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中的愚型儿计划
1978年，中国官方承诺放弃输出革命的外交路线，不再激励、援助和领导那些弱小的共产主义党派用暴力革命推翻他们的政府。这当然是件大事，改变了许多年里的世界局势，也改变了我和世界上许多人的生活。
输出革命是惯例，首先从列宁开始。他的苏维埃政权刚稳定，便规划世界革命，开始对外输出。也就是说，列宁的一声革命响炮，给外面送去的不光是马克思的书本知识，还有推翻各自政府的经费和武器。
据说在1920年，苏联特使来到中国上海，带来价值十万美元的钻石，变卖了当经费，想把中国知识分子集中起来，成立激进的革命政党。那时，他们想资助国民党，也想资助共产党，希望把中国革命的火焰点燃了，让他们的苏维埃政权不那么孤单。此外，他们还有更实际的考虑，比如为推翻了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提供飞机、大炮、步枪和药品，支持他们与敌视苏联革命的奉系军阀作战。
输出革命来自于某种理论。工人没有祖国，也就没有同胞，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苏联的资助持续多年，成绩也很显著，先后有二十多个苏式社会主义国家加入阵营，还有各式各样的山寨版社会主义约五十个，大部分是宗教矛盾很大、民族仇恨很深的国家，虽然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指导，却修炼不成苏联和中国的模样。
即使不算上那些山寨版，社会主义阵营全盛时期的人口，也占到了世界上的三分之一。这个大概的数字，出于我小时候听到的革命宣传。三天两头儿，那份宣传就响在广播里，写在报纸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
在赫鲁晓夫开始与美国友好相处之后，输出革命就少了，那份重大的任务，暂时落在中国革命者的肩上。让我记忆很深的是，中国大饥荒结束后，需要为饿死几千万人找个说辞，官方就说，这是因为偿还苏联债务。但有一次，官方很自豪地宣布，我国全部偿还了苏联债务，还拿出了比外债数额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这样一来就有些穿帮，究竟是因为偿还苏联外债，还是因为支援世界革命？或者二者都不是，大饥荒有另外的原因？
直到现在，还可以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支援了世界革命。这话听口吻就像官方说的，代表我们百姓主动节衣缩食，愿意忍饥挨饿。但那是我们自愿的吗？我们在二十多年里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肋条骨看得清清楚楚，三根筋支起一个脑袋，即使我们的脑袋自愿，我们的胃肠能自愿吗？
我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这个阵营里闹掰了的挺多，特别是那些有援助与被援助关系的国家，闹掰了就互相谩骂，成了敌人，有时在边界线上打仗，有时还深入对方的领土。
我听到过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援助的一方想搞大国霸权主义，把对方当成附属国，控制得太多了。比如苏联援助了中国，又与中国闹掰了，这当然怨苏联不对；另一种解释说，被援助的一方会忘恩负义，虽然是小国，也要搞地区霸权主义。比如中国援助了越南，又与越南闹掰了，这当然是越南不好。
但在我看来，官方不愿意解释的，是其中经济方面的原因，并且在1978年前后变得重要起来。
苏式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彻底剥夺私有权，把社会上的所有财产收归到革命者手里。那些私有财产，其实是懂得生产和经营的人物积聚的，当那些精英人物伴随着旧政权一起被摧毁，生产和经营只能交给不内行的人去搞，很容易出现国家经济的停滞、破坏和倒退。1953年斯大林病故时，苏联经济成了一个外表强盛的破烂摊子，仅靠出口石油勉强支撑，赫鲁晓夫上台后不得不改革。1976年毛泽东病故，国有经济大部分崩溃，中国民众的生活还赶不上苏联民众呢，这种情况下，不管谁上台都要改变它的现状。
问题在这时出现。
赫鲁晓夫想与世界和平共处，争取经济发展，被中国的同志叫作修正主义，引发了兄弟党派之间的对立冲突；中国1978年想停止输出革命，全力发展经济，也被接受中国援助的一些党派叫作修正主义，对立冲突已不可避免。
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国的地理距离很远，还好一些，只能是嘴上争吵。
比如阿尔巴尼亚的兄弟党，1978年出版了一本《帝国主义与革命》，认为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顽固地奉行“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
比如古巴的兄弟党，接受中国援助大米时与中国挺好，后来大米给少了就骂中国最高领袖老年痴呆，还因为中国与美国和解，把中国说成是美帝的走狗。不管怎样骂，中国的民间听不见，只有官方听见，不会记恨在心，卡斯特罗还是亲密朋友。
有位研究国际共运的华人学者描述，当时中国恨苏联，越南又恨中国，原先依赖越南的柬共又恨越南，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不承认彼此的民族利益，好的时候称兄道弟，一翻脸六亲不认。一旦时过境迁，仇恨的对象转移了，彼此之间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有时喜欢读学者的描述，他们会有一种肯定的语气，而我没有。
学者用很长时间考虑一件事情，不像作家，什么事情都要考虑，没有时间深入。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国际共运的关心，就是那种作家式的关心，离它的具体过程很远，离它形而上的理论很远。我所关心的，是国际共运与人类的幸福和前途产生分歧的地方。
人类之中哪一类人的哪些心理培育了它？
人类为何不能拒绝它像拒绝电脑病毒一样？
人类社会里被它颠覆了的道德要多久才会重建？
人类能不能避开它造成的一个世纪的伤亡和伤痛？
还有，下一个世纪和再下一个世纪的人类，会不会把它放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有些好作家会想得稍深一些，如奥威尔，会从参与者的角度认真地想，再写一两部能够惊醒欧洲读者的小说。
我不是那种好作家。我想了一两天就觉得累了，找到一个幽默故事，读得津津有味。
那故事说，有个远在欧洲的荷兰人，原名皮特·博维，化名彼得森，在1955年的某一天忽然有了新发现，就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党派，制造了一个有数百党员的花名册。于是，他多次受到北京邀请前来学习，住中国最好的酒店，还能领到数目不小的美元做活动经费。他用其中一小部分印刷一本革命刊物向中国人交差，大部分用于个人在世界上旅游，过了很多年悠闲快乐的生活。后来，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确实停止了输出革命，他领不到援助，虚拟的那个党派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他的幽默故事，让我觉得轻松，读了却笑不起来。
因为他那个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这个名称让我很不舒服。
逃出历史困局有多难
你知道徐玲先的事情吗？
请告诉我。
我只知道她死于1978年，与她腹中的孩子一起死去。我不知道她出生于哪一年，死去时年龄是多少，这些都没有人说过。
按照一种常见的说法，徐玲先的死，让1978年云南农场的十多万青年人激动起来，也影响了当时全国被驱赶到农村的一千万青年人，要求回城市就业，甚至影响到中国高层的决策，终止了那项实行了十多年、造成数千万人被驱赶到农村的政策，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这当然是件大事。如果历史有一份责任感，会把徐玲先的名字写入它的记载。当然，历史常疏忽了它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也没有力量追究它，我只是奇怪，徐玲先的同伴们，那些在同一个农场里的青年人，为什么没有谁说出关于徐玲先的更多记忆？
那个曾经是活生生的女人，按照礼貌的说法叫徐玲先的女士，长相如何？走路快慢？说话声音高低？爱笑还是爱皱眉头？喜欢听什么音乐？
我在书籍和网络上读到的徐玲先，都很简略，只有她死去的情形还算详细。
她与一个同样命运的男青年结婚，怀了孩子。那天她去农场医院生孩子，更具体地说，是农场医院的一个医疗点，只有一个技术和责任感都很差的医生。那医生等了她一个下午，也没等到她把孩子生下来，就让一个乡间大嫂照看她，自己跑出去喝酒，烂醉如泥。
她在医生走后不久，出现子宫大出血，乡间大嫂赶紧喊人送她去农场医院。那天晚间九时四十五分，她在去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
有一本在她死去十多年后出版的《中国知青梦》，纪实文学，写到了她死后，“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像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继续搜索，徐玲先的事情，又知道了一点。
她在上海长大，上学时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那场政治运动的全称，我觉得变成一个不管怎样的缩略词语后，都丢掉了其中的重要成分，不够准确。）
在1968年，她随着全国青年学生被驱赶到农村。那些学生，在历史记忆里有着众多的称谓——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红卫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是官方创造的“新词”，在大多数篇章里，我喜欢用那一代人实际上的身份：被驱赶到农村的青年学生。）
她去的地方是云南一个偏僻山岭，就在那里干了十年。
还有，她的丈夫闻听母女死讯，一头栽倒在地，疯了。
此外，由于徐玲先的死惹怒了同命相连的几万农场青年，一起向当地政府抗争，政府就同意为徐玲先举行追悼会，还破例将她安葬在烈士陵园。她的丈夫也安排病退返回上海。
同是云南山区的农场青年，还有一个人也该写入历史。他叫吴向东，比徐玲先晚了一两个月死去。
他是割腕自杀的，在几万人的面前。
说起来，徐玲先不是第一个因难产死去的农场女青年。农场里年年都有人死于难产和各种医疗事故，但人们早已麻木，只有这一次，才把别人的悲剧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干了整整十年，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
他们的身体垮了：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接近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接近百分之百，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他们想要活下去，就要回到他们的城市，回到父母身边。
他们抬起徐玲先母子的尸体，到当地政府请愿。
他们有近百人集体卧轨表示抗议，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他们有三百多人集体绝食，要求中央政府来人给解决问题。在现场，他们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握拳宣誓后开始绝食。他们的口号是：不回城，毋宁死！
中央调查组的首长终于来了。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三五万青年人聚在那里，首长被请到主席台上讲话。他对着话筒劝慰人们，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吴向东就是这个时候登上主席台、拿起话筒的。
“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三十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
他尽情诉说知青的种种苦难，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
“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他说，“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
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鲜血喷泉般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他已经跌倒在地。
我看到许多文章，写及吴向东的事情，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在《中国知青梦》里，还有一段传奇似的文学描述。1974年建设兵团转变为农场体制，现役军人撤离。吴向东策划了向边防海关举报。海关的人来了，从那些军人的车队中搜出大量走私物品，让许多撤离人员受到警告或者处分，一些军人提前复员回家。后来在1976年追查政治谣言时，查到了吴向东头上，他被拉到各处批斗。
就在几天前，我接到一家出版社电话，说他们看到了我的《自传与公传》，有史实上的错误要修改。我嘴上没说，心里在想，我写到的重要事情，或事情中的重要细节，都用了很多时间寻找和挑剔资料，远远离开那些只有一个来源、很难确定它完全真实的传闻。我想，我写的东西即便有史实错误，也会很少，很少。
但这给了我一个提醒，就把手中快写完的这篇文字停下来，重新回到对其中事件和人物的搜寻。
麻烦真的来了。
我在网络搜寻了一两天后，看到一名云南老知青在博客中写到的一个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叫瞿林仙，也是上海知青，也是在1978年死去，却是在生下孩子之后死去的；那孩子活下来，跟着父亲回了上海，直到长大结婚，不久前还和父亲一起来云南西双版纳，祭扫母亲的坟墓。
这个瞿林仙与徐玲先是不是同一个人？
再搜瞿林仙，网络上能搜到许多云南知青的回忆，有许多文字和照片，证明她的存在。有位知青的文章里说到瞿林仙，也说到徐玲先，他说瞿林仙是《中国知青梦》中徐玲先的写作原型。
我再对比了关于瞿林仙和徐玲先的各种文字，承认那位知青说得对，前者是后者的原型。我被骗过了，这部作品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作纪实文学出版，还接连获得人民文学纪实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大奖，但它只是一本小说，离事实很远，离虚构很近，连纪实小说也算不上。
我忘记了一点，在中国出现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从它们以前的产生到以后的消亡，都不曾正规，都不曾成熟，因而不管是作者还是评奖者，把《中国知青梦》当成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也都算不上一件大事。
他们如在幻影之中，自身也不过幻影而已，没有足够的文学经验去弄清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
只是在那部书出版之后，被误认为中国知青返城大潮的权威性史料，让很多人蒙在鼓里，也差一点把我蒙在鼓里。
把汉语熬成一锅浆糊
怎样把汉语熬成一锅稀粥，或者一锅浆糊？
如果你这样问我，我不会误解。我知道，浆糊和稀粥虽然是两个词，但在比喻同一件事物时，它们的含义相似。而我们现在的汉语，已经被熬得很烂，像稀粥，像浆糊，也像酱缸里的豆子。
在很多时候，一些词语把我搞糊涂了。尤其是一些含有修饰成分的名词，词义模糊，指向不明，却用在十分严肃的场合。
比如我小时候参加的中国少年先锋队，什么样的人算作“少年先锋”，什么样的人不算，就很难做出界定。它在后来一些年月被叫作“红小兵”，到了1978年又改了回来。其实，“红小兵”的词义更模糊，更难确定。
还比如“坏分子”一词，像个筐一样，什么都能装。那些年月，有的人因为顶撞官员，就当上了被监督改造的“坏分子”；有的人被认为有错误言论，却身份太低，不够当右派的资格，结果就划到了坏分子那群人里。
这个词语，在1978年仍继续使用，并且写入了那一年重修的宪法，其中一条是：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我看来，“坏分子”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很模糊，把它写入宪法，宪法也跟着模糊起来，难以确定了。实际上，1978年宪法已经比1975年宪法好了许多，看起来不那么本末倒置了：宪法应该是对政治团体的制约，本末倒置的年月，它成了政治团体的工具。
让我更难理解的词语，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动词。
举例来说，有一组动词，“摘帽”、“改正”、“平反”，当它们同时用于一件事情上，各自的区别是什么？
这些动词都曾用在右派身上。
1978年9月，官方批转了一个处理右派的决定，文件标题上就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字样，其处理方案是全部摘帽，再按照1957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审查，凡划错的，予以改正。再过一些年后，官方出版的一部中国革命史稍不小心，就把这件事写成了“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
“给右派摘帽”，“给右派改正”，“给右派平反”，这几句话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不要说一千年后的人搞不明白，现在的人就搞不明白了。1979年初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帽的官方文件中，就有这样的话，“对部分错定了的人，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平反改正工作”，显然把平反与改正当成了一回事儿。
而在更早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是在“右翼”、“右倾”、“右派”几个词语中选定了最后一个，你知道它与前两个的区别在哪吗？
1978年的官方观念，已经不是1957年“反右”时的观念了。于是在重新审查后，只留下了五个没有改正，其余的五十五万多个都得到改正。
五个不予改正的右派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
反右之后，章伯钧的社会职务中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1966年开始，他的全家遭受迫害。1969年，章伯钧病逝，74岁。
罗隆基1965年病逝，67岁。死后因其右派身份，不能进入八宝山公墓，也不能由家属自行下葬。第二年，他寄存在火葬场的骨灰盒被红卫兵造反派扔掉。
储安平生于1909年，在1966年时57岁，不堪迫害，与老舍同一天自杀，老舍投湖而死，他投河被捞出。一周以后，他失踪了。有看见的人说，储安平被红卫兵毒打得奄奄一息，然后拖走，再没回来。
彭文应在反右受批判时陷入困境，妻子受惊吓身亡，儿子因苦闷自杀。1962年彭文应病逝，58岁。几年后红卫兵在全国造反，掘了彭文应及妻子、爱子的墓。
这五个不予改正的右派中，在1978年，只有陈仁炳还活在世上。按照当时的政策，他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改正了五十五万多人，仅留下五人不予改正，这件事当然会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
有人以为，1978年解决右派问题的难度在于，如何才能既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又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只能叫改正，不能叫平反，并且留几个人不予改正。其中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三位，是1957年反右运动钦定的三大右派，彭文应、陈仁炳这两位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
还有人以为，留下了五个右派不改正，表明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只不过扩大化了。
看到这种说法，我被气乐了。没有错定的是五个人，错定的是五十五万多人，错定率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怎么能表明这个运动的必要性？如果把纯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金子，都当作垃圾处理了，这世界上还有金子吗？
章伯钧的女儿在她的文章中说，当年中央统战部把章伯钧的妻子和女儿找去谈话，说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
但这种说法是否成立，还要有更多的资料来源。
我看到过右派问题的很多说法，比如各省还有不到一百名普通右派也没有改正，比如右派的数量不是五十五万多人，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三百一十七万八千人定性为右派分子，我需要找到更多更权威的资料来源，才能确信不疑。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曾经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章伯钧等五人的右派案子没有改正，对他们的实际影响会有多大？
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如果在1978年还活着，可能会满意这种“不予改正”。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记载了一段往事：在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加上了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条目，其中解释道：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罗隆基先知道了这件事，又去了章伯钧家里告诉他。
这件事让他们精神振奋，心情很好，“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要不是他们被当作中国一、二号右派分子，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不会留下这么好的历史名声。
比起他们，我更关心1978年还活在世上的陈仁炳，他成了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改正的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还活着的真右派”。
陈仁炳的家里至少有两名右派。比他更有名气的是父亲陈崇桂先生，全国政协委员，基督教领袖之一，成为右派几年后去世。但父亲在活着时就赶上了为一批右派分子脱帽，帽子早就摘下来了，死后许多年又赶上了给右派改正。
知道的人说，陈仁炳没有改正，给晚年的他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谈起自己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人们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劝解。他还多次表示，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对他的“右派”情况“不予改正”耿耿于怀。
虽然他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但在几年后，他成为民盟中央第五届中央委员，1984年时还在复旦大学讲述“英文世界史学名著选读”这门选修课，西装革履，面目清癯，戴着一副琇琅架的眼镜，慢条斯理地讲，没有教学进度约束。曾有一次，陈仁炳突然讲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谈到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的故事，素无什么表情的他，竟突然变得眉飞色舞，如同换了一个人。
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有人说，“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
我们在小说里多次死去
我想结束对1978年的回忆，那些事漫漫散散，适合在午后阳光下，斜倚一棵树，再眯上眼睛，无边际地想。
忽然之间，想到一个短篇小说，在1978年读到的《胜利花环》。作者是印度人，小说家，不著名，没记住。
我也没有记住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因为小说里他们没有名字，一个叫小伙子，另一个叫姑娘，或者叫耍蛇人的女儿。
还有两个人，耍蛇人和他老婆。好像小说只写了一笔，她与耍蛇人“产生了爱情，相互迷恋，最后决定共同生活”。我记住这句话，完全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偶然。1978年那会儿，中国人精神一片荒漠，生活一片空白，没有爱情和其他正常的感情，翻译小说的人太难受了，他用词受限制，生硬，概念化，词不达意。
这一家四处流浪，在南印度耍蛇卖艺，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一定有保证。耍蛇人衰老了，但女儿长大了，温柔美丽。那个可恨的印度同中国相反，要有丰厚的嫁妆，女儿才嫁得出去。后来那个小伙子来了，跟耍蛇人说要娶他的女儿。耍蛇人说你去捉一条蛇，拔去毒牙，当作花环戴在姑娘脖子上，就可以成亲。
小伙子的身世可以是另一篇小说。他也是耍蛇人后代，也想学耍蛇的手艺，可是现在还不会。他去密林里，在蛇的面前吹音乐，寻找捉它的机会。蛇不远不近，随音乐摇摆，等着咬他的时机。我记得小说在这里写了人与蛇僵持的时间和经过，可以想象的惊恐，揪紧了我的心脏。
姑娘已经爱上小伙子了。这时悄悄寻找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小伙子一愣神儿，他与蛇的战斗就结束了：蛇咬了他一口，他抓住了蛇的脖子。
他说，这就是我的胜利花环。
姑娘说，你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吧。
这好像是他们第一次对话，很短。下面还有两句，小伙子倒在地上死去之前，叫了一声：“我的女人。”姑娘也叫了一声，“我的男人”，也倒在地上死了。
读了这篇小说后的许多年，我还没有想写小说，可能是我不愿写人物对话，最好的对话被他们抢去了。
还有一篇小说，在我的记忆里。
是法国作家特罗亚写的。
他是个长寿的人。他四十八岁时成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那学院有四十个院士名额，去世一位补上一位，于是叫“不朽者”。三个多世纪里，唯一能送走另外三十九个“不朽者”的就是特罗亚。他活了九十六岁，在去世前一年，还有写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出版。那是2006年。
他有篇小说，叫《最好的顾客》。
主人公是对夫妇，开了二十多年花圈店。说是某天来了一名老年顾客，订了大批花圈，都是送给男性亲友的，比如“献给我亲爱的祖父”，“献给我亲爱的父亲”，“献给我亲爱的岳父”，“献给我亲爱的伯父”，“献给我亲爱的兄长”，“献给我亲爱的女婿”，“献给我亲爱的外甥”，等等。
顾客与花圈离开后，女店主忽然惊慌，向警察报告说凶杀案将要发生，死者是一个家里所有的男性。但警察说法律不禁止一个人买多少花圈，现在还不能搜捕那个人。
报案后的某天，女店主看见买花圈的人从门前走过，跟踪到他家里，看见了她卖出去的花圈，一个还没有少。
在她一直追问下，那人抬起了头，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泪水，像被雨水打湿的破布。他七十多岁，患了心脏病，很快要死了。
“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柩车，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束鲜花，默默无闻，光秃秃，孤零零。”那人说，“我想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我买的那些花圈的飘带表示出为失去我这样的父亲、祖父、兄弟、儿子、伯伯、表兄、女婿、丈夫等等而感到的痛苦……”
那人又说，“我事先置身于这所有假造的同情中，被这多种亲属关系所缠绕。从此之后，我心安理得了，感到生活在亲人们中间，被人爱着，心里很温暖。”
那天以后，那位孤独的人成了花圈店主一家的朋友。几个月后他死了。虽然只有花圈店主夫妇二人跟在柩车后面，但柩车上堆满了花圈，显示出整整一个家族的痛苦。
在花圈堆中，有一个店主夫妇献的特大花圈，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
让我记得很牢很清晰的短篇小说，还有日本人写的一篇，《诚实的诈骗犯》。
作者是个擅长推理小说的人。这篇小说可能也有推理因素，引起一些心理紧张感，让人读下去。题目也玩了悬疑，诈骗犯怎么还诚实呢？
一般情况下，我不读日本小说，并且以为它的语言，像有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句式很紧，词语干涩，像是不成熟的文学语言。
这篇小说是偶尔读到的。
那男人走进一家小理发店，一边理发一边闲聊，说他看见店主在几个月前的夜晚，驾车撞死一个小女孩后逃走了，警方一直没有找到罪犯。他临走时敲诈了店主一点钱，数量不多。等他第二次来，敲诈的钱加了一倍，第三次来，敲诈的钱又加了一倍。下一次来时，钱数又翻倍了，这让店主很惊恐，于是找一个私家侦探调查这个人的来历。
侦探报告说，这人五十三岁，曾经当过电影演员，只是跑龙套，扮演的角色多半是高利贷者或诈骗犯。现在毫无收入，还有个儿子，刚进大学念书。
店主没有办法，搬家到市郊，理发店也迁走了。但那人又找来了，继续加倍。再后来，店主在给他刮脸时，锋利的剃刀陷入他的咽喉。
经过漫长讲述，小说写到这里，才像一篇小说。
那个人死去之前，讲了最后一句话，“就说是因为我自已动了”。
不久后，一个中年妇女找上门来，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信和那男人敲诈去的所有的钱。原来，他想借理发店主的手杀死自己，让家人领到一笔不小的身亡保险金。“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毕竟做出了卓越的表演，我对自已这一演技感到十分满足。”信中写到，“请你原谅我。还有，我把迄今为止从你那里敲诈来的钱，如数附上。”
现在想来，1978年能读到《胜利花环》就不错了。它收进了复刊不久的《世界文学》杂志，在那年第一期。那年的《世界文学》有两个第一期，一是内部出版的，一是公开出版的，作品不同，都挺受局限。
封闭了那么久，中国的门窗要一点点开启，还要掌握一种尺度，只让经过挑选的东西进来。那开启的门窗，随时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关闭。
这几篇小说经过了挑选，让读者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穷困与不合理性。那几位作者名望也不算太高，不是短篇小说的世界级大师。
但我还是看到了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
在那几篇小说里，巧合的是都有人死去。他们，我是说在各自状况里死去的人，是人类的一部分，换个说法，也是我们自己。世界上好的小说，关心他们的处境，也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处境。
他们的欲望是我们的欲望；
他们的孤单是我们的孤单;
他们的贫穷是我们的贫穷;
他们的死亡也是我们的死亡。
那些都是命定的么？一定会到来的，总会到来。文学与宗教一样，让人接受死亡的到来，像是一次洗礼，没有恐惧，没有忧伤。
在那些小说里，我一次次死去。
那些小说让我想到我以前和以后的命运，也是那样的么？这么一来，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