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成就感”在顾拜妮的小说《请你掀我裙摆》中频繁出现，几乎成了这篇小说的题眼。小说讲的是“我”对成长的渴望以及此种渴望最终被消解的故事。小说中的“我”只有十二岁，却想长成如姐姐那样的尤物。身体意识的觉醒使得“我”对姐姐的裙子充满占有欲。“那是一条紫色的肩带上缀着小小白花的连衣裙，裙子的裙摆很短，但如果穿在我身上的话长度应该正好。我无法忘记裙子表面的细微褶皱，以及手指触及时感受到的那种刻意而为的颗粒感。”而在喜欢上一个小男生之后，“我”更加迫切希望穿上裙子，好让小男生来掀一次裙摆。这便是主人公认为的“伟大的成就感”——“那伟大的成就感，为了对抗生活的百无聊赖值得冒险一试。”但后来“我”的计划落空了，“伟大的成就感”在“我”偶然撞见姐姐与男人发生关系之后分崩离析。“我”最终在一次大雨中迎来了经血，不可抗拒地完成了成长的仪式。

如果说刊于《收获》2014年第5期“青年作家专号”的《请你掀我裙摆》总体上还稍显稚嫩的话，那么在《白桦林》中，无论语言、叙述节奏还是整体架构，顾拜妮的小说技艺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白桦林》刊于《收获》2015年第5期。时隔一年，顾拜妮的小说从对“成长”的片段式速写，迅速蜕变为糅合着死亡、故乡、逃离等主题的素描。在这则短篇小说里，顾拜妮将“吴镇”纳入到叙述视野，承接《请你掀我裙摆》，小说依旧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李稚是个在吴镇舞厅看场子的姑娘。《白桦林》的故事便围绕“我”（李稚）与死去的苏生哥以及廖智展开。“白桦林”是个中心意象：既指代一首名为《白桦林》的歌，又指代吴镇的舞厅。在“我”的主观意识里，苏生哥并没有死，只是失踪了，或者去了别的城市，但在廖智看来这只是李稚虚妄的想象。廖智对“我”说：“跟我离开这儿，永远不要回来，不要继续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歌曲《白桦林》讲述了女人对死于远方的爱人的思念，在小说的情景中，这首歌便与李稚对苏生哥的等待与悼怀构成互文。“消失”（或者说死去）的苏生哥是缺席的存在，他出现在“我”的回忆中，变成叙述中“虚”的部分；而廖智则代表“实”的部分。这个重返吴镇（故乡）的年轻人希望“我”和他一起离开。《白桦林》讲了一个三角故事，然而这个三角关系却是极其不稳固的。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共处同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既有实在性，又有精神性。换言之，小说借助三角关系指涉了深层的——“离乡/归乡”——的城乡问题。“一路上见到很多正在施工的新建筑，吴镇正秘密地隶属于紧邻的省会城市……吴镇将会成为省会的另外一个新区，不再是落后的小镇。”小说结束于吴镇的拆迁，舞厅“白桦林”也将因此消失。借助这篇小说，顾拜妮确立了小说潜在的叙述结构，它承载了下文即将分析的“死亡意识”。

从《白桦林》再到发表于《山花》2015年第11期的《清明，清明》，以及本刊《西湖》“新锐”专辑的两则小说（《我和刘波》、《表哥杨日》），“死亡意识”一直幽灵般萦绕在顾拜妮的小说中。这种沉重的意识经由第一人称的“我”以戏谑、冷幽默甚至是自嘲的口吻叙述出来（顾拜妮的几则小说皆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其造成的反讽效果更凸显出死亡意识强大的弥散能量。

《清明，清明》延续了《白桦林》的三角叙事，小说的主体部分讲的是某次外出到水库野炊，“我”与徐烨趁机在车里偷情，而与此同时，一同野炊的女孩子刘宁却意外溺毙的故事。小说由“我”在清明节这天给刘宁上坟而遇见徐烨讲起，沉重的往事在回忆和现实的交织中行进。小说也因此获得某种缺席和在场之间的戏剧性张力。自始至终，小说都隐约透露出“我”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一方面关联着死亡，另一方面也和小说的不确定叙事相关。小说并没有明确指出刘宁溺毙的真相，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白，同时也是小说文本亟待填补的一项叙述空缺。“那时我感到伤感，很不理解，人怎么能永远待在一座局促的山丘下面呢。每次站在老家门口那条暗黑的河流前，都会忍不住想象已经不存在了的人们。……有些时候真的很害怕自己也会顺着那肮脏的河水流走，和提前熟透落入水里的枣一起。”、“刘宁的墓旁开着一种淡黄色的小野花，还不难看。”——以上引用的，间接或直接触及到山丘、河流、墓地这些与死亡息息相关的意象。而清明节上坟也就不仅仅是悼亡仪式了，它更多承载着主人公内心的负罪感。

《我和刘波》还有《表哥杨日》作为顾拜妮近期的创作，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或许更能检视顾拜妮短篇小说创作的肌理，这两篇小说讲的故事不同，但它们都指涉了人生的“存在”和“缺席”。

《我和刘波》的叙述始于刘波的葬礼，父母给刘波安排了阴婚。“刘波的葬礼看起来很冷清，他爸爸给他娶了个阴配姑娘，活着的时候是个护士，未婚，居然是宫颈癌死掉的。”这样的葬礼仪式显得荒诞，又铭刻生活的真实。刘波的葬礼“采用他们家乡传统的土葬方式，今天的葬礼亦是婚礼”。“我”在葬礼上遇见另一个和刘波同名的老同学，叙述也由此延展开来。在这里，顾拜妮式的不确定的三角叙事再次浮现。这次缺席（死去）的刘波（小说中叫“刘小波”）成为“我”和同名者（小说里他被称作“刘大波”）共同的回忆对象。这种叙述方式和《白桦林》、《清明，清明》异曲同工；《表哥杨日》用的依旧是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围绕表哥断了的那根食指，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我”回忆起表哥的初恋以及表哥和表嫂相恋、结婚到离婚的人生经历。小说开篇借用了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暗店街》：“我什么也不是。” 小说的主体部分就围绕着我对表哥因何失去食指的猜测得以进行，而过去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穿插进行，组成了这篇小说看似松散实则密实的叙事肌理。表哥从小是家族的正面教育典范，而“我”则是反面教材，二者的落差随着各自的成长得到了弥补甚至颠倒，表哥的婚姻是失败的，而我对自己的存在、生活的意义也感到“无意义”——在这点上，表哥失败的人生成了我追寻存在意义的一个镜像。《暗店街》也变成了这篇小说超越日常叙事的一个深层的“互文本”：“再次想起莫迪亚诺在《暗店街》里说的：我什么也不是。否则我是什么呢？我想知道自己是什么，但又不知道知道以后能有什么用。我觉得表哥是朦胧的，自己也是朦胧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在某种意义上。”表哥那根断了（缺席）的食指不断提醒我人生意义的“在场”，让我意识到“一切都是朦胧的”，我们的存在究竟有何意义？

顾拜妮的小说聚焦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其中情感纠葛、性爱和沉重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她的三角叙事不过是表层形式，其深层的叙述动机或许是她的“镜像”意识。在这几篇小说中，“镜像”总与死亡相伴相生：死亡成就镜像叙述，镜像叙述折射了作者的死亡意识。借助以上的分析，我们大体勾勒了顾拜妮短篇小说的整体风格。她的小说语言隐约透着王小波的影子，叙述也有着鲜明的口语化倾向，这就使得小说在讲述悲恸时呈现某种“远观”的效果，从而拉开主人公的行动与死亡意识间的裂隙。这道裂隙愈大，小说透出的美学效果愈明显。在描摹细节、对话、人物内在心理方面，顾拜妮有着优于同龄人的老练和成熟，但在小说内在精神的勘探上，还有迢迢黑暗等待着她去昭示。我们有理由相信，顾拜妮会沿着她开拓的路径，在小说的疆域走得更宽更远。