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为什么对人冷漠
大连比鞍山好一些。这是我去大连读大学后的第一印象。
两个城市，论年龄都比我大，但建市有先有后。大连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建市，时间是1897年，比我大五十多岁。鞍山由满洲帝国溥仪皇帝颁诏建市，那年是1937年，只比我大了十多岁。
大连靠海，气候温和，有我喜欢的海风；有我看见和没有看见的河流，有些流入黄海，有些流入渤海。而鞍山靠山，气候凛冽，以前也有过许多河流，不紧不慢地流着，像是一些民谣，但在我小时候，它们因为连续几十年的钢铁冶炼，已经被污染和断流。我爱鞍山，于是忧虑重重：那个因钢铁冶炼而生的城市，很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因钢铁冶炼而死。
我还想说到大学数量的对比。1979年的时候，鞍山有一所钢铁学院，还有一所每个城市都有的师范院校，然后就没了。这能看出重工业城市的偏狭，人只是工业生产的元素，不是它的主人。
而大连的大学，要用两只手的手指才数得过来。我读书的辽宁师范学院，南院左侧紧挨着的就是一所大学，大连铁道学院。
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铁道学院，建在东北大连，有或者没有它的理由，说起来会是另一篇文章，或另外的几篇文章。
比如，在这个国家，东北形成的铁道网最早，最多，也最密集。
再比如，现在中国要把高速铁路推到全世界，而在大清末年，全世界都要把普通铁路推到中国。
此外，俄国和日本都在中国东北投资修铁路，战乱环境里要驻军看守，这引起了难以理清的恩怨、纠葛、战争。
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手段令人惊讶，他们修的铁路桥为何一百多年不坍倒？为什么窄轨火车和宽轨火车能走同一条铁路？
1979年开始的四年里，我与铁道学院一墙之隔，不知道那些长方形的、巧克力颜色的教学大楼里讲些什么课程，不知道他们的课堂上是否会从地理、历史、政治、军事、投资风险、技术方式等方方面面，把人们越来越需要的铁路，比较完整地描述出来。
时间缓缓地走，岁月渐渐平淡，我想起那所大学的次数少了。那所大学里我唯一认识的女生，也快要忘记了。
她是1977年入学的，比我高了两个年级。
第一个学年结束，第二个学年开始，前几天什么都正常，接下来的一天她遇到了麻烦。那是午饭后，她回了一趟寝室，看见一名同学的箱子上放着一些钱，好像有四十元左右。她把钱锁进自己的箱子，然后去了阅览室。没等她回到寝室，学校保卫处接到丢钱人报案，开始寻找偷钱的人。
四十元左右，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大学生两个月生活费，算得上盗窃案了。按她的说法，她想先收好钱，再交给同学，可是这时事情闹大了，她担心没人相信她的话，不敢把钱交给那同学。犹豫了一天，她找到辅导员老师，说了她当时的想法，再请辅导员把钱转给那同学，不要说出她的名字。
事情还刚刚开始，并且，不是像她想的那样。
第二天上午，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她是那个偷钱的人。
几个月后，她选择了自杀，被救活了，又过了几个月，她再一次自杀，又被救活。身边的人还把她当成盗窃犯，嘲弄她，没完没了地嘲弄她，越来越多的人嘲弄她。有一天，丢钱的同学和她吵了一架，骂她是小偷，永远都是个小偷。晚上无眠，早晨到来之前，她去开水房拿了一段铁管子，砸在那同学的头上，然后就爬上窗台，跳了出去。
那是她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天，以悲剧结束。
楼很高，苏联人盖的，比日本人盖的楼高，按那高度计算她会摔死，但她没死，腿摔断了，从医院出来后进了看守所，等待审判。那同学也被送进医院，幸好没有死去，可是大脑损坏，从此呆傻，只能退学。
四十元钱左右，一件盗窃案或一场误会，换来两个人的不幸。这不幸太深了，太重了，太不值了。
我读大学的第二个月，案子开庭。设了临时审判庭，在铁道学院最大的礼堂，让铁道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新生都去旁听，受些教育，在大学时代好好读书。
那一天，她在被告席，我在旁听席，离得很远，看到她的背影，并不高大，而审判的、陪审的、起诉的、辩护的那些人，离远了看，也只是一些具有人形的物体，偶尔有些动作。
最后她被判了七年徒刑。
旁听的我们觉得判重了，如果不得不判，应该少判几年。
我们认为那个判决不够公正，其理由不是别的，是它缺少法律依据。
在她受审的1979年，也是新政权建立的第三十年，才制定了第一部刑法，还要在1980年开始实行。而在那三十年时间里，只有三个单行刑法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遇到这三个条例之外的判案，审判者不必在判决书上写明哪一条法律依据，直接填写罪名和量刑就可以了。
还有，在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年月，有没有刑法都差不多。被政治命令和政治运动严厉惩罚的人，无论是死亡还是监禁的数量，都远远多于法院宣判的人数。这样看来，那三十年里，不太像一个现代政治组织领导的政府，更像一个古老团体领导的武装根据地。
即使是1979年公布、1980年实行的刑法，也可能延续着阶级斗争年代的思维，显得笼统、粗疏、严酷、不够专业和伸缩性大。这一年制定刑法，把反革命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写了进去，到了下一次修订刑法时，那几项罪名就撤销了。举例说吧，1984年有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就由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缓，至于那次打架造成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判决书上并没有法医伤害鉴定。
在1979年，铁道学院那名女生获刑七年，就不算太重啦。比起先前几十年的司法审判，或者以后出现的某些司法案例，那个判决与公正的距离，可能并不遥远。
问题是，当我们从个人感情出发去判断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所希望法律的，是它一时半会儿不能达到的状态。
我们忽然之间就明白了，我们来到的大学，不是美好的天堂，也不是十分安全的环境。
如果我们遇到像她那样的事情，也可能会被当成盗窃犯，陷入羞辱，无尽无休，深入骨髓，像她那般无处可逃。说实在的，我们可不希望这样。
她一次又一次找到学校，申辩自己的冤屈，每次都遇到了冷漠的面孔。即使她真的偷了同学的钱，也要经过司法程序才能定罪，该什么处罚，受什么处罚，而不是被放逐在群众性的法律化审判里，从此失去正常人的生活。旁听的一个女生眼圈都红了，她已经被逼得两次自杀了，为何还得不到谅解和宽恕？
我们还对她的辅导员老师不满。法庭上说到，那个辅导员正在谈恋爱，由于一时疏忽，没注意这名女生的这件事，仅仅是个借口罢了。那时所有的学校，从中学到大学，都要培养政治合格的学生，于是在大学里面有了类似于中学班主任一样的职位，只是叫作辅导员而已。在铁道学院，那个由学校特意安排的、张望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随时可以向学校报告的人，不会不知道那个被当成盗窃犯的女生，不会不知道她的愿望、她的权利，却长久地忽略了她的痛苦，让她走入绝境，活着还不如死去。
但是，还要好长时间才能明白，还要有好多实例才会明白，我们错怪了那个担任辅导员的人。真正让铁道学院那名女生落入绝境的，是她所在的社会。
那个社会自秦始皇时代开始，有时通过一个皇帝，有时通过官僚集团，野心勃勃地奴役着一切，包括土地与财物、国家与个人。它从来没有完成对奴隶社会的脱离和超越，从公元前到公元后，都把人当成生产工具来使用，绝不肯关怀他们，没有爱惜与尊重，不给予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
于是，社会对人的冷漠，似乎是仅有的选择。
我们活在历史性的一刻
这是法国电影《我在伊朗长大》中的一句台词。
说这话的时候，伊朗小女孩玛琪正趴在窗前，看反对国王的游行者从街上走过，一个大男人冲进来，向玛琪一家人宣布，“我们活在历史性的一刻”。
能够活在历史性的一刻，怎么想都让人兴奋。但是，对于革命者以外的大众，要紧的是这一刻以后的生活，进步还是退步？容易还是艰难？安全还是危险？历史性的一刻之后，超市里的东西多了还是少了？有没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二十世纪之前，不必考虑这么多。现在不一样了，历史性的一刻有各种结果。
那部电影里，玛琪的叔叔安卢是驱赶巴列维国王的反对力量之一，在苏联的大学里读过博士，想把国家引到斯大林主义方向。后来他说了一句台词，“只有靠国家主义和宗教力量，才能把人们联合起来”，他说对了，联合起来就赶走了巴列维国王。再后来，神权控制下，新政府建立，把他抓起来杀了，埋在监狱墙外的荒草丛。
玛琪的奶奶还比较平静，那个年龄的人习惯了生活的不幸。她怀念她的十五岁，可以公开拉着异性的手走路。一直到1979年革命到来前，年轻妇女有就业岗位，穿时尚衣服，外出不用面纱遮蔽面孔。还有，伊朗在中东国家里是富足的，对民众的补贴充足，达到较高的世俗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像西方的国家，但政治制度不像，也不肯改革，国王的权力没人约束，这导致了他的流亡。
新政府的功过是非，要历史学家来分析。而电影中的玛琪，感到的是不像以前自由，走在街上会遇到道德警察，把她穿的衣服、听的音乐都当成西方的颓废象征，西化的垃圾败类，还想把她送进警察局。那部电影里，玛琪的妈妈说，你知道他们如何对付被捕少女吗，他们说法律规定不能处决处女，所以先让那少女同反革命士兵结婚，并在处决前强奸了她。
学校里的课程由宗教老师讲授，讲的是一种新理论：“面纱与自由是同义字，良家妇女戴面纱躲避男人注视，不戴面纱的人是犯罪，死后下地狱。”还有，学校把一把塑胶钥匙交给学生，说如果他们为国捐躯，用这把塑胶钥匙就可以进入天堂，有丰盛的饭菜，美女，黄金屋和钻石。于是，那些不带武器的学生，大步冲向伊拉克人的地雷阵。
这部电影的编剧，是一名伊朗裔漫画家，故事则来自她的自传绘本。她看到了那些学生送死，觉得太悲惨了，但在其他文章描述里，那些学生的死还有另一层原因。编入敢死队用身体排雷的少年们，其父母因为是军官、自由派人士、前政府官员被清洗镇压，自己则受到洗脑，心理自卑和扭曲，竟愿意以死赎罪，幻想着进入天堂。
在不太忙碌的日子，我愿意找一部电影来看，这可能是个好习惯，影响了我的生活。几个月前，搞影视的一位朋友发微信说，他担心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就看不到一些好书了。我喜欢他的说法，却回复说，我担心的是再有好电影拍出来，我看不到了。
有些电影让人印象深刻，会随着某段历史跳出记忆。
比如说，我描述到1979年会想起撒切尔夫人，她那年开始当英国首相，当了十一年。这时我想起电影《铁娘子》，想起饰演撒切尔夫人的美国演员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还想起撒切尔夫人拒绝看那部电影。她八九十岁了，一生还没结束，如果硬要她去看拍她一生的什么电影，尤其是看她患老年痴呆的那一段演绎，真的不厚道，太残忍啦。
英国报纸评论说，《铁娘子》没有完全描绘出撒切尔1979年到1990年在位期间对英国造成的影响。
其实，这部传记电影也没有完全拍出她上任前被称为“欧洲病人”的英国。那些年月，石油价格飞涨，经济危机来临，欧洲告别了黄金时代。英国更糟，到便利店买一瓶牛奶，价格令人咋舌，无休止的工人罢工更让经济瘫痪，成了第一个向国际寻求援助的发达国家。
英国的工人罢工是怎么回事？原来，很高的人力成本使英国产品没有竞争力，与工会的协议又使雇主们找不到低廉的人力资源，这样一来，销量下降导致产量下降，产量下降导致雇主裁员，雇主裁员导致工人罢工，罢工再次提高了人力资源成本，接着是新一轮恶性循环。
电影里，撒切尔夫人的话十分简洁：如果你想改变政党，领导它；如果你想改变国家，领导它。
这位偏远小镇杂货商的女儿当了首相，相信父亲给她的两个信念，一个是英国人需要做实事，需要自强自立；另一个是英国只能靠所有人的双手拯救。在她看来，这是一回事儿，在危机时刻，倡导罢工的工会必须约束，高福利机制必须遏制，所有人必须节省开支，回到工作岗位。
她还相信哈耶克的两本书，一本是《通往奴役之路》，一本是《自由秩序原理》。当时欧洲人的执政理念，倾向于政府更多干预经济，扩大国家福利，但撒切尔逆潮流而行，去除国家管制，出售国有企业，回到纯粹的市场。大胆改革的过程，先有阵痛与牺牲，然后才可能复活，这就是撒切尔夫人的意义所在。于是，她被誉为继丘吉尔之后最优秀的英国首相。
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新政权，英国撒切尔夫人当上首相，本来是相距遥远的两件事，为何同时出现在我篇幅不长的回忆里呢？
这是因为美国记者克里斯蒂安·卡里尔的缘故。
他有一本书，书名有点长，《奇怪的叛道者：1979与21世纪的诞生》。卡里尔认为，这一年历史来了一个急转弯，市场和宗教的双重力量在被无视了太久之后绝地反击，撒切尔夫人、霍梅尼、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等人都开始启动翻天覆地的变革，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崛起以及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出现。
那本书告诉我，1979年启动的大事，不管是好是坏，都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做好了铺垫。这样一来，几件大事应该写在一起，但我先前写了1979年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没让这篇文字特别地拥挤。
即使没有这本书，这些事情也会联系起来。
我还记得电影《铁娘子》里，撒切尔夫人到了老年，感叹也多了，有记者问她，今天怎么看待由极端宗教思想导致的恐怖主义？她想了想，然后说，“我们一直与邪恶同行，只是魔鬼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有耐心。”
年轻时候，话说得比这直率。据说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世界各国的人都在祝贺，只有撒切尔夫人对记者说，我们不要这样的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带来一堆高高的被断头的尸体，站在尸堆最高处的是一个独裁者。
离开眼前现实的飞翔
那是太阳，它的轴在我身上。它光芒四射，完整，正在叫嚷。而那个真正是我的人，那个许多世纪以前的人，那个在烈火中仍然稚嫩，仍然固定在天空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正在走来，俯身在我的摇篮之上，而他的声音，像记忆变成了现实，装作树木的声音、海涛的声音。“你的戒律，”他说，“就是这世界，而她就在你的脏腑里。读吧，努力吧，战斗吧，”他说，“每个人都拿起自己的武器。”然后他摊开他的双手，仿佛一个年轻初学的上帝把痛苦和欢乐造在一起。首先是那七根使劲拧紧的轴线，从城垛的高处解开，坠落到地面。
这是艾利蒂斯的文字，是他的长诗《理所当然》中的一节，描述了创世之初的场景。没有艾利蒂斯的同意，我做了一点改变，让它成了不分行的文字，给写诗的一名年轻人看。其实我只想告诉他，你写的是不是诗歌，不是看你有没有分行，而是有没有值得写诗的内容。
那才是重要的。
现在，你试着理解一下。你试着调动现代人的思维和情绪，加入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事物的方式，理解艾利蒂斯文字中的阳光与黑暗、静穆与喧闹、崇高与卑微、快乐与痛苦，还要学会艾利蒂斯带着诗意的目光，看待生活中的自然与清澈、宗教与救赎、美好与纯洁、使命与良知。
那才是重要的。那些成为诗歌的内在的东西，比分行排列更加重要。
我还想告诉那名年轻人，超现实主义或者其他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不是什么写作方法，并不是有了它就有了写作方式的改变，实际上，它仅仅是某一种理解事物的方式。当年，艾利蒂斯读了艾吕雅一本诗集，忽然有了感觉，可以用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事物的方式，再次理解悠久的希腊传统，让它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发出明亮的光芒。
他做到了。
你现在读艾吕雅的诗集，读艾利蒂斯的诗集，也可以学会超现实主义的理解事物的方式。按照艾利蒂斯的说法，超现实主义是可以用来拯救垂死的世界、至少是垂死的欧洲的救命氧气。可能他不像艾吕雅那样成为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写作者，仅仅是超现实主义的观察者，使自己走出传统理性，获得解放，获得一种宗教的复活。
你想试一试吗？
我曾经迷恋艾利蒂斯的诗歌。
虽然他在1979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直到八年以后，中国大陆才出版赛弗里斯与艾利蒂斯的诗歌合集。在此空白的时间里，我只能把散见的艾利蒂斯诗歌抄录下来。
1985年春季，我与一位女士旅行结婚去了北京，投宿在诗人王家新的家里。那天晚上，我找到一本民刊《今天》，有赵振开即北岛的一篇小说，还找到一份香港杂志，有黄维梁译的《疯狂的石榴树》。艾利蒂斯的这首诗，我已有了两个中文译本，袁可嘉的，李野光的。同一首诗歌，读到了第三个译本，仍然让我兴奋不已。
当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
用雪白的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在梦的边缘上游荡，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出其不意地把亮光照到她们新编的篮子上，
使她们的名字在鸟儿的歌声中回响，告诉我，
是那疯了的石榴树与多云的天空在较量？
比较我看到的三个译本，这一节还是袁可嘉的译本好。那些词语并不平庸，鲜活和清新，充满了生命感，有我理解的艾利蒂斯的光明和清澈。我还喜欢这个译本的最后一节，读起来很顺畅：
在四月初春的裙子和八月中旬的蝉声中，
告诉我，那个欢跳的她，狂怒的她，诱人的她，
那驱逐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的人儿，
把晕头转向的鸟倾泻于太阳胸脯上的人儿，
告诉我，在万物怀里，在我们最深沉的梦乡里，
展开翅膀的她，就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吗？
我想知道，对于艾利蒂斯来说，“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是什么？
任何时候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年月，任何地方都不是诗人写诗的最好环境。
艾利蒂斯遇到的也不是，大约是1945年到1959年，他曾经有十多年没有写诗。
这像太阳收回它的光线，像木柴怜惜它的燃烧，像膝头受伤的少年，头发剪短了，梦也剪短了。我还想知道，停笔不写的诗人，你在你的时代看见了什么呢？
在重新回到诗歌状态的《理所当然》，艾利蒂斯回答说：
——我看见那些一度骄横的民族已经沦于虫蚁的腐草之中。——我看见商人们从他们自己的尸体收取利润。——我看见外面的一切都在燃烧，所有的罪恶都在横行。——我看见人们硫酸般的怒火深处，诗人们不过是供人试验用的豚鼠，心中的一切都已经变成美丽的废墟和余烬。
几代人拉着他们的犁走过荒凉的大地。从人类内心诞生的风暴来了，开始扫除天上遗留的古老星辰。同时，统治者们把人类当成商品，人们生活在尸体的恶臭之中，黑暗像一个深坑张开大口。
有所预见的艾利蒂斯，甚至看见了未来，看见植物与花卉的漫无休止的革命。
诗人还能看见什么？
所有的工厂空无一物，荒年再度到来并毫无生气，每个人心中都不会有多少愉快的事。第一滴雨淹死了夏季，那些诞生过星光的言语全被淋湿。我们的手还伸向哪里？我们的眼睛还瞧着哪里？我们被遗弃了，完全遗弃了，为你那死寂的意象所围困？
艾利蒂斯也曾大声地说，尽你所能把自己镌刻在某个地方，然后再大方地把自己磨掉。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诗人有什么用呢?对人类来说，不幸得很，年代一直是贫瘠的。
在离艾利蒂斯很远的地方，年代也很遥远了，中国诗人们的处境同样不好。我看见我自己，也看见一些年轻人不再写诗，我们在语言上的才华无法安置，我们内心的生活，比写诗过程中的痛苦还要痛苦。我们不再哀叹了，但我们的血无缘无故地衰老。
那么，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可能有两种提出方式：一、艾利蒂斯还为什么回到他的诗歌？二、艾利蒂斯为什么不回到他的诗歌？
他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在潮湿的泥土里，我们的灵魂继续生长。洁净的碧空中的光明，和我们体内从未见过的音乐，仍然把我们这些悲哀的行旅者和世界捆紧。
他描述说，我们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提防着新的杀机。只要你还在，死亡就无法把我们打翻在地，只要别处还有风，只要别处还存在一片绿原，我们面对的不是死亡，而是秋天最小的雨滴。
尽管生活中还有善与恶，诗人还要全部承受下来，为一种值得争取的生活付出代价。这就是艾利蒂斯的《理所当然》对现代希腊精神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以及随后十年混乱局面的描述。它是肘部搁在记忆上的酸痛的支撑，是写作者在黑夜和悲伤之后的苏醒，是所有事物达到终极之点时的交汇，然后变成看不见的音乐，变成壁炉里的火苗和墙上巨钟的嘀嗒声，变成一首诗歌，一行接一行写了出来。
诗人为什么写诗，这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愿意面对混杂的世界，诗歌不仅可以纯洁你的视觉对象，还可以纯洁它的写作者本身。
1979年，因“他的诗以希腊为背景，用感觉的力量和理智的敏锐描写现代人为自由和创新而奋斗”，艾利蒂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的授奖辞说，他看着具有光荣传统的希腊，它的群山，那些高峰的名字使我们想起人类精神是多么崇高；它的水域，爱琴海几千年来将珍宝冲上陆地，让西方收集起来引以自豪。在他看来，在眩目的阳光下，在波涛翻卷的海滩，这个希腊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话。
那是离开眼前现实的一种飞翔。
一千年乘以一万年
愉悦之事到来，无论怎样意外，也在我的想象之内。可是，那些我想象不到的、本来不抱期望的事情，如同一本书里说的，是我们无权奢望的生活。
一个多月前，我来到海滨城市读大学，第一次闻到海风的味道，那种贪婪的劲头好比小熊闻到蜂蜜，一心想把它占为己有。我也感受到海风吹来，敞开衣服，身上的亿万毛孔都被打开。这让我相信，我与大海有许多世代的缘分，我确实是为了大海，才找到这所大学的，而我的四年大学生活，会像海涛一般，在平稳的水面鼓荡起来。
到海边去，不过是抵达了我的想象之地，此后降临的一件事情，却是我无权奢望的。
那一年，有句话在所有的报纸上流行，说人的实践能够检验真理，于是，我的大学联系了一批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去处，其中就包括海上运输公司的一个船队。那天碰巧是我最先看到了名单，心扑通扑通欢跳起来，太棒了，我要去那个船队，跟一条货船出海航行，还要当几天名义上的水手，见识一下海上的风浪。
出海航行的时刻到了，可是没风，海很平静。
许多大船停泊在港口，挂着旗帜，并没有风吹着它们，把它们像火焰一样高高扬起。不仅没有风，也没有帆缆，那是一些烧柴油的货船。这与我印象中的航海船舶大不相同。这时我才发现，此前在我头脑中漂浮不停的影像，在我耳边吱吱响着的帆缆，都来自于古代的海船，与眼前的一切隔着挺长的距离。
我登上了其中一艘。它的名字由所属公司的简称和编号组成，不好听，不漂亮，也不浪漫，但这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我的心里期待出航的汽笛声响起来，早一点离开港口，还期待大海不要太平静。要是遇上暴风雨，尝一尝颠簸和晕船的滋味，就更好啦。
印象中的航海，比如古希腊前去夺回海伦的船队，大清朝多次下西洋的神秘船队，或者其他的什么船队，都曾经有帆缆在空中吱吱地响，都曾经遇到暴风雨和巨浪。
第一次出海，我怎么总是想起这些事情？不能免除心中的恐惧？还是渴望成为英雄？
如果我没有被风浪卷入大海，没有葬身鱼腹，那会是我以后许多年里最好、最深的记忆。
一个小时之后，值班水手领我来到货船高处，然后留下我站在那里。他去了他的位置，比我更高一点，可以瞭望远处的船只。但没有多大一会儿，那些船只都不见了。就是说，海里只剩下我们的船，有些孤独。
我的孤独感是这船告诉我的。
把这条船叫作我们的船，是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心里更踏实一些。实际上在登船之前，从船长到水手，我并不认识其中的一个。
坦坦荡荡的海，孤零零的船。一只黑白相间的鸟出现了，修长的翅膀善于滑翔。它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为什么在海上盘旋呢？我不知道。
我看见海水的颜色比岸边深了不少，这让船首分开的海水变白，对比鲜明，挺像风景。
头脑里最初的比喻，是我们的船像田野上的犁，犁开大海的水面。接下来看到船尾的水浪在远处平息，又觉得大船像衣服上的拉链，再想一想，就没有更好的比喻了。
船还在向前走，已经看不到我离开的岸边。
后边看不见岸了，前边也看不见岸。
这浮动的海水，承载着船和船上的人，并不比陆地更让人踏实。比如说，虽然船上有足够的淡水和食物，并不比一辆马车孤零零地跑进沙漠更让人踏实。在理论上，所有的船都是可以沉没的。
第一次出海的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都这样想么？面对大海，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不自觉地回归平静，回归到内心深处的寂寞和惶恐？我觉得，我的感觉消失了，听不见海浪的喧响，闻不到海风的咸味，愣愣站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像。
我喜欢这句话，后边看不见岸了，前边也看不见岸。以后如果我写诗的话，会把这两句写进去。
汉语中有一个词叫环顾，说的就是我现在的样子，目光慢慢旋转了一周，什么都没有看见。没有想象中的船队，海面上只有我们的船，那只黑白相间的鸟也飞走了，只留下它盘旋过的巨大空间。
这时候我失去了参照物，所有的方向都是一个方向，地平线连成一个圆，遥远而清晰。不用说，那是水与天的连接处。
很容易就会发现，我的位置是圆心，没有偏差。我对自己说，你是在世界的中心。
头一次知道，没有陆地，你的目光就没有遮挡。你望向远处，远处也望着你，这感觉挺好的。
十多个小时的航行，一个下午加一个夜晚，货船到了它的目的地，山东省最东端的浬岛。
在这之前我已经醒来，想看一看海上日出。可那一天是10月6日，秋分已过，没等太阳升起，货船已驶向港口。那是在黎明时分，后一分钟比前一分钟看到的更多。海雾不浓，让我看清了周围的地势：除了向海的一面，它被山围拢，形成一个避风的港湾。
船要卸货，然后装货，天黑时离开。吃过今天的早饭，太阳已升到山顶，船长告诉我，可以到岸上走一走，风景还不错，但是，下午六点前一定登船。
离那艘货船不远，有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正把一个很小的鱼钩沉向水里。他的脸上手上，有被太阳晒过的健康肤色，有被海风吹裂的细小创口。凝视着他，有一种担忧慢慢占据我的心头，他会在这个海滩上长大和变老，他的肤色会越来越深，那些创口会越来越多。这就决定了我登上陆地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看他钓鱼，和他聊天，然后画一幅以他为主体的海港写生。
还记得那天我向他借了他自己制作的鱼竿，放了他带来的那种饵料。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钓鱼。晚些时候，有一条鱼被我拉出水面，它又细又小，比男孩子的小手指还短，比一根火柴粗不了多少，它的嘴小得几乎不能看见。事实上，那条小鱼是从它的腰部钓起来的，还可能是人类从海里钓到的最小的鱼。
我在浬岛停停走走，到了登船时的日落时分，已经知道了浬岛的很多事情。
这样一来，当货船缓缓驶出海湾，那些被天光和渔火一同照亮的海面，让我的目光迷离。
我看到了时间，在这里的海面上晃动不已，并且是这里的真正主人。如果有人面对大海，说它是涨了千年的潮水，那只是人类能够理解的时间长度。而它，从大地与水分开的时候就有了，比一千年乘以一万年还久，比一万年乘以十万年还久。
人类来到它身边的日子，实在短得可笑，而人由于自以为是，充满了荒谬感。古代的一名领袖人物，曾经来到浬岛附近，把那里的一个地方叫作“天尽头”。据说，他朝着像是创世女神靴子的山石不停叩拜，有人数着，他叩拜了十五次，后来他的王朝存活了十五年。
还有，在我从浬岛走后不久，也有一名领袖人物去了，还留下了题写“天尽头”的墨迹。此后不久，他的命运转变，不再是领袖人物。再过一些年，又一名领袖人物也去了，把“天尽头”改为“天无尽头”，希望好运气长久一些。
再过一千年乘以一万年或者更久，这里只剩下时间，在海面上晃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