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波津津乐道于“我舅”和刘芸的绯闻，洋洋万言之后宣布无法坐实，“怎么着我也不能为了迁就试听而随帮唱影地对家人下口。所以我只能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忠实于生活原貌，就像狗忠诚于主人一样，不管喂它火腿肠还是方便面，它都忠贞不二。”这是憋不住了对文学的现实主义重负幽了一默，要知道，当代文学一直无法摆脱反映社会现实、承担历史责任的紧箍咒，尤其在这个危机四伏、贫富分化的时代，不表情严肃地忧国忧民简直就是，政治不正确的？

李金波打算把这些和“舅舅大人”一样高高供起来，在轻与重、戏谑与尊敬之间，轻松地找到了自己的叙述语调。罗兰·巴特在谈论新小说时说，与强调责任的介入写作不同，“写作是提问的艺术，而不是回答或解决问题的艺术”。使巴尔扎克直到今天也依旧迷人的东西是什么？“是他提出——也许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准确的问题。”李金波和新小说一样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角色，即发现这个时代的新症，用写作使其悬而未决。

小说提出了一个新的病之隐喻。“不孕症”不仅是“我舅”的主要诊疗内容，也是具有典型特征的时代病。疾病的社会学根源，以及疾病的精神—心理结构与社会的复杂关联，从来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表现内容。继现代文学的结核病、新世纪文学的抑郁症之后，“不孕”成为当代社会的又一表征。作为病理事实的“不孕”本身就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从马王堆帛书到《素女经》，李金波让“我舅”从传统中医的角度进行了煞有其事的伪考证叙事。传统的延续先是在生理、继而在文明传承的意义上遭到了阻碍，这就是小说处理的主题：旧道德遇到了新世界，还有没有延续、开枝散叶的可能性？“我舅”习医行医的过程，始终贯穿着医道/世道的二元对立。传统中医讲究的诚信、良心的道德自律，与追求利益、效率至上的当代经济社会产生了喜剧性的冲突。李金波不自觉借用了民间文学“吃小亏占大便宜”、“好人好报”的叙事母题：“我舅”行医之路一步一坎，先是被逼出师门奔赴省城无证行医，回乡开诊所后虽走上正途，却又遇到知识产权、商标抢注的两次经济官司，每个关坎他都秉承医者精诚的老理做出旁人眼中迂腐的选择，却次次化险为夷。洋洋自得的叙事背后，关键的问题被掩盖了，“我舅”每一次涉险过关，高度依赖于巧合与偶然，比如抢注商标的对手恰巧是合作伙伴的大学生儿子，比如有人主动请缨为产权官司辩护。传统道德的胜利并不具有说服读者、推动故事前进的合法动力，而是作为一件稀罕物、一件博物馆里的古董品被猎奇式地看见，还自带哈哈镜般的喜剧效果。成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话语下养成的“理性经济人”们，以一种对待自家长辈的方式看待传统道德，那些诚信、报恩、道义、童叟无欺，善意一笑也就是了，经济社会还是要抢先一步、胜者为王啊！这种哈哈镜式的处理方式，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可能性被掩盖了，如何生长出一种建立在本土实践之上的、兼具儒家恩义互爱传统和资本主义契约精神的新型道德？这是小说叙而未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中当代中国的道德困境。

仅仅提出问题不够，文学的秘密依赖于提问的方式。毫无疑问作者拥有惊人的语言天分，中医术语市井八卦法庭辩论网络聊天乃至街头广告无不口齿妥帖，叙事裹挟着巨大的语言势能一气呵成。小说开篇以一段网络绯闻为“我舅”的生平小引，李金波已然和读者签订了一份反讽和游戏的契约，越是重的话题，越要轻着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更具有历史性。饶舌、谐谑、蜚短流长的文化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王朔一代，繁荣昌盛于新千年网络论坛之后，这其中有着相当真切的历史缘由。犬儒主义的历史站位，反讽和喜剧的形式解构了沉重的政治文化密码，又清醒而克制地意识到写作、言说本身与行动和介入的距离，饶舌诞生了一种去政治化的美学现代性。随处可见的段子式细节，法庭辩论和网络交锋的口舌之利，高度享乐主义的写作与阅读体验让人直呼过瘾。诸如：

 

坎镇博爱诊所已有三四年的历史，而文武公司才诞生几个月，难道说在文武公司未问世前就在冥冥之中拥有了“博爱”的主权？

对方迅速答道：晕！《独立宣言》是1776年发布的，美国历史才两百多年，你能让白宫搬家，把美洲大陆还给印第安人吗？

 

节制是没有的，这样的段落在小说中俯拾皆是。讽刺、破坏带给我们从令人厌倦、老生常谈式的社会价值观中越轨而出的快感，小说对官方政治的、道德体系的、知识体制的各种宏大语言的戏仿，蕴含着对世界统治模式的深深不信任，清醒地在语言中麻醉和自我消解，这大概是饶舌的宿命。与我们所厌倦的叙事陈规类似，饶舌是一种平衡，一种补偿的工具，当关于这个世界的叙事显得太过矫揉造作，我们便渴望着饶舌，同时莽撞地相信，在笑声中能勇往直前地完成普遍性叙事的重建。

作者目前的写作还高度寄生于叙事语气。在有限的阅读经验里，诸如《本报讯》、《老海》等其他全知叙事的作品，当“我舅”、“我姐”这种网络吐槽痛陈革命家史的语气丧失时，随之丧失的是腔调背后反讽与事实描述之间的微妙张力，光晕消失了。一旦情节的推进少了语言裹挟的势能，叙事逻辑的细小漏洞也被放大。《老海》这种北中国工业基地三十年转型中个人的命运沉浮，换了正剧的表现方式，个人英雄主义的形象和高度浪漫主义的结局挑战着作者的写作难度。与真正的善相反，毕竟虚构的善常常平庸乏味、令人厌倦，它是饶舌的反面。只有天才作家才能触碰到它。这是现实主义的永恒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