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特别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在密闭空间与在开阔环境下杀死一只蚊子的区别引发的关于道德、法律、战争的思考》，由于涉及许多专业知识，知道自己写不好，但后来想想，或许可以把这个想法写成小说呢。比如一只蚊子有没有死的必要，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杀死它是对的或者道德的？那什么又是对的呢？道德最初为何会产生？保障个体的生存与保护集体的秩序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战争的正义性是不是等同于在室内杀死一只蚊子？那正义与非正义是不是显得模棱两可了？这些东西很有意思，但同时也非常严肃，因为怎么能确定那只蚊子不是我们自己？小说也许解决不了问题，但小说带来的思辨本身值得着迷。

《我和刘波》主要讲的是“我”在刘波的葬礼上遇见另外一个也叫刘波的人，然后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各种试探互相揣测，这种模糊的东西构成一种张力，两个活人和一个死去的人共同完成这个小说，以刘波高中同学王二丫的口吻讲述。

刘波本来是不用死的，至于后来怎么死了，可能因为当时和某位朋友把问题谈崩了，具体什么事情我给忘了。反正我俩经常谈崩，崩的多半是我。我本来想写他，但写着写着就不是他了，除了部分对话的细节还能考证以外，比如他要把遗体捐给中国作协。截图小说的开头给他看，我说，你看我把你给写死了。他说，没事啦，好歹死后我结婚了。后来，便有了这篇创作谈的题目。许多人认为“死”在文学中是一种偷懒，可能觉得有更多种别的方法来增加小说的戏剧性。有人劝我能不能不要总“杀人”，但还是一意孤行让主角死了。也许可以把死看作一件平常事，和吃饭睡觉差不多，谁都有那么一天，所以刘波一出场就预先死掉，但愿他能超越里面的一切活人而存在吧。

另外一篇叫《表哥杨日》。家庭聚会时发现表哥少了一根手指，似乎每个人都不在意这件事情，他自己也始终没有提起这根手指的来龙去脉。“我”或许感到很好奇，但选择不问。在最后照全家福的时候，“我”突然说：反正也不影响你打飞机。他没有搭理“我”，但也许他其实是听见了的，当那只隐形的苍蝇从嘴里飞走的一刻，好像整个世界稍稍放松下来。

小说贯穿了“我”和杨日的成长经历，两种形态的儿童最终奔向两种可能，又有些殊途同归的意思，不能说哪种教育方式就一定好或者不好，每个人的未来都是复杂和朦胧的。同时我渴望展现独生子女这一代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与大家庭之间的矛盾和亲疏。结尾部分，当全家福快门被按下的一刻，那种亲密的存在应该得到肯定，哪怕过后可能会烟消云散。

生活属于管中窥豹，但是只蛤蟆也说不定。如这篇创作谈开始时提到那样，我希望用蚊子的视角切入世界，就没准备展示全貌，能写写一只蚊子的世界观我就挺知足常乐了。一只蚊子的声音可能是微弱的，但不能假装它没有发出声音。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一蚊子，说不准哪天被拍死在谁的大腿上，所以每一次嗡嗡对我来说也算是活着的内容。当然还有一群蚊子的问题，相处有相处的好处。一位作家朋友问我，与你周围的人经历不同，他们能理解你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他们为什么要理解？一段关系的深度取决于理解的程度，但在搭建关系时理解不作为第一性，尊重才是。

王小波说过，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我很认同这个，尽管我一定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十分有限。如果一个作者写小说还在考虑别人怎样看他，那确实很可悲了，因为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洞见，倒是缺少改变事情之能。我来到这世上二十一年，也见过一些事情，过去不care这个世界怎么认为我，现在和将来依然不care，很少有什么是特别必要的。我只关心如何能把小说写好，这是我自个儿的事情，和别人无关。

写小说算是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不管写什么，希望自己的小说别太无聊。没什么理由非得让人读罢之后痛苦，即使写的是痛苦，但开玩笑绝对不是目的。我中意王小波，他的小说是这样，我也喜欢《局外人》那样的，他们是很现代性的，是小说中好样的。另外，很多人质疑严肃文学这个概念，首先怀疑本身还是可敬的，但我以为有这个概念比没有要强。如果有人能跳出来重新定义和丰富这个概念，在拥有好的过去（所谓优良传统吧）同时拓宽其边界，我想，这个比怀疑更有效。

死亡的主角是心态吧，维持主角的自我认同和立场，同时放弃一切活人的优越感。以上是我对小说和生活的理解，非常感谢培源百忙之中为我写评论，感谢吴玄老师的约稿，以及2015年每个在写作上不吝帮助过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