到每次洗劫父亲的宝藏都不连根拔起而是给他留下不足致命的一点，以麻痹父亲老年痴呆的记忆，让他以为真的是自己记错了数量。
可他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决定快些结束这个游戏。于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阳光照在院里山一样成熟的玉米上，母亲坐在一堆玉米穗中，一页一页撕下玉米叶。父亲乐呵呵地对着母亲宣布，我喝药了。母亲没理他，低头继续干活。父亲抢下母亲手里的玉米穗，郑重地说，告诉你，我喝药了。母亲像以往的每次一样，对着乐呵呵的父亲笑：你那样像喝药吗？喝药有你这么乐呵的吗？父亲说，你不信算了，反正我喝药了。说完接着乐呵呵地笑。母亲就不得不认真起来，母亲说，那你拿来药瓶我看。父亲就真的找来了药瓶。
接下来的戏码陷入俗套。父亲被拉去医院洗胃。洗胃前父亲乐呵呵地坐在床上跟医生说，你快给我洗吧，我都喝药了。医生说，你这样子用洗胃吗？父亲就严肃起来，你不洗拉倒，反正我死了算你的。话说到这分上，医院不敢不洗。冰凉的水穿过食管进入身体，再从身体里出来，反复循环，强烈的刺激让父亲暴躁不安，他骂医生骂护士骂姐姐和母亲。我赶到的时候他正疯狂扯掉扎到身上的针管。看到我来，他似乎安心了些，给我讲述他的种种不公平遭遇。他嫌弃医院不用温水洗胃，打针的针管居然也是凉的。
关于这次喝药，我和父亲有过一次对话。我问，你真喝了？他说，真喝了。喝了多少？一瓶。用什么打的瓶子？钳子。那你打碎了没？碎了。药水洒了没？洒了。洒多少？洒一半儿。剩的药用匙喝的，还是直接倒嘴里的？倒匙里。都咽了么？没有罐头水儿好喝，咽了一半。这是我与父亲关于他自杀的最后一次对话。这是父亲的最后一次自杀。父亲从此卧床，吃喝拉撒全靠母亲帮助完成，父亲再也不能自杀了。他的关于自杀的梦想跟他的回乡梦想一起幻灭在晚年的卧床生活中。
我从不敢看轻父亲的自杀。我的父亲不是弱者，他面对生活的强霸态度与勇气让世间所有叫作力量的东西汗颜。父亲没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的自杀与我后来在书本中学到的文人的自杀、先哲的自杀都无关联。他不决绝，也不浪漫，甚至也不是厌倦。我认识的父亲从未有一天对生活轻慢和懈怠。父亲对待生活是认真的，对待自杀也是认真的。在父亲那里，自杀，并不是放弃，不是逃避，不是懦弱，不是无聊，他只是想向上天交还错领的生命令牌。或者，可能，他以生命为筹码向上天宣战。
六
我不能绕过我的哥哥，我曾多次在书写家史的时候刻意回避，可是每次他都固执地横在那里，阻挡我的视线，切断我的线索。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他是负有延续家族血脉责任的人。作为唯一长相酷似叔父的孩子，他成为连接家族史的关键结点和符号。我很难用爱或不爱这样的概念来形容他。他的生命于我的家庭，就像冬天老树上的冬青，从一开始就透着别一种味道。一棵老树不能决定冬青的在或不在。而他的存在于老树却无法对等。他不在，老树正常过日子。他在，老树也不显得绿意葱葱。他是树上多余的存在。可他自己，每一天都在努力，兀自在冬天绿着。
我哥哥小名叫过子，这意味着哥他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另一种使命。他被安排接过母亲的爱情接力棒，继续帮助母亲完成爱情梦想。他叫父亲作“大” 。“大”这个称呼，在我的老家，是父亲的代名词，但在我家，有着别样含义。哥既过继给叔父，就是叔父的儿子；亲生的父亲，倒成了伯父。伯父，在东北的别称“大爷”，简称作“大”。兄弟姐妹之间过继孩子本是平常的事，可是哥，过继给了母亲爱恋的故人。父亲的第一个孩子喊“大”，下面的孩子都跟着喊。我们的父亲，被我们喊了一辈子“大”。做父亲的有没有心酸过？
从小到大，哥都是家里唯一的宠儿。父亲对哥无限宽容，从未对哥的过失有过指责，也从不会将对女孩的严厉分一点点给哥。而母亲对哥的爱，几乎比给所有女孩的加起来还要多。我记事以后，哥在砖厂上班，那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西屋分家另过，但哥每天上班带的饭盒都由母亲亲自来装。母亲狠狠地在我家的大油坛子里面刮一下，将一大匙带着“油滋啦”的厚厚的大油藏在哥的饭底下。在粮食紧缺成稀有物资的时候，大油拌饭是每个正在长身体的女孩的梦想，但在我家里，除了哥，连每天重体力劳动的父亲都没享受过这个待遇。
女孩们对母亲的这个明显犯规的动作司空见惯，就像从小到大看熟了的妈对哥的所有特殊照拂。经年积累的不满让大家学会心照不宣。母亲的照拂越多，女孩的不满越多，父亲对哥的宽容也越多。多得几乎可以用冷淡形容。冷淡的直接表现是客气。是的，严厉的父亲对他唯一的儿子是客气的。客气是人类最特殊的情感之一。陌生人之间的客气表现为教养，而亲眤关系的两者之间横着客气则成为距离的显示。这种几乎包藏了祸心的客气将父亲严密地包裹起来，让哥哥一生无法走近自己的父亲，直到他自己去世。
父亲的客气是同样犯了错误但却不能像哥哥一样逃脱惩罚的女孩们强烈羡慕的特权。但父亲只对哥哥使用客气。对女孩们的态度则严厉得足以使每个女孩生出敬畏和恐惧。恐惧和敬畏也生成距离。但这个距离是有温度的，有着强烈的摩擦质感。是没长大的孩子对莫测的家长不可掌握而生成的正常情绪。但客气不是，客气是平滑的，平顺的，平和的，像两股平行的水，不交汇，也不形成涡流，更无从激起浪花。哥和父亲，在同一个家里平滑地相处，生出永不相交的距离。客气，阻隔了男孩和父亲的距离。使哥成为自己家里的外人。
母亲对哥的尴尬处境似乎从未有所发现，她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家里的秩序永远都跟她的想象吻合，就像她对哥的爱一样，简单任性，又粗暴跋扈。她完全无视哥的不适，按照自己的设想试图将哥塑成一个跟叔父一样的儒雅青年。她似乎完全看不出哥已长成一个怪异的孩子，他面孔苍白，眼神清澈怯懦，不擅表达，不爱交友。他害怕声音，恐惧黑暗，睡觉的时候要有光。哥睡的炕梢，有一个大柜，柜底下常年点一盏豆油灯。我一直都不明白，那样一盏小小的光亮如何能够成全一个生命所需的巨大安全感。
母亲似乎完全看不出，哥正按照与她设想的完全相反的方向倾滑而去。她眼里的哥是强霸的特权拥有者，是这个家庭的未来主宰。唯有他才能使父亲愿意小心克制自己愤怒的出口。但实际上父亲越是这样，哥越失去在家里的存在感。即使是饭桌上的话题也从不会由哥提起，哥越来越无法参与我们的话题。有时一个话题正在热烈讨论，哥一参与立刻戛然而止。没有人愿意因为否定哥的观点而遭到母亲的训斥。母亲为了肯定哥的地位而做的种种，反而人为地让哥在家里被孤立了。
我有时想，如果年轻的母亲能够及时检省自己，哥的命运会不会改写，后面的悲剧还会不会发生。但沉在自己爱情悲剧里的母亲眼里的世界与真实成为两极。她主观地以为一个人的性格缺陷可以通过婚姻弥补。在为懦弱的哥选择妻子的问题上，她独霸强悍得不允许任何人参与意见，包括哥哥自己也要完全服从她的意志。哥在嫂子过门前就发现的自己将要娶的是个有节操问题的女人的这个细节，从未有机会向母亲陈述。当哥哥宣布嫂子过门三月生子并非己出时，母亲完全傻眼了。这个辱没门楣的事件，直接将哥打入地狱。耻辱和孤独汇合，直接关闭了哥通往人间世界的最后窗口。
多年后，哥和嫂子的婚姻成为我家乡的另一个话题，在流传的闲话里，嫂子的形象作为撒旦成为恶人。但她其实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少小丧母缺乏管教做下不贞之事，慌乱中嫁给不爱的我哥哥，婚后她发现自己永无可能爱上自己的丈夫。这可能是一个女人最绝望的生命认知。绝望和嫌弃让她越滑越远，终于成为闻名乡里的泼妇。哥似乎对嫂子的泼辣束手无策，他没法让嫂子对自己的丑行生出愧疚，更没法让自己站上道德高地。他表面上保持儒雅不与嫂子对骂，对嫂子的恶行不理不睬，但在心里，他的怨怼越积越高。高到有一天，他直接跳出自己的身体，对全世界挥出了致命的一击。
我记事时他已然成为一个疯子，彼时他自己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他仍然没有存在感，只有疯病发作的时候，他才哇啦哇啦说个不停。那时候的他几乎可以用迷人形容。除了眼神疯狂，他的神情从容自若，思路清晰，逻辑严谨，俨然一个口若悬河的儒雅先生。而清醒的时候，他又恢复成懦弱青年，安静得像个灵魂，在家里独来独往。轻飘和孤独得仿佛没有重量。我不知道这两个他哪一个才更接近母亲深爱的那个人。每当哥的疯病发作，母亲都像小鸡一样颤栗和充满好奇，父亲则沉默着报以深长的叹息。
福柯说疯癫不是一种疾病，精神病人的思想是另一个维度的时空。或许哥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两个人的生命，作为叔父的那个寄托着母亲的全部爱情设想，作为儿子的那个被寄予的是母亲传统观念里的全部未来。这两个生命将真正的他压得逃无可逃，他的精神只好躲入另一个时空。他在自己的时空里有无掌握自己呢？我们都在那个时刻盼着他清醒，盼着他回到我们中间，说我们懂的语言，做我们懂的表达。但其实，他清醒的时候，又何曾认真地表达过自己？哥没继承父亲的游侠精神，也没重复叔父的温文尔雅。母亲把哥塑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但哥从一出生就丢了自己。
哥后来死在走失的路上。中年后他每一次犯病都会出走，有时他会走向嫂子改嫁去的那个村庄，有时他会走向年轻时认识的某一个女孩。终年沉默和疯魔让人忽略了他的所有想法。没有人知道或有兴趣猜测在漫长的没有睡眠的日子里，他怎样想象爱情和总结自己的人生。哥去世时四十四岁，那时我女儿刚好出生一个多月，为了哄女儿睡觉，我给她哼唱一个儿歌，哼着哼着就会突然停下。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焦灼疼痛地，在床边的帷幔里，愤怒地瞪着整个世界。
七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苦难和尴尬的。五十年代的东北农村 “拉帮套”的现象渐渐消亡，但即使“拉帮套”的家庭也比父母的婚姻更能得到认可。在传统观念里，一个女人因为丈夫残疾、年迈或天灾人祸的贫穷无法维持孩子生存，找一个精壮的汉子帮助养家，往往被人们因为同情而默认许可。父母的婚姻则多出了使人们获得隐秘的消费愉悦的戏剧性。东北习俗里，伯哥与弟媳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当地仍然流传着“宁在叔公怀里坐，不在伯哥面前过”的民谣，可见父母当时结合要经怎样艰苦的挣扎和酝酿。
母亲委身于父亲不仅仅因为腹中有子，还因为自己无处容身。母亲的祖先大冬天穿着夹袄赶着大车穿过东北的城市和乡野挣下了袁大头，买了田地，雇了长工，却和长工兄弟一样，一个锅里捞饭，一铺大炕上睡觉，挣下了家业。母亲是这个大家族第六个媳妇的第六个孩子，前五个都在土炕上活了几天就死掉了。母亲命硬，她活了下来姥姥却在一场霍乱中死去了。母亲是穿着婶子大娘做的棉袄长大的。嫁给叔父之前母亲已在轰轰烈烈的“土改”中失去了赖以存身的大家庭。
父亲奉命从坟地里带回母亲就躲了起来，洞房花烛夜一个人在大车上抽烟到天明。没读过书的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弟媳妇的爱情。第二天一早，他就赶着马车作为民工去了朝鲜战场。我至今无法想象，母亲怎样捱过父亲逃婚的凄苦日子，痛苦怎样在绵密的夜晚一寸一寸碾过母亲的女儿心。在现在看来还未出校门的花季年龄，母亲已经历了柔肠百转肝肠寸断，生离死别的痛苦和孤单无助的绝望在她心上刻下了怎样的伤痕。父亲回来时母亲的孩子已经夭折。母亲胆怯、茫然、无主的眼神刺疼了做丈夫的心。父亲从此安顿下来与母亲生儿育女。
母亲从未停止过对于叔父的想念。作为佐证的生活细节在我家里随处可见。母亲经常在与父亲争吵之后突然“死去”，“死去”的母亲身体僵直，表情僵硬。彼时若她还能说话，“通灵”的内容形同胡言乱语。我们只能从偶尔听得懂的只言片语中猜测她的意图。有一次她要吸烟，我们急忙弄来给她，她一口长气将一整支吸完，马上点上另一支。另一次她想喝酒，又不需要酒杯，对着嘴将一整瓶白酒一口喝完。然后没事人一样倒下长睡。还有一次她要火盆，我们把火盆给她，她却用来烧土豆。土豆没熟却又被扒了出来。
但这些行为似乎不为她形成记忆，每次她活过来之后，身体恢复柔软，眼神恢复灵活。恢复成为我们的母亲的她，会接续她“死去”之前的活计，她接续的动作自然，层次清晰，就像一场连贯的演出从未停止。刚刚发生的一切则像是中场休息室里的花絮，而这些花絮发生时她完全不在场。或者，她只是作为一个道具无知无觉，是我们自己使用这个道具在主场之外演了一幕与恐惧、慌乱、死亡和魔幻有关的成长剧。即使有时候道具自己磕破了身体，伤口也不能在清醒之后为她提供一点记忆。
一次村里修水库占了我家的坟地，叔父的骨殖与祖先们的一起被迫迁移。母亲坚持跑去坟地亲自看叔父一眼。回来后母亲就病了。从小到大，我们无数次看过母亲“死去”又活来，却从未真的见到过母亲生病。母亲病得很重。先是晨昏不清地睡眠，偶尔醒来喝水或吃很少一点稀饭。她甚至都不需要上厕所。仿佛睡眠吸去了她的所有能量，将她吸成一堆肉，但那堆肉明显地减少。包括父亲在内的我们一家人想尽办法也不能让它更多起来或保持现状不再减少。然后她开始发烧。发烧的时候她会喊冷。但我们为她盖上被子，她又在被子里大汗淋漓。
她睡着的时候，表情像婴儿一样变幻不定，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哭泣，另一会儿她又咒骂和哭喊起来，恢复成为狰狞的中年妇人。仿佛她的梦里有另一重天，她丢下我们，独自在那里开始一个丰富的有意思的新生活。母亲的这场大病终于在父亲延医问药无效遍寻乡间土方的无助里自行痊愈。骨瘦如柴的她在某个下午醒来，歪歪斜斜地出门坐在窗前，正是初秋，太阳在微凉的秋风里热辣地照上她的脸。她眯着眼睛看了会天。天空有一两只迟归的燕子划过。后来她说，看到骨殖她终于相信叔父是真的死了。
再后来她请了一个巫师为叔父配阴婚。那个巫师为叔父找的是邻村的一个夭亡多年的姑娘。在东北农村的习俗里，年少夭亡尤其是姑娘夭亡是不吉之兆。她们的亡灵因为不被获准投胎而到处游荡，为祸乡间。这个姑娘大概屡生事端，家人不堪其烦因而轻易答应了母亲的请求。母亲像为活人张罗亲事一样，备了丰厚的彩礼托巫师送去，又杀鸡煮酒在家里招待亲家，表示从此要当亲戚往来。对于这个荒唐举动，不信神佛的父亲既不支持也不阻拦，从始至终沉默不语。父亲跟我们一样在经年累月中学会了与母亲的任性相处。这件事泄露出的仍然是母亲深藏的爱情秘密。
八
母亲的爱情在哥去世以后彻底宣告破灭。但大家都以为的最坏情况并没有在母亲身上发生。母亲反而奇迹般地健康起来，她像久病初愈，或大梦初醒，恍然成为一个新的女人。她不只没有表现出痛苦，甚至原来积了一辈子的沉痾也渐渐不再。让我们不得不无比惊讶并渐渐接受的事实是，我们都忘了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晕倒。家里的门轴经年不再因为母亲的心脏而经常浇油，现在它即使叫出再大的声响也不会引起母亲的注意。禁忌的语言在饭桌上漫延得再多也不会让她反感。
她似乎越来越柔和。那些象征速度和力量的横纹在她的脸上慢慢变浅直至消失不见。直到她七十五岁生日瞪大眼睛对大家说起的往事表示惊讶，我们才真的相信那个歇斯底里的中年女人真的不在了。她呈给我们的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和天使样美好的妇人。她笑得会心又愉悦，笑容在她的皱纹渐少的脸上绽成菊花，后来连菊花的样子也不见了。她的笑完全变得没有痕迹。
她的脸开始焕发出光芒，婴儿一样的红润和饱满。她的身体柔软，灵巧，轻盈。有次带她去公园，一个转身间，发现她爬上了高高的梯杠，站上面下不来有点慌。
她照料菜园，弄松韭菜田，扒去洋葱外面的细土让它膨大，不再把蒜苔抽断在蕊叶里；杂在小菜里面的草被她轻轻捏着根慢慢拔起，不再拔断草茎留下它们的根，也不把多余的土带出来，带离几棵无辜的小菜苗。她开始侍弄院里小鸡，但不再追求院里的繁荣。不再在大炕上铺满孵化的鸡蛋，然后任小鸡们像树上的果子一样遭受干旱自然脱落，最后凋零得一个也不剩。她准备起温暖的笼子，笼底铺上温暖的绒衣。她长久地站在鸡笼前目光慈爱得让人想象她在看着一群自己的孩子。
她开始关注女儿们的生活。她对我女儿的呵护几乎弥补了我缺失的爱抚。从她生下我到我生下我的女儿，几十年过去了，她仿佛刚刚降临人间，或者终于在沉睡中醒来，发现需要爱抚的弱小和柔软。她打开封锁的衣柜清理旧物，用柔软的旧衣为我女儿改制冬衣。她带着我女儿屋里屋外地转，打理被她疏忽了一辈子的家务。有时我坐在炕上，看着她和我女儿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蹒跚，恍惚地看成我幼时情景。像发现了四季变化一样她突然记起女儿们的生日，一个一个记起我们的出生细节。
她终于看见了身边的父亲，并开始照料他的生活。但父亲已经很老了，白发从鬓角爬上头顶，父亲的腿不再挺拔有力，腰背不再虎虎生威。母亲终于发现了父亲的衰老。父亲已经被一辈子的生活重担压垮了。超负荷运转使他成为年久失修的机器，使他患上老年痴呆。父亲发作起来像个荒谬的小孩，而母亲却日渐安静，她一边哄父亲开心，一边整理父亲的衣服，把缺了一辈子的扣子缝整齐，在冬天还没到来时耐心地铺絮好父亲过冬的棉衣。她耐心地做父亲的一日三餐，她蒸的鸡蛋糕再也不会清汤清水蛋水分离。
她还爱上了打牌，没牌友时跟父亲对坐，两个人因为打牌斗嘴生气，气完了又和好如初，像极一对两小无猜的恋人，让人疑心他们已经开始了爱情。父亲不识字，爱情和与这两个字相关的情景于他而言都像他自己的名字一样陌生。但这个坚挺了一生的汉子，在老妻的呵护下，在晚年切切实实地呈现出了另一面，柔软，温情，甚至羞涩和调皮。我相信父母晚年是发生了爱情的。有一次电话让我马上回家，我吓得驱车几十里直奔回去，两老都有些急赤白脸，父亲更是老泪纵横，说母亲外面有人了。
我忍笑问，你都卧床了，你咋知道外面的事？父亲说她都不爱落屋，倒个尿壶也得去半天。母亲就急了。母亲站在地中央，两只脚倒换着，急急地辩解。母亲说，我不是看到你三姨么，站桥上说几句话，哪就半上午了，他就是喜欢血口喷人。母亲羞愤的样子，让人觉得眼前这个老妪心里住着十七岁的爱情。史铁生说，上帝的有些做法让人怀疑他的居心。可是此刻，在上帝的剧情里，多么温情地把母亲迟了半生的爱情还给了她。
父亲临终前患上老年痴呆，有时思维不清楚，孩子似地状况频出。而母亲不厌其烦，穿衣洗脸，吃药撒尿，样样照顾得细心周到，父亲卧床一年多，身上不曾生过褥疮。而父亲亦是细心地安排好了母亲将来的生活。父亲去后怎样安葬，儿女们颇费踌躇，母亲一生的愿望就是与叔父合葬，母亲是为我家生下了儿女的，按照习俗她与谁合葬谁就有资格葬在坟地的主脉上。我们正愁怎样与母亲商量此事，母亲却自己开口，她说单葬，父亲挨着叔父，她自己将来就埋在与父亲和叔父三足鼎立的地方，可知母亲心中的爱情天秤已找到平衡。
九
一辈子到底有多长呢？我的母亲用一辈子磋磨一份爱情。她搭上了自己的一辈子，也搭上了儿子的一辈子，可她寄予了全部希望的爱情并未给她任何回馈。她爱的那个男人，在坟墓里安静地烂成白骨，那个属于他的灵魂，也渐渐离开她的生活。孩子们一个一个长大成人，长得拥有了自己的爱情，长成别人的父母，长得有了足够的阅历来衡量和评判母亲。女孩们对母亲多有抱怨。她宠溺的儿子却中途离场。即使没离场的那些年，除了成为她的麻烦什么都没有带给她。哥最后疯病频发的那几年，简直就是她的噩梦。每次哥发作打人，打得最多的就是母亲。
而她用一生努力摆脱的人，却用自己非凡的勇气和毅力默默呵护了她的一生。她用尽心思否定和挣脱的生活，反而给她丰厚回报。父亲患上老年痴呆后像个孩子，几乎失去了交流的能力。我每次回家，都会坐在他的床前，逗他说话。有次我问他，为什么那么想自杀，却又从未真的自杀。父亲立刻委屈地哭了。哭了一会儿才说，我做梦都想死，可我不敢自杀啊，我怕人家说你妈扫把星，嫁一个男人，喝药死了，再嫁一个，又喝药死了，一家两个男人都死她手里……我没把这话说给母亲听，父亲或许不愿意母亲知道自己不自杀的秘密，是为了成全她的名声。
可一辈子那么长，她一定曾被哪些细节打动。父亲每次出车归来，都会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省下自己的口粮买的“缸炉儿”。那时没有公路，没有汽车，人们用五匹马的大车运送物资，路况不好，往往就在路上毛了车，车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为了赚到最高的工分，父亲把着生产队里的一辆大车。每次出车，晚上住大车店，两个馒头一毛钱，一碗豆腐汤八分钱。父亲花一毛八解决一顿饭。人家笑父亲小气鬼苛待自己的肚子，父亲从不声辩，他把队里给的五毛钱省下三毛二换成我们爱吃的“缸炉儿”。
我记忆里还有一个温馨的场景，是姐妹们不管多晚都不肯睡，脑袋齐齐趴在被窝里等父亲在生产队里“打夜战”归来。“打夜战”是生产队里挑一些精壮汉子利用晚上时间完成白天没完成的活计。一般“打夜战”都是为了打场。那时水稻脱粒将稻谷一头压在大机器里，连同稻粒跟搅碎的稻草叶混在一起，再用人工分离出来。父亲是最好的庄稼把式，场院里没有他不精的活。不管多晚，劳累一天的父亲都会带回一碗大米饭和一块大豆腐。那是我们最幸福的宵夜。父亲自己喝一碗热水上炕睡觉。
父亲从未满足地吃过一次猪肉。谁家杀了年猪，父亲作为一家代表总是被人请去吃肉。父亲每次带一个小孩。五姐是最常被带去的一个。每次回来五姐都吐得稀里哗啦。常年不见荤腥让孩子们的肚子承受不了一顿饱肉。父亲连说完蛋完蛋。但我们知道父亲出去必是节制的，不会为了口头食这样的事情丢掉颜面。父亲晚年患上老年痴呆之后，做了许多与他一辈子的行为处事相悖的有趣事。他在春天抓了一头小猪圈里养着，亲自添水喂食，养到过年杀掉，嘱咐家人一根猪尾都不能卖，全部留着自己吃肉。
父亲是爱吃肉的。他常讲的一个故事是，当年一个地主家里招长工并不考验人的活计，而是考验能不能吃肉。雪白的肥肉烀熟了切一碗，不加任何佐料地端上来，吃一满碗的才算通过。父亲盛赞这是会选人的东家。人能吃才能干。不能吃的伙计定是个窝囊废。不能舍力气吃饭的，还能舍力气干活么？父亲也不吃任何无端死掉的动物。他认为所有非杀的动物尸体都是不洁的。母亲豢养的家禽和猪隔三岔五死掉一只。有时刚生完小猪的母猪也会死掉，母亲舍不得扔，让父亲帮忙剥了皮在锅里烀。母亲带着我们吃肉的时候，父亲都坐在桌子一旁佐一碟咸菜吃完饭默默离开。
过年时生产队里会选一头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牛宰杀。牛是大牲畜，杀牛要下阿鼻地狱。没有男人愿意承担这个任务。但杀牛可以得到一个牛头。父亲每每借了屠户的杀猪刀去生产队，回来时带回一个硕大牛头。全家人欢天喜地，父亲也只是默默去一边吃咸菜。父亲属牛，一生最爱牲口。现在他要吃猪肉，要吃一整只猪的肉。家里没冰箱，父亲嘱咐母亲将吃剩的猪肉切成块，烀熟，放酱缸里。烀熟的肥肉在酱里被泡成了白白的猪油，父亲仍然每餐吃着，他像跟谁赌气，要把一辈子的亏欠补回来才行。
父亲不会用语言表达情感，却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将情感装得满满。父亲不言说，却用一辈子表达一个主题。只是母亲看不见。母亲只是不愿意看见。年轻的爱情固执地蒙蔽了她的眼睛。父亲不识字，爱情两个字对于他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和陌生。他朴素的逻辑里，生活本身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向活着本身寻求物证。而我的母亲，因为读了书明了理反而被绕在爱情的糊涂逻辑里，绕了长长的一生。好在她终于看清生活本质。她向生活证明了自己，也要回了自己。母亲到底是个智慧的女人。
多年之后，当我在历史书上读到顺治帝亲政后第一件自主的事，就是把养父多尔衮从坟墓里拉出鞭尸，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到底所谓的叔嫂不伦恋只是满清皇族的特权，还是北方大地上的自由精神在汉文化的同化中已经腐死？我的读过私塾、上过日本学堂、至今还能说一些流利的日语的母亲，在她的心里，一份对于无望爱情的固执追求，到底是不是源自骨子里坚守节操的本意？在这场爱情里真正让我感动的不是母亲的持守，而是父亲一辈子如一日的呵护和在他呵护下母亲保存下来的美好。
不管父亲的本意源自对弟弟的歉疚还是对生活本身的敬畏，他都毫不妥协地在自己朴素的生活逻辑里完成了生命大写。如果没有父亲的悉心呵护，母亲的心灵会不会保存得这样完好，一个被恶意纠缠一生的女人还有没有机会舒展美好本质？徐晓说，当一个事物是由另一个事物引起，当这两个相互因果的事物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当你清楚地知道，成全一个、另一个也会同时得到成全，你怎么能保证，不把你真的想要的，当成是你顺便得到的？世界如果模糊，本质就变得不那么纯粹和绝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