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哈顿第一年，我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全职主妇，就这样晃晃悠悠生活。
经历过一个城市的四季轮回，貌似才算得上一个完整的过客。每一个季节下的纽约，都爱憎分明。即使是同一个时段，有时也会喜怒无常。她就像一位神秘莫测的女郎，时而清纯，时而放荡，时而忧郁感伤，时而热情奔放。这期间，我度过了纽约二十年来最寒冷又最漫长的一个冬天，可我一点都不觉乏味。大雪的清晨，披着毯子抱一杯速溶咖啡在公寓里看对面锈色的消防梯一点点变白，雪夜昏黄的路灯下，踩着齐膝的积雪听一路咯吱咯吱的声响。直至四月，哈德逊河边的风依然冻得人直打寒颤，那时以为冬天永远都不会结束了。可某天阳光明媚的早晨，推开黑色的公寓门，看到街道两旁的樱花在一夜之间全部绽放时，我这才理解冬天的美好。
劳伦斯·布洛克说：“如果不是每年有一段时间天气坏透了，你怎么能够感受好天气的动人心弦，怎么能从其中汲取动力？每一个季节都自成一格，都有让人觉得难过的特点；但是，每个季节也都有醉人的美好时光，一旦碰上了，可得好好珍惜。”这是真正热爱纽约的人才能领略到的意义和独特的乐观。
了解纽约的过程似乎也是如此。经历种种琐碎、孤独和迷茫的时间，只为等待某一次美妙的邂逅，等待这个城市赋予你的独特礼物。
一年过去，纽约就像一个百老汇舞台，每月上演着固定的经典剧目，中间偶尔会穿插一些新剧。一月的爵士音乐节，二月的时装周，三月的奥斯卡，四月的樱花节，五月的国际美食节，六月的同性恋大游行……纽约人有着能把所有不起眼活动都变成盛大节日的天赋，并固执地让其延续下去。我置身其中，像领略四季的冷暖那样，感受纽约的人文季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四季更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每年圣诞节，洛克菲勒中心滑冰场前都会树立起一棵全美最高的圣诞树，这件事已坚持了半个世纪，很多住在曼哈顿岛外的美国人一年只会在这个时间上岛，来仰望这棵圣诞树，这成为他们最热爱的过节项目。我在想，估计就和我们每年都要看春晚一样吧。但是春晚每年节目都有变化，看一棵树是多么乏味的事情啊。
美国独立日，我和一群中国朋友去布鲁克林大桥边看烟花，河边所有的道路都被人流挤得水泄不通，我太低估纽约人爱凑热闹的疯狂程度了。还没走到目的地，烟花秀已经开始，我只好和所有人一起停下脚步，坐在马路牙子边，在两座高楼的夹缝里，仰望天空，看完了整场烟花秀。人们欢呼，鼓掌，对天幕上出现的稍纵即逝的图案尽情表达自己的惊讶与欣喜。虽然那些烟花和放烟花的人根本听不到。结束的时刻，我听到后面楼上有人高喊：“I love New York! I love USA!”站在一旁的中国朋友面面相觑，觉得美国人还真是容易被感动啊。不就是看个烟花嘛，至于激动成这样么？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戏谑着美国人的单纯。我承认在他们欢呼的一刹那，内心也自然而然地生出某种优越感。我们见过无数比之更盛大更绚丽的烟花，也从来没有如此热血澎湃过。烟花秀在纽约也举行十几年了，他们为什么还会像一个初次面对这个世界的孩童般对生活的美好充满惊喜呢。
在拥挤的人潮里，我突然有些羡慕身边这些单纯得近似幼稚的“外国人”，那些和我同龄却对烟花依旧怀着赤子之心的成年人。我已经回忆不起自己童年时代看到烟花的欢喜雀跃，也不知何时才能重温那样的感觉。这一年来，我曾经对纽约大大小小的事情嗤之以鼻，就像曾经嘲笑英国人的奥运会连做操都不整齐一样。我不知道这是否源于自己的不自信，还是内心真的已经逐渐丧失了赞美与惊叹的能力。我突然理解那些一年只来曼哈顿一次的边缘纽约人，他们每一年见到的圣诞树，大概和我们眼中的树是不一样的。
也是在那一晚，我突然发现，无论逛多少次景点，无论在岛上住多长时间，我也无法真正理解纽约。因为，我从未走入人群中间，从未了解过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如果不读书不工作，交友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有初来乍到的外来客似乎都有这样的烦恼。有过来人传授经验给我，告诉我纽约有一个类似于豆瓣小组活动的网站，几乎涵盖了所有你能想到的兴趣爱好。通过这个网站，你就能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令我不解的是，在所有门类里，和文学艺术相关的小组，占了非常大一部分。而组织者都是些普通人，并非什么出版机构或是学术机构。再仔细浏览一些人气很高的小组发起的话题，更让我大吃一惊；从古希腊悲剧到叔本华，从福楼拜到拉丁文学，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一点也不亚于专业机构。
无论是曼哈顿，还是新泽西，无论是布鲁克林，还是皇后区，每一个社区都能搜到一些固定的读书会。我是抱着猎奇心去参加那些活动的，他们的组织形式也和我之前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正襟危坐，也没有任何强烈的仪式感。有时只是简单吃个brunch，或是在下班后找个酒吧喝一杯。然后一群陌生人，当然也会有相熟的朋友，在酒足饭饱后，争论道德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或是探讨下一届布克奖会花落谁家。
即使一些看起来很官方和严肃的文艺活动，组织形式也特别亲民。我参加过一个由美国权威出版人组织的诗歌活动，请来了三十多位诗人，都是当年入选了《美国最佳诗歌集》的作者。活动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诗集主编在简单致辞后，诗人们便依次上台朗诵自己的诗歌。有意思的是，这些诗人看起来也风格各异，有的像家庭主妇，有的像公司职员，有的像摇滚歌手。他们写的大多数内容也是日常生活，却极富感染力。后来也有批评家质疑这些诗歌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作品抱着游戏的态度。但活动的组织者回应说：“写诗是一种社会活动——人们在写诗！——而你，也可以写一首诗！”
在国内，长久以来，文艺青年总是被不自觉地划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好像你热爱阅读、音乐、旅行、电影，所有被称之为“美丽而无用”的东西，都可以被归类成“文艺”。因为无用，所以偶尔会被戏谑，被嘲讽。纽约被很多人标榜为文艺之都，但身处其中的人似乎并不自知。所谓文艺，和面包、啤酒、汉堡一样，稀松平常。
每当天气转暖，中央公园、布莱恩特公园以及西河边的码头公园，几乎每天都有免费的露天电影播放。林肯中心、百老汇剧院，这些很多人平时根本无法消费的场所，也会组织各种形式的露天话剧、演出给市民欣赏。所有博物馆在每周特定时间，都会免费开放。即使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艺术之于他们的门槛也微乎其微。这个城市的贫富差距远远高于世界任何一个城市，但在精神上得到的馈赠，却是平等的。
我在某次活动上遇到一个秘鲁大叔，是一个房产经纪人，住在布鲁克林。他个子不高，浓眉大眼，说话时候总是附带着夸张的身体语言。他问我来纽约多久了，我说一年。于是他开始像轰炸机一样向我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你去Coney Island（康尼岛）看博物馆没？”“你去看过off broadway（百老汇剧场以外的一种比较平民的演出）的秀没？”“你吃过曼哈顿最正宗的秘鲁菜pio pio没？”
自以为到纽约一年，对大大小小的事物已经了如指掌，面对这些问题却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每回答一个no，他总是用手捂住自己张大的嘴巴，睁大眼睛故作惊讶状说：“啊，那太遗憾了。”然后很坚定地说，“你一定要去体验下，真的很有趣。”
后来加了他的facebook，总可以从他分享的链接里得到各种纽约艺术活动的信息。
在北京，人以群分，社交圈大多是以职业为分界线的。来来去去的文艺活动，看起来更像是圈内人或者精英分子的自娱自乐。纽约的文艺氛围似乎更平民也更大众，我总是在听某个陌生人滔滔不绝谈论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发现她是个牙医，和一个看起来像嬉皮士的人聊完毕加索以后发现他其实是个律师。
人和人的相遇，并非只是通过谋生的职业而关联，而更源于精神上的相通。纽约的文艺，也不在于博物馆里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名画，不在于多少艺术家对这个城市趋之若鹜。它就像街头那些二到三刀随手就能买到的花束，没有什么华丽的包装，也无法予人果腹解人饥渴，但却是许多平常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足以让每一个简陋而局促的公寓，时刻盈溢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美国的书籍售价太高，于是我办了一张纽约图书馆的卡，定期借一些英文图书看。在北京的时候，因为书便宜，一件衣服的钱可以买几十本书，所以从来不会想要去图书馆借书看。北京七年，我未曾踏入过首都图书馆半步。纽约图书馆的好处是，除了42街全纽约最大的那座以外，有百来座零零散散的图书馆分布于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你可以在任何一座图书馆借书，然后归还到离自己家最近的那座。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网上预约来借想要的书。除了借书，图书馆还承担着文化活动、讲座甚至教育的功能。根据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群的需求，它会开设各种免费课程：文学、历史、绘画、自然科学，当然也有求职、计算机等实用的课程。
有一次我去家门口的图书馆报名参加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系列讲座，探讨的主题是“十九到二十世纪文化与罪恶”。我坐在一个很小的会议室里，来的听众几乎都是五十岁以上年纪的人，而讲座的形式也不是老师独自一人的滔滔不绝，更多的是互动与交流。当老师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每个人都不陌生，甚至对其中的细节倒背如流。大家热烈地讨论，从哲学、文学、宗教各种角度阐述自己的看法。我羞愧地混迹于其中，这本书我只是很早以前泛泛读过，根本没有仔细到像他们那样的程度。在那个拥挤的会议室中，乍一看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我想起我的父母比他们年轻一些，但已经处于人生不知所措的阶段。除了广场舞和麻将，也没有更多执着的事情。
讲座结束，一位穿着考究，化着淡妆的老太太拉着我聊天，我说您过去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么，感觉您读了很多书。她大笑，说哪里哪里，只是兴趣爱好而已，我以前是一个会计。她在纽约住了一辈子，“这儿总是不乏奇妙的事情，而我太有好奇心了。”她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头发很浓密，我惊叹于她的精神面貌，她告诉我她已经八十了。“我一个星期要游三次泳，你知道罗斯福岛么，那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游泳池，而且对老人有优惠。我需要坐地铁和缆车才能到那儿。但是游泳真的能让我精神充沛。”她和我告别，说约了一个好朋友去看演出。
这样的老人在纽约遇到过很多，年轻人都忙于赚钱和打拼生活，大概老人才会有时间来参加这些五花八门的活动。
我的英语老师也是一位六十出头的老太太，见面的时候会主动拥抱你，上课的时候会手舞足蹈，身上似乎永远有用不完的热情。
很巧的是，我和她住同一个社区。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她肩并肩，走了很长一段路。她说她喜欢走路，尤其纽约又是一个如此适合步行的城市。经过华盛顿广场，她指着那些花花草草如数家珍：“这是粉色郁金香，播种的时候要格外小心。那是香椿树，它们的叶子有一种奇异的香味。”她像孩子盘点自己的玩具那样，充满了自豪。
“您记忆力真好啊。怎么能记住这么多东西呢？”
“我父亲是园艺师，所以从小对这个很有兴趣，上个月我刚拿到一份植物鉴别的个人证书。”她说，“你知道么，纽约有很多好玩的证书可以考，只要你有兴趣。调酒师，甜品师，插画，绘画……等我退休了，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呀。”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对未来无限向往的神情，这是在许多国内年轻人身上也鲜能见到的光芒。
为了提高英语，我也参加过一些语言交流的活动，组织者会在每个人的胸前贴上名字和自己所会的语言，以方便想交流的朋友分辨出来。活动中可以遇到各种年龄、各种国家、各种职业的人，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仿佛来到一个小型联合国聚会。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发现其他桌都聊得热火朝天，唯独插着中国国旗的桌子无人问津。我不知所措，正犹豫要不要离开，这时一位手捧一本袖珍汉语字典的老头跑过来，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他是一个出版商，退休后去中国旅游，一下子对汉语迷得不能自拔，遂决定学中文。看得出来，他并非心血来潮式的学习，那本小字典已经快被翻烂了，里面还密密麻麻做了许多注释。我和他解释同一发音不同意思的词汇，他一边倾听一边做笔记，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年纪的缘故，不一会儿工夫，抬起头发现他已是满头大汗。
我们转成英语聊天，他轻松了很多，一边擦汗一边说：“中文真是太复杂了，但真的很有意思。和英文是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
“其实您可以选择容易一点的语言，中文确实太难了，要记的东西太多。”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如此为难自己。看他如此辛苦，我也不知如何劝诫。
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笑着说：“反正我也不是做学问，什么时候学习都不迟。而且，兴趣是最大的老师，不是么？”
他偶尔会给我写邮件，请教一些问题，或只是简单问候。大概是他的电脑没有中文输入法，信里常常夹杂着大段大段拼音，透着一股执拗劲。为了配合他，回信的时候我也会附上拼音写的句子，就像一个咿咿呀呀的孩子给小伙伴写纸条。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好笑，却又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
如果年轻人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或许老人则代表着这个城市的过去。纽约街头，那些步履蹒跚、满头银发的老人总是更加引人注目，也会化美艳的红唇妆，也会穿细跟的意大利手工皮鞋。那种永不放弃一丝不苟的生活状态，勾勒出纽约客最鲜明的剪影。我和他们擦肩而过，总忍不住想象他们年轻时候也是穿着这样的花花裙子，去奔赴一场舞会；或是打着精致的领结，去迎接自己的爱人。
有人把这种生活总结为“无龄感”，这种特征在纽约客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不是年轻人，但他们同样赋予了这个城市以及身边的人无穷的动力。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总是变得异常脆弱。不过纽约带给我的隔阂感远不如那些欧洲城市。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微妙关系——很难融入，也不被排斥。没有人会把你当作异乡人，连语言也没有什么所谓标准的口音。衣着、审美、性别……作为一个陌生人，种种需要被社会评价的表象，边界都变得很模糊。
虽然日常交流很吃力，但遭遇的眼神很少有责难和歧视。可能还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本土人，那些自称纽约客的人也没法往上追溯自己的祖先多少代，短暂的城市史让优越感变得稀薄而缥缈。靠着自己这么多年积攒的有限的词汇，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跌跌撞撞地交流着。楼下杂货铺的姑娘来自几内亚，笑起来的时候牙齿像贝壳一般闪亮，她的英语总是带着不自觉的小舌音，她说她的母语是法语。而我经常去的一家地中海餐厅，男服务生来自多米尼加，过去讲西班牙语。我总是需要他重复几次才能理解他的意思，他和我一样为自己的英语感到惭愧，笑起来比我还要羞涩。
只要你有时间，每天都可以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各种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对于彼此的世界而言，大家都是值得信赖的陌生人。也因了这份陌生，大家变得不那么在乎曾经世界里建立起来的价值观，或者说不需要遵循从前社会附加在人身上的所有准则。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远离了亲人、朋友和熟悉的环境，却像是遇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总有国内的朋友问我纽约本地人是不是也会像国内大城市的老居民那样排外，在纽约，确实遇到过很多出生于曼哈顿却最终被迫搬离、往更远地方的人。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因为“外地人”的涌入而被挤到城市边缘的怨恨感。
我在图书馆的写作课上认识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住在新泽西。他说他父母都是纽约客，后来曼哈顿的房产税地税越来越高，包括停车、生活费用也非常昂贵，已经超出了他们家承受的能力，所以他们最终选择到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安家。
当他得知我住在切尔西区的时候，很高兴地说：“哦，那个社区超级棒。你太幸运了！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High Line Park逛逛。那儿过去是一座高架桥，后来废弃后就被改造成一座神奇的空中花园了。”
和他渐渐熟络，有一次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他，对于这些不断涌进来的外地人你会有怨恨么？毕竟你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他对我的问题很惊讶，皱着眉头一脸不解地说：“为什么要怨恨呀？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吧。没有一个地方是理所当然属于你的。尤其是像纽约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些流动的人，纽约就会和美国其他小城一样无趣了。纽约不是美国。你懂的。”我们相视一笑。
那天走在High Line Park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桥上郁郁葱葱的树木，似乎勾起了他无限的回忆，他说小的时候这里还只是一片被废弃的杂乱景象，通过很多居民的努力争取才没有被拆除。“但真正让这里焕发生机和得以保存的人，应该是那些艺术家吧。”
他又指了指了西河对面那片楼群说，“瞧，河那边就是新泽西啦，从你家楼下坐地铁很快就可以到的。有空你也可以去那边玩玩，虽然没有这边有趣。”
他的笑容那么真诚，毫无芥蒂。
一年里，遇见过很多这样温暖的人，也仅仅是遇见。文化的隔阂、教育背景的差异，让深入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人们相识，人们分别，孤独依旧如肋骨上的刺青，如影随形。
来纽约的第一个月，朋友和我说，如果你不爱纽约，你就永远不会得到快乐。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却更像是一句魔咒，驱赶着那些与生俱来的多愁善感和格格不入。
一年过去，我也总在问自己，这个城市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神魂颠倒？
选择来纽约，是逃避，也是寻觅。带着某种哥伦布式的幻想，幻想地球背面的新大陆有像黄金一样闪耀的乌托邦。我们寻找温情而励志的故事，以此抵抗在大城市奋斗的孤独与胆怯。我们远走他乡，也不过是希望那颗曾经支离破碎的心在一个新的城市里缝合。
我在纽约的公寓，出门便是六大道。有作家描述“911”发生之后的景象：“在第六大道上原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但现在只能看到遗址，下城天际线上缺了一块。这是一处被删除的景观。”“911”之后，纽约有整整一代人根本没有见过世贸大楼，一切坚固的东西随着那座世界第一高楼的坍塌变得烟消云散，自由、骄傲、安全感。我常常站在14街眺望远处新建的世贸，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座，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如鱼鳞般闪耀。只是如何想象，脑海中也无法勾勒出那一片消失的天际线。大概只有真正经历过并坚持停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能明白，那块被覆盖的伤疤总会在抬头的一刹那，于内心深处隐隐作痛。还好，纽约永远不会有牢固的集体记忆。这是由这座城市的本质决定的。唯一惺惺相惜的也许只是同样的乡愁。
远隔重洋，这块看似与许多人生命无关的小岛，却永无法回避世人关注的目光。我并不知道一百条街以外的公寓发生了大火，也对布鲁克林大桥上插上了一面莫名其妙的白旗而一无所知。国内的社交网络已经传得热火朝天，而我还睡眼惺忪一脸茫然。从来不关心任何国际大事的父母，变得对于纽约以及所有和纽约相关的信息异常敏锐。不会上网的他们只能从国家最权威的电视台得到所有对于世界的认知，而昆明砍人事件和杭州纵火事件，他们却永远无从得知。倒是纽约七零八碎的坏消息，他们比我更如数家珍。我们彼此担心，彼此哀叹对方的水深火热，在黑白颠倒的时间里做着他人地狱的噩梦。
不知道是否所有经历了大灾难的人都会变得更加淡定从容，还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乐观基因，他们对未知的事情并不像我们那样的杞人忧天，至少不会把所有不好的事往最阴暗的方面想象，也不会因为某一桩小概率事件就惶惶不可终日。“重要的是继续前行”——我总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也许是欧洲人蜷缩在五月花晃晃悠悠的船舱里，历经了数月颠簸后到达新大陆的顿悟，也许是无数拓荒者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后终于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后的信仰。飞机撞击大楼的阴霾在时间的更迭里一点点消散，“carry on”成为纽约人的维生素，算不上起死回生的救命良药，却也是维持活力不可或缺的营养品。
抛开所有宏大叙事，此岸，彼岸，人生所有细枝末节的辛酸与焦虑都是相似的。纽约高峰期的地铁同样挤得喘不过气来，纽约人同样要为有限的学区房和孩子上哪所好学校操心，因为不断上涨的房租而远离城市的中心，那些住在郊区的上班族同样被迫每天花费四个小时在上下班的漫漫路途上……人们也会倾吐生活的艰辛，抱怨种种不公，政府的无能与制度的不合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里继续奋斗和打拼下去。
我问一个来纽约定居很多年的北京朋友：“你觉得纽约人比中国那些大城市的人快乐么？”她回答：“我不是特别清楚其他人的想法，但我觉得纽约人的幸福指数其实来源于它多元文化创造的价值观。在这个城市，对幸福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统一的定义。即使经济上贫困潦倒的人，他也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得认可和所谓的幸福感。”
一年前的秋天，从北京到纽约，整整十四个小时，从座位前的大屏幕上我能清晰地看到航行路线，那条黑色的曲线把北冰洋和太平洋重重地切割了出来。在黑暗而密闭的机舱里，我偶尔会有失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像飞翔，更像在深海里潜游。
来到世界的另一个尽头，时间变得格外奇妙。醒来的时候，曾经生活的世界寂静一片。而当我入眠，那个世界无论如何纷繁复杂，都与我无关了。一年时间并不漫长，记忆却如同一碗放在桌上不加糖的绿豆汤，所有沸腾带来的水蒸气一点点退去，最后只剩下舌尖上凉薄的甘苦。
我注册了新的邮箱，启用了新的社交网络，都是和国内完全不同的系统，所以也无法互通有无。除了太平洋，我知道彼此之间还隔着一道无形的墙。每天看两处的新闻，纷纷扰扰的世界却并无不同，明星同样被狗仔窥探，娱乐同样是每日头条，人们同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和自己无关的人恶语相向。
我如同一个割断了脐带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习惯了中国式的做学生方式，即使是业余的学习班，也依然按时上课，只是见到英语老师，不会像儿时那样战战兢兢，因为她总是很亲切地喊我”dear”，而我好像又重新找到一个做回乖乖小孩的快乐。
有一天，老师教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让大家讨论你是否赞同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做法，赞同的站在教室左边，不赞同的站在教室右边。故事讲述的是一对年轻而贫穷的夫妇，因为圣诞节买不起礼物，女主角Della只好剪掉了自己的长发，为丈夫的手表买一条搭配的项链，而男主角Jim悄悄地把手表卖了，只为给自己的妻子买一把好看的梳子。当他们拿出彼此的礼物，才发现礼物对于对方而言都失去了价值。我很早之前就读过这个小说，自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赞同，而全班二十几个同学，除了我以外，统统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大家七嘴八舌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钱还要买礼物，为什么买礼物之前不商量一下。最后，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是那个唯一一个选择了赞同的人。我说，每个人年轻的时候，为了爱，都会做些疯狂和有点愚蠢的事情吧，但这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事情存在的价值。教室突然变得很安静。说完这些，我意识到自己情绪有些激动。还是老师打破沉默，她说，这只是一个故事，别太认真。
那天放学，我和班上一个同学在十字路口分别，她突然朝我挥挥手说，大声说：“明天见，Della。”
我愣了一下，那是我到纽约之后，感觉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英文名，在一片毫无联系的土地上突然生长出的，不是因祖先和血缘而拥有的符号。
转过身,我沿着百老汇大街往家走。我抬头看了看被曼哈顿的高楼切割后的天空，也许是因为下过雨，也许是因为黄昏，天空呈现出一种接近于无限温柔的蓝。一架白色的飞机从空中驶过，像极了一条慢悠悠游弋的鲨鱼。
有人说，人生的迁徙不过是从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在那一刻，我觉得纽约给予我的，也可以是一片更为清澈的海底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